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又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保护和传承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在现代化程度日益强烈、范围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对全世界日益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现实关照，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灾难”的深刻反思。所以，在社会文化变迁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尊重与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各族人民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关键是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成环境
要保护和传承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关键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有好的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成环境。要保护好民俗这块土壤，必须让民众从民俗活动中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快乐和乡情亲情，让他们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的文化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有了这一点，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都会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东南27公里的苗岭腹地有个美丽的村寨——郎德苗寨。这个村寨和周围的一些寨子都保持着非常浓郁的本地传统的民俗文化，其中很多民俗活动都离不开鬼司，他们至今仍沿袭着传统的祭白虎神（自然神）的仪式。传说白虎神给了他们这片土地和吃的粮食，寨民们许诺要世世代代年年供奉白虎以保平安和丰饶。本寨的鬼司经常在一些丧葬、取名、结婚、占卜、建房等活动中被邀请去寨民家中做法事。
笔者曾经见过朗德苗寨的鬼司主持的祭白虎神的仪式。这种仪式通常在某人或某家有了什么灾难时进行，鬼司如果认定是因为触犯了白虎神，便会举行仪式，用供品向白虎神告罪。在这个过程中，鬼司会不断的念密语，意思是与白虎商量、讲道理，让白虎神帮助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毁坏。鬼司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培养的，除了要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和感知力，还要具有身心的超敏感能力，村寨的人对寨子的鬼司都很敬重，参加这个仪式的人都很虔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场景。
现在很多比较原始的地区还沿袭着这种祭祀的活动，如果用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去解读这种文化，朗德苗寨的鬼司肯定会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化的宣扬者，祭祀活动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的糟粕，这样的活动肯定是要予以破除的。然而，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化事相，苗寨寨民的日常生活意义都深刻的根植于这种祭祀仪式之中，一个简单的仪式蕴涵着苗寨人对天地人神的理解和认知，也是解决个体和家族之间矛盾纠纷复杂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不夸张的说，这种被现代人视为荒谬的仪式，正是维系着苗族人千百年来繁荣有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朗德苗寨的日常生活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祭祀仪式渐渐消失，那么其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逐渐丧失了。所以，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要保证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土壤和载体，各种民俗一旦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和主流文化所同化，那么人们也就不再会有这样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需求了。
一种文化的生成环境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一种民俗活动也会随着社会的、文化的变迁而产生变异。政府、媒体、以及权威机构的评价和态度是影响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会促成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文化传人就有了显身手的空间和发展传承的条件，反过来，民间文化生成的土壤也自然有了富足的养料，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关键是强化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地处黔东南州雷山县，被誉为“苗族民族文化艺术馆”，是苗族文化历史研究的“活化石”。西江苗寨的寨民们也曾经受到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纷纷拆掉自家传统的土木干栏式建筑，而改建成砖瓦水泥房，寨民们认为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才是好生活的体现。政府部门还曾经计划“改田造景”，把大片的梯田改造成庭院楼阁等颇为现代化小高层建筑景观，把中原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移植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让西部落后地区共享中原经济发展地区的成果。值得庆幸的是在很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严肃考据和强烈建议下，政府及时调整了改造方案，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需要，避免了破坏性建设导致的文化灾难。“新西江改造”充分考虑到寨民的生活需要，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了苗族文化的生命力，很多外出打工的苗寨青年纷纷返乡建设村寨，原来很多苗寨青年都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都不愿学习手工刺绣、蜡染和苗歌等传统艺术文化，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可以供养他们的生活手段时，日渐消亡的苗族文化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生机，现在的西江千户苗寨已经成为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一张王牌。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是否要强调文化的本真性。无论是官方机构、大众传媒还是民俗学者，大都把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来强调。事实上，这样的倡导是违背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民俗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不同的时空下，传统民俗文化总会发生变化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传。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苗寨13年一次的苗年祭祖仪式，从最初只是自己村寨的一个内部活动演变到现在，已经成为由政府主办，有众多民众和媒体参观的一个大型表演活动。这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对本真性和原生态的过分宣传和渲染，造成的大众对民族文化原生态的盲目追求所导致的。笔者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缘文化的过度追捧主要是出于一种务实的策略，它实际上变成了多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共同参与、共谋利益的一项运动。
三、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确认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和文化之间，美德和美德之间如果要想去除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独断性和单一性，可以借助一种“想象力的洞见”，理解的“进入”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正是“人之为人的东西”使得这种自由选择和沟通成为可能。在不同的文化和冲突的价值体系之中自由选择是“进入”对方的前提，而理解和沟通承认了各种价值存在具备同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使得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从多元的比较中，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差异和个性并不一定构成我们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一系列评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拢聚着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文化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既有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共性，又有每一个民族的个性。
价值观是不能强加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前提是尊重传承文化的主体价值，而不是以客体的价值尺度去强加的同一性。我们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属于非主流文化，表现出文化性，而非政治性，与我们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没有冲突。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有许多在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还没有很好的发掘。在昔日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经过学者们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今天人们已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意义。抢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给予更多的尊重和更积极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彭丽媛、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彭丽媛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4]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
[5]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6]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 民族神韵 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确立[J].中国音乐，2005，1.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4]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
[5]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6]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 民族神韵 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确立[j].中国音乐，2005，1.
民族政治文化的内涵
现代政治科学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首倡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其后便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政治学者基本上是从政治心理视角来界定政治文化。如，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也说“政治文化一词涉及政治上一切有关的取向，不论是认知的、评估的或表情的”。其他学者也都有相似的看法。作为结构一功能主义的代表，阿尔蒙德不仅注意到政治的客观方面，即结构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主观方面，即政治文化现象。这样，使政治科学不是停留在对客观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和研究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的主观、内在方面。同时，他还认为政治结构一功能（客观）和政治文化（主观）二者是互动的。政治结构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一定的政治文化则支持、维持和变革政治结构体系。作为当代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有其科学价值的，他弥补了传统政治学单纯着重制度研究的欠缺，深化了对政治现象的认识。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他们否定“价值判断”，对事物不作定性分析。这样，他们只从感性方面、心理方面认定政治文化，而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政治文化的看法，在我国学者中是不一致的。一种也是把政治文化主要归结为政治心理方面。如，马起华说“政治文化是个人对于政治系统及自我在系统中所担任角色的心理取向”。丛日云也是把政治文化归结为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另一种见解是将政治文化广泛化。即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如朱日耀先生即认为“政治文化应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包括有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几个方面。
上面两种看法，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将政治文化广泛到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狭义说则仅只是指政治心理方面的政治取向。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看法。把政治文化既看成是主观方面的现象，但又不仅仅指政治心理方面，而是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思想方面。或者说是包括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部分。如我曾说过“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王沪宁也说“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的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这点，王惠岩教授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非理性的情感认识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因素，同时还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
总之，我的看法是居于中间的。即一、政治文化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方面；二、作为主观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心理因素，而且包括政治观念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二者是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的。政治心理是潜藏在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表露在外的。但是它却促进着人们政治观念的形成，即人们对政治生活有系统的认识，而政治心理又受其政治思想的支配，即人们是在一定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情感、信仰和认知的。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引导人们的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推动政治思想的形成。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政治意识要比政治心理更为重要。因为心理只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往往作为一种系统的观念表露在外，并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规范。
至于客观方面，或是政治制度方面，则只是政治观念形态的载体。就是说政治的主观方面必须通过客观载体来体现，而载体本身则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之中。这点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一致的。
由于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的社会心态。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心态，应是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每一个民族由于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共识，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组织产生认同感，因而该民族才富有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就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所以只说“一定的稳定性”，是因为作为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来说，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民族的政治文化也要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
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于各自所生成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那末，是些什么因素决定着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呢？
首先是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任何民族为了生存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大自然所给予各民族的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特别是初民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是很大的。他们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有的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则适宜于从事航海或贸易；内陆的一些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沿海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这样，就使得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如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具有封闭性。再如希腊，境内多山，不宜农耕，经济作物较少，而且海岸较长又多岛，故而适宜发展航海和对外贸易，形成了其开放的环境。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在适应自然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从而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制约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在今天世界科学发达的情况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强，各民族的交流极为方便和频繁，因此，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约束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比起从前，则相差甚大。
其次是各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经济生产方式我指的是如何组织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而经济形态则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或说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一般说有三种经济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也有的称之为时间经济，或其他称谓）。又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的氏族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自然经济，无论中国或西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然而，中国和西方的奴隶、封建社会又各有特点，这就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如前所述，古代希腊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又决定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特色。
再次是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对政治文化来说更是其直接基础。在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阶级关系。国家则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公共组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将来阶级消失后，人类社会还会存在着相互关系，那时必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也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除了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等外，国际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就将相互影响，也会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当然，也有的是外民族的入侵，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强加给另一个民族，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最终本民族的文化还是起主导作用，它总是不能代替的。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受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的制约，但是反过来，它也对其他现象起着影响，对经济、政治还起着反作用。
政治文化的传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变”，又有“通”。“变”是“改”，“通”是“继”。历史就是在“变”与“通”的过程中“有序”的发展着、前进着。“无变”则社会不前；“无通”则社会难前。就是说，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停滞不前。这就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世代相传的过程。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就产生政治文化的传统问题。所谓“传统”，中文把“传”解释为“接”，就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一代。也就是“交接”“接力”的意思。又解释为传播、传授。而所谓“统”即事物间的连续相关性。英文传统一词大多用“Tradition”，其意为一代又一代的往下传。这与中文有相似之处。可见，无论中西传统一词实际意义都可理解为一以贯之，传而统之。我国过去就有所谓“道统”，这是指以“孔孟之道”作为“统续”的观念，实际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观念。
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则是精神的积淀，也就是每个民族历史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有的学者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别开来。文化传统是指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前者是凝聚在现实人们的思想中；后者则是历史的现象，已成过去的存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文化传统。当然，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是必须了解传统文化的。因为，文化传统正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生理的遗传，特别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造成的。
关于生理上的遗传，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能多谈。关于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则是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一。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通过多种社会渠道，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传媒工具而培育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等。这里特别要提到政治符号。所谓政治符号是指特定的国旗、国歌、国徽，以至领袖人物的肖像，都属于特定的政治符号。这些都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象征，具有该民族的形象的代表意义。这些符号是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作用。
政治文化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个途径实现了其传播和积淀的。罗伯特·E·道斯等人指出：“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人与人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生俱有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参见布莱克维；政治学百科全书 H571页）阿尔蒙德也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比较政治学》，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也表现为各自的发展轨迹。如，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贯式”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起过多种变化，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主流是不变的。西欧各国则不同。其政治文化发展的线路是与我国很不相同的。是一种“转换型”的，或称之为“演变型”。西方的文化曾经历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化多种形式。然而，在西方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又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就是说，虽然形式变化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被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从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的风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继承性、交汇性
前面谈到，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民族性等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有政治文化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问题。
1．社会性与阶级性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民族性，作为一种观念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共识。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社会性的。然而，政治文化又属于政治范畴。因此，也就必然的具有阶级性。或者说，这是由政治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观点，以及代表某个阶级的政治理论等）。各阶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共同的阶级的政治文化，才能够产生各阶级共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表现为它是团结各阶级成员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的一种凝聚力量。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因此也就各有其独自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即阶级的政治文化。这就构成政治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可以说就有多少个政治亚文化。但是，掌握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掌握的国家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主要是传媒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一种思想统治。
当我们讲政治文化社会性时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同样，当我们重视政治文化阶级性时也不能否认政治文化的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文化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民族性）之中。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是“天”所建立的。君主也是天所设立的。有所谓“天生蒸民，受之君，受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公认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如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2．时代性与继承性
如前所述，政治文化是具有稳定性的。这就表明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时代，政治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期、阶段、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发展史。
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都有其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文化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了解它的继承性。不看到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民族传统。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它的性质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它是世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再如，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积淀了优秀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时代性。
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继承性，是使我们避免提倡继承文化传统时不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也不至于只承认时代性，否定政治文化的继承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的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继承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遗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立足于时代的前列。因此，马克思主义既讲继承，又讲发展。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与继承性的最好的典范。
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更新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继承一方面是“继往”，而另一方面则是“开来”。所谓“开来”就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观念的发展和超越。无论何种文化体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超越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也就是在这样不断往复地前进。人类也就是在这样不断更新中前进。更新观念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渠道，是传统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人们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新条件下，为传统观念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并继续显示其活力。任何不从时代的转换出发，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观念，不和时宜地僵守原有的观念，都是有碍于社会前进的。当然，忽视“继往”，一切都“另起炉灶”，也是不可能的，也会影响社会的前进。
3．民族性与交汇性
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因此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色。然而，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成现（定式），是不能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罗马出现过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也未阻挡住西方文化在我国的流传。
在西方，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如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化更是接受了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古犹太教的发展。西方中世纪文化是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综合体，同时还包含有接受希腊文化传统（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土多德）。我国文化具有独特性，看来是一种封闭文化的典型。其实，我国古代文化也吸取了不少外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吸收各民族文化而构成的。而且，印度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我国；阿拉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近代更是大量受到欧洲文化的撞击。可见，在开放性社会存在文化的交流，在封闭性的社会文化的交流同样存在。
我们之所以说“交汇性”，是说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国特别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这是无疑的。但同时，我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我国的四大发明不说，就是人文社会思想，对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如早在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就受我国儒家“仁学”的影响，我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就受到他的赞赏。当今，西方对东方文化更是广为接受的。无论是人文、社会，以至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说，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存在，主要就是由于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点这个民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只有坚持民族特点才能立足于世界。其次，当一民族吸取别族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另外，还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外民族文化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文化的交汇性会越来越突出，交融汇合之点会更广泛，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文化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方法，比较是一种鉴别。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对事物通过比较，才能区别其不同之处，才能看到其各自的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事物。因此比较法是我们经常在各种生活中所采用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的区别事物的方法，比较法是有许多原则的。这里我们不多作研究，但有一点要说清楚，那就是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这是进行比较的首要原则。
既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宏观的政治文化研究时，就必然引起对各民族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
对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本身的比较。既然政治文化是与政治社会同其久远的，因此它就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产生、发展、膻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每个历史时期，也必然地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这样，为了更好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这就是民族的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如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对这种研究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同时代的。如，我们可以进行先秦的和两汉魏晋的比较，也可以魏晋的和宋明的比较。也可以是学派之间的比较。如，儒家和墨家的比较，玄学和理学的比较，还可以对孟子和荀子比较，等。这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也是同样的。如，希腊和罗马的比较，希腊罗马同中世纪的比较，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化的比较，也可以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卢俊和霍布斯的比较等。所谓横向的比较是指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之间的比较，如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一、云南多样性文化的当代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汉族之外，有25个少数民族，至今多数民族都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也最终汇聚成了云南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文化状态使云南获得了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但恰恰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取舍上，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益而非人类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向外界呈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时也采用了极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因西双版纳而选中傣族，因大理而选中了白族，因丽江而选中了纳西族；而我们展示的文化内容也局限于这几个民族与汉族迥异的服饰、舞蹈等“有声有色”的东西，在民俗的介绍方面，也是仅仅挖掘与汉族风俗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习俗效果更好）的角落，比如婚俗等等，以期增加其神秘色彩，最终引起更多的好奇感，甚至猎奇心态。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当然不可能深入到更为丰富的内在的空间，多民族语言问题必然难以得到关注。如果云南多民族文化就这样蜕变为经济效益的一个简单符号，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内涵和品质。可以肯定，对于多民族文化，只要局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选择性展示，放弃了对这座无形但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充分的挖掘，必将逐渐使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而虚弱，有损于云南省这一中国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的整体形象，当然，最终失去的必将是多民族文化的新的流失与变异，云南也将会像世界某些地方一样，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成为文化趋同潮流的牺牲品，而不是充满生机与持续发展力量的文化多样性区域。
二、多民族语言是云南多样性文化的核心
1.多样性文化生态的自身诉求使语言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活动获得启示。在生物界，多样化的物种形成的生物链，能促使各物种在竞争和相互依赖中健康发展，求同与存异，生物学提倡物种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生物生态一样，它同样需要一个良性的自我成长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的重要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它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语共生、互为渗透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由于语言的这种共生，又导致了明显的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局面。不同民族聚居地核心区域，显现出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接缘地带，又呈现出文化混杂但却和谐共处的局面，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族群基本形成现代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1]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基础，它创造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
2.多民族语言奠定了云南多样性民族文化状态
语言是文化符码，思维的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能，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达。“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因此举例而言，单词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来自于这个词与单词冷之间的关系和二元对立。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都是由语言结构所形塑的。因此，我们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人们形塑着他们的周遭环境，相反，而是人们以及社会世界的其他方面被语言和它的符码结构或将单词结合起来的那些专横的规则所形塑。”[2]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也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3]
在云南，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语言在发挥着这种作用，而是20多种语言发挥这种作用，在它们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中，这种构建的丰富性再一次得到了延展，不同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柔性魅力就在这种丰富中折射出来，它们体现为风俗与风情，并为宗教、艺术、人生态度等等所区别。当它们再一次出现在表达层面，语言在此充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保护一种语言就必然意味着保护一种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随着一种语言的消失，创造的文化篇章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关闭。在云南，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面对这种文化消亡所产生的忧患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缘起于民族语言的。回族诗人马绍玺说：“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4]当然，在云南，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现实，它只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中可以得到引导和校正，尽管这看上去很难。
云南在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方面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据统计，文学方面，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都有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作品。云南省近年来涌现出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 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也开始崛起，……而在舞台、演出、歌舞及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方面，云南省也走在了前面。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如《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被业内喻为“云南现象”。[5]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基础及其在此之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这样的文艺盛举可以在云南出现。
三、云南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发展前景
1.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既然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负载着一种文化，并为整体的多样化贡献了力量，那么，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然是我们建构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首要工作和可预期的前景，它可以使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整合，而不是弘扬不同语言的独立价值，其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机体的日趋一统，作为主流精神文化载体的汉语便逐渐成为云南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6]今天，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多样性显示出它的价值，在云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这是具有文化建设价值的最重要的实践策略，它会对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发挥潜在的基础性作用。
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须有相关的民族语言政策支持和实际行为。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指关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具体说，就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性政策。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已有6000多所学校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对云南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这一数据确实显现出一种可喜的转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民族语教材和民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欠缺，这是让人遗憾的状况。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一大障碍，目前国家的双语政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因为真正实施起来会增加教学成本，很多地方的双语教学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一年级的教材编了，但是没有资金去编二年级的教材。这些现象说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在云南文化发展中，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新的文化亮点
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一味强化差异，人为增加其神秘感，甚至把少数民族文化置于汉族文化的对立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如果否认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存在，一味极端强调差异，一方面会遮蔽不同民族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存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前行。
可见，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不能只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必须分析和研究云南汉民族文化，事实上，自有文献记载的“庄蹻入滇”以来，汉人入滇的历史就没有间断，只存在规模的大小之别。因此，云南的汉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汉民族与云南的少数民族漫长的交往中，华夏族直至后来的汉族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融合不断发生，形成了亮点，其中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语言更是如此，没有新因素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发展。现代汉语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汉语的固有特点，也吸纳了多种民族的语言因子。
与此相应，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也在这种类似状态中不断发展。“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加之其他一些语言屏障，令汉语推行至此每每失去纯正，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大量使用民族的语音、语调、句法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不全然等同于汉语文化的对词义的理解方式，产生了佤汉语混合、傣汉语混合一类的双语混合现象。”[8]事实证明，这正是语言交融创造的新亮点。它的意义在多方面得以体现，比如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直接使用语言的活动，最能见证语言交融的力量。确实，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了汉语言进行写作，而“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7]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符码，思维的载体，语言的交融必然带来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只要我们具有语言的平等意识和观念，而不是歧视的意识和观念，便会接近了规律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语言与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也就获得科学的支撑和内在的潜力。[参考文献][1]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07－05
一、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危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共有49个民族成份，其中有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17个世居民族，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由于贵州省地处山区，地形地貌复杂，拥有多种类型的生存环境，既使同一个民族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其文化也各有特色，如安顺地区的屯堡人，他们的语言、服饰、民居建筑及娱乐方式都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经历600年的历史变迁，既执着地保留其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又在长期的耕战耕读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明，形成了现在我们称之为“屯堡文化”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汉族文化现象，是研究明代汉民族的活化石。此外，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空间，其文化也相互影响，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他们都是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的根源。
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146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布依族占全国总数的97．3％，苗族占全国总数49．8％，水族占全国总数的93．2％。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居全国第五位，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12．1％居全国第三位。汉族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使得在社会交往中少数民族文化不同程度的“汉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大批民族文化遗产正在被侵蚀，民族手工艺、民俗民风、戏剧曲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正外于濒危之中。比如，水书是水族文化的精髓，它是用水族古文字记录水族天文、历法、哲学及各种宗教事项的文化典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仍然活着的古老象形文字典籍之一。在水族地区，目前在世能看懂水书的仅有200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就有180人。又如，我们能否将屯堡文化再延续600年?如果不是老人的坚持和政府的宣传，恐怕再有几年就很难见到现在的屯堡文化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还可以从Intemet的广泛应用中看到。每到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相关内容在网上纷纷传递，大有全球都必须过的趋势。很多年轻人认为过圣诞节、情人节有现代味、洋味．春节、清明节等守旧、土气而热衷过“洋节”。向来以本民族饭菜更符合营养学而自居的中国人也开始青睐“洋餐”。“麦当劳”、“肯德基”在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就是实证。这些迹象表明了一个问题。即在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冲击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日常生活层面。尽管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受过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其影响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来势凶猛、不可逃避。由此可见，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正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冲击，其民族文化资源亟待保护与开发。
二、贵州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是“某种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与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关体系、传统和信仰。”可见其描述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分为：文本民族文献；口碑民族文献、实物和民俗活动；光电民族文献。
1．文本民族文献
贵州省已搜集整理的民族古籍有5000多万字，已公开出版的有近100种。3000多万字。比较重要的有《苗族古歌》、《布依族古歌》、《侗族大歌》、《西南彝志》、《红白杜鹃花》、《物始纪略》、《好花红》、《古谢经》、《水书》、《苗族古歌古词》、《仡佬族古歌》等。我省少数民族文字“水书”，有水族“百科全书”之称，2003年3月纳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据初步统计，全省民族古籍藏量在20000册以上。
贵州素有歌的海洋，诗的故乡之称。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出版了学术专著、理论文集、民间故事、史诗及歌谣、戏剧和风情作品集157种，约3000多万字。如苗族的《开天地》、布依族的《杨元保的故事》、侗族的《古考和》等。贵州中药材丰富，被认为国内少有的“天然药库”。我省积极开展民族民间医药研究。先后完成了《苗族药物集》、《贵州省少数民族药物集》、《侗族医学》等书籍的编写与出版工作，整理出版民族药物集90多种，1100多个单配方，填补了国内空白。近年来，贵州省民语办、贵州省民泽委及其相关部门共翻译出版100种，350多万册，8000多万字的民族文字图书，从1985年至今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700多种民族图书。此外，还有一大批贵州的民族研究学者收集整理的民族民间故事与图片资料等。
纵观贵州民族文献的收藏状况，主要分散地收藏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民族院校、民族工作及研究部门等机构，只是藏品内容上各有侧重。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献查找、选择、研究、利用上的困难。
2．口碑民族文献、实物和民俗活动
除了文本民族文献以外，还有用简易符号记载和语言代代相传的口碑民族文献，如苗族的《嘎百福歌》是一种说唱文学，流传在黔东南一带。侗族大歌和琵琶歌是重要的民间口头文学。还有贵州的戏剧，主要有傩戏、布依戏、侗戏、花灯戏等，其中傩戏还被视为戏剧研究的活化石。如此等等口碑文献是贵州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各种类型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生产、生活实物，如民族民居、服饰、乐器、雕刻、图腾符号、考古遗物、纪念碑、生产生活用品等，主要以现实存在物的形式展示存储民族文化．它们是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主要分散于民间，博物馆、文史馆、部分图书馆等单位也有收藏，但也有部分流失海外。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而导致的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主体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各自有着独特的民族语言，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依赖一代代族中长辈和民众用本民族的母语说唱、歌舞、手工技艺以及各种民俗活动世代相传。随着一批批老人的去世，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民间故事、古歌、长诗、传说等文化载体已经绝迹。传统的挑花、刺绣、纺织和一些民族手工艺也在逐渐失传。甚至很多年轻一代不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又由于信息复制技术的原因，就是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水族，他们的文化信息产品也是极为有限的，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有的主要是口头、有的则是以口头辅之民俗活动传承。在贵州民族文化载体中，民俗活动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形式。笔者参加过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有的没有话语相伴，但活动本身却包含了一定的文化信息；有的民俗活动有少量语言相伴，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都可以用口语加以描述，用书面语加以记述，用多媒体技术加以记录。
相比之下，从贵州民族整体情况来看，古籍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定型记录”，有其特殊的价值。 其它文本文献也只记录了他们的一部分文化内容，而口碑民族文献、实物和民俗活动是贵州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如果忽视了他们，若干年回过头来看贵州民族历史文化，将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片空白。
3．光电文献
从时间来看，贵州民族文献可分为传统民族文献和现代民族文献，光电文献则指后者。主要是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民族文化以光电载体形式存储的民族文献。如缩微胶片、图片、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数据库等，它们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创新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贵州民族文化再生性保护与开发
民族文化的保护方法，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延缓性保护，即对民族文化所依附的实体材料按其原来的形式进行修复、装裱或除去载体内不利保护的有害因素等，以延缓其变质历程，延长其寿命；或是开辟一块民族文化存在的空间，留存一份传统民族文化的原貌。二是再生性保护，即为了保护各种文化载体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而采取的照相、录音录影和数字化等保护活动。延缓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现有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本文将讨论民族文化数字化再生性保护与开发。
就贵州目前情况来看，文本文献、实物等承载民族文化的实体材料分藏于各单位，全面实现民族文化所依附的实体材料的共同管理是很难实现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对各单位藏品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进行一体化管理，是可以实现的。民族文化所依附的实体材料不可再生，也无法永生。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本质变化，就是能够实现信息与其实体材料分离，能够对自然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如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动态的变化进行多媒体的、信息化的保存与传播，这是以往存储技术、胶片存储技术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功能。数字化技术可以使民族文化信息脱离实体材料和民俗活动本身进行存储与传输，且这种存储可以不断重复、再生而不受损失，从而使民族文化得到根本性的延续，解决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和利用，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最好手段。
文献信息数字化技术在图书馆界得到普遍应用，有成熟的集成软件管理着众多的图书馆文献资源；目前我国至少有上百家博物馆的藏品信息数据库正在建立过程中，一些有条件的博物馆已经或正在准备实现局域网分享馆藏信息，这些成果为我们贵州民族文化信息实现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贵州民族文化信息一体化管理模式
1．在政府支持下成立贵州民族文化信息管理组织。
该组织主抓贵州民族文化数字化系统建设，该数字化系统不是单纯的数字图书馆或数字博物馆，而是二者的结合。贵州民族文化信息管理组织的职责之一是协调以下单位：①各级各类图书馆和民族研究机构；②各级博物馆、档案馆、文物管理局等保存了大量民族实物的单位；③贵州省各级具有民族风情的舞蹈、曲艺等文化节目的文化机构和各类出版发行机构；④有将民族文化存储于数字载体的电视台、网络中心；⑤与民间艺人、民间团体保持良好关系，注重民族文化的数字化采集。职责之二是：制定关于构建贵州民族文化数字化系统的规划、标准，实现所创建数据库的共享，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播。并根据贵州民族文化整体情况制定建立数据库的类型，如文献资源数据库(全文数据库、题录数据库)；民俗民风数据库(各民族代表性风俗介绍、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生态保护风俗、敬老风俗、特殊的饮食风俗、宗教风俗、民族歌舞等)；少数民族人物数据库(著名历史人物、各学科各民族代表人物)；民族经济发展数据库(最新科技、农牧科研成果信息库、少数民族民营企业名录、经济发展数据统计)、旅游资源数据库(旅游文化、旅游景观介绍、旅游最优路线、最新旅游信息)。注重发挥各地区、各单位的特长。分配具体任务．做好整体协调工作，整合民族文化信息资源。职责之三是：督导各单位的工作，根据当地民族文化进行数字化的需要，配备一定的设备、技术人员、调拨一定的资金等。
2．建设贵州民族文化数字化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1)基础资料收集
如今在众多的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中，大都围绕自己的研究专题各取所需，结果是研究多年、积累多年仍未能形成一份完整的基础资料，所以资料收集齐全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判文化资源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对民族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强调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真实性，而不是表演层次。在保证所建数据库中数据达到一定数量的同时，要适度考虑经济效益，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社会各界所关注热点、企业动态信息以及普及民族文化的信息需求。
(2)技术方法的应用
民族文化数字化系统技术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信息采集和移植，包括传统信息采集和数字信息采集两方面。传统采集技术包括：扫描、缩微、光学字符识别、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数字采集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信息处理；②信息的组织，包括信息组织技术、压缩技术、海量信息存储技术；③信息的与检索，包括信息的网络互联技术，网络信息的发掘与过滤，文献以及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检索；④信息安全，包括网络安全、信息加密和数字水印等。
贵州是一个欠发达地区。信息基础比较薄弱，民族文化数字化系统在硬件技术上可以考虑分为三种信息分享形式：①单机形式，通过基于数据库的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藏品信息的计算机管理，通过单机拷贝的形式实现信息共享；②局域网形式，将内部计算机联成局域网，运行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内部各单位信息实时共享；③广域网形式。通过国际互联网的形式运行藏品信息数据库，藏品信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采用三种不同形式，所需投入的资金也不同，各单位可根据自身的实力和藏品类型与数量进行不同等级的数字化建设，只要设计得当，无需大量投入，各单位都可实现民族文化信息的数字化采集和处理，最终实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面临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贵州民族多元文化，我们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再生性保护与开发，最终实现贵州民族多元文化信息一体化管理的模式。该模式将是弘扬贵州民族文化的整体合力、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推进器，凸现贵州民族文化特质，创造和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有强烈时代气息又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贵州民族文化。
蜡染的第一道工序――画蜡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澳]约翰．W．伯茨，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2][瑞典]缪尔达尔，顾朝阳等译.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王松．生态经济学浅说[N]．北京日报，1996年-01-04.
[4]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孙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存环境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1999，(3).
[6][英]雷蒙德·弗斯，费孝通译.人文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修订本.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1-0015-02
一、缅族概况
缅甸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0多个民族(1983年缅甸政府公布缅甸8大主要民族外,还有其支系,总共有135个民族),主要民族有:缅甸族、掸族、克伦族、若开族、克钦族、钦族、孟族(亦译“汶族”)、克耶族等8大民族。缅甸族人数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缅甸语是缅甸族的母语。1948年缅甸联邦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后,新宪法规定缅甸语为缅甸联邦的通用语。现在使用缅甸语言的人口约5400万左右。
二、缅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渊源
1.缅民族与汉藏语系的关系
汉藏语系,也称为“藏汉语系”,包括汉语和壮侗、藏缅、苗瑶三个语族。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语系之一。而缅甸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族缅甸语支,由于使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又有极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在汉藏语系语言中除了汉语、藏语外,缅甸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对研究汉藏语系诸语言和汉语的历史,以及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为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奠定了基础。
2.从缅语发展与变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缅甸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个重要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约有2500万。其中可以看到,缅甸语言在近一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随着对缅甸语历史演变的不断研究,不仅发现了缅甸语言本身发展的规律,也为研究亲属语言的同源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有力依据,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策略研究水平的提升。
(1)语音变化:①辅音韵尾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经过对缅甸语中的辅音韵尾变化的研究,发现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变化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与汉语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变化规律极为相似;②“弱化”是另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与汉语中的轻声有很多相似之处。汉语的轻声是:说话的时候,前字音又长又重,并带出后字音,后字音又短又轻,简单说就是短平快,很轻、很短,如汉语“子、头”等后缀词和“了、着、的”等虚词都读轻声;还有些双音节词的第二个字也读轻声,如“地方”和“大夫”两个词中的“方”和“夫”都读轻声。而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除少数送气音外,其他辅音做声母时一般都变浊,实际音高变弱;而绝大部分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只要是弱化音节,无论韵母是单元音或复元音,一律变成央元音[ə];也都变成轻声。
(2)声调变化:缅甸语通过声调的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这是一种形态变化。我们可知,缅甸语的有表达语法关系、改变词性、语言的补偿、区别词义和词义强弱,以及事物的程度的作用。当然,声调主要的作用还是区别词义,这与汉语相似。
(3)词类变化:①缅甸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基本词多为单音节词,由词首辅音或辅音丛加上一个单元音或双元音构成。主要的构词方式是附加(包括前缀、后缀)、插入、重叠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改变词性和词义;②人称代词有男用和女用、尊称和卑称之分。其中缅甸语代词中的疑问代词,在句子中必须与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搭配使用,如果没有后面的语气助词,就不能单独表示疑问,这与汉语的疑问代词不同。而疑问代词与表示疑问的句尾助词结合后,有时并不表示疑问,而是表示强调作用,这又与汉语相同;③量词与汉语量词相似,数量很多,往往应用事物的形状、物体的形象、事物的名词或以容器的名称来作量词,但数词和量词的结合方式却不相同,如汉语中说“一亿”,而缅甸语中习惯说“十个千万”或说“一百个百万”。另外,量词分为动量词和名量词,在缅甸语中动量词较少,如叹了口气、白了一眼、拉一把、砍一刀等中的量词。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动量词,而在缅甸语中却用同一个动量词“tɕhε?”。还有就是月份的名称、公历借用英文,而缅历却有单独的月份名称来表示,一星期的每一天也都有固有的名称,不像汉语中那样月份和星期用基数词来表示;④助词是藏缅语族中最有特色的词,也是缅甸语中极为重要的词。在缅甸语中助词,本身既没有实在的意义,又不能独立存在,总是跟在其他词或词组后,在句子中起着句子成分作用,属于虚词。在每个句子中都有一个识别标志,就是“助词”。这样就容易确定其前面的词或词组在句子中的地位或所起的语法作用,也就知道说话人所表达的语气。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助词来确定句子的成分,使得缅甸语就不像汉语那样需要特别强调词序的重要。
(4)句子变化: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句子中各成份之间的各种语法关系和感彩主要通过助词来表现,如汉语“我吃饭”,缅甸语“我(主语助词)饭(宾语助词,往往省略)吃(谓语助词)”;或“饭(宾语助词)我(主语助词,常省略)吃(谓语助词)”;这些方面有些和汉语相似,也有不相同的方面,如但相比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两者之间却是有着相同和相近之处。
3.缅语所体现的文化
(1)同源文化。在藏缅语族的各种语言中,我们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语言有着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还包括具有许多同源词,以及共同的语法规律和体系。如我,缅甸语ŋa,藏语ŋa,白语ŋo;死,缅甸语fiɕi,藏语ɕi,白语ɕi等。可以知道,缅甸语中不仅有许多藏缅语族中的同源词,而且在语音的变化规律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2)亲属文化。从缅甸语的语音发展规律和汉藏语系有关语言,发现了古汉语中复辅音的存在,正是利用了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进而研究了汉语本身的发展,使得汉语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3)词语文化。我们从语言谱系可知,缅民族的起源是源于中国,而缅甸文字的起源却受到印度古文的影响。因此,缅甸的语言和文字,正好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如“du”,缅文词义是“筷子”,但是,这不是缅甸词,因为缅甸人吃饭时不用筷子,习惯用手抓饭,用勺舀汤。很明显,“筷子”一词借用了汉语,这也可以看到中缅两国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再如“paq?phɔ,”“胞波”一词,缅文原义是“同胞兄弟”,但由于中缅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从种族上又有血缘关系,因此缅甸人专门将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胞波”。
三、缅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
1.汉缅民族成语对比
成语不仅是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现象,还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更是各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精神产物。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感情、思维方法、生活和风俗习惯等,也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融合。如汉民族成语井底之蛙,缅民族成语nə khwε?thε:kapha:(牛蹄印里面的青蛙);汉民族口念佛手作孽,缅民族pa:sa?aphəja: phəja:lε?a/ ka:ja: ka:ja:(口佛佛手胡作非为)等,从词的组成和成语,以及句子的寓意,我们可知,缅民族除了借用了汉民族语言,还因中缅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条件和环境,所以两个民族的成语和句子是如此相同。
2.汉缅民族称谓对比
缅民族的姓名和许多国家的习惯不一样,只有名字没有姓。我们可以从缅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婚姻制度等发现,缅甸的母系社会的影响很深,缅民族不像我们,特别强调宗族关系。如汉民族女姓一旦嫁到男方家,就没有了自己的姓名,只能跟男方的姓,而在缅民族就没有这种夫权思想,因为缅民族并不强调宗族、传宗接代等的思想,男女比较平等,况且男权之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也不像我们那样严重。
3.汉缅民族人称对比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同样长期受封建社会统治的汉民族和缅民族来说,这种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人称代词上,尤其是表示第一人称的词很多。如汉民族“奴才”,是一种谦称,而在缅民族是从完全符合其身份的人自称的词,到变成了自己的谦称,即使是作为统治阶层的人,为了表示谦虚也可用此词。这与汉民族有着相同之处。
四、结 论
通过同在汉藏语系下,汉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之间诸多相同处,充分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背景,从三者在语言文化、历史渊源、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对比,以缅民族为主体,分析和研究了在同源性和差异性上的相异点,挖掘和发现在云南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优势条件,积极应用有效的教学策略。最终,能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水平、教学实验、学科建设、文献研究的提升,也为云南省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128-006
一、问题的提出
同志在中共十报告中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福音，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废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挖掘、整理、保护少数民族古籍，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少数民族歌舞团，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工作、学习中的交往、合作更加频繁，通婚更加普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并不断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深入人心，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和改善。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原来保护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如：国家、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全面普查，建立详细的资料数据库和工作网站，确定保护名录、保护方案；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带、保护村、保护点、博物馆等，开展特色文化艺术之乡和民族艺术家的命名活动，等等。2009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民族传统文化迅速消亡的势头，其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对此，不少学者心急如焚，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文化正面临灭顶之灾”。河南大学高有鹏教授甚至发出“保卫春节”的宣言。为什么政府重视，有政策法规，有机构，有投入，依然阻止不了民族传统迅速衰落、文化多样性日益消亡的状况？如何才能保护文化多样性？
二、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特殊原因分析
二战之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信息接收的共时化、人类活动的同步化以及地球的村落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动了文化跨越国境的交流和传播，给文化霸权和文化覆盖提供了渠道和手段，某些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优势在谋求世界政治霸权的同时，通过有选择地输出经济和技术，并无保留地输出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且强调那就是全人类的标准，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化的传承面临着严峻挑战乃至迅速消失。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衰落离不开这样一个大背景。
除此以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加剧了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所创造的文化为人类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曾经长期在历史上成为主流文化。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的衰落，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地位下降了。中华民族被船坚炮利的列强所蹂躏，受尽屈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受打击。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入西式教育，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之后有些矫枉过正，存在过度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倾向，学校教育以英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为教学内容的主体，中华民族的传统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被排斥在教学体系之外，民族文化自信受到极大摧残。包括严复、梁启超、鲁迅、郭沫若、何祚庥、李敖等一批文化名人和自然科学家都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视为伪科学，民族文化自卑心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状况到“”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少数民族民间典籍被列为“四旧”遭到焚烧；佩戴的金银首饰被列为“四旧”遭没收；那些所谓没有“革命内容”的民族传统工艺品、服饰、家具、商品一概禁止摆卖，甚至予以捣毁；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被粗暴的践踏，文艺工作者受到恶毒的诬陷和无情的打击，就连壮族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艺作品《刘三姐》也被当成“大毒草”来批判，扮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也因此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进行劳动改造15年；少数民族以歌言情，被污蔑为“唱黄色歌曲”、“耍风流”而遭禁止；少数民族的铜鼓等乐器也被没收；各地的社坛、神庙、祠堂全部被摧毁，各家祖宗牌位也要拆除，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文化自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依然有相当的市场，电视剧《河觞》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就是突出的例子。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情况尚且如此，少数民族的情况绝大部分则更加糟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经过拨乱反正，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挖掘、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依然心有余悸。而且，目前许多关于保护和弘扬中国各民族丰富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考虑，政府官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重视遗产申报轻视保护”、“以产业化开发来代替保护”、“遗产私属化”、“遗产及传承人造假”、“遗产保护主客体错位”，“选择性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除了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英文和现代科学知识外，传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教学内容体系中很难获得一席之地。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只能使用全国统编的教材，即使是少数民族文字教材也基本上是翻译汉语版的。这些教材中有关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汉族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除了建立过统一政权的蒙古族和满族的涉及较多外，其他少数民族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2l世纪初中国国家教育部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的管理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新课改要增加本土化、本地化、本民族化的教学内容，凸显民族特色，然而，并没有制定相关有约束性的配套措施，以升学率为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既不能作为学校成绩的重要体现，也不是老师工作绩效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不能帮助中小学生升上好学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国家教育绩效考核机制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脱节，缺乏完善的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支持系统以及家长和学生发展机会的原动力不足，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大多仅仅是点缀而已。教育部要求增加本土化、本地化、本民族化的教学内容只能沦为一种倡议，不可能扎扎实实落实到位。
当前，中小学的教材中难找到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而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孩子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这个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都在缺少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读书越多待在家里与长辈共同生活的时间就越少，参加村寨民俗活动的机会更少，很少有机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造成弱势族群的“文化人”反而没有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怪现象。读中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即兴编唱山歌远不及民间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歌手。而近二三十年来，因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拉力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推力，少数民族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民族优秀传统缺乏传承对象，致使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人在艺存，人亡艺失”，许多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有的甚至已处于濒危状态。
三、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发挥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作用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接一代，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否被传承下去。因此，保护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举措，首先要让年轻一代有机会接触、学习传统文化，使他们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认同传统文化，最终自觉学习与传承传统文化。
当代，一个人一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如果说家庭是孩子心灵成长的土壤，那么学校就可以说是供给青少年心灵成长所需的营养。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民族团结事业的有生力量，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也要像邓小平所讲的那样“从娃娃抓起”。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因而，当前深入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就是让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中，纳入素质教育的内容。
（一）把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活动中以充实当前的教学内容
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虽有一些矛盾甚至战争，但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些小溪流而已，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团结友好。各民族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通婚，取长补短、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熔铸四方文化精华，铸就了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也促进了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捍卫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华文化更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创中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工作、学习中的交往、合作更加频繁，通婚更加普遍，关系更加密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局面得以形成。因而，把各民族民间音乐、绘画、舞蹈、体育、文学、传’统手工艺制作等优秀的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引进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活动，将大大丰富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把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活动中促进各民族青少年的相互了解
由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被学校教育所忽略，导致国民对我国多民族格局了解不多。根据笔者20多年在高校的课堂调查，不管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也不管是文科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在听笔者的课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准确读出我国56个民族的名称，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由于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认识不足，汉族中心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造成历史上遗留的错误观念没有被肃清而继续流传。如，中华民族“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龙的传人”等提法充斥媒体，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世胄”、“炎黄子孙”、“华夏子孙”司空见惯，而不知道中华民族组成部分中有不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成员，许多民族并不崇拜龙，也不认为自己是“炎黄世胄”、“炎黄子孙”、“华夏子孙”，甚至非常反感这些提法。这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观念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许多人不懂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忽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不仅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也不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必须把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纳人学校教育活动中，让各民族青少年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形成过程，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纳人学校教育活动中，使青少年从小认识到辽阔而美丽富饶的祖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披荆斩棘开拓出来的；各民族长期在地缘上交错杂居，友好相处，文化上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经济上互通有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的格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以经史典籍为主要载体的诸子百家思想，以诗、辞、赋为代表的文学，这些汉族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医药、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服饰等方面也有丰富的创造，也对汉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胡服骑射”到少数民族的养马技术以及高粱、棉花、胡萝卜、大蒜、石榴、胡桃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到汉族地区，再到旗袍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装，无不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对汉族的影响。历史上少数民族先民创造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开放性、融合性、创造性，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反映了少数民族先民不畏困难，团结奋进，不断探索，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惩恶扬善，宽厚待人，尊老爱幼，讲究秩序，和谐共处的精神。历史上少数民族先民以开放包容、勤劳勇敢、正直刚强、公平合理、和睦团结、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等品格，依靠良好的品质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美好生活。今天，这种重要的精神对于我们建设小康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让青少年从小就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及其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贡献，才能为民族团结进步打下坚实基础，才能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纳人学校教育体系中，就会使少数民族感觉到民族的平等，少数民族受到尊重，感受到民族大家庭的亲和力，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安顿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地处边疆，当他们受到境外文化渗透时，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能够自觉有效地抵御不良文化和腐朽文化的渗透，巩固和扩大中华民族文化的阵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
（三）把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活动中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全体成员创造的产物，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遗传基因”。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精神财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传承全人类共同文化成果的同时，既要传承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担负起传承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只要本民族的民众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即便是已经失传的传统依然可以复活。犹太民族的文化复活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公元前70年，罗马人毁掉了犹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地，他们使用寄居国的语言，致使希伯莱语作为口语逐渐消失。但是，民族文化的自觉使已经几乎成为了历史语言的犹太人的语言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复活，到当代，希伯莱语成为了以色列国500万人使用的正式语言。虽然希伯莱语在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立前后还经受了多次挑战，移民数往往超过了原有居民数，然而希伯莱语作为存活语言的地位从未动摇。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遭受到多年“浩劫”后，再加上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外出务工，远离传统文化的沃土，于今掌握民族传统文化的老艺人已经不多，而且大多数年事已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随风而去的危险境地。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培养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没有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培养传承人，首先要通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把各民族传统文化纳人学校教育活动中，让青少年从小接触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从小培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培养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逐渐把民族文化的传承由自然引向自觉，由民间行为变成官方行为，由家庭引向学校，由分散引向集中，拓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渠道，提升保护水平，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四、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一些地方率先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没有在全国普遍推开。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见》也没有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规定。贵州省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和借鉴。2002年10月贵州省教育厅、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制定《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启动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2008年又制定《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加强领导，明确要求，加大投入，制定标准，树立典型，考核表彰，使少数民族文化进入学校教育活动扎实推进。效果显著。如今，贵州各地中小学校将本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素质教育内容，将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音乐、绘画、舞蹈、体育、文学、传统手工艺等引入相应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中。各职业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立足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积极开设民族民间音乐、绘画、舞蹈、传统手工艺等专业，有条件的还要开设民族民间文化的特长班，推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才的培养。民族高等院校则坚持办好民族文化、民族体育、民族语言、民族医药、民族艺术等相关专业，积极为全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培养专业教师和提供理论支撑。少数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了学校满意、家长支持、学生拥护、社会认可、专家赞誉的效果。这说明，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虽然，国家教育部关于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以及教育部、国家民委2007年印发《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纪要》提出了要求，但是还没有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因此，必须要在国家统一的原则指导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学校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进校园活动，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素质教育内容，并把此项活动的开展情况列入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考核内容，同时要树立典型，加强考核和表彰，由倡导变成必须执行，使民族传统文化进入学校教育活动扎实推进。
第一，把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写入法律。全国人大应该修改《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把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用法律确定下来，教育部门在制定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时必须明确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要求和目标。
第二，在全国统编的中小学教材中根据情况适当插入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要加强领导，加大投入，明确要求，制定标准，组织专家重新审定目前的统编教材，在各门教材中适当增加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在语文教材中适当加入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传说、谚语等；在数学教材中渗入各民族的传统历法、记数计算方法等；在历史教材中要多讲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创中华和各民族的内容；在音乐教学中渗入各民族的民歌、乐器的演奏；在体育活动中融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等。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32―06
在文化教育方面，我国民族教育长期以来重现代轻传统，重西方轻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忽视――汉族传统文化如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甚。另一方面，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如何在汲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国内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摆在民族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一科学论断高屋建瓴，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包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我国当前教育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缺位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一)我国当前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近代以来的我国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落后性，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人开始的又一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运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是文化的竞争。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在文化发展方面却还存在许多问题。要想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的竞争力，既要有开阔的胸怀，积极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又要立足本国本土，汲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虽然有些片面，却也给人深刻的启示。然而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课程中反映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期望。近年来群众性传统文化教育热潮不断高涨。“孟母堂”事件固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却于此可见一斑。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如何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有重要影响的“一元”，是时代摆在民族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我国当前学校教育课程中也有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过基本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所以我国目前教育之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表现最严重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缺位――当然汉族传统文化的缺位也不容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一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教育，二是宗教场所教育，三是学校教育。当前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宗教场所虽然仍然对少数民族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们对传统文化既有传承的一面，也有消解的一面，不再是传统文化当然的理想教育场所；宗教教育在如何适应时展方面，面临着诸多难题。由于学校课程具有文化选择、整合和创新的功能，因此学校教育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然而我国课程政策长期以来执行中央集权模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能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不能从无意识的感性层面上升到有意识的理性层面，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国教育中最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目前只有“双语教学”。而就是双语教学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据，《中国青年报报》：“在我国现存900多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三家子满族村的一些老人，且已不足百人!这些老人一旦故去，满语口语将从世界上消亡。”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不喜欢将子女送入学校，而是送入寺庙、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宗教教育。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缺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1、多元文化教育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利运动”，结果对种族族群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多元文化教育思潮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移民国家，发展到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进步教育理念。少数民族文化等非主流文化在教育中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尽管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很有歧义的概念，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多元文化教育应使所有学生(不仅是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学生自身所述的文化，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必须帮助学生获得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同时也要帮助学生在本民族亚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
2、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启示我们，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点也适合于汉族教育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存在一个如何继承传统和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需要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提出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从提出以来，对它的批评就从未间断。最激烈的批评是多元文化教育可能导致族群的对立和国家的分裂。民族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与现代科技文化之间也存在矛盾，多元文化主 义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提供了理论支持，导致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与矛盾。特另0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多元文化教育的这种双重钳制状态还没有破解良策。”从上述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定义来看，多元文化教育虽然在字面上只强调“多元”，但在具体内容上它既强调要帮助学生发展在本民族亚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也强调帮助学生发展在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国家主流文化乃至世界主流文化中生存的能力，因此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族群的对立和国家的分裂，也不会必然地导致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上述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缺乏一个能够全面整合与代表其基本思想的名称。孔子有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论语・子路篇)片面的理论名称导致对理论的片面理解，从而导致片面的实践。
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启发下，我国一些民族教育学者根据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在注重国家一体教育的同时，提倡和发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并通过这种多元的文化教育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国家的一体教育来确保少数民族享有现代教育的权利，增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凝聚力。”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这个概念界定来看，与上述西方多元一体教育的概念界定并无太大的区别，两者都注意到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世界主流文化两者的辩证关系，重视这两方面的教育而不是“一边倒”。但是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多元一体教育”理论在强调“多元教育”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体教育”，从而避免了对这一理论因为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
三、“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
“多元一体教育”既提倡文化教育的多元性，又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化教育的一体性，从而避免了对这一理论的望文生义和片面理解。可是，“多元”的实质是什么?“一体”的实质又是什么?如果不对“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做出明确的界定，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还是会很容易地停留在字面上，过多地感受到“多”与“一”的对立而不是二者的统一，虽然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实践中，也会形成忽左忽右，忽“多”忽“一”的钟摆现象，容易走向某个极端。
我们认为，《决定》提出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使我们“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定》为“多元一体教育”理论和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的必要性
1、为什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差异”包括“差距”和“异质”两个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地理、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差距性，也有因此而来的一定的异质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距是应该逐渐缩小直至消除的，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异质则不一定要消除――相互冲突的文化异质固然需要努力加以协调或消除，而有些文化异质并不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这样的文化异质不仅不应该消除，而且应该加以鼓励和发展。这种并不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的文化异质性，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要在文化发展和教育发展过程中承认差距，稳步缩小和消除差距，同时要包容多样，使各种民族文化都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2、为什么要发展共识?
“发展共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文化之间要发展共识，以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适应世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只有文化的多样，没有文化的共识，民族间和国际间的和谐发展就无从谈起，到处将充满冲突和战争。二是要发展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这一文化和谐发展观的共识，发展对“多元一体文化”和“多元一体教育”的共识。只有对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形成社会共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才有可能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多样”与“共识”的关系
1、“共识”会促进“多样”的发展
首先，“共识”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对差异和多样的承认和尊重。共识，顾名思义就是共同认识，它是不同认识主体在追求价值与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看法；共识的基本内涵和特性有：普遍共同性、求同存异性、妥协让步性；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范围和层次：全球共识、国家共识、民族共识、阶级共识和个体共识。其次，如上所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共识。这样的共识不仅不会压制多样化发展，而且本身就主张和促进多样化发展。
2、“多样”也会促进“共识”的发展
“共识”是“多样”的重叠，“多样”越发展，重叠的面积越大，“共识”的范围越大，程度越深。相反，“多样”的发展程度越低，共识可以重叠的范围也就越小，程度也就越低。要不满足于低水平的共识，就要不断发展多样，从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形成和发展共识。
3、“共识”要以“多样”为基础。“多样”要以“共识”为指导
没有“多样”的共识，就会窒息发展的源泉；没有“共识”的“多样”，必然导致冲突和分裂。所以要通过教育等途径鼓励和支持文化的多样化的发展，在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又要以已经形成的共识指导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把已经形成的共识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内容中去。在“多样”的基础上发展“共识”，在“共识”的指导下发展“多样”。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促进“多元一体教育”发展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