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健康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7 17:56:15

医学健康论文

医学健康论文篇(1)

因此,了解医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掌握医学生人格特点、规律及其差异,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医学生的了解和认识,改进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因人施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管理水平。

高等医学院校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随着我国高校并轨的完成和高校毕业生走向人才市场、双向选择就业机制的逐步建立,对医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校生面临着各种压力,势必会影响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文通过分析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特点,为医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青岛大学医学院2001级和2005级本科学生共计60名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1.2研究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1],该量表由90个条目组成,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

采用五级评分制(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由被测学生自行填写,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6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参照有关标准,本文SCL-90,9个因子中只要有1个因子得分大于或等于3分者,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1]。

1.3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

2结果

2.1性别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可看出性别对心理障碍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中有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占11.67%。男生心理障碍率为10%,女生为13.3%。由此可见性别对心理障碍有一定的影响,但差异不显著(表1)。女生与男生相比,在躯体化、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意、焦虑各因子存在显著差异(表2)。

3讨论

3.1性别与心理健康有研究发现,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相比,心理健康问题差异不大,这个结论与有关研究一致[2],但是不同性别症状自评量表因子分的比较结果提示女生情感比较丰富、细腻而脆弱,情绪波动大。

男女大学生表现出明显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①由于我国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女生的教育相对于男生更趋于保守,使她们在交友、社会活动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很多的约束,这可能导致女大学生的社会阅历相对减少,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男生要弱一些。

②同时考虑到女大学生本身的心理特征,使得女大学生在面对各种成长与发展问题时在心理上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

因此,在心理健康方面对女大学生进行特别关注显得特别重要。

3.2不同年级与心理健康一年级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五年级。原因可能是:

①一年级学生刚从父母身旁来到他乡独立生活有一种不适应感。

②依赖性与独立性的反差和矛盾造成了他们对旧生活方式的依恋,难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③加之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想象中的殿堂式校园与现实的不符打破了他们的浪漫梦幻,就更加滋生了他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情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怀旧情绪和对陌生环境新生事物的紧张情绪,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

3.3来自城镇与农村学生心理健康的差异通过调查表可以看出,城镇与农村的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环境与所受教育存在的差别使其在焦虑,抑郁、敌对、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都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

①我国目前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农村文化落后,思想闭塞,父母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子女的教育比较简单。

②有的家长教育比较粗暴,不能对学生的心理成长方向给予必要的关注,完全依靠学生自己的努力奋斗。

③学生成长过程中内心的困惑、矛盾、痛苦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引导,久而养成农村学生敏感、多疑等性格。

④进入大学以后,由于环境变化大,难以适应。

如人际关系上的自卑情绪,城市大学生高消费和自身经济窘困矛盾下的种种尴尬……,这些情况需教育上的正确引导。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医学生是在应试教育下,挤过“独木桥”走进大学校园的。他们中许多人虽然文化素质达到了录取线,但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应该说是未达到或是未完全达到“录取线”,特别是面对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环境变化的压力和影响[3],易产生心理恐慌,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①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这是面对全体大学生的一种教育方式,通过全面系统的课堂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心理健康观念,掌握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心理调节能力,保持心理健康状态。②开展团体咨询。对于因子分≥3的部分学生通过分类,把有相同心理问题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进行团体咨询。超级秘书网

对于总均分≥3的少数学生,应主动约请,建立咨询关系,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恢复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医学健康论文篇(2)

当前,多数医学科普图书选题大都重视知识层面和应用层面,侧重的是得了病“怎么查”、“怎么治”,而对于传播医学科学精神和健康理念等思想层面的内容不够重视。忽略了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导致了疾病预防意识弱,得了病过度恐慌,小病大治的过度医疗现象,以及农村求神拜佛乞求祛病去灾的陋习,凸显了人们健康素养的不足。如何响应国家“人人享有保健、全民健康行动”的号召,围绕健康促进活动、提升人民健康素养方面做好文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1.2读者对象的针对性

有的放矢、量身定做,选题要对准“靶心”,即针对读者对象的需求进行策划。鉴于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年迈多病,需要普及老年病的防治知识,所以医学科普的读者对象往往以老年人、妇幼为主。但随着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加强,竞争的日益激烈给中青年尤其是中年人带来精神心理方面的压力,中青年人群也需要医学保健知识。青少年时期是学习时期,如果能够为他们普及系统的医学科学知识,将会对社会文明发展、人类健康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宇宙、天文、地理、生物等科学一样,是神秘、奥妙、精彩的,同样对青少年充满了魅力,如果针对他们策划选题,编辑出版一系列图文并茂或图解图注的医学科普图书和画册,再带有拼图或人体解剖组装玩具,这样既满足了青少年求知欲的需求,又启发了他们奇思妙想的探索精神,寓教于乐的同时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可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人们对医学知识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要将医学科学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与健康教育导向的思想层面、人文关怀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这样才能扣准读者的需求,选好题、出好书。

2选题创新的切入点

2.1观念新

编辑观念创新是医学科普编辑选题策划的前提和起点。传统的科普作品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传授,而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媒体时代,绝大多数读者乐于通过轻松活泼乃至娱乐化的阅读方式接受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具有科学普及和休闲娱乐双重功效的科普作品才会受欢迎。因此,要用流畅的、文学的、大众化的语言,使作品内容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因此,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开阔的文化视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准最佳的创新结合点,以新制胜。

2.2落点准

当前,无论是医学图书、医学报刊,还是各种新媒体均在谈健康,可内容却大都是在“老生常谈”,作品的抄袭、雷同现象更不容忽视。当今医学图书市场当中,医学科普图书已经形成了一个细分种类,它已经覆盖了医学常识、疾病控制、保健养生、健身、减肥、美容、孕、产、育、生殖健康等方面,例如,疾病防治包括了从头到脚的所有疾病的防治。那么,如何挖掘新选题呢?从什么内容角度切入呢?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思路:①老调弹出新曲。例如,狂犬病知识大家都知道,但随着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就需要反复普及这方面的知识。②老内容新角度。例如,脑血管疾病患者生活注意事项内容很多,但性生活问题难以启齿,选择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使作品的吸引性、实用指导性提高了。此外,许多突发事件、热门话题都可能成为医学科普图书的选题。例如,2003年SARS突发时,就需要及时出版对抗SARS方面的科普图书,指导人们进行防治。而当今的“医患关系”话题是热点,如果及时组织出版“医患关系沟通”方面的图书,也会使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2.3书名妙

俗话说,看人看脸,看书看皮,看报看题,可见书名的重要。好的书名可以达到融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效果,会引人注目。一本医学科普图书的好书名,多是运用了修辞手段的结果。修辞手法的运用,会使书名更加鲜明、生动、出奇制胜。医学编辑在策划选题时,也要多考虑书名,以挖掘新的切入点,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医学健康论文篇(3)

学生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引起教育者的重视,而作为一名医学生,其心理健康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医学专业的学习态度,乃至影响到将来对待工作的态度。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就必须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塑造和教育,心理健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1]。本校为了帮助在校学生健康成长,也为更好了解新生的状况,从学习和生活上帮助学生,因此为每个班配备了班主任,并由班主任对本校新入学的2003级学生进行心理问卷调查。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查的方法,抽取本校2003级临床本科在校学生共126名,其中女生46名,男生80名。

1.2研究方法

采用心理卫生自评量表(SCL-90)以问答的形式要求被测学生在记分卷上按照要求记分。该量表包含90个项目,涵盖9个症状因子(F1~F9)和一个附加因子F10(其中F1为躯体化、F2为强迫、F3为人际敏感、F4为抑郁、F5为焦虑、F6为攻击性、F7为恐怖、F8为偏执、F9为精神病性,F10主要反映饮食和睡眠),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超过3分,表明该因子的症状达中等以上严重程度。然后将结果使用SPSS11.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数据统分析,并将各项与国内正常成人的因子分比较。

2结果

2.12003级临床本科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校2003级临床医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国内普通成人SL-90的因子分布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该年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等因子上与普通成人的差异有显著性。其他因子与普通成人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表12003级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普通成人的比较(略)注:*P<0.05,**P<0.01。表22003级男女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略)注:*P<0.05。

2.22003级临床本科男女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在本校男女医学生中,其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攻击性和恐怖等因子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男生在人际敏感、攻击性上的问题较女生严重,而女生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上的问题较男生突出。男女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比较见表2。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了本校临床医学生SCL-90各因子均分及阳性项目多项高于国内普通成人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同时我国现在已加入了世贸组织,给现代大学生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大学生一方面要适应大学的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多变的思潮和价值观念。而作为一名医学生,所承受的学习压力和将来工作的压力以及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所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势必比一般大学生要大,随着国家对医学生的培养越来越多,医学生将来要面临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社会竞争也更为激烈,人际关系日益复杂,这对于一个还没有完成成熟、适应社会生活的大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心理挑战,这样使他们容易导致强迫、抑郁、焦虑与敌对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这批学生中,有80%以上的是独生子女,他们一般在家里处于中心地位,在家的娇生惯养,和父母的过分溺爱,更容易降低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生活的能力,也缺乏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从而导致其心理问题。

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了本校2003级医学生中女生在躯体化、抑郁、恐怖、焦虑等方面较男生严重,而男生在人际敏感和攻击性等方面较女生严重,可能是由男、女生的个性特征差异、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风气不同所致。在中国,现代社会对男、女孩子的个性培养与教养方式还存在无形的差异,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认为女孩子应该乖巧,而男孩则应该勇敢、坚强,这种根深蒂固的风气自然就形成了男女生之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2]。

医学健康论文篇(4)

    贵阳中医学院2012-2014级学生5406人,男1763人,女3643人。年龄17-22岁间。

    1.2研究工具

    使用樊富民[1]等人修订的大学生人格量表“UPI”对入校不同时长的大学生集体使用电脑施测,该问卷由64个问题构成,涵盖了身体健康状况、情绪反映、自我认识等方面,可分类解释也可按总分评价,能较客观地反映大学生的身心状况。

    1.3统计分析工具

    所得数据全部在SPSS19.0软件处理。

    2.结果

医学健康论文篇(5)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张立新,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琦,论坛组委会执行秘书长于越,中国保健营养杂志社经营总监李洪等相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中医健康管理事业必然大发展

论坛由卫生部原副部长曹泽毅教授担任名誉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王铁城担任主席。

王文元副主席宣布开幕,吴刚副局长就我国中医健康管理产业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和改革方略等做重要讲话。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赵文祥针对我国中医药健康产业作了精彩的演讲。他认为,我国传统中医药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这也是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传统中医药理论和“上医治未病”理论跟当今医学科学提倡的预防医学的理论和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精神相一致,是值得弘扬与继续深入研究的。我国当今中医健康管理产业如何继承和创新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们大有可为,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朝专、精、广,博的方向寻求发展。

还有许多专家出席会议并做精彩的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中医健康管理事业发展理论、实践与前沿技术的各个方面。

中国健康管理事业10周年庆典

论坛以“弘扬中医文化,推动健康管理”为主题,庆祝中国健康管理事业诞生10周年,展示我国健康管理事业10年发展成就。总结现代健康管理技术与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弘扬中医文化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医健康管理事业改革与发展而召开的。通过院士论坛、高端论坛、社区健康论坛、专家报告、健康管理产业投融资洽谈会、学术演讲与交流专场,风采展示,中国健康管理发展十周年成就宣传晚会等活动,就我国中医健康管理产业发展的现状,挑战与对策,继承,创新与合作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推进中医健康管理产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十年荣光,再铸辉煌

论坛期间还隆重举行了以“十年荣光、再铸辉煌”为主题的“中国健康管理发展十周年成就宣传晚会”。

中国健康管理行业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经历了市场与经济的变迁和洗礼,在自强不息中不断发展进步,在推动全民健康,改善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奋进十年,一朝绽放,即为经典。晚会上领导为10位中国健康管理功勋人物、20位中国健康管理年度杰出人物,30家中国健康管理领先品牌的代表颁奖。晚会作为对中国健康管理十年历程的提炼和2010年中国健康管理的总结,中国健康管理事业10周年功勋榜和中国健康管理年度先进单位和人物推选活动可称为十年来的一次巅峰宣传。

医学健康论文篇(6)

健康管理(Healthmanagement)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健康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健康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目前我国拥有的健康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加快培养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是当前发展健康管理服务行业的重中之重。

1国内外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1.1国外发展情况

健康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最先在美国保险行业提出的概念(ManageCare),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患病风险、降低健康医疗费用支出的可能性。1969年美国政府将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迄今为止,健康管理学已经形成涉及医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在欧洲很多国家,健康管理早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美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多数在设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下,健康管理专业也多以卫生政策与管理或健康管理与政策的名称出现。学位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4种,学时也分别从2年到5年不等。但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都是专业的医疗管理人员,都必须遵从严格的从业标准方能执证上岗。与美国不同,英国的健康管理的生源则相对较广,拥有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等教育背景的人也同样可以学习健康管理专业。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健康管理发展较快。其本身很重视居民的健康教育,在每一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中都有健康管理人员的身影。其服务内容也比较广泛,诸如目前正在实施“健康日本21”的健康行动计划,服务内容大到诸如规划、指导和协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设备区域管理,小到为个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制定健康计划、提供专业的疾病管理服务等。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健康管理就业岗位也很多,有医疗保健管理、医疗保健操作监督、医疗行政(如医疗保健经理等)不同岗位。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的健康管理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论点。防患于未然,防止疾病的发生是古人对健康管理最朴素的理解。但健康管理一词在国内出现才10余年的时间。健康管理行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于2001年。迄今为止,国内已设立了6家部级的健康管理协会或学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同年《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创刊。《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也在同年颁布,“健康管理师”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新兴职业。2009年中国健康管理专家达成《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16年,“健康中国2030”以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发展健康产业提出了更确切的要求,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及健康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所谓的健康管理服务尚未形成全面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中常见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多是涉及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健康体检、健康养生等,多是偏重健康管理的某个环节。在服务和产品设计覆盖了健康管理整个环节的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2我国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2.1专业挂靠院系

国内高等院校对于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属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高校健康管理是作为一个方向挂靠在公共管理或是公共卫生专业下。杭州师范大学设立有我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2011年由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更名而来。除此之外,我国高校中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多以健康管理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挂靠在公共卫生专业、医药/卫生管理专业、临床医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家政服务专业等专业下面[5]。如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方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家政服务专业(健康管理方向)等。目前,也有休闲体育专业在探讨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安徽宿州卫生学校也在尝试开设“健康管理”专业课程。

2.2学历教育层次

与美国高校的健康管理专业多为硕士学位不同的是,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则以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居多,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较少,毕业后一般授予管理学学位。健康管理的职业教育一般学制3年,重点是培养其岗位胜任能力。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15年开设健康管理大专班。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则都是将健康管理作为专业方向。截止到2016年初,国内有5所院校(浙江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成都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成立健康管理专业。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全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并拥有健康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资格。浙江农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开设健康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与2007至2013年招生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2009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招收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学生。海南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医科院校也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资源优势,在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2015年开始招生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本科生。

2.3专业课程设置

各校对健康管理的内容及其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所以专业课程设置上差异较大。目前,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校的课程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差异较小,基本都是围绕如管理文秘、人际关系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各院校的特色和教学优势不同,差异较大。专业基础课程多以公共管理类和基础医学类课程构成,前者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组织行为学;后者则包括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疗保险、卫生经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则主要围绕健康管理类展开,如健康管理概论、健康教育、健康法规、健康信息管理等。另外每个学校还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体现自身院校特点的职业性,如社会工作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社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实务);家政服务类(护理、信息、保健);食品监管类(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监督检验);旅游管理类(如旅游健康、休闲养生保健、旅游信息学);或者是休闲养生类(中医养生、运动健康管理、针灸和推拿学等)。

2.4毕业去向

健康管理产业涉及医药、保健养生、疾病预防、健康保险等多个方面,所以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类岗位。第一类是健康产品生产及监管机构,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药品监督部门等,从事药物检测/检验、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及保健品生产经营、医药及企业营销、新药研究和开发、药物制剂生产与管理等工作。第二类是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第三类是健康服务业,如在健康会所、养老院、休闲/饮食中心、护理中心等机构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导指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员工健康档案馆和健康状况监测等。最后还有健康保险企业或管理机构,从事健康损害保险理赔,健康救助、社会健康保证服务等。

3我国健康管理学科建设思考

3.1鼓励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设立健康管理专业

从目前的培养院校看,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尚未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健康管理人才必须通过建专业、立学科的规范教育培养体系以保障合格的人才的培养。应在坚持学历、职业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培养基础上,加大学历教育力度。医学院校拥有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保险等相关教育资,在设立健康管理专业上更具优势和责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随着健康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保健、护理康复、疾病预防、健康保险、卫生管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应成为健康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其在健康保险、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服务和产品生产、康复保健、养老护理领域的岗位胜任力,以提供医、养、护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3.2规范化课程置,完善学科体系

相对国外,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立院校层次偏低,缺乏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本专科的教育模式也尚不成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促使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参差不齐。目前学者对健康管理学的共识是该学科应该集医学、管理学与信息科学为一体,所以在核心课程中这几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相应的课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置,首先是人文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第二类是医学类,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食品卫生和营养、行为心理学等课程。第三类是管理类课程,对以后从事相关健康产业的管理方面工作有积极意义,具体课程可以包括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法规、卫生监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医药营销等。第四类健康管理类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测量与评价方法、健康风险检测技术、健康评估技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途径等内容。开设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师资情况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调整,在保留基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学术特色。

3.3强化教材建设,促进专业人才细分由于我国健康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工作实践和应用,专业的教育师资与教材体系也比较缺乏。虽然不同院校的培养在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的同时突出专业特色,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健康管理教育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教材体系。健康管理相关专业众多、知识面全而散,一本教材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所以根据专业特色细分教材,培养专项人才是大势所趋,如专业营养健康师,儿童健康师、医疗行政助理等。相应地教材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管理师就业岗位编写更具专业性的教材。在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教材中,郭清主编的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王培玉主编的《健康管理学》,可供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使用。对于没有相关医学背景知识学生参考使用的黄建始和陈君石主编的“健康管理师”。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特点,选择使用武留信主编的“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以及王陇德主编的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程用书。

3.4开拓示范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如今的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倡导健康管理的学院理论教学和基地实践教学的结合统一,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健康管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保险行业的风险控制,还包括疾病的预防、健康保健、疾病防控等内容。可与居民社区、大型企业、职业场所、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不同类型机构开展合作、设立教学基地,完善健康管理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期形成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1]郭清.“新医改”应致力于公众健康管理[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2,32(9):885-888.

[2]熊伟平,余刚.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探讨[J].当代体育科技,2015(5):186.

[3]于建琳.美国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析与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5):56-59.

[4]苏连久,邹世清,靳鸣.我国医学院校健康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4(11):94-96.

[5]朱晓卓,米岚,赵凌波,等.高职院校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2):141-143.

[6]余刚,夏云建.休闲体育专业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分析[J].运动,2013(20):124-125.

[7]邓斌菊.卫生职业学校“健康管理”专业课程开发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医学健康论文篇(7)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学健康论文篇(8)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学健康论文篇(9)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学健康论文篇(10)

“已病”“未病”,“治已病”与“治未病”,始出《内经》,经过了历代医家的阐释、发挥,应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而实则不然。本文以“未病”为“中文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发现1994~2009年间,有关文章条目达277条之多,而其中只有数条为会议文章。较之历代医家的解经,最有新意的当数涉及“未病”与“亚健康”关系的讨论 [1,2]。有人将亚健康调治视为“治未病”,从而将中医的“未病”等同于“亚健康状态” [3,4], 而不计二者的标准和方法背景。谈到标准,涉及中西医学的体系和方法、背景,就不是几句话可以了然的了。于是就有了笔者关于“已病”“未病”的多重思考,涉及文意、标准及未病与亚健康。

1“已病”“未病”文意辨识

涉及“已病”“未病”最多的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该篇通论人因何需要及如何顺应四季阴阳变化来调摄生活,并告以违背这些规律的危害。在篇末所主张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病已成而后药” 比较而言,恰如“乱已成而后治”,“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介入过晚、仓促迎战,既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自然也不经济。“治未病”是未雨绸缪的古代圣人之智在中医学实践中的必然主张,这是最经济的医学模式。应该说,上述道尽了《内经》关于“治已病”还是“治未病”理由,是最经典的、且为最多数注家接受的观点。同时也提示,《内经》论及“已病”“未病”,不为交代“标准”,而为传播医学智慧法则。

尽管如此,有关的文义仍不能忽视。现代学者关于“已病”“未病”的理解,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段逸山先生的“病为疾之加”说 [5]。作者引《说文·病部》对“疾”“病”二字的解释,认为“已病”和“未病”都是患病状态,但二者有病轻病重的分别:“疾,病也”,“病,疾加也”,“疾”轻而“病”重。作者还引清代医家陆懋修在所著《世补斋不谢方·小引》中“经盖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即当早为之药,乃后人以疾为病”,“不知经言未病,正言已疾”的文字佐证自己的观点。

段氏的上述说法依据不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扁鹊数见桓侯,而每次见面都望见对方病情有加重,从“疾在腠理”到“疾在肠胃”,再到“疾在骨髓”的无药可救,始终未用“病”字,一“疾”而终。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汉语中“疾”与“病”也可等而视之。这可能是之后“疾病”一词出现的原因。由此看来,无论“疾”了,或是“病”了,都是与“未病”相对的状态,并非“未病”即“已疾”,至少,字面上“未病”就是健康的无病态,与“已病”(已疾)相反。说“未病”即“已疾”有违语言本意,也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未病先防的宗旨不符。

历史上,元代医家朱震亨也不以“未病”为“已疾”。他在《丹溪心法》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朱震亨没用“未病”,而用“未疾”来表达对《内经》思想的认同,也是对《内经》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不治)已病” “(治)未病”最好的注解。可见,在朱震亨看来,“未疾”无异于“未病”,疾与病无异。当然,朱震亨也并不是真得不治“已病”之人,而是他贯彻了《内经》宗旨——“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即未病先防。

2010年第27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二是“已病”“未病”既指整个机体的状态,也指某一脏腑器官的状态。治未病,既是防病,也是防甚。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内经》中未病先防的思想的发挥,即“既病防变”。这种发挥是允许的,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决不违《内经》的原意。另外,《灵枢·逆顺》讲得很清楚,“上工,刺其未生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治未病的另一层含义,即“已病防甚”“既病防变”。

《内经》“治未病”是强调为医的圣智,对“已病”也是一定要治的,而且是古今医家的大任——尽管较之“治未病”有 “亡羊补牢”的遗憾。

2“已病”“未病”的标准

《内经》涉及“不治已病”“治已病”的篇章未明确“已病”“未病”标准,但不可就此断定中医学关于“已病”“未病”就没有标准。在今天如果不做特别的场景限定,“已病”与“未病”的标准已不再是《内经》的标准、中医的标准,而是涵盖中西医学,将涉及两个相应的医学体系的诊断方法,与各个具体的从医者及患者有关。

理论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未病”和“已病”分别不是绝对的。在理论上,一方面如果仅将“已病”“未病”的理解停止在语意和表述逻辑上,可直接断言:非“已病”,即“未病”;另一方面,机体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过程和空间上结构紧密无间的整体,“已病”还是“未病”,无论从时间的连续性,还是从空间的无隙状态都难以确定二者的绝对界限。或者说,机体并不存在患病抑或健康的绝对界限,而往往处在一个连续的变化和动态中。所以,理论上“已病”“未病”的绝对界限难以确定。

“未病”“已病”的中、西医标准都有操作上的局限性。西医学注重客观证据的科学性,其“已病” “未病”标准主要依据客观发现的证据。这个体系标准的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发现而确定的诊断指标,而且每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是具体的,标准和证据链条的联系是缜密的。尽管如此,科学认识、现实设备及执行医生主观能力的局限性都会影响已病、未病的判断,影响诊断结果。

中医的“已病”和“未病”标准,理论的表述比较复杂。尽管有“望而知之”的操作上的简单性存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灵枢·终始》“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相遇,寒温相守司,形肉血气必相称”,等等,似乎总不外“阴平阳秘”“九候若一”,但在实践中,人人可行的“察色按脉”,最终却可能以“视而不见”了结。依赖于医生主观能力的诊察、判断,也不是时时、人人都可以给出“未病”抑或“已病”的绝对明断。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现实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已病、未病在任何标准下,都不可能总是绝对正确和一成不变的。

3“已病”“未病”与亚健康状态

对以主观“不适”为主诉的状态,现代医学还未建立“疾病”客观诊断的指标,故冠之以“亚健康状态”,以表达对这一非健康态客观性的认可。“亚健康状态”的定名,说明现代医学对“已病”“未病”绝对分野的模糊。与“亚健康状态”作为疾病诊断缺位同时出现的,是现代医学对实施医学干预的依据和措施的缺乏。这被中医视为自身介入的时机,有人据此把亚健康的治疗放在了中医“治未病”的名目之下。从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点项目中“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中医干预研究”立项来看,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然而,统观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亚健康”(可能具有呼吸、消化、神经等多系统、多器官的症状,涉及及生理与心理方面,约有30种症状 [3]),就不难发现,现代医学是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客观检测指标和相应的标准,亚健康的病态才成为它的“亚健康状态”,成为现代医学标准下的、没有客观发现(应该是没能客观发现)的“未病”。而上述“亚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种“症”在中医标准下都符合中医“已病”的诊断了。故不可认为现代医学将“亚健康状态”归入其标准下的“未病”,就等同于中医标准的“未病”。因为二者的尺度、标准、方法都存在不同。在亚健康状态面前,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的优势是具有充足的实施医学干预的理由及丰富而有效的方式;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给出的“已病”的诊断,使得其干预更迫切和及时。中医干预亚健康是其特长,属于中医“治未病”谋略智慧的“既病防变”“既病防甚”,显然是“亡羊补牢”的后发法治病。这个认识无损于中医对“亚健康状态”干预的贡献,同时提醒人们应检讨自身在哪些方面违背了中医保持健康的摄生法则。

秦立新.“已病”“未病”议第1期更多的现代人意识中存在中、西两个参照系和相应的判断标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自觉到。在他们思考诸如“未病”的概念、标准时,“未病”已经具备传统和现代医学的两个标准了。就是说,此“未病”而非彼“未病” 了。对此医学标准的双重状态,学者必须清楚,而且应该让参与讨论的人也清楚。中医以为,亚健康的状态是因违背中医养生法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合等)所致,亚健康状态是中医不折不扣的“已病”。但在实践中,“未病先防”和“已病后治”不存在方法上的对立,气功、体育锻炼、饮食调节、中药、针灸等,只要适人、适时、适度,都可。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寻求“已病”“未病”的真意,不必对《内经》的“已病”“未病”语义做超乎寻常、甚至貌似“独辟蹊径”的演绎。《内经》直示了未病先防的摄生保健原则及已病防甚的先早期治疗原则。中西医学都有自己“未病”“已病”的标准,彼此不同。“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现行疾病态诊断标准缺失、干预乏术的表现。“亚健康状态”不对应传统中医的“未病”,或者“已病”与“未病”的中间态,而是确定的中医“已病”。“亚健康状态”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在未来新的检验指标确定后,可能会升格为“已病”。对亚健康的调治可以按中医地道的中医法则进行,但不能把调治的有效性视为将现代医学“亚健康状态”对应中医“未病”的依据,虽然亚健康调治可以归为“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或“已病防甚”。

现代医学不是中医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必从现代医学的缺位缝隙寻求中医空间。中西方两种医学一直在独立地运用各自的概念和理论总结、提高、丰富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并发现规律,简单、机械地将它们对等,于医学及其研究对象均徒劳无益。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上的中西医结合才是可能和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中医现代研究中简单的中西医对位的结论越少越好。因为这样的结论越多,中西医的特点就越模糊、甚至混乱,草率、苟且的结论更不利于任何一方。中、西医学方法和标准各具特色,二者的结合才是患者的福音,这一点始终应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惟其如此,两个理论体系的比较,临床上的互相借鉴才能名正言顺,才能提高疗效,二者的合作才更富临床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徐雯洁,王天芳,李力,等.试论中医研究亚健康状态的优势[j].2008,31(1):7.

[2] 张洪钧. “未病”不是“亚健康”[n].中国中医药报,2007-10-10.

上一篇: 生态课堂论文 下一篇: 中职毕业论文
相关精选
相关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