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汇总十篇

时间:2023-06-01 15:52:18

医学的哲学思考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1)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魑纯??隙?赵挛垂猓?露?酱ㄎ吹欤?黄?蝗冢?蚱??撸?拭????次嵘砦瓷??爸?婺俊?(《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殴Γ?ü???⒈苁馈⑶逍墓延?源锏届畈幽辍⑶拷√迤堑哪康摹2⒃谛蘖豆?讨谢?哿舜罅坑泄匾揭┭??㈧畈幽辍⒈=∏可淼闹?队敕绞酰????朔??庥谩⒛诘さ家?取T诙圆凰乐?┑拇??嗉套非笾校??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2)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3)

医患关系中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处在难以缓解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双方的人文修养都处在尚待提高的阶段,用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来规导医疗过程,改善医患关系,将医患关系调整、协调到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公平合理的最佳状态是人文医学构建中的重要内容,人文医学追求与期待的不仅仅是医疗的结果,尤其关注医患双方合作过程中诸多人文理性的实现。那么,我们所倡导的人文医学应怎样看待医患关系昵?

(一)医学哲学认为,医患之间具有主体间性

即医生与患者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医治和被医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医患互为主、客体的主体间性,表明医患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理性双向性,即具有互为主、客体的二重性。”这种主体间性,如果在医疗的起点上得到医患的共识,那么医患间就不应存在矛与盾的对立,因为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世上最为崇高的事业,他们每天都为患者辛苦工作,理应受到尊重与爰戴;另一方面,任何患者都是怀着祈福的心理来求医的,希望医生为他们解除病痛,患者也理应受到同情与仁爰,这正是医患间和谐共处的基础。对此,新人文主义者乔治。萨顿说仁爰不需要知识,有福的是精神上的无暇和心地纯洁的人;另一方面,没有仁爰的知识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它只能引致狂妄自大和遭受诅咒。”可见,尊重与仁爰不仅构成人文医学的前提与基础,更是协调医患关系的原动力。

(二)只有在医患主体间性的规导下,才可能实施科学的人文程序性医疗

医疗的全过程是在医患相互沟通、相互知情、相互合作的和谐共处下展开的,不是那种在片面的科学、技术思想驱使下,医生将患者置于医学技术单向流程的工具性处理。人文的程序性医疗,包含医生、患者及其家属的多方意向参与,是个立体性程序,而非单向的工具性线性程序。人文的程序性医疗的特性在于医患处在公平合理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这种程序将人文关怀贯彻医疗始终。

(三)医患关系中的主体间性,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商谈理性,是医患选择关系性共在的生活方式

这种关系性共在,是医患间的相互尊重与相互信赖。医患间的互信、诚信不仅是人文医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整个医疗过程的精神支柱。有了诚信的理性根基,医生可以大胆实施救治方案;患者对医生的信赖是对医生救治方案的无条件地支持。在这种非强制性商谈理性中,医患双方要同时承担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这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商谈理性,完全可以避免谁也不想看到的医疗纠纷的发生。

(四)人文医学中的主体间性,可以大大提高医生的信誉度和患者的满意度

人文医疗关系中的尊重一仁爰一诚信一互动一成功一满意,是良性的医疗轨迹,是医患双方不懈追求的理想。在人文医学中,医患双方都深知“猜忌是所有恶中最大的,它对引起猜忌的人给予的怜悯最少。”[5]因此,猜忌是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人文医疗才是医患双方用仁爰与诚信共同构铸的人类精神家园的灵魂所在。

二、公益性与利益性

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医疗运作,利益性收益中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医疗的利益性常常是引发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把由此产生的问题,统统归咎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其医疗卫生行业的利益性收益应该受到政府的调控,而不是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经营的最终目标,人文医学也必将对医疗利益性谋划有所规导。

(一)公益性应该是人文医疗的本质属性

“医学是向善的事业,医学的‘善’应是指向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医学不应偏离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人文轨道。”依据这样的理念,完全可以将医院看成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目前,对医疗公益性和利益性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位。世界上有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我国也有先看病后付钱或不收费的医疗行为,2013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不能让患者“等钱救命”的人性化服务,为人文医疗的公益性注入了慈善的因素,为艰难前行的医疗改革增添了人文关怀。

(二)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要求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

首先,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医生在患者面前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患者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能力;其次,医疗需求具有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患者总是希望就近尽快得到诊治,医疗卫生领域的产业结构具有自然的地域垄断性,无法实现充分竞争;而最为重要的是,健康关系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健康的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一个社会不能用个人贫富来决定生命的价值。因此,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强调公益性原则。

(三)医药、医院的利益性

如果是科学、公平、合理的收费和服务,以用来支持本身的正常运转,现阶段可以看成是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为什么当下社会上“看病贵”的呼声依然强烈,医患紧张的局面依然持续,从而增加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其实,这是某些医药部门、医院与医学人文精神背道而行的恶果,他们抛弃了公益性,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收“红包”、收回扣、开大处方等是人文精神沦落的表现。因此,我国当下必须强化教育与法治两把利剑,一方面积极深入地实施人文医学教育,全国各医院都应学习解放军总医院,有效提高医生人文修养的经验;另一方面,企望国家医药卫生行政部门,用政府行为干预医疗的公益性与利益性,制定出完善、科学、可行并且有效的法规,这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有规范。

三、人文精神与医学科学

科学研究是医学进步的直接手段,但医学并不是一门纯科学,其精神本质应该是科学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当前医学领域中的背离,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人文与医学的关系认识错位和价值判断缺失。“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科学精神是医学人文精神具体化、专业化、外在化的形式;离开了医学人文精神的总纲,医学科学精神的存在就失去了归属和方向。”^医学对患者生命的终极关怀就是人文关怀。

(一)科学是中性的,没有国界

医学,尤其是现代医学,有自身完善的科学体系,是科学理性与工具性极强的学科;而文化——人文学科却不完全如此,二者的最大区别莫过于情感与民族性的因素,即科学是不讲情感与民族性的。

然而,科学尤其是医学,却不能不讲情感爰,因为“科学只有人性化以后,科学才成为文化中的一个最基础的部分,才在科学与人道主义之间建起了一座通往幸福的桥梁。”因此,人文医学的人性化,医疗的仁爰之心,尊重生命,尊重人的价值,进而敬畏生命就成了医疗活动的崇高理念,人文与医学才成为互补的水乳交融的统一体。

(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4)

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5)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58-01

医学哲学范畴是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们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纲领,是对医学问题进行逻辑归类的思辨能力形式。医学哲学思辨能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并发展,现在已日趋成熟。现代医学界与哲学界都在努力寻找两个学科结合的空间与方式,试图构筑一个医学与哲学互相融通的对话平台。医学的特殊性使医学思辨能力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强对临床医学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一、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当人类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义的时候,哲学便产生了。当人类关注自身个体生命的需要,为减少身体痛苦而开始努力的时候,医学便产生了。哲学与医学的产生、发展是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同步的。同时,中医认为疾病是人体自身与周围大环境失去平衡所导致的,疾病可依阴阳平衡与交替反复的演绎理论予以治疗,无不体现思辨。

全球化时代背景对当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医疗实践,不仅呼吁医学与哲学的完美融合,更呼吁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属中性,但医学应用却有价值取向。事实上,医学的所有重大成就与遇到的重要问题最终都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因此,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二、临床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医学临床仅靠医学理论知识是不足的,还需掌握哲学的唯物主义思辨能力,以正确的思辨方法为指导,才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得出正确结论。中国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辩证性,在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上展现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确定性,往往走入笼统性的误区。人类对于哲学思辨能力的认识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哲学辩证能力的完整认识。

运用哲学原理,结合自身所学专业进行哲学思辨能力的实践,揭开疾病层层伪装,从而认识到疾病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有助于临床医学生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改造世界,在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今天,医疗及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科研技术人员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确与否。让临床医学生们在校园里即开始掌握哲学的一般的认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逻辑加工和抽象凝练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临床医学生在学习哲学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学科定位较狭窄。包括医学院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对普通大学生的哲学教育,基本只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也仅仅把哲学课作为政治课来对待。

授课方法较传统。目前高校哲学课的授课方法是传统的给予型教育模式,学生只是被动听讲,机械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学生思考能力和创新机会。

考核方式较单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学课程考核方式较单一,无视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学生思维停留在概念层面,使哲学教育失去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养哲学思辨能力的途径

针对现今高等院校哲学教育的现状,从临床的实际出发进行哲学教育,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培养能够胜任未来医疗工作临床重任的合格医学人才。新形势下,临床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方式,可以基于教学、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三个途径来开展。

基于教学。市场上的哲学教材只是针对某知识点展开阐述,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的渗透哲学背景知识。学生可以从多角度了解哲学起源、发展、演进,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提高哲学辩证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现实。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给现代医疗技术革命带来新变化,是当代临床医学生在学习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问题,将问题意识融入到临床医学生哲学教育中,以哲学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实事求是为基础,锻炼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

面向未来。哲学学习的过程是形成哲学思辨能力的过程,帮助学生以批判的视角把握医疗和生命技术,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研究展现一个新的世界,揭示新的可能,

在医学领域,随着高新生命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医学在不断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同时,其所蕴涵的生命观、疾病观等都面临新的挑战,这需要哲学思辨能力。对此,所有医疗工作者,特别是临床医学生,应当有高度的自觉,必须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的新趋势,自觉运用哲学思辨能力的一系列基本方法,更好地面对目前的医学专业学习及日后的医疗服务等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6)

1 学校留学生特点。温州医学院现有各类留学生近300人,他们来自23个生源国,遍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五大洲,其中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菲律宾、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巴勒斯坦、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学生。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但是伦理学是属于人文学科,来自不同国家学生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对同一社会伦理问题有不同看法。针对留学生的特点,医学伦理学教学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展开。

2 医学伦理学教学要求。现在学校开课计划课时仅32学时,要把医学伦理学课讲好,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让留学生掌握这门课的核心内容,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并非易事,也必须对传统的在课堂上理论讲解为主,期末知识考核为唯一的对留学生评价标准的方式进行革新。

医学伦理学课注重伦理知识的思考与应用,可以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有机的结合起来,增加平时考核的比重。让留学生进行小组分组,让他们制作相关医学伦理学专题的课件上台演讲。同时在医学伦理学课堂上展开案例分析、问题讨论、论文写作等形式加强了平时成绩的考核。通过平时考核调动了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添了课堂的生动性,不仅仅受到他们的欢迎,而且更好的反映了他们的实际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水平,也使得教师在课堂上能针对不同的留学生进行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引导。

二 对医学伦理学教学多样化的探索

为了让留学生学好医学伦理学这门课程,教师在教学理念上进行了创新,教学方法上采取多样化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互动型理论学习。伦理学是哲学的分支,要学好伦理学的理论部分,有必要给他们讲解一些医学伦理学相关的哲学基础知识。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伦理学时接受伦理的理论显得有些困难。主要原因是留学生以前的课程中没有中国哲学思想的学习,哲学基础十分薄弱,对于他们来说很难理解和掌握。医学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如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生命神圣论与生命价值论等都是西方哲学原理的一部分,教师主要是通过讲解中西方主要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每个哲学家及其思想有各自特色(西方古希腊思想、中国儒释道),引发留学生对哲学的兴趣,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比较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留学生通过比较能更好的理解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相应的掌握好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文化背景。在课件的制作表达上,尽量用简单明了的图形、表格,让留学生能很好的接受新的哲学知识。

医学伦理学上课主要采用了分小组讨论,为了充分发挥留学生的自主性,由留学生自己组织各自的小组成员。在对各种案例进行分析时,注重选择生命伦理学中的与重要理论相关的案例来进行分析讨论。如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留学生通过案例(美国爱林案例)分析,自主讨论得出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这样让留学生自己讨论,表达观点,他们能更好的理解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中的差异。教师再结合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如果单单是由教师讲解理论,缺少互动环节,留学生难以很好的理解,学习起来更加艰难,并且很容易产生厌倦感,不愿意再去深入的思考理论问题。

2 情景化现象反思。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书本上的知识主要是伦理理论为主,普遍性的伦理原理原则与伦理问题。在课堂中更多的是要与现实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在课堂上学会用伦理理论和原则分析实际问题,应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的留学生能根据现实问题进行现象分析,谈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思想。留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适当地引导他们从各种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分析,甚至时间的角度,如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情况的分析,或者结合自己切身体会来分析等等,充分发挥留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扩大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种思想是自发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也就是说是一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问题经过伦理理论的反思。因此,在留学生自己回答问题之后,如在案例(医学技术的现代问题)分析之后,展开进一步的提问讨论,一步一步地追问他们,留学生继续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时再用哲学的理论深入的引导他们。通过这种不断追问的哲学问答方式,使留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透过问题的现象分析,达到对事情的真理本身的思考。

3 创造性解决问题。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时,更多是着重医学知识基础知识的学习,医学基本技术的熟练。他们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知识的学习上,对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却很少问津。在课堂上引导留学生思考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留学生以医学知识的学习为主导,在这样的学习中他们势必会进入一种特定的视角,就是从他们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医学伦理学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扩大他们的视角,让他们从社会伦理的合理性方面来思考问题,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变化发展,及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医学伦理学通过不断地哲学伦理的思考,使他们不局限于从医学这单个领域来思考社会问题,通过哲学伦理的方法论锻炼,成为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人。在案例教学中引入最新的医学伦理的社会问题。如在讲解人体实验时,让留学生进行分析人体实验伦理问题。美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诸如Tuskegee梅毒试验等许多临床试验丑闻,65年后克林顿总统还为此向所有受试者道歉。[1]通过分析让留学生直面问题本身,发现社会伦理问题所在,如国家立法中需要考虑的伦理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 医学伦理学多样化教学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通过多样化教学方式的探索,留学生不仅很好的掌握医学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 有助于留学生对道德理论的透彻理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生命伦理学。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分析要追问到哲学本身。首先在理论上,生命伦理学的原理不应该是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在对所有道德哲学理论进行清整的基础上,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必须在提供价值和意义判断的“是”的充分理论后,才有理由指导具体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选择,才能解决生命伦理话语的“应该”或“善行”。[2]道德哲学分析需要进行伦理正当性的思考,让留学生渐渐加深对道德哲学理论的理解,能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

其次,在学习道德哲学中,思考道德哲学含义的同时,思考医学的目的,医学伦理的目的。把目的本身是什么东西要找出来,搞清怎样的目的是正当的,才是我应该追求的目的。这就是道德理性,道德哲学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要找这个第一原则。最高原则找出来了,其他具体规则就可以从中导出来了。这就是伦理学、价值判断和实践理性需要遵循的东西。[3]留学生在原则理论思考中,找到正确的医学伦理目的,从而也达到医学德育的目的。

最后,生命伦理学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其中,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道德哲学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需要纠正的是,“生命伦理学研究对象为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学问题”应为: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4]让留学生对人的生命有深入的哲学思考,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

2 有助于留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医学伦理的现在社会实践问题思考是对国家政策、法律制定的伦理反思。任何对个人和集团行为之“应当”与否的价值判断的理性根据问题,都属于规范性的道德判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法律的理念前提之一是对个人和团体行为的正当与否作出严格区分,因此立法的规范性根据的合理性论证必须要逻辑地服从道德哲学中的价值判断的论证。就此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5]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伦理学案例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提高了他们现实社会思考能力。

医学伦理学主要是提出现当代世界医学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社会真理和人文价值的分析。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并不在于使留学生记忆多少知识,而在于通过人文教育提高留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素养,增强其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

3 有助于留学生道德情感的内在提升。医学伦理学在进行医德教育的同时,注重留学生内在的道德情感。留学生在道德哲学的理论与原则分析判断中,学会了善恶的伦理判断,对现实实践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更需要对医学的爱,对患者的爱。道德良心、道德责任,尊重患者,热爱生命。他们以后在遇到各种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时,会以患者的利益为重,能排除万难,保护生命的权利。生命伦理学从爱的金律中引出比彻姆四的原则――尊重自主、公平正义、切勿伤害、医疗至善。生命道德哲学的三位一体(生命存在、行善、公正)――归于一个道(爱)。[6]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在课堂上根据他们的的不同文化背景,而引导他们内在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培养。“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都是能有作用的,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背景来感受医学伦理学的道德感,使他们的医德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1]Anon.An apology 65 years late[EB/OL]. (199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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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Tristram Engelhardt. J r: the foundations of chr isti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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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振明.哲学的内在精神[J].学习与探索,2005(4):43.

[4]孙慕义.生命伦理学的知识场域与现象学问题[J].伦理

学研究.2007(1):48.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7)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医疗技术的现代化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益。医学院校承担着培养新世纪医学人才的光荣任务,科学的深入探究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一批与医学相关的学科,进一步拓展了医学的研究领域。但随之也出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错综问题,例如医学教育的知识化、技术化和工具化使医学生缺乏了应有的人文修养,医学教育缺少了人性化、人本化和人性化;医学生哲学素养差、人文精神缺失、职业道德水平低。而真正的医学人才除了需要有精湛的技术,更需要富有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瑞士学者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认为“探求自然界现象的唯一之道为哲学,医者而不知哲学者,实由旁门潜入而杀人,乃与盗贼无异。”因此,作为医学院校,必须重视和提高医学生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一、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智慧

随着人类疾病谱、致死病因不断的转变,医学及其相关科学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面对当前医疗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突出问题,例如医疗费增长过速、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显著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医生智慧与技能的发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技巧以及解决纠纷的艺术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理念和良好的人文素养。医务人员除了要有高超的技术,更应该拥有一颗懂得尊重生命、理解他人需求的职业修养和人文智慧。

二、哲学指导医学,并服务于医学

我国心血管病学青年学者郭航远教授曾谈到:“医学如果没有人文和哲学这对翅膀,并不能飞,即使勉强飞起来,也不可能飞得很高,非得很远,费得很安全。哲学把握和指明医学的方向,人文柔化和修复医学的创伤。医生如果没有人文和哲学这对翅膀,医生不能行医,即使勉强去行医,也不可能成为大医,成为儒医,成为名医。”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试图获得某种终极至上的真善美,从根本上说,是对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寻求,从而获得某种关于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的本质是反思、批判,是创新,不断克服片面性,能够全面地、发展地认识问题,从而促进事物健康良性地发展。这正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要的,当代医学前沿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哲学的指导。因此,真正实现医学教育的价值,首先要使医学生具备基本的哲学素养,从而指导医学生的医学学习和研究。

哲学倡导理性,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探究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对医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辩证思维和预见力量。哲学的研究发展及时转化为医学生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认识和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判断和决策能力。卫正勋在《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思维方法》一书中就这样谈到:“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认识一个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作用。”

因此,只有重视和培养医学生的哲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使其养成缜密的思维习惯、造就创新思维能力,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三、以生命教育为核心,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

我国传统的仁爱精神追求人与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其目的是对生命的爱。同时,人的生命问题也是生命伦理学和西方生命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领域。

所谓生命伦理学,即以道德价值和原则为标准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医学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关医疗道德和伦理问题也逐渐突出,例如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人体器官移植和临终关怀等问题。如何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合理使用先进的医学科技和医疗仪器;如何规范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合理利用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应该成为医学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所谓生命哲学,以生命为关切的中心展开哲学的探问和思辨,从而形成的整套学问的钻研。医学是以治疗和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门科学,从狭义上看医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疾病的治疗和机体功能的极限恢复。也就是说,医学事实上也是一门关乎生命的健康发展的一门科学。

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教育者不能仅仅满足受专业知识的熏陶和培养,而要直接切入“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也就是直达科学与人文之生命。既要关注学习对人的外在功利的意义,更要重视学习对人的内在生命的意义,包括心灵世界的丰富、精神境界的提高、自由幸福的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等等。

四、加强医学学科建设,强化医学与哲学的融会整合

从医学本身来说,它首先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有着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命的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有着显著的社会科学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最高意义上的“人学”,医学则是哲学实践者之一。因此,医学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与哲学的融会整合。

在医学教育中,除了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之外,也要注重学生培养哲学思维能力,领悟哲学理论,深入挖掘医学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强化医学教育内容的哲学渗透,强化哲学在医学教育坐标体系中的基础性、前导性位置。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哲学讲座、人文沙龙、读书活动等方式全方位进行医学与哲学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突出医学的人文精神核心,即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和发展生命。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8)

人类文明出现的最初阶段,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对生老病死的现象无法找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时期的人们将人类的健康、疾病、死亡都看做是受神灵支配的,人对此无能为力,健康是神灵的赐予,疾病与死亡是神灵的惩罚,只有通过对神灵的祈求才能实现健康的保护和疾病的治疗。处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都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一历史时期医疗活动由神职和巫卜人员兼任,并没有独立的医学行业。

二、朴素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伴随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摆脱神灵迷信的束缚,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逐渐有了朴素的辩证整体医学观念。这一时期的人们将人类健康疾病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观察与思考,把哲学理论作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健康与疾病,形成了朴素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古代中国的五行、阴阳、精气学说,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体液说都是在此时期产生,这些学说都是对神灵医学观的否定,哲学思考逐渐代替了神学的解释,哲学家医生代替了神卜人员。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的生老病死无法做出更加科学的解释,但是,它为以后医学走上科学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

基督教在中世纪迅速发展,为抵抗其它哲学和教派发展,上层传教士汲取希腊哲学中对其有利部分与基督教原有信仰建立成新的教义体系。英、法、意等大学在此期间设置了一系列为神学服务,为神学理论及辩护的学科,所讲授理论称为经院哲学。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知识被扭曲,成为了神学的附属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科学与文明被淹没。这个时期的医学停滞不前,甚至退步。受当时奥古斯丁原罪思想的影响,人们依赖祈祷进行疾病的治疗与健康的保护,带有不切实际色彩的点金术与返老还童灵药盛行,此时的医生为僧侣医生,有限的医学知识沦为了僧侣医学模式的牺牲品。

四、生物医学模式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初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天体运行理论以及伽利略所领导的实验科学等较为先进的科学理论,科学的进步动摇了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提出实现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综合,形成了用力和机械运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人们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生命和疾病,把人体看成是许多零件组成的机器,疾病就是机器出现故障或失灵,可以修补和完善达到健康的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封建权威和宗教神权的统治被彻底,为科学的进步扫清了障碍,自然科学开始迅猛的发展。近代的实验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巨大进步使得近代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人们对生命现象及其变化以及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生物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认为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治疗、预防,都是有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每种疾病都有特定的生物或理化因素,会给人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带来形态或化学上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可测量的。这种建立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作用的医学模式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它认为疾病的生成是因为细胞的病变引起组织结构病变进而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755年,康德运用辩证的观点,概括综合当时的天文学、力学成就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恩格斯敏锐地预见到自然科学必然要回归到辩证思维,他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i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机体系统理论”指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种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ii这个理论指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应是整体性、系统性把握的,不应将其视为单纯的机械运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同样看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于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应替代已经不适应医学发展要求的生物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内容是“立足于生物、心理、社会等各种学科,认识疾病和健康不仅应从生物学的变量来测定,而且必须结合心理、社会因素来说明,并且必须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采取综合措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iii。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它认为人的心理与生理、精神与躯体、机体内外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9)

最佳疗效的保证杨晓帆,宫剑滨,江时森,陈锐华

应用Markov模型进行临床决策分析的思考孙晓花,刘爱忠

2型糖尿病医疗后果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论杨土保,孙振球

妇科内分泌疾病诊疗的从优选择王林,辛晓燕,郭照江

关于肿瘤专科诊疗最优化与过度医疗李刚,梁红娟,郭照江,闵婕,张,苏勤

部级继续医学教育“研究伦理”培训班现在开始报名

食管癌内镜技术最优化原则的思考李健,易会兴,王立东

“向癌症宣战”计划的经验教训李吉学,李燕杰,王立东

结核病的再燃和控制新策略王爽,郭晓明,邱淑文,刘凤芝

现代医学人文回归的学术性与现实性赵美娟

论护理学是医学中人文精神的主要承载者马翠云

医院门诊计算机就医流程中的人文思考谷颖成

现代医学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与临床医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李宏宇,梁斌,李荣祝

心、脑科学与医学人道主义价值观兰礼吉

循证医学对医学不确定性的影响曹晓曼,刘秦

循证医学发展对临床医学科研人员的启示谢峻,陈大军,王琳

关于一稿两投问题的声明

正确理解和应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方法段登志,段呈玉,滕毅山,张琼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学适宜技术的推广罗海彦,胡长林

“零缺陷”与医疗纠纷的防范朱少铭,周娟

纳米细菌与冠心病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尹倪,陈胜喜

β受体阻滞剂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思考王新华,刘恒,龚晓会

慢性心力衰竭与β受体阻滞剂任延平,吕卓人

视网膜手术的发展与思考杨咏梅,吴欣怡

近视眼治疗史的回顾与思考王华,刘双珍

胰肾联合移植的伦理透视陈新华,郑树森,施卫星

生殖细胞基因增强技术的伦理争议与对策姜力骏

肤纹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张海国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哲学思考肖毅,张东华,刘文励

现代移植医学与再生医学的差异和互补高昱,高铭仁

法制环境下的现代医学——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王琼书,李灵杰,宋华

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及医疗行业的对策温宇英,丁乾

社会实践在卫生法教学中的应用翁开源

中医要有自己的金标准彭坚,吴兴旺

中医药研究的“复杂性”辨析——兼谈证候研究的思路程伟

中医学的传统优势与现展的思考丁建中,张六通

试析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理论贾林祥

从对人性的关注看心理疗法的整合趋势杨文辉,姚树桥,贺达仁

新形势下的危机干预:2001年“9.11”事件后的新泽西MaureenM.Underwood,JohnKalafat,辛晶

也谈手术速度刘泉开

模棱两可的“准生命”——一把并不好使的剃刀樊嘉禄,刘燕

数字化医院下的科研管理刘树雷;

提高医药伦理审查质量、促进生物医药科技发展许嘉齐;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伦理委员会SOP解读沈铭贤;胡庆澧;丘祥兴;

临床研究中的受试者权益保障面临的挑战茅益民;

临床试验的科学性和伦理问题金丕焕;

北京地区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现状的调查分析吴晓瑞;李义庭;赵学志;罗艳侠;

伦理委员会继续培训项目和质量管理伍蓉;刘海涛;邹和建;

农村地区PLWHA心理支持项目研究江启成;方桂霞;李佳;李珅;

农村艾滋病人心理支持典型案例分析方桂霞;江启成;杨善发;

HIV母婴传播防治中的现存问题和对策高艳纳;王红红;

河南省农村地区艾滋病卫生服务系统反应性分析魏俊涛;朱伟;吴昊;赵晓媛;张传排;

医学人文精神缺失的认识根源李振良;李肖峰;

论医疗行为中的职业冷漠与人文关怀许小凤;惠礽华;

论新戒毒模式的人文内涵罗涛;郝伟;邓奇坚;

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模式及效果研究赵明;马进;

我国公立医院产权改革探析王小丽;

我国医院公益性淡化的表现及其成因分析孔祥金;李贞玉;

各国医疗鉴定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邱实;邓世雄;

论对患者自主决策权的限制蔡昱;

略论禅与心理治疗相关的几个主题朱浩;朱蕾;

禅宗牧牛图对现代心理治疗技术的启示程志立;张其成;

基于正念禅修的心理疗法述评余青云;张海钟;

中药药性理论的哲学诠析王磊;彭劲松;杨云松;

关于耳穴的认识过程边慧;周文琪;

浅淡《周易》与《黄帝内经》中的象数思维高立珍;孟彪;

《黄帝内经》养生思想探析何颖;

创新、奉献精神与医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黄正接;罗琪;张亚强;胡咏晖;

现代医学发展对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影响王炜;张艳萍;朱虹;

临床医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研究王彬;郭启勇;周文颖;

助产士与中国近代的分娩卫生赵婧;

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崛起杨晶鑫;

人是目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学人文的合作与实践兰礼吉;李琰;

《医学与哲学》引领我们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王洪奇;

追寻心理问题的社会根源——评《社会角色与心理健康》胡志海;

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与运作——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刘闵;

第九次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论文摘要选译(Ⅲ)王延光;冯超;

医学整合:增进国民健康的必由之路——在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尹力;

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医学整合——在医学发展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吴启迪;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北京共识

“医学发展高峰论坛”新闻稿

中国人口健康转型与医学整合饶克勤;

中国医改进程中的慢性病预防控制杨功焕;

医学整合:我国医改目标实现的关键李立明;

医学整合的境界、胸怀和志气陆广莘;

论医疗实践中的人文关怀凌锋;

论医学的人本体及其文化内核耿拔群;范群;

语义结构理论与临床推理邓云龙;袁道瑞;杨帆;潘辰;田勇泉;

抗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胡涛;刘希伟;付强;张海霞;

论医患沟通中医生的语言沟通技能谢保群;

基于语料库的医生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研究杨石乔;

社会学视角下的“医学迈向社会”周业勤;

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生的言语礼貌策略分析宋振芹;

一项创新性微创手术的伦理争议黄瑾;

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中的伦理学思考周晓军;李雪梅;

肺结核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杨健;刘颖;宋文质;

性病诊治中医疗告知的伦理学因素探讨蒋明华;

抑郁症:一种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刘歌;赵山明;

抑郁自我图式研究范式进展陈聪;

进食障碍亚临床状态的概念及诊断陆晓花;张宁;

辩证行为疗法的回顾与前瞻舒姝;刘将;

临床医师成才规律的调查与分析袁蕙芸;李享;周莹;程华丰;范关荣;

判例教学法对我国卫生法教学改革的重塑与推进峗怡;贺加;

人体形态学教学中的哲学思维——以组织胚胎学为例胡军;宫琳琳;王效军;宋阳;杨佩满;

通向斯德哥尔摩的“七彩拼图”——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成功法则田文泽;

RNA酶的发现与启示翁屹;刘锐;

卫生法学论文状况研究报告——《医学与哲学》对卫生法学学科发展的独特贡献姜柏生;任元鹏;

《医学与哲学》载我学海泛舟三十年高也陶;

挚友师长同行事业命运与共——情寄《医学与哲学》30年庆徐维廉;

第九次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论文摘要选译(Ⅰ)冯超;

众多媒体关注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高度评价会议丰硕成果杨阳;

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期盼更多的学术大师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冯长根;

聚焦医学理念关注现实为繁荣医学与人文贡献力量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杜治政;

在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中促进医学创新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彭瑞聪;

为病人提供适度和可及的技术服务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大一;

一定给予《医学与哲学》更多的支持在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30周年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唐建武;

中国医学哲学30年刘虹;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医学整合与伦理重构——祝贺《医学与哲学》创刊三十周年范瑞平;

三十而立,走向成熟——一本杂志倡导着与医学有关的另一种生活程伟;

写在《医学与哲学》办刊30周年之际李中琳;

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中伦理问题的再调查:结果与建议丘祥兴;胡庆澧;沈铭贤;田一飞;王一飞;

2010年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及中美生命伦理学暑期研讨班通知

中国临床遗传学检测的伦理问题陈瑛;钱吉;李红;

论家系遗传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王利红;陈晓阳;杨同卫;

“柔性支架”——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医患危机曲玉波;

“关系就医”现象的调查与分析屈英和;田毅鹏;周同梅;

医学的哲学思考篇(10)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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