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思维论文篇（1）

尽管受中国传统的“重理轻文”观念影响，但近年报考文科的人数却有增无减。文科的就业问题也一直堪忧，大多数文科学生就业专业不对口，人文社科研究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这不仅与我国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关，也与我国的文科教育缺乏创新、学生没有真正的钻研和深入研究专业知识有关，学新闻的学生去当文秘，学社会学的去售楼，这些都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不利于中国的文化产业崛起。所以，在文科教学中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实践研究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创造性思维，是指主体在创造性活动中所进行的以问题为出发点，以创造性人格为导向，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对头脑中的知识、信息进行加工组合，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能产生有社会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新成果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具有独立性、求异性、想象性、灵感型、潜在性、敏锐性等特征。创造性思维是复杂的高级思维过程，是多种思维有机结合的产物，它没有单一的思维形式，也没有专门的一两种思维形式，而是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思维运行的不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获得有社会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常见的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顿悟思维、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两相思维、组合思维、角度转换思维等等。创造性思维是多种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 ，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既互为排斥又互相补充，也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说创造性思维本质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对立统一。

发达国家创意产业的成功，不无例外地都是依靠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发展起来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教育和培训，培养全面的创新人才。只要设置合理的学科体系，运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就可以提高创造性，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人才。从小学开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鼓励学生的学习能力，质疑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所以，美国和英国文科的发展远远领先我国。目前，我国对高校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依然相对落后，不仅无法适应国内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而且在国际上也缺乏竞争力。以新闻传播学为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大都是跟随世界上主流学科的思想，总结居多，没有创新。理论落后，也致使在新闻的领域，中国也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成为信息霸权的受害国。文科人才是否能谈得上是创新型人才，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其思想言行和研究成果是否能够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高校中的文科教育能否创新和突破，将直接影响我国在未来世界新格局中的发展地位。创新文科教育 ，培养文科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势在必行。

要在文科领域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必须克服传统文科教育中重知识传授、 轻能力培养， 重书本经典、 轻社会现实和重师承、 轻批判的倾向。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呢？笔者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和课堂实践，按层次提出以下几点模式建议：

1.创设适宜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设的情感氛围。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的这句话，强调了在教师启发之前学生进入学习情境的重要性，也说明良好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以促进其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科研思维论文篇（2）

刘卫平自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要进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形成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进一步而言，跨学科的知识构建对克服思维局限、增强思维拓展能力和进行创新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卫平正是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思维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偶然的一次机会(院领导要他主讲一门新课――思维方式与方法)，使刘卫平对思维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重点转向了创造性思维领域的研究。思维科学研究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深化，二者具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思维科学仍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但仅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运用认识论理论来研究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人的思维活动被公认为“黑箱”之谜，研究人员若无跨学科知识储备，则成效甚微。刘卫平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习过有关的“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与“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新兴课程知识，为他的思维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成果。

科研思维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001-03新时期以来，写作学理论研究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写作学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活动之活跃、研究气氛之浓厚、研究领域之广泛、思想观念之开放、学术观点之新颖、研究成果之丰硕等，可谓前所未有。因此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写作学研究的“春秋战国时期”。但写作学研究天生就注定是艰难的。写作学把所有写作活动，包括应用性、非应用性写作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本身已是一项异常复杂浩大的工程。而要在理论上把所有文体的写作都统摄起来，构建起能够涵盖所有写作活动的“大写作”理论，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困窘。因为有两大写作门类即文学、新闻学早已自立门户，分别发展成为了范畴清晰、内涵丰富、理论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写作学研究尤其是“大写作”理论体系的构建又不能不涉及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这是写作学研究遇到的一大难题。

然而，写作学理论的构建并非没有价值和意义，也并非没有空间和前景。首先，写作活动是人类最古老最复杂的智力活动之一，也是创造和传承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历史如此悠久、内涵如此丰富的写作实践活动，在理论研究上是不能无动于衷或留下空白的。其次，写作行为尤其是公文写作是治国理政、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方法。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当时流行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各种文体，即所谓“四科八体”。除了诗、赋属于文学体裁外，其他六种文体都是公文类或准公文类的日常应用文，这些文体各有要求和特点，正如曹丕所指出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可见，曹丕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首先指的是公文，其次是日常应用文，最后才是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比曹丕说得更加明确。古代先贤们早就深刻地认识到公文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会消失或减弱。再次，写作学研究的主要是写作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特点、基本方法、表达技巧等问题，落脚点和核心是研究如何去“写”、如何去培养和提高写作能力。因此，即使文学、新闻学已自立门户，但并不影响写作学从“写作”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从而探寻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基于上述理由，建立起既有学术价值又具有指导性、实用性的写作学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现作学理论的提出与初步构建，肇始于20世纪初叶，至八九十年代迎来了发展的兴盛期，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观，各种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各种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有人从国外引进和借鉴新理念新方法，有人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汲取营养寻找策略，有人从其他学科甚至自然科学中搬来救兵活学活用，有人则试图把各种理论相互打通、融为一体。于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认识论、反映论、方法论、技巧论、哲学、美学、思维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被纷纷引入写作学研究领域。以培养写作能力为旨归的教学方法也纷纷涌现，各显神通。经过二三十年的大破大立，过去那些静止而封闭的写作理论被彻底打破了，新的写作学理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薄、单调、僵化和乏味，虽然还称不上是丰肌劲骨、枝繁叶茂，至少已是生机蓬勃、活力充盈！

覃可霖是新时期以来投身于写作学研究与教学的庞大队伍中的一员。他不是一个被众多目光所关注的人物，却是一个在写作学研究领域不可被忽视的坚定的探索者。覃可霖为人笃诚谦和，作风扎实，处事低调，在写作学研究最为喧闹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概念、新方法、新旗号满天飞的时候，他不跟风，不凑热闹，不参与争论，甚至很少参加写作学界的研讨活动。他只是冷眼观察，潜心读书，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若干年后，当许多曾经热血沸腾地在写作学研究领域里纵横驰骋的才俊们纷纷转身他顾的时候，覃可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领地，仍然在写作学研究的天地里披荆斩棘，埋头耕耘。他在学术上可谓一生执着，心无旁骛，而正是这种坚持和沉稳，终使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成就。

覃可霖选择写作思维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思维是写作活动的总开关，是写作行为的“统帅”和“灵魂”，循着思维的路径可以更好地窥探写作的奥秘，揭开写作的神秘面纱。“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主题是文章的‘统帅’、‘灵魂’，实际上，对写作行为起着‘统帅’、‘灵魂’作用的恰恰是‘思维’。思维直接影响着主题的酝酿、萌生、成熟及表现过程，它是每个作者在文章动笔之始就已存在于自己头脑中，并且影响着整个写作过程。”从思维的角度切入研究写作活动，这是一个富于创新性的选择，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选择，但覃可霖没有畏惧和退缩。他犹如一位胸有成竹、充满自信的地质勘探师，他相信自己选择的勘探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在选定的地方打出一口深井来。他成功了，他的深井打到了泉眼上，甘洌的清泉喷涌而出。他在写作思维学研究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先后发表了《写作思维理论研究》、《论写作思维与语言的多变性》、《在写作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等一批论文，出版了《写作思维学》、《写作思维技巧》等多部专著。其中系列论文《写作思维理论研究》荣获广西社科研究最高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以自己的坚毅与执着，以自己的智慧和成果，站到了写作思维学研究的制高点上，获得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现在，他的又一部新专著《写作思维与技巧论稿》摆到了读者面前。这是一部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集中体现其研究水平的理论著作，一部凝聚了作者大半生心血的生命之作。纵览全书，有几个特点是相当突出的。

一是系统性。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是写作思维论、思维技巧论、教学训练论。从原理到技巧，从理论到实践，三大板块，三个层次，每个板块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密切联系、相互支撑，从而搭建起了较为系统的写作思维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作者指出：“写作离不开思维，而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巧则能更好地进行写作思维，充分调动思维的活跃性，从而更加有利于进行写作。写作思维是写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重要的条件，而写作技巧则是写作中的催化剂和油；如果说写作思维是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写作技巧则是有规律可循的经验总结，两者并不脱离，正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样，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思维才可收放自由，两者相辅相成。”写作思维学内在逻辑关系的阐述与揭示，为写作思维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

二是创新性。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类具体思维活动的规律和方法的一门新兴学科。大约二十多年前，经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大力倡导之后，这门学科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一直默默关注着写作学研究前沿动态的覃可霖敏锐地意识到，运用思维科学来研究写作活动，或许是揭开写作奥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写作理论研究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按钮。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覃可霖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坚定地认为“写作就是思维”。由此，他选择在一条人烟较少的学术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之旅。写作行为离不开思维活动，而思维活动又与心理活动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融会贯通，是作者在研究中面临的一大课题。对此，覃可霖既有清醒的认识，也有充分的准备。“按照人类思维的本质来说，人的思维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活动，思维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如意识、潜意识、灵感、想象等，也都与心理学中所运用的相同、相通。因此，人们常常把心理学看作是思维科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钱学森教授又曾说，心理学应该属于思维科学范畴。但就实际运用看，思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常常也是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而心理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也常常是思维科学所关注与重视的问题。二者是交叉、渗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仅就思维活动而言，思维科学要研究的问题，心理学也要研究，正是这样，我们把心理学置于科学的原则指导下，作为思维科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这就更有利于在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研究写作学科，重新探讨写作学科的规律性及其研究方法，从而建立现代化的学科理论体系，这是符合写作实际及其发展规律的。”覃可霖认为，要研究写作学科，就必然要研究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这样，才能切合实际地解决写作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行为实践以及写作教学中的具体活动等问题。因此，他把写作心理、写作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相关的学科理论借鉴过来，从而丰富了写作学研究的内涵，拓展了写作学研究的领域。

三是深刻性。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因此自始至终离不开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求异思维，它呈现出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在写作活动中的创造性思维以观察力为基础，有赖于想象和联想的参与，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巧妙结合，是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统一，它是写作中获胜的‘法宝’之一。”把创造性思维置于写作活动中的关键位置，这样的认识和观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深刻的。但写作中的思维活动又是异常活跃、微妙而又复杂的。“我们考察整个写作思维活动，发现在写作思维中并不是只有一两种思维方式在进行，而是多种思维方式共同参与，互为作用的。在前期思维中较常见的思维方式有发散性思维、聚合性思维、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等。”因此，作者对写作活动中的思维活动、思维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和阐述，尤其是对灵感思维的研究和阐述有颇多新颖独到之处。灵感是在写作活动，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思维现象，古人对灵感这种神奇的现象早就有过精彩的描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晋・陆机《文赋》）但因为灵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维现象，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不容易说得清道得明的东西，因此长久以来很少有人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触及也往往是浅尝辄止。“”期间，灵感更是被当成唯心主义而成为研究的。彻底打破这个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0年，钱学森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把灵感现象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提了出来。次年初，钱学森再次明确提议，把灵感思维学同抽象思维学、形象思维学作为基础科学来进行研究。自此，灵感受到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探讨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在本书中，覃可霖对灵感思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概括出了灵感思维的五个表现特点即突发性、模糊性、跳跃性、综合性、意象性等，并对灵感思维赖以产生的条件和机制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分析，显示作者对灵感思维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四是实用性。《写作思维与技巧论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注重写作理论对写作实践的指导性作用。书中“思维技巧论”、“教学训练论”两大部分，对指导写作实践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在教学训练论部分，作者十分强调写作教学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写作思维的敏锐性、广阔性、深刻性和创造性。同时，作者依据人的思维规律和特点，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经验，精心总结和设计了一套写作训练方法。作者认为：人的思维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由低往高发展的阶梯式层次，而写作教学要进行思维训练，也当相应的遵循这么一个由低往高的训练程序，即形象性思维训练、逻辑性思维训练、灵感性思维训练、创造性思维训练等，各个层次的思维训练贯穿着整个写作教学过程。这是一种基于写作思维学理论的系统性较强的训练方法，也是指导性、实用性较强的训练方法。或许，这套训练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写作者，但至少为写作训练开启了某种新的思路，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

科研思维论文篇（4）

二、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三、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科研思维论文篇（5）

思维科学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维科学”概念,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思维科学范畴,为思维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思维科学。他在《关于思维科学》中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

二、唯物辩证法是思维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思维方法”概念:“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由材料搜集阶段进入材料分析阶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运用了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归纳和演绎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突破了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传统,思维不断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带来了科学思想全面的飞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自然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思维创新不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解决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科学思维方法的科学,它能为思维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思维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靠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会走向伪科学的泥潭。因此,我们要进行思维创新,就必须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就能正确认识包罗万象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为不断地推动思维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保证思维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选定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到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思维创新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上来,加速科技进步的思维创新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造福,又能为人类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灾难,比方说生态问题的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丧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i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科学技术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要想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充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和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思维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体制。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是思维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要推进思维创新,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百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积极的、健康的争鸣和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

科研思维论文篇（6）

1.1 认识：思维的载体

人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的关于事物表面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随着实践活动的继续和深入，人们会对感性材料通过大脑反复的加工制作，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后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理性认识。而思维就是人们对感性材料加工制作的过程，即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过程。

1.2 思维：抽象客观的规律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一切客观的事物及其运动都有自己的规律，思维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自然也有规律。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在1980年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对思维做了如下的划分：抽象思维（也称之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或称之为直感思维）和灵感思维（亦称之为顿悟思维）。

后来在1993年8月8号钱学森与夏军教授在书信往来中提到除了上述三种思维之外的另一种：梦。梦境属于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思维形式的完整形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划分为四种。只不过和该课程有关系的只有三种而已。

1.3 逻辑：研究思维的工具

上述提到思维是有规律的。而逻辑就是旨在研究关于思维形态的结构和规律。主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思维的简单逻辑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各自的语言，如同代码之于计算机；图形之于几何学，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有能反映其特色的语言。逻辑学的语言就是论证。包括命题、断言等以及如何辨别其真伪等内容。

2.逻辑学中“命题”的思想

命题从范围上来讲主要分为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全称相当于整体，或者说是宏观角度。特称就相当与部分或者说是微观角度。这样的话，分析问题就会有两条思路：一是从全称到特称，即从整体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它注重的是微观、局部与细节；另一种就是从特称到全称，即从部分到整体、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他注重的是宏观、整体与系统。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注重细节与微观会将客观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为深刻，但是反过来，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体的明确把握。对部分有效的结论，不能说对整体也是有效的。

3.逻辑命题思想在技术经济学科研究方法的指导

3.1 还原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3.1.1 还原论的原理

对于自然科学，100多年来，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和观念——还原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原论简单地说就是从整体向下分解，研究的越来越细。因此还原论相当于是全称到特称的过程。按照这个方法，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到达了基因层次，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达了夸克的层次。也就是说，还原论方法由整体往下分解成部分并且研究部分，如果部分还研究不清楚就继续分解，直到研究清楚为止。

这种从全称到特称，从整体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注重了微观、局部与细节，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学科、新的领域不断出现。人们一直认为这就是认识客观世界最有效的途径。

3.1.2 还原论的局限性

直到一位科学家的出现逐渐开始打破数百年来传统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这种观点。（当然，“打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

分子生物学家彼塔朗菲指出当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分子生物学的时候，对生物在分子层次的了解越多，对生物整体反而认识得越模糊。

所以，现实的情况却是：就算研究透了基因也不等于就明白了整个生命的一切，即使认识了基本粒子也不能保证完全可以解释大物质构造。不能否认还原论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得以深入到人类曾经无法想象到的程度，这是它的优势方面。但是，这种方法由下往上是回不去的。还原论并不能回答高层次和整体性的问题。

因为注重细节与微观会将客观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为深刻，但是反过来，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体的明确把握。对部分有效的结论，不能说对整体也是有效的。

3.2 系统论：综合学科的研究方法

3.2.1 综合学科的特点

如今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学科林立，（在还原论的指导下）虽然分工越来越细，新领域不断产生；但是另一方面是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向综合性整体化的方向发展。技术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是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所以也有很多人称之为“工程师的经济学”。

这种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常常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它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能反映事物这个特征最基本的重要概念就是系统。因此，对于技术经济与管理这样的学科，仅仅采用由上而下的还原论方法去研究局部与细节是远不能达到这门学科的要求，与此同时，必须还要以由下而上的整体与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它。将其定义为系统论方法。

3.2.2 系统论在综合学科总的应用

在本文的开篇，提到了对思维的界定：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人脑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它是定量、微观处理信息的方法；形象思维是定性、宏观处理信息的方法，而人的创造性主要来自创造思维，创造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也就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这是人脑创造性的源泉。

科研思维论文篇（7）

文学教育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以文学为手段在家庭、学校与社会中所进行的教育，狭义的文学教育是指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为核心、以课堂教学为主要载体、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审美、思想、学识与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属于狭义文学教育范畴，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是培养新世纪优秀教师的重要方式，是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因而，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影响文学教育实践过程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

一、新世纪文学教育研究现状与文学教育问题反思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小学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文学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和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有近2000篇（部），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 、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与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等。这些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文学教育的基本范畴，即以文学作品（文学“读本”）为核心，以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为拓展，将审美教育、思想学识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培养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学识系统的现代人才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是对文学教育内容的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文学教育中的西方文学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以及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总结了中美文学教育、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娇，邵秀芳《西方文学教育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与赵焕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三是对不同教育阶段文学教育实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建红，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王立昌《中学文学教育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与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01）等。这类科研成果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大中小学与高校）的文学教育的内容、特征及其功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强调了高校的文学教育对于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理工专业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的重要作用。

四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与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其次，文学教育还具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红，刘连梅《文学教育与大学生德育之我见》（《语文建设》，2013）、阿茹汉《文学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及道德情操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与叶杰琳《如何通过文学教育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等。

五是对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思。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鲁枢元，赵玉平《文学教育与教育生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龙军《对当前“文学教育”的一点反思》（《名作欣赏》，2013）、杨邦俊《回归真正的文学教育》（《语文建设》，2009）、傅书华《时代病症：文学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与于晓泉《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语文建设》，2013）等。此外，还有少量成果是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高校儿童文学教育的经验与现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

国内外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阐释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与范畴进，揭示了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对文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师范院校文学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较为缺乏，尤其是对文学教育效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少数研究者关注了文学教育方法的问题，如赵炜，冯宇，尹树萍《立体多维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育中的应用》（《芒种》，2012）、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任树民《教师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文学教育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学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方法的注重，文学教育往往止于艺术欣赏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论欠缺，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二、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思维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总结的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等近代思维方法，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类比、转换与外推思维方法、溯因与预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象、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悖论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在实践中培养科学人的思维，是人类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偏重感性体验的文学教育来说，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养成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奠定基础。

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对于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又是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强调文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文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的理性与文学教育的感性互补，可以塑造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推动教育改革、培养21世纪复合型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有利于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哲学思考、历史体悟与实践相结合，为师范生的课外自学与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就要以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根据文学教育实践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应用及其效果的调查统计，探讨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意义。研究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反思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揭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讨科学思维方法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其对文学教育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建构功能，对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总结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课外阅读延展、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证，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对文学教育纵深化发展的作用，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才能进一步揭示科学思维方法在文理贯通的学识培育、理性与感性融合的人格教养上的关键地位。

3.弥补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足。

文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学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效果，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价值。科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强文学教育的学理性、逻辑性，也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法，弥补以往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所带来的不足。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础教学与文学教育中将这一方法传递给中小学生，为培养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怀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研思维论文篇（8）

【关键词】 中医学 思维方式 中医学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纽带。但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现代医学医疗手段的进步，尤其是诊疗技术的日益提高，使传统中医药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发扬中医药学，使之融入时展的洪流，并走向世界，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是广大中医药同仁和所有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林立，各有千秋，在此笔者略抒几点建议，与同道探讨。

1 立足中医自身思维

李政道博士说: “生命是宏观的，但20 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1］。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2］。

1.1 教育方面 根据目前中医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设想如下。第一，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课程。遵从中医学理论体系，改变现有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体系是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第二，调整中西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中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为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第三，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积极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讲座， 学习和掌握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琴棋书画等知识。中医教师授课除了传授中医的基础知识外， 还应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特色贯穿于始终。第四，加强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第五，提高学生中医临床实践技能。

1.2 科研方面 首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目前，无论是中医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大多采用现代医学的实验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现代医学思维方式，主要从微观角度寻找中医理论的客观依据，验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忽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从而偏离了中医思维，最终导致中医研究西医化，研究成果西医化，不能真正应用于中医临床。比如，从1958年开始阴虚证、阳虚证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种被中西医界都认可的证候模型，更没有从微观上得到公认的、作为某证诊断辨证的 “金指标”，中医基础研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这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其次，应着重采用具中医特色的临床实践研究，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不断地校正相关的理论和认识思路。中医实践思维应贯穿于中医科学研究的始终。中医学自古就重视人体实验， 临床医学是中医学的核心， 理论升华来源于临床， 新药开发来源于临床， 所以人体实验应当是未来中医研究的重要手段。再次，从哲学方法角度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其影响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整体观为其主线。它不同于西方医学，不具备西方还原论的基础，因此不适合用还原法对其进行研究，只能考虑运用中医自身的方法来研究，这就离不开对中医方法论的研究。现代的人们大多致力于中医生命现象的研究，如组织、结构、细胞、分子、基因等微观物质结构，忽略了中医思想方法的研究。

1.3 临床方面 运用中医思维诊治疾病。以中医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完成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现今，中医临床中采用的主要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还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中医的传统思维，偏向了现代医学的还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诊疗西医化，影响了中医的临床疗效。应积极培养中医师运用中医临床思维的能力，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治。

2 变革创新，构建现代中医思维

2.1 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现代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甚至有人提出现代的医学模式应当是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医学的性质已不再仅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种科学。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必须转变原有的医学思维方式。中医学现代化是中医发展的趋势，如何使中医学既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又不背离中医学自身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继承、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基础上，勇于创新，建立现代中医系统论思维。

中医学从其诞生就 “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8］因此，传统中医思维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系统论思维，只不过那时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现代科学的介入，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思维。传统中医思维与现代系统论思维存在时代差距。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因此，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不清楚，达不到现代系统科学的精确、严格程度。因此很难被现代人接受，从而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

从传统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 转变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是中医现代化的需要。运用现代系统的思维方式， 在宏观层次实现中医现代化。中医宏观层次现代化，就是运用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 采用电脑技术， 在临床模拟实验中， 对传统中医整理、重组，使其达到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法水准能进行逻辑实证的判决性实验的宏观中医学。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

2.2 发展系统分析方法 把整体研究与分解研究统一起来，全面认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是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现代系统论的系统分析方法实现了这种发展。中医学由于其自身思维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应建立中医系统分析方法。所谓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按照系统观点，立足于整体，在不分解整体的前提下，对系统的环境、结构、功能及其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全面揭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找到有效地调节整体和整体内各部分的机制和规律。它的特点是：不分解系统整体，保持系统整体的完整性；对系统整体及其各部分的属性、功能、特征、关系等进行分析，认清细节；获得的是透视式的全面认识，整体是完整的，细节是清楚的。

中医学没有发展西医学那样的分解研究，但发展了 “在思维中” 把人的疾病的属性、功能、特征的各个部分、方面、要素、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辨证” 是对证候的分析，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不同系列进行，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分为67门、1739种病候。事实证明，中医学发展了自己的分析研究，说中医学没有分析研究的论点不符合实际。

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最大差距，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还原思维基础上。因而中医理论在上述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还必须吸收先进的分析思维方式，为中医理论发展的控制因素中注入新的基因，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寻找中医理论在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指导下，对人体整体功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体不同层次的对立统一关系把握的实验科学依据，进一步完善其辩证逻辑体系。这是中医理论既要发展又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必须抉择的道路——整体思维、辨证思维控制下的分析思维。如此才能促进中医的繁荣与发展。

中医学还应该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进行还原分析。因为真正的系统分析需要还原方法提供的信息积累，以及初始条件计算参数的有益提示，更重要的是系统的研究策略远离不开还原分析研究的内涵。［12］这样分析后的科学综合整体是清晰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分析前的原初的模糊整体。建立在系统科学基础之上的这种新型思维方式与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共同之处，但它并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判断、推理阶段，而是运用模型来模拟、检验推理，扩展、深化人们的认识；它也不是在尚未搞清楚研究对象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细节的基础上，凭借想象、思辨、猜测去探求复杂现象的奥秘，对整体做出模糊的、混沌的描述，而是对部分和整体作严谨细密的考察之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握事物。因而，它是一种更严谨、更精细的整体思维方式［13］。

3 实践中发展中医思维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来看，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是以临床实践的需要为动力而引发的。历代医著都是医理和临床紧密结合的产物，中医学的理论大家也必然是临床大师。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学科也没有截然的学科界限，它们之间的联系很难割裂开来，中医理论源于临床，临床实践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一，加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实践教学是医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中医教育中显得尤为突出，中医学作为一门经验医学，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这一传统医学，就是要遵循中医实践思维的特点。实践教学是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而设定的教学环节。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因此，研究实践教学，加强实践教学是十分重要的。中医院校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除了课堂上学好理论课之外，还应走进中医临床，及早接触中医的诊疗过程。让年轻的 “中医人” 有机会实践中医，感悟中医，强化中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中医产生学习的兴趣。

第二，重视临床实践，使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中医学对人体与疾病的研究皆以临床需要为前提，离开了临床，中医学理论便失去了实用价值。因此，中医学理论的现代研究，必须以为中医临床服务为前提，以阐释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为目标，注意做到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要通过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断总结中医诊治疾病的规律，提高运用中医诊疗方法诊断疾病的能力和治疗疾病的疗效，不断开拓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领域。2003 年春夏之交的中西医结合抗击 “非典” 以及辨证论治、因人调理在航天医学中的应用，即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 “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 及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研修项目选拔” 也充分体现了加强中医临床工作的重要性。

可见，实践不但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始终、体现于该理论的各个知识层面，而且是中医理论的必然归宿。正因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必然指归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学习、研究中医理论时，必须以实践作为切入点，将其中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非但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医相关理论，也不能将中医理论的研究落到实处，这样的研究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而失去应有的价值［15］。

【参考文献】

［1］ 王新陆.中医药发展态势之我见［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1)：34.

［2］ 邓铁涛.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J］.中医药通报，2005，4(1):4.

［3］ 张养生.浅析温病学学科还应继续分化的历史要求［J］.中医药学刊，2003，21(12)：2127.

［4］ 张登本，孙理军，张景明.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2)：145.

［5］ 王永炎.中医研究的三个重要趋势［J］.山西中医，2005，21(1)：2.

［6］ 王永炎.为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开展读经典做临床的读书活动［J］.中医杂志，2007，48(1):19.

［7］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1.

［8］ 王新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与构想［J］.中医教育， 2005，24（5)：1.

［9］ 徐木林，王秋琴.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更新思维方式［J］.医学与哲学，1996，17(9)：484485.

［10］徐木林，王秋琴.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更新思维方式［J］.医学与哲学，1996，17(9)：484485.

［11］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369.

［12］王永炎，张启明.中医研究应进行系统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30(7)：439.

科研思维论文篇（9）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西方人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就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国哲学论述的焦点是"行为"之"善"，而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知识"之"真"，两种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罗森博格对科学哲学做出以下定义：哲学首先要处理的是科学尚不能回答或永远不会解答的问题，其次要处理科学为何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也认为科学哲学长久以来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的方法、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库恩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范式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就是研究者用来寻找意义的理念模式。而且所谓理念模式，就是研究者用范式的指导来从事研究问题与选择研究行动时的思维方式。这个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以下二个核心概念所构成。

一、思维逻辑

受文化影响，西方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循"本体论－知识论或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逻辑按部就班的思考问题。有学者解释，西方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活动时的后设思维，他们基于对世界本体的某种预设，因此提出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从而建构出某些独特的知识体系。这种后设思维展现在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中，但无法在其研究成果中论述自身。然而，思维本身只是个抽象概念，所以必须将范式融入思维中从而思考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换言之，研究者的基本信念决定的任何一种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所主张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就构成该项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也就是如何去认识及累积建立该门知识。

本体论关心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存在着一种事实、永恒不变的本质。如果有，那么真实、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而且，不同的范式则有明显不同的主张。所以，本体论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研究者针对被研究的对象探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建构起一个初步的概念。

有了概念，接下来就是诠释内涵。知识论关心的是研究者应该运用何种立场与态度，与被探究的对象产生互动关系，才能了解现象的真实本质。也可解释为探讨知识本质、原则和知识的来源。重点是，研究的结果和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理当一致。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以后，这样文化传统更发展成为笛卡儿"主?客"对立二元论的哲学，对近代科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方法论就是要透过何种方法与策略才能发现或检证预设的问题的本质。由于科学分类的关系，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都有其严格的方法论，以作为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支撑。同样的，不同的范式对方法论选用就会有所限制。一般我们熟知如归纳法、演绎法、辩证法、实证法、解释法、批判法等。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之间具有互为逻辑的关系。因此，一个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回答，必然会受到其"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的限制，而不能随意选择任何一种方法论。反过来说，当研究者决定采用某种"方法论"时，他必须同时接受其"本体论－认识论"的预设。

二、范式

粗略的了解了科学哲学中的思维逻辑，接下来进一步认识研究者是透过怎样的研究范式来对其研究的问题进行预设。其实，整个研究范式的发展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学史"，充分证明了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不断追求"知识真理"，任何一点违反理性思辨法则，都将遭受严厉检验和批判。二十世纪各种不同派别的范式主张就演进的时间先后，依序有下列五种范式的论点主张及主要是应用于何种科学的研究。

实证主义从十六世纪科学革命起,迄今仍然主宰着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即时下广为自然科学所引用的实证研究。实证论者的主张是"素朴实在论"，采用实验论的立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

"后实证主义"针对"实证主义"纯科学的观念提出强烈的批判。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科学就是已成立事实的集合，这种通行观念是错的。科学中没有任何一滴知识是永远成立的，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后实证论者主张"否证论"的研究范式，但是仍然保留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客观、精确、预测及控制的重视，也认为完全的客观不可存在。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但不排除使用"质化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把结构看成一种形式、一种架构或某种形状。其实，事物的结构和本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结构主义不仅关注外在形式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形式内在组成要素彼此间之深层结构的问题。属质量化兼具的科学研究范式。

科研思维论文篇（10）

部门法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门法哲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哲学的延伸，并采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的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相互脱节的现象。” [1]其次，部门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它倡导一种应有的理论自觉性和深入的理性反思，倡导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依托和真正的法哲学思辨之上。[2]最后，部门法哲学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涉及到学科的属性和学科的归类以及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特点，从而从其属性和研究方式出发来思考其深入发展的路径，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消除学科研究中的障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来描述“什么是部门法哲学”。

一、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价值

张文显在文中写到：“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研究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 [3]张教授的这段话是对目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浓缩概括。在中国法律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部门法哲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法学哲理研究的成果频频面世，比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江国华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等，除此之外部门法哲学高水平论文不断增多，讨论问题不断深化，谢晖在他的文章《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并建设性的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的学理化之命题，集中探讨了部门法哲学中的逻辑连贯性、解释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问题。[4]此外，部门法研究的理论化、哲理化倾向成为中国部门法研究的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截至2011年已经成功召开四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这为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者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

部门法哲学推动着对部门法前沿的、经典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部门法研究的一种创新。它从法哲学层面，用法哲学方法讨论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并诠释部门法法理学意义。首先，“部门法哲学的存在有助于打破讲话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并把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到部门法研究当中。当前我国法学领域过度的分科，造成了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 [5]，其次，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解释理由提供可能性和合理性。当某一部门法涉及到解释深层次的理论性的一般问题时，往往只局限于利用本部门学科的理论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只是机械性地依赖规则，而忽视规则制定背后的法理之基础，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规则。“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的学理基础并解释部门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不接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相反，它对任何东西都要反思批判、前提批判，因此哲学的首先为自己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作用之一是为部门法研究提供创新”[6]，当需要解释部门法存在的问题，比如刑法中为什么规定贩毒是犯罪而吸毒却不是，这些都需要部门法哲学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学科间的整合，部门法哲学使部门法贯通起来。

二、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讨论其学科属性关系到对该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实践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界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它属于法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认为它属于部门法学科；第三种认为它属于“交叉学科”、“中间学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文显，在其《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一文中，其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学是相对应的学科，法学体系内有法哲学与法律学之分。法哲学是哲学的法学，‘法律学’是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哲学相对应。就一般意义来说，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而、某一层次、某一问题为对象，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而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方法带有‘工具性’、‘技术性’。哲学的研究方法则带有‘本原性’、‘终极性’、‘方法论’性质。科学与哲学的这些区别也是法哲学与民法、刑法等法学部门构成的法律学的区别所在。其次，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主要是来自法哲学，应用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和改革。” [7]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三种，但又不等同于第三种，下文会详述。

首先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同法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部门法哲学具有两个成立基本的基本条件：第一，反思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研究对象的特定限制性（被限制在特定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8]。上述两个都是部门法哲学必备的因素，法哲学缺少对具体法律的关注，而部门法又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宋显忠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反思的理论视角、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哲学作为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法哲学研究，根本不同于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而是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以及论证自然发生有别于传统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是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9]其次，法哲学注重批判，注重重构，注重对法的反思性考察，注重对抽象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侧重于“价值”领域。而部门法哲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于立法和司法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注重揭示某一部门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而且注重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在研究上往往多采实证的方法，多用描述性的语言。再次，二者研究的范畴不同。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并不能当然涵盖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范畴，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来自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当中，具有巨大的丰富性，不是法哲学所当然涵盖的。最后，部门法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其研究对象特定且具体。部门法哲学并非法哲学在部门法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

第二种观点实质是过度强调部门法哲学对部门法的依赖性而单边地将其定位为部门法学。[10]我们不能因为其对部门法的依赖性就简单的将其归入部门法的范畴当中，实际上，它和部门法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部门法哲学以研究部门法学中带有本原性、终极性的问题为己任，而部门法学则侧重于研究某个方面，某个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其次，部门法哲学以部门法的理念为研究对象，设计部门法的规范形式和价值内容。部门法哲学注重反思和重构，并侧重研究部门法中的普遍规律，而部门法学则倾向于严格的逻辑实证，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研究的是某一领域内的特殊规律。总之，部门法哲学秉承了法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注重部门法学中的意义关切性问题，视角更为开阔，研究更为深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涵盖部门法哲学的内容。

综合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把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概括为：法哲学与部门法的边缘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把‘部门法哲学’单边地归于‘法哲学’，而是认为应当突出认识和强调‘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双关性’。这种‘双关性’：首先它是‘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次它是‘部门法的法哲学’，即‘部门法本身的高层哲理’。如果借用康德的两个哲理范畴来表达，大致可以将‘部门法哲学’一方面看成是属于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属于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层面的内容。我们充分重视和强调这样一种‘双边性’的理性面向，将可以更好地促使二者达到一种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11]我们不能否认部门法哲学的“交叉性”和“双边性”，但仅因为其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就主观的创造一个“中间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并不严谨，这里我赞同宋显忠教授的观点，不赞成把部门法哲学归纳为“部门法学与部门法哲学的交叉、中间学科。实际上，部门法哲学这一新兴研究对象，虽然它既有法哲学的属性又有部门法的特点，但“部门法哲学目前还仅止于学界的一种探讨，尚没有去的与法哲学学科和部门法学科并驾齐驱的合法地位，部门法哲学也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蛋概括或者命名，还远没有创造出一个如中间学科这样的新学科。” [12]

三、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

“部门法哲学是从反思部门法的合法性问题开始的” [13] “部门法哲学是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 [14]。部门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思维特性，哲学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更不特征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式的思维方式。而部门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延伸，因为自身的哲学属性，必然也运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排除经验和直觉，讲求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以透过复杂多变的表面而认识隐藏于事物内部的规律。部门法哲学拥有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以反思的方式不断的去更新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深化对部门法问题的研究。

“反思”大概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知性思维看事物就是把事务当成孤立、静止的东西，即‘非此即彼’的东西。是思维的较低阶段。二是泛指人们的理性思维，即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反复思考，以便透过表面的、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认识隐藏在事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说：‘本质的观点是反思的观点。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务后面的反复思考。’[15]三是指对思维的思维、对认识的认识。即‘反思’是指思想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而展开思考。[16]孙正聿认为：‘反思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它以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去追问‘思维和存在’，去揭示‘思维与存在’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17]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思维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反思。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秉承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部门法哲学严格区别于纯粹的部门法学，前者注重反思式的思维模式，而非观察与实证。

部门法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现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法律学的直接思想对象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法律现实，那么，法哲学的反思对象则是法律学的思想。” [18]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注重对前提性的反思[19]，即对部门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审视和追问，注重关于法律规则正当性以及合理性的深层追问，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部门法学的应用性不应该成为理论浅显性的遁词，实践性也不应成为理论零碎性的借口”。部门法哲学注重对部门法的价值性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是反思的最本质特性。” [20]而理性的批判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超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其价值指向也是批判与超越，批判是为了寻求发现问题的视角，关注研究部门法的价值问题，超越是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批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甚至怀疑现行的法律规范，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而达致深刻的理解。部门法哲学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追问，不只是一种笼统的前提性和价值性的追问，而是关注具体的、不同角度的侧重点，并注重对部门法的逻辑性反思，黑格尔曾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21]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性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逻辑起点的追问，即法律规范逻辑的核心基础和逻辑开端。通过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法律规则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规则中所蕴含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部门法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式的思维特性，使得部门法哲学向法哲学方向靠拢，并逐步完善其建构起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对部门法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起到了整合作用。充分重视其反思的思维特性，注重对部门法律规范正当性及其合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促进部门法展开前瞻性的思考与建构，并成为促进部门法哲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张文显.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

[2]仁.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8. [3]同[1].

[4]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2-149.

[5]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1.

[6]邱本.再论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5.

[7]同[1].

[8]同[5].

[9]同[5].

[10]孙育玮.再论部门法哲学的“双边性”及其深入发展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1.

[11]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6）： 8-14.

[12]同[5]62.

[13]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5.

[14]蔡宏伟.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0.

[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杨寿堪.哲学思维的特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1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4-135.

[18]同[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