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1）

系统与环境的区分是相对的，在特定的系统域界内，一个系统可以分为A、B、C等各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对于大系统来说，是其组成的要素；而就各个子系统来说，则各有其功能。就A系统来说，它以B系统、C系统为环境，并与它们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一定的功能。我们把特定边界内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称之为内部功能。

德育功能是德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德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称为德育的内部功能。德育系统内部诸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德育目的、德育内容和方法等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即为德育内部功能，其中主要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受教育者严格遵守、积极认同外在的道德规范和享用观念的形成，即表现为适应功能、认同功能和享用功能。德育的适应功能是指，德育能够使受教育者严格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德育的认同功能是指，德育能够使受教育者内化和认同外在的道德规范，形成道德良心。德育的享用功能是指，德育“可使每个个体实现其某种需要、愿望（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从中体验到满足、快乐、幸福，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乐”（注：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第213页。）。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教育者师德的形成和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和教育内容的丰富等等。

德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称为德育的外部功能。德育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德育外部功能包括系统对自然界、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自然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环境对德育系统所产生的作用。德育系统对环境的作用所导致的功能，主要有自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德育环境对其系统的作用所带来的功能表现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对学校德育的控制作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学校德育的最终决定作用，文化对学校德育的渗透作用，自然环境对学校德育的熏陶作用等等。最终促使德育目标被修订、德育内容不断丰富、德育方法不断改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德性不断完善。

以上仅指出了德育的正面功能。其实，德育还具有负面功能。德育既具有使个体遵守、认同外在的道德规范的功能，同时又具有使个体抗拒、否认外在的道德规范的功能；德育既可以使个体觉得德性追求是一种享受，又可能使个体把道德生活看作是一种限制、一种痛苦；德育既能够通过控制，引导学生的言行，从而维护现存政治制度的稳定，同时又能够为摧毁现存政治制度准备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育既可以保存、发展现有文化，又可能使现有的文化发展链条中断。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上述两方面的功能均有正负之分。

由上可知，德育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德育环境有多少因素，就有多少功能；德育系统内有多少因素，就有多少功能。把德育功能简单化的作法（注：鲁洁：《教育研究》，1992（8）、1993（5）、1994（6）、1995（6）有关文章，《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2）有关文章；刘尧：《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4）；檀传宝：《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1）；李道仁：《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4）；吴亚林：《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4）。），是方法论上的失误。

二、关于德育价值

有论者把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直接等同起来（注：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第193页。），因而也就把德育功能和德育价值等同起来。这是笔者不赞同的。我们在研究德育功能时，应结合德育价值进行研究，但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

价值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客体的属性或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现实关系，价值既不单纯是客体的属性或功能，也不单纯是主体的需要，但又离不开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它表示客体的属性或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德育价值是作为客体的德育活动及其功能对作为德育价值主体的社会、个人的德性需要的满足与否、促进与否的关系。德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德育活动的属性、功能与德育价值主体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社会、个人对德性的需要来决定的。

德育价值主体是指系统内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各类群体（包括民族、国家等等）。德育价值客体是指德育活动及其功能。

个人的德性需要是指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社会环境中的个人通过道德教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来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以完善自己的德性结构。德育活动及其功能对个人德性需要的满足即为德育的个人价值，具体表现为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等价值主体德性的完善。社会的德性需要应通过具有优良德性的人才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在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满足，社会的德性需要，不能由各种德育活动及其内部功能来直接满足。但任何社会都十分重视德育，其目的是希望培育各种优良德性的人才，这种人才对社会的德性需要的满足即为德育的社会价值。

德育，作为培养人的德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尽管要考虑如何满足社会的、教育者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的德性需要，但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境界，完善受教育者的德性结构，满足受教育者的德性需要。因为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和社会的德性需要能否满足，不是德育系统内部主体所能给予的，而是受到社会环境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严格说来，把受教育者在德育系统之外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价值都归功于德育，不仅不科学，反而会造成社会各界对德育的期望过高，在达不到期望时，人们就会对德育的价值产生失望和怀疑。所以，我们必须将德育在系统内实现的培养人的德性的价值和德育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德性而在德育系统之外间接实现的各种社会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并研究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规律。德育在系统内直接实现的价值，是德育价值主体通过德育活动所带来的德性的完善，这种价值可以称为德育的内在价值或直接价值；德育通过受教育者的活动这一中介在德育系统之外创造的价值，可以称为德育的外在价值或间接价值，这种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不完全受德育系统内价值主体的控制。

三、德育功能与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德育功能与德育价值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德育功能主要反映的是系统与环境，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主要由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培养人的德性的活动）来决定。功能具有客观性，功能不一定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德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德育活动的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社会、个人对德性的需要来决定，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为我性。功能关系反映德育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系统内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客观的因果性联系。价值关系虽然离不开因果联系，但主要表现为德育价值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目的性关系。德育功能关系的改变，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系统与环境的变化，包括德育系统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德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德育价值关系的完善是个人和社会德性需要的满足。所以，德育活动应该是价值主体（社会、个人）在其德性需要的驱动下，用自己的实践能力和机制去改变现存的德育功能关系，使之适应和满足其德性发展需要，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关系的过程。德育活动的结果不仅应是合规律性的，而且应是合目的性的。德育，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因果性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活动。

因果性和目的性的区别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共同存在于德育活动之中，相互作用并影响活动的结果，而且表现在，对于德育活动来说，目的乃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力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动因或原因，即“目的因”。作为一种原因，它促使德育价值主体开展各种活动以满足其德性需要。它不同于一般原因的地方在于，这种原因就是活动直接要达到的结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育功能与德育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其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育功能是德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德育价值的实现即个人和社会德性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开展各种德育活动，使德育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德育功能，作为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内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是满足社会和个人德性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各种德育功能的充分发挥，社会和个人的德性需要就无法满足，德育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其次，德育价值是德育功能的目的。人们开展各种德育活动，总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德性需要。在德育活动中，各种德育功能的发挥是为了实现某种德育价值。离开德育价值，各种功能的存在是无意义的；离开德育价值的规范和引导，德育活动可能导致各种负功能的产生，或者导致德育工作的低效率。

再次，德育的内部功能和内在价值，是德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对系统内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德育外部功能和外在价值，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德育培养的具有德性的人才对社会德性需求的满足。

四、德育目的与价值、德育目的与功能

德育活动是建立在对因果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目的性活动，所以，德育目的在德育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德育目的贯穿于活动的全过程。在活动之前，人们在观念中提出和设定目的，在实践中实现和达到目的。德育目的是活动的内在动因，它调动主体的全部热情和力量，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奋斗。德育活动是由许多因素、许多环节构成的，目的是诸因素、诸环节的中心，正是围绕这一中心，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协同作用。所以，我们研究德育功能和价值，应结合德育目的进行研究。但在研究德育功能时，有的学者却把德育功能和德育目的混淆起来，把德育功能说成是育德（注：鲁洁：《教育研究》，1992（8）、1993（5）、1994（6）、1995（6）有关文章，《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2）有关文章；刘尧：《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4）；檀传宝：《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1）；李道仁：《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4）；吴亚林：《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4）。），实际上，这是方法论失误的另一种表现。

目的是主体的一种设计、期望，是实践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人在活动之前思想上设计的活动结果。所以，目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主观性。

目的反映主体的需要，是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人对于自己的需要的自我意识。人是根据需要提出目的的，目的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客观必然性的实现，更主要的是自身需要的满足。

德育目的所概括和表达的不是现实中的价值关系，而是理想中的价值关系，是人的一种德性追求。所以，德育目的是主观的。德育目的是系统内价值主体在其德性需要不断发展和对需要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追求，是他们对未来德性的一种憧憬、预测和构想。

德育目的与德育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德育目的是有待实现的德育价值，二者通过德育活动相互转化，德育目的通过德育活动得以实现向现实价值的转化，从而改变原来的价值关系；而对新出现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又会产生新的德性需要，经过德育系统内价值主体的思维加工和选择后提出新的目的，又实现价值向目的的转化。

但是，德育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者与德育目的之间相互转化的机制是不同的。德育目的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相互转化，虽然受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系统内价值主体能够控制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是系统内价值主体德性需要的满足，所以，德育目的与内在价值之间具有同一性，德育目的就是对内在价值的认识和追求。

德育目的与德育的外在价值能否相互转化，不完全取决于系统内价值主体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制于社会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以，德育目的与外在价值不能直接转化。如果我们把德育目的规定为对外在价值的追求，最终就会使德育目的落空，使人们对德育产生失望。德育工作的重点是促使内在价值充分实现。对其外在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必须依赖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至此，我们对德育目的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德育目的是对内在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内在价值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德性的完善，而德育工作的对象是受教育者，所以，德育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德性，或者说是“育德”，包括受教育者道德境界的提高和受教育者德性结构的完善。人的德性可以分为三种境界：他律道德境界、自律道德境界和自由道德境界。德育的目的就是促使受教育者沿着他律——自律——自由的路线发展。个体德性不仅包括境界层次，而且包括结构层次，个体的德性结构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体，包括德性的形式维、德性的内容维及其能力维，德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的德性结构不断完善。

在研究德育功能时，有的论者把德育功能和德育目的混淆起来，这是方法论失误的另一种表现。德育目的不同于德育功能，德育目的反映的是理想中的价值关系，是理想中的德性状况，德育功能是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目的具有主观性、价值取向性，功能则是客观的、中立的。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2）

德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德育的政治功能越发倾向于经济性，通过经济职能实现政治目的，德育的生产日渐由潜在性变为现实性，在保持稳定、明确的政治方向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经济。德育的政治功能是德育活动的主体，随着社会政治活动重点的转移，德育政治功能的表现形式必将有所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工作，也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政治任务，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尤其在当前形势下这种特点极为鲜明。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德育工作要突出这个核心，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把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密切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实现德育的经济价值，这正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

德育活动本身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德育的生产性必须通过劳动力的中介作用并同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价值。近年来现代大生产和高科技的发展加快了人类自身素质发展的步伐，作为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与过去相比较主要表现在：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思维方式、创造欲望、心理素质、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因素在生产活动中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意义，人的内在素质和精神价值成为现代生产不可忽视的生产潜能，它是现代生产的重要生产构成要素，德育正是通过启迪、塑造、挖掘人的这些潜在因素，有效地作用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过程，使之转换成经济价值，社会越进步德育的经济价值越突出。

那么，德育经济价值的实现同智育和体育有何关系呢？一般来说，智育和体育是德育经济价值的基础，没有智育和体育良好、完美、和谐的发展，德育则难以很好实现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德育在智育、体育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它制约二者能力形成的状况和经济功能实现的程度。人们对教育经济功能的认识始于体育和智育，通过人这个劳动力同社会生产力发生联系，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之和的认识上，认为智育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脑力素质的有效途径，体育是训练和发展人的体质的重要手段，以此论证教育与劳动力关系容易使人们接受。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分析，人们对劳动力价值因素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劣的情况下，人的劳动能力主要通过体力实现的，即人的肌体素质决定劳动能力的大小；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条件下，判断劳动力的能量主要通过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越好，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就越高；现代大生产条件对劳动力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由智育和体育形成的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工具性特点，这种能力的使用和发挥程度，受德育过程所形成的人的品德素质的影响。

由此看来，对德育经济功能的剖析属于深层次的认识。智育、体育具备一定的生产职能，但作为人的脑力和体力并非机器，随时可以启动且不停地机械运转。

因为人的脑力和体力受高层次意识活动的支配，即人的道德价值、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的约束，它是人的一切行为的中枢，是指挥、协调和控制人的活动的核心，人的各种行为都摆脱不了这种控制模式，这正是德育功能作用之所在。德育的经济功能通过五个方面实现的。一是加工、塑造劳动能力。人的教育过程是劳动力的造就过程，对尚未成年的劳动者施以德育、使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增强自我约束力，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品质，养成认真扎实、刻苦钻研、善于思考、坚韧不拔的作风，训练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思想素质，这些方面从外在分析表现的是一种学习态度，从内在分析则表现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性，德育过程直接影响上述问题的效果，表现了德育功能的潜在经济性。二是积极调动人的劳动能力。人的劳动受一定劳动目的和劳动需要的影响，当个体的劳动需要与社会需要相一致时，劳动者将会付出较高的劳动热情，发挥现有的劳动力积极创造劳动成果。由于人总是受社会阶层、地位和价值观的制约，个体的劳动意愿决定了劳动的时间强度、数量和质量。当一个人因个人意愿和价值目标的冲突，拒绝从事某项经济活动，即使本人劳动能力很强，其劳动价值依然为零，甚至产生极大的负效应。这种情况下的德育工作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思想上的沟通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三是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现有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是德育工作的一般要求，德育经济功能的高层次体现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生产能动性，把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全部调动起来，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到生产应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实践活动，经济的腾飞需要以人的开拓性为基点，德育目标要立足于人的潜能的挖掘，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人的内在需要。四是协调经济管理活动。社会分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分工就越细。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趋向社会集约化，协调自我行为、协调个人与他人利益以及同集休利益的关系十分重要，德育作用于价值目标的内化影响，取得个人与集体目标的一致性将会大大提高生产劳动效率。五是更新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促进经济玫革，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属于意识形成的范畴，陈旧的观念意识限制人的开拓思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我国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观念的冲突，固有意识往往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习惯势力。德育内容要与经济同步协调发展，不断注入适应时代精神要求的新鲜血液，促进观念体系的更新。当前经济领域逐步强化了民主观念、科技观念、法制观念、价值观念、联合观念、竞争观念、质量观念、市场观念、信誉观念、效益观念、主体意识、开拓精神等，这些观念意识是在道德价值判断的交锋中完善的，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

其实，德育的经济性不是今天才提出的热门课题，德育内容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伴随生产范围的扩大和进步，根据生产实际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透过德育内容分析，不难看出其中渗透着显著生产要求和合作特征，溶政治思想与生产性于一体。传统德育一方面突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阶级观念等鲜明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又强调集体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等与生产接近的观念意识，要求人们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行为。今天德育内容在继承传统内容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主要增加了民主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参与观念等现代意识，使德育的内容更贴近生产和实际需要，代表未来生产发展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辅相成。

可见，德育的经济功能不是不存在，而是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和领悟，被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性所淡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透过德育政治功能的表现形式，解剖其经济功能结构的实质。德育的经济功能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直接性反映的是对劳动力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决定劳动价值量；间接性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影响经济效果的大校德育功能的多元化不仅能调节自我价值，还能自觉调节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的关系，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达到某种程度的默契和认可，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目标。

德育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限制于德育内化的程度，不是所有社会个体实施相同的德育内容都能产生等同效果，这与个体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前期教育、个性特征、思想品质等状况密切相联。认识德育的经济功能有利于转变现代人的意识，把德育从独立的政治范畴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相统一，研究德育经济功能的特点，则有助于人们澄清是非观念，明确任务和方向，科学运用德育功能，为完善市场经济服务。德育经济功能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1．德育经济功能的主导性。

人是生物有机体，又是劳动能力的载体，人的脑力和体力之和即劳动力，其中体力主要指人的身体素质状况，脑力涵盖了两层意义，一是指贮存科学文化知识和运用思维能力；二是指与社会目的相联系的品德，而品德是人的个性的核心，决定人的知识、能力和专长的服务对象或目标。所以，德育效果直接牵制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程度，它是劳动者主体活动的指挥中心，通过意识活动调节人的思维，支配肌体的运动，决定劳动能量的释放、指导人的经济行为。

2．德育经济功能的潜在性。

德育的经济功能并不产生于德育过程，而是通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使之内化为人的心理需要，这种观念意识附着于人脑之中，不能从外观显现，呈隐性状态。因而人们不易直观考察。当劳动力一旦与物质生产过程连结，德育的生产阶值便会呈现出来，主观意识依照个体价值的需求，协调大脑积极思维，利用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难题，产生经济效益，现代企业注重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化祟质的提高，实质上是在进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良好的道德认识、道德价值、道德规范是潜在的经济价值，与生产结合随即变成现实生产力。

3．德育经济功能的社会性。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3）

在学校德育过程中，采用同样的教育方法，作用在不同的学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们之所以对现代学校德育功能有着无限的企盼，是认为学校德育与学生优秀品行的培养具有必然联系，只要开展德育活动，那么就一定能够实现特定的效果。然而，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在德育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即便采取了有效地措施，也未必能够达到预定的效果。学生良好品行的养成，一方面与德育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生的自我建构有关。由于学生具有人性复杂性以及生活多样性的特点，这也造成了德育功能的不确定性。在同样的德育过程中，有些学生可能仅仅产生了对道德规范的感悟，而有些学生可能已经形成一定的良好行为，这些都是学校德育不确定性的体现，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反映出了学校德育的有限性。

（二）从效果中分析德育功能的有限性

德育功能的有限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在某一阶段中，针对某一问题的德育教育效果是有效的，而且效果的显现具有一定的延时性，甚至还会造成一定的负面性。德育功能延时性主要体现为学生在某一阶段接受德育教育后，并不能立刻培养出良好的品格、产生道德的行为，学校德育教育只是让学生对道德规范有全面的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实践道德行为。让学生认知道德规范并不难，而且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但是要让学生形成道德行为，却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磨砺才能逐渐形成［2］。理性来讲，这三个结果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顺序性。道德认知是其他两种结果形成的基础，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需要学生在生活中经历长期的磨砺与积淀才能形成，最终的结果可能在学生毕业后产生，也可能在学生步入社会多年后才会形成。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还表现可能产生负效果上。由于学校德育内容有限，条件不足，会限制学生德性体系的形成。尤其是在校园中潜藏着许多不道德的因素，比如以功利性的心态去追求荣誉、考试作弊、恶性竞争等，这些不良因素都会限制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对学校德育造成负面影响。

二、忽视现代学校德育功能有限性的主要原因与后果

（一）“教育万能论”是忽视现代学校德育工能有限性的主要原因

“教育万能论”从古代开始就有，对“教育万能论”的理解主要包括了两个不同层面：从深度上看，教育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从广度上看，教育具有多样性的功能，不仅能促进个体成长，而且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帮助。柏拉图将社会分成了三个阶层，分别是哲学家、军人以及劳动者，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对这些进行教育，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出社会统治者。教育在柏拉图眼中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后来，法国著名教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了“教育万能论”，［3］他认为，人之所以存在才能与智力上的差别，主要原因是由于后天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教育对个人发展、民族性格形成、法律与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古代，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教育，孔子认为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法；董仲舒认为，教育让人拥有了“善”性。通过分析各种“教育万能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从工具化角度对教育进行分析，他们将教育当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理想的最重要工具，甚至作为唯一工具看待，将教育的社会作用夸大［4］。然而，学校教育的功能并非无限性的，不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它都只是发挥出了有限的功能。而在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也仅仅只是其中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由于受到了“教育万能论”的影响，人们无限夸大了教育的功能，对学校道德教育寄予了无限期望，进而忽视了现代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

（二）忽视学校德育教育功能有限性的后果

1．加重了学校德育教育负担。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学生的品德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的作用逐渐不明显。然而，我国社会风气逐渐恶化，在这种大的环境下，社会德育功能不但没有发挥出正面作用，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德育教育的工作量。学生德育是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三方的责任，随着家庭教育功能的逐渐微弱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的退化，学校德育教育的负担越来越重。一旦出现道德滑坡，所有的矛头就全都指向学校德育工作。同时，由于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对学校德育寄托了厚望，这也对学校德育教育工作者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压力。2．造成德育教育者的思想错误。当人们忽视了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后，就会认为学校德育能够对学生的品德发展起到全部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教师作为德育教育的实施者，必定被寄予了厚望，肩负着历史使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句口号“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种思想夸大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没有意识到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被寄予厚望后，教师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在道德教育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把自己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将自己看作是道德标准的传递者，而学生是道德教育的接受者，必须对教师绝对服从。教师错误判断自己在教育中的作用，错误定位自己的角色，不但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反而限制了学生德育教育的学习。德育教育的功能必定是有限的，不论教师如何努力，通过何种方法施加个人影响，都不可能让学生完全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而当教师看到自己百般努力的结果后，就会十分失望，甚至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德育职责，做一名“本分”的知识传授者［5］。3．对学生的德育发展产生影响。当前，在学校教育中，由于面临着升学压力等，德育教育不可能被置于核心地位。但是，面临着社会各界对学校德育教育的无限期望，学校也只能想尽一切方法来缩小与特定目标之间的距离，实施社会以及家庭给予的德育任务。虽然效果不容乐观，但是学校德育工作表面上看来已是尽心尽力。学校加强德育教育的最常用方法就是开设相关课程，而为了更好把控德育教育的进程，学校必定会采取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强调对学生的控制，忽视了学生的学习的自主性，在教学中不断对学生施加外部影响，而学校德育教育将再次回到知识灌输的模式下，因为这样教师可以系统讲解知识，在短期内见效。然而这种暴力灌输知识的做法也必定会忽视学生道德的平衡发展问题，甚至会培养出具有双重道德人格的学生。

三、现代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与“无限”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学校德育而言同样如此，它的功能既体现出有限性的一面，同时还具有无限性的特点，这也是学校德育的本性。在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当中，包含着无限性，而这种无限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校德育的理想当中，是一种不断追求的目标。对于学校德育功能无限性的理解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人性具有无限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这是学校德育无限性的根源。学校德育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如学生个体的复杂性等，表现出有限性，但是反过来讲，在提升学生道德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只发挥出了有限性的功能，其作用还具有无限发挥的可能性。在德育学习过程中，一旦学生将德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素质，进而不断追求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此时，德育对道德发展以及人性提升表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其次，现代学校教育的延迟特性也为其功能的无限性奠定了基础。学生品德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不断实践，经过长期的发展，受到身边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的。虽然学生在接受德育教育期间很多德育效果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却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影响学生的一生。学习期间，学生好比一颗种子，学校德育对这颗种子进行悉心栽培，让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许这颗种子在校期间仅仅是一颗小树苗，但是当他到了社会之后，会成为参天大树，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获得无限的成长可能。

四、实现学校德育功能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变

（一）要弱化结果意识，注重德育过程

虽然学校德育功能具有有限性特点，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放弃了德育实践，必须在认识有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努力，向功能无限性靠近。要弱化结果意识，关注德育“过程”实践。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学校不能过分强调教育的“实效性”，因为学生的品德是学校德育教育的作用对象，而德育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延时性特点，对学生接受德育教育后的实际效果很难做到全面评价，如果盲目评价，则会失去评价的意义，对道德实践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6］。学校德育是一个复杂、系统化的工程，短期内不可能看到效果，系统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要实现德育教育对学生的积极影响，就必须充分重视德育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一方面要将德育过程看作是学生真实的生活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将学生受教育的过程看作是学生自身道德学习、发展以及生长的过程。虽然在实施前必须明确德育的目标以及具体任务，但是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遗忘这些内容，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学生的需求和道德期望为落脚点，将德育目标分解在各个阶段的教育行动中。

（二）要淡化知识灌输，注重生活实践

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必须经过社会生活的时间，人的道德意志、情感以及信念等非理性因素与现实生活具有紧密的联系，德育教育也必须立足于生活实践，让伦理实践回归社会生活。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学校德育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对学校德育的影响必须在社会中进行最终的检验。学校德育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它存在的形式是抽象的、假设的、虚拟的，而这些内容的必须到社会生活中进行实践和检验。另外，关注自我构建。从本质上讲，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与提升属于一种自我构建的过程，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教师可以尝试培养学生自我构建的能力，让学生突破有限性。虽然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通过学校培养出学生的自我构建能力，以这种能力影响学生生命的整体，发挥出无限的作用。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4）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114―02

德育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及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之中的中外德育，在目标、内容、途径、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德育内涵、功能及定位是德育的基本理论基础，对此所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外德育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作出更明晰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我国德育的基本目标和立场。

一、中西方德育的内涵比较

“道德”一词本身丰富的内涵使得德育的内涵一直难以简单界定，而它与政治、法律、宗教、个体心理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又进一步扩大了其内涵的范围。因此，讨论德育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角度人手，本文主要从其基本组成部分和内容两个方面谈起。中西方古代德育主要是范围广泛的“习俗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近现代西方的道德教育则从笼统的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但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西方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等严格区分，但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却又将它们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贯通。我国虽然在德育史上曾出现“政治泛化”的现象，但总体说来，实行的是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等融为一体的“大德育”。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的“大德育”在传统意义上侧重的是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而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从形式到理论的研究都是较少的。西方德育较之我国的德育更注重法制教育、宗教教育，但是它们却能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相互补充，使得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为活泼，效果也可能会更好。西方德育中的社区文化、心理咨询、宗教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为各国德育工作者所肯定，它们实质体现的是西方的“大德育”传统，当然这主要也是得益于其浓厚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以及它们在教育学中的运用。

西方德育在方式上经历了一个从强化灌输到价值中立再到回归传统并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的道德认知的过程，体现在德育内容上就是：西方传统德育内容也是一些较为固定的道德规范、准则和单一的价值观。近代的西方德育随着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反对传统的规范、规则的强化灌输，而以似是而非的德育内容激发和发展个体的自我道德判断能力。这种德育模式最终导致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于是现代西方德育又一次向传统德育内容回归，但在实践方法上仍然反对传统的教条灌输方式，提倡对个体认知、判断思维能力的培养。我国德育内容上一直延续传统德育“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内容，到了近代又有了浓郁的政治教育的内容，这与我们党在近现代历史上创造的重大贡献和其优良作风使社会成员对其产生的信任感有关。西方将德育作为一种培养个体观察和理解社会状况的能力，以及有意识地训练其自我控制能力的过程，因此，其内容也是集中于最基本的个人和公民责任感的培养。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展现个体的一切社会关系，使个体理性地认识并能恰当地维护这些关系。这些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在道德教育中的体现，也渗透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西方通常并不设立单独的德育课程，而是通过整个课程来发现美德的实际意义，通过环境、隐性课程、宗教活动等发现有关道德教育的丰富内容。这也使得西方德育成为最终导致价值观多元化的因素之一，而其一般层次的德育内容也可能会导致个体价值观的虚无主义。现代的道德教育，已逐渐地从抽象化、空洞化、圣人化的教育模式中走出来，开始注重面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生活，以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为要求。

尽管中西方在对德育内涵的理解上存在许多差异，但大致上都将道德教育作为德育范畴的基本内涵，把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视为德育的组成部分或是有关联的部分，只是各国依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和时代特征而有所侧重，导致其实施途径的差异。现阶段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调对年轻一代的政治、法制以及宗教式世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并试图通过各种改革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二、中西方德育功能及定位的不同

中西方在对于德育功能概念的界定上存在众多不同见解，但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其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因为这是一切德育功能问题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维度。对比中外的德育发展史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到近代德育侧重于德育的社会，强调德育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功能，涉及个体性发展的方面，主要也是改造人性、引导人性向善进而到维护社会统治稳定这一政治目的。我国现代德育理论则已经逐步认识到德育在个人发展中的功能不仅只在改造、引导、完善人性的这一层面，最终还要促进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德育的个体是促进这种本体价值的实现，达到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国外德育在功能方面从古代至近现代一以贯之的是同时注重德育社会性和个体性两方面功能，在强调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时，也注重其促进人性发展完善方面的功能。但是西方德育的个体强调的是其促进个体品德发展的功能，所依托的是道德的工具功能，最终是为其社会服务，脱离不了其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脱离不了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根本目标。我国的德育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德育在个人关系领域内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德育才不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而是作为目的来培养，德育才赋予它原应有的本质的意义。功能反映的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决定于人们或社会对德育的需求状况。德育功能本质上具有客观性，但它总是会与我们主观期望和价值设定联系在一起，即与德育的目标相联系，中外各国对德育功能的不同阐释体现了各国德育目标的差异，最根本体现的是体制、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对德育功能的不问理解，会直接导致其对德育在社会生活中定位的不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和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多将德育作为唯一的教育。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曾一度将教育的重点转向了科学技术，直接导致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德育问题。近现代时期各国大都认识和肯定了德育并将其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和教育的基本内容。社会发展变化中我们强化德育的社会适应，将其作为德育功能的基点。西方国家通常注重发挥德育的社会适应，根据社会现实发展，培养个体的自主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以便能更好地面对多元多变的世界和社会形势。我国传统德育在社会功能上侧重其规范、规则方面的限制和目标较高的、具有政治性的发展，只强调这两方面会造成个体在多元社会中价值选择和行动上的困惑和矛盾，不利于其个体的发展。

不同的社会构成论和不同的社会发展论会产生不同的德育社会论，不同的品德构成论以及人性构成、发展论，又会形成不同的个体观。德育功能要向个体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最终价值实现是落实在个体的实现程度上，因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幸福。德育不仅是让受教育者认识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还要让受教育者感受到各种“合道德性关系”的美好，并能从这些道德关系中享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由约束、服从发展为自我满足和幸福，由道德规范、政治思想的传递到个体“德性”的激发和引导，这是对德育个体的进一步拓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各国都在试图不断丰富德育内涵，强化德育的功能。德育应该成为满足个体道德精神需求的过程，德育既具有工具功能，也有一种目标功能。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

[2]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138．

[3]孙英浩．试论我国现代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J]．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2008(1)：109．

[4]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5）

    学校是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道德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受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重视。但在目前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教学模式的影响,加上实践主体的某些错误和偏颇的认识,致使道德教育步人了功利性的误区。如何找准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走出误区,这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客观要求。

    一、学校道德教育功利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形式之一:学校道德教育尚未能形成合理的、科学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由于只注重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人的成长过程其他阶段的需要,使道德教育彼此分离、孤立,没有形成合力,表现出教育动机的功利性。

    目前,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无论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往往把共产主义的道德观、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强调,忽视了不同年龄阶段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和认知特点。使得这种终极目标式的教育因失去现实的土壤,而表现出一定的理想化、空洞化,甚至使受教育者产生逆反,难以收到应有成效。

    形式之二:道德环境的弱化和恶化,形成道德真空,一些青少年学生的道德行为出现目标性失范,处于无序状态。道德教育为适应“应试教育”的需要,表现出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目前道德教育环境在社会、学校、家庭三个方面都存在较突出的问题。在家庭教育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受“分数至上”的不良影响,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采取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方式,逼迫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不仅以牺牲孩子的快乐去获取“近期发展”,而且由于家长一味追求分数和特长培养,忽视对子女的家庭道德教育,有的甚至将社会上流行的不良价值观念灌输给缺乏识别能力的孩子,致使青少年价值观念扭曲,甚至造成悲剧的发生。在学校教育方面,同样由于“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分数和成绩,而忽视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一度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导致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造成教育者个人的道德境界与道德教育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无形中也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在社会教育方面,一些领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已成为社会公害。使得道德及其道德准则不能对社会道德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并导致人们的道德思想的混乱,出现道德行为的无序状态。

    形式之三:“消防”应急式的教育方式,导致道德教育失去长期效用,表现出教育手段的功利性。

    由于学校道德教育长期未能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道德教育未能形成合力,因而学生没有形成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意识。此时的道德教育就成为一种应急措施,一种有针对性的教育手段。如大学生中出现了诚信危机,马上提出要加强诚信教育;中小学生中出现破坏公物,不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等行为问题时,又提出要加强行为规范教育。近来,有关部门又公布高考加分政策,规定“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可以加分。这种应急式的教育管理,常被称为“消防式”的教育管理模式,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和长效性,往往造成道德教育的“两张皮”现象。

    二、学校道德教育功利性的原因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社会的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都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特别是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多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使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教育也表现出功利性的趋势,需要我们深人分析。

    (一)道德价值的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得功利性.导致道德教育的急功近利.表现出动机的功利性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价值多元化的倾向。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人们思想上出现了“价值真空”。过去指向遥远未来的美好理想的价值观念失去了对人们的号召力和感召力,而道德教育科学体系中适应新时代的主导性价值理想还没有设计出来或者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同,社会失去了主导性的价值理想。人们在这种多元化的道德理想状态中,表现出道德价值观念的功利性,即要么无所适从,要么急功近利。在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系上,由于没有构建科学、合理的体系,而仅以受教育者的易接受性为前提,实用主义地安排道德教育的内容,结果出现了一度被人们概括为“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的教育倒置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由于过于追求教育的现实需要性和效果,而忽视了教育过程的完整性、教育对象的差异性、教育体系的科学性,导致道德教育出现了与道德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表现出教育动机的功利性。

    (二)学校道德教育模式的偏差、教育环节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导致道德教育环境的恶化,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学校是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但这些年来,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育环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恶化,导致道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能否上大学、上重点大学,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学生好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这种只重视教育与升学关系的教育模式,必然导致对培养对象的道德要求、道德评价的含混或矛盾。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受学科教育方式的影响,不加分析地将学科教育中的讲授法机械地套用到道德教育过程中,单纯地在课堂上传授道德知识。这种教育模式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道德教育的重点是人的综合素养的养成,综合素质的提高,特别是道德行为的训练和养成,道德品质的形成与确立。这种违背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和青少年的认知特点的教育模式,只注重道德知识传授而忽视道德教育过程的方法,必然直接造成了道德教育实践中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指向未来社会的崇高的理想道德由于远离现实社会和人们的道德实践,显得要求过高、难以达到,逐渐被人们在心理上所怀疑、所放弃、所拒绝,使道德教育的高层目标常常落空;另一方面,指向现实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由于被忽视而没有养成,结果是道德教育的低层目标同样落空这种教育环境的恶化,导致道德真空的形成。而道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又使道德教育在目的和功能上呈现出功利性的特点。

    (三)道德主体的市场化,导致受教育者道德行为的功利化,道德教育手段的功利性

    当今的青少年一代正处于一个开放、多元、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道德发展、价值观念和人生取向等方面都面临多元选择。市场经济所需求的竞争和效益已成为道德主体所追求的目标,独立自主、大胆创新是青少年的奋斗方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人的主体解放,也激发了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有力地冲击着“以义制利,以道德限制人们追求利益欲望”等传统观点叫。因此,当代青少年在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时,道德行为也就变得功利性了。

    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尚未能适应这种变化,在教育体系上未能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体系;在教育环境上未能使社会、学校、家庭形成合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受教育者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养成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我们的受教育者由于这些教育环节的不健全导致道德素养缺失,但影响和约束他们道德行为的新的道德理想、道德价值观又尚未形成。此时,社会一旦发生道德危机,个人的道德行为一旦处于无序状态,道德教育就必然成了一种应急式教育手段,成为补课式的教育方式,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

    三、走出学校道德教育功利性误区的思考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6）

关键词：

全面发展片面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中图分类号： [G40-0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教育目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古今中外，只要是真正的和正常的教育，无一不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两个层次上谈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其一，指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首先是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分离和对立，而“全面发展”则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运用和发展，实现体力和智力在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完整结合。其二，指克服人发展的一切片面性，实现人的个性的真正全面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不是人们随意设计、随意规定的，而是由客观社会生活条件，其中主要是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个人只能在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个人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的片面性的消灭归根到底取决于旧的社会分工的消灭。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素包括体能、智能；活动能力；道德品质；情感、意志、性格等。体能和智能是构成人的素质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活动能力在人的各种素质中居于核心地位。社会关系是人生存、发展以及从事各种社会性活动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人们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必须要以礼相待，要有道德品质。此外，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一种心理体验。意志是人在活动中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有意识地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动和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的的心里过程。性格是个人比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

人的全面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也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下面，一一介绍分析。

首先是德育。我国的德育教育体现了整个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起着定向作用。历史是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深化德育,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高丽金老师认为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需要：加强史论结合，突出爱国主义主线；发掘教材中两类德育因素，加强德育渗透；运用教材的彩图、插图、警世名言、练习题，深化德育教育；使用乡土历史教材，有机渗透德育教育；利用校外德育资源，搞活爱国主义教育。由此，可以举一反三，在德育渗透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实践，任课老师可以根据各学科特点、学生年龄特点以及学校各年级传统美德特色教育主题，各自形成了一套渗透德育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中，按照教学的自身规律，自觉地培养具有高尚人格、美好心灵和丰富知识的一代跨世纪新人。 各科都发挥自己的特色，进行德育工作，“课有德育，人人是德育工作者”，相信定能把我国中小学生的德育抓好。

其次是智育。智育是教育者创设一定的情境以提升教育对象的智慧水平为目标的教育。智育的意义在于人的智慧水平有通过智育去培养的必要，智育对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社会的角度看，智育是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智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智育对于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提高有重要的意义。智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培育或发展学生的智慧，尤其是智力。智育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应当是传授知识、形成技能和发展智力。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在智育中，传授知识和发展技能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不能只是一味的填鸭式的教育，到头来学生只是学会了死记硬背真正的本事一点也不会。

再者是体育。体育是指以发展、锻炼体魄为目标的教育活动。学校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基本特性是教育性的基本特性是教育性的基本特性是教育性的基本特性是教育性、技能性和娱乐性技能性和娱乐性技能性和娱乐性技能性和娱乐性。

学校体育区别于一般的活动，比如劳动和娱乐活动，也区别于竞技体育和一般的身体锻炼，在于其教育性。学校体育所学校体育所学校体育所学校体育所具有的功能有健体功能具有的功能有健体功能具有的功能有健体功能具有的功能有健体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健体功能首先是指对身体机能的促进作用。其次，体育活动可以改善和提高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能力。再次，体育活动还可以提高人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教育功能可以理解为体育的价值功能，具体表现在体育活动中对德育、智育和美育的促进上。娱乐功能是指学校体育能够使学生在劳累之后在体力和精神上得到恢复和放松。 学校的体育主要要求做到增强学生体质，促进身体的正常发育；提高运动素养，传授必要的知识技能；培养体育兴趣，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

最后是美育。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是美育的性质与自身特点决定的。 美育的社会功能在于全面培养人，它是从塑造美的心灵着手，使个体成为一种立体。因此，美育着眼的是整个的人，是人的身心的健全发展，所以，美育能从更高的角度体现人的本质要求和理想。 美育，是以审美活动为途径，培养受教育者崇高美好的心灵和健康高尚的情感的一种教育方式。同时还要通过审美实践活动和一定美学知识的学习，培养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以达到使受教育者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和美化自身的目的。要达此目的，中小学美育应该在艺术课和基础课中进行美育教学，贯穿始终。中小学音、体、美课时不少，且时间持久。在体育课中讲：为国争光、奥运夺金、升旗之崇高美；人体比例美，讲体育锻炼使人健康有力、修长美丽。讲持之以恒出早操，刻苦锻炼塑造人体美而非“东亚病夫”；队伍整齐划一、队列雄壮行进场面美；讲公正无私、正大光明的竞赛美；讲将帅风度、临阵不乱、“胜不骄、败不馁”刻苦训练的意志美等。在音乐课中，结合扣人心弦、悦耳动听的音乐，讲创作美、听觉美；通过舞蹈戏曲讲形体美、艺术美；通过五颜六色的服装讲色彩美、和谐美。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多讲高雅，也知市井，“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7）

1.学校德育的理性思索。学校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功能。其价值就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就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注：孙喜亭：《人的价值、教育价值、德育价值》（下），《教育探究》1989年第4期。）只有人的价值提高了，才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聚焦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其过程就是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形成这种品德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不顾品德内化规律，否定道德学习主体化，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砺过程成为中国德育现实的主流特征。”（注：檀传室：《德育美学观探索》，《南京师大1996年博士论文集》第4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功利化倾向不同于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说，它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和超越》，《教育探究》1997年第3期。），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要求公众利益服从个利益。”（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和超越》，《教育探究》1997年第3期。）而本文所说的功利化是指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外在价值（社会公众价值），而忽视本体价值（育人价值），总要求德育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轻视德育的长期效益。

2.学校德育功利化的表现。首先，在考虑德育新问题时，重政治而轻道德。长期以来，学校德育往往被涂上功利主义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完全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青少年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国民基础文明教育、行为习惯练习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其次，把现实生活中的品德新问题政治化。学校德育习惯以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熟悉道德新问题，把一些本来属于道德教育和评价的新问题，当作政治新问题来解决。如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其政治立场相联系，把道德品质的好坏，当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据，使一些本来属于道德范围内的新问题政治化；或者干脆从工具主义立场出发，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当成政治上进身的手段，将学校德育窄化为政治教育，使德育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无法实现真正道德育人功能。行动上的偏差来自理论上的误解，把德育只理解为思想品德教育，轻易忽略了“小德”；同样把德育只理解为道德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就会忽略了“大德”，使人迷失政治方向。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义语”（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更不是“道德教育的简称”（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在理论上，对德育的内涵缺乏完整的理解，在德育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历史的惩罚。

3.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后果。首先，它伤害了真正意义上的德育。由于过分的政治化取向，使得在具体实施德育时，人们对政治新问题过分敏感，而对道德新问题却麻木不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于道德新问题的普遍失敏现象，对各种不道德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由此，很难形成现代生活所必须的国民基础道德。

其次，它阻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治是一种带有很强权威性的领域，人们无法对其掉以轻心。而当政治影响全面地向社会进行强制渗透时，处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和忧虑，人们就会十分敏感和谨慎地对待政治新问题。长此以往，人们对政治新问题普遍产生逆反心理，普遍缺乏政治热忱和参和意识，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另外，学校德育追求的是一种社会意志。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就会把学生当做单纯的客体看待，而丧失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学生对规则和条例的遵守不一定是处于道德需要，而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因此也就缺乏道德行为的自律性，更谈不上行为主体的责任感，道德也就失去固有的意蕴。

二、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原因分析

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在我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

1.传统伦理的政治化倾向使道德的伦理学意味丧失殆尽。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政治事功和伦理事功两大核心内容并行不悖。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和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都是伦理思想和政治融为一体的具体体现。

“伦理政治化”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获得了物质和精神、政治和伦理的有机结合，而且成为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运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倾向往往用某种既定的政治要求或目标来固定道德，将政治功能和道德的功能混为一谈，使道德的工具价值和目的的理性价值等同起来，使道德的实践规范功能成了唯一的功能。因此，失去了超越现实经验、批判和引导现实不断趋于完善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力量。

传统伦理以群体为本位，造成了个人意识的淡薄。传统伦理强调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人伦关系，这种群体本位的思想熟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忽视个体的独立性，压抑个性的缺陷，导致了个体意识的丧失。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重社会轻个人、追求道德社会功效的倾向，不能说没有这种文化积淀因素的影响。

2.革命战争年代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融为一体的成功经验，框定建国以后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使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化色彩。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倾向才有所改变。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学校德育并未完全突破“政治思想教育模式”，操作上依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作为个体人的价值新问题及人格独立性等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3.规范性伦理实质上是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最根本的熟悉根源。规范性伦理学把道德理解为“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把规范和社会约束作为道德的最本质特征。其缺陷主要是“过于强调道德的社会性本质和整体性价值意义，忽视了道德的个体性、内在主体性，致使这种伦理学所提供的一些道德规范缺乏主体内化的理论力量，而置于客观形式化、外在约束性的地位，不易为个体所自觉认同和践履。”（注：万俊人：《伦理学探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不得不走上灌输和强制的道路，使道德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行为的服务工具，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化色彩。

三、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变革思路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8）

德育，即道德教育或品德教育，其本身即为教育母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重点和思想支柱。所谓“德、智、体、美”，所谓“以德育为先”，意即在此。

一、德育的功能

德育的功能，也即德育的作用或功效，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德育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所能达到的一种社会效果。仅就德育本身而言，其功能可分为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内在功能与外在功能等几种类型。结合小学德育工作的特殊性，笔者在这里将德育的功能从层次上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功能。这是德育首先必须具备的功能，也是德育最低层次的功能。就德育这个层面的功能来讲，德育就是育德，它向学生传输一种有关道德的基本思想，传授有关的道德常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提高其道德意识，从而使他们养成一定的道德习惯，同时也使他们树立一定的道德信仰。

这是德育功能的起点，比起人们常说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德育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他律”，也就是说德育的这种功能不是从一开始就培养那些看来在思想品德上已经完善的人，而是一个使人在道德上逐渐变得完善。

2.评价与衡量功能。与德育的教育功能相比，德育的评价、衡量功能又向前进了一个层次。前面我们提到德育的教育功能是“他律”，而德育的评价、衡量功能是“自律”。正是基于“自律”，人们才会形成自我的内心约束，并根据所接受的道德常识对行为及事务选择；同时，这种“自律”功能也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尺度。如果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是“自律”必然推理的话，那么对高尚目标的向往就成了“自律”更高的追求。

3.感召、净化功能。这是德育前两种功能的必然延伸，从“他律”走向“自律”，在推而广之，德育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种感召与净化的作用，在这里，道德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灵寄托，也已经内化为人自身的一种素养，成为人们自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所起的作用是与一些世俗的、反面的东西进行反抗、斗争，是内在的觉醒，是对现实生活的制衡。当然，也正是这种功能使社会走向最终的和谐与文明。

二、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前面，我们分析了德育的一些具体的功能，从这些功能上我们不难看出德育至于个人、集体乃至于全社会的重要性。

在第六次全国中小德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指出：“青少年是跨世纪的一代，代表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理想信仰、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不仅是当前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工程”。这番话不仅阐明了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给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明确了方向和要求。

其实，就近一点的情况来讲，抓好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也同样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我们都知道，新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科技的发展程度，科技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而良好的道德素养又是高素质人才所必须具备的。

三、当前我国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开放小学教学领域，我们德育工作的开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将德育目标定的太高，超越现实，不切实际。目标太高容易使学生产生落差，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德育对于小学生而言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德育决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2.与学生的心里发展、年龄等特点相脱节。如前所述，小学德育在目标的确立上存在着理想化的倾向，而就小学生本身而言，他们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不成熟的，对于理想与信念也只能肤浅的去理解，得不到他们内心的认同；而且德育内容的大而无当，宽而无边脱离了学生的现实生活，不具有现实的引导作用。

3.方法与手段上的滞后。当前，学校德育在手段上着重说教与灌输，与学生的自我实践和自我教育相脱节。

四、抓好新时期小学德育工作的对策

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目前，加强德育工作已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识，针对当前德育工作并为收到应有的道德效果的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对策可以考虑：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学校、老师应该从思想、战略上重视德育工作，对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要有紧迫感。这要求我们教师要深刻领会与理解德育工作的重要性，要理解德育所具备的功能，在思想上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教学方向，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道德教育与技能、知识教育要协调，不能一手软、一手硬。

2.教师在德育工作中要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人师者，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作为教师，言行举止上的表率与示范作用必不可少。但“传道、授业、解惑”也不能是一味的说教，必须要结合小学生的心理，年龄等特点有针对性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9）

在培养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德育中，各种教育因素（体智德美劳各育）、各种教育力量（家庭、学校、社会）、各种教育影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各种教育形式（活动教学、学科教育和环境中的体制和气氛的教育功能）是各成系统并各以整体的形式发挥其全息整体教育功能的；同时，各个系统又是以特定方式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对学生发生综合性的教育功能的。因此，我们认为，要从四个方面考虑德育课程的改革新问题：1.根据系统论和全息论有关整体系统和全息联系的观点，我们提出以体立德、以智启德、以美冶德等方法和途径；2.实施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息对应的整体教育和整体德育；3.发挥全面参和社会整体生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德育功能；4.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和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的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即熟悉性德育课程、活动性德育课程、体制意义上的德育“课程”和气氛意义上的德育“课程”以及前两类德育课程中“隐性的”或“潜藏的”德育“课程”。

一

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熟悉性德育课程。熟悉性德育课程也称理论性德育课程，它是通过有关思想、政治和道德的知识、观念和理论的学习和教学（育）去促进学生道德熟悉、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甚至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熟悉性德育课程和传统的德育课程相类似，或者说是从这些课程“原型”中脱胎而来的。但是，无论在目的和任务、内容和途径（或组织形式）、过程或规律、原则和方法乃至效果的测试和评定等方面，这种熟悉性德育课程和传统的知识性德育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欧美国家德育课程发展史看，从学校教师、校长对学生进行的比较零碎的劝诫、说教、讲演，到《圣经》学习、公民课、社会课、道德哲学、哲学探究、道德科学等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德育课程，都属于从知识、理论角度入手培养学生道德品性的知识性德育课程。这种传统的知识性德育课程及其具体的实施方法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在欧美学校中普遍存在着，也正是从那时起，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等因素才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否定。当时，从理论角度对这种“传统品格教育”提出批评的主要是杜威。在《道德教育原理》等论著中，杜威批评“传统品格教育”中直接讲授道德规范或美德知识的方法和方式实质上是将道德教育变成了“特定的问答教学”，“有关道德的功课”，因而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效的。

对于欧美学校中传统德育课程的性质和效果作出科学的否定性评价和批判的是一些心理学家的探究成果。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桑和梅领导的“品格教育探究会”对当时的德育——“品格教育”进行了科学探究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这一探究发现：人们在口头上主张老实是道德的价值，但和他们的实际行动毫无本质关系，一些要欺骗的人在口头上会和不欺骗的人一样或者更激烈地反对欺骗；教师在班级内认为的老实的人数和实验测量出来的人数不相符。

这一科学角度的探究和前述社会变化、理论家批评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证实了传统德育课程，非凡是知识性德育课程的不合理性和无效性或低效性，而且直接导致或加剧了传统德育课程在学校中的被否定和消失。

从中国德育工作的最近几十年历史和目前状况看，学校德育工作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基本上有如下三类：1.名称不一的各种“正规”德育课程，如公民课、大学生修养、法律基础课、思想品德课、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及国际共运史）、政治理论课以及各种集会和活动中的道德谈话。我们将这一类课程称作“知识性的”或“理论性的”德育课程；2.课外和校外各种班、团活动及其它校内外德育活动。我们将这一类称作“活动性的”或“实践性的”德育“课程”；3.“各科教学”中的德育因素，即有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的德育功能。这种德育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其积极功能，而且现在仍在发挥功能。但是，从具体的分析看，这种德育课程体系一方面表现出繁多、过量而效果不好，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不完整、在应该予以重视的地方没有给予注重的新问题，例如，上述第三类德育因素或德育“课程”经常因为它是隐蔽的或无形的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二类各种旨在德育的活动在多数情形中经常会变成各种单纯的道德行为“练习”的活动，从而在实际上效果不大。至于第一类各种“知识性的”或“理论性的”德育课程，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第一，在这种德育课程中，被用来教给学生的是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教材或教科书和学习资料中的“有关道德的”知识(KnowledgeaboutMorali-ty)或“道德方面的”观念(IdealsaboutMorality)，它们是伦理学和道德学或道德社会学中的知识内容或观念体系，是非道德的(Unmoral)知识和观念，而不是道德和道德教育意义上或范围内的“道德知识”(MoralKnowledge)和“道德观念”(Moralldeals)。对于前者的教育和学习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智育范围内伦理学的知识性教育和学习，只是一种“特定的问答教学”或“有关道德的功课”；而对于后者的教育和学习，只要其正确合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德育意义和范围内的教育和学习，它将会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真正能影响和指导其实际道德行为的那种道德熟悉、道德信念或信仰。第二，在学校的这一类德育课程中，存在脱离学生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接受愿望的现象。第三，知识性德育课程的内容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缺乏自身的稳定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总之，这种“知识性德育课程”或“理论性德育课程”，因为其“道德功课”的性质和一定程度的“空洞说教”的缺点，在其对学生的实际影响或“教育”功能上，从积极方面看，能让学生们“学会”或“知道”一些“非道德的”知识或观念，即“有关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方面的”观念，但是，在形成真正的道德熟悉、道德信念、道德理想、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习惯方面就收效甚微了。

对于传统的和现行的知识性德育课程的上述缺点，不少欧美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实验。在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探究和借鉴的是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的德育方法，非凡是他所创导的课堂道德两难新问题讨论法及其德育课程的理论和方法[1]。作为德育课程及其教学领域的一种新探索，它对于学生道德判定发展和道德行为成熟是有积极功能的；同时，它作为一种特定的道德教育方法，某些方面是有限度的；当这一方法和其他教学活动和社团活动及各种隐性课程相联系时，其功能将得到保证和扩大。在我国学校熟悉性德育课程及说理、讨论、辨别等德育方法的建立、改进、发展和实施过程中，这种课堂道德两难新问题讨论方法和道德推理课是值得批判性借鉴的。当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熟悉性德育课程，非凡是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和途径还有待于大量的比较探究、探索创造和验证性实验。

二

整体大德育课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或第二类是活动性德育课程，也称实践性德育课程。在其中，又有正规的、显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和非正规的、隐性的德育“课程”的联系和区别。

这里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新问题是：德育课程的主要性质或主体部分是熟悉性的还是活动性的？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践性的？还是两者并重？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既是一个从未得到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一个需要予以解决的实际新问题。从欧美的情况看，在德育课程新问题上，人们所做的和所想到的一直是一些看得见、可操作的知识性的、理论性的或熟悉性的课程。这类课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是没有多大效果的。退一步说，即使此类课程的某些部分的确对学生的道德熟悉的发展起了功能（如道德推理课的效果一样），但是，在这种道德熟悉和道德行为习惯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因素和新问题有待探究和解决。

其实，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及其教育新问题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新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提出了“美德可以被教吗？”的新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聪明就是道德，对道德的熟悉即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德行），因此，美德是可以被教会的；从现代角度看，苏格拉底的观点只有在前述道德讨论课等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性德育课程的正确教学中才能成立。而对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美德可以被教吗？”这一命题是否成立要取决于“美德”意味着什么和“教”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两个新问题的解决。“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在前一种情况下，美德是一种事实，可以象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之类的任何其他事实材料那样用理智的方法来教。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德是一种行为。德行是一种技艺，技艺的进步需要实践”[2]。在这一新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非常明白的看法。他指出，美德有两类：理智的和道德的。“理智的美德由教学产生和发展，道德的美德由习惯而来。我们首先是通过练习道德的美德才能获得他们；由于实行公正的行为我们才变得公正，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我们才变得节制和勇敢”[3]。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此否定聪明或理智美德的功能，而是要求年青人不仅要具有清楚地熟悉和思索伦理新问题的能力，也要将他们的选择付诸实践。

在现代学校德育中，如同古希腊一样，根本的新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道德熟悉和推理的教学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一新问题的一个侧面看，即从一切德育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具有符合一定道德要求、标准的道德行为及习惯的角度看，道德教育的重心是，在具有道德熟悉的同时或在此基础上从事实际的道德活动或道德实践。这正如学游泳，必要的理论知识是前提条件或基础，但是，真正学会游泳最终要通过亲身的游泳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同理，在学校德育的课程新问题上，我们认为并强调，要采取适当删除、合并、精简等方法，适量削减学校的各种知识性德育课程中不科学的、效果不好的门类和内容，并根据哲学伦理学、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社会学等理论和社会实践发展的规律和需要，探究、探索并逐步建设几门真正意义上的熟悉性德育课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并强调，在学校德育课程体系中，活动性德育课程也是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或“主课”之一。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也应有系统的教育和教学目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科学的测评手段和标准。

有关活动性德育课程的第二个重要新问题是它的外延的界定和内涵的确立新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和现行的德育“课程”体系中的各种课内外和校内外的班组、团队会活动和最近几年在我国兴起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原型”。但是，和此同时，在这两者之间，无论在课程的外延或范围（数量）上还是在内涵或本质属性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外延或范围、数量上看，我们所说的活动性德育课程既包括前面提到的传统的和现行的德育体系中所提到的各种专门活动，又包括各种非专门性的、从未被看作德育活动的、甚至从未被看作教育活动的、但却具有育德性、德育意义或德育功能的，即对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发展有客观必然的实际影响的其它一切校内和校外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应该被活动性德育课程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加以认真的考虑和吸纳。

其次，从内涵和本质属性上看，传统的和现行的德育体系中的不少德育活动或实践，是在教师、学校、家长和社会的“要求”下，由整体对学生个人的、从上而下的、自外向内地单向地“组织”或“发起”、并要求学生“参加”的。这种“参加”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动的。和此相反，在我们提出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中，学生是主人或主体，是真正的“参和者”和“当事人”，不是“客体”、“旁观者”。在其中，学生是他们的“人生舞台”——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员”、“主角”，也是他们自己的“管理者”或“领导者”；学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主体参和”活动、一种对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介入创造”活动。在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中，教育者熟悉到并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学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主动的主体的原则，把学生看作是有权利并有责任或义务参加或参和校内外一切活动的积极主体，引导启发学生作为活动的积极主体意识到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有权利也有责任并真正自愿地主动地、直接地、民主地参和到校内外各种事务、活动及其决策和管理工作中去，从而主动地选择、吸取（“接受”）各种活动的教育影响，以发展自身的参和意识、参和责任感、参和能力和其它各方面的品性、能力和素质。这是一种发自主体内部的、自内向外的、主动积极的活动，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教育活动。这种主体参和式的自我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学生主体“自己塑造自己”的活动或“自己构成自己”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被人塑造”或“被人模造”的活动。人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他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主体的真正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只有这种主体参和式的自我教育活动才会为德育中存在的空洞说教和机械练习和学生言行不一（知行脱节）和缺乏自觉纪律和责任感（及使命感）等老大难新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参和式活动是真正的自我教育的德育活动，是真正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这种主体参和的自我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形式”。

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真正的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外延或范围和内涵或本质是什么？在中外德育理论界，从总体上看，从理论角度对这些新问题作系统探索和阐述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学校德育的实践发展已经先于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究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在当代教育非凡是学校德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中已有了不少有意和无意地、自觉或被迫地出现的各种可以被归入我们所称的活动性德育课程领域的新办法、新方法和新尝试，尽管它们在外延或范围、尤其在内涵或本质上并不完全、也并不严格地符合活动性德育课程的要求。

用传统的经典的德育课程理论看，现代欧美大多数学校不仅没有过去那些如公民课、道德哲学等知识性德育课程，而且也没有过去那种通过宗教活动、学校仪式和通过榜样、学校规则控制学生生活，形成特定道德品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从这一意义上看，人们可以说，现代欧美学校无德育。但是，从现代的课程论观点和现代德育课程发展的实际看，在欧美大多数学校，除了通过各育、各科的学科教育和教学中的“潜在德育课程”或“隐性德育课程”以及我们论及的道德推理课等“显性德育课程”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外，更有通过由学生作为主体参和的各种校内外活动（学习、生活、闲暇活动和劳动等）对学生进行教育或使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同时也是自我教育）的“活动性德育课程”，学生们正是在这些日常的活动中，学会社会生活、获得道德成长的。在传统教育观和传统课程论中，看起来是“无德育”的不少欧美学校，实际上是无处没有德育的“泛德育”，而且其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批判借鉴的。

在我国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实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历来是受到普遍重视的，而且积累了不少好的传统和经验。从形式上看，可以归入我们所称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范围（尽管从内涵上看还值得探究）的有：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包括熟悉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教学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等）、社会考察和社会调查、公益劳动和社会服务（包括咨询服务、课外学术活动等）、军事练习和勤工助学。此外，如实验、练习、作业、音体文娱活动等等也对学生品德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最近十几年中，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发展和探究。它既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教学活动，也是一种特定的德育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各个方面，不少学校作了系统的、制度化的探索。这些社实践活动不仅对专业学习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素质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功能。

前述种种历史传统和新的探索对于建立活动性德育课程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但是，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建立需要一个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经过逐步的、反复的、漫长的科学探索和实验的过程。

三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国际课程理论探究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隐性课程（Hidden-Curriculum，又译隐蔽课程、潜在课程、潜藏课程或潜课程）或自发课程(UnstudiedCurriculum)概念的出现和人们对它的探究。

隐性课程或自发课程的概念是由菲利普·W·杰克逊(Phillip.W.J-ackson)在他的《课堂生活》(LifeinClassroom,1968)一书中首先提出的[4]。此后，德里本、弗里丹柏格、罗森塔尔和柯尔柏格等人都讨论过这个新问题。而且，在不少人看来，隐性课程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涂尔干及以后的一些功能社会学家、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以及杜威和皮亚杰那里。

从目前的情形看，有关隐性课程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看法。按照罗兰恩特·梅根的看法，隐性课程是指“在学校中除正规课程之外所学习的一切东西”，或者是指“能导致学习的（无论是否有目的）、和学校教育相联系的一切东西”；或者可以更具体地定义为，“隐性课程是既非学校、又非教师所教的东西。无论教师如何开明、课程如何进步、以及学校的社会方向如何，总会有某些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东西无需在英语课中讲授，也无需在集会中灌输，但学生总会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生活观和态度”[5]。

基于现代课程论新发展的上述观点，我们可尝试建设由正规德育课程、显性德育课程和非正规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两大类组成的完整的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其中，首先是正规的熟悉性德育课程和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这两类正规的或显性的德育课程，然后是潜藏或隐蔽在这两类正规或显性课程之中或之后的隐性的或潜在的德育“课程”，最后是教育环境中体制性和气氛性的德育“课程”。这样，在两类正规的或显性的德育课程之外，还需要探究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或潜在的德育课程。

（一）和熟悉性德育课程并存的是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这一类隐性德育课程实际上又可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可指学校中专门的、旨在德育的知识性、熟悉性或理论性的课程——如公民课、大学生修养课、政治理论课等课程中隐含的德育因素。专门的熟悉性德育课程有其预定的目的、内容和功能，但是，学生从这些课程中“学会”或“获得”的并不一定就是这些课程的设计者和传授者所预期的结果。

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二部分指的是学校中除专门旨在德育的熟悉性课程之外的其他一切熟悉性课程中的育德因素和育德功能。这种育德因素或育德功能隐含在学校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并以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发生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当然，应该注重的还有其消极功能。教育社会学家们曾讨论过隐藏在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课程中的“教材作者的幽灵”新问题，即教材作者、教学材料或内容的设计者和提供者以及教师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偏见、曲解和错误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中有些是被有意地放入课程内容之中的，有些是无意地隐含在正规的课程内容之中的，有的连作者和教师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功能。如历史课本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宗教、语言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和社会阶层偏见。

（二）和活动性德育课程并存的是第二类隐性德育课程。在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中，前半部分是显性的、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后半部分是隐性的、非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从整个隐性德育课程体系看，这是第二类隐性德育课程。当然，即使在前半部分正规的、显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中，也有隐性的育德因素包含其中。

（三）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教育、德育环境中体制和气氛的育德因素、育德功能或育德意义。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所谓体制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学习和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班级、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体制；所谓气氛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学习和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班级、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特定的风气和氛围。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体制是环境中固定、形式化了的气氛，是“硬”的气氛，而气氛是环境中“软化了的”体制，这两者经常是结合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分开的。在很多课程社会学者和道德教育探究者那里，体制和气氛两个因素通常和校园内外的文化这个概念相通用。

从特定角度看，这方面的隐性课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当然，这三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截然区别开来的。

1.第一层次是物质——空间方面的隐性课程，它指的是学校建筑设计、校园规划和班级教室设置等物质和空间环境方面的“体制”（布局）对于学生发生的潜移默化的隐。罗兰恩特·梅根在分析隐性课程时曾指出：“课堂是一个幽灵萦绕的地方或场所”，在其中的幽灵之一即是“建筑师的幽灵”。有时候，学校的建筑本身就象征着历史传统、校园文化和校园气氛，这一点可以在欧美和中国大学中某些古老建筑物中看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认为，学校如同一个“舞台”，教育、教学这场“戏”就在其中演出，而影响这场“戏”的效果的因素不光有导演、演员、台词和动作等，“舞台”本身的设计布置及其性质、特征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功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曾指出：“物体在空间里的摆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房间以其物理形式表示着该场所和机构的精神灵魂。一位教师的房间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性格以及他正在干什么”。的确，传统的学校教室布置中教师站在讲台前，学生坐在讲台下，象征了传统教育中学生的被动地位和知识传播中的权威主义。而当课堂桌椅被布置成圆圈形，让学生围成一个圈坐，而教师成为其中的“平等”一员，一些激动人心的现象和结果可能会因此发生。再就办公室中的桌椅布置而言，不仅反映了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喜好喜好、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也对进入其中的学生们发生一定的功能，从而使他们心得到校长和教师的为人风格及其处理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的态度和方式。在这些事例中，学校的物质——空间环境起了一种“无声的语言”的隐性教育功能。最后，我们前面论及的学校围墙也是学校物质——空间环境中对学生、甚至教师和公众发生很大的隐的“体制”因素之一。

2.学校隐性课程的第二层次是指学校组织——制度方面的隐性因素。具体有学校的组织和领导方式，教学、生活和其他一切活动的布置方式、教育教学评价制度等因素。在这一方面值得注重的主要新问题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大学是教授治校还是官吏治校？教师和学校对大学管理的参和程度如何？学生自治的程度如何？在教学计划、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中学生的参和程度如何？学校内部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纪律守则？所有这些“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都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品性和行为方式。例如，作为德国大学学术自由传统之一的学生自由选课制度不仅没有使大教室的座位日趋空闹，相反使学生在学习上更富有自觉性、积极性，并锻炼了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觉检查的习惯、能力和自主负责的素质。在这一点上，我们再看加拿大散文家兼文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一文中对牛津大学教学状况的描述和评论。他写道，在牛津，“方法是陈旧的，它轻视科学。它的讲课很糟。它有从不教课的教授和从不听课的学生。它没有秩序，没有布置，没有制度。它的课程表令人看不懂。它没有校长，它没有国家立法来告诉它怎样教书……”“然而，它成功了，无论我们喜欢和否，牛津给了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方式。……秘诀何在？我了解到，这个秘诀的关键就在于导师的功能”。但是，导师是怎么教学的？“牛津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利考克评论说，牛津并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眼见得到的“效率”。只要是好学生，导师“就会对他喷烟，直到在他心里点燃火苗”。说牛津教授只对学生喷烟，当然指的是教授叼着烟斗检查学生的论文和报告，和学生讨论聊天。他重视的是那么一种自由的、融洽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方式，一种教育气氛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中，教授的指导是通过学生主体的主动积极的学习和探索活动发生教育功能的。大学考评制度中对学生作弊采取罚款等处罚办法，其本意是为了教育学生、严厉考场纪律和公正原则的要求。但是，根据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学生作弊处罚制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功能。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好好地思索一下：这种处罚办法合不合理？有没有功能？这种办法的制订有否经过学生们的民主参和的讨论和同意？的确，从宿舍生活和上课点名等管理制度和规则等等，都需要考虑究竟是单方面地制定一些男女学生隔离制度和上课点名、缺课处罚制度呢？还是让学生作为主体民主地参和讨论制订和执行合适的制度，从而让学生从他们的选择、行动中吸取教训、承担责任、学会自律呢？学校和社会环境中的其它体制和办法是否和此相配合？

3.学校隐性课程的第三层次是文化——心理方面的隐性因素，它指的主要是各门学科的隐性因素、师生关系、教师人格和心理影响、班级心理环境的气氛等等。其中的某些因素如各门学科中的隐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再如教师的心理影响和期望对于学生的功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如皮格·玛利翁效应），此处不再展开。这里只就教师人格和师生关系等对学生的影响新问题作些讨论。

有关教师人格榜样的功能从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到韩愈的“以身立教”，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熟悉是很深刻的。在外国，乌申斯基曾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现代的苏霍姆林斯基说得更好：“形象地说，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到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是靠教师、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的确，教师人格的教育力量是很大的，“用追求理智统一性的喜好感染学生的最好方法是让学生接近一个将自己无私地投入和专注于探索真理之中的教师”[6]。

综而言之，从影响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发展的因素角度看，在学校内外，凡是人们能够想到和看到的一切现象、事物、活动和观念都是广义的隐性德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学校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要考虑的有教育中的各种因素（各育因素、各科教学）、各个途径（活动教学、学科教学和环境中的体制和气氛）、各种教育力量（家庭、学校和社会）以及各种教育影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成系统的德育“课程”以及它们以一定方式构成的更大的整体对学生发挥的综合性教育功能。学生们无论是否在接受正规的、显性的德育课程的教育和影响，他们始终在接受着前述各类隐性的或潜在的或自发的“课程”的影响，这种隐性德育课程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客观必然的和巨大的，同时，它对于学生的影响和控制又是潜移默化的和无形的，如同电学中不可见力场的运动和无线电波的不可见传播。学校要引导学生去适应、选择这些隐性因素并主动吸取其中的积极影响，这样，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中，配合正规的、显性的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才会在培养和发展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方面发挥出最佳功能，收到出奇效果。

注：

[1]Kohlberg&Turiel,RecentResearchofMoralDevelopment,Holt,Rinehart&Winston,1973,P.50.

[2]布鲁巴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80页。

[3]S.G.Lesser,PsychologyandEducationalPractice,Scott,F-oresman,1971,P.421—423.

德育的个体性功能篇（10）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