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题材视域看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文精神的彰显
2．1以人性和自由为内核的启蒙人文精神启蒙文学思潮的涌动，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启蒙的要旨是对人文精神的诉求，强调民主与平等。从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启蒙的存在有两种思路：一是客观人文主义；另一种是主观人文主义。其中，客观人文主义坚持科学与理性，强调人类可以基于理性认识世界客观发展规律，把握自由发展的脉搏。所以，在客观人文主义思潮看来，解放可以通过革命的形式获得，并且实现了客观世界规律与人类自由间的紧密相连。这种思潮的代表作家有鲁迅，现实主义派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思路；而对于主观人文主义思潮，在本质上反对客观人文主义，强调个体价值及情感的存在性。于是，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与激情。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家当属郁达夫，浪漫主义派在写作思潮上都是走这一思路。于是，启蒙文学作品别注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五四时代，主张爱人显得更重于爱国。在鲁迅《人的文学》一文中曾提出“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了个体本身的自由幸福及独立。然而，我们也知道，20世纪中的启蒙思想并未充分发展。究其缘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尖锐的社会矛盾给了启蒙思想一个命题，那就是“救亡”。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生转变，启蒙命题逐渐在社会的发展浪潮之中被遗忘。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到了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宣誓着中国启蒙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诸如《芙蓉镇》、《李顺大造屋》等小说，都表现出一种气质，那就是以触及社会问题为己任，与五四问题小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作家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并逐步形成了以写小人物生存状态等为主的新启蒙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新启蒙主义写作思潮颠覆了中国的道德中心主义，转而形成了以自我放逐为过程的写作。
2．2以救亡和统一为内核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人对国家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情感，更是人对于传统历史及文化的深厚情感。现代中国，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感主要表现为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瓜分；中国当代，则表现出对国家建设的热情，以及对实现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所以，近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沸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文精神特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为爱国主义。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作家，以社会主义为阵营，开始文学的创造。其中魏巍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激励与鼓舞人斗志的佳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呈现出和平发展的主体形态，基于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文学也开始悄然发生转变，赞颂祖国大好河山、呼唤祖国统一的文学创造开始步入人们的视野。在这点上，台湾散文家余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首《乡愁》表达了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并且大量的散文也抒发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
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年及迁校50年来，学科门类齐全，发展迅速。校园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的勤奋刻苦、真抓实干的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重实践，讲实效，饮水思源，追求真理等优良传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校不可避免的要向现代化、综合性、世界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我校既有的良好的校园文化，同时需要构建更加适应现代化办学理念的新的校园文化，从而推动我校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其中之一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我校人文精神的培育。
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它概括并包容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自觉地坚持和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提升人的品位，进行对人之为人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凝聚了几千年来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和文化的精髓与主旋律。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越来越成为高校教育的核心之一。
（一）我校构建人文精神的必要性、紧迫性：
1，社会分工、转型导致学生个体人格、心理急剧变化。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导致学生的个体人格分裂、心理急剧变化。学生传统家庭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学生家庭贫富差距的影响，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业压力的影响，社会重学历、文凭，轻能力的观念，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我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心理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学生表现为功利性强、消费走入误区、攀比成风、人际关系冷漠、心理脆弱，承受挫折能力不够，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逃避，甚至不认真对待学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弊，学术浮躁等，他们迷茫困惑，找不准人生的坐标，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最终追求的正确航向。这就需要我校学生在人生重要的大学阶段，努力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学校在育人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我校是以传统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多年来我校不乏科学精神，钻研、探索精神、重实效，讲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自然科学在我校得到了传承应用繁荣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薄弱，我校要建设综合性高水平世界知名大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我校学生学风扎实，精勤求学，在知识的拥有和获取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具备迅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具备并时常巩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爱国主义、责任感、道义感、意志力、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等精神风貌。现阶段，构建、培育人文精神还应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八荣八耻”思想理论结合起来。
3，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相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阐述了人在获得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安全、社会归属感的满足后，需要获得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我校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努力营造为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主、客观环境。事实证明，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素之一，这也必将成为我校繁荣发展的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构建我校人文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1，处理好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物质性需求与满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的其他的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实现。但物质性的需求与满足决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价值追求。然而，当前人类在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着空前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健康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致使人们在极度依赖物质、贪恋于感性享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另一半：至真、至善、至美——精神的追求。这种社会状况也蔓延到了我校，侵蚀着我校学生的思想机体和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我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了的工具，就是当前我校教育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为此，我校应树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利润之上的教育理念：既强调包容性，又拒绝知识简单的功利性；既强调大学的清流化、中立化，去除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与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形象；又注重高等教育的综合性，在文理并重的氛围下加强知识的融合，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人们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必须坚持高举科学民主与客观的旗帜，积极倡导与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不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
2，处理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人文和科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真，在于给人类以做某事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运用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善，在于教人直面现实，过上人之为人的和谐幸福生活。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大学和现代西方大学都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大学》开篇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当中就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一个完整的个人来说，人文素质的养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只有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其科学精神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没有良好的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会像一叶无根的浮萍，甚至可能将科学精神引向邪路。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人文精神的养成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但针对我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到一定高度给予重视。
3，处理好培育人文精神与传授人文知识、技能的关系。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人文知识，而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为形式，以价值观念养成为目的的知识性实践过程。古人云，教师在社会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其中，授业主要是传授知识，而传道则主要教会如何做人，传道是安身立命之本。传道与授业是“体”与“用”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快的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要的技能性训练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能用技能性训练代替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技能训练：训练是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价值目标。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训练场所，适宜的职业只是实现完美人生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人之本。大学教育绝不能只抓住了“手段”却丢弃了“目的”本身。
（三）我校目前构建人文精神的若干可行性途径：
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达到智力上的丰富与发达，而且在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心灵上的成熟，使他们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能够体悟学习的真谛何为，能够找出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向，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每一次颤抖，并真正景仰超越性的人生风范。
首先，全体教师要注重加强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生活中通过创设民主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地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为己任。
其次，加大校风、班风和学风的建设力度，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凸现教育的人文情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加强宿舍文化、食堂文化、教室文化和校风、班风、学风的建设，塑造先进的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对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以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向上的生活风貌。
再次，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为学生提供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化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第一次指出：“学校教育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就是通过以德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唤醒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扩展大学生的精神视野，激发大学生的想像力与创造空间，使大学生实现素质与能力、知识与技能、身体与心理的协调发展；完善大学生的人格魅力、培养创造型人格，深化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出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必须在以人为核心，以人文精神为建构指南，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的思想指引下，以尊重、关心大学生的需要，特别是精神需要为逻辑起点；以唤醒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塑造大学生的独立人格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大学生的伦理情操、完善大学生的道德境界为核心内容；以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品位、丰富大学生的心灵世界，建构精神家园、引导大学生的终极关怀、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郁素：《论“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培养》，教学月刊中学版，2006年第11期上
2人体解剖学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探索
针对现代解剖学实际教学的具体特点，结合医学人文精神，我们正在尝试着进行以下的探索，希望与同道共同研究。
2.1在解剖学教学中培养人文素质
2.1.1解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医学史医学史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文化和医学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其发展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医学与人文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体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适当融入医学史的讲授，用医学发展历史和解剖学科的发展有密切相关的一些经典的内容。例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却因为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被反动教会活活烧死［5］。在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通过生动的医学史的讲授，来培养医学生追求真理、不断创新的人文情怀。
2.1.2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强化人文精神在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密切融合人文精神、伦理观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死者为大”，尸体虽然不存在物质生命，但我们在教学中适当的融入医学伦理观，爱惜尸体，杜绝任何不尊重甚至亵渎尸体的行为，教育学生不能把尸体看成仅供解剖操作的“物”，深刻认识“尸体”同“教具”间的区别，明白尊重尸体就是尊重人性［4］，进而更加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从中深切感悟自己将来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责任所在，在将来岗位上才能关心患者、尊重患者。因此，解剖学不仅是一门医学课程，更是一门人文课程，通过解剖学教学过程中的医学人文精神的点滴浸润，培养形成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良好医德医风。
2.2注重教学人文建设，改善教学条件
2.2.1注重教学环境的人文建设在办公楼楼道、校园展示栏、教室墙壁上悬挂医学名家名言名句和解剖学大事记，使学生耳濡目染，发挥人文景观的育人作用，加强历史文化沉淀。
2.2.2改善解剖实验室环境在实验室内完善排气系统，减少甲醛的刺激气味；在实验室周围种植花草植被，吸附甲醛，净化空气，以减轻有害气体损害师生的健康［4］，改善解剖实验室教学环境，体现人文关怀。
2.2.3建立数字化及网络人体解剖教学平台建立“虚拟数字人体解剖馆”和人体解剖学网络课程，在解剖学教学中充分利用虚拟数字化解剖学教学系统、现代多媒体互动影像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高新技术教学辅助手段，化繁为简，改变“以教为主”的传统教学结构，以逼真、直观且形象方便的方式，让学生对所学内容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并有效掌握，也调动学生学习解剖学的兴趣，克服厌恶恐惧情绪，营造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
2.2.4发扬红十字的奉献精神、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解剖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大体老师”———尸体的帮助，如今尸体的重要来源是遗体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因此，我校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包括人体生命科学馆、医学伦理教育馆和遗体捐献站等），树立“红十字运动之父———让•亨利•杜南”的雕像，弘扬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用捐献者“逝而不已、留爱人间”的献身精神，来培养学生敬爱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通过教学环境的建设、教学环境的改善，使人体解剖学教学和医学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统一，陶冶学生心灵。
2.3举办人文教育活动，歌颂遗体捐献者奉献精神
现代解剖学的发展和遗体捐献者伟大的贡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素未谋面的医学生，他们就是对学生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最好的老师。我们在解剖学课程开课初期，举办人文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向学生讲解众多遗体捐献者的感人事迹，如一位遗体捐献的革命红军老干部在遗嘱这样写到：“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是共产党人。自入伍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一生的宗旨；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就把我的一生包括生命交给了党的事业；活着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服务的一生，死后也属于人民！在我生命结束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当心脏停止跳动后，穿上军服，盖上党旗，即把遗体交给人民，由医务系统进行医学病理学研究。”还有位遗体捐献的老党员留下一句话“活着为党做标兵，死后给党做标本！”我们用每位遗体捐献者的生前点滴的记忆来作为陶冶学生心灵的教材，这个时候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不再是空中楼阁，一具具“大体老师”用他们崇高道德精神和对医学所作的无私的奉献来教育学生，让学生理解、敬畏生命的真谛，营造浓郁向上的人文氛围。
2.4加强解剖学教师人文素养的建设
在解剖学教学中要充分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培养一支经验丰富、素质高、兼备人文与科学素养的专业教师队伍是必不可少。当前医学高等院校解剖学教学都是由解剖学教研室教师担任，局限于医学专业背景，大多数的教师对人文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比较缺乏的，在授课过程中要融入人文教育有时候是有心无力。首先，学校应加大解剖学师资的建设，应充分培养并提高其人文素养，调动人文教育中教师的积极性，为学生人文素质的塑造树立榜样。其次，学校有计划组织解剖学教师与人文学科教师交叉性进行业务知识交流，促进解剖学教师人文知识的更新、储备；还有，学校定期聘请专业人士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既讲解解剖学学科前沿知识，又讲为人处世，踏实做人，进一步对加强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其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以身作则，对待学生以全心的感情投入，建立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调动师生之间互动性与交往性。因此，在整个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人文精神教育，通过人性化的教学态度提高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与认识。
二：通过挖掘教学内容中的人文元素来促进学生人文精神素养的提高
基于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于人的关注”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与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均有着深刻联系的白酒同人文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白酒广告中，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这些方面泸州老窖广告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从关注人类历史的纵深感，以及白酒企业工艺传承等角度，将白酒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厚重感通过广告符码演绎，让广告观赏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白酒，更能品味出其中“人性”的存在和关怀。这样的广告不仅能很好地传递商品信息，还能很好地宣传企业形象。泸州老窖特曲电视广告，在悠扬的曲调中，展开的不仅仅是优美的画卷，以及寻常可见的酒元素符号。一个富有男性魅力的嗓音比较低沉地发问:4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随后字幕上闪现着这样的内容:30119部经典遗失，2065项技艺失传，812处古迹被破坏，15种人类文明中断……最后男性的声音再起，“唯有珍稀之品，方可一脉永传，传世浓香，泸州老窖特曲”。这样的广告，在强调这款酒的历史、传承、稀有之外，更表达出了对于人类一些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消失的深深忧虑，受众在被广告深深触动的同时，会对这样一个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企业产生深深的认同感。
然而，当下包括白酒广告在内的更多的商业广告，人文精神缺失严重，不仅仅影响公众的审美，而且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为业界和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借助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在消费社会中，泸州老窖广告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首先是对于符号的盲目崇拜导致了在其广告中，人沦为“物”的附属，作为人的主体性丧失的问题;其次是白酒广告日益增多，对人生存的现实世界的环境的破坏和吞噬的问题。为了将研究具象化，本文将以泸州老窖的公开传播的广告作为案例，其一是因为泸州老窖是中国酿酒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之一，产品自身人文价值丰富;其二，泸州老窖的白酒广告曾经是央视广告招标大会的“标王”，其广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消费社会的理论中，“符号”是一个关键的概念，鲍德里亚借用了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理论，认为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为商品附加上符号价值，最直接和常用的方式就是广告。但是鲍德里亚也表示了隐隐的担忧，他认为，“技术以它不断的演进，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模仿，……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神话，和与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在符号面前逐渐丧失的一个过程，广告无疑在加速这个过程。脸谱化的人物以及符号化的人类情感，这是部分白酒广告对人的主体性剥夺的最重要方式。
在多数白酒广告中，符号占据了主体地位，少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和质朴的情感。白酒有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资本，成功、友情、亲情是这类群体所追逐的目标，因此白酒广告中对此类场景的刻画比比皆是。这样的广告诉求本身可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表达这类诉求的方式。泸州老窖众多的广告中，场景、人物以固定化、脸谱化的符号出现，表现友情的广告就会出现朋友间握手击掌的画面，表现亲情的广告一定会使用家庭团聚、言笑晏晏的和谐场景，表现爱情的广告就会运用婚纱、戒指等元素。然而，这些都是冷冰冰的符号，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将人们的思维固化，指向消费的神话，仿佛消费白酒就能实现广告场景中梦幻般的生活。我们选取一则由知名歌手周华健参演的电视广告作为对象具体分析人物符号化、脸谱化怎样使人的主体性丧失，放弃了人文精神内涵的问题。2012年，周华健正式成为泸州老窖的形象代言人。此时，泸州老窖的特曲老酒也开始大范围地打出“友情牌”，在广告推广友情与白酒的联系。恰恰周华健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朋友》中也有“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的歌词，这自然用在了泸州老窖之后的广告中。2012年，一则15秒的特曲老酒电视广告在央视播出，下面(表1)是我们根据广告内容整理的广告分镜头脚本。在这则电视广告中，周华健处于整个广告最中心的地位，所有人物都围绕他和他的歌曲展开，广告中饰演“友人”的演员达到20人左右，却没有一个能让观看者记住，他们或者在特写镜头中被虚化，或者在中景中混杂在人群中;同时，周华健与众人的互动也显得过于程式化:碰杯、握手、击掌等动作显得平淡而做作，离现实生活太遥远，缺乏基本的人性的共鸣。因此广告显得缺乏感染力，不能震撼和打动人心，自然广告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身体符号化，这是人在白酒广告中丧失主体性的另一种重要表现，而这里的身体专指女性身体。白酒无论在传统观念上还是现实的消费行为上，主体都以男性为主导，因此广告中女性身体的出现自然是一种对原始欲望的呼应。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在白酒广告中，这种最美丽的物品的出现与白酒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男性话语权力的附属品出现，是一种炫耀性符号。如一则推广泸州老窖青花瓷二曲酒的平面广告中，一名身着青花瓷风格旗袍的女性侧身坐在木椅上，女子坐姿端庄，手拿一把古典风格的小扇子，表情妩媚。她侧坐的姿势完美地展示出了其曲线的身材。女子右侧则是青花瓷酒瓶的泸州老窖二曲酒。这幅平面广告中，青花瓷的酒瓶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是绝对的主体，女子只出现在画面最左侧三分之一且靠下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布局安排明显地显示出了一种主次关系，女子的出现只是二曲酒的附属品;同时，从该女性身体的造型来看，其曲线与酒瓶的曲线完美地重合，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即商品与女性身体的交融。在此类白酒广告中，女性身体显然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严格地讲，它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种经过设计和包装的、能令人产生欲望的、并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消费品”。女性完美的身体曲线成为消费品，不得不说是对女性的一种亵渎。
二、拟像世界:白酒广告对现实环境的吞噬
如果说符号化的世界只是将立体的世界变为平面化的话，那么创造一个拟像的世界则是另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连真实生活的世界都无法被我们认知，那么我们将失去依托。如今，现代工业和技术创造出来的世界正在吞噬人们生活的现实环境。广告、传媒利用高科技创造的世界在现实中无迹可寻，却每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建构着我们的认知，这便是拟像的世界。所谓拟像(Simulacre)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制造了“模仿”，大量的复制;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拟像为特征，按照詹明信的解释，“仿像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白酒广告，尤其是走高端路线的白酒广告，往往追求一种宏伟的气势，多数皆以阳刚大气的形象示人。为了追求这种恢弘大气，白酒广告常常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刻意制造一种拟态环境。如泸州老窖特曲的一副平面广告，为了追求宏大的气势，在设计时动用了多种元素:狮子、八角亭、龙、拱桥、园林，这些元素在画面中按照远近高低依次排开，利用现代的绘图技术力求将这些元素综合于一体。
单独解读这些符码，其所指都与中国古代的“皇家”、“贵族”有联系，给人一种高贵、威武、圣神不可侵犯之感。但是这些重叠组合的元素很难达到体现白酒内在高贵气质的目的，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及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就是来自于拟像。广告将这些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龙)或很难见到的(如园林)场景叠加地放在同一个平面空间里，试图“充分”体现产品的贵族与高端。然而，这种超越真实的多元素生硬拼接，很难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时那么多元素叠加在一起，使画面空间显得过于拥挤，缺少美感。这样的虚幻、生硬的广告风格，缺少了一丝平易近人的人情味，难以吸引消费者，更难对他们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最后，作为商品信息的这些视觉识别系统过于庞杂，也会增加受众的记忆负担，对广告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不仅在媒体上拟像的世界无处不在，广告还“入侵”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空间，将我们的客观生活环境“拟像化”。在公交车上、地铁上、广场上、建筑上，城市几乎已经被广告包围，无论在哪个角落总有广告的身影。这些广告或是平面广告，或是影音广告，通过LED、电视屏幕、灯箱广告、车身广告等各种方式进入民众视线。但是这些广告大多并没有人文内涵，其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受众每天将会受到广告的“疲劳轰炸”。这种利用强制接收式载体的广告，挑选了消费者很难逃脱广告制约的环境，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接收其传播的信息，其传播的到达率会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失去躲避广告的自由，他很快就会对广告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美誉度。泸州老窖的户外广告在这方面是有过典型的不成功案例。广州商业新区火车东站商圈在2013年前后出现过一栋“最牛广告大楼”，这是一座40多层高烂尾楼，占地近5000平方米，户外广告完全包住了整栋楼的四面外墙，这副户外广告也被调侃为“最牛户外广告”，其广告主正是泸州老窖集团。这副大型的户外广告颜色鲜艳，以深蓝色及大红色为主色，大大的酒瓶瓶身在广告中央位置，非常抢眼，因为广告覆盖了大厦四面外墙，再加之大厦拥有引人注目的高度，所以在天河商圈的任何位置几乎都能抬头就看见此户外广告。这样的户外广告无疑像一个“怪兽”安插在了城市里。由于广告本身粗暴地破坏了城市景观，使得市民在观看时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产生时空错乱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将受众从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造成了视觉污染的同时，扰乱了市民对环境的感知。这就是“拟像的世界”所吞噬的现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由此看来，我们说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它的具体表现是非常实在的。确切地说，人文精神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情怀，一种精神特征。新闻评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更应该充分地体现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的激励，新闻评论才有了生气。
那么，新闻评论的人文精神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新闻评论应该体现一种启蒙精神。
五四时期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启蒙。中国的五四所讲的“启蒙”虽与西方“启蒙”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有特殊的内涵，中国的“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八十年祭》）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正是五四的启蒙精神才开创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新篇章，可以说没有五四那一代人世界性的眼光，中国人就不会从千年的帝国睡梦中觉醒。有人曾经指责过五四一代的“激进”，可是没有这种态度鲜明的“激进”，新思想又如何能发扬光大。五四一代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向国人传播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上。陈独秀当年著名的政论文章如《敬告青年》、《宪法与孔教》、《法兰西文明与近世文明》、《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极力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理念，大声疾呼“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在拥护“科学”与“民主”方面，陈独秀态度上十分坚决，在1919年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与民主的理念在今天来看是十分平常的口号，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却要冒很大的风险。这说明做一个启蒙者也要有非凡的胆识。也正是由于陈独秀敢为天下先，《新青年》才成为当时青年人喜欢的刊物。
二、新闻评论应该体现一种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既然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就要敢于批判。鲁迅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于国民性始终如一的批判，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对国人灵魂的剖析，有着他人难以超越的深刻。20世纪30年代，当一些人提倡把小品文写成与现实无关痛痒的“小摆设”时，鲁迅明确地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玩赏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鲁迅在自己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仅杂文就有八十万字，可见杂文在鲁迅创作中的地位。而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在现实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鲁迅自己也说，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还说杂文应当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要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
40年代，解放区的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丁玲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在解放区这样的地方，仍要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要敢于拿起笔向黑暗开战，这才算是尽到了作家责任。她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认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丁玲《我们需要杂文》载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正是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下，丁玲开始反思解放区作家的角色和任务问题，她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听命于任何领导，他的作品应该是用他的心完成的。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她觉得那些“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她认为作家的工作和医生相似，“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么，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持久、深刻”。这些观点和五四时期鲁迅的观点是多么惊人的一致，鲁迅当年不是也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文学的第一任务吗？可见，在鲁迅逝世以后，丁玲又自觉地拿起了鲁迅的武器，自觉地担当了鲁迅远没完成的启蒙任务。丁玲认为“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丁玲《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载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也正是丁玲这种精神，使丁玲完成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有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的杂文和小说。
三、新闻评论应该体现批评者的独立精神。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68-04
反思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阶段，虽各有其特定的触发媒介’但无论是18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对科学的诅咒，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学者在社会转型期对市场价值的恐惧，他们共同反省的对象，都是社会物质生活进步与道德沦丧之间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可以说，对现代科学技术价值的不同估价，造就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野，因而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反思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结伴而行的。
一
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盛行着一种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达到自身的目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当时，人们赞美、崇尚科学技术，相信科学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了欧洲大陆的上空。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尽管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有效知识，并赖此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人们发现，他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却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的灵性。―方面，如席勒所看到的，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孤零零的断片上，机器的使人失去了生存的和谐与青春的激情。另一方面，人们在埋头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攫取时，却不追问人生意义的根据。这就是说，虽然科技的发展提高与扩展了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更有保障、更舒适、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但现代技术一旦出现，就成了一种异己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了入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史家亨克尔所指出的，“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中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在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我们感受到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首次对立，这两种精神的对立，在卢梭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卢梭作为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发起冲击的先驱，在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崇拜，并相信通过自己的理性，可以掌握自然规律，进而推进社会进步的时代氛围中，从现象的层面批判了科学精神导致的种种不良影响。
卢梭认为，科学的发展泯灭TA的本性，使人性受到压抑。他赞美原始的自然状态，“那时我们的风尚虽是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性格的不同。”相反，在他那个时代，“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明的进化，使人性受到压抑。
卢梭把科学技术看成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科学技术生产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因此，卢梭认为是贫困使法兰克人战胜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罗马帝国吞噬了世界的财富，却在奢侈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因而卢梭宣称，人类应该摈弃科学技术，返回到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活。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知识、有智慧，而在于他有道德、有情操。卢梭这种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思想，揭开了近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分的序幕。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
1.校园文化氛围的淡薄
缺少丰富人文精神的大学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很难成为一个有强大社会吸引力的学术堡垒。人文精神通过对师生的思想、信念和品德的感染塑造着身处于其中的每一位成员，并且赋予他们以大学独有的文化品格；同时，师生们敏感的创造力、丰富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又逐渐使大学形成稳定而鲜明的大学精神。大学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大学浓厚的文化氛围得到的。但是，目前我国大学越来越多地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定义为各种校园工程的建设和硬件的完善，在师生们工作和学习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心灵和品行怎样。对思想和精神的忽视是影响大学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表现。
2.“重科技，轻人文”观念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轻视人文学科的风气，在大学教育中则存在着一种“重科技、轻人文”和“重专业、轻修养”的倾向。目前大学生的学习和就业带有强烈的功利意识，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又有意无意地跟随学生需求，偏重学生专业技术的教育，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科学技术促使社会的物质文明迅速提高，但在人类社会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深层价值系统却不断地趋于解构和消亡，生存和生活、生产和消费、情感和思维，似乎都被技术力量所支配，科技理性权威的增长及高科技要素已经影响着人或人性的全面发展，维护信仰的人文品格日益疏淡，自我反思的能力日益削弱，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日益被冷落。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学科分化与扩张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和功利化，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自然科学自诩的道德中立，使得很多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拒绝人文关怀。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很多人心理素质差，社会适应能力弱，对人类的终极价值缺乏思考，对宇宙、自然缺乏敬畏，残害动物、损害同类甚至摧残自己的事时有发生。
3.商品意识“泛化”的冲击
商品大潮的冲击，在文化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还摆脱不了物质利益的制约，抵制不住商品、金钱的强烈诱惑，这为商品意识的四处蔓延提供了一定条件。极端的商品意识把人的关系变成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若把人的交换关系普遍化，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金钱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失去其完整的、丰富的内容。商品意识的“泛化”将导致价值观金钱化，社会责任感缺乏，文明滑坡等现象，导致大学生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长期下去，就会导致一些人在物质财富逐渐丰富的同时精神上却日益贫穷，人文精神缺失。
4.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
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分散化，加上对外开放后大量西方腐朽思想和文化思潮的涌入，使得我国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了多种价值观、道德观相互交错、相互摩擦碰撞的局面。这对于需要复杂、情感丰富而不稳定、崇尚个性而适应新环境能力较差的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些青年从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道德观出发去选择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提倡的共同价值观采取否定态度，从而为高校人文精神教育的开展及强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大学生缺少基本的人文素质，具体表现为文化底蕴不够丰厚，勇于挑战的意识不强，缺乏积极乐观的心态等。
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使情绪变化明显、逆反心理较强、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信仰迷惑、精神空虚、价值标准混乱、行为失范。在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对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正确进行自我定位和评价等重大问题难以明确判断。于是，思想混沌状态的部分大学生中开始出现“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论”“个人主义”等恶劣倾向，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心理和生理问题乃至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产生，既是人文精神教育被弱化的结果，同时又会严重影响到高校人文精神教育的实施。
二、加强大学生
人文精神培育的对策分析
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当前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功利性较强，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责任意识；不重视个人修养与品德的提升，缺乏爱心和公德心；缺乏敬业与团队合作精神；特立独行、自视清高成为许多大学生的处世哲学。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当前，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重视“两课”教学
“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道德修养课，“两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两课”教学具有抽象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来比较虚、比较难出成效，造成有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干部没有真正重视“两课”教学，助长了高校校园中功利主义的流行，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
通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两课”教学可以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庄严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健康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意识，以及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进而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
2.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我们的人文思想的萌芽要早得多。天人合一，大自然和人共存共荣的观念在春秋时期老庄哲学中早就有了。在我国，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倾心于自然，寄情于自然，比德于自然，是我国哲学思想的一个倾向性的一贯追求。人们在与大自然的共处中寻求的是理想人格的象征；人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命旨趣的对应、精神漫游的空间和灵魂栖息的归宿。所以我们的山水风景抒情画在隋代（公元6世纪）就已经出现，而欧洲到了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达芬奇，才在他的名作《蒙娜丽莎》中第一个开始用自然风景来做人物画的背景衬托。至于欧洲山水风景动植物画的兴起，那是后来荷兰画派的事，比我们晚了一千多年。
人文精神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主体性高扬，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而且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历史长河里。在我们的文化艺术中，先秦最早的一部《诗经》，既有自然的介入，又歌唱了人民的劳动、生活风俗和情感爱憎。至于音乐中的《广陵散》《十面埋伏》，还有《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几乎无一不是表现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是客观事物的模拟式的重现，而是表现人的胸臆和寄托，这里面就有着充沛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历史的深层次的积累，具有民族的、地区的、时代的性格，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斗争、文化艺术、经济生活等等因素的总体表现。重视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就是重视艺术的精神品格、历史内涵和它的民族特质，这是衡量一种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民族民间音乐,我想至关重要。
广东音乐的内涵，我认为完全符合这种人文精神。单就曲目而论，已知的数百首以上的作品，只要把曲目排列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广东音乐的人文特色。除了少数属于曲牌性的标题如《连环扣》《三六板》等以外，其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都是有明确含义的标题。这些标题又绝大部分是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内容，它们是抒情性的，描写也是为了抒情，触景生情、情景相生、由情及物、抒发胸臆，不一而足。这也是我们传统诗词歌赋的共通的特点。以自然景物而论，所有作为描写对象的大自然，无一不是人的感情物化的产物，正所谓“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也知道，在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些是标题性和形象性都比较鲜明，像《赛龙夺锦》《鸟投林》，不仅标题与内容统一，情景相融，而且音乐对客观事物形象有一定的刻画，鲜明生动。有一些作品，标题性也很明确，立意也很清楚，像《雨打芭蕉》《鱼游春水》,它们也有形象，但我觉得它的立意更多地是表现心态而不在客观形象的描画，更多地是让人领会其意而不在于客观形象，以抒发感情为主，这也是难得的佳作。还有一些作品，其标题与内容存在一定差距，含义游离。但无论如何，总能让人领会到作者的立意和感情，可以让人发挥想象力，加以补充。
大自然的景物是美好的，感情是愉悦的，人歌唱大自然，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身心都得到抚慰和发展。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题，而是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问题。这类题材所积淀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够让人将自身的品格、胸襟融塑于对象之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无遗。这类曲目在广东音乐中占有主流的位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此外，许多描绘南国人民生活风俗的作品都很富有个性和南国风韵，反映了南粤人民的愉悦心态。这许多成就，从整体来说，都体现了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很值得我们重视，应该引以为傲。
二
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厚积，它融入了许多代人的智慧和心血，有很强的稳定性，同时又不是凝滞不前的。它既有稳固的传统，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不重视它的历史积累，那就无所谓人文精神；如果不继续积累，那就只能成为文物。因此，对于广东音乐，既不能脱离它原有的个性和风韵，又不能故步自封，如何把握，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在这个问题上，广东音乐过去的实践恰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广东地处南国边陲，易得风气之先。因此，它既来自民间，又最不保守，最具有一种宝贵的艺术民主精神。对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很有借鉴价值。
从过去的艺术资料中看，广东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很有规律，那就是以传统为本，不断积累，敢于创新。从创作上，从演奏上，从乐器上，都在不断发展，目标非常明确，而且非常民主，彼此从善如流，极少门户之见。外部环境也很宽松，在建国以前，自生自长，凭着自己的努力生存，极少行政干预，至少在艺术思想上、在艺术实践上都是自由的。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只凭心中有一杆秤，那就是不断丰富和充满生机的人文精神。建国以后，在特殊的岁月里，难免有片刻的乌云、舆论的风雨，有高潮也有压抑，但都以其顽强的根基经受和撑顶住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
这种精神首先体现在曲目的积累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对传统的重视而又敢于发展加工。有一批早期的曲目，原本植根于地方小曲和外来的一些老曲牌，但都根据南粤的风俗生活和艺术品味，重新进行改造性加工，甚至连曲目的名称也改换了。如擅长扬琴演奏的一位先辈严老烈，曾把一些旋律简单的曲牌，仅保留其乐句起落音的结构和旋律的骨骼，用扬琴加花的竹法，从旋律到节奏都进行了深加工，使全曲都焕然一新，成为新曲。如轻快活跃的《连环扣》，改编自缓慢哀怨的《寡妇诉怨》；明快热烈的《旱天雷》改编自《三宝佛》中的《三汲浪》；自然雅致的《倒垂帘》改编自《和尚思妻》；《到春雷》改编自《到春来》等等。不仅是曲名变了，而且思想感情也焕然一新，只要把原来的老曲调和改编后的曲调相比较，它们的差异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这不限于严老烈一人，不少先辈大都作过这样的工作。据当代演奏家余其伟介绍，吕文成曾向他的学生何晃说：“《平湖秋月》不是我吕文成所作，只能算我吕文成根据江南小曲加花变奏而成，说是我吕文成改编可以。”这首名曲是根据哪一首江南小曲改编的，已无法考据，所以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是吕文成移花接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改头换面，而是再创造，经过加工改编后，基本内容和情调都改变了。原来的民间乐曲成了素材，改造后的乐曲变成了广东音乐风格的早期的保留曲目。这种把外来传统曲目嫁接过来的做法很像是果木的嫁接，既特殊又合目的性，是广东音乐曲目发展的创造性实践。
有许多作品虽然不是直接从某一首传统曲目加工改编，但是创作素材却大都来自民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艺术现象，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乐派的许多名作都采用了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广东音乐尤其如此。乐人们广览博收，素材来自民间，但不限于是改编自哪一首具体曲目，只能说是植根于传统，吸收营养，进行创作，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创新，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的时候甚至不大可能划清传统与创作的界线。
更常见的是广东音乐的乐人们直接进行音乐创作。他们大都是精于乐器的演奏家，除了严老烈精于扬琴外，《雨打芭蕉》《饿马摇铃》《赛龙夺锦》的传人何博众是琴棋诗画皆通，尤精于琵琶。他的孙辈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也以“何氏家传琵琶谱”传世，有何氏三杰的美名。何柳堂的《七星伴月》《醉翁捞月》《垂杨三复》，何与年的《午夜遥闻铁马声》《将军试马》《晚霞织锦》，何少霞的《白头吟》《陌头柳色》都很出名。还有一位多才多艺的丘鹤俦，精通多种乐器演奏，尤擅二弦、扬琴，有多种广东音乐的著述。他创作的《娱乐升平》《狮子滚球》是广东音乐的传世作品。这个传统影响了日后的好几代人，后来的易剑泉、刘天一、吕文成等，还有目前饮誉中外的余其伟、汤凯旋、陈涛等，无一不是演奏大家。他们既演奏曲子，又创作曲子，用他们精湛的演奏技法来美化和深化他们的乐曲创作。他们的演技对广东音乐创作的影响和贡献不可低估。由擅于演奏南派乐器的能手写曲子，极易形成南乐的风韵，一方面与先辈的曲目风格相通，一方面又能彼此交融，使广东音乐的体裁和气质得以确立，使广东音乐这个乐种得以风行于世。
广东音乐演奏家们不仅参与乐曲曲目的创作，他们的即兴演奏和再创造，也十分重要。许多曲目的演出，其实是他们参与实质性再创造的过程。他们往往通过出神入化的技法，兴之所至，大加发挥，把乐曲演奏得焕然一新。这种发挥，哪怕是对优秀曲目来说，也是一种发展，赋予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形象。常听说老前辈们演奏同一曲子，每次的弓指法、加花，甚至情趣，往往不尽相同。不能说他们没有规范，而是一种再创造。广东音乐杰出的演奏家们简直是恒河沙数，值得大书特书。据说方汉扬琴演奏《双声恨》尾段急板，快奏时两竹过耳，迅疾如飞，至今仍被行家誉为未可企及的典范之竹。据何晃说，吕文成有一次演奏《鸟投林》，用大力急奏碎弓，状描鸟儿鸣唱，到了欢闹的高潮，他竟把高胡从两腿夹中提起来在空中演奏，博得满堂喝彩。
乐器改革、演奏技法的发展和乐队组合的变化，是广东音乐个性化和风格化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其先行者应当首推吕文成，为了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他改进了二胡的琴皮，把外弦改为钢丝弦，定弦提高了四度，同时，改用双膝夹琴演奏以控制音色，又改造了琴筒和改变了琴杆的长度，最后，创造了高胡这件神奇的广东音乐主奏乐器，大大地提高了广东音乐的表现力，为广东音乐插上了高飞的翅膀。他还把扬琴高音码上的铜弦改为钢丝弦，保留了低音码上的铜弦，增强了音色的对比。迨后，尹自重为广东音乐引进了小提琴，把琴弦调低了一个大二度，从g、d、a、e 改为f、c、g、d ，使两根外弦的定音与高胡的定音相一致，便于和高胡的把位相配合。这样，广东音乐弦乐演奏上的加花、揉弦、滑音以及弓指法都可以在小提琴上使用了，小提琴也被粤化了。谈到演奏上的加花，我认为广东音乐的迤逦和流畅，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它能够把一个很简单的曲调装饰得很有光彩。由于演奏家们习惯性的使用，已经成为广东音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语言，正如吕文成所说的“加花变奏”，可以把一些简单旋律改编得出神入化，广东韵味十足。如果说这种技法发展了广东音乐，我想一点也不算过分。此后，十二平均律扬琴出现，又解决了扬琴转调的问题。乐器改革成为广东音乐得以不断发展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乐器的改革，也发展了乐队的架构，由“三架头”“五架头”（二弦、广东提琴、三弦、月琴、横箫或椰胡）发展成为后来的“五件头”（以高胡为主奏乐器，配以箫、扬琴、秦琴、椰胡），有时还加上一些西洋乐器。
广东音乐乐队的发展，看来也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北方的民族乐队不大相同：一、它始终以乐器的改革为先导，用乐器的改革来带动乐队的改革。二、有自身的特色乐器，着重音色和演奏技巧的发展。三、以小型为主，通俗为主。它的小型，看来和乐器加花、滑指的演奏技法也有密切关系，因为技法上的加花、滑指等有一定的即兴性，所以一个声部极难由两件相同的乐器同时担任，以免相互不协调。所以，小型反而可以保持它特有的风格。这几点经验，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有不少的民族乐队，只顾搬用西洋乐队的做法，追求乐器数量，追求大型，搞交响，却脱离了自身的乐种特色。哪一种做法更对头，不言自明。我们并不反对作多种不同的实验，也可以搞一点交响，但如果乐器改革跟不上，演奏没有特色，音律不齐，音色缺乏色彩，只顾追求形式，追求规模，那就很靠不住。对于广东音乐，还是应该总结自身的经验，沿着自己的规律走下去为好。这对于民间音乐的普及和发展，尤为重要。
过去民间音乐本来是在民间世代流传，极少有专业作曲者可考，也很少有新曲目不断增加，只有广东音乐是个例外，有传统，有作曲者，有新作品，这也是广东音乐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广东音乐具有民间音乐和专业音乐的双重特性，是一个很特别同时又是很可贵的音乐现象。
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来看，广东音乐的特点的确很多，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很多经验值得重视。
三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市场经济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思想。随着经济多元化的转轨，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国力和创新精神，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也使各个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普遍而多样地浮现出来。人们不再以政治为唯一的目标，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生活显示出它的多彩而丰富的本性。这种大环境的变化，肯定对广东音乐的前景有利，使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得以复苏。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笼罩下，对广东音乐的发展也会造成压力。广东音乐何去何从？也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由此，目前外部大环境给广东音乐造成的压力是双重的，新的时期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旧的问题。我觉得，谈广东音乐的发展，不能只是从广东音乐自身的规律去探求，还应该从大环境中去分辨形势，克服困难，争取支持，寻找出路。长官意志粗预要不得，盲目追求商品利润媚俗庸俗也要不得。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问题，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广东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要结合新时期的形势，进行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自然不少。重中之重，我以为还是要重视发扬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人文精神尤为必要。因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顾追求狭义的功利性，把艺术搞窄了，固然会失去群众；但如果只顾追求商业利润，搞商品化，把艺术搞得很肤浅，则会失去了艺术，欺骗了群众。只有重视人们精神生活的正当需求，千方百计地继承和宣扬传统的人文精神，发展这种精神，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品位，同时带动广东音乐的艺术创新，把关系理顺了，广东音乐肯定会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