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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 2018年第10期杂志 文档列表

中国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1-10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亿万中华儿女近代以来的神圣历史追求和伟大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同时，确立了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98年提前实现“小康水平”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和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以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继往开来，重申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并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及和平发展6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部署。

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11-23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形成的持续制度创新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劳动要素支撑，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逐步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从早期的劳动力要素驱动为主，逐步转向劳动与资本要素共同驱动、资本要素驱动为主和资本要素与自主创新共同驱动。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出口在基础需求中占比的先升后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模式也从早期的内需拉动为主转变为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最后再度转向内需拉动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1990-2000年新一轮轻工业化和2000-2010年的再度重化工业化发展之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转型发展时期。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持续较快增长的潜力。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四十年：进程、经验与展望24-32

摘要：汇率决定和汇率制度选择是长盛不表的经济学话题，关于汇率管理更是争论不休。本文基于情景和目标两个维度，客观评价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期达到以史为鉴、用实践检验理论的目的。本文认为改革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目标，人民币汇率完成了从记账核算工具到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转变，正在实现从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变：改革在成功解决汇率高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稳中有升．避免了汇率贬值惯性难题：改革的成功在于坚持市场化取向、采取渐进式、积极管理稳定汇率等。让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作用，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是适合我国近中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是未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展望33-42

摘要：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路程和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勾画出中国由“贸易小国”到“贸易大国”的演进过程，并结合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共轭环流”论，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由大到强的发展思路。当前，中国已逐步成为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枢纽国”、贸易流控制力的“居重国”，已从最初注重出口和引资的“单向开放”转变为注重平衡发展“双向开放”。但是，中国依然缺乏引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制造业普遍存在“大而不强”的现状和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的困局。面对能力缺口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应坚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抓改革、补短板、通市场，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成为贸易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准入政策演进及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43-62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经历探索与调整、快速推进、有序调整与主动进取等多个阶段的演进，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报告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认识外资准入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以上问题均犹未可知。本文在梳理中国外资准入政策演进的基础上，从产品质量的视角探完了外资准入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放松显著提升了外商投资份额，并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及其增速：同时发现外资准入放松对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显著大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从内资企业内部看，外资准入放松的影响是全面的，并没有体现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加总层面分析发现，外资准入提高了具有高产品质量企业的市场份额，使资源得以优化再配置。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外资准入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更多是由于优惠政策引导而非“以市场换技术”的市场放开所致；外资准入放松引致的外商投资份额增长通过产业关联、产品转换以及本地集聚效应等促进产品质量及其增速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尤其是外资准入及投资自由化改革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63-72

摘要：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O-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迂，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73-85

摘要：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成功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在中国引起各界关注。随后，中国开始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以此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管理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混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向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以功能性政策为辅助的产业政策体系转变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始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运用。总体上看，中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仍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由此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突出。当前，中国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重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推动产业绿色与包容性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情境、历程、经验与使命86-94

摘要：本文将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和全球信息化作为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国家情境因素，以此为基础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将发展历程划分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全面创新”3个阶段，总结了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学中的指导地位，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中国具体管理问题相结合，坚持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坚持企业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本文最后指出，中国正在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未来中国管理学者的使命是全面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和学科体系，促进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方式走向世界。

重启新一轮实质性、有力度的国企改革——纪念国企改革40年95-104

摘要：中国国企改革40年历程。奉行实用主义改革逻辑、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等原则，在没有现成模式和成熟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基本实现了从“五龙治水”到统一监管的转变，开始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国有企业在政企关系、规模与实力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制度框架。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渐进式的国企改革路径保证了没有出现颠覆性失误，重视推进改革的动力机制，较好地兼顾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企业实践、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导交互促进。但国资国企在提升效率和促进公平两个方面，仍亟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我们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报告要求，适应新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和政策环境，适应竞争政策崛起与国际规则对国企公平参与竞争的要求。重启新一轮实质性、有力度的国企改革。这包括：提升改革目标，突出改革重点，聚焦主攻方向，坚持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构建重视可持续投资收益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促进混改的战略性展开与深入推进，推进改革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与匹配，改进国企改革推进方式、推动改革方案落地。

合理配置政治监督评估与“内控评估”的持续探索木——中国40年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反思与进路105-117

摘要：回溯40年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项改革事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监督”特征，第二阶段呈现了“管理的工具主义”特征，第三阶段属于因地制宜、模式纷呈时期，第四阶段出现了改革的“高位震荡”。从96个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案例的关键事件锚定结果来看。这4个阶段主要采用了纪委负责、人事部门负责、编制委员会负责等8类绩效评价体制类型。未来要进一步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事业，就必须遵循体制改革的基础逻辑，将政治监督评价、内控评估应用到合理的范围，有针对性地推进由党委、人大、政协、纪委、本级政府、上级政府等负责的不同体制类型的绩效评估改革事业。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及其未来发展趋势118-127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为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教肓资源历史积累不足，教育总体条件还不是很理想，与人民目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教育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教育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部分群体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尚不充分。下一步，中国将围绕党的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目标，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128-146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近百年结构转变及其由此带来的人地关系与乡村制度变革，得出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在历史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城乡中国”有必要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一个重要范式，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

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147-160

摘要：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其他要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161-172

摘要：采用197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从“过密化”到“机械化”：中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历程、动力和影响（1980～2015年）173-190

摘要：农业机械化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中国农业机械化自农业集体化时期即得以低水平起步，20世纪80年代之后虽有所发展，但速度非常缓慢。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5年之后，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进展，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内生动力：政府因势利导，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使之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农业机械化的初级阶段迈入中级阶段，预计2020年左右将进入高级阶段。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机械化在中国的深度推进，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对中国的农业经营形态、城乡关系格局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191-207

摘要：本文把技术赶超的过程，理解为微观主体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持续开展高强度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国高铁从试验性探索、引进消化吸收、正向设计再到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技术赶超过程，嵌入在中国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高铁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阅的市场机会，而中国的总体改革进程叉为高铁产业的制度变革打开了空间，并与高铁自身的管理体制、产业组织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了高铁的微观激励结构。这样的激励结构，不仅促使创新主体开展高强度的技术学习，而且促成了高铁有别于中国多数产业的组织间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技术突破。作为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干中学”、“用中学”和“试验中学”是中国高铁技术能力积累的核心机制，而在技术能力积累的过程中，消化吸收能力、正向设计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背后，则是高铁部f7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在中国高铁部门创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高铁对其他产业技术赶超的启示，绝不是泛化“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具有特定边界条件的发展模式。不考虑各产业在技术范式、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试图将高铁经验简单复制到其他产业的观点是不当，甚至是危险的。

脱节还是弥合？中国组织管理研究的严谨性、相关性与合法性——基于中文管理学期刊1979-2018年的经验证据208-229

摘要：与现有的“弥合观”与“独立观”不同，本文将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系统区分为涉及直接与间接的实践价值以及管理知识双向流动的19个维度，并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文管理学期刊的纵向历史文献数据，科学地考察组织管理研究中二者的弥合与鸿沟关系及其动态演化规律，以及从知识合法性的视角窥探兼顾二者可能存在的效果与调节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始终既没有完全脱节，也没有完全弥合，而是处于动态的差序平衡状态中：而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来看，实践相关性的不同层面既可以对科学严谨性与知识合法性的正向关系产生促进作用（概念相关性的正向调节），叉可以产生抑制作用（工具相关性的负向调节），同时也可以不产生显著作用（象征相关性或“从实践中来”）。本文在创造性地提供崭新洞见时，既是对管理学在中国40年成长与演进的一个系统回顾与总结，也为相关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借鉴。

ABSTRACTS OF SELECTED ARTICLES23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