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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9%,25年来首次低于7%。经济增速下降导致各级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进而会影响到民生投入增长和民生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下降对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面对这一形势,201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以“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民生关切”为主题,继续开展民生满意度电话调查、民生关切点入户调查、民生客观指数编制,及相关专题研究工作。
摘要:估计我国产能利用率以及理解其背后的演化机理是化解当前产能过剩的前提。本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剖析财政政策扩张对上下游部门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投资支出扩张对不同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在促使上游企业产品价格上升,导致该部门产能扩张的同时,抑制了下游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伴随着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下游产业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上游部门出现产能过剩,其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纵向产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基于我国1998Q1~2014Q4的宏观季度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法分别对上下游部门在样本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从经验层面验证了纵向产业关联的显著性。反事实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与信贷因素是共同导致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逐步淘汰上游部门的过剩产能与着力激活下游部门的经济活力,两者双管齐下方为治理我国产能过剩的标本兼治之道。
摘要: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摘要:锦标赛式的公共投入扩张、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未能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本文试图打破从政府内部究“原因”、由供给模式找“突破”的思维定势,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重点考察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和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部分通过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产生;相比低程度公众参与,较高程度的公众参与下,公共服务供给对政府形象和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而政府形象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特征是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主导因素,良好的政府形象、深入的公众参与能促使公共服务供给更大程度上提升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因此,在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应注重改善政府形象、深化公众参与。
摘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评价事关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效率和精准性,并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探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差异明显,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政策目标的激励效应也具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献中提出的“有正向激励效应与无激励效应”的理论争议。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必须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性。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来说,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应确保政策的差异化:在激励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时,应根据该领域或产业的特殊性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应明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同的激励目标,并从反映激励效应的财务数据着手,明确具体的激励目标,如提高盈利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企业投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等等。
摘要:本文基于OECD建立的PMR指数数据库提供的35个国家、7个垄断行业和5个驱动因素1975~2013年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进程阶段划分方法对国际和中国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利用费雪指数编制方法和Shapley值分解方法对国际和中国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贡献度分解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国别、分行业,还是整体,国际垄断行业放松规制水平均呈持续上升趋势。截至2013年,有近30%的国家和2个行业进入非常高水平阶段,有近70%的国家和3个行业进入较高水平阶段,仅有1个国家和2个行业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其中,打破进入壁垒是各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平均贡献度达到45%以上,公共产权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垂直一体化因素依然存在较大的放松规制空间。研究还发现,2008~2013年中国7个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除了天然气和邮政行业,其他5个行业放松规制水平依然显著低于其他3个金砖国家、4个新兴经济体和6个发达经济体。其中,进入壁垒、公共产权、市场结构、垂直一体化和价格规制等因素仅在少数行业放松规制进程中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各驱动因素在各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中依然具有较大的改革空间。为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
摘要:非正式制度的同形压力如牢笼约束着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新制度主义的传统药方是以服从制度要求来换取合法性和克服新创弱性。本文从战略选择理论和制度创业的角度出发,将突破非正式制度的同形约束作为新创企业制度创业的战略性行动。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与制度背景,本文提出新创企业所在地区关系文化的制度性束缚会驱使新创企业趋向关系战略同形,而制度场域中的矛盾则会激发新创企业采取背离战略的制度创业行动。我们采用2008年和2010年两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政治联系和业绩期望落差都会弱化关系文化的制度约束,激发新创企业挣脱制度牢笼的战略行动。本研究揭示了正式制度、行动者资源地位及业绩期望三方面驱动创业者和新创企业制度创业行动的因素,对制度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战略背离的二元行动逻辑给出了开拓性的分析。
摘要:后发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沿企业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实现技术赶超,是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分析支持交易的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效果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需要购买要素和中间产品,由于合约不完全,事后机会主义会影响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合约执行效率会影响这种关系专用性投资事后遭受机会主义的风险大小,从而影响交易的实现,最终会对企业的技术赶超产生影响。运用1998~2007年中国的企业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的技术赶超有正向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这种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越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其技术赶超受到合约执行效率的影响越大;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的这种异质性作用大小还受到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更大,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更小。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希望通过改革来提升经济效率水平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持。
摘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在于解决“知识”作为资源的归属问题,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的利益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广东省2006年开始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异质性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影响渠道检验表明,“三审合一”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来促进创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可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摘要:本文通过对4个同时具备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功能的海外子公司的多案例研究,揭示了后发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在制度双元的情境下如何响应集团总部与东道国的冲突。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框架提出了整体模型,并识别了空降式、管道式、浮板式和滩头堡式4种海外子公司同构模式,说明了同构焦点具有连续性的特征,拓展了同构焦点的假设和适用范围。研究同时探究了同构焦点的影响因素,发现内、外部合法性的优先性作为组织对制度压力的感知直接影响同构焦点的选择,而同构焦点则映射了内、外部合法性的结构关系,这一关系在后发跨国企业情境下具有独特性。研究还发现,海外子公司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战略特征与合法性的获取优先性有关。本文利用后发跨国企业的情境贡献于制度理论。
摘要:为获取竞争优势与优异绩效,制造商逐渐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努力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然而,现有研究未能从微观视角,对制造商如何开发客户解决方案的过程予以系统分析,也未探究其中的机制。因此,本研究对4家制造商开发不同类别解决方案的历程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制造商开发客户解决方案过程中蕴含的机制。研究发现:制造商开发有效的客户解决方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识别并捕获服务机会,重构配置服务资源,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通过微观基础提升其动态能力,进而实现其服务能力的提升;然而,为了开发不同类别的客户解决方案,制造商会基于相同的微观基础,采取侧重点和方向性不同的行为举措,进而提升企业不同类别的动态能力与服务能力。
摘要: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新加坡的贸易总和占“一带一路”65国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厘清这4个贸易大国的贸易特征及其贸易关系,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互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最新的基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2012)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数据,基于近10年90多类、5299种分类商品,比较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新加坡货物进出口增长、出口结构及产品的比较优势,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利用2005~201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门槛面板计量模型的基础上,以农民收入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服务对农村可持续消费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开发商参与地票和土地竞拍的数理模型。发现地票的最优投入比例与选择权收益、成功拍得土地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固定成本、土地出让金、市场利率呈负相关关系.进而对指标落地环节的问题进行了规范描述:一方面,未持有地票的开发商存在“搭便车”的可能:另一方面,持有地票的开发商面临无法拍得所选地块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的风险,并据此提出指标落地环节相关制度设计的改进路径。
摘要: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受到挑战并逐步转向。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制定主体和政策议程设置方式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政策议程设置结果更为贴近民意。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不同的公众网络行为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路径。政府需要在增强自身能力、拓宽政策议程采纳渠道、提升公众有序政治参与能力、正确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加强治理。
摘要:本文基于粘性信息理论模型,研究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产业结构对企业信息粘滞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产业的企业信息粘性程度存在差异,第二产业的企业信息粘性较高,信息集更新速度最慢,第三产业的企业次之,第一产业的企业具有最低的信息粘性水平,信息调整最为迅速:(2)经济周期与企业的信息粘性程度相关,即在经济扩张期,企业的信息粘性程度较低,信息更新调整较快,而在经济收缩期,企业信息粘性程度较高,信息更新速度较慢。
摘要: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管理学研究前沿领域之一,社会网络以新的研究视角解释管理学问题。本文从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管理学研究中的网络范式。具体围绕网络范式的兴起,“关系”定量化,社会网络研究视角和在管理学研究的应用,以及网络范式下管理学研究前沿几个方面展开,试图展示网络范式下管理学研究概况.并就社会网络在该领域应用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