电子政务何以改进政府问责——ZZIC创新实践的案例研究
摘要：以ZZIC电子政务创新为案例研究对象,从政府创新的角度探讨了电子政务对政府问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科层制和碎片化行政的体制情境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的解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对话机制改进政府问责。借助于解耦机制,地方政府可将外部问责嵌套于上级问责之中,兼顾"对上负责"和"对外负责";借助于信息披露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来增强问责主体的参与程度,将公众诉求转化为问责压力;借助于对话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提升政务运行的回应性来保持问责活动的频度,提升问责事项的解决效率。研究发现回应了以往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否改进政府问责"的争论,提出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来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嵌入式问责体系,深化了对电子政务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启示。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摘要：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公众参与行为及效果——基于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案例的研究
摘要：为了探析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中公众的参与性及其与公共部门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效率,选取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为案例,以其2013年公开的134610项公众参与记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众参与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对话效果。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大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被动诉求,参与层次较低,虽然公共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率较高,但回应质量却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监督而无法得到保证,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对话关系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功能未得充分挖掘。研究归纳了城市公共服务中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三种对话关系,并提出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推进公众与公共部门间形成"理想对话关系"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建设。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环境信息披露——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摘要：为了考察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内在机理,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利用A股重污染行业268家民营企业数据,运用中介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补助在政治关联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政治关联能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民营企业所需的资源,民营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是一种自利行为,本质上是从政府手中获取资源,政治关联仅仅为政府与企业的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换提供了通道。本文的研究成果拓展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深化了对于政治关联的认识,为环境治理和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民营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还处于起步阶段,受限于此,本文样本数偏少,无法进行面板数据的研究。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理解“闹决”现象的二维框架
摘要：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中,公民怎样才能推动党和政府出面来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实施权威性行动?从内容上讲,形形色色的"闹决"现象实质上是一个公民参与的信息支付如何激活党和政府的权威性行动的问题。本研究以"闹决"现象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探讨了公民主体的信息支付与党和政府的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归纳并描述了信息支付的过程、特征以及行动者的激励,接着分析了权威性行动的信息结构和基本类型,继而考察了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四种匹配关系,最后揭示了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多种紧张关系。本研究致力于理解"闹决"过程中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方面,从而为思考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摘要：对公众幸福指数测量结果进行数据结构分析,本文旨在探究幸福感高于满意度的原因,以及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在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不仅与模型所包含的个人及家庭、社会、政府、自然环境、评价技术等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更是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置于公共管理的视域,政府善治仅为公众幸福一个维度,政府与其不断提出更多的"幸福承诺",不如转变理念、优化职能、放松管制,激活民间活力,让公众真正掌握自身的"幸福权"。可交易许可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和移植——以公共住房政策为例
摘要：可交易许可模式尽管在公共管理的多个领域已得到了应用,但在实践中呈现为碎片化状态。为了进一步探讨该模式的基本架构、应用条件和运行规律,本文采用跨案例聚类分析方法,将分布于土地管理、公共住房政策、排污排放管制、交通管理、能源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统一纳入可交易许可模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主要是基于Cap and Trade模式的设计理念,使行政管制或政府补贴市场化并脱离直接的干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混合式的管控工具,设立可交易许可是对自发市场和市场失效的一种进化和纠正,具有权利细分和特权显化的作用。可借用人工市场体系积累的智慧成果,将可交易许可模式移植到多个领域比较方便。研究认为采用许可交易能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容易共存,对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论文最后以公共住房管理为例提出了政策建议。参合更高档次的医疗保险能促进健康吗?——来自城乡医保统筹自然实验的证据
摘要：在一份最新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相比于没有医保,参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在我国医疗保险已基本做到全覆盖的背景下,研究居民自由选择参合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是否能促进其健康水平,将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借助太仓市和宜兴市医保统筹进程中的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如下: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显示,依从者由居民医保(低档次医保)转为参合职工医保(高档次医保)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工具变量分位数处理效应显示,参合更高档次医保对健康的促进效应随着健康分位点的提高而提高。该结论表明参保自选政策具有正健康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在城乡医保统筹进程中,应给予居民更多自由选择空间。不过,在本文识别过程中,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可能并不是完美满足的。谁更愿意延迟退休?——中国城镇中老年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延迟退休问题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利用2011年全国28个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中老年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程度,并区分了包含无休止劳动意愿和排除无休止劳动意愿样本的延迟退休意愿。实证结果表明,当考察排除了无休止劳动意愿样本的延迟退休意愿时,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不愿意延迟退休;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健康状况对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了解公众的延迟退休意愿,为如何开展退休年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摘要：本文厘定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将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研究方法引入政策分析领域,并根据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特性,对相关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拓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以及对大样本量、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变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政策过程的主体合作网络等公共政策研究问题。并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对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进行了研究示例,可实现对质性研究的判断进行补充、验证与完善,可进行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差异的文献量化研究——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
摘要：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中央政府政策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政策则更具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其不同的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时间、机构和内容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以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搜集整理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基于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文献外部属性特征分析,以及文献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别挖掘,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产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政策差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产业主管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影响了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可应用在其他产业政策差异的分析上,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公共管理学报》投稿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