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环境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阐释企业环境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静止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由此提出，企业可以通过对内外部环境的动态调适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基础设施的就业、产出和投资效应——基于1998～2006年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
摘要：基于跨期利润函数和动态分析框架，本文利用中国1998～2006年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SUR方法实证分析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和长期的就业效应、产出弹性和投资弹性。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就业效应在全国各地区短期和长期均显著为正；但其产出弹性只在东部省份显著为正，而且长期的就业和产出效应均小于短期；资本投入效应则表现为长期高于短期、东部高于中西部和地区资本趋同。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西部基础设施短期投资较充足和长期投资不足，而东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此外，基础设施存在网络效应等非线性特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出现并且日趋显著，这是否会对所在地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于劳动力流动、地区间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客观存在，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否会外溢？本文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本文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结合实际，本文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利率、实际控制人类型和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
摘要：本文基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引入实际控制人类型、成本、收益、规模等变量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率作为成本变量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投资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实际控制人类型则是影响房地产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在同等条件下，实际控制人类型为国有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额。这种现象的存在削弱了房地产投资领域利率机制的作用和政府利率调控的效果。本文还对实证结果做出了解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
摘要：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进入了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在这30年中，出现了3次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并相应地发生了财税体制的3次重大变迁及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本文以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主体及增量收益分配状况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这个资本化过程中形成并高速扩张的趋势；并考察了这个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及成本分摊状况。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
摘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利用1997年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设立直辖市这一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次自然实验，采用项目评价文献中最新出现的合成控制法估计了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考虑了中央的优惠政策与资金输入支持后，重庆行政区划升格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仍然存在。本文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政治激励与地区竞争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来自一组实验微观数据的证据
摘要：本文首次运用一组实验数据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GSS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行为个体的信任水平，并以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作为其合作水平的度量，结果发现，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即无论是否控制利他偏好，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额均可以被GSS信任指数解释；同时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实验方法测度的信任和合作两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并在控制个体差异和利他偏好及风险偏好等条件下，我们发现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其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产业集群的形成
摘要：本文从企业角度研究了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企业在自制与外购选择偏好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关系。人控制的企业因偏好自制而使其集聚效应较弱，从而在其周围不易形成集群；出资人控制的企业因偏好购买而使其集聚效应较强，从而在其周围更容易形成集群。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本文验证了由于企业所有权结构不同而导致产业集群形成不同的理论假说。一损俱损还是因祸得福？——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溢出效应研究
摘要：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的认知要受到环境中其他企业的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溢出效应是指一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跨越企业边界，对另一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定性研究和实验研究，证实溢出效应包含传染效应和对比效应两个方向，验证了导致溢出效应的3个前置变量：受讯企业和发讯企业的相似度、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卷入程度，以及受讯企业的澄清策略。并探讨了这3个前置变量是如何影响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强度的。本研究为企业认识、预防和应对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溢出效应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操作建议。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
摘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活动吗？“5·12”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为我们探析公司采取慈善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提供良好的自然实验环境。本研究通过收集地震后上市公司慈善捐款以及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联促进公司慈善行为，表现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而当公司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较低或者公司运行地区的外部法制环境更加完善时，政治关联促进公司参与慈善捐款和提高捐款水平的作用均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提高控制公司与政府间关系资源的能力驱动高管采用公司慈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且高管也会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捐赠公司资产。本研究结论对于评价政治关联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关系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由案例构建理论的机会与挑战
摘要：《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近年来在各主要学刊中率先垂范，相继着力推出各种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实证数据见长的另类研究方法。在该刊“主编特荐”系列中，学者们充分翔实地介绍了这方面的若干题目，诸如质性研究（Gephart，2004），扎根理论（Suddaby，2006），数据丰富性的价值（Weick，2007）和单案例的说服力（Siggelkow，2007），等等。本文将着重探讨由案例构建理论的相关策略，尤其是多案例的理论构建。基于信任和转移障碍的顾客保留：案例研究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顾客保留的作用机制。综合其他学者对顾客保留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顾客保留一方面由于顾客主观上对企业的信任，同时又受到客观上转移障碍的影响。本研究又从研究顾客信任和转移障碍的文献中提炼出共同影响顾客信任和转移障碍的3方面因素，即供应企业特征、人际关系特征和交易关系特征。案例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提出的关于顾客保留作用机制的假设及模型，即顾客保留的本质具有信任和转移障碍的二重性，并且供应企业特征、人际关系特征和交易关系特征共同影响顾客信任和转移障碍。“浙商”应对危机、创新发展——中日比较和借鉴
摘要：造成危机的根源是“贪”和“伪”，以及由贪和伪造成的要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格局严重失衡和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等。在后危机时期，这些根源仍然存在，短期应对危机掩盖了许多问题，甚至加剧一些矛盾，需要创新发展。为此，应该将是科学的思路和方法与人文的思路和方法相结合。通过中日以及日美和中美等的比较，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创新发展。公司治理，经济设防与经济增长（下）
摘要：（七）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考虑 尽管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但上述表明，金字塔控制将财富上的巨额不平等进一步放大，使之在公司控制权方面也出现了事实上的巨大差距和不平等。金字塔控制实际上是将许多国家多数企业的治理权托付给少数精英和现有的家族来行使，而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寡头政治。公司治理权集中的程度是衡量具有两个极点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尺度。当代中国村社治理结构及其理论回应
摘要：村社是国家基层治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载体。本文选择以村社的功能分析理论为主线，努力避免不同分析框架产生的限制，力求发现一条附着在村社作用机制上的国家基层管理和社会治理变迁路径；力求清晰地显示村社功能的变迁格局和相应理论的回应程度，并为国家的相关政策选择和法制建设提供可能的理论参考。金融服务创新的过程模型与特性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调研，提出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金融服务创新过程。在此基础上，以金融服务的独特性为出发点，分析了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与技术创新的差异所在。经济体制转轨国家银行间跨国并购的战略分析——基于PKO成功并购Kredobank战略的研究
摘要：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在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如何有效地走向国际市场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波兰银行（PKO）成功地对乌克兰Kredobank进行了跨国并购主要得益于其核心的企业战略和有效的实施。本文对PKO战略的实施过程及绩效进行了探讨，并总结了5项可借鉴的经验。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检验
摘要：传统的公司治理文献中，通常将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分为3组，一组是激励强度与经营绩效，体现在经理人的报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上，一组是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体现在较好的公司治理体制．下的优良绩效，一组是激励强度与公司治理，体现在较强公司治理情况下的管理者的较低租金。实际上，这三组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内生决定的过程。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4年度报告数据，以及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对此联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分立的单方程的结论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