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内研究情况
会计教学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改革推进着，国内关于会计教学的研究大多是对理论教学的内容以及课程设置安排上进行的，而关于会计实践教学的研究主要是以职业教育的立场来进行的，鲜有的从教师的视角去研究会计教学体系的建设基本也是站在中职、高职教育改革的立场来讨论的，譬如熊玉红，戚英华2010年6月在《中国商界》中“试论会计实训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及其培养途径”，从会计实训老师的角度来分析其应具备的素质及及培养途径；张跃红2010在“会计实训教学及教师与学生的定位”中，讨论会计模拟实训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定位，并针对会计实践教学提出了建议，认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关键在培养“双师型”教师。
3本科会计教学的挑战
3.1界定本科会计教学的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首先要明确本科的会计教学与职业教育是不同的。本科的会计教学要求“厚基础、宽专业、强能力、高素质”，更多的考虑学生知识的系统化、完整化以及学生未来的发展。而会计职业教育要求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更多的考虑学生要有“必需、够用”的知识以及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不同，本科会计教学的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上可以参考但却不应该借鉴职业教育。其次，由于会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不管对本科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是如此，实践教学在本科会计教学当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轻到重的过程，但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学要求、教学时数的比重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同样应避免实践教学限于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之中。了解了本科会计教学的特点，在界定教学的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上才不至于迷失于当前的短期社会需求，而忽略了对学生长远发展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3.2设计本科会计教学的模式、方式。本科会计教学的模式、方式在不同的学校之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本科生从高中生升学而来，在高中主要从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中，学习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本科的会计教学方式在选择仅仅继续采用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目前普通本科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二是思维能力发展的教学模式，三是以发展健全人格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根据会计学科的特点，怎样运用已有的教学模式、方式，创新适宜于本科会计教学的特有模式、方式，是广大高校正在积极探索研究的重要课题。
3.3本科会计教学要求与时俱进。正如本文在开始中提到的，我国会计政策制度正进入全面改革的时代，我们所在的会计工作的大环境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这也要求我们的会计教学内容要时刻跟上时代的步伐。本科会计教材的更新速度、本科会计教师知识的更新速度决定了教学内容是否与时俱进。
4大学教师的应对方法
4.1加强对本科会计教学的研究。面对会计教学中的挑战，大学教师作为科研工作的主流群体，主要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以期推进会计教学的实际工作。
4.1.1加强研究界定统一的本科会计教学的基本内容与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会计教学内容的研究探索一直没有间断过，主要针对会计教学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或实训内容进行着。现阶段可以将会计教学内容分为会计理论教育与会计实践（训）教育，对于会计理论教学的基本内容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且已对理论教学的基本课程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在实践教学上的研究仍然缺乏研究，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统一的关于基本内容的有效共识。本科会计教育工作不同于高职等职业教育工作，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切不可照搬或借鉴职业教育。通过对两种教育方式间加强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本科会计人才的基本培养目标。
4.1.2加强对本科会计教学的模式、方式的探索研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在教育中传播最广的一句话，大学的基本教育模式，从最简单的传授知识，到现在的翻转课堂教育法，无不是人们对教学方法的创新，目的就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学到知识，更能够知道怎样去学到自己想了解的知识。本科会计教学也必须以学生为主体，由重视原理记忆变为重视原理应用，由注重问题结论变为注重发现问题，结合会计学专业极具实用性的特点，尝试与创新不同的教学模式、方式的研究，以期使学生逐渐养成善于发现问题和探索问题的习惯，进一步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4.1.3加强更新教材内容的研究。随着我国会计全面改革进程的深入，带来了会计准则、制度的修订，随之而来，我们用在会计教学过程中的教材也应做出相应的更新调整。有丰富会计教学经验的大学教师之间可以组织起来开展对教材更新的研究，通过教师间按专题聚集分工、备课、研讨，加快编写一些结合新情况、突出实际操作的补充教材，以期及时向学生传递最新的会计改革动态，传达一些会计热点问题和新出台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思想上的同步。
4.2拥有“双师型”资格。大学教师作为高校教育的中流砥柱，大都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一般多来自于各大高校的硕博研究生，属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教育模式。会计学作为应用性学科，既需要理论的深度与广度的支持，也需要实践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和检验，在高校中广泛认同的对会计专业教师具有“双师型”资格的要求对大学教师而言仍然有必要。所谓“双师型”即指高校教师资格和会计师资格。高校教师资格是从事高校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本科会计专业教师从事会计教学的前提，体现的是教师在教书育人上的能力，是对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认可；会计师资格是我国对会计人才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类别上进行的认证，体现的是中级会计实践能力，是对具备一定处理实际会计业务能力的认可。“双师型”的提出最初来源于高职教育，但现在在所有的会计教学中已成为基本共识。
4.3参与会计实践工作。拥有了会计师资格说明了在取得资格证的时候，这些教师具有了一定进行会计实践的能力，但是这样的能力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继续强化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能力只会被弱化，并且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对于没有到过企业参与真实会计工作的教师，缺乏对会计工作现实流程的感性认识，在会计教学工作中传递理论知识难以深入浅出，进行实践指导难以对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确切的答复。正因如此，从事会计教学的大学教师有必要在教学科研之余在学校认可的情况下，寻找机会积极的参与企业的会计工作，同时，也可参加相关的职业培训，校外高级会计师具有丰富的会计实践经验，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培训和教学实践锻炼后，在教学中能较好地将书本知识与会计工作实际紧密结合。
在这一阶段里，师生要根据具体内容对彼此的任务进行明确的分工，了解知识背景，对后续学习打好基础，为下两个阶段做好铺垫和知识储备。教师要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探求学习动机，做好充分的经验积累。还要不断鼓励学生们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确立学习目标，进行小组互学习，分工合作。学生们在这一过程中要做到确立研究的课题，目标和范围。例如《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中《Friend》这一节，学生们要做的就是了解作者，分析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来阐述主题，作者的重点在哪里，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这篇文章。师生要共同讨论话题。
2.实践研究课题
在这一阶段，师生要对研究的课题进行基本的准备，包括广泛的搜集资料，对课题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汇总，以及在研究课题时产生的观点的归纳。师生可以通过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网上浏览咨询等多种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并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提取出最有价值，最切合课题的内容。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学生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尽管是疑问但也对研究有帮助，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做一总结，并对其展开讨论，还要记录下讨论的结果。在师生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学生们要进行分类和归纳，讨论后还要做出总结。
3.得出结论并总结
在这一阶段，要根据上两个阶段的研究得出关于这个课题的结论，对研究结果做出总结，并形成书面报告材料。成果的展示可以是多样的，小组交流，PPT的播放或者是辩论会，主题班会等。这样的展示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深化学习，将所学成果更系统化，全面化，形成更完备的知识体系，提高学生们的表达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师培养研究性教学能力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研究课题的确立是研究性教学的基础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呼唤。通过问题的呈现，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通过问题的解决，训练他们的英语思维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传统教育，研究性教学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单纯的你教我学，而是教师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参与到学生当中，更多的是引导鼓励。那么研究课题的确立就成了成功进行研究性教学的基础，师生的计划要从一个明确的目标开始，然后才能有分工与合作。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带动学生们的求知欲让学生们自觉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探求。
2.小组合作讨论探究是研究性教学的主要形式
研究性教学强调的是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要求下小组合作讨论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的主要是组织，让学生们的小组更有序，在一种自由、轻松的环境下让学生们更有条理的进行讨论探究，并在主要方向上加以引导，使学生们不偏离课题。这样学生们才能将自己的创造力，探索力和学习动力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也是小组形式的目的所在。同时，小组讨论可以激发学生们先前的知识储备，使思维清晰明了的显现出来，并在讨论的过程中营造了一种大家参与，自主学习，积极探索的氛围，让同学们在感受观点冲突，问题突出的同时还能不断地思索，探求解决途径。另外，小组讨论这种形式是学生亲自参与，共同努力的一个平台，它会使学生们对探究的知识有更深刻的印象。
3.研究成果的展示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过程
研究成果的展示就是学生们思维成果的展示，就是思维过程外显的过程。它体现了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似乎不需要教师的参与，但是，教师在与学生们分享成果，要注意对学生们的成果予以应有的尊重，并作出评价和提出建议，使学生们的思维在原有的顺承性和连续性上有所突破，打破思维定势，使英语教学跳出语词积累的局限，向体验英语的方向发展。
4.成果反思是研究性教学的必要环节
学生们自主探究的成果会让学生们感受到自主学习的乐趣，因此教师应该组织学生们进行成果反思，立足于课本，内化学习知识，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分化、条理、归纳。教师也要对学生们的成果进行汇总，找出其中的亮点和不足，从中整理出学生们的思路，并进行分析总结，让学生们在反思的过程中找出创新之路。
一、根据、现状与特点
首先，我们应该从大学教师这一群体的身份角色的性质，来讨论一下大学教师道德的必要性这一前提性的问题。这本来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似乎近年来也成了问题。大学教师首先是一个职业群体，但同时它构成了知识分子这个精神性群体的主导部分。在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有人认为，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不再以天下为已任，而主要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当代知识分子只是一名学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一技之长的专家。第二个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与政治、经济的分离，使知识分子不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而只是社会中众多分子中边缘的一员而已。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道德人，而是一个知识人，他应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存在。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证实自己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其他非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有人认为这才是恪守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知识分子不再背负“道”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种观点似乎认为知识分子在当代只需要“妙笔著文章”就行了而不需要“铁肩担道义”了。这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也拒绝了社会和公众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使知识分子的道德必要性成了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偏激，知识分子在当代可能更加知性化、专业化、边缘化、平民化，但仍然是最具精神性的一个社会阶层，完全放弃了社会良知和对自己比较高的道德要求，则知识分子就会失去其质的规定性。讲求道德文章皆佳，学问道德兼备从来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也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亦即道德与学术实为二而一、一而二者。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够发挥其社会批判、引导民众的社会作用的价值基础。
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导部分，其群体道德的根据首先来自于这种阶层的本质规定性。另外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和责任则来自于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功能，自由和权利。任何职业都有其职业责任和道德，由于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社会功能，使其职业主体的责任和道德变得更加重要。其职业主体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状况不仅影响着大学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社会的道德风貌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职业责任就是某一种职业从业人员对其职业团体的职业目标实现和功能发挥所应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职业主体的职业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一种做事的行为规范要求。而职业道德则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职业目标和功能，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个人品质和人际规范。本文侧重从人际规范的角度来论述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二者在职业的范围内都具有做事做人所应履行的义务的含义，而且这种义务性的规范均主要是*自觉自律得以实现的，这种义务虽然也包含了某种职业雇用的强制性，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道义性，这是由教师职业育人的人文性和崇高性所决定的，因而其差别并不是很大，即都体现为具有道德性质的义务承担和行为规范，但出于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责任看作是做事方面的义务，而把道德主要看作是做人的要求。
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道德确实是以学术自由和职业权利为前提的。“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1]这分别是指学术自由的政治含义和管理上的含义。我国大学教师越来越享受着更多的学术自由。享受着充分的职业权利。他们对大学的事务如教师的招聘、课程的设置、学术的评价、学位的授予等等拥有权利，他们享受着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年有两个假期甚至还有学术假，他们的经济收入在中国已基本达到一个与其中产阶级的地位身份相当的水平。与此相联系，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方面似乎并没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权利的的不断扩大而相应的更好，而且，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还常常在于，大学教师不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奉行自己的职业与学术道德。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其所著《学术责任》一书中指出：“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谈到个人自由与群体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关系时，约翰·加德纳（JohnGardner）表述地很好：‘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2]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我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利，而且要关心我们的职业责任和道德。
目前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状况从总体上看是不容乐观的。教学责任的松懈、对团体和公益的责任等等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有的研究性大学自由到可以容忍有的教师连学校最必要的会议和集体活动都可以不来，给人一种无组织存在的状态感受。在职业道德方面敬业精神的匮乏，学术道德的缺失、人格境界的狭隘等等都成为突出的问题。这一方面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只强调了硬币的一面而对另一面则关注不够，也许还在于大学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使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和道德呈现出一些特点。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在西方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西方中世纪，大学多与教会有着密切联系，是一个修学与修道的场所，公众对他们的道德性从来没有怀疑过而给予充分的信任。中国的士大夫，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更是以其“以天下为已任”的高风亮节受到民众的尊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知识分子在很大的意义上被公众看作是知书达理的君子、道德的楷模、良知的体现。因而这一群体的道德往往不被公众关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从事知识生产的群体，其工作的创造性、个体性的确需要更多的自由，教师也被理所当然的看作是自由职业，因此，大家所关注的是给他们以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而很少向他们提出责任与道德的要求。但是，现代大学成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巨型化、国际化的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如果还对其主体不提出一些责任和道德的明确要求，那么要很好的保证大学的正常高效运转，实现大学的总体目标越来越变得不可能了。所以强调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是大学在现时展的需要。另外，大学主体的责任与道德，主要不是*制度的安排，而是依*大学的某种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因而使大学教师的责任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体性、自律性而缺乏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复杂的大学生活中，要强化教师的责任与道德意识，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群体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教育，另一方面更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规范制定并强化监督机制。
二、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
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主要是由大学的目标与功能决定的，其目标与功能的实现主要是由其主体职责的履行得以实现的，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大学的职能包括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甚至还有文化交流等职责。相应的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主要表现为教学职责，培养指导职责，学术职责，公益与社会服务职责等几个主要方面。这是从教师的职业活动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职责的对象角度来再加以分类的话，又可以分为对学生的职责，这主要是教学与培养指导职责，分别是对本科学生与研究生的职责，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学校的职责，因为学校就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学术职责可以说是对科学事业健康发展所应负的道义责任，体现为尊重科学规律、具有科学精神。公益和社会职责则是对学校和社会的职责。
通过教学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这是大学在其产生之初就首先具有的最基本的职能。这是纽曼时期的大学理想。在他看来，大学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发展了大学的研究功能，而美国的大学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使其与市场社会紧密联系，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而又使现代大学具有了其社会服务功能。这样使大学成为一种综集性的社会组织体。
尽管如此，可以看出，教学、培养人仍是大学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责。如果说更多的研究功能使大学教师区别于中、小学教师的所在，那么其教学功能与职业则是所有教师不可或缺的职责，舍此则不再是教师了。其区别不过是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大学教师也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学者。研究冲击教学，似乎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的大学，也越来越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对大学来说，研究水平及其成果是决定学校声望和排名的硬指标，对于教师来说科研成果的多少、优劣则是决定他们的晋职、待遇的硬指标，这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就轻视了教学。教师在履行教学职责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性和敬业精神差，用力小、投入精力少，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和整合力都不强，不遵守教学规范，很随意，不认真备课，教学进度无计划甚至有的教师随意缺课，让人代课，还有迟到早退现象，从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应付教学的情形，在学生中引起不良反映，影响了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学扩招的规模又比较大，这样就更难保证教学质量了。现在各个学校虽然都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但这种努力如果离开教学主体——教师的认同和配合则会是收效甚微的，或难见成效的。要努力改变这种情况，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培养教师对教学的职业责任感，通过多种积极鼓励和监督检查措施养成教师的教学职业责任感。“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它成为让人们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3]
培养指导的责任是指在一些研究型大学或者有研究生培养能力的大学里，培养指导研究生成了教师的重要工作和职责。这一职责在一些以教学为主的没有学位授权点的学校是不存在的，但在前一类学校，则其重要性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对本科生的教学职责。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在这类研究型大学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有的已与本科生在校人数接近、持平，在个别学校和学院，甚至是研究生超过了本科生人数，如本人服务的系就是这样。这类学校也公然宣布自己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学校。而对教师来说，特别是一些教授，可能在若干年内已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了，这虽然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提倡，但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成为这类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和职业责任。培养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不单纯是一种教学职责，作为导师，他们与研究生之间建立了一种较之本科生而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是职业的义务与对人的发展的义务的更为紧密的结合，是教学、科研、人格、能力等的全面职责。作为导师，不仅要检查督促研究生很好的完成他们的学位课程，取得优良成绩，而且要指导他们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形成研究的能力和科学精神，遵守学术规范，发表学术成果，同时还要根据研究生的素质、性情、能力等特点对他们整个人生的发展设计出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发展前景和计划，当然对他们的做人、品质也要负起全面的责任，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起码也不要做出有辱师门的事来。
尽管教学与培养指导责任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但能够体现大学教师职责特点的却是学术责任，大学教师职业在根本上是一个学术性职业，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那他们和中、小学教师以及其它职业的区别就不大了。大学教师如果不从事研究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履行前两种职责，没有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就不会太高，也难以对研究生进行指导。优秀的学者自然是优秀的教师，把原创性工作丢在脑后的教师，很快就会变成落伍的教师。实际上，在研究性大学中，大多数教师都是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工作的，甚至对于学术成就的关注，开始以牺牲教学和培养工作作为代价。
学术责任是学者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体现为尊重科学规律、具有科学精神，它主要不是一种职业责任，而是一种事业责任，具有更强的道义性、精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学术道德是一回事，也可以说它是体现在科学研究工作全过程中的学术道德规范。笔者以为学术责任或学术道德的基本规范是真实不欺、客观公正。这不仅是学者自己应该遵守的，而且是学者对别人的学术工作和成果所应有的态度和行为规范。
学术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真理，因此它内在的要求学者自身要有真诚不欺的精神，因为虚伪与真理是水火不容的，一个以追求真理为自己工作的最终目标的人，要以虚伪欺骗达到真的目标，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对道德和良知的嘲讽。这个道理似乎是无需多讲的，可是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也许是近年来人们关注学术道德的原因所在。造假被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最不可原谅的错误。造假在研究初期表现为在审报课题时，骗造较多的前期成果，在当事人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把其列入课题组名单，利用其学术声望使自己的课题更容易获得。最恶劣的仍然是研究过程中的骗造假数据甚至在一些人命关天的领域也有这类现象发生如在生物医学领域，这不仅丧失了最基本的科学道德，动摇了学术工作的根基，而且是伤天害理的事。科学欺骗行为使其他无辜者的研究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造成对珍贵研究资源的配置产生更大和更久的浪费和不良影响。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使用他人尚未公开发表的观点是一种盗窃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不易被察觉和证实。进一步利用他人已经公开发表的观点属于学术研究。不仅借用观点而且还将其表述的原文照抄过来是剽窃。在成果发表过程中，署名的“友情赠送”也是一种不符合诚实的科学精神的不良行为。友情赠送不仅使人们混淆了真实的作者，将荣耀给了那些不该获得荣誉的人，而且如果在研究中存在不正当行为，那么对无辜的合作者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剽窃行为盗用了他人的表述，使自己的提升得到不应该有的名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在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OfficeofResearchIntegrity）提出的定义中，剽窃，连同欺骗和伪造，都被列为该机构需要处理的不正当学术行为。“剽窃”被定义为：“在没有适当方式说明出处的情况下，将他人的词句或观点表述为自己的词句或观点”（《研究中的诚实与不正当行为：科研诚实委员会报告》，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公共健康服务部，1995）客观公正也是科学事业的内在要求，因为规律和真理是客观存在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知为不知方是知也。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离开了客观精神将会一无所获或走向谬误。但是在对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自我评价和同行评议的过程中，有的人往往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对自己的项目和成果大肆吹嘘、无限拨高，而对别人的项目和成果则是有意贬低和压制。特别是在同行评议中，这种情况可能表现得更突出。在学者的学术生涯中，同行评议是一种重要的活动。它可以决定学位的获得从而获得从事学术工作的资格，它可以影响研究项目和经费的获得，学术成果的能否发表，学术水平的认可，成果的评奖从而决定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声望。但如何使这种人为的评价能够更加客观公正，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学术界尚须继续努力的。在评议方式上，往往有专家匿名或公开评议，还有定量的方法亦称文献计量的方法。它统计研究者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这些文章随后被其他科学工作者引用的次数。各种评价方法各有其利弊，不能尽善尽美，甚至在近年来的学术评价工作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对学位论文的评价过宽、看面情，在科研成果评奖中根据关系和地位而不是根据学术水平等来评的学术腐败行为，甚至在一些非常重大的部级的项目评审中或成果评奖中，以一种貌似公允的量化打分的办法进行，但离开了学者的客观公正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责任，这种公允的形式恰好充当了不能客观公正的挡箭牌，如有五个评委打分，有一人跟某人有过节或要有意抬高某人，都可采取有意打高分和低分的情况，虽然现在也有的基金和评奖采取了取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办法，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禁止学术评价中的不公正现象，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同行评议同人类的所有的评议一样，可能会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不管如何小心地去排除。要做到客观公正，还要依*学者自身学术道德的提升和学术责任感的增强，但这种道义的力量往往又与利益原则发生冲突，而使有的人丧失学术良知。能否客观公正的对待他人的学术劳动与成果，实际上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这不仅是对事业的一种责任，也是对人的一种责任。
学术道德的失落，学术责任感的淡化，不良学术行为的出现，其原因都在于利益的诱惑使学者丧失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有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利益诱惑和学术良知面前做出选择，这是每一位学者都应思考的问题，让我们呼唤学术良知，重建学术道德，强化学术责任感。
如果说上述三种职责是大学教师的职业本份，那么，公益与社会服务职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衍伸性责任。这种职责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的，一是对社会的。对大学的公益与社会服务职责，表现为参与组织的会议、集体活动、教学研究、学术研究与评价特别参预某些大学的管理事务，这既是大学教师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大学是一个培养人才与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教授治校、学校自治成为大学传统，这样就使部分教师有可能从事校长、院长、学校职能部门甚或是系主任、中心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等大学内部的社会公益性的管理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赋予教师一个新的角色和职责，使他们在教师的身份基础上又多了一层身份和职责。但他们并未失去教师的身份，在中国这部分人被称为双肩挑。在西方的大学里，这种管理工作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大学团体的一种服务，而在我国则往往把这看作是当官了，似乎是对一些教师学术地位的一种肯定。特别是在一些二、三流学校，这种官本位的意识更强，使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己的学术精神，使学场具有浓厚的官场习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事业的进步。我们一定要淡化当官意识，强化服务意识。
如前所述，教师对社会的服务功能，是由于大学在当代社会又产生发展出社会“服务站”功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与贡献，有些是以学校团体的形式发生的，如大的技术项目转让或开发，大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创办甚至上市，社会办学等多种服务形式，但也有很多场合则是以教师个人身份发生了对社会的服务关系，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与学校及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使这一领域的职责和道德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种种服务活动有些是与教师的专业有关系的，如专业咨询、校外讲课或报告，技术转让或参股，有些则是与专业没关系的，如在没有离职的情况下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甚至是企业管理工作等等。这里面的责任与道德问题表现为：在绝对时间上，用大量精力在校外活动，这势必影响校内教学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如有的学校的教师讲校外兼职的课比讲校内的课还起劲，课时量之多已超出了他们的负荷，但还是在讲，因为外面的课时费很高。有的人还无偿使用学校的名牌、设备等软、硬性资源办学，有的侵犯学校的知识产权，把自己在学校的职务发明甚或是集体成果偷偷转让以换取暴利。有人讽刺说，这些人兼职成了专职，专职成了兼职。这方面暴露出的问题是很突出的，但由于在我国尚是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大学在此方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还不是那么明确，控制的也不是那么得力。由于教师工作的个体性和自由性，使对他们的校外活动较难控制，在美国，起码还有这种责任观念，在我国可以说连观念的自觉性都还没有，可以说我国大学教师在这方面享受着充分的特权与“自由”。在美国的大学里，一般从事与专业有关的校外咨询等与专业有关的服务工作，一周不超过一天在道义上是被允许的。斯坦福大学的有关政策提到：教员首要的职业效忠对象是学校，其时间和精力应首先承诺给学校的教育、研究和其他学术项目。全时任用要求教员有在校园里效力出勤的义务。……应该可以被学生和工作人员找到，在职期间的任何时间应与斯坦福的同事保持互动。校外专业活动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必须保证不致干扰教师对其大学的全时义务。一个教员全时在职期间，尤其不可以拥有明显的校外管理责任。大学与大学主体——教师在当代社会不可能没有社会服务活动，但界定其中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这种活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紧迫的。
三、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
任何职业道德的首条规范或基本原则都是要求从业人员要尽心竭力地为职业对象服务，那么，同样教师职业的存在其必要性就在于学生的存在。因此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同样也是大学教师职业道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大学教师对学生首先应该具有热情关怀的态度，一切为学生的发展和学业进步考虑，把学生成长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他们要热情教导与培养指导，不能以冷漠、嘲讽的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尊重学生的感情，并且抱着明确的促进学生学习的目的。对学生的认识和品德错误提出及时的批评和忠告，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学习成绩要负全面责任，教学态度是否认真，备课是否充分，授课是否认真，考试评卷是否严肃，这不仅是一种做事的态度，而且体现着对学生的权利和人格是否尊重的问题。在对研究生的学习、成长、人格发展进行培养指导的过程中，更是体现出导师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直接责任。其次，要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平等权利，尊重他们享有的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只不过这个“类”的具体含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孔子当年主要是在学下民间的背景下，提出教育不应以社会阶层等的差别而影响学生接受教育，而在今天，我们则不应因学生的贫富、素质的良莠、家庭的背景、甚至是男女性别的不同而有差异。作为受教育者他们在教师面前都是平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权力的公正。不仅要尊重他们的权力平等而且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平等。第三，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建立一种正确的权力义务关系。在研究生阶段，还有一个教师是否侵占了学生的科学研究劳动及其成果，是否对他们有劳务方面的剥削，是否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意志强加于人的因素等等。当教师与其学生的关系超越了友谊而变成别的什么时，一种特殊的损害会就此产生。在教师与他们的学生之间的罗曼蒂克以及性关系的整个领域，充满了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不快与紧张不安，因此必须理智的对待。在中国大学的性胁迫事件似乎还不常见，但这也是在处理教师与学生关系问题上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个问题。
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谐、团结合作，必要的团队精神是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教师的个体性的创造性劳动决定了这一职业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不仅事业发展需要合作，从人性的完善角度看，似乎需要更多的亲近性和勾通交流。这样对形成自由探讨、友好交流的学人社会氛围是有好处的，从而会推动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现代科学发展是高度分化的又是高度整合的，这需要学者既要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又要有很好的合作精神。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凭个人的努力尚能完成一些研究项目，但自然科学大多需要合作。要形成这种和谐合作的关系，就要求教师之间首先要有这种和谐合作的善意，要对团体和他人有认同感，要互相尊重、协作、忍让、宽容。在学术探讨与交流中要注意尊重对方，不要有太过激的言词甚或是超出学术语言范围的话，而对他人的综合学术水平甚至人格进行攻击，这不仅不合学术规范，而且会很伤感情的。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又要善于把学术问题与感情问题区别开来，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但这并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感情，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似乎就是跟他这个人过不去，这是有碍于学术进步的。大的学术研究项目需要彼此在知识结构和研究工作分工方面的协作，即使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其研究的个体性比较强，但在学术方向与学科发展的整合上也需要互相分工，互相协作，否则便难以形成比较显明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不仅影响学科发展，也会间接影响学者自身的学术进步。合则共荣，离则同败。要达致这种合作和谐关系，还需要彼此在利益上相互谦让，在精神上相互宽容。很多矛盾都是由一些利益纷争引起的，另外，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个性都比较鲜明，甚至是有一些缺点，这要求我们必须有谦让和宽容的精神，超脱一些，利益看得淡一点，这样必能形成良好的教师群体人际关系。
另外大学教师在大学团体中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与学校的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的人际关系，无疑教师是大学的主体或主导力量，这是必须坚持的价值观，但大学离开了管理与服务这两支队伍也是不行的，所以双方都要有互相理解和尊重对方的道德义务。这两种群体有时在精神上表现出某种对立的情绪，这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冲击了大学的某些传统，如以教师学生为中心的观念，教授治校的观念。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校园中充斥的官本位使教师地位低下而且感到压抑，从事教学第一线的工作并不是最底层，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只要有点权都会压抑教师，随着大学改革的深入和大学传统的逐步恢复，学校管理部门服务意识的增强，大学后勤社会化的推进，近年来，教师的中心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从另一方面看，教师也应对管理与服务工作有更多的理解，有的冲突的产生是教师不熟悉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若干情况和程序，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和谅解。在与社会公众打交道时，要善于维护大学的价值观，这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能因利益而丧失这些应该坚持的精神原则。维护教育价值的严肃性、学术价值的崇高性，如美国的某些大学就坚持不授予高官或总统以学位，但在我国，有的大学则为了达到利益目的，不仅把学位在不严格把关的情况下变相授予某些掌握权力的官员，而且也同样授予某些有钱的企业界人士。还有教师为了达到拉点赞助金从而出版著作的目的，不惜把能提供金钱的某些官员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前面，这已不是“友情署名”了而是对学术价值的一种变相出卖。当然这也是一段时期的客观情况所迫。大学曾经是“象牙塔”，现在成了“服务站”，在坚持开放办学、服务社会的同时，我们仍然要坚守某些独立价值原则，因为服务毕竟是知识的应用，而大学的基本使命和任务是知识的传续和创造，知识的运用不仅追求广泛的社会效益而且追求经济效益，而知识的传递和创造则是以育人和科学精神为其价值基础的，而这两者之间有时是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这是我们在不断扩大大学的服务功能时要保持的必要理智，也是每一个大学人的责任与道德或应有的价值立场。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二、通识教育理念下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定义
在如今的教育改革狂潮下，大学英语教学不能盲目地改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发展，以及它和传统意义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有何不同。英语，对于我们的大多数教师来说，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在这个意义下的教师发展是指教师随着教学年限的增长，其经验和知识也不断得到丰富和补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不断反思与进步也让其能够在专业上获得突破。国内外的教学界对大学外语教师发展的界定有所不同，相关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优秀外语教师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的框架，其中就包括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他在相关领域上理念的成长和英语教师需要发展英语教学理论，以及对英语和计算机的运用要有比较高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英语通识下教师的发展是指通过相关的比较专业的培训或教师的发展来适应具有人文性意识的英语教学，这种大跨度的转变是大学英语教师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适应的。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定义框定了大学英语教师在通识教育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和内容，但是，其实用性我们还得通过实践来证明。我们知道，母语的本土性是第二语言无论如何都不能比的，而国内在英语教育方面的改革不具有一个时代性的特征，广义上的英语通识教育显然超出了一般英语教师的实际能力。所以，我们提出的通识教育理念是在教师平衡相关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的同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通识教育环境下的英语教学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和自主化，通识教育发展是教学改革的一种理念和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出在通识教育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理论框架，其由老师的知识框架、创新能力以及自主教学三个方面构成，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一起为通识教育服务。
三、通识教育理念下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具体内容
1．教师的知识框架。
英语教师的知识水平以及知识的拓展度是教学的基础，没有了这个最为基本的东西，我们所说的通识教育也就沦为了空谈。知识结构主要是指英语学科的学科知识。通识教育理念下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包括了学科知识和英文方面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方面：英语学科知识、人文通识知识和人文性的相关逻辑知识。其中，英语学科知识比较清晰，就是扎实的英语基础和熟练的表达能力；人文通识知识就是指对人文、哲学方面的了解，是一种研究人的意识观念以及行为和对事物辨证看待等的一个总称；人文性的相关逻辑就涉及到了分析、判断以及评判等方面的知识。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传统的英语教学几乎全都是注重语言本身的语法、单词的拼写等比较单一的方面，忽视了很多人文化的东西。在通识理念下的英语教学就要求我们注重文学、社会等人文性的方面。而要把这些方面很巧妙地插入到我们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就需要英语教师具有很扎实的知识框架以及对人文情怀有很深的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英语课本。
2．教师的创新能力。
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脱离单一的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所以，通识理念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就必须具备创新能力，教师的创新能力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即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从An－derson的认知能力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创新能力的两方面内容。该认知能力模型包括6个层级，从下至上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思辨能力就好似这个模型中最后那个的理解、分析和评价。英文思辨能力是创造能力的基础，英语教师只有经过严谨的思维分析，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创造性思维。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只有先对课程内容进行一系列的思考和分析之后，才能在相关方面形成具有一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才能在紧扣课程主题的同时让学生们感受到创新的魅力。教师在对课程进行理解、分析的过程就是教师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地做好这些基本步骤后，才能让教师的创新能力有个质的飞越，学生们也可以很轻松地学到课本中的知识，让整个教学过程不再枯燥，相反更加具有趣味性。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是一门比较综合性的课程。其中涉及很多因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通识教育理念受到人们这么多关注的原因。只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引导学生们发展成为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3．教师的自主能力。
相关学者将教师自主能力定义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能力、自和控制权以及教师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自主能力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里的个性化教学能力主要是指教师在给定的教材、工具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理解所制定出来的一个教学方法，然后通过自己的讲解来达到一个最为高效的教学效果，个性化的自主教学就更能体现教师的创新能力。教师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包括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学习以及经验的积累、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创新能力以及知识框架的补充等。现阶段，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为教师在自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大学英语教学主要采取的是课时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进行教学，不用拘泥于以前的条条框框。所以，教师可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课时设计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相应的修改，大学英语教材也包含了很多内容，这就为教师的自主教学提供了便利，让教师可以有很大的空间来进行自主教学。这也非常符合通识教育的理念。第二，教师的自主学习是教师在教学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的一个途径，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的备课与个性化的教学设计以及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借鉴都是提高教师教学的最好也是最便利的方法。这些过程也是教师自主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自主能力也是教师创新的前提，这和前文提到的Anderson的认知能力模型理论不谋而合。所以，教师的自主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走向通识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四、通识教育理念下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途径
从前面对定义和内容的分析我们知道，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大学英语教师在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发展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即教师的自主发展、基于学校本身层面下的发展和基于国家层面上的发展。
1．教师的自主发展。
通识教育要求教师能够转变意识，从单一的课堂转化为全方位的课堂，增加更多的人文性和创新性。教师的自主发展是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教师通过平常的教学增加自己的教学经验以及增长自己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然后逐步来个性化我们的课堂。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的教师能够懂得反思与研究、学习并构建等。尽管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也存在很多定期的教师培训，但这些培训往往是以课本为主，教学模式相对单调，所以教师的自主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基于学校本身层面上的发展。
由于我国高校众多，所以，不同学校的英语教师在通识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有不同。根据学校所开设专业的不同，教师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宏观上，教师自身的发展可以引起学校决策和规划的改变。有的高校会对具有通识教育教学任务的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以保证通识教育能正常、有效地展开；微观上的教师发展形式有很多，比较成功的方式当属大学英语教师教学团队的教师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增加教师间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从而展开讨论，共同成长。基于学校本身的发展实现了教学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满足了不同类型大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要求。
3．基于国家层面上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外语通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教师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帮扶。国家层面的规划相当于教育的纲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国家给定的英语教师通识发展方向结合相关教材进行自主发展。针对国家层面上的教师发展，我们建议对英语教师的发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让通识教育理念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在我国的高校中发展开来。
作者简介：王灵芝（1987-），女，山西介休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5-0126-02
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体系中，人文学科是人类的心灵之学，是人类精神的表达者和守护者。儒家先师孔子、孟子、朱子是人文学科教师的典范。因此，具体分析人文教师的特点及类型有助于显现人文教育的睿智性、性灵性和人文性。
一、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
1.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者间的关系
（1）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两者的关系可以简略概括为：一是对立。因研究领域不同，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题是自然现象。”[1]二是融合。从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出发，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交融。马克思曾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
（2）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般一起使用，并不做严格区分。如美国国会在建立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时采用的定义是：“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学科：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以及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3]在我国，无论是学术领域（如学科分类体制），还是非学术场合（如图书分类标志）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合二为一，统称“人文社会科学”。二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二者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如美国学者伯纳德·巴伯认为，“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人类行为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有时则可以提供能预见社会科学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4]
2.人文学科的特点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人文学科研究人本身，当然这个人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个人”，是“作为主体的人”。叶郎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也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学科总是致力于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或典范，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的完美化。”[5]我国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的统一，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6]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人文研究有主体化和感性化的特点。”[7]它尊重人的主体性人格，把人视为有情感的生命存在。当然，人文研究也采用科学方法，如实证方法、统计方法、逻辑方法等，但更强调主客体情感的交融过程。在研究中，人文学者带有强烈的感彩，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受个人感受与性格个性因素的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文学科是以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方法的主体化和感性化，其学科群是以文学、史学、哲学为基础，同时包括由这三个科目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科目，如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艺学等。
二、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内涵
人文学科教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三方面，即“教师要积累相当的古典文化知识，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尊严及发展，重视德性修养，尊重多元文化价值。”[8]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有稳定的精神品质。概括而言，大学人文学科教师应具有以下特点：
1.具备广阔的人文视野
人文学科教师要涉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人类各方面知识。正如学者黄万盛所言，“人文教师要精通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接受宗教学的训练，追寻人的终极关怀，开阔存在的意义；学习历史，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研读文学，理解人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探讨政治学、社会学，了解种种的苦难无奈与不尽如意；同样，通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9]总之，人文教师就是一个杂家，兼收并蓄，熟读古代经典，略通天文地理。
2.拥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对学生人文性的关爱。这种爱是教师发自内心的，指向终极关怀的爱。它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更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尊重和珍视。第二，教师以宽容之心善待学生。原谅学生的幼稚，包容学生的错误，宽恕学生的冒犯，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第三，善于运用体验。教师要以学生的视角观察事物，以学生的心态感受一切，真实经历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过程，深度体察和感悟生命的过程。
3.饱含深切的人文情怀
人文学科的根本任务并不是使人有知识，而是使人有智慧。[10]人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终极思考，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解，从而觉悟人生的意义。促进学生把“知”转化为内在的德行与行动的力量，将人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
三、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三种类型
儒家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人性的提高。儒家教育思想渗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化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人文特征。因此，笔者以古代圣贤孔子、孟子、朱子为代表，具体阐述人文学科教师的类型。
1.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型
学而不厌，教而不倦。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他才是活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也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11]孔子善于学习，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入太庙，每事问”。[12]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颜渊曾渭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12]
实事求是，教学无隐。孔子对学习抱着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的事理，孔子宁可避而不谈，也不向学生胡言乱语。《先进》篇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2]每遇学生“问未切”时，孔子都是“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坚持将所学知识，全部交给学生。而且对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偏爱某个学生或亲属而授以密笈。他曾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12]
温柔敦厚，爱生如子。孔子待人温和亲切，恭敬礼貌。《阳货》篇载：“居！吾语女”，然后才开始“仁义道德”的说教。简实的话语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极富生活气息。孔子对弟子，从学习到生活都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师徒情似父子。他教导子夏要做一个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对颜渊过着“箪食、瓢饮、居陋巷”的困境生活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极为称赞。对于颜回的死，更是悲痛至极。“颜渊死，子哭之恸！”并大声疾呼：“天丧予！天丧予！”[12]孔子伤心欲绝，足见师生情感之深切。
2.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型
刚正不阿，浩气凛然。孟子刚强正直，傲视权贵。在他看来，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都不是自己追求的。孟子所善养的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正是凭借于此，他才敢当面指责邹国君主治理无方，才敢对齐宣王予以严厉的教训和质问。言语犀利，锐气逼人，致使对方忽而“勃然变色”，忽而“顾左右而言他”。在论及大丈夫人格时，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发展“大丈夫”形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这种正道直行的品格，浩气凛然的气概实乃温顺君子所望尘莫及。
学思力行，自得专恒。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14]其含义就是懂得学思结合。“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5]孟子以读《武成》为例，通过思考，求证之后发现书中内容不能尽信，“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故“只取二三策而已”。[13]此外，孟子强调学习上要深造自得，追根溯源。“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13]学者志于道，日积月累，渐进有序，方可豁然通达。
旁征博引，善于权变。孟子在与诸侯国君主、非儒学派巨擘和各路弟子的谈辩过程中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援引前圣先哲权威性的言论、约定俗成的说法以及相关史实。为了驳斥当时一些诸侯君主只想“无敌于天下”，却不实行仁政，孟子援引孔子的观点“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13]孟子在谈说论辩过程中，既坚持某些经典的正确性，又承认特定条件下处事的灵活性。《离娄》载，针对淳于髡的不解，孟子解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孟子通过机智灵活的变通之策，既维护了封建道德的正常礼制，又无形中教育弟子要学会变通。
3.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型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朱子认为读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杂乱无章等。他以读《论语》、《孟子》为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位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16]对于熟读精思，朱熹曾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16]学生读书要少而精，深钻细虑，反复质疑诘难，方可领会圣贤之意。
居敬持志，穷理正心。朱熹认为，居敬就是身心和谐，动静皆养，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小心畏谨。[16]它培养的是一种严肃认真、谦恭谨慎的态度。同时要树立远大志向，并持之以恒的坚持。朱熹认为：“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16]“穷理”，穷者，尽也。诚如朱熹所讲，“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7]不管是“居敬”还是“穷理”，都是为了“正心”。心定如静水，如明镜，方可获致事物之理。
格物致知，身体力行。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6]以格物就是即物穷理，穷究到极限。穷理不仅穷自然之理，而且还穷人伦之理。天地、草木、昆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学者须要穷格得尽。读书穷理，切实要身体力行。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件件如此方有益。”[16]在朱熹看来，“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6]朱熹为此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或修缮书院、或聚徒讲学，生命的最后还在和学生一起修订儒家经典。
古代儒家的人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如孔子般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孟子般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还是朱子般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对当代人文教师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启示我们，大学人文教师必须具备人文学科特有的教学人格，独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个人德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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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师爱”就如同母爱一样，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而言，而对于已步入成年的大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如自我意识增强但发展不成熟、抽象思维迅速发展但思维易带主观片面性、情感丰富但情绪波动较大等，使得“师爱”对他们来说作用已不大。但事实并非我们所想向的，“师爱”不仅在大学生的心理活动及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高校德育中对促进大学生的人格品质不断地上升，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氛围有着不可质疑的作用。正如英国教育家罗素说：“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学生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可见，爱是教育的前提，是教育的出发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我们对学生充满爱心，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教育也才能为社会培养出人格健全、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但关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那作为一名教师怎样爱学生才能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爱，从而达到我们的教育目的？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为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目的，要求教师必须博学多才，必须像蜜蜂般地广采博收，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样不仅在学识上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而且通过不断学习本身就会为学生做出了榜样和示范，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真正成为学生信赖的良师益友。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思想政治主体与受教育客体之间的信息传递系统和信息接收系统，加上当前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增强，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对教师的权威角色产生了怀疑，甚至是逆反心理。因此，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还应顺应当前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途径的变化而更新观念，必须懂得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精心做好网络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利用网络带来的机遇，懂得可以利用网络，交换、传输包括文字、数据、声音、图形、动画等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激励和引导。
二、教师要坚持关爱的普遍性
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工作时，无论是智商高的还是智商低的，无论是家庭条件好的还是家庭条件差的，无论是听话的还是调皮的，无论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对任何学生都不偏爱袒护或者冷淡嫌弃，不能厚此薄彼，亦不能有亲疏之分。作为教师对全体学生的胸怀应该是无私的、博大的，要把自己爱学生的情感同时交给自己所教的每一位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注目，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都有信心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每位教师都应记住，教师没有宠儿，只有为了发展需要而特别留意的学生。
三、教师要懂得尊重学生
曾经有一句震撼了许多教师的心灵：请把学生当一个独立的人看。每个孩子，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获得做人的快乐。的确人人都渴望尊重，而尊重是对他人表达的一种高尚情感，它是与人处好关系的前提与根本，是人对人应有的基本行为准则。教师尊重学生，也只不过是人对人应有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而已。一个好教师应将学生放在平等的地位，让学生的人格受到尊重与信赖，爱护学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和无条件服从的方式进行教育，更不能用简单化的惩罚手段对待学生的错误和失败，教师和学生之间虽有长幼之分、知识多寡之别，但在人格上却是完全平等的。这就要求教师主动与学生平等相处，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意愿和情感。教师要学会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蹲下来与学生说话”，让学生感到自己的重要，感受自己的尊严。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心理氛围和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做到人格与心智的同步发展。
四、教师要懂得严格要求
教师对学生倾注的爱心应有个度，要把爱护和严格有机的结合起来，如果只有爱而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生的溺爱，教师应该把感情和道理融合起来，做到爱中有教，教中有爱。俗话说:“三分管理七分情”，爱应是教师对学生教育的主导方向。但教师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也不能没有严，教师不能单纯地为爱学生而爱学生，毕竟关爱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关爱学生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教不严，师之过”，这就是说，严格要求学生既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教师关爱学生的具体表现。教师关爱学生必须包括从思想上、学习上、行为上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但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把握好每个学生的特点。严格要求学生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更好的健康成长，因而它并不意味着对学生冷漠无情和横加责罚；相反，它要求教师必须以真挚的情感、和蔼的态度、温和的方法、亲切的语言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育，让学生从中感受到教师的关爱之情，这样教师的严才能被学生所理解，并变为学生的内心要求和自觉行动。
结束语
“人之初，性本善。”，“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爱，其实很简单，学生，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多花点心思，给学生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欣赏和期盼，那么你的学生会因为有了你而健康地成长起来！
参考文献：
高校教师应该是什么？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这个本来不应该有疑义的问题，在我们现实教育中却存在着问题。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师是应该对研究学问有兴趣且具有学问家人格的人，亦即应该是“热心积学”的学者。而学者是什么呢？学者则应该是潜心且执著于研究学问，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立足于对人类尚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到的知识或道理进行探索，他们追求的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其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或创新；他们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应该是人类文明和理性观念和精神的维护者，在社会道德败坏或沦丧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他们以文明、理性的境界和标准评价、继承、传播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姿态探索和创造新的知识和思想在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培育学生的灵魂和精神所以他们可以说就是思想家、教育家。在学者们比较集中的大学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往往与教育学生、培育人才活动融为一体，既研究学问，又培育人才。以研究学问提高培育人才活动的质量，推动培育人才活动的深入；以培育人才激励和促进学问研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大学中，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是学者，但大学中的学者必然是教师。而以研究学问、发展知识、创造文化为宗旨的学者们，其表现自己努力和贡献的方式就是著书立说，人们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一般是以其著书立说的水平或影响为基础。而为了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有所区分，并且确定给他们的待遇和报酬标准，才产生了教师职称这个概念。而教师职称制度的引用，对于教师学问及研究水平的评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教师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安宁营造了比较公平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也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曾几何时，教师的职称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认为，教师是不应该有自己本质性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所有的教师毫无区别的都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师的职称又被恢复了，教师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获得社会的承认了，而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趋利主义潮流，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使实利成为教育领域中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称作为教育领域（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中“实利”的体现，成为人们奋力追逐的目标。特别是由于职称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等经济收入及物质待遇直接挂钩，从而成为教师事业是否成功、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有时甚至成为有些行政职务的任职条件（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部属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须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职称人员）。这样，职称制度在短暂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便再次堕入迷茫，演变成为一些高校教师苦苦追求的体现现实理想的精神目标。一种本来是教师学术劳动结果标志的概念，教师们以其学术成就或学术劳动的水平，获得与自己学术劳动质量相等或相近的学术职称，其中教师的学术劳动为因，学术职称为果。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决定了自己的学术职称等次，而不是教师的学术职称决定其学术劳动的水平。学术职称无形中却成了一些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们心灵宁静、身体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跑职称”的现象，亦即每年职称评审的前夕，一些申报职称的人为求评审顺利通过而四处“拜访”职称评委们。也有以单位的名义对评委们进行“公关”，其理由是为了单位的利益等。这种性质近似贿赂或者就是贿赂的活动，不但破坏了职称评审的公平环境，也破坏了高校的教育品质，其对高校教育作用及意义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而职称的价值和作用被异化如此，着实叫人感慨万千。
职称在普遍性意义上，既联系着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又联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几乎是教师一切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教育生态品质或质量的体现。教师在职称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自己教学工作及学术成就或成绩的轻视或漠视，甚至会被理解为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轻视或侵犯，对其或耿耿于怀，或恨恨于声，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本来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在社会上处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师们，对职称问题这么在乎，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职称情结呢理解这个问题的较好参照，是同样在大学校园中，为什么以前人们对于职称的态度能够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许多大学中的职称授予似乎比较“随意”：如清华大学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聘没有大学学历的吴晗为历史系讲师；北京大学聘没有大学学历的粱漱溟为讲师；在聘季羡林副教授天后（当时的北大规定：洋博士只能聘为副教授再聘其为教授等。这种看似随意的职称授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甚至还被作为佳话而长期传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质性标准，亦即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们与被聘的职务是否名副其实。另一方面，那时的高校教育生态较好，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既有学识，又讲气节。高校中少有、聘人不当的现象。那时大学中职称评审的规矩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严格，而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制造者极可能因为谋私而引起众怒而被驱逐去职。可以说是其时大学领导者们的开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规矩失去作用。我国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职称评审中，也几乎少有尖锐的批评意见，那时的评审如潘懋元先生所言：“虽然评审的标准比较模糊，但过后看都还比较公正。”由于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当时的教师中虽然也有职称及工资方面的差别，但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平静对待。在对待职称的问题上，可以说公平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剂”。公平了，公正了，学校中无疑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的。
如果有人在职称问题上，其恶劣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其谋私的毒剂就如同渗入土壤中的污水，会使土质彻底破坏，长期不能正常地生长庄稼。
我国有些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谋私行为，已经演变为这些学校中根深蒂固的不良风气和工作的低效率。然而，为什么在职称制度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高校的职称却出现了“妖魔化”的趋向呢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则有必要审视一下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现状。我国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审分为高校自主评审和省市统一评审两种。前者主要是一些科研和教学实力比较强、办学历史比较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后者基本上是科研和教学实力相对较弱、办学历史较短的省（市）属高校。部属高校基本上都采取高校自主评审的模式，省属高校则基本上都采取省市统一评审的模式。另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高校的实力和水平差距较大，职称评审的标准也差异较大，所以本文主要依据笔者所熟悉的东部地区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情况进行讨论。而在这些地区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有这样一些背离职称本质的现象：
一是只看“硬杠子”现象。有些省市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了许多必备条件，诸如要在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要获得**项省级以上奖，要完成**项省级以上的课题，要出版**万字以上的专著，指导过**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这些条件被简化为一系列被称为“硬杠子”的数字，成为教师职称申报的基本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高一级职称，否则就不能申报。有些评审者甚至直接宣称，评审就是只看数字。在他们看来，当事人申报的奖项性质，完成课题的深度及撰写的论著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其是否符合“硬杠子”的要求。在这样的传统和氛围中，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在意申报者真实的研究水平及学术影响。不在意申报者的论著是原创性的，还是诠释性的；是思想深刻，还是缺乏创见；是见解独到，还是人云亦云之间的区别。不在意其论著是否为独到见解，是否表达了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等体现申报者学术成就及资质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在意其是否符合“上面”规定的标准。从而使作为学术职称生命的本质性评价，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性评价。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将评审权力交给了所谓权威刊物的编辑，交给了参与评奖和课题评审的评委。
二是显著的简单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现象的延续，其特点就是教条和僵化。表现之一是对所有的学科几乎使用同一标准。在一些省市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几乎没有学科区别。从知识大类的文、理科，到文、理各科中的具体学科，其标准都是一样的。表现之二是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学者的劳动数量。由于“热衷于追求科研成果数量的现象”受到批评，因而便绝对地否定了教师学术劳动的数量。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上述的“硬杠子”规则，其潜台词是：只要求达到标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在这样的认识主导下，一位教师的学术论文是5篇还是篇，是10篇还是100篇，在评价中没有区别，学者的勤奋和刻苦都似乎没有意义，只有“上面”规定的几种权威期刊才有意义，从而造成了教育界内部的权威期刊崇拜症。表现之三是简单地将学术论文的水平与期刊主办单位的规格或影响划等号。对于在学术领域中属于见仁见智的刊物声誉，以及学者们质疑的“全国所有高校及科研单位都面向数个本专业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是否合理的问题”，则无人理会。
三是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一些省市的评审工作中，还是在一些高校内部的评审工作中，由于评审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所以参与者大部分还是各个部门的领导者。这种表面上追求全面的评委组成原则，却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外行位列其中。这些外行虽然可能是自己从事专业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极其著名的专家，但却未必是参与评审领域的专家，由他们参与评审的职称质量是令人疑虑的。因为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是看其学问做得好不好，所撰论著是否有学术价值，而有能力对此进行判断和评价的人，只是那些国内及国际的同行专家。事实上，在以往的评审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对教师申报的论著作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非是所评审专业的内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认同“硬杠子”规则。与外行评价内行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审程序上的短、平、快现象亦即一个涉及几千人的职称评审活动，专家们可以在3～5天的时间内完成。他们可能根本来不及仔细地阅读材料，更谈不上充分的交流和研究，而在基本不了解申报人学术水平、学术品格的情况下只能用所谓的“硬杠子”来“卡”了。只可惜教师们的职称命运，就在这种技术性的评审中被轻率地决定了。
四是缺乏申报人表达意见的“上对下”单向决定现象。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上对下”单向决定机制。在这样的机制及环境中，各种职称的评审标准几乎都是在“上对下”的心态和气氛中制定出来的。对于职称评审中的不合理现象，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难以找到可以申诉自己意见及理由的地方。因为一些直接主管职称评审的组织，既能够以职称标准是由专家制定的借口而予以推脱，又能够以职称标准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为理由而予以拒绝。比如，某省在职称时间的确定上，一直采取年度与具体时间的双重标准，亦即教师的材料截止时间为年度标准（截止到**年底）;而教师的资历时间却采取具体时间标准，亦即以现职称的批准时间为准（截止到**月）。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距表面看是半年，而实际差则是一年，从而将教师的评审资历由规定的5年拖至6年。对于这样一些明显不合理或没有道理的问题，尽管教师不断申诉，但就是不予改正。再比如：在某省的评审职称条件中，有“本领域权威刊物”论文的条件，然而在该省的以往文件中，却从来没有规定过所谓的权威期刊。对于出现于职称文件中的规定，不仅教师，就连评委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显而易见，上述的职称评审现象，会使学术职称中内含的科学、崇高、文明、儒雅品质流失，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及价值取向被异化和扭曲，导致学术失范、学术腐败行为泛滥，造成教育界中看似公正而实际上却不公正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这块历来被视为高尚和纯洁的圣地，被庸俗风气严重污染。其对教师职称评审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忽视了对评审对象———教师学术成就的全面了解和评价。学术职称评审工作是对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术资质及水平的评审，评审的对象是教师。教师们作为学者，不仅在著述内容、方向、水平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人格、信念、境界、抱负、风格方面也有差别。对他们学术成就及声誉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价值性的，而不应该是技术性的、时期性的、表面性的。学术职称作为教师学术水平的体现，应该以遵循学术规律为基础立足于促进教师在潜心学问、执著研究、探索知识、创造文化方面的心情宁静和专心致志，激励教师求实而不求虚，求新而不倒退，高尚而不庸俗。然而现行的一些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要么将教师当成完人，要求教师的学术成就面面俱到，亦即既要发表和出版论著，又要完成课题和获奖，既要能够专心致志的治学，又要能够八面玲珑地去“公关”（拿课题和争取获奖）；要么将教师当成由一系列数字组成的“物”，只看数字不看人的研究资质，不看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看人的学术影响及声誉，以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教条化地对待“硬杠子”。在这样的评审活动中，教师作为申报者的品格、尊严、成就、声誉等品行特征，都被“硬杠子”所要求的数字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造诣精深、学术著述丰富、学术品格崇高的学者，却因没有满足“硬杠子”的条件，而被排斥在职称之外；而一个学术思想平平，但却满足“硬杠子”条件的人则能够在评审中“过关”，从而造成学术评审中貌似公平而实则偏颇的现象。而“硬杠子”规则中理直气壮地张扬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技术化、教条化评审原则以及其内蕴的对教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神态是对教师劳动的轻视和人格的不尊重，是对教师学术尊严的践踏，严重地扼杀了学者的创造性。对教师形成了负道德取向的压力。我国历史悠久的“学在官府”传统，使教育从来没有成为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本质的、独立的学术或文化机构，始终处于被管的“下级”的地位，而负责管理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一直都对教育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控制感，习惯于以“上对下”的感觉和态度来制定针对教师的规则和制度。而在这样的意识和思想的主导下，由他们所主导制定的教师职称规则或标准，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的意志、观念、要求甚至情绪，他们在教师学术职称标准上的面面俱到要求，使得本来应该潜心治学、鄙视庸俗风气的教师，根本无法安心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学问。
在本来应该安心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琢磨如何评上奖，不得不思考如何申请到省级以上机构的课题，如何在单位或“上级”指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满足“上面”的规定或要求，有些教师为了评审职称，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道德和尊严。
许多本来是心高气洁、自尊自爱的学者，却不得不去进行各个方面的“公关”：为了自己的成果得奖去乞求或贿赂评委；为了自己的文章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去乞求或贿赂编辑。而这种“权威期刊”现象，则使学术腐败由教育界蔓延到出版界，造成一些“权威期刊”通过办“刊外刊”大谋实利。而正是职称政策制定者们对教育及教师职称本质的浅薄认识，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庸俗、卑下、丑恶风气的繁衍和蔓延。
一、“硬杠子”规则中蕴含的粗暴性破坏了教育的文明和理智传统
前述的“硬杠子”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亦即教育并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独特本质和宗旨的自，还是被决定、被管理的政府部门的下级。而这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上级对下级不放心害怕其脱离自己的领导。比如，为什么高校教师的职称不能由高校自己去评，而要由所谓的省市或部委组织专家来评审呢？由于对高校不放心，认为权力下放后高校就会降低标准或乱评，所以必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将永远不能落实）。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评价方面，作为学校“上级”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相对于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们而言无疑是外行，然而这些外行却要制定管理内行的规则，他们在不熟悉学术规律及动态的情况下，其可能采取的最简单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能够既包容一切、又比较简单易行的“硬杠子”。然而“，硬杠子”规则中所蕴含的强制性、不容违抗和探讨性，使职称评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商讨、回旋的余地，使以逻辑思辨、心灵直觉、精神涵泳为特征的学术活动，缺乏来自社会组织及制度方面的文明、理智、礼仪资源的支持，且极容易感染和模仿带有强权意味的行政化毛病，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和功利化。当然为了使“硬杠子”规则具有说服力，人们还煞有介事的声称采用“硬杠子”是为了保障评审结果的公平所以要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岂不知在职称评审问题上，关键是要保持公心，不能有私心。而保持公心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制度（包括有效的监督制度）、社会风气和教育生态。以所谓的“硬杠子”来保持公正，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行政权力膨胀使职称评审制度“非教育化”
高校学术职称固然具有区分教师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高低、学术能力高下的学术成就分层功能，只是这种分层功能的作用，必须以教师学术劳动的成就或质量为基础，其结果必须体现对教师学术劳动成果评价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由于高教领域中追逐实利目的的强劲潮流，以及我国高教领域中的特殊传统及组织结构特别是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对职称评审的主导和控制，使人们对于学术职称的价值及意义形成了一系列误解和误识，为学术职称附加了太多的职称之外的内容和企求。一方面，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高校内部评审职称的范围无限扩大，遍及学校中的各个方面，高校内各方面的人员都能以各自的职称与教师来“相当”。这样，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及独特性均被消解，教育内部约束教师行为的职业神圣性和自豪感明显减弱。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教师的学术职称评审标准，还是具体的评审过程，其组织和操作的力量都来自于行政部门，在权力监督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教育既无法解决外部权力者的越界获得学术职称问题，也无法解决内部权力者的超水平获得职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学术职称评审的信誉和生态受损，学术职称的公平和公正问题难以解决，职称拜物教难以消除。可见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浅显和短视，造成了教师学术职称制度设计及实施中的一系列简单化思维和行为，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和宗旨被异化和扭曲，使学术职称应该具有的保护学者利益、激励学术研究品质提高、建立公平学术环境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诱发了人们的趋利意识和投机意识，形成了学术研究淡泊明志品质与追求职称而彰显名利欲望之间的悖论现象。
综观高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中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行政化。所以，要想纯洁教师职称评审环境，提高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声誉克服评审活动中的简单化、教条化、非人化缺陷，就应该从根本上消除教育行政化。试想，如果教师职称评审像美国高校那样校自为政，各校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评审职称，教师则“良禽择木而栖”，高校皆为珍惜自己声誉而保持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学术职称的激励、褒奖、肯定功能自然能够发挥出来，良好的教育生态和精神环境也能够自然地形成，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具有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076-02
现代素养，即现代人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现代的自尊、自强、自主等人格意识，现论素养、创新能力、批判意识、辩证思维，现代审美体验和审美追求等。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教师要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教师自身具有了符合现代社会的素养，才有可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真正完成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非中文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承担着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人文素质的重任，具有其他课程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然而，当今的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却令人堪忧，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兴趣，认为不过是高三语文的延续，学不学无所谓，甚至部分高校已取消了该课程。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们不能不深刻反省自身。笔者认为，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恢复大学语文应有的地位，教师首先要紧密结合时代脉搏和学生现实需要，提高自身现代素养，革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具体说来，大学语文教师的现代素养包括世界文化视野、生命教育理念、创新技能。
一、世界文化视野
T・S・艾略特认为：“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1]言下之意，文学蕴含着超出文学以外的因素。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现实各方面的反映，而且，作家的文学活动也常常受制于其所处时代背景等。因而，文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整个文学活动中，都离不开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我们只有把文学置于文化这个大系统中，才能真正认识、把握文学的特质与价值。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选取古今中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作为授课内容。因此，大学语文教学要超越单纯的文学领域，注意上升到文化层面，引导学生在开阔的视域中体会文学的人文情怀，领悟其本质特征。
例如，我们在教授《诗经》时，要时刻注意其中的诗篇与音乐、政治、历史的联系。“风”是具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民间歌谣，“雅”是周王朝时期贵族上层社会举行各种典礼和宴会演唱的乐歌，“颂”指上层社会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在此基础上，还要知道，《诗经》不仅用于娱乐，而且也是一种交际工具和外交手段。周朝为了加强周人血亲联系，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扩大周文化影响，与政治措施相对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将传统礼乐进行改造，对各种礼仪和音乐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礼”的范畴，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由此，乐由礼而来，诗因乐而生。
再如，在接触外国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西方古代骑士传奇的女主角往往钦慕勇武之士，而中国才子佳人式小说里的女子钟情于满腹经纶的才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深入不同的中西文化系统，就不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历代以来，中国推行文官执政，西方却崇尚武功，依靠建功立业获得权力和财富，因而，中西男子的社会地位依据不同实力决定，也就造成了中西女子不同的择偶标准。
可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不仅要通晓本国历代文化，还要熟悉外国文化知识，具备世界文化视野。
二、生命教育理念
“生命教育”是美国学者华莱士于196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上世纪90年代，国内教育界人士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也做了许多探讨，丰富了生命教育的含义。笔者在借鉴、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在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特征的基础上，依据生命发展规律，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其认识和热爱生命、树立积极正确的生命观，以帮助其实现生命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如今，大学校园暴力事件频发，2015年发生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群殴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恶劣影响。此外，高校学生自杀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作为教师，我们不能不痛心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生如此漠视生命？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让当代大学生正视生命、珍爱生命？
众所周知，大学语文教学承担着培养、提高非中文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这种人文性决定了它是一门以关注人的发展为要义的基础学科，与生命教育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大学语文教师应当树立生命教育理念，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在教学中凸显文学作品的生命主题，陶冶学生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念。
譬如，古代经典《诗经》、《尚书》中包含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等如何应对生存需要的生活哲理，老庄哲学中渗透着天人合一、无为至乐、取法自然等生存哲学。今人尽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将其演化为不瘟不火、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顺其自然等生存技巧，古为今用，以积极应对现实生活困境。后世陶渊明等人的诗作中就表现出官场不得志后于田园山水中寻求慰藉，娴静恬淡、悠然自得的情怀以及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当代作家莫言则在短篇小说《蛙》中塑造了一个在执行计划生育高压政策时大肆引产扼杀胎儿甚至孕妇的“姑姑”形象，通过“姑姑”晚年的忏悔、愧疚、自责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恐惧感，从反面表达出生命的尊贵，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
可见，大学语文教材中的许多作品都包含着丰富的生命教育思想。大学语文教师要树立生命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利用这些生命素材，引导学生感受蕴含于其中的生命气息，充分领悟人性的光辉和生命价值，学会感恩和快乐，从而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远离暴力与轻生。
三、创新技能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更，教师必须更新传统的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能的教育教学理念。教师只有建立创新意识，努力提高自身创新技能，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普遍不受学生欢迎，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了该课程，过时的教学方法是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许多教师依然沿袭古板的“满堂灌”知识传授方式，遵循字、词、句、点、章的中学语文教学模式，必然造成课堂教学氛围死气沉沉，使学生养成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懒于探求的惰性，显然不利于其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要改变大学语文教学的尴尬局面，教师务必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自己教育教学技能的创新发展，以自己的创新实践感召、影响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主要做到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语文教师要提高自身整合知识与发现新知识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教师要以开阔的知识视域为基础，善于归纳、总结知识间的关联，形成知识体系，并且灵活自如地运用知识，用知识指导学生实际生活，同时也指导学生将知识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用知识为社会服务。
第二，大学语文教师要具有捕捉学生创新型思维意识的能力。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善于凭借自身敏锐的职业洞察能力，发现学生的创新潜能，并且因材施教，尽力陶冶、挖掘、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
第三，大学语文教师要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教学应变能力，尤其是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讲解《祭父》时，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进行课堂讨论;教授《雷雨》、《红楼梦》等作品时，采用情境式教学法，抽出最精彩的情节，布置学生分角色表演，然后由教师点评;讲授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十九号房》时，采用探究式方法，可以围绕“女性地位与女性意识”这一主题，布置学生思考系列问题;学习求职信、竞聘演讲稿等应用文写作时，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讲解。这样，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形式，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他们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分析思考问题等能力。
由此，大学语文教师只有自身具备了创新教学意识和技能素养，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课堂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富于创新素质的人才。
1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识教育如今日益受到我国教育界的关注，但是“我国通识教育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探索期”、“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通识教育模式”[1]，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也各有不同。通识教育一词源自拉丁语StudiumGenerale，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的意思。通识教育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自由教育，主张“培养内外一切善德”，从而培养出能成为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公民。在二十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颁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简称“红皮书”）中将通识教育集中进行了阐述，认为通识教育是主要通过提供文理基础教育内容的方式，让学生获得共同的学习经验和基本公民素养的教育理念。2007年，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中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作于在于建立大学学习和大学之外的桥梁和纽带，让学生掌握全面分析问题、客观地看待社会、明了个体社会职责的思想方法”。由此可见，通识教育不等同于对专业教育的补充，也不是空泛地指传授一般的知识来普及教育，更加不是简单地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知识面广度的选修课。“它是一种世界性高等教育理念。”[2]它不与专业教育对立，而是两者互相联系和补充。它需要完整的教育体系来实现。“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重在启发学生思考和培养学生更好在社会上发挥自我的能力。
2南京师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共有26个学院，除强化培养学院之外，其余25个学院的课程结构由以下四部分组成：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和自主发展课程。在学分要求上，各个学院有些细微的差别，大致是50个通识教育课程学分，30个自主发展课程学分，专业主干课和学科基础课程为70个学分，总共150学分。在课程设置上，通识教育课程包含了公共课程和博雅课程两大类，其中公共课程即为公共必修课，包含了大部分的政治课类课程。强化培养学院是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活动的特区和研究生优秀生源基地。强化培养学院设有理科强化班、工科强化班和文科强化班，学生入学后在大一下才会选择相关专业。强化培养学院在专业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之外还设置了平台课程，减少了对博雅课程要求的学分，提高了对科研自主发展课程的学分要求。
3存在问题
3.1课程设置不合理
从学校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通识教育课程的比例失调，政治思想课的公共基础课占了80%，无法体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成为优秀公民，狭隘地理解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尽管博雅课程种类丰富并且数量较多，给学生丰富的选择，但是这些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博雅课从缺乏学科之间的整合和知识统整。许多课程仅仅是对某门学科的简单介绍，缺乏深入探讨，难以达到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很多博雅课如果不点名，学生便不会去上课，甚至出现了某门50多人选的课，有的时候只有5个同学去上课的情况。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了通识教育对于有专业教育的学生显得意义有限，造成了学生对于博雅课的重视程度不高，采取随意敷衍了事的态度，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3.2评价与考核机制不健全
学校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与考核是规范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目前，南师大仍然没有颁布详细的博雅课考评体系，尽管在《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雅课程的实施意见》中，学校明确规定了教学要求，但是对于博雅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监督与考核。各个学院有专门的机构对于学生的专业课进行教学检查和最后的考试要求与监督，可是博雅课并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这种评价机制的缺失，大大影响了博雅课的开展效果。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与考核是教师了解通识教育状况和更好地改进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提高其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博雅课的考评应该依据课程目标，着重对学生思维和能力的考核，并且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来更好地指导其接下来的学习。由于博雅课的成绩最后不会计入学生个人的期末考评总分，所以许多学生不在意自己的博雅课成绩，也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老师也应学生的要求，对学生的考核上要求不严格，平时不点名，没有作业的课成为学生热捧的“大水课”。在学校选课的过程中，学生选课的标准取决于“这门课有没有作业”和“这门课点不点名”，那些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的课因为没有同学选择而无法开课。
4改进对策
4.1明确教育理念
进行通识教育绝对不单单是开设通识教育类的课程，从学校到教师，从教育者到学习者，都应该充分明确通识教育的根本理念，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反之，通识教育只能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流于形式。
4.2改进课程体系
在明确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课程体系，在博雅课程的设置上学校应该研制一套“符合自己学校品牌特色和本科生培养目标的通识教育体系”，并且突破单个学科的限制，以社会为主题进行开课。作为师范大学，可以设置体现师范特色的以教育为主题的课程，提高大家对教育体系甚至是教育产业的认识和思考能力。比起已经开设的教育学这些理论性太强的课程，可以开设一些以师生关系、家庭教育、学生性教育等社会热点问题为主题的课程。学校应该充分考虑学生应具备哪些必要的能力，将一些新的课程纳入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内。比如当今社会，对法律和国际关系的理解是社会公民需要的能力，可将法律类课程和国际关系类课程作为分布必修类课程中，让学生掌握这些重要的能力。除此以外，还应该控制每门课程的选修人数在30人左右，以此保障课堂互动与交流的充分性，并给教师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以充分的支持。
作者:姜子芸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