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定义篇（1）

关键词：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 双刃剑

key word:Technical pessimism Technical optimism Double-edged sword

一、技术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化

英语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源于希腊词τεχνη或techne（技艺、工艺、技能）和logos（言辞、逻各斯）的组合。technē有许多意义，原表示所有与自然（phusis）相区别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表示一种技能性。另外，techne还与两个词有关：一是表示科学知识的episteme（认识），另一个是表示创造、写诗及艺术技能的poiesis。因此，在希腊人的眼中，科学、技术和艺术三者是不做区分的。17世纪 technology在英国首次出现，仅指各种应用技艺（arts）。1859年它正式进入英语词典。20世纪初，technology的含义逐渐扩大，它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的方法和过程。到20世纪后半叶，它被定义为“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

中文古籍中的“技术”一词出现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意为“技艺方术”。在中国，要问何人、何时、何处采用“技术”一词翻译technology，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也有中国人对技术下的定义：“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的手段和方法。”

二、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

从不同的层面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导致了不同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其中最为系统的则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层面来理解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是在人们的认识、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存在着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关系不同层面的理解差异，正是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生使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认识历经了曲折的过程。

在科学还处于孕育和萌芽状态时期，它虽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效果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大关注。直到，15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9世纪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许多思想家才开始觉察到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不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使其再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应的是涌现出来一批否定科学技术的观点。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做出过较为深刻的表述。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1、 科技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主义。实际上就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本质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圣神化，认为技术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主要认为是指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可以解除和摆脱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的困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还能解决经济危机、失业、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战争等问题，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托夫勒、贝尔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技术万能论”则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极端表现。

就思想和学术来言，科技乐观主义可以追溯到认识论乐观主义。16世纪技术的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但是只作为一种思潮，直到19 世纪技术乐观主义才真正形成。18世纪60年代爆发的产业革命，显示了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机构和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因此，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科技兴国，技术可以救世，技术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入20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克隆技术的发展成熟。一些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认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人类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好的控制和利用自然。认为现在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不足为虑，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去开发利用地球、海洋、以及内层和外层空间。与古代希腊和近代相比，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当神速、涉及面广、创造性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所未有的。

2、科技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主义。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由此，一些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消极态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持悲观的态度和看法，科技悲观主义便应运而生。这一思想主张抑制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技术悲观主义（pessimism on technology ）是这样定义的：“指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种观点，又称反技术主义。它是技术否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 尽管这个定义有以偏盖全之嫌、值得进一步商榷。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自卢梭以后，对技术的批判就不曾停止过，而且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和指责越强烈。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技术观，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只不过由于人们的观察角度不同、生活体验不同、价值追求不同，而对技术的恐怖心理、批判程度表现不同。其极端表现便是彻底否定技术的作用，主张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真正持这种极端技术悲观主义观点的学者并不多。多数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在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切负而效应都可以归罪于技术，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危险物，社会最终将毁灭于技术之中。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一种展现，它还是一种“座架”或“框架”，它把自然和人类社会都遏人到其中并把它们改造成一种失去其独立性甘受其奴役的“持存韧”，把人类社会推向生态毁灭和政治自杀的危险边缘。

3、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对人类的生活、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推动社会制度的转换。但不能否认的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威胁人类未来的全球问题。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为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所困扰，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价就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注意发挥它的正面功能，同时正视并抑制它的负面影响。只有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才能保证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拓展未来的发展之途，而不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前途对立起来，不被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所累。

科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种观点都是以历史为依据，却显示一定的片面性。科学技术的价值总是两面的，既能造福社会，也会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发挥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面功能，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并非仅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主要的是人类如何去运用。现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只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影响，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变成真正造福人类的利器。

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在对“转基因”技术和“电脑能否代替人脑”的认识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前者担心转基因技术将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电脑会完全超过人脑井取代人的地位：后者却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解决温饱，造福于人类，不能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负面效应而阻止对它的研究．阻碍它的发展。电脑不会战胜人脑，机器人只能模仿人类的某些行为．能够高效率地为人类服务而不会战胜人类。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价值观

对待科学技术，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态度，其共同点都是科技决定论，把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单纯地归咎于科学技术。按照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不难看出，技术决定论极端和片面地夸大技术在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社会环境对技术的影响和塑造。在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技术只是一种带有中介性的客体，人类则是主体，技术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它不能取代人类的丰体地位，它将永远受到人类及社会的影响和牵制。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不能绝对地取决于技术本身，应该通过完善人类自身和社会的体制并依靠技术来加以克服。因此，以技术取代人类的地位是本对的，而围绕技术给人类社会影响的后果所产生的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等深刻的认识。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认识到，科学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以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已经成为近现代实践所证实，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指向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不仅在物质方面增强了人类认识可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把握和应用。实际对科学技术的效应及其他方面的负责联系都难以有个绝对清晰的预测，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有限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各自片面强调技术、社会在二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其观点具有片面性。马克思、思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既承认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强调了社会对技术及其发展所起到的引导和作用。马克思、思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既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决定论．而是关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理论。因此，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断章取义地片面臆断，而应当今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社会观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树立科学的技术社会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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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 〕.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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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建军.技术悲观主义思潮辨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

科学技术定义篇（2）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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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宾克莱LJ.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9.

［12］杜威.确定性的寻求［A］.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9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2,193.

科学技术定义篇（3）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性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助性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助性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

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1］陈昌曙,远德玉.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7):39.

［2］deweyj.acommentontheforegoingcriticism［j］.journalof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1948,(6):208.

［3］杜威.经验与自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1,190.

［4］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75.

［5］杜威.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9.

［6］hickmanla.johndewey'spragmatictechnology［m］.bloomingtonandindianapolis: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0.58,14.

［7］mestheneeg.technologychange:itsimpactiononmanandsociety［m］.newyork:newamericanlibrary,1970.60.

［8］段伟文.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8):31.

［9］王守昌.现代美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5.

［10］杜威.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100,86.

［11］宾克莱lj.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9.

［12］杜威.确定性的寻求［a］.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9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2,193.

科学技术定义篇（4）

高技术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国内外目前关于高技术、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业的界定没有统一的定义，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关于高技术，有以下一些代表性观点：

美国学者的定义。美国学者D.Crane指出：应用研究如果同科学有联系，那么它有时被称为高技术；如果没有联系，它就被称为低技术。美国的J.Utterback认为：高技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所指，冷藏技术、电器、汽车和航空技术，都曾是不同时期的高技术，高技术不局限于电子学、计算机、生物工程、材料、激光、海洋工程等六个领域。美国《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增补9000词》定义高技术是：使用或包含尖端方法或仪器用途的技术。

日本学者的定义：建立在当代尖端技术和下一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即为高技术。日本学者津曲辰一郎认为高技术是经济过程中的主导技术，他将高技术定义为下述技术的总称：①为提高现有商品功能的必要的中心技术；②具有能赋予产品以新功能的主导技术；③构成下一代产品基础的技术。

国内学者的观点。高技术是指能带来高效益、具有高增殖作用，并且能向经济和社会广泛渗透的技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涌现的新技术群的核心。王伯鲁提出枚举定义法，即当代高技术领域是指：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与机器人、生物技术（包括制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包括核技术）、航空和航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

从以上各种定义可以看出，高技术应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同时代的高技术内涵是不同的。现代高技术应反映如下3个方面的要求：

从技术的结构看，高技术是尖端技术，其主要原理建立于人类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技术，这一点有别于传统技术，传统技术是经验的积累；从时间上看，高技术是新技术，是以最新成就为基础的技术；从与科学的关系来看，高技术是基于科学的发现而产生的技术，即高技术是Science-based技术。

因此，高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最新尖端技术。必须强调，新技术不一定是高技术，新技术仅仅代表了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新颖的技术形态，而不是技术内涵的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高技术，是指运用当代最新科学知识和尖端技术而形成的技术群，它们构成新一代产品的基础技术和主导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有重大影响，具高增殖作用和广泛的渗透功能。

2　高新技术产品的界定

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定义：高技术产品是指每1000名职工中有25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并把3.5%以上的净销售额用于研究开发而生产的新产品。

美国商务部依据某类产品销售额中R&D支出的比重和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占全部职工的比重为标准确定的高技术产品为：①导弹以及航空器；②无线电及电视接收设备；③通讯设备；④电子元器件；⑤飞机及零部件；⑥办公设备及计算、会计仪器；⑦军械用品；⑧医药制品；⑨工业用无机化工制品；⑩专用设备及科学仪器；(11)发动机及涡轮机；(12)塑料材料及其合成制品，合成纤维及其他人造纤维（不包括玻璃制品）。

美国海关合作理事会在以往对高技术产品定义和分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定性分析，对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筛选，把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产品定义为高技术产品：①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属于所确定的高技术领域；②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包括高技术领域中处于技术前沿的工艺或技术突破。据此所确定的技术10大领域为：①生物技术；②生命科学技术；③光电技术；④计算机及通信技术；⑤电子技术；⑥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⑦材料设备技术；⑧航天技术；⑨武器技术；⑩核技术。

广东省“高技术企业统计方法研究”课题组认为：符合下述条件的①、②、③、④中的任一项及⑤、⑥两项者，即为高技术产品：①（在国际或国内）首次应用新科学原理生产的产品；②（在国内或省内）首先应用我国独创的新工艺或国际上最新工艺，并使产品质量或功能或劳动生产率、成本有显著改进的产品；③采用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新生物品种，并使质量或劳动生产率或成本或功能有显著改进的产品；④符合国家或有关部门公布的高技术产品目录；⑤符合国际标准或技术先进国家标准，若无国际标准，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符合国家、专业、地方或企业标准；⑥达到本年代技术先进水平。

我们认为，所谓高技术产品，是以高技术为主导技术而生产的具有新的用途和性能，或质量、劳动生产率、成本有显著改进的产品。

3　高新技术产业的界定

美国方面的研究。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定义：研究试制费和科技人员与职工总数的比例，比整个制造业高出1倍以上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国立科学财团的定义为：研究和开发费用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为3.5%以上，职工中每千人中有25人以上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商务部的定义为：研究开发费用在总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为10%以上，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总职工中所占的比重为10%以上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学者纳尔逊(R.Nelson)在《高技术政策的五国比较》一书中指出：所谓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以大量投入研究与发展资金，以及迅速的技术进步为主要标志的产业。美国学者戴曼斯叙(D.Dimancescu)在《高技术》杂志上指出：对高技术企业的定义，主要依据两大特点：一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高；二是销售收入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投资比例高。这两大特点又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即知识密集，这是高技术产业的一个必要成份，也是技术持续创新的必需。美国学者杜迪(F.D.Doody)和芒塞(H.B.Muntser)认为，高技术部类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类体现出高增长率、高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高附加价值、强烈的出口导向和劳务密集（这里专指高技能的劳务）的生产技术公司。

在英国，高技术产业被认为是一组包含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许多位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前沿的其它技术的产业群体。

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一种产品使用生产线生产，具有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拥有一定的市场且已形成新分支产业时，才能称其为高技术产业。

在加拿大，高新技术产业被定义为是一种技术水平相对高的生产部门，这种相对高的技术水平通过劳动力的技术素质或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来反映。

在澳大利亚，科学与技术部将高技术产业定义为投入大量研究与开发经费，与科学技术人员联系紧密，产生新产品并且有科学或技术背景企业的产业。

在日本，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定义为：能节约资源和能源，技术密度高，技术革新速度快，且由于增长能力强，能在将来拥有一定水平的市场规模，能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的产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R&D密集度（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将相对于其他制造业而言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产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

《欧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把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有较大的就业潜力，同时R&D投入高于所有部门平均水平的航空航天制造业、化工产品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科学仪器制造业等八大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或先导产业。

在中国，目前采取的主要是概括法，也叫例举法，即按技术类型定义高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公布的目录包括：①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产业）；②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③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④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⑤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⑥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⑦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⑧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⑨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⑩医药科学和生物科学工程；(11)其它的新工艺、新技术。

从以上各种定义可以看出，高技术产业具有以下4项特点：

它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所用的设备、材料涉及到现代技术领域的许多尖端成果；它是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科研费用和设备投资大，产品的附加值高；它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科技开发人员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经营管理人员；它的产品具有国际性和前景良好的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是指由高技术成果转化形成的具有知识密集、R&D投入高、附加价值高、增长速度快、技术进步快等特征的先导型产业。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定义篇（5）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学技术定义篇（6）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学技术定义篇（7）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其基本内容，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社会效益、社会推动作用、人类历史地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正如上文所说，科学和技术属于社会意识，因而也属于一种历史观。既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属于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观相关联。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和客观的形式，但也带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的内容虽然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内容也决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这里，我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最大的特点从属于历史观受到历史观的影响，又对历史观有较大的影响。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特征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本质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不断为科学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科技进步的物质保证和不竭动力；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强大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第二，科学技术人才观。毛泽东提出对于科学家要委以重任。邓小平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江泽民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进一步肯定了科技人才在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科学技术和谐观。毛泽东认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清楚的认识，自然界就会对我们予以处罚。邓小平指出，科技发展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江泽民认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保护环境。胡锦涛指出，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体系。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提出要善于自力更生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胡锦涛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践意义

3.1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今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继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做到： 必须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观，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时代潮流的结合”，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维护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定义篇（8）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研究的必要性

报告中“创新”一词是使用较频繁的思想范畴，共出现59 次，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彰显了新时代党的思想灵魂和精髓要义。成功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内涵，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绽放新的光彩。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和实践方面施行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举措。本研究力图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对中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意义深远。

（二）一定程度上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关于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我国学者已经从背景、形成、内容、实现途径和当代价值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还为数不多，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中的创新发展方面入手，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思想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化。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可以为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实践提供有一定指向性的理论指导。在进行实践活动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在理论上明确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如何认识的，是怎样解决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发展研究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对我们当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走自主创新道路等提供有益的借鉴，防止新时代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发展走向片面性。我国以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为发展的战略目标，如果仍然以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或仅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创新理论作为指导，那么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不仅具有片面性，容易忽视社会效益、人文效益、生态效益，最终也会严重阻碍国家健康发展。所以，在当下的科学技术创新实践当中，对于创新理论我们应该给予恰当的扬弃。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科学技术创新动力观。驱使科学技术创新主体进行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推动力量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包括社会需要的刺激以及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指出：“人们对生产生活便捷化的要求，带动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和突破。”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决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速度，是最根本的力量。社会的需求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所以从根本上讲，是人的需求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自有社会形成以来，各类社会事物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社会需要的推动。一方面表现为直接的，例如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发明工具驯养牲畜、学习种植，人们因为吃生食导致寿命短暂，火就用来使食物成熟，为了穿暖人类学会纺织，懂得建筑，为了满足欲望开始掠夺、开始战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间接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巨大利润，就由工人改进了技术，由低效率的手工劳作升级到效率较高的机器生产。每逢经济社会有大变革、大发展时，绝大程度上是由新科技来作为坚实后盾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当代科学技术创新实践中，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紧密联系的，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种趋势日益加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是指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互动能够促进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重要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有时是由技术领域的新成果来推动的。技术领域的新进步也是由科学方面新发现作为向导的。屠呦呦发现了对治疗疟疾有用的药物，但只有在医学领域中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才有可能发现新药物，使得几百万人的生命免受磨难。这就是科学家在自己钻研的学科方面有了突破，定能推动生产技术，人民生活发生改变。把科学的理论实践作为技术前进的导航再合适不过了。当前，随着社会生产的深入发展，社会实践的需要，导致各个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二）科学技术创新主体观。科学技术创新主体是指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人才队伍、企业主体。在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人才队伍是关键。科学技术创新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砥柱。在各种人才中，科学技术人才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其拥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无疑起着决定性因素。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尚且在大肆出台开放政策，争夺人才资源，而且吸引走不少国内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在推进科技强国前进的道路上，强调要把开发人才资源放在科学技术创新最优先的位置。特此，总书记提出了科技人才开放的伟大构想。各区域应该及时提高自己的时代敏锐度，加快推进向全球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开放，顺势而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在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居于主体地位。它不仅支撑着国民经济，决定着经济运行速度，更是支撑整个社会技术创新和技术投资的中心。企业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必须坚持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必须重视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和保障企业的创新利益，使得企业创新的成本得以补偿。

（三）科学技术创新自主思想。自主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与时俱进的特征。在坚持把科学技术创新思想与我国建设科技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自主思想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性国家以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在科学技术创新途径方面的新论断。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暴露后，结合中国建设道路的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中国科技的自立道路问题，提出发展中国科技“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个人成长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初露端倪之时，第三次科学技术浪潮奔涌之际，世界范围内都把对科学技术创新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的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再发展。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邓小平则明确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来说是起首要作用的。这是对我国现实考量以后提出的论断，意义重大。20 世纪末，国内外局势风起云涌，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经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悄悄改变着，国家建设也遇到来自国际上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进入紧要关头，江泽民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喊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这一战略的根本是坚持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没有教育，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要谈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进入21 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自主创新。我国创新队伍的创新意愿不强烈，创新资源也略显不足。如果不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科学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驱动战略成为自主创新思想的最新体现。从我国发展实际和全球视野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创新、为谁创新、怎样创新”的问题。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让科学技术指引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创新驱动渗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永恒动力。我们必须抓住创新、依靠创新，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环境，凝聚创新人才。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以来，我国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创新实践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科学技术创新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坚持科学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环境的优化、促进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建设以及明确科学技术创新道路的方向等方面。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加大科学技术创新的建设力度。尽管马克思不是研究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专家，然而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具有辩证性，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论述了其所造成的系列负面影响，这对以后国家健康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的研究，使其发挥出更深远的影响。

科学技术定义篇（9）

中图分类号：G3(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3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KS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KS014)；广西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师政科技[2008]9号)。

作者简介：廖和平(1977－)，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谭培文(1948－)，男，湖南衡山人，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核能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进入到所谓的“黄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稳定，革命偃旗息鼓。高新科技在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科技进而成为衡量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标准，成为统治人的外在力量，于是便产生了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并论证科学技术在现代已成了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合法化”、“合理化”的作用。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在1968年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作的长篇演讲中说：“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里哈贝马斯断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的生产力组成要素，其作用本来是隐而不显的，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但现在它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彰显出其在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方面的威力，这与科学、技术、生产的越来越合一是相关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很难分清科学与技术的差别，进而也很难分出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差别，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就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在直接的生产中，人似乎已经隐于幕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不再是生产中的主体，反而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设备越来越成为主体本身，甚至就是主体，似乎生产已经成为生产设备的事情，而不是作为生产者的人的事情了。主体不在场，客体成为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公平交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它起着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辩护和维系作用，但是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国家的干预使得原有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辩护已经失效。哈贝马斯断定，国家干预使“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也就不能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他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履行着意识形态职能，实现着对人的统治，不仅不是人类解放的力量，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梗桔。这与国家的“科技立国”的战略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了当代生产力新的增长点。人的素质的高低，劳动对象的拓展都决定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人的价值与企业的效益的高低也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由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由于国家实力竞争的需要，社会对科技需求急剧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为了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强国的需要，是为了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了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家作为一个主体积极介入到科技的研发之中，纷纷出台“科技立国”、“科教强国”战略。“科技立国”战略的出台使得各国纷纷增加科研投入，科技迅速发展，使得其发展和规模也只有国家才能控制。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反过来，科学技术越发展，运用越广泛，国家的统治也越容易。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影响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进而使得人们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都归结为科技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一切问题的缘由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合理。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合理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这就使人对社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注，消解了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使得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起着使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支撑作用。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但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能无限夸大科技的社会作用，科技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原有社会制度中出现的各种“危机”，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完全合理化，无法赋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彻底的新的合法性。而且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科技统治”，使人的目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人对人的统治都内化于科学技术之中，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和异化，导致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受挫，进而使得人们最终会质疑科学技术，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理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_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并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也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适用的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看到和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物质财富创造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其实马克思也看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可能的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论述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工艺学(Die Technologie)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也并不因此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必然的，只是相比其它社会存在的影响更加深刻而已。

哈贝马斯接受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思想并进行了系统“发挥”。他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这种经验的最深刻的证明，至今依旧是《共产党宣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有关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仍然适用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赞扬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与摧毁的辩证作用，但是其维护作用却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作用。而哈贝马斯把他引申到意识形态上去了。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更直接的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的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写道：“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霍克海默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而且“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份。”霍克海默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中的巨大作用。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的一份子，接着霍克海默的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理论发展自身要求的必然。

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和缺陷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

1.揭示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使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上的态度更加谨慎。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社会效应是中性的。但其应用即技术则会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功效。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贯彻着人的意图的，是人们利用真理以达到价值目标。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必然导致从真理问题到价值问题的转化的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异化的加深是同时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哈贝马斯虽然也看到并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主要关注和揭示的是其负面的功能，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虽然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用价值因素和主体性消解了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滑向了相对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会渗入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起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向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部分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确实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当今时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碰撞与融合，导致对科学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的追问，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所作的批判性思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汲取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也要慎重。

2.给了我们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另一种理由和解释。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何以没有灭亡时。常常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还没有释放完，还有继续发展的潜力，资本主义的经济还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没有错，可是事情并不是如此般的简单。哈贝马斯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是科学技术不单单是由于它自身的发展而使得生产力发展，而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但因为自身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并且在这种需要中让人们沉沦到物欲的享受中去，自觉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使得人们认同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不可抗拒，它不是一种幻觉，它对人的宰制与操纵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作出反思。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被理性化的，能满足欲望的幻想(fantasy)、不是这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幻觉(illusion)，可以用这种‘幻觉’来表示、解释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体系。即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公平的、摆脱了统治的、双方都会满意的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那些实现欲望和满足补偿的标准相符。它们赖以存在的交往是如此地受到压抑的限制，以致于不能直言曾经作为资本——劳动关系被制度化了的强权关系。但是。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在分裂的符号与无意识动机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既形成了虚假的意识又产生了意识形态批判所欠缺的反思力量，它不大容易被人们所反思，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并不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代表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规划(‘美好生活’不能与糟糕的现实同日而语，它至少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与这种糟糕的现实相符的满足)。当然，这种新意识形态像老的意识形态一样，所起的作用是阻碍把社会基础作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先前，社会暴力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如今，基础是由预先就赋予维护制度的任务的下述结构性条件所提供的：资本利用的私有形式以及分配可以确保群众忠诚的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不仅行使着操纵与控制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的发挥带有很强的欺骗性，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而“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

1.它的片面的深刻偏离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力量的彰显，它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科学技术有它自身的辩证性，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是主要的，消极的是次要的。而且消极大都还不是它本身造成的，而是制度和人的使用所造成的。虽然这一理论较为深刻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但却走向了极端，最终否定了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这就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本质，走向了技术悲观主义，进而走向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彻底怀疑。这是错误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技术所渗透的生产工具和所武装的劳动者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它使得“世界历史”成为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快速提高，使得人类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它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或物质保证。人类不应该惧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应该更加快速地发展科学技术。科技理性对人的控制诚然体现了它的消极作用，却也使得人的能力得以提高，使人的素质得到增强。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只是表面的。它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物质丰富使得人们跌入消费的欲望中消解了人的反抗意识，但却从一开始就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认为贫穷或者没有消费品是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2.把科学技术看做意识形态偏离了“两个必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贫穷，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发展，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和财富的快速增加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当然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促使资本主义灭亡的不是他的财富、商品的少，而是“多”，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来说的过剩，而不是商品缺乏。相反，是因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削使得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的生产的商品不限扩大与无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使得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无法维系。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经济危机使得再生产无法维系，同时也使得消费无法继续。无产阶级就必然要起来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针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的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适用。继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也不再起作用，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生产和交换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经济基础”的功能中也包含有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会长期地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说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到处搬用了。“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阶级冲突的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这样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不可能的了。

3.把科学技术当作唯一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偏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哈贝马斯的“第一位”有“独立变数”、“独立剩余价值来源”之意。有排除其他要素之嫌。哈贝马斯是从本原意义上来界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他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因为“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和研究发展方面的资本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劳动力只在社会的前工业阶段才有决定意义。这显然是偏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劳动力。邓小平的“第一”是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科学技术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源泉和动力。”科学技术作为潜在的生产力，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去，因而起到变数的作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哈贝马斯这里，劳动力已经于剩余价值的来源无关了。与此同时，既然科学技术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工人阶级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无产阶级没有受到剥削，进而有可能与资产阶级一起享有了科学技术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共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的。

4.“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是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这就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与科学本身有双向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不必然导致它对人们的控制，成为意识形态。起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只是在科学技术一体化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也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也无法起到真正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极限，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其实科学技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它应用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直接相关的，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好，剩余价值的生产功能也罢，还是使人异化的功能都是只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会有的。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现象，不加限制的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必然会出现的后果，进而攻击科学技术本身，这就是一种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对待科学技术不科学的态度。

5.它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生产力，在它的“连续提高依赖于本身也具有使统治合理化的功能的科技进步以来”，已不再是“一般情况下解放的潜力，而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生产力”的三种表述。都内涵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和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肯定。如哈贝马斯说“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就愈来愈不重要了。”科学技术“已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在理论来源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他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之上来表述他的思想的。哈贝马斯“主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单向决定性’、‘唯一决定性’、‘孤立决定性’。这样，他就把科学技术及其作用偶像化和绝对化，置于社会经济根源之上，看成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很显然，如果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都只能归结为本属于智力或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这也就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经济危机即使有意义也微不足道。如果社会的好坏决定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于科学技术，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消极因素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的原因，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就是无理无知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理论直接的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与马克思主义要资本主义是截然相反的。这样。哈贝马斯完全站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哈贝马斯确实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批判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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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科学技术定义篇（10）

作者简介：于卫星，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279-02

一百多年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豍列宁对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是从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上来论述的。毛泽东同志对科学技术也是十分重视的，他在1958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邓小平同志则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升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豎”。在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的科技理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命题的由来与发展的历史沿革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近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为背景来论述的。这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地关注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豏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豐

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科学技术是指狭义的科学技术，即自然科学技术。马克思关于科技的论述集中在两点：一是理论上概括为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生产时谈到：“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豑二是提出科学成为生产力的途径。按照马克思的叙述，科学之所以成为生产力在于对自然力的应用。马克思说：“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豒

在马克思看来，影响生产力的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不论是工人的文化素质、生产工具和劳动手段的状况，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科学技术在知识形态上，是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旦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潜在的生产力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列宁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列宁是以第二次科技革命为背景来论述的。这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由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他亲身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列宁对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科学技术为苏联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二是要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列宁认为：刚刚走上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个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同资本主义因素相比，处于弱势。只有把苏联的经济基础由小农为主的生产力变为以大工业，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基础，苏联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列宁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科学技术摆脱了资产阶级私立和狭隘眼界的束缚，大大的提高了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改善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奠定了苏联坚实的物质基础。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的，僵化不变的的学说”豓因此，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列宁还强调：发展生产力的这一任务要求迅速地，广泛的和全面的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多半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豔他甚至把“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称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三）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是从中国国情上来论述科技的重要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闭幕式上说：“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豖毛泽东同志关于科技的主要观点有：一是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三是提出要尽快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四是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深刻体会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发展现代科技的紧迫感。毛泽东同志在听取《10年科技发展规划》汇报时曾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豗毛泽东同志还一再告诫全党：“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豘

自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列宁从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毛泽东同志虽没有提出类似的命题，但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上升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气息。邓小平同志又是如何论述这一思想的呢？

二、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分析

（一）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依据

首先，这是由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劳动者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当今时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仅限于体力的大小，更取决于智力的高低。科技一旦被劳动者掌握就会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机械化初级阶段，两者之比为9：1；在中等机械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6：4；在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1：9。

劳动工具的改进，对生产力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历史上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劳动工具的改进为标志的。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豙这足以体现出生产工具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劳动对象包括自然物和人的创造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有关数据显示：“世界上各种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每年又以5%的速度在增长。世界上现有800多万种化合物，每年还以25万个的速度在递增。”

其次，这是由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决定的。现代科技对国民经济影响已令人瞠目结舌。科学技术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同时也在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

（二）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论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新情况而作出的论断；是在“文革”的余尘尚未完全消散的背景下，他以极大的勇气而作出的论断。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豛1978年，他又指出“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来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豜“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豝1988年，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豞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出发，从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意义

在现代化第四次浪潮的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飞速发展并向知识经济迈进。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及时地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并联系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意义。

从理论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上升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理论上扩展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内容，增加了科学技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技术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把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证明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能够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