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汇总十篇

时间:2023-08-11 17:18:30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1)

历史学科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是,社会科学是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学科,它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流程为研究主线,以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为大纲,以人类社会各种阶段的兴革替代为线索,以每一具体历史时段、历史时期、王朝、帝国、代表历史人物及其所作的历史贡献和具体历史事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在初中阶段的历史教学,我们首先要做到我们所教授的历史必须是线条清晰,层次分明,纲目清楚。但初中阶段的学生知识基础有限,接受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和思辨能力尚显幼稚,所以我们采用的历史教科书是属于通史性质的简史,甚至于有的内容有的王朝帝国在教材中只罗列出一个大纲,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保证历史教学中学术的严肃性,又要想办法做到具体教学行为和教学语言的通俗易懂性,既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又要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学,认真备课,努力完善教学设计,以各种形式新颖、格调别致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中做到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我们教师要努力找到历史教学步骤中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黄金平衡点。我们既要让学生学会历史知识本身,又要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深切感知历史这门学科所蕴含的社会科学性和其人文素养性。要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落实科学人文素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努力让学生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流程,这是贯彻科学人文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段处于何种阶段,主要是以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和阶段来划分的。在初中阶段,我们至少要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历史概念:人类社会的历程,大致走过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生产生活工具,当然也包括战争所采用的兵器。比如青铜时代,在我国古代史里面就是指夏商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军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代表了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在明白生产力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引导学生明白任何生产力时代取代前一生产力阶段,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比如人类社会从新石器时代跨入青铜时代,金属工具取代木棒石块,使人类社会提高了应对自然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人类获取食物和制造其它生产生活用具的能力,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积累生产技术等精神财富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蒸汽时代取代铁器时代,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区别于过去各个生产力时代的动力来源――机器动力取代单纯的人力和畜力,同样让人类创造生活财富和积累精神财富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2)

一、准确掌握历史知识是正确解答高考历史问题的前提条件

我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今历史高考命题强调学科知识与学科能力并重,考生若没有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是不可能获得高分的。

例1

(2011・新课标全国文综・28)1871年4月,巴黎公社文告称:“你是受高利贷者、承租户、庄园主和农场主折磨的一个乡下劳动者,贫穷的短工和小所有主……你们的劳动最好的一部分产品要给什么都不干的人……巴黎愿意把土地给农民,把劳动工具给工人。”该文告的主要意图是(

A.号召工农群众迅速起义

B.进一步巩固工农革命联盟

C.宣布彻底废除财产私有

D.希望得到农村群众的支持

解析:本题命题者创设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情境,突出考查考生的历史学科能力。不过,若考生对巴黎公社的相关历史知识一无所知,仅凭相关历史学科能力却也无法获得正确答案。一般而言,本题解答思路如右。

例2(2012・新课标全国文综・4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此图示中国近代历史变迁(见下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要求:对该模式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解析:本题是一道开放式材料论文题,沿用了2010年以来“小论文题”命题风格,体现了知能并重特点。从史观的角度看,它关注了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从历史知识上看,体现了中外历史知识关联。按照题目要求,考生先要选择一个观点,然后再进行评述。“评”就是阐明自己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述”就是运用材料信息和所学历史知识论证自己的看法。

总之,科学掌握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是当今高考获得高分的必备条件。

二、整合历史知识的基本方法

掌握历史知识需要背诵记忆,这是不用质疑的。实际上,学习任何知识,都离不开记忆。如果说有差别,也只是多寡、难易程度不同而已。不过若是死记硬背历史知识,那不仅会记得很辛苦,且效果也不好。如解答前述两道高考题,特别是“‘冲击-反应’模式”题,考生若仅能简单复述教材中的知识是不够的,它需要考生对所学的众多历史知识进行提炼、选择、综合,然后才能论证、说明相关历史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应注意运用一些科学方法整合相关知识,使其简略、易记、好用。

1.图示整合法。

图示整合法,就是运用图形、图像等方式,揭示历史事物现象或本质特征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整合历史知识,有利于帮助我们建构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形成科学的历史观;有利于化繁为简,便于记忆;有利于我们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如我们可运用下图整合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干内容,从中掌握中国民主革命的阶段特点、演进过程及其演进逻辑关系。

2.目录登合法。

历史教科书中的目录是相关历史知识的缩影、知识体系的纲要。在历史学习中利用目录构建知识框架,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的全貌,又可以避免在学习中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可利用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目录整合成如下知识结构与发展线索:

3.表格整合法。

所谓表格法整合法,就是根据不同历史知识的特点,用表格形式将同类知识前后连贯起来,形成一个系统,使众多史实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收到化繁为简效果的一种方法。其优点是简明、醒目,能克服历史的过去性,能帮助我们形成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感,加深对历史知识发展线索的理解,提升其综合归纳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如我们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为切入点,将东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整合成下表:

三、整合历史知识的角度

1.利用不同史观整合历史知识。

时下是一个多元史观流行的时代。从目前高考命题的实际看,除历史唯物史观外,常用的史观主要有:文明史观、现(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

所谓文明史观,简单地说,就是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它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当今高中历史教科书体例就是依据文明史观编写的,《历史必修1》为政治文明史,《历史必修2》是经济文明史,《历史必修3》是科技与思想文明史。

现代化是指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变。它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等。所谓现代化史观,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若运用这一史观,我们可以将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与中国近代化相关的知识整合如下:

所谓全球史观,简单地说,就是以全球的视角来研究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它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分散发展到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视、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决定因素。现行历史教科书中的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史观。

2.依据纵向联系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空间不变,时间延续,构成纵向联系。历史从人类诞生到基因造人,就是纵向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更替,是纵向联系。依纵向联系,可以探讨事物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勾勒出发展的线索,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纵向联系的对象依需要不同,可大可小,大可至整个人类社会,小可至一件家具。纵向联系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性。例如,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曲折发展、祖国统一等知识点,整合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专题,从而全面了解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发展历程及其变化因果。又如,我们通过整合世界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以第一次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为思维线索,举一反三,整理出另外两次科技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像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可归结为:①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美、德、意、日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为各自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政治条件)。②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无产阶级壮大(劳动力条件)。③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掠夺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积聚了大量资本(资本条件)。④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空前活跃并取得许多重大突破,这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创造了条件(科学技术条件)。⑤结束分裂后的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开辟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加紧殖民扩张,攫取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和更丰富的廉价原料,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市场条件和原料条件)。

3.依据横向联系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时间同步,空间延续,构成横向联系。历史从欧亚大陆拓展至整个地球乃至宇宙,是横向发展的结果。人类不断迁徙繁衍,是横向联系。依横向联系,可以探讨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勾勒出某一时代完整的历史画卷,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来解读历史。横向联系体现了历史的拓展性。例如,我们可以把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等知识点,整合为“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与新中国外交”等。我们也可将世界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等知识点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整合成“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

4.依据同一形式或属性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1)同一专题的知识。如中外运输史上交通运输方面的发明:①1807年,美国人富尔教发明第一艘汽船;②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火车机车;③1896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发明第一辆四轮汽车;④1900年,法国人齐柏林发明飞艇;⑤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研制的飞机试飞成功;⑥1910年,中国人冯如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2)同一目的的知识。如20世纪30年代,都以摆脱危机为目的而采取的措施:①美国罗斯福实行“新政”;②德日建立法西斯政权,对内独裁,对外侵略。

(3)同一性质的知识。如中外导致社会性质改变的政治事件:①前356年,秦国开始商鞅变法;②646年,日本大化改新;③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4)含有同一内容或特点的知识。如都倡导实行义务教育的三件事:①法国的傅立叶倡导实行免费教育;②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实行义务教育;③巴黎公社宣布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原则。

(5)具有同一结果的知识。如中国古代史上被农民起义直接的封建王朝:①秦朝;②元朝;③明朝。

(6)体现时间先后顺序的同类知识。如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建立:①1869年,法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②1879年,法国工人党建立;③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党建立;④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⑤20世纪初,英国工党建立;⑥1903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⑦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建立;⑧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5.依据同一时间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1)同一世纪或同一时期的知识。如公元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大事:①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②美国的南北战争;③日本的明治维新;④德国的统一;⑤意大利的统一等。

(2)同一年代的知识。如发生在1921年的大事:①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②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决定北伐,统一中国;③华盛顿会议召开,签订《四国条约》;④埃及再次爆发人民反英起义;⑤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脱离英国而实行自治。

6.依据同一区域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1)关于某一国家的同类知识。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的科技发明成就:①卡尔・本茨提出轻内燃发动机的设计;②狄塞尔设计成柴油机;③齐柏林建造飞艇;④赫兹发现电磁波。

(2)关于同一地区的知识。如列强争霸斗争中在巴尔千半岛发生的大事:①1853―1856年,沙俄同英法的克里木战役;②19世纪末,沙俄同奥匈帝国、英国争夺巴尔干半岛;③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④一次大战中,巴尔干半岛是南线战场,奥匈帝国对俄国和塞尔维亚作战;⑤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的对科索沃的战争等。

(3)关于同一地点的知识。如中国现代史上发生在武汉的历史事件或现象:①洋务运动和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在武汉创办的军事与民用工业;②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武昌起义”;③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④国民革命时期北伐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英国在武汉制造“一三惨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等;⑤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共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⑥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⑦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时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

7.依据同一人物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1)某一人物的全部功绩。如列宁、孙中山、等人的一生主要贡献(具体例略)。

(2)某一人物的所有罪行。如袁世凯的主要罪行(出卖维新派、镇压革命、卖国、独裁复辟等方面)。

(3)某一人物的功与过。如秦始皇、陈独秀的功与过(答案略)。

8.依据因果联系串联整合历史知识。

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既是一种先行后续的关系,又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历史的因果联系主要有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同果异因、互为因果、系列因果等六种类型。

(1)一因多果:由一种原因引起多种结果。如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从中国角度看,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列强加紧对华资本输出,由此引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客观上促使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挽救民族危亡,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从日本角度看,促进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远东国际关系看,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日俄矛盾尖锐。

(2)一果多因:一种结果由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所引起。如明清时期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专制主义空前加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八股取士与文字狱;闭关政策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等。

(3)同因异果: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如北美与拉美同样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要求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最终北美独立后成为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拉美地区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3)

马克思主义是有历史脉络的,其创建于资本主义时代,根源是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以此作定义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揭示出创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为此,同志认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有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旨在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实现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马克思认为:“离开了‘现实历史'的抽象没有任何价值”。对此,同志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人类历史过程就是思想价值的产生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对此,同志说:“必须适应党的理论建设的要求,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我们党在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伟大创举,也是我们在感情上真诚认同,政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作思想武装的表现。

理论创新的时代意义

历史有一个本质性的条件,那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最基本的原理,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句话;“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实践证明,理论创新是发展的根源,是揭示自然规律的必然条件,因为所有事物的基本定义就是发展,说:“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发展和创新是一个政党的思想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常说的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和“要讲新话”说的就是理论创新的道理。邓小平认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就是不断认识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新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我们党在经受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中形成新的思想立足点。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形成的现实条件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并从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新学说,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科学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必须有其历史的立足点,即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在本质意义上的立足点。因为一切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在形成过程中多么科学,离开了现实这个立足点,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宜性。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同志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之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二个历史课题的着力点就是实践。对此,同志说:“这个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必然条件,这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论创新,只有根据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引导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进入理论自信的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样又一次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理论创新的的必要性,即理论创新要遵循时代特征的科学性。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最大原理就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认识是改革的前提,实践是创新的要素,只有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理论创新科学发展,形成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这个时代的高度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原理,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从而增强党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

同志说:“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通过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规律,也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规律。”可见,理论创新从本质特征上讲,它是一种认识事物的客观过程,也是一种时代特征形成理论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对此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理论创新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产生思想共识的必备条件,而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让理论具备普遍性,产生大众性。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认为:“不光是思想要趋向现实,而且现实需要趋向思想。”

每一种理论体系的创新,核心在于与时俱进,关键在于把握住时代特征,这样也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把握住时代的方向,用理论创新凝结一个民族的思想,成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成为一个政党的执政方向。同志说;“党的十提出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新宣言,新纲领,也是党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必然前提。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改造自然,一种是理论实践。在一切社会形式中,理论是一个阶级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这种把握也受一定的法定的生产关系的影响的。恩格思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产生理论条件和理论在现实条件下的基本定义。

理论创新就是对历史的把握,对历史问题的把握,对历史实践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是提高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上的培育,一种理论上的孕育。就是从这种思想起点上,从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新篇章。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马克思主义新思想

党的十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和时代主线进行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在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上的纲领性说明和高度概括,其源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历史形态的发展过程。同志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创立的哲学形态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先后形成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这二大理论成果,指导中国从殖民、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从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并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定型、改革这个阶段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志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广泛实践、整体检验、普遍信仰的真理,其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结合时代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凝聚着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先后与时俱进地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在科学发展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五位一体的格局,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断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作指导,从而促使中国快速发展,使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产生新理论的条件在于思想的不断解放,使思想解放不断达到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水平。邓小平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当然,解放思想是时展的必然,如果认识不到位,就很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认识也将是落后的,更谈不上科学发展。而解放思想有三种方向即思想进步的本质条件必须把握,一要观察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新变化,以此深刻了解世情、国情、党情。二是要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趋向,用此形成工作的新方法,直至形成新制度。三是要观察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社会发展格局,把此作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拓性地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有实践,才能解决发展问题中存在的弊端,用科学发展的方式解决矛盾。尤其是一个政党,总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能够从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我们的发展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同志说:“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形成特色就要准确判断国情,又要遵照发展规律进行,既不能脱离实际,又不能落后时代。这就需要我们要遵照实践的规律,以实践为基础,用历史形态的形式把握好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的存在形式,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从保障民生的角度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到统筹兼顾,改变和改革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基础,中国经济总量由此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历史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演绎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等,世界开始以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方式关注起中国,中国也以科学发展观作观察世界的方法论,在全球化背景中寻找中国崛起的基本原理。历史性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唯一方法。曾庆红同志说:“这是因为,我们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执政活动中,就叫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体现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叫做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历史和思想体系的创新上看,保持先进性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寻找发展共性,在发展的着力点上深刻把握和体现实践这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才使我们党从党建的基本问题上看到理论创建的实践意义,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上去把握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去探索人类的共性问题,构筑精神“高地”。马克思也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理论创新也不例外。马克思对此又这样论述:“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有一个基本的维度,就是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同志说:“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古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就是要从道德上管理国家,从道义上关心民众,形成贴近人民生活、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理论。理论创新,就应该不断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掌握社会发展新动态,了解社会深层次矛盾形成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把握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就应该从把握哲学的历史形态上把握和探索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就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上把握和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就应该从党的政治优势上探索和创新新的理论体系,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和科学发展。这是哲学的结论,也是党建的结论。

创建新思想的时代意义

2012年,党的十在北京召开,产生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的接力棒带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重任传递到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层手中。中国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产生新的理论观点,也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五位一体总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中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时代的坐标,一种历史性思想的形成,必然是思想性历史的嬗变。恩格斯说:“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而建立理论的根本意义是解决社会矛盾,引导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变革。

坡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理论创新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规律,从和谐社会的因素中,创建更加适宜发展的新观点,以此让干部们面对问题,面对矛盾能达到马上办的高度水平。

而理论创新,核心还在于实践。同志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这是理论实践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理论创新就无法达到时代的高度,就无法抽象成一种时代的精华。

马克思说:“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他首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他才成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一种新理论体系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的新理论概念和体系的形成,要经历三种必然的历史形态;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态。二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形态。三是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形态。

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新的宣言来决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历史性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包含邓小平理论,也包含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包括的科学发展观等。之间的理论关系是一脉相承、相互继承的关系,又有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表述、科学探索的辩证关系。但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哲学的结论。

理论创新是党发展的根本,而理论的创新,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观察中国的变化,探索时代的发展方向,不能偏离了国情搞发展。同志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理论创新也是担当历史使命的一种方法论。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理论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坚持党同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一种方法。对此,理论创新要贴近时代,因此,同志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坚持理论创新,要搞清一个坚持什么原则,以什么为其发展条件的理论观点。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及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思想指导和理论创新的本质条件,不断解放思想,提升执政能力,不断创新发展,提升改革开放水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理论创新就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因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理论是反思历史的思想。

马克思曾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并又说:“我只知道一门科学,关于历史的科学。”从中揭示了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存在方式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质就是人是一种历史的,实践的存在。而其的最大原理就是理论要从科学发展的高度上进行创新。

列宁也曾指出:“理论思维与历史实践只有一般的和原则上的可比性。”同志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同志、同志也都在不同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历史意义。这实质是指,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产生价值的基本原点,这种价值原点就是把握时代特征,凝聚历史得失,掌握社会规律,解决社会矛盾,达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就是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高度统一,使实践和发展高度统一。如同志的科学发展观最初就源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上,而这个价值原点就是源于其在到西柏坡的视察中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

从辩证的角度上讲,一切的理论来源于历史渊源,是历史某一个阶段、某一种过程在思想上的集中表述和普遍概括,是历史价值在凝聚历史得失上的具体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核心产生于1988年1月在毕节提出的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并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创建产生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上的依据和雏形。

而理论创新的唯一条件和基本因素就是敢于负责。同志说:“敢于负责,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大胆工作,以敢抓敢管、尽职尽责、奋发有为为荣,以不负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耻,坚决克服事事求安稳,时时患得患失、处处畏首畏尾的消极心态,不怕担风险、不怕担责任、不怕得罪人、不怕遭非议,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而是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承担责任,善于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理论创新也是考验一名干部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树立的标准的问题,同志说:“一定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这其实就是理论创新的价值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反映,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孕育。

理论创新在于从思想形态上和历史形态上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让我们执政思想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动真情、下真功,深入到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和住房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在党的十上,也将“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作了强调,同志对此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党要艰难得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所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理论角度上讲,一种己形成规律的理论在创新上,必须既要把握规律,又要敢于创新。创新的条件是发展中的实践,这需要三种实践过程,即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指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同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党员、干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理论创新要坚持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和发展的立足这些要素,作到主客观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党的建设和时展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统一,只有立足时代高度,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我们的理论才符合国情,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志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党建的高度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一历史高度,创建新思想是个科学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党的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表现形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新的里程碑文献的标志。同志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回顾和思考中曾作出七点体会,是勾画其思想新学说、新观点、新论断的基本轮廓和雏形,这个思想雏形和内涵也有其主张的领导干部要有求真务实之风,要有勇往直前之风,要有讲求团结之风,要有:“劳谦君子”之风,要有廉洁仁厚之风的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中积淀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品质的理论创新观点。

同志党建的七点体会分别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确立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坚持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在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坚持不懈地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着力增强和巩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回顾和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文献。

一切理论起源于实践。同志说:“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末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而一切实践,源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族人民共同思想的凝聚,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源于十明确了的方向路径,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辩证统一,源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发展,源于对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追求。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4)

1 近2年来全国课标卷Ⅰ物理学史试题评析

题1 (2014年第14题)在法拉第时代,下列验证“由磁产生电”设想的实验中,能观察到感应电流的是( )

A.将绕在磁铁上的线圈与电流表组成一闭合回路,然后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B.在一通电线圈旁放置一连有电流表的闭合线圈,然后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C.将一房间内的线圈两端与相邻房间的电流表连接,往线圈中插入条形磁铁后,再到相邻房间去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D. 绕在同一铁环上的两个线圈,分别接电源和电流表,在给线圈通电或断电的瞬间,观察电流表的变化

解析 该题以探究磁生电设想实验中的失败和成功的生动事实为背景,考查考生对于电磁感应现象中感应电流产生条件的理解程度。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可概括为两点:(1)闭合电路;(2)磁通量发生变化。若穿过线圈的磁通量不变,则不会产生感应电流,电流表指针也不会发生偏转,选项A错误;在通电线圈附近放置的闭合线圈,因磁通量不变,也不能产生感应电流,选项B错误;往线圈中插入条形磁铁的过程中,能产生感应电流。但当跑到另一房间观察时,由于穿过线圈的磁通量不再变化,因此不能产生感应电流,选项C错误;在通电与断电瞬间,磁通量发生了变化,线圈中有感应电流,电流表指针会发生偏转。综上,正确选项是D。

评价 本题抽样统计的均分为4.06,难度为0.676,区分度为0.530,其中有17.5%的考生错选C。可见,试题难度较小,但具有很好的区分功能。

该题围绕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设置选项。选项C为瑞士物理学家科拉顿所做的实验,后人调侃科拉顿“跑失良机”。选项A、B、D均为法拉第所做过的实验。其中选项D的设计,与现行人教版教科书中例题[1]的描述基本一致。可见,试题起点很低,重视通过物理学史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

题2 (2015年第19题)1824年,法国科学家阿拉果完成了著名的“圆盘实验”。实验中将一铜圆盘水平放置,在其中心正上方用柔软细线悬挂一枚可以自由旋转的磁针,如图1所示。实验中发现,当圆盘在磁针的磁场中绕过圆盘中心的竖直轴旋转时,磁针也随着一起转动起来,但略有滞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圆盘上产生了感应电动势

B.圆盘内的涡电流产生的磁场导致磁针转动

C.在圆盘转动的过程中,磁针的磁场穿过整个圆盘的磁通量发生了变化

D.圆盘中的自由电子随圆盘一起运动形成电流,此电流产生的磁场导致磁针转动

解析 阿拉果圆盘实验是电磁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它提供了磁生电的佐证,促进了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的研究以及电磁感应定律的建立。该题以阿拉果圆盘实验为背景,巧妙地设计了具有内在关联、似是而非的选项。试题借助于物理学史,考查了电磁感应现象中的涡流、电磁驱动及电磁阻尼产生的机理。

当圆盘绕过圆盘中心的竖直轴旋转时,圆盘切割磁感线。如果将圆盘分割成无穷根辐射状的铜条构成,则产生如图2所示的感应电动势(磁针的磁场是非匀强磁场,各铜条产生的电动势不等)。由于磁针两极下方磁场的竖直方向的分量相反,因而圆盘两侧的感应电动势相互叠加,在盘中形成涡流,并且涡流随圆盘的转动而发生变化。图3为某时刻圆盘中产生的涡流的示意图(实际情况很复杂)。

由楞次定律知,感应电流的效果总要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在圆盘中产生的涡流将阻碍它与磁针的相对运动,从而使得磁针跟着圆盘转动起来。涡流的机械效应对于磁针而言表现为电磁驱动,对于圆盘而言,表现为电磁阻尼。由于电磁驱动或电磁阻尼是因电磁感应现象而产生的,因此磁针的转速总是小于圆盘的转速。对于圆盘整体而言,穿过它的磁通量不变,选项C错误。圆盘中的自由电子随圆盘一起运动形成环形电流,该电流的磁场对小磁针在水平面内的旋转没有影响。选项D错误。综上,正确选项为A、B。

评价 本题抽样统计的均分为1.74,难度为0.290,区分度为0.230。得到6分和3分的考生比例分别为13.60%和30.43%。可见,试题难度稍大且区分功能不太理想。

本题以阿拉果圆盘实验为背景,尊重史实和教学要求设计选项,选项D即为历史上安培对实验的错误解释。试题难度大,区分度低。从命题角度审视似乎试题存在缺陷,但是从中学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却是一道构思细腻、设计巧妙的好题。该题直指如下中学教学之误区:(1)中学教学中对物理学史的教学重视程度不够;(2)试题中涉及到的涡流概念,由于在考纲中列为低层次要求,且全国卷中从未考过,因此,对涡流一词考生可能感到陌生,或不知其所以然;(3)将法拉第圆盘发电模型与阿拉果圆盘实验装置混为一谈。

2 教学策略

2.1 正视物理学史的教学地位,追求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相融的教学设计

强调科学的人文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当今世界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指出[2]: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近两年来高考命题拓展试题选材范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考查,引导考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物理学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物理学家不断探索、发现重要概念和规律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投身于物理研究的科学家的贡献,经过 4 个世纪的发展,物理学才成为一门有着众多分支、令人尊敬和热爱的基础科学。正如德国著名作家哥德曾说:“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那门科学的本身。”

上述分析表明,近2年来物理学史试题,改变以往单纯考查物理学史知识点的方法,注重联系物理学的具体史实、科学家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方法等内容,考查考生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通过挖掘物理学史相关内容的内在价值和教育意义,联系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物理学家、重要事件、重大发现和发明等,以提高考生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3]。特别是2015年物理学史试题,立意深刻,将电磁感应的知识与物理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而有效地甄别考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指出:在科学教育中加入历史的观点是百利而无一弊的。有鉴于此,物理学史的教学,要与概念、规律的教学融为一体,停留在知识层面的物理学史教学是狭隘的。教材上出现的物理学史的内容,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呈现是比较少的。以此作为物理学史的教学内容显得单薄。教学中应超越教材,有意识地渗透或显化物理学史的教学内容,有必要丰富教学中的科学史素材。

例如,罗兰实验[4]。1876年美国科学家罗兰把大量的电荷加在一个橡胶圆盘上,然后使圆盘绕中心轴高速转动,在圆盘的附近用小磁针来检验运动电荷产生的磁场(如图4所示)。结果发现:当带电圆盘转动时,小磁针果然发生了偏转;而且改变圆盘的转动方向或者改变所带电荷的正负时,小磁针的偏转方向也改变。磁针的偏转方向跟运动电荷所形成的电流方向间的关系同样符合安培定则。这个实验证明了运动电荷确实产生磁场,进一步揭示了磁现象的电本质。

2.2 认识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通过重演知识发生的过程以优化认知结构

物理学史蕴含丰富的教育功能,将物理学史融入课堂教学有助于考生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形成和发展,掌握物理学家探索物质世界的科学方法,有利于激发考生的兴趣,培养考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贯彻落实课程标准三维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高考物理学史的考查,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中学物理的教学实际[6]。

如果把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视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那么学生接受科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对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一种认知意义上的重演,他们学习科学的心理顺序与前人探索科学的历史顺序相似。因此,理想的科学教育应该是,以浓缩的时空和必然的形式,重演人类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让学生去亲历探究的过程,感受科学的启迪。这样不仅有助于突破学生思维上的障碍,还能更好地理解并掌握所学的知识,从中汲取前人的智能,领悟思想方法,陶冶科学精神[7]。

重演并不等于重复。在教学中重演知识发生的过程,有利于厘清物理学发展的历程;构建清晰的物理学知识体系;提升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完善和优化认知结构。

例如,电磁学中磁场及电磁感应发展的历史,对于复习课型,可以建构图5所示的按时间顺序呈现的思维导图来展开(图中所给的是典型实验装置并非一定是历史上的实验装置)。这种结构既是教材编写的思路,也是电磁学发展的历程,符合人的科学认知的心理过程。

2.3 挖掘物理学史的思想方法,重视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以提高探究能力

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一般分为两个层次,相对较浅的层次为通过对物理学家的介绍,物理理论被发现的年代,增加教学内容的历史感。这样的应用是以物理学家为中介,与历史发生联系,进行人文教育。深层次的应用是分析理论的过去式,从中挖掘出物理研究过程中的思想方法,进行科学方法教育。重演科学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重演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8]。因此,物理学史的教学,应关注历史上重要的实验或理论中所藏匿的思想和方法,因为物理学家探究物理概念或规律的思想和方法,体现了物理学家解决问题的智慧。如法拉第在重复奥斯特实验的基础上,根据对称性思想,萌发了“磁生电”的设想,以及应用“力线思想”形象描述磁场与电场的抽象性。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5)

【英文摘要】Atpresent,quiteafewacademicsathomeandabroadhavemisinterpretedMarxisttheoreticalsystem,whichismainlyduetoalackofcomprehensiveand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starting-pointof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ThisarticleholdsthatwhatdistinguishesMarxandEngels’sneo-materialismfrompasthistoricalidealismisnotthattheytake"humansinreality"asthestarting-pointofhistoricalmaterialism,butthattheyhavescientificallydefined"humansinreality",sothattheyhavesoughtascientif-icmethodofinspectingandstudyingsocialhistoryinlightoftheunityofoppositesofsubjectandobject.

【关键词】唯物史观/出发点/现实的人/科学规定/方法论原则

historical materialism;starting-point;humansinreality;scientificallydefine;methodologicalprinciples

【正文】

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的确立,是建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关键。出发点正确虽然不能保证一个理论体系正确,但却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指明了方向。而如果出发点错误,尽管可能发现一些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正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找到了一条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领域的革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深入领会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历史观出发点的论述,中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个误区。

第一,把“物质”范畴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就是明证。以物质范畴为出发点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所阐述的主要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就不能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造成这种误解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误导。列宁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是“从物到感觉的思想”的路线。斯大林虽然看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二是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它所包含的理论体系。思想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立统一。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哲学领域中造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人。在国外,萨特就主张应该用“真正的人学”,即他的存在主义来“医治”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贫血症”;把存在主义“并入”马克思主义,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1](P360)

甚至到今天,我国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或者说至少是把人的位置摆得很低”,“马克思曾明确地讲他的研究不以‘人’作为出发点而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因此,这些学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建立系统哲学,“它研究社会系统不以劳动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并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2](P319、321)。显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真正内涵。

这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85),认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归结为生产关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关系规定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规定了人的阶级性。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就用“阶级”取代了“人”,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2](P319)。

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一知半解。完整准确阐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澄清这些误解、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P30),“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作为科学历史观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人”。他们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呢?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之后,接着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的还有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有的人把上帝、神作为历史的前提、理论的出发点。圣奥古斯丁就认为,一切历史事件决定于上帝。在《忏悔录》中,他写道: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至仁、至义、至隐……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5]他在说明历史事件时,就始终坚持这一出发点。

有的人把人的理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从理性出发去批评一切,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产生于愚昧和无知。霍尔巴赫说:“愚昧,迷妄,偏见,以及缺乏经验、考虑和预见——这就是道德罪恶的真正根源。人们自己危害自己并危害自己的同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己的真正利益的观念。”[6](P728—729)

有的人把感觉作为出发点和前提,从感觉出发去解释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是如此。他说:“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7](P15)

黑格尔是把绝对精神或理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自然、社会及其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或理性自我发展的表现。他自己指出:“哲学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8](P61—62)

德国的批判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德国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9](P177)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或者说理性)作为出发点来说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布·鲍威尔与施特劳斯各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因素,前者抓住自我意识,后者抓住实体。起初德国的批判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改造的黑格尔的范畴,但是到后来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例如,费尔巴哈用“人”、“类”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施蒂纳又用“唯一者”来代替费尔巴哈的“人”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忽视人,相反,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中心内容的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0](P237)

二、“现实的人”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现实的人”即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P71—72)。“现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唯物史观出发点揭示了人是个实践的存在,因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动态的发展的

“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才是具体的、活动着的人。这说明只有从实践活动中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是一回事。因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是交融在一起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而物质生产就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11)人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12](P85)。

社会历史无非是各个时代的人在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性的变化发展,人的特性、人的本质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在程度上越来越大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活动,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不断地获得自己新的特性和本质。这样,人就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的[13](P486)。所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本质。

离开现实的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而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也就不是现实的人。所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这两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两个前提,不能只肯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就会陷入抽象人性论,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就会见物不见人,陷入机械唯物主义。

第二,“现实的人”不是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的人,而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产物,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虽然承认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4](P163)。但是,黑格尔把人当作精神的存在,把人等同于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他说“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15](P92)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14](P165、162)。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活动仅仅归结为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劳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P163)。由于不了解人及其实践,而用绝对精神、理性自我运动来描述历史的运动,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辩的表达”。[14](P159)

费尔巴哈反对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思辩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旧哲学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他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新哲学,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人,用肉体的、感性的人代替精神的、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感性的实体,“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16](P117)旧哲学是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新哲学是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6](P169)。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没有把人看做’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把握人的本质,没有把人看做是个实践的存在。“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仅仅把男女两性之爱、看做是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仅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自然联系,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4](P50)费尔巴哈和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所以陷入对人性的抽象理解,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P89),就在于他们没有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等同于动物的自然需要,因而不理解人的社会性。

第三,现实的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现实的人指的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受既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43)

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对黑格尔“无人身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自然的人”二者的扬弃,它既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合理内核),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内核)。

第四,现实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

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认为要从人的感性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来考察现实的人的本质。

对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必要作出两点说明,一是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P43)二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

以往历史观的共同缺点就在于不懂得物质生产,不重视物质生产,“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4](P44)因而,在人的问题上,不能实践地把人看做是“感性活动”。

第五,“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的人的活动”

“现实的人”的这三方面的内容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3)“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而有生命的个人一旦出现,就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与他们的活动紧密相关的。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现实的人的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P31—32)可见,只有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从生产实践出发,才真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并对它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克服了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缺陷,也就为新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唯物史观出发点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仅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也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正是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视角展开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片面性。

从主客体两个视角分别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它们侧重点不同,不能互相取代。“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P73),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P24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但是,当马克思侧重于从客体方面去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时,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时,则强调“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7](P145),也就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

唯物史观出发点的这两种提法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却是内在统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侧重从主体去说明客体,用人说明社会,在这个视角中,历史必然性只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在联系,它是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生产力虽然是历史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同时它也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本身也是需要用人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因为社会历史是属于人的和“为我”的。主体视角虽然重在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也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遵循为前提的。

从“物质生产”出发,侧重于从客体说明主体,用社会说明人,在这个视角中,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性只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因素和方面,社会生产也只是作为既定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历史的起点。客体视角虽然重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也包含对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由此可见,这两种说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的。强调的都是用社会和人相统一的观点说明人和社会的发展,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现实的人”。实际上这是把人和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始终。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主体——人——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3](P104)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但并没有脱离对一定生产方式的分析考察,而是以此为基础的。

同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界定,因为事物本来就是多种规定的统一,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事物,才能准确、全面把握事物。对社会历史,我们不能像从前的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当然,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3](P87)。而应当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以前,我们主要从客体的视角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唯物史观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见物不见人,问题在于,我们要从主体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社会历史,对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说明,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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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6)

【 正 文 】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趋势和方向。邓小平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等,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新的内容和时代价值,形成了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探索和研究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对于在全球化已作为现时代重要特征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一,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外在条件,把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认识发展到新水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他们指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稀少的,各个民族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发展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才初显端倪,那么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则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活动,以国际市场和信息技术进步为纽带,越来越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世界整体,世界历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即全球化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64 )他更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 )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在条件。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领域都要对外开放。他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在“扬弃”的基础上拿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发展到新水平。

第二,邓小平关于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则赋予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世界市场的建立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因为通过融入和参与世界市场,人们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通过全球的全面生产为人们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俄国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东西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的波折和痛苦。这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由中心国家向国家发展的趋势。邓小平根据这种趋势从一方面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繁荣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因为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2](P.79)。因此,不断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中国要赶超世界水平,必须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而要真正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立足于世界市场。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2](P.290)而要立足世界市场,还必须通过改革以适应世界市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通过改革适应世界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世界市场思想,充分说明了各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

第三,邓小平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考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和在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生产工具的改革、生产新工艺的采用,都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深刻而准确地认识自然物的属性,有效地对其进行加工以及发现和创造新的劳动对象,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知识水平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强化,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武装。事实证明,18世纪中后期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持续、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经历了一场伟大革命,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 7 )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它说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邓小平关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矛盾运动作出了新判断。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谋求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矛盾运动在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个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产生碰撞和冲突,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运动相互激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 ](P.115—116 )这就使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矛盾,又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现为民族性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关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主要形式和解决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也由军事较量转向“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既表现在国际领域两种社会制度比优势、比竞争力、比吸引力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作出了新判断。

第五,邓小平关于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实现的首要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而且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的。由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得以建立,最终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他们的斗争形式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研究处在世界历史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与我们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只要能够建立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2](P.382—3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现代价值

第一,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以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有机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同时也必须确立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内涵,会极大地拓宽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和思维空间,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近两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趋利避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进一步认清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世界历史是各国间普遍联系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这种态势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管理办法,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才能以跳跃式的发展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尽可能地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三,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充分估量未来科技的巨大作用,大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21世纪必将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必将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当前,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科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制定和实施21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面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加快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尤其是科技源头的创新,实现中国科技发展的跨越,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四,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够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都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使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进一步认清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二战以后,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不管在国际范围还是在国内都还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3](P.168)社会主义在当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P.383)。“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2](P.320)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135)因此,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吸收和引进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文明成果,在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等方面缩小同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并逐渐超过资本主义而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收稿日期:2001—03—18

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7)

一、“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走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周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解读,最具认识意义。苏联、东欧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窥探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奥秘的窗口。

关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样的断言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越来越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的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七十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的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今天历史终于为那场讨论作出了结论。

二、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求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但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失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三、历史发展:决定的还是选择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变迁是否在遵循着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长久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再次将这一问题凸现出来。

将人类历史发展归因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将其进一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些也许都是对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社会与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历史活动是具有主体参与的活动。主体性以及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有着性质不同的运动发展规律。

历史的面貌是由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成的,是客体和主体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与发挥作用的结果。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在社会领域,人类拥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提供的是基础性的因素,但没有直接构筑与描绘历史的图景。直接的构筑与描绘历史图景的是作为主体人,是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活动。在历史领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实际上是以可能性的形式提供的──因为,物质基础只能限制主体的活动而不能直接支配主体的行为。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可以决定人不能做什么,但它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们能做什么。物质条件提供的可能性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就为人们的主体性活动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历史面貌的最后决定是主体在客体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活动和选择的结果。

人们谈论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提及客观物质条件的第一性问题,即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在用抽象代替具体,用一般混淆特殊。仅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当然一切都来源于物质世界,一切都由物质生成、演变而来。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历史进程是主客观的统一。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起决定作用,纯粹是个实践问题。一般来说,当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客观条件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主观条件具备与否就起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决定性因素。

把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客观性的历史决定论或曰经济决定论,在历史观上的基本缺陷是:丢弃了历史观察的时间维度。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也承认人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决定论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社会规律是依人的主体性而转移的结论,也不同意历史规律是主客观统一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规律就其本性而言是客观的,它的基本公式即是:“只要有……就会有……”。坚持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核心理由是认为:主体的意愿、目的、动机等,最终还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即主体本身同样是被决定的。

抽象地说存在决定意识、主观来源于客观,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引入时间维度,使我们进入四维时空,那种主客体、主客观的线性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时间的维度上,客体对主体并不具有一种恒定的、持续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时间维度上,主体也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价值取向自行演绎、发展。主体的社会意识一旦从客观世界中产生,也就脱离了客体而独立存在了。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必有其客观来源,但此意识已非彼意识,意识的产生与意识的发展不是一回事。客观中有的未必意识得到,客观中没有的可以去创造。意识与主体性的发展需要自身的积累和飞跃,而这些并不都是以客观条件为转移的。社会意识并非社会存在的附属物,而是其对立物。客观性与主体性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两个异质的环节,将其进行形而上学的对照只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庸俗历史观。

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社会化及其程度制约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水平,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尚不具备、尚不成熟的时候,就搞不了也不能搞社会主义。但是,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具备之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逐渐转向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了。在类似的客观条件下出现不同的结果,显然是主体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物质基础提供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与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对立统一体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历史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历史的长河冲刷着客观世界,也激荡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历史也是主体性发展成长的历史。人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存在,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否定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体性成长意味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加强,进而意味着主客体关系的改变,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被主体“撑”大──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因素作用下降,主观因素作用上升。

在主体性的幼年时期,人被自然与物质生产、生活条件紧紧地束缚,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物质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极其狭小,人的选择性极小,甚至无可选择、极其被动。极小的可能性空间中出现的现象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那时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甚至可以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就曾视蒸汽机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然而随着主体性的成长,那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便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体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日益加强。今天人们甚至看到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议会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存于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的同一时代的历史奇观,这是主体性发育成长的表现。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主体性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作用在上升,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历史角色转换的时代,历史舞台上传统的主角──客观性正让位于主体性、主观性。这一点是否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失败变得更加清晰了?如此高扬主体性并非意在贬低客观物质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人的社会意识的本性毕竟在于否定存在、超越存在,而不是适应存在。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是主体冲破客观的限制性,摆脱被动性的历史。客体是主体的幼稚园,成长着的主体性终将带领人类走出客观世界的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到:“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的确,马克思曾热情地呼唤主体性

──“以往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决定论也许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

但它的视野中绝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问题”,物质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世界在按自身的规律变化,何须改造?然而,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来培育。

我们不需要经济决定论继续充当精神的保姆,也无须“必然”和“规律”一类坚定的话语籍慰我们的心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

现在是摒弃那种缺乏辨证观的决定论的时候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谈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空洞的话题。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将其演化为一种泛物质主义。物质,变成了冥冥之中按其面貌改变操纵一切的另一位“上帝”。泛物质主义的实质是否定主体性,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当然它也对主体性、偶然性网开一面──将主体贬为客体的木偶,把偶然当做必然的幌子。然而,一幅新的历史图景正展现于我们面前──日益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正在变成主体性的圣地,正在变为偶然性的乐园。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体系。英国当代哲学家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学说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规律的“地图”。如果认为社会历史是主客观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客观方面的纯粹科学?还是一种反映劳动阶级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还是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抑或价值观念,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开篇即声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既是革命的、批判的,又是科学的。科学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从功能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反映了社会历史领域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人们的通常所说的历史规律。价值,一般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一切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代表平民反抗精英统治寻求社会解放的愿望。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础上的价值?还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所谓“科学基础上的价值”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预测了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科学认识恰好符合了劳动阶级及平民的利益与愿望。难道有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吗?其实,人们建立或选择某种科学本身就有目的,就是某种价值取向导致的结果,而非科学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则意味着:它是以实现劳动阶级及平民解放为目的,而非一种一般的社会理想。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与方法,指导寻求解放的道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应从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尽管有时人们笼统地把马克思的学说涵盖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中。但严格地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说过:“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写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必须能够回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必须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而马克思的学说则是历史的,它有着确定内容和固定边界。

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追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倾向与作为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便反映了马克思学说内在的矛盾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的确是由注定它要被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规律所支配,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问题是要改变它’呢?如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科学保证了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气力去为它安排葬礼呢?既然看来人们无论如何会受必然规律的约束,为什么又必须动员和劝告人们遵照这些规律行事呢?”

熟悉马克思的思想与生平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身上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种倾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一生都在期盼和发动对旧世界的革命,他热情地诉诸无产阶级、诉诸阶级斗争;但马克思又声称他并不是在仅仅追求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理想,而是在客观地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他语焉不详地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时的马克思宁愿象苏格拉底那样──仅仅作个接生婆,来迎接历史新生儿的诞生。恩格斯则干脆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他们在《宣言》最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但在工人运动低落的时期,马克思又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几乎把他的学说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一笔勾销──既然一个社会在其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那么马克思的学说除了预告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一个社会在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就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运动岂不是对历史进程的干扰和历史的多余?!马克思在这里显露出了他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萨特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主体作用留下任何余地。

在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发起冲击;另一个是“科学”的马克思,他很象一位站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气象预报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上的分野总是泾渭分明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或者说,马克思逐渐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试图从两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片面去认识和解释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学说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又不是纯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又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俄狄普斯效应”。第三,社会科学只是意味着对某种可能性的认知,而可能性的实现则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第四,科学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方法和手段,离开了信仰和主观努力,科学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科学从来都是一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科学。只是对于有相同信仰与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才有共同的科学真理。迄今为止的人类没有真正建立过统一的价值标准。反过来讲,价值的实现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与条件,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找到实现主观目的的物质手段。就一些简单事物而言或在简单系统中,人们时常可以总结出一些事物间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因果关系,构成某种微观层面上的知识;但就复杂事物而言或在复杂系统中,时常是离开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动。

由于马克思学说本身存在着“科学”与“价值”倾向的矛盾,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为了两种范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时常是两种倾向并存,只是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

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公平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

“科学化”倾向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朔到伯恩施坦。上个世纪末,当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理论纲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按照伯恩施坦的解释,所谓的“运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条件的增长。政治上伯恩施坦进而主张,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主要不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与统治。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生产力,反而推迟社会主义的到来。列宁是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对立面。但是,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个典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思想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据了上风。正是在那时,列宁提出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两个著名口号。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精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他建立和健全了一种依靠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体制,以寻求国民经济更有效率的超常规发展。当然,列宁的公式和斯大林的论断都是有前提和特定目的指向的。但是,如果目的的实现没有寓于手段的实施之中,目的最终还是要落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逐渐蜕化成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国家,其政权的人民性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之上,最后也因缺乏实际的内容而被轻易的抛弃了。

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思想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相关。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是主、客观的统一,脱离了人的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抽去特定的价值属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社会实践性,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不具备社会功能的。信仰是社会理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理论只是一堆空洞的辞藻。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其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总会在实践中遇到遭到诘难。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动,出现一时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几乎就要立即陷入一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与混乱。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为了填补所有的漏洞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被演绎得极其庞大、极其复杂。体系常常是真理的坟墓,何况一个试图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马克思主义被一大堆极其平庸的、有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知识搞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真实的遭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体,其科学性是相对的而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会不断地变动、淘汰、更新,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追求。今日马克思主义需要来一次再意识形态化,需要一次价值的复归。版权所有

五、未来人类: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

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人类传统的基本价值标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抗与超越客体。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为此人类建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本质上也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发育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发展的手段。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日益强大。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尽管主体性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然而这个空间毕竟是有其最终边界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

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推动着人类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流让路。在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遇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挑战--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触及到了自然的极限。相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增长的自然极限,人类已有能力改变和破坏适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事实上人类正在改变和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今日之人类正在“透支”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科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和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吗?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或者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难题。他们说:人类过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理论的推导还需实践的检验,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说明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现实的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损耗和破坏的速度。出现的新问题远比解决了的旧问题多。退一步讲,如果时间允许又没有太多的新问题产生,科学技术还是能够最终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但是,时间不够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注定了,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

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环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人类不改变自己,还需要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全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需求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生产越来越依靠制造需求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本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满足其自身的自然需要的临界点。目前人类的贫困与社会差距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亟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建立新制度来解决这类问题。企求更大的“蛋糕”是徒劳的。“蛋糕”已经够大了,而且不能再大了。人类应当做的,也许还来得及做的,是改变自己。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定胜天的信念鼓舞着人类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人在观念上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表现。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和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未来的新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内容,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确定无疑的,即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以往人们也在改变自己,但那是为了适应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8)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1-058-2

教科书是教师进行教学和学生进行学习的主要依据,教科书根据课程标准对本学科的要求,确定本学科的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课外活动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等。所以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下以北师大版初中教材《鸦片战争的烽烟》一课为例展开论述。

一、客观史实

客观史实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发生的历史,其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具体性,经得起史学家的检验。客观史实是历史教学的核心,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都以此为基础而展开,因此抓住客观史实是实施课堂教学的前提。

学习客观史实,首先要确定教材内容中哪些学习内容是客观史实,例如本课中以下内容即属于客观史实的范畴:“6月3日,林则徐开始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全部鸦片,前后用了23天,销毁鸦片110多万千克。”(虎门销烟)又如:“l840年6月,英国舰队侵入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鸦片战争爆发)

然后揭示客观史实间的关系,形成知识结构。本课中的三个客观史实间具有这样的关系: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由于清朝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政治上的腐败,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根据三个客观史实之间的关系,形成如此知识结构“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爆发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再后采取有效的记忆方法,牢固记忆这些客观史实。例如关于《南京条约》的内容,可以采用割地、赔款、通商、协定关税等关键词加强记忆,亦可以编成顺口溜进行记忆:“香港岛被割占,赔款两千一百万,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还要协定关税。”

最后通过研读有关历史史料,深化对客观史实的理解。例如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虎门销烟,教师可以选取以下三则史料:

材料一: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数量激增表

材料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君知炮打肢体裂,不知买烟肠胃皆煎熬。君知火箭破产业,不知买烟费尽囊中钱。

——《炮子谣》

材料三: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

——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

由材料一可以看出,19世纪上半期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逐年激增,对中国的危害不断加深。材料二的《炮子谣》分析了鸦片输入对中国的具体危害:损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掠夺人民的财富,大量白银外流。材料三是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对鸦片的认识及态度,显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鸦片有害,应严格限制国内消耗,而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而鼓动外销,这彻底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和伪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和肮脏。通过对上述三则材料的解读,帮助学生认识到虎门销烟的重要性、紧迫性与正义性。

二、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是后人对过去发生历史的主观叙述,其中增加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推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例如本课中以下内容即属于历史叙事:“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了开辟国外市场,推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顽强抵制了英国工业产品的倾销。后来,英国商人发现,从鸦片走私中可以牟得暴利,于是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

对历史叙事内容的学习,首先要抓住其中的客观史实。例如上述历史叙事中包涵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等客观史实。

然后精选史料,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对历史叙事的有关内容进行体验、探究,并形成历史认识,提升精神感悟。为学习上述历史叙事,笔者选取了以下二则史料:

材料一:18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开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一半,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号称“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材料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据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通过对二则材料的分析、探究,我们知道:19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迫切需要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扩张。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抵制了英国的经济扩张。在此背景下,英国开始了对中国的鸦片走私。

三、历史认识

历史认识即指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包括历史原因、历史条件、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等。分析历史原因、总结历史规律,须强调其全面性或多样性,并指出其分析视角。

例如本课中以下内容即属于历史认识:“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勇气,振奋了民族精神,维护了民族尊严。”为了使学生深刻理解,首先应引导学生联系虎门销烟的客观史实;其次可以研读有关史料,体会与感悟。

四、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通常指人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等历史现象从价值角度所做的认识。由于人的主体意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对历史人物、事件等历史现象所做的评价有可能出现差异。教科书中的历史评价则体现了编写者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原则等因素。

学习历史评价,首先要知道评价的内容和结论。如本课中以下内容即属于历史评价的范畴:“《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和领土完整遇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9)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243-01

我国自大学生扩招始,人们不停讨论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有人提出现代大学生素质下降,而提倡素质教育是我国各界一直呼吁和倡导的。本文从高校历史课教学实践出发,分析历史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以及如何增强。

一、高校历史教育的素质教育功能

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包含丰富的素质教育资源,这决定了历史教育是培养当代大学生素质的主阵地,素质教育又是高校历史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

(一)高校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

1、通识教育功能。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非功利、不直接为职业做准备的知识教育。高校历史教育是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阶段基本的史情和史实。历史就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其中某些人或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在一些历史事件中产生影响,要认识这些人如何走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作用。历史就是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链接成一条线,相邻或相近的历史基点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历史演变的推力。了解历史发展的人事脉络,就要得出某事件或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对其做结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价值中立,客观公正。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不需历史条件作基础,无不需借鉴有关历史经验。对时事有所认知就要对历史有所思考。2、政治教育功能。高校历史教育也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介绍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学生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人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人的思想是对物质的反应,历史就是人们对物质世界不断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培养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现实。②社会主义理想教育:通过学习历史,使学生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和必然趋势,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在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是党根据基本路线要求而制定的具体工作规则。教师要根据党的要求和形式的发展,及时向学生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使学生了解、认同并拥护之。

(二)高校历史教育的方法论训练功能

1、把握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主体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那些使历史人物成为那样的历时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其人及其活动,这样研究历史才能站在历史基础上描绘出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情况。2、掌握史学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也都有其特殊研究方法。但各个学科虽有区别又用相通之处,研究方法也可借鉴来用。历史学研究是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作为对象,其研究方法大体有:考据法,即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历史比较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3、提高历史感悟能力。历史学习是人们概括和梳理以往积累的各种知识经验,从历史中获取的智慧。那些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巨匠、科学家等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思维源泉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智慧的闪光。学生只有大量的历史知识作为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方可逐步培养历史感悟能力。

二、增强高校历史课素质教育功能的对策

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受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这明确指出教育的功能是人格培养和完善。高校历史教育应做到以下几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以事实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事实

历史是已逝去的客观存在,不能也无法改变,绝不允许塑造和想象。须完完全全尊重史实,说真话,讲真史。在史实之外发明创造不存在的“史实”,随心所欲用虚假不实、模糊不清的东西教育学生以达到各种教育目的,不符合教育要求。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时代的眼光公正、客观、全面、辩证地评述历史,这本身就是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基本素质的最佳途径。

(二)以丰富多彩的史料展现历史场景

记载历史的手段随文明进步不断增多。结绳记事、竹简石刻、纸质印刷、电子媒体等,今天,人类用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手段活灵活现地把历史资料展现给我们。高校的历史课教学用丰富手段展示多彩的历史,取得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应注意历史课堂与专题讲座相结合,影视资料与实地参观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己查找资料汇报相结合,使历史课堂更加生动,使历史资料更加新鲜,使历史知识更加引人。

(三)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化解各种陈见

历史本客观,但由于历史资料不完整,历史记录有矛盾,,传统教育有偏差,对历史的理解往往带有主观性。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些情况向学生说清楚,留给学生甄别、思考、探索的余地。通过讨论分析,变被动为主动,变轻率为深刻,变知晓为记忆。不让历史偏见、陈见左右历史知识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寻求真相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

(四)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的实现史论结合

马克思在他的《导言》中指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历史教育,既要回答是什么,又要解读为什么,不仅提供史料,说明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历史,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了什么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今天的价值是什么。在史论结合的分析中,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料的驾驭能力,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

牢记历史教学培养全面发展人的使命,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求真、求实,敢于探索、改革,定能发挥大学历史课堂的素质教育功能,使高校历史课堂不仅成为大学生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阵地,更成为启迪思想,提高素质的重要阵地。

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纪超凡(1985-),女,广东广州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篇(10)

的党史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原则和方法的总称。的党史观,包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理论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的论述和评价,以及他在进行论述、评价时所坚持的原则和采用的方法,不仅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也是影响深远的。党史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化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如何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处理好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党就会落伍,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成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资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又超越前人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吃教条主义的亏已经不少了。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搞‘两个凡是’,使我们党在‘’结束后又徘徊了两年,没有及时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教训都很深刻。”教条主义误党误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以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前进。

实践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对此指出:“我们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还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老观点来套现实社会的发展,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态度。

我们党有八十余年的奋斗历史,在这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我们党继续站在时代前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就能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成果。

二、深化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注重历史知识的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能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例如,他在谈到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兴衰时,说道:“奥斯曼帝国曾经十分强大,但西欧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经济技术上的优势。奥斯曼帝国最后不堪一击、分崩离析,与它在经济技术上的落后有密切关系。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当欧洲经济技术迅速发展时,中国却由于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的长期束缚而落伍了。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历史反复说明,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是要落伍的,而落后就会挨打。”所以,他多次督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学好历史知识以便更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他说:“希望大家多学点历史知识,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兴亡的规律,更加自觉、更加紧迫地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从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党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需要总结历史,也要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断创新。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建设和改革,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富时代性认识的体现。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与动力上,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是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在人类发展方向上,坚信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等等。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成果、新贡献,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加丰富的科学内涵。

总结历史,开拓创新,目的就是更好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暂时失败的惨痛教训。正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使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健康发展。三、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担负着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强调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党史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理论知识水平、增强治国本领的有效途径。他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迫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增强领导能力。各级领导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这就更需要正确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还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学习法律知识。只有不断更新和丰富知识,才能不断开阔视野。不仅从书本上学习,更要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不断提升,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保证。所以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成为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典范,做合格称职的领导干部。

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不断提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强调指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了这种联系,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有了胜利之本,就有了吸取智慧和力量的最深厚源泉,就有了正确决策、减少和防止失误的可靠保证。”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顺利推进;党的领导地位,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才能巩固和加强。如果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就会一事无成、毫无建树。所以,一再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实行领导和执政的根本基础。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诚诚恳恳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广大群众紧紧吸引在党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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