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感篇（1）

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学生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习外语，而对我们的母语却并不重视，许多孩子不喜欢传统文化，不了解中国历史，学生的母语意识、母语情感乃至民族文化认同感逐渐淡化。那么国外母语教育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一、国外母语教育的现状

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就能认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就能够了解该民族所特有的心理和性格品质。日本称自己的母语为“国语”，并充分认识到母语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把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作为国语教育的重心。在日本，从小学到中学，从教学总目标到各科分目标都反复强调“加深对语言文化的关心”和“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 充分体现了其国语教育的民族性。

日本国语教学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培养，突出表现在对古典作品、乡土文学作品以及文字书写的学习上。日本在国语课程中设置了多门选修课，精选了大量日本古典名著及乡土文学作品，比如日本传奇故事、民间歌谣、古代诗歌，还有各地方言等。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趣，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尊重、热爱、传承和发展母语文化的真诚态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美国对母语教学是如何重视的呢？在小学，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母语学习时间，重视基础母语的教育，通过阅读和写作工作室，训练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并以“美国历史的发展为线索“，选取了“不同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及优秀文学作品”作为教材的内容，还开设了形式多样的选修课，进行各式的主题学习、辩论及书本讨论等，并在其他的科目学习中渗透母语的学习，以多方面地培养学生对民族语言的尊重与热爱，弘扬民族个性与精神。

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如此重视母语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对母语的深厚感情，让学生尊重和热爱母语，进而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感，这对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对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感培养的启示

（一）教师应树立正确、科学的母语教育观

良好的母语教育，关键在语文教师。要想让儿童热爱母语，语文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母语教育观，深入了解母语的特点，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母语水平，提升母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教师应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把真正充满语言美、文学美的课堂呈现给学生，通过教师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们在母语学习中感受到母语的美。倡导学生“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使他们扩大知识面，提升自己的眼界，只有这样，才能使母语的美彰显出来并传达给学生。营造出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使学生喜欢语文，进而热爱自己的母语。

（二）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热爱汉语就是热爱母文化，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

汉字是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母语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引导学生朗读、背诵经典诗篇及文章，使学生体会汉字语音抑扬顿挫、悦耳和谐之美；通过反复推敲、咀嚼，引导学生体会汉字字义丰富细腻、表达力强之美；通过识字和写字练习，尤其是书法的练习引导学生体会汉字字形的独特魅力。如“聪明”一词可以这样理解：人只有耳到、眼到、口到、心到，并且只有日日到、月月到才能变得聪明。尤其是在儿童刚刚开始学习母语时，教师这种形象生动的讲解，可以大大激起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把母语的学习过程变为领略母语魅

的文化之旅，从而让学生喜欢母语，热爱母语。

（三）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习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应该从小培养儿童对母语的深厚情感，使儿童喜欢母语，热爱母语，使阅读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我国古代有许多经典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弟子规》等，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识字、写字，更能在学习之中使他们学到许多礼仪知识及做人的道理。我们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经典诵读，读诗经，读论语，读唐诗，读宋词，共同学习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孩子从小喜欢学母语，享受阅读的快乐，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识多少字、读多少文章、写多少篇作文，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民族精神的熏陶，使学生从阅读中汲取营养、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材是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主要载体。我国的语文教材，每本都选取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在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浓浓的、鲜活的民族文化的血液，它们为学生认识、热爱、传承民族文化，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教师可以通过《故都的秋》、《桂林山水》、《沁园春·雪》等作品，唤起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可以通过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章，加强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培养历史责任感；也可以通过周敦颐的《爱莲说》、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苏轼的《赤壁赋》等，培养学生高洁的性格品质，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还可以通过学习屈原、林则徐、孙中山、鲁迅等伟大人物的事迹，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激发学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激励学生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四）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母语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是等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活中处处充满了语文气息。如美丽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文物古迹等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母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与学习、传承民族文化有关的活动，如诗歌朗诵、演讲比赛、主题辩论赛、社会调查等，使学生在活动中快乐地学习和成长；还可以在教室的墙壁上张贴我国名人的画像和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优秀书法作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学生在良好情境的熏陶下亲近民族文化、热爱民族文化。

总之，母语乃中华民族之根，是每个学生、每个公民的精神家园。教师应该把母语文化的经典带给学生，让学生在诵读经典和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尊重、热爱民族文化，进而认同、传承民族文化，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快乐成长。

参考文献：

[1]佐斌.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02）.

[2]成尚荣.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j].教育研究，2007，（02）.

[3]王和平.论母语教育及其文化的价值与建设——母语教育，我们丢失了什么？[j].教育学报，2007，（03）.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29-03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之一，随着文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扩大，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文化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本土文化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学习者、传播者、践行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命题，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新认识，体现了党对传承民族文化的长远眼光和重大使命。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现状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效果，不断促进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感、文化归属感、民族自豪感，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贵州师范学院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现状

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方面，大学和大学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通过设置30道题的调查问卷，选取贵州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等十一个专业大一到大三三个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2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85份，与14名思想政治课教师和21名辅导员以及195名学生进行单独访谈。通过调查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开始表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漠视、看不起、不愿意学习、排斥、攻击，其民族文化认同感现状不容乐观。

1.部分学生不愿意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知识。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学习能力强，理应具备基本的中华民族文化知识，具有较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调查发现，63.26%的大学生知识结构较单一，仅限于学习自己本专业的专业课程知识，不愿意拓展自己的知识面，部分自然科学专业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特别是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涉及到的基本知识学习不够、了解不多。部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在问到《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学》等中华文化经典读物时，回答读过的仅为21.83%。我们再看看这样的数据：在问到“‘四书’、‘五经’都包括哪些？”这一问题时，只有28.26%的大学生全部说完整；在对195名同学的访谈中，只有11人完整读过四大名著；在问卷调查中，对“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地位作用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选符合和基本符合的只有45.78%，大部分学生的认识非常粗浅。由此可见，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知识的缺乏，必然会导致对民族历史的不了解，从而找不到民族的根，进而使部分大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更易表现出缺少民族自豪感，缺乏自信心，同时也就很难做到拥有一颗真诚爱国心，很难做到真正立报国之志，增建国之才，践爱国之行。

2.部分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态度不够恭敬。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是比较理智和客观的，但有极少数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不予珍惜，轻易否定，甚至大加指责，妄加评论，认同感趋于淡化。调查显示：关于本民族及其取得的成就是否感到自豪的调查，有58.93%认为符合；部分学生不愿意认真学习和真正了解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不愿意深入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表明，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够恭敬，没有从内心真正去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识，最终导致部分大学生爱国主义观念淡薄，不关心国家大事，民族文化情感淡漠，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足，民族文化自觉性不高，不容易产生对民族文化的敬佩之情。

3.部分学生盲目热衷西方文化。调查发现，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开始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而盲目热衷西方文化。极少数学生公开鄙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认为没有西方文化先进，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如，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德行修养、人生修炼、待人处世的名言、警句等8道调查试题中，平均正确率仅有21.16%。在涉及传统立身处世知识的掌握情况的6道调查试题中，平均正确率为24.58%。在言行、饮食、娱乐、影视、歌曲等方面，部分大学生把西方的方式奉为时尚，视为珍宝，如对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达到狂热的地步，不知道中国的情人节，不明白中国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的真正来历；部分学生知道西方的母亲节，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推崇能代表中华民族母亲伟大形象如孟母、岳母等；部分学生喜欢看西方影视，认为中国国产片老土，不如西方影片气派；部分学生热衷于西方音乐，认为西方音乐有激情，让人兴奋，让人疯狂，认为中国音乐不够激情。总之，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正在离这一部分大学生越来越远。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3）

西汉代秦而兴，继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会习俗、文学艺术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层面上，却更多地表现为明显的楚化，以致有人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1]。并且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进行融合，使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汉文化，从而促进了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一、相对独立发展的楚文化

 

在西周初受封的楚人，带着周文化的基因南迁，并把它与当地的土著文明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从楚文化遗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的”[2]。这佐证了楚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楚人的励精图治，使楚实力不断壮大，楚成为东周时代吞并诸候国最多的国家，并曾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以至于“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3]。随着楚的实力增强和国土扩张，楚文化圈不断扩大，进入长江下游，乃至今山东省境内，楚文化影响达半个中国，并在南中国起了主导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运玄奥的道家思想和产生在以直观、想象为特征的“巫”式思想基础上的浪漫情愫。处于中原诸候和三苗诸蛮夹缝中的楚人，为了生存发展，培养了自尊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使楚国脱颖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轻，易发怒”[4]，以至于汉代楚地仍盛产侠士，流行佩剑。楚地虽然开发较晚，但天然条件优越，“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5]楚人生活作风因而相对独立，有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学问题，逐渐产生了玄奥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对自然的依赖，使楚国的社会发展突变性不强，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会文化遗留，巫风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执羽绂，起舞坛前，以乐诸神”[8]，扮演起巫师角色。巫风炽烈，使楚地神话丰富，从而为楚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浪漫主义一脉的形成和发展。而此时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讲求严谨求实、理性的“史”式思维，并形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脉。

因此楚文化与北方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北方社会早熟而较早进入阶级社会，使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严格的礼乐教化，呈现出伦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国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而呈现出自由性、散漫性、进取性。后来，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汤武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相应明显变化，但“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发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对立与趋合之势

 

战国以降，诸侯争伐，楚以强大的实力位列七雄，成为各诸侯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10]，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11]的秦国相埒。风云未定之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王”[12]，“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13]。可见逐鹿中原，鹿死谁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断有摩擦，秦也屡占上风，然至秦攻楚之大决战中，仍需“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指秦将王翦，笔者注）”[14]，可见楚的实力之强。导致楚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错失吴起、屈原的改革之机，内政腐败。而秦却不断巩固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使国势蒸蒸日上，最终灭掉六国，成就大统。

随着秦的统一，秦文化上升为统治文化，推行全国。由秦族文化发展而来的秦文化，经历了秦族时期、秦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三个阶段。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秦族自东夷溯河而上，关中又一度是周都镐京所在地，加之黄河的天然沟通和春秋战国的斗争交融，秦统一后，东西文化间的冲突逐渐减弱，集中表现为秦、楚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冲突和斗争。

成为统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时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日书》，虽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属一书流布两地，却各有差别，可见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影响着秦文化发生变化，秦、楚代表的两种文化短期内很难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导的规范、有序、条理化的生活方式，与楚地自由、散漫、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抵触。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与北方秦简有明显不同，但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秦的统治思想和规则已在专制政府的权威下推行到楚地，这对浪漫之风盛行的楚文化区无疑过于急躁。因为南、北文化的强制同化，会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秦的统治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秦二世继位后，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这对自由散漫、浪漫之风弥漫的楚文化区，不啻加重了枷锁，“亡秦必楚”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在大泽乡举起了“大楚兴，陈胜王”[17]的旗帜，掀起了反抗暴秦的斗争。并且了为增强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还抬出两个人物——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以“从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号召，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怀恋楚旧人的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统合法统治地位也逐渐为楚人所承认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现趋合迹象。

 

三、汉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国残余纷纷出动，秦凭借其固有实力，在初期也进行了有效镇压。然而天下已是云集响应，秦的统治岌岌可危。纷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这面旗帜进行反秦行动。正如范增说项梁时所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9]。可见“楚”在当时代表着人们群体心理的一种指向，只有打“楚”这张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战国时纵长的地位，六国的复立者在楚的旗号下行动。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有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20]。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脱胎而来。以楚人为主干的汉王朝的建立，伴之而来的是楚风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司马相如、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变其服，服短衣，楚制”[22]。

出身于楚地的汉初君臣，炽烈地巫风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热衷于利用巫文化。高祖在即位之初就在长安置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祠天地、云中君、东君、司命、九天、南山等，从巫官的设置和掌祠的内容看，其中渗透更多的是楚文化的因素。刘邦在起义时称“赤帝子”、“帜皆赤”、“尚赤”等，也是与楚人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文化有关。高祖病时曾斥医不治，认为“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23]，甚至连在场的吕后也未加劝阻，这可能有刘邦的个性原因，但更符合楚人“疾病不事医药”[24]的普遍心理。

刘邦在功成还乡时，自为歌诗《大风歌》抒怀，这和项羽的《垓下歌》是传颂千古的楚声短歌。楚歌是楚人表达感情和精神风貌的手段。项羽“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25]，“四面楚歌”打跨了项羽的心理防线。汉高祖想改立自己偏爱的刘如意为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对，无可奈何的刘邦对如意之母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26]。这位被后人视为流氓的开国之君，在开心和失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依傍在楚文化的怀中。试想一个人在自己感情完全暴露时，所展现的何尝不是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和潜藏的文化底蕴呢？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刘邦、项羽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楚人的浪漫气质，和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刘邦因其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人们不得不迁就，甚至迎合于他的口味，这更加强了汉政权的楚化倾向。

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汉初的指导思想。“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7]，“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28]。在窦太后的影响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9]。产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盛行，固然有矫正秦之弊的不得已，同时也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汉初黄老之治思想是发展了的道家思想，但其主旨仍循着道家思想未改变。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表明，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放弃努力，而是反对违逆自然的造作妄为，反对主体的狂妄自大和主观任性，而要求在与始源、自然的统一中去获取自由，即达到“无不为”[30]的境界。这更符合楚人的生活特征，也没有消极的意义，我们从文帝、景帝的勤政中可知“无为”之真正含义。

此外，有汉一代的文学上盛行汉赋，汉赋直接承继楚骚而来，是楚的浪漫主义在汉的突出表现。“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31]。可见楚骚对汉赋之影响。汉赋的铺陈夸张，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正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汉兴好楚声”[32]。楚文化的馨香洋溢在汉朝廷内外，汉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呈进，司马相如的赋更深得武帝赏识。中央政府的这种文化倾向，无疑推进了楚风的蔓延和汉初的楚化进程。甚至史学著作《史记》也成了“无韵之离骚”[33]。汉的艺术也强烈体现着楚国浪漫精神的风貌，从汉画像石和汉代雕塑中，就可深切感觉到这一点，大胆的想象，写意的勾勒，丰富的神话。“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两汉艺术展示给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34]。

总之，秦灭楚和汉代秦，并没有截断楚文化的传播。楚风北上，使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楚、秦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规模恢宏、生机勃勃的汉文化。

 

四、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秦帝国的建立，不但使中国在地域上南北正式统一，而且文化上也呈现趋合迹象。而汉代秦而立，则使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一道融入中央的统治文化。汉初的楚化是楚、秦代表的南、北文化进行的重新整合，从而使汉帝国不仅在地域上南北统一，而且在文化上也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使南北方逐渐超越了体制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这为汉王朝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以及此后中国大一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世纪，文化的激荡碰撞将更加剧烈，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必须吸纳新知，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保持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更加强烈，才有利于团结所有的海内外炎黄子孙，从而更好地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注释：

[1] [34]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第74、7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80、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3]《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 [5]《史记·货殖列传》。

[6]《老子》二十五章。

[7]《汉书·地理志》。

[8] [24]《七国考·楚杂祀》。

[10] [12]《史记·苏秦列传》。

[11] [13]《史记·张仪列传》。

[1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载《文物》1982年第2期。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 [18]《史记·陈涉世家》。

[19]《史记·项羽本纪》。

[20]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的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第19—2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3] [25]《史记·高祖本纪》。

[26]《史记·留侯世家》。

[27]《汉书·刑法志》。

[28]《史记·儒林列传》。

[29]《史记、外戚世家》。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4）

春晚明星化、竞技化的背后，是文化演艺行业被利益集团化了

记者：您为什么对今年央视的春晚不满意?

肖鹰：这其实是一个怎样看待央视春晚的问题。有人说，春晚不就是让大家乐一乐吗?但你不要忘了，央视春晚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结合体。春晚有今天的地位，与近30年来春晚主创人员的辛苦奉献有关，但更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国家体制决定的。

央视春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只是乐一乐。它应有准确的定位、必要的底线和正确的导向。

我认为，春晚要定位于中华民族的春节联欢。它的导向，是在21世纪新形势下，维系和提升全球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春晚的底线，是要尊重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生活情趣和个人尊严，让人们在乐一乐的同时，没有感到被取笑、侮辱、歧视、排斥。

但在近年包括2011年的春晚中，我们看到不少节目，特别是作为收视重点的小品、相声，丧失底线的问题日益严重。

前几天，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除夕一家老小看春晚，看到小品《同桌的你》说到“走进一个苞米地，此处省略多少个字”时，他10岁的女儿跟着大人们一起笑起来，让他觉得特尴尬。

这几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充满类似噱头，好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难道国人非此就不乐了吗?

记者：逗乐是相声、小品的看点，招大家笑了，还不好吗?

肖鹰：你不能用笑或不笑作为艺术价值的标准。我们是要让大家笑，但也要笑得有点意思，不失尊严。赵本山和春晚导演的问题，在于他们片面地以取悦大多数人为借口，以制造低俗的“笑果”为能事，把春晚观众的趣味一再往低处拉。

按照他们的逻辑，要让观众乐，就只能以嘲弄残疾、智障等弱势群体，用性的暧昧想象为技巧。这是低于广大公众欣赏趣味和伦理底线的，而且也低于农民的伦理底线。

春晚导演和赵本山一味强调只有“俗”才能满足大众需要，仿佛大众天然不能接受“雅”。在他们看来，“俗”和“雅”好像水火不容。这实际上是歪曲审美规律。在人类审美活动中，“俗”和“雅”只是不同的审美表现形式。“俗”并不是“低俗”，它在形式上是纯朴自然，在内容上是新鲜生动，也就是大家讲的“接地气”。这样的“俗”文艺，大家都欣赏。刘姥姥进大观园(《红楼梦》经典回目――编者注)俗不俗?侯宝林的相声俗不俗?但它们都是中国人共同喜爱的文学艺术。“俗”不能是形式上的粗制滥造和内容上的阴暗猥亵，“俗”不能是“低俗”。公众对现在春晚的普遍不满，学界对春晚的严厉批评，就是针对它的“低俗”。春晚导演和赵本山们在回应时，偷换概念，硬把“低俗之辩”，炒成“雅俗之争”，这是掩人耳目。

春晚主办方一直强调，国大人多，众口难调，因此春晚难办，有些观众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这话听来似乎是那么个理，但其实也是逃避责任的托词。中国人多，但都是中国人吧?大家认知、情趣差异大，但都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吧?如果你找着了“21世纪中国人”这个文化共同点，就确定了春晚的操作底线。在这个底线上寻求多样化、差异性，你就游刃有余。

我认为早期的春晚导演对这个共同点找得准，对底线把握得也好，留下许多广受欢迎的经典节目。现在的春晚导演，为了出“笑果”一味趴在底线上活动，能不低俗，能不招骂吗?

记者：您认为春晚究竟应当怎样定位7对于春晚主要演员固定化，比如“赵本山钉子户”，您有什么看法?

肖鹰：春晚办了28年，为什么只成就一个赵本山?难道不是春晚定位和节目创新机制出了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春晚究竟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趣味、表现春节喜乐祥和的舞台，还是要成就“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商业娱乐竞技场?

我认为，春晚不应成为商业竞技场，春晚是万众联欢。然而，多年演变下来，春晚现在不仅变成了垄断性的娱乐竞技场，而且还变成了“星工场”。为什么那么多人打破头要挤进春晚?因为春晚不仅是艺人演员圆梦之地，也成了表演者和其背后支持者一夜暴富的地方。

小沈阳2009年一上春晚，就从一位普通的商艺演员一夜成为“全国红星”，身价猛增。是小沈阳演技高吗?他真为观众奉献了艺术佳作吗?成名三年了，小沈阳的表演，今天不仅被专业人士也为普通观众所诟病，批评声音日隆。但连续三年，赵本山“带病坚持”带他上春晚，为什么?说白了，因为赵氏商演集团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大腕作卖票招牌。

春晚本来是一个全民公益联欢晚会，现在却办成了央视借国家传播资源的创收机器。春晚为什么不能自我批评，为什么对于民调的负面信息和学界批评一概排斥?

继陈佩斯、朱时茂、赵丽蓉之后，赵本山是最受观众喜爱的小品演员。如今他为什么会被人们讥讽为“钉子户”?除了赵本山及其团队长期“将局限作优势”外，春晚导演恐怕也难辞其咎。

记者：春晚节目长达四个半小时，为什么您只说赵本山的小品?

肖鹰：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看春晚就是看赵本山”；“赵本山好了，春晚就好，赵本山不好，春晚就不好”。你看一下春晚的历史会发现，春晚曾有很多打动人心的节目，不仅有小品，还有相声、歌曲、舞蹈。前些年的歌曲《常回家看看》，朴实、真情而优美，非常感动人心，不仅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数年后还在流传。但在近几年的春晚上，有几首歌能让人记住?

我为什么就揪着赵本山不放?第一，他太重要了；第二，他的问题也太大；第三，他的影响太严重。要将春晚从目前的困局中拨出来，赵本山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春晚对个别明星的过度依赖，春晚现在的竞技化、帮会化，造成了春晚现在的状况。而春晚明星化、竞技化的背后，就是文化演艺行业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被迅速地利益集团化了。在这个格局下，靠一两个导演的确难以扭转乾坤。

记者：但也有人说，只要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这就足够了。

肖鹰：这种说法显然低估了21世纪的中国民众，包括农村民众的眼界、素养和精神需要。近年来，春晚舞台充斥着低俗化、反智化。他们现在不敢嘲笑权贵、富贾，就一味嘲笑弱势群体。比如今年小品可以嘲笑为了一套房子离婚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嘲笑那些把房价炒到天上的地产商和“地王”，为什么不嘲笑那些专靠“土

地财政”升官发财的“父母官”?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权贵、高官和老百姓是对立的，他们仍会有共同点。春晚的定位就应该是全民联欢，全民联欢就应该找大家的共同点。大家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相思、怀旧，都有父母弟兄、妻子女儿。为什么不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美好的东西就没有“笑点”、没有“娱乐价值”吗?

春晚是活的中国文化符号，对国内演艺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记者：您认为，春晚导演到底该怎么做?

肖鹰：如果春晚是一盘菜，春晚导演应该做采购而不是厨师。春晚为什么难办?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厨师，自己在设计节目，这就是越俎代庖了。当你去做采购时，就会发现，你的演员就是全国人民。

最好的春晚节目，应该从民间选择。为什么大家认为春晚节目越来越假，脱离生活?关键就在于“闭门造车”。总导演把一批人圈起来搞“找笑点竞赛”。现在的小品、相声，都是导演“指定”的一批“春晚专业户”，在黑屋子中做脑筋急转弯的产物。姑且不讲他们究竟有多大心思在专务此事，就是全身心投入，这样的运作模式也是上缺氧气下缺地气。

我认为，春晚导演的功能，就是在对当年度全中国文艺的广泛了解、对当下中国民情的广泛了解和对中国时代精神的深入认知的基础上，把优秀的节目选择出来，组织晚会的编排、表演。

春晚回归民间，一方面要向民间取材；另一方面是要引导民间，引导民间走向更美好、更文明、更先进的艺术、文化生活。我还要强调一点，春晚向民间取材，应立足于选节目，而不是选人。张三今年有好节目，今年就选张三；明年李四节目好，就选李四。这样，春晚导演就不需要吊在一棵或几棵大树上受苦了。现在大腕的价值被绝对化、神人化了，新人怎么上来?上来了又怎么闪光?

记者：今年春晚专门设立了“草根明星板块”，这是不是民间性的体现?

肖鹰：我所说的“民间”，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限于“草根”。所谓“春晚民间性”，是一种向全社会开放。就艺术表演而言，应该让专业、业余和原生态的表演都有自己的位置。不能一说到民间，就只想到农民工。现在春晚导演的创作意识，一方面排斥所谓“学界精英”，一方面又依赖于几位“春晚老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全保险了。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懂得春晚的生命线在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生活中。不把这个“整体”的文化内涵搞清楚，怎么有底气办好春晚?

记者：除了您说的春晚设计存在误区外，您认为春晚导演的根本问题何在?

肖鹰：近年来，许多学者专家都对春晚导演有不少善意的建议和批评，但似乎春晚导演们很难听进去，明里暗里都当作“不靠谱儿”给打发了。专家学者谈得最多的、批评最严厉的，都集中在春晚节目表现出导演们缺少必要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判断力。许多节目出来，大家看到的是节目的文化缺陷和伦理纲常问题，但导演们宁愿相信“笑声”，不愿相信“良知”。

目前学界普遍的共识是，春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口号、忽悠、煽情，而是缺少文化灵魂。

所谓文化灵魂，就是正确的文化意识，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文化精神诉求是什么。春晚作为年度最重要的国家综艺晚会，它的核心导向是维系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为什么不提“中国文化”，而提“中华文化”，因为春晚不是两会，应当承担凝聚全球华人的文化仪式责任。这就是我说的“春晚的灵魂”，这是春晚导演没有抓住的。相反，他们现在不仅没有意识关注海外华人，连对国内民众，都分出三六九等，把某些领域的人士排斥在“收视主体”之外。以这样抓不住魂的方式办春晚，当然会感到领导的意志很难贯彻，群众的要求很难满足，文化学者更难对付。

一台春晚虽然一年只演出四个半小时，也尽管它的收视率和关注度逐年走低，但对于当代中国文艺、文化仍然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几年，我国演艺事业普遍低俗化，春晚要负极大的责任，因为春晚的地位，决定了它对演艺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归根结底，能否办好春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春晚导演要虚怀若谷地听听文化专家、尤其是人文学者的意见，另外他们自己也要有创造力。春晚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春晚导演应具有文化战略家的视野、胸怀和文化统领能力。

记者：现在也有人觉得春晚已成“鸡肋”，不如干脆取消算了。

肖鹰：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有中国，就要有春晚。春晚是活的中国文化符号。春晚的价值，首先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文化仪式的价值，它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年度重大仪式，所以春晚问题再大，批评声音再多，春晚还是有人在看。这不是春晚的节目抓住人，而是春晚这个仪式在抓人。我听说，我们的留学生在海外过年时会聚在一起打开电视，播放春晚节目――看不看、喜不喜欢另说。现在全球化运动对民族文化的消解力非常大，日常生活又是非常个人化的，春晚的文化认同和凝聚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5）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既诉说着民族的过去，更昭示着民族的未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是发展过程伴随着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问题之所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凸显，缘于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民族文化由多元趋于一体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文化认同的变化所导致的民族身份模糊和民族重构，继而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想，即是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浪潮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全面冲击(如主流价值失位、民族文化日渐式微等)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谋求国富民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既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吸收西方的优秀文明和文化成果，同时又以自信的心态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重建民族的精神支柱，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以优秀的中华文化为根基，由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情感表达体系和信仰体系等要素构成的精神文化系统，它是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是由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对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的认知、建构和接纳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就是文化意义上和精神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过程。因此，揭示民族认同过程中所蕴涵的精神文化因素，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思路和建设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民族认同的基本界定

什么是民族认同?在英文中，“民族认同”的对应词是“ethnic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其中，“ethnic”和“national”意指“种族的或民族的”，而“identity”的意思是“身份”、“认明”、“确认”，组合起来就是“民族身份的确认”，即民族认同。一般认为，“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心理学中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与情感依附。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认同可以分为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色或身份的理性确认，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吉登斯所言的认同就属于这一层面，即“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法国学者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他指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因此，当谈及“民族认同”时，必然涉及民族成员的个体认同和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在本文中所谈的民族认同更侧重于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方面。依据以上所述，民族认同可以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归属于某一家庭、家族、社区、阶层、阶级、国家、文化等的认知和感情依附”。

在当今的全球化话语系统中，“‘民族认同’实际上已经被理解为‘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确定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而“民族认异”的突出是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多元。正如罗伯森在论述“民族认同表现”的当代条件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认同首先从其触及范围和意义来说可以确定为全球性过程的文化方面及对这些过程的反应；其次，某种已经被概念化为世界体系的实体。贝尔纳德・麦克格兰所谓‘用于解释和说明他者不同之处的权威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越来越由‘文化’解释他者的不同之处”。因此，从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域来考察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剖析民族认同的实质，揭示其内蕴的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因素，对于理解精神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

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

文化是人类后天习得之物，“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也包括隐性式样”，“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是一种悬挂在由他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人类创造了自身的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类。以文化为其独特标记的人类，无一不是生活在自己造就的符号体系或意义世界之中的。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在心理上表现为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进而在行为上表现为对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体系、精神结构进行不断的内化、保持与发展。文化认同作为个体的文化归属和价值支点之所在，成为维系群体秩序的“黏合剂”，是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深层基础。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就是民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心理或文化归属感，它是民族认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一般而言，文化认同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同一民族的文化认同，即世界范围内超越民族国家的同一民族对各自文化的认同，如世界各地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又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的认同；二是同一信仰的文化认同，如全世界范围内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社会成员，不分种族、性别、国籍等的相互认同；三是同一文化圈即同一文明的认同，如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的认同。

同一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同一民族的成员共有的文化心理或文化归属感，它是民族认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从社会学角度看，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建构，有自己特殊的大众神话及文化传统。认同这一共同体的民族成员承担共同的命运。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可以使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民族成员”互相认同，如中国人互相认同于“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民族由于民族成员的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凝聚而存在，无论这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具有神话的特点，即“民族”可以借助想像和幻想来实现认同。“民族”在这种想像中是原生性的，即认为自己认同的共同体是从来就有的，甚至有着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就此而言，民族的历史是根据共同体认同的需要“编造”出来的。在这一历史 中，有民族的祖先、民族发展的谱系以及作为民族象征的一系列文化符号。②而且，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和英雄人物。在民族叙事中，所有构成民族史的幻想情节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当民族成员被如此地驯化和熏陶，民族神话就成为他们内在的心理、心性、情感的结构，成为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神话来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认同的需要。定义“民族”的要素或者确定民族身份的标识可以是种族、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甚至是某些文化和历史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是能够让民族成员认同的标识物，就都可能被用于界定自身所属民族的特性。

历史研究表明，所谓的民族身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民族身份的标识物也是可以变化的。民族认同是文化范畴的问题，在思想方面，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等等；在行为方面，涉及风俗习惯、礼仪、家庭、生死嫁娶，等等。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感”，这是一种与其他现代的集体观念如集团、种族和阶级等完全不同的观念。

每一个人都出生、成长于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或族群之中，受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所谓的“民族”，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而民族的文化又孕育、形成于民族的生活土壤中，民族由其自身的文化所标识，没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至多具有种族的意义。由此可见，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

在大多数社会里，“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可以具有种群的、地域的涵义，也可以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涵义，还可以是这几种要素的交叉混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民族认同问题，与单纯从人类学或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相比，更有利于揭示民族认同过程的复杂性。

首先，这一考察角度可清楚地显现“民族”与“种族”的不同。“种族”主要用于揭示人群的血统或血缘关系，而“民族”则强调对共有文化传统的认同。譬如“中华民族”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概念。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几千年的共有文化传统使各民族成员长期在同一屋檐下得以栖息、繁衍、交流与融合，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其次，从文化角度考察民族身份比从政治角度要更加全面和符合实际。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认为它是由现实的政治权力(主要是国家)所定义的地域和人口来界定，因此，“中国人”是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享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然而事实上，许多拥有中国国籍的外来移民并不一定拥有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外来移民在中国生活多年并拥有了中国国籍，但在中国亲友、同事之中还是不知不觉地、或多或少地被当作“外国人”看待；在西方国家中的中国移民也有类似的感受。可以说，每一个移民至异邦的民族个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承受原有的民族文化背景被割裂、被更新所带来的阵痛。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中国人通过在海外的多年耕耘，拿到了“绿卡”甚至更改了国籍，获得了应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他们的“叶落归根”情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依然殷切。可见文化对于民族个体的认同与被认同的重要性。

从文化层面来看，个体民族身份的确认或者说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基础之上的。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它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

三、精神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的外延分析或结构分析人手，可以大致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②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与人类的个体生存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商品交换、教育、婚姻制度等。精神文化包括个体和社会、民族群体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它是以心理、意识、观念、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文化。

笔者认为，民族认同的过程和民族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即民族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与奋斗而实现的，而民族认同则是民族发展的基石。在民族认同过程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奠定了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的外部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和内部依据，因为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表明，促使一个民族形成“自在性”并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包括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还包括由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内在文化机制和由民族的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外在文化形态组成的精神文化系统。其中，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要素更是在促进民族认同、维系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心理是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特定生存方式的直接的生理一心理反映，是“对自己的民族归属和民族利益的感悟”，它具有高度的“自在性”特征，可视为初级阶段的民族意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心理能够引导某一民族生存的发展方向并促进本民族内部的凝聚与团结，成为维系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民族心理具有自发性、个体性和情绪化的特点，存在走向非理性并演化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要想维系民族的团结、推动民族的健康发展，民族心理必须经历一个由自发的初级民族意识阶段上升为自觉的民族意识阶段的过程。

自觉阶段的民族意识是社会成员对所属民族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所持有的理性认识，它是引领社会时尚和风气形成的、具有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具有高度的“自为性”特征。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系统的基础性要素，它以潜在的方式贯穿于民族的生存活动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民族的处世态度、价值尺度、应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思维定式、情感方式，等等。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6）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

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

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

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

参考文献：

[2]王征.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研究———河南邓州“台湾村”高山族调查[D].中南民族大学，2013.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7）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了代表性抽样的方法，抽取了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三所中学的437名中学生。施测时实际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7份，有效率97.11%。在所抽取的437名学生中，其中男生206人（41.7%），女生231人（52.9%）。高中生222人（50.8%），初中生215人（49.2%），并且少数民族聚集区35人（8.0%），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15人（3.4%）。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处于中缅边境，与缅甸隔江相望，是我国佤族最聚居的区域之一，受主流文化影响不多，而佤族中学生是思想最活跃、人生观正在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与民族认同也代表了佤族民族认同状态的趋势。

（二）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参考Phinney的民族认同四维度理论及其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自行编制《佤族民族认同调查问卷》，采用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本研究分为两个分量表，即“本民族认同问卷”和“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从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四个维度入手，分别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进行分析。从对问卷所做的因子分析来看，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小于.01，拒绝零假设；KMO的值为.878，在0.8＜KMO＜0.9之间，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和平均正交旋转法（Equamax）对问卷进行结构分析，本民族认同调查量表与中华民族认同调查量表均自然归类得出4个因子。由此可见，因子分析的结果与研究者的构想相吻合，两个分量表及其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最终问卷整体信度（Cronbach''''sAlpha）达到0.954。数据分析是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了均值分析、单元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目的在于探索佤族中学生对民族认同的认识、情感、评价和行为，并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从整体上对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各维度均值M在2.8699~3.9697之间，标准差SD在.31108~.63541之间。可见，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总体上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但对本民族的认同要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偏低。

（二）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及差异检验佤族中学生既是少数民族成员，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民族认同存在身份的双重认同，用Pearson相关考察分量表及其相应维度之间的相关，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两者是否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0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即认为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且本民族情感和中华民族情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但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三）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差异比较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受到不同背景变量的影响，包括正影响与负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级、社会文化环境、语言熟悉程度设定为可能影响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自变量，并采用单变量方差来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

1.性别从表3可知，性别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只是男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平均得分都要高于女生。从四个维度来看，在行为维度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46＜0.05），而在认知、情感和评价维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2.年级在本民族认同上，高中生（N=225）和初中生（N=215）没有显著差异，F（1.130），P=.051＞.05。对维度的比较发现，初中生与高中生在中华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行为维度上均有显著的差异性，高中生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要显著地高于初中生。

3．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对佤族中学生的生长环境的考察，研究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所在中学的环境在本民族认同（F=42.828，P=.000＜0.001）和中华民族认同（F=52.232，P=.000<0.001）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县城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得分要显著地高于乡村中学生。4.语言熟悉程度从表6来看，汉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F=.769，P=.512＜.05，且在四个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存在着显著差异，F=5.776，P=.001＜.01，并且在中华民族认知（P=.001＜.01）和评价（P=.000＜.001）两个维度上差异性显著。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知晓程度来看，佤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而在中华民族认同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F=4.763，P=.003＜.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在“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中，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将民族认同的结构划分为四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其中，认知维度是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承认及其对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评价维度，即个体对本民族的积极评价和民族自尊心；情感维度，对自己所属民族群体的情感上的联系和依恋；行为维度，对自己保持本民族的行为习惯、文化、语言及其在民族群体面临困难时积极为本民族效力的承诺。[7]本研究结果表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均值在“3.5”左右，尚处于一种相对良好的认同状态，不具有明显的“种族中心”的倾向。但是，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要稍微强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中华民族情感维度上的得分偏低（M=2.8699）。“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8]我国的佤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边疆，与缅甸接壤，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在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9]由于经济、文化和婚姻的原因，佤族中学生在日常生活接触到境外的同族群体更多，而接触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机会反而更少，边民的认同更多的是族群的原生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相对弱了。

（二）佤族中学生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还表明，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反映了佤族中学生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更多地将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民族统一体，从内心深处真正认为自己是该民族统一体的一员，而不是把中华民族视为“他民族”。因为佤族“和其他55个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相互结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这个多元统一体有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1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佤族中学生对自己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不存在冲突，说明佤族中学生既一致地认同本民族，也同样认同中华民族。但是，从四个维度来看，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出现双重身份认同理论（即线性两极模型和二维模型）负相关现象，且对中华民族认知和评价上的得分均高于对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显然，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日益普及的汉语教学，使得佤族中学生对于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在逐渐地减弱，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越来越少的了解，甚至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已经失传了。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差异也迫切要求国家日益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倡导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政策，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护与教育。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8）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6-0026-05

一、引 论

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是文化的创造和传承的主体。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on）与民族认同或称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密切相关。认知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心理过程，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特定的民族成员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感知、注意、记忆、思维的过程中，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认识，通过实现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进而形成对自己民族的身份确认、情感归属和心灵依附。

当前壮族认同教育呈现局部性、零碎性、片面性、表面化、功利性等特点。壮族人尤其是壮族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主要从家庭生活、村落文化空间、宗族的族谱和口头传说中习得。这种认知，客体不全面，贮存的信息支离破碎，只知道一些局部的民俗文化事象，甚至被一些假象所迷惑，造成文化的误读和曲解。

而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费支持力度不够，激励措施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缺乏宏阔的视野和学科理论的指导，教学内容肤浅，壮族学生不清楚壮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对壮族文化缺乏整体的有历史纵深度的感知，导致教学效果不明显。笔者重点调查的广西武鸣县各类学校，壮族文化教育侧重点是语言、民歌、民族体育和武鸣当地的风土民情，各学校往往以语言教育代替文化教育，过于功利地将壮汉双语教育目标简化为向汉语文学习过渡 [1 ]，忽略对壮族文化的学习；以局部的风土民情熏陶代替整体的民族文化认知；以无足轻重的风物介绍代替民族文化杰出成就的体认；以零散的当地历史知识代替系统的民族演进历程的传授。民族文化有限度地渗透到语文、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当中，如一年一度的武鸣“三月三”歌节期间，让1 000名武鸣高中学生穿上舞台化的民族服装，参加跳属于“壮族”的竹竿舞活动，算是壮族学生对民间习俗的真切体验。

这种认知途径和模式的逻辑结果是造成壮族文化认知的片面甚至错误，造就“空壳化”“标签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强化壮族的文化认知教育，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将壮族的语言文字、历史、人文传统、乡土知识、壮族文化等内容整合融入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中，让壮族学生对壮族的历史文化由感性的体验逐步转化为有理性的认识，由此建立起系统的、理性的、全面的关于壮族文化的记忆，由文化认知支撑起民族的认同。

二、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内涵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活动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和思维的过程，信息的感受、输入、贮存、加工、提取、输出，都要依托于一系列的符号结构（Symbol structure），人的大脑通过对符号的感知，形成思维和情绪。外部的物体、声音、字符、图像刺激人的神经，在大脑中留下烙印，形成视觉模式、听觉模式、味觉模式和触觉模式的识别，“当人能够确认他所知觉的某个模式是什么时，将他与其他模式区分开来，这就是模式识别。人的模式识别常表现为把所知觉的模式纳入记忆中的相应范畴，对他加以命名，即给刺激一个名称。” [2 ]这种刺激是形成文化记忆、表象和心理认知的基础。

文化认知依托于特定的客体，离不开特定的素材。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认知的载体主要包括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应当依托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结论，站在宏观的“多元一体化教育”的高度 [3 ]，将壮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象征作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壮族文化认知教育要确认壮族是土著民族，壮族文化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理念。

壮族祖先来自何处？壮族文化的根在哪里？许多壮族学生并不清楚，大多数对此没有认知，甚是茫然。壮族宗族的族谱大多认为本宗来自中原，来自“山东白马县”。这种说法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到封建势力的排挤和歧视，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攀附强势民族的心理体现。其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是汉人南迁之前开拓珠江流域的主体民族 [4 ]。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壮族地区自古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并且与当今的壮族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壮族的近源是有史记载的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僮等，这些壮族先民创造了自成一体的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到方国的文明演化序列 [5 ]。壮族地区的古代社会经历了长期的自主发展的阶段，其历史进程与中原地区差不多同步，10 000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到6 000年前左右从氏族社会逐步向方国转化。

秦王朝统一岭南后，把壮族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壮族社会正式汇入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秦汉以后，壮族人民与迁居岭南的其他族群一道，以血与火的代价，拓展了祖国的疆域，推动着岭南社会朝着进步、文明、自由的方向演进，绵绵不绝地谱写岭南文化历史的壮丽画卷。

历史上壮族文化的演进历经沧桑，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既有自成一体的线索，也同汉族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应让学生知道壮族文化历史经历了仓吾瓯骆文化、乌浒俚僚文化、俍僮文化、僮族文化和壮族文化5个历史阶段 [6 ]。

“仓吾”，或称“苍梧”、“仓梧”，是与中原尧舜部落同时存在的壮族先民。瓯骆包含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两大支系，瓯骆人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花山崖壁画和壮族铜鼓，组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学术界多认为乌浒是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岭南的壮族先民，文化上传承着“巢居”、“击铜鼓”之俗。俍兵以英勇善战著称，瓦氏夫人曾率6 800多名俍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出而九胜”，屡建奇功，受到明王朝的嘉奖。“僮”之名最早见于宋代史书，后多见于明清古籍中。晚清至民国时期，壮族意识逐步觉醒，壮族作为一个民族，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确立僮族文化的历史地位 [7 ]。1949年以后，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壮族文化的演进从此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壮族的文化杰作与文化象征应当成为壮族文化认知结构的主体。

壮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种形态结构的各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于壮族学生而言，花山崖壁画、壮族铜鼓、壮族民歌、壮锦技艺应当成为文化认知教育的重点。

壮族崖壁画被誉为“悬崖上的敦煌”，其创作者是壮族先民骆越人 [8 ]，制作时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位于宁明县境内的花山崖壁画长约100多米，最高处达40多米，最大的人物图像有3米高，画面气势恢宏，内在意蕴浩博精深，给人神奇朦胧的艺术美感，是壮族先民创造出的世所稀有的文化珍品。

铜鼓在壮族人的心目中犹如北方的鼎，具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被当作镇寨之宝，有“北鼎南鼓”之说，是村落财富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目前发现的鼓面直径超过110厘米以上的大铜鼓都出自岭南地区壮族先民的居住地，都属于北流型。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博物馆共收藏铜鼓344面，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 [9 ]。

广西是“歌海”，“刘三姐歌谣”是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文化是壮族民歌的杰出代表，唐宋以来的刘三姐民间传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彩调剧《刘三姐》、电影《刘三姐》、电视剧《刘三姐》和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构成了一脉相承而又新意迭出的“刘三姐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植根于深厚的文化沃土，隐藏在民族记忆的深处，不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壮锦编织技艺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壮族织锦工艺文化历史悠久，民族特色浓厚，结构方正，构图严谨，寓意深刻，朴质而瑰丽，庄重而典雅，凝结着壮族细腻的审美兴致，寄寓着壮族人民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幸福的美好理想。

三、依循认知规律，建立壮族学生的文化记忆

文化认知的教育，有赖于通过多次反复的视觉、听觉、触觉的刺激，形成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由表象系统的建构，形成概念，通过情感体验和心灵濡化，形成价值观。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不仅是知觉，任何其他一个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至个性都离不开记忆的参与。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体，使心理发展、知识积累和个性形成得以实现 [2 ]。

对于壮族历史渊源和杰出文化象征，壮族学生知之甚少，受到来自视觉、听觉等其他感官的刺激不多，没有感觉记忆（Sensory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更加没有形成表象系统和言语系统。现代文化心理学认为：

儿童诞生在其中的具体习惯决定着儿童将从事的社会互动的类型，决定着儿童将要得到的东西，决定着儿童遇到什么样的学习经验好机会，也决定儿童从他们周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出什么样的推论 [10 ]。

因此，当务之急是遵循人的心理认知规律，将壮族认知教育素材变成文字、声音和图像，融入教学过程，以纸质、数字化形式在学校、社会、家庭中广为传播，借助视觉模式、听觉模式、味觉模式和触觉模式，引发人们对壮族文化的注意，经过大量的信息加工、过滤、存贮，整合成记忆结构。李亦园先生认为：

任何有意识的学习过程无不包括听、看、做三因素，可是研究不同的文化的学习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文化对听、看、做三因素的着重有不同，有些民族着重于听的因素，忽略看和做的因素，有些民族着重看的学习方法，而较不重听和做，其他民族则以“边做边学”为基本的学习方法 [11 ]。

对壮族学生的文化认知教育，我们提倡教、学、做合一。通过讲授壮族历史文化知识、听讲故事、听唱民歌、敲打铜鼓、编织壮锦等形式调动所有的感官参与，体验文化的精妙；通过观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型山水实景“印象·刘三姐”演出等民族文化活动感受壮族文化的永恒艺术魅力；通过对广西民族文化旅游、民族生态博物馆等场所的调研体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空间和文化景观。这些感性、直观、丰富的认知教育形式，将教与学融为一体，使壮族学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耳濡目染，自觉或不自觉地习得特定区域族群的文化，由此萌生崇敬之心，自觉珍惜、传承本民族文化，构建、强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

四、实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有效转化的对策

文化与民族如影随形，文化认知、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制衡关系，彼此之间一同消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文化的认知，就难以萌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民族的认同也失去了根基，其逻辑结果是丧失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石，纵有民族的政治符号，也没有民族内在的精、气、神。

李富强认为，壮族的民族认同“呈现局部性、薄弱性、朦胧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 [12 ]。实际上，壮族文化呈现的“非整合性特征” [13 ]，相应导致壮族的民族认同具有自在性、零散性、断裂性、表面性等特征。形成壮族这些民族认同特征的根源，除了壮族地区山岭连绵，交通不便，各支系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地理空间中的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导致壮族无法建立起统一的政治实体，无法完成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壮族学子热衷以汉文化为主导的科举考试，有意无意漠视本族文化，未能形成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体认。相应地造成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之间的转化机制不能有效运作。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壮族认同存在的局部性、朦胧性等特征，显然不利于壮族的未来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加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建立起壮族人的文化自信，依凭壮族的自信心，整合本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激发民族内心深处的“家园感”和“归属感”，确立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和灵魂，创造一种壮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和谐共处的情境。

实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转化以及整合，应采取的步骤和对策主要包括：

首先，通过认知壮族文化的杰出成就，克服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确立民族文化自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壮民族基于水稻培育和种植基础上形成的“那”文化；基于诗性思维外化成果而创作的以《布洛陀》、《嘹歌》和刘三姐民歌为代表的歌咏文化传统；基于高超智能水平和工艺技术而制作的崖壁画和铜鼓，都是壮族创造活力外化的成果，是壮族本质力量的显现，充分体现了壮族的智能结构、进化程度、文明水平，成为壮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壮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宝库的独特奉献。

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壮族文化认知提供了新的契机，为确立壮族文化自信并强化壮族认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壮族的布洛陀、刘三姐歌谣、那坡壮族民歌、铜鼓舞、壮剧、壮族织锦技艺、壮族歌圩、壮族铜鼓习俗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初步建立起部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这不仅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源，对壮族文化表象系统的建构大有裨益，也有利于壮族学生改变“壮族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错误认知，克服自卑心理，进而借助壮族文化智慧濡化心灵，形成尊崇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升华。

其次，建立学校体制内的壮族文化教育体系，保持壮族文化认知的连续性。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壮族文化大多被排斥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未能变成课程资源而进入学校课堂。壮族学生极少或无法从教材及各种教学活动中获得对壮族知识的记忆。壮族的文化成就和文化象征，远未成为壮族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常识，因此，壮族学生也就无从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和民族产生认同，更谈不上文化自觉，亦未能由此衍生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所以，建立不同学龄段的文化认知教育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应按照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3级课程体系的安排，组织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偕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教研员、一线教师、民间艺人等人士共同组成课程开发小组，逐级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教材编写要以“认识壮乡—热爱壮乡—建设壮乡”为主线，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从内容到形式分序列编写，形成序列化的教材体系。在内容的安排上，学前教育阶段以壮族的歌谣、游戏、简单的民间工艺制作等体验式认知为主；初等教育阶段以《布洛陀》、《嘹歌》、《传扬歌》、神话、花山壁画、铜鼓、壮锦等感性的民族风情为学习内容，培养对壮族文化认知的兴趣；中等教育阶段以壮族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等为学习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民族院校突出民族课程特色，更深层次地学习壮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与此同时，需制定与此相适应的课程管理和评价体系，建立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长效机制，保证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课程的正常实施。

第三，通过壮族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教育，确立壮族认同，培养兼容壮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的新一代民族文化传人。

壮族文化认知和民族认同教育的更高层次是造就兼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的民族文化传人，让越来越多的壮族人，一方面能够切实体认壮族的历史文化脉络，感悟壮族历史文化蕴含的崇高感、神圣感；另一方面又不固步自封，以开放的心态包容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的文明成果。

1 400多万壮族同胞要通过文化认知教育，濡化民族的心灵，形成壮族历史文化的记忆，进而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转化。一方面系统感知并珍视壮族的文化身份，自觉肩负起实现壮族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实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的和谐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五、结 语

文化认知不是凭空生成，文化自信依赖于民族的辉煌历史记忆，民族认同植根于特定区域的民族共同意志。凝聚着民族智慧的传统文明是确立民族认同的力量之源。受到“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困扰的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民族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弱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因此，唯有加强壮族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教育，方可支撑起理性的、清晰的、系统的、深刻的强有力的民族认同。实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有效转化、有机整合，促进壮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和谐统一，才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真正实现壮族的文化复兴与民族强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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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认同感篇（9）

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①。我国边疆民族电影（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治、历史与生活题材的电影，简称边疆民族电影）以独特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忆、地域、习俗、服饰、景观等构筑一个指认性的身份场景，界定自我、区别他者。但是，在当前主流文化的影视传媒强势化语境中，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身份指认越来越处于剧烈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摩擦中，出现身份模糊、认同焦虑。边疆民族电影不得不游离于表现民族文化、大众文化的夹缝中，在商业、政治、艺术多重权力纠葛中艰难徘徊，身份认同日趋分裂、多元。当代边疆民族电影呼唤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认同，身份认同对于解决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困境、发展民族文化、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有重大意义。

一、 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除了电影所属的共性（观赏性、娱乐性、大众性）之外，边疆民族电影所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就在于其民族属性和民族心理功能，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现。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性涉及到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电影的内容即题材，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内容必须反映少数民族文化，这是界定少数民族电影最根本的原则。真正的边疆民族电影应当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品格的作品。

但是，从当代边疆民族电影的实际内容来看，很多创作者往往忽略或歪曲了“民族性”的根本性质。有的以“猎奇”和满足观众窥视为目标，对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贴有民俗标签的东西进行夸张和渲染，严重影响了受众审美的、长期的市场消费能力。有的则从“汉族视觉”出发，只捕捉到一些“皮毛”，没有深入到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深层文化，这样的作品缺乏少数民族自我的体验和表达，不利于边疆民族电影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导演章家瑞说：民族电影的成功应当是从一个民族自身出发触摸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一部好的边疆民族电影将成为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民族认同感的良好途径。

其次，从影片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来看。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自我形象的建立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宣传功能，还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构建和稳固。健康、良好、充满民族力量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传播民族文化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落后、愚昧、无知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则会引发民族反感、影响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的宣传。边疆民族电影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持续性的文化建设项目，往往被赋予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凝聚族群认同的任务；对外，作为我国影视的一部分，以其题材本身的敏感性成为国际观众注目的焦点，既是政治的焦点，也是文化的焦点，由此无形中成为国家形象的表征。因此，在国家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在自身族群文化的诉求中，如何在影片中塑造边疆少数民族群体形象，表达少数民族文化，是边疆民族电影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

再者，从演员的民族身份来看。由于语言的障碍、心理素质的陌生、以及民族情感之间的距离，汉族演员很难深入表现民族深层心理，更多塑造的是建立在虚构想象之上的民族形象，并赋予了大量汉文化意识形态；少数民族演员塑造的民族形象则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族面貌，也更为自觉地凸现族群文化标识。而汉族观众和本族观众对演员的民族身份便会产生认同差异。

所以，要获得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认同，最关键的还在于坚持对民族文化的根本追求，平衡族内和族外受众文化接受心理差异，正确定位创作视角。也只有拍摄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电影，才能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市场困境的解决

民族文化认同感篇（10）

民族认同是一个系统的认识体系，涉及对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信仰、民族地域归属、民族认同感等多方面内容。主要包括本民族成员对其国家的认同，历史、文化的认同以及国家范围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在这些共同因素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民族精神、民族认同感对其成员认识其民族特征，加深民族情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民族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 民族认同的理论

1、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的基础是个体对其所在群体的归属感。这里的“群体”在近代以前，因为生产水平的限制，个体对群体生活的客观依赖，多指自然形成的部落。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概念不断与“国家”相靠近。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的界定基于共同的语言、地域、文化以及经济生活四个因素，这四项因素与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相统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赫德尔在其著作中说：“最自然的国家，莫过于一种民族特点的一个民族。”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而现存的国际当中，绝大多数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就要求个体不仅对本民族信念认同，还要对本国范围内其他民族进行认同。中国现有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尤其需统一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民族认同的最高形式。

2、历史文化认同

纵观民族的发展过程，多是从拥有同一血缘的种族展开，在不断的历史演化中，产生独立的民族性格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形成特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并使其个体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意识。对民族发展史的认同，是个体对民族建立论文联盟认同感的基础。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历史重要的一部分，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一个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即被这个民族所创造，也具有对这个民族的支配意义，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所遵循。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各民族间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尤其需要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作为纽带进行疏导和融通。

3、国家范围内其它少数民族的共同认同

对于多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范围内其它少数民族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族认同不仅包括对本民族历史渊源的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还包括对民族所属国家的认同，而对国家的认同作为民族认同感的最高形式，其中就包含了个体对除本民族外的其他民族的认同。统一国家内，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归属感，是超越了政治形势以及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共有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了壮族、满族、回族、藏、蒙、维等56个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人数超过一亿，分布聚居范围达到国土面积的64%。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各民族共有的改革、发展成果，密切的经济生活往来和紧密的文化交流使各少数民族间具有共同的群体归属感，共同的政治权利以及民主的民族策略，使个民族发展拥有平等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

三、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影响因素

1、家庭影响

在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当中发现，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民族认同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秦向荣在研究中国11—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时发现父母的民族是否为少数民族对青少年本身民族身份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影响到“中华民族”认同，父母为少数民族会使自己的子女更认同“中华民族”。父母对民族的认同，是启发和教育大学生民族认同的第一步，父母会将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状况在生活当中直接传递给子女，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不同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差异，使子女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对子女民族文化的接受能力、民族历史的了解程度也产生巨大差距，这些都共同影响了大学生对民族的认同程度。

2、社会影响

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密不可分，社会的平稳发展是社会群体内各民族间共同发展结果，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对其成员在意识上具有导向作用。民族认同最初就源于社会对其成员的认同，社会意识会强烈的影响其成员的知觉、态度和行为，这也是民族区分以及民族冲突的根源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成熟，民族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界线开始淡化。我国现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与自由经济的相伴成长使当代大学生的进取意识明显增强，积极的竞争态度使大学生更富裕创新精神,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使部分学生对民族认同产生质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对民族的认同产生矛盾，不正确的处理方式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毒在大学生群体当中蔓延。大学生民族认同的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平稳过度的关键。

3、外来文化影响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各民族文化的融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族的多元化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可观的历史潮流。大学生处于生理及心理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好奇心与接受能力，外来文化以多种方式对我国大学生进行渗透，从影视作品到饮食、服装等与生活相关的方面对大学生加以影响。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处事方法在这样的多重影响下发生很大改变。正确权衡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异同，对外来文化有选择的接受，是当代大学生牢固民族文化基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