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
摘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国家民族建构运动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之下,跨界民族对国际关系以及一国内部事务尤其是边疆公共事务治理,造成了较为复杂而重要的影响。而在公共事务治理研究中,对于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这一特定区域和群体的研究是较为欠缺的。本文首先结合统计数据对我国边疆跨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其次对跨界民族跨境交往的成就与问题进了归纳和总结;最后基于我国跨界民族和平跨居的主流趋势以及跨界民族事务的主要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认为,政府应转变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传统模式——族际主义的一元治理模式,尝试构建基于边域的区域主义的多元治理模式。本文的创新在于,基于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结合跨界民族事物与问题的实证分析,构建了边疆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从而丰富了边疆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边疆治理能力的建设与提升。政府间组织学习与政策再生产：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
摘要：政府间的组织学习是政策扩散的微观机制,也是政策知识转移、吸收与内化的政策再生产过程。文章以＂城市网格化管理＂政策为例,对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及重庆市某区＂网格化社会防控体系＂三种再生产形式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并非被动地移植政策原型,而是将其作为知识起点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改造。政府组织在技术导向学习与社会导向学习之间的复杂选择导致＂再生产＂的政策在具体形式和改革力度两个维度上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政策原型。而这种学习选择与政策再生产偏离受到三种具体机制的影响,即问题研判机制、不确定性规避机制与资源动员机制。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于整个组织学习过程,使得创新政策本土化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地方治理绩效与制度变迁导向。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引入组织学习视角,展现政策扩散过程中＂再生产＂政策的变迁样态和影响学习的微观机制;局限在于由于缺乏其中部分案例的一手调研材料而影响到分析的深入程度。政策论坛：未来我国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基于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变迁的案例研究
摘要：萨巴蒂尔在其倡议联盟理论中提出,政策论坛可成为推动政策学习并引发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为验证该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使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倡议联盟框架为主要分析工具,通过对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变迁过程的解析,发现上述理论假设在我国同样适用,并进一步将其发展变化的逻辑过程清晰呈现,即：政策论坛通过推动政策学习导致双方信念体系改变,进而引发政策变迁,整个过程遵循＂政策论坛-政策学习-信念改变-政策变迁＂的逻辑路线。政策论坛作为政策变迁的驱动力有可控制、能吸收多政策主体参与等方面的优势,可为政府的政策发展、政策创新以及一些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当然,政策论坛也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如良好的社会基础、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理念及特殊的公共问题。当前政策论坛在我国的适用范围比较有限,但未来应是推动我国政策变迁的重要力量。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及其效应
摘要：研究政策冲突中的政府行为选择,不仅为规避冲突、实现政策协调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更为我们验证政府行为机理的理论预设提供了恰当的观察＂视窗＂。通过对不同位阶政策冲突、同阶政策冲突以及同一政策内部冲突中地方政府选择策略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现有的政府行为逻辑解释框架。主要观点是,相较于＂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回应型策略主义＂在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自主性和回应性之间找到了平衡,更为准确地概括了地方政府因时、随势而不断调整政策选择策略的行为逻辑,提供了获得地方政府选择逻辑＂全景式＂解释的可能。这种选择逻辑带来的负效应在于政策排挤和政策异化,片面追求上级确定的优先战略目标,呈现出中心任务压倒一切、结果至上的排挤和异化倾向。研究的局限在于它只分析了不同位阶对政策冲突的影响,缺乏对不同政策类型、政策领域这些变量的考虑,还存在案例分析所固有的＂以偏概全＂的危险。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
摘要：理解社区层面的治理,关键是探究其背后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已有对社区治理结构和过程的研究,虽然已经从＂社区内部互动论＂过渡到＂内外互动论＂,并且逐步引入＂政府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但是并未明确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也难以关照治理过程的细节。本文通过对台北市的案例研究,运用合作治理的框架,探讨台湾城市社区治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形＂结构,这种治理结构隐含了对＂制＂治理结构的＂反动＂。它着力打破或限制了＂恩庇关系＂对社区的影响,也力图将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腾出更多空间。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研究
摘要：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不但应当综合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而且需要明确地界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但是,由于学者们普遍将注意力聚焦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客观资源而忽视了主观态度的测量,因而国内学术界尚缺乏建立于社会福利态度基础上的需要满足路径研究。本研究从此议题出发,利用ISSP国际数据库和3279人的实证调查,对中外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做出了全面的探讨,并发现中国大陆本土化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强诉求性＂与＂弱保障性＂的二元特征,社会福利态度与东亚福利体制的福利供应特点相吻合,且在形成机制方面主要以个体资本因素为主,与福利获取因素的关联度较低。研究建议,未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应当进一步关注本土化的民众诉求,尊重社会福利态度的现实特点与演变规律,积极形成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发展路径。社会医疗保险财政补贴增长及可持续性研究——以医保制度整合为背景
摘要：随着医保制度城乡统筹的推进,以财政补贴为主要筹资来源的新农合和居民医保两大制度筹资水平的增长将对财政形成持续的压力。本文基于医保制度整合的背景,综合人口结构转变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因素,运用保险精算方法对未来三十六年的人均筹资和财政补贴增长进行了测算,并对财政补贴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两项制度的未来人均筹资和财政补贴总额都将持续增长,尤其在制度整合完成之前增长更快。尽管如此,现有的财政补贴政策依然是长期可持续的。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建立公平和可持续的财政补贴机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财政补贴标准应当体现城乡差异和进一步突出年龄差异,补贴总量需要实现从新农合向居民医保的重心转移。同时,为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责任应当制度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的出资责任。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相关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不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鲍莫尔“成本病”与“以药养医”：中国社会医疗成本快速增长
摘要：本文目的旨在探究中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原因,指出医疗管理制度缺陷对社会医疗成本上升的影响。通过构建中国医疗行业的＂鲍莫尔成本病＂变量,提出行业中＂以药养医＂的变量,采用2002—2011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鲍莫尔变量＂和＂以药养医＂变量对医疗成本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因素分解方法发现,鲍莫尔＂成本病＂贡献了医疗成本上升的8%~22%左右,而＂以药养医＂机制中住院率增长和过度用药上升导致了医疗成本上升5%左右。研究拓展了以往政策性研究对医疗成本上升的解释,并为医疗行业的成本核算制度、成本信息披露制度,以成本控制为医院绩效考评关键指标的激励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实证证据。人力资源、税收、所有制与企业年金参保——基于家庭金融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截至2013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参保职工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的比重仅为8.50%,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2）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3）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干部和职工在参保方面更加公平。这表明：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制定职工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商会的内部分化：社会基础如何影响结社凝聚力
摘要：本文讨论了商会内部基于企业权势而产生的分化。对两个商会的个案研究显示,强权势企业、弱权势企业与无权势个体户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模式不同。强权势企业基于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能够与地方政府直接商榷,倾向于绕过商会;弱权势企业则需借助商会编织社会网络,以获得政策优待与资源,更倾向于卷入商会;无权势个体户则不愿负担与政府维持密切互动的成本,疏离于商会。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供结社的要素,但也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利益与行为的分化。当前的商会体系并不能处理这种分化,试图将它们都聚集到同一个社会组织中,破坏了组织凝聚力,阻碍了制度化利益传输渠道的形成。与以往焦虑于商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位置的研究不同,本文将视野下移,讨论了社会基础如何型塑结社的内部特征。作为建构性的个案研究,本文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
摘要：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最基本手段之一。为探究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中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986个样本农业生产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识别。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受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文章提出：政府应定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相应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其对农产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农药施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进程。风险放大、集体行动和政策博弈——环境类群体事件暴力抗争的演化路径研究
摘要：近年来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危害公共安全,还凸现社会治理危机。本文在社会与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下,以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抗争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社会冲突的产生和演变来展开研究。在阐述环境风险型群体事件和污染型群体事件的暴力抗争内涵之基础上,指出群体风险放大是环境类群体事件暴力抗争的逻辑起点,而暴力抗争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不满情绪的形成、持续发酵、焦点事件和冲突与对抗等四个阶段。民众与政府之间通过政策博弈,最终使社会冲突得以解决。论文得出三点启示：塑造风险沟通的新型合作关系,有利于避免环境风险的过度放大;对于社会冲突的管制,必须从压制式管理向回应型治理模式转变;建构相互信任的风险文化,有助于破解环境类项目的发展困局。这些结论为化解矛盾、避免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提供有益参考。决策与风险源：社会稳定源头治理之关键
摘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针对决策的后果带来社会不稳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预测与分析,实现源头防治。依据决策理论,探究决策与风险源的关系。在当下中国决策过程的典型事例进行比较与剖析基础上,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决策结构的变异、决策过程的碎片化、政策变迁过于频繁、政策缝隙过大等五个方面来研究决策与风险聚集的关系。应对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大规模高风险的社会不稳定的关键点是推动决策过程的转型。在发展型国家的框架内,建构良好社会秩序的决策制度安排是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问题。在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实践中,其选择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社会不稳定进行风险预测、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上。研究的价值在于揭示出社会不稳定是社会利益系统失衡的一种表现,其根本在于决策制度安排,推动决策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义,从而真正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相对剥夺感塑造与资源动员耦合下的社会抗争分析——以江苏省扬州市H镇的社会冲突为例
摘要：在社会抗争理论中,相对剥夺感与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动员能力分别成为了社会抗争发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量。但在现实中,这两类变量往往是共同发生作用。因此有必要综合这两变量来探究抗争的发生。在H镇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群体与特定对象在政策标准上的差异比较导致了强烈的利益诉求,并且,通过具有结构化特征的群体中的人际交往行动,抗争的动员得以实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相对剥夺塑造过程与资源动员过程表现出了相互间的影响作用。从其内在机理来看,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对相对剥夺感的认知的演化体现出了资源动员对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塑造能力,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动员＂模式下,相对剥夺的塑造加固了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更进一步提升了资源动员能力,由此表现出其相互间的耦合作用。本文是在多重视角下,针对社会抗争的发生及发展所做的一次分析探索。ABSTR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