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B8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51－02

儿童人格发展研究在发展心理学中是重要领域之一。研究儿童人格发展的特点，探究其人格社会化历程的基本模式，促进儿童全面素质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心理学界乃至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幼儿阶段是儿童各种素质结构发展的奠基阶段，是儿童人格开始形成的关键期。当我们谈论发展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讨论儿童的生理和认知机能的发展，儿童人格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体制的进展

（一）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横向发展

所谓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体制的横向发展，主要涉及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广度问题。分析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体制的横向变化，主要表现两方面：其一，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中不断产生新的交叉；其二，儿童人格发展的研究更倾向于多方面、多层次。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儿童人格发展的新的交叉研究。发展心理语言学（developmental psycholinguistics）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尼尔（McNeill）首次使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基本独立于心理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心理语言学主要研究儿童早期言语的内容及个体早期言语的社会化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儿童发展理论。

发展心理生物学（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是发展心理学与心理生物学的产物。从1968年几位美国心理学家创办的《发展心理生物学》杂志时起，发展心理生物学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专门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幼儿的能力、智力的遗传性及气质的生物学基础等问题。

除此以外，发展心理学领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交叉学科，例如发展心理病理学、发展心理社会学等，儿童人格发展的研究呈现出非常繁荣的景象。

（二）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纵向发展

所谓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体制的纵向发展，是指儿童人格发展研究重点的变化。近些年来，人们逐渐把关注点转向应用方面，努力地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服务，并获得了一定成就。这其中尤以下列方面为代表：胎儿发育和优生问题研究；早期智力、早期经验及教育研究等等。

儿童人格研究也越来越强调研究个体早期的心理特征。他们采用现代化方法，系统研究婴幼儿认知能力发展、社会性发展、早期情绪社会性发展以及早期心理发展的关键期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儿童人格的发展更加明朗起来。

二、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进展

（一）儿童人格发展结构与评价系统的研究

20世纪初，幼儿的个体差异就常用“气质”一词来描述。到50年代末，Thomas和Chess研究儿童的气质，提出九个维度气质结构。然而Martin(1994)在运用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气质结构时提出了15至20个因素。这样儿童气质结构研究一直缺乏统一性。由于气质是描述儿童个别差异的重要方面，对于气质结构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心理学界长期对儿童的人格结构难以进行描述。直到“大五”人格结构理论的提出给儿童青少年人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真正将“大五”人格因素理论用于儿童青少年的是Digman(1986)。通过研究他提出，儿童的人格结构也有与成人类似的五因素。也有研究者将儿童青少年人格的五因素结构称为“小五”(John等,1994)，以与成人人格的“大五”因素相区别。张雨青，林微运用与荷兰、美国等国的跨文化研究组相同的访谈和编码方法，对我国北京和福州两个城市共410位的3-12岁儿童家长进行了访谈；周晖（1998）采用了量表评定、Q分类、自由描述等方法均验证了五因素结构，较好地解释儿童青少年的人格特征。

杨丽珠等人依据多年的研究，认为人格是指个体在生物基础上，受社会生活条件制约而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具有调控能力的、具有倾向性、动力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系统。人格结构由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系统――自我调节系统、人格倾向性系统和人格特征系统组成。在此理论基础上，刘文、杨丽珠等人首先在大连、武汉等地进行幼儿人格结构研究，编制出3-12岁儿童人格评定问卷。进而，在我国六大行政区进行施测、验证，制定出中国幼儿人格教师评定量表和中国小学生人格教师评定量表。

（二）儿童人格发展与培养研究

儿童的人格发展可以说就是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儿童人格的发展将会受到社会文化影响。杨丽珠等（1995）进行了中美学前儿童在游戏中的社交和认知类型发展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学前儿童个体游戏、平行游戏多于中国，联合游戏、合作游戏中国多于美国；实践游戏美国多于中国，象征游戏、规则游戏中国多于美国。家庭、学校又是儿童社会化的载体，必然在儿童的人格发展中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者们从亲子关系、家庭环境、父母知觉，同伴关系、教师及素质教育等角度都对儿童的人格发展进行了探索。但是，目前依据儿童人格结构对儿童人格的培养研究还亟待发展。

三、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方法

（一）研究方式的跨文化特征

近些年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寻求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儿童心理发展的相似性和特殊性。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新趋势，涉及如何根据不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设计、取样、方法的筛选及结果的推论等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儿童人格发展研究中的新趋势。有关儿童人格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对于解释儿童心理发展过程、弄清心理发展影响因素、探究个体心理发展的规律等都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思路的生态化取向

实验室实验由于实验情境是人为设计，并且变量控制严格，孤立考察某个或某些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难以揭示自然条件下人的真实心理和行为反应。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要求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离开实验室，走向现实环境，把实验室研究的严格性运用到现实环境中去，从而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准实验设计方法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目前，准实验设计已经发展出多种类型，如非等组比较组设计、间隔时间序列设计等。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实验设计已经尽善尽美，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研究者不断去完善。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运用

儿童人格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强调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儿童人格发展。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使用多变量设计，传统研究多采用单变量设计。近年来，随着统计方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多变量设计，以揭示个体心理发展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强调采用综合实验设计。事实证明，聚合式交叉设计既可在短时间内了解各年龄段个体的心理特点，又可以纵向发展的视角认识个体心理特征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可探讨社会历史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加以结合。我们既关注儿童人格结构的组成，又要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儿童人格发展的不同水平。

四、儿童人格发展研究趋势

未来儿童人格发展的趋势，即研究问题的应用性倾向越来越明显，儿童人格发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儿童具有良好的人格特征，最终达到能够预期的目的。

具体地说，儿童人格的结构与评估研究会继续得到加强，尤其是加强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聚类分析、分层分析、追踪等方法对儿童人格的结构、类型、发展特点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对不同人格类型的儿童认知神经机制的兴趣使得研究者加强儿童个体差异与脑功能关系方面的探索；儿童气质的结构、类型及对儿童人格发展的作用，儿童早期情感、活动性和注意的个体差异仍然是研究的重点；父母的教育观念、教师的影响、同伴作用对儿童人格发展及其交互作用更是我们关注的。另外，特殊儿童的人格特征、计算机等对儿童人格的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合二为一，并时刻对儿童人格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保持敏感的嗅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使儿童人格发展研究本土化、生态化、现场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Digman,J M &Inouye,I:Further specification of five robust factors of personna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1986,6:61-72.

[2]张雨青,林薇等.家长对子女人格特点的自由描述――

中国儿童样本对“大五”人格结构的验证[J].心理学报,1995,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258-02

1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研究综述

1.1 研究争执性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后,易造成儿童亲情缺失,其原有家庭内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儿童需要对家庭内部抚养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为此,多数研究者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适应情况,但研究结论缺乏共识性,甚至相互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学习适应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外出并未对留守儿童的学习造成不良影响。留守儿童具有较高的学习独立性。多数孩子能够理解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并以此作为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的动力;另一观点则认为,父母离开尤其是母亲的离开,儿童的学业成绩有了显著下降;70%以上的教师认为父母外出打工以后,孩子的成绩差了。他们中逃学、厌学、辍学、纪律差、迷恋网吧的现象比一般儿童严重。

情绪适应方面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都外出打工、单亲外出打工和父母都在家这三类儿童在孤独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幸福感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略低于非留守儿童,但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地,有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表现出诸多情绪问题,主要涉及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以及忧虑情绪。他们在状态焦虑水平上要明显高于父母均在家的儿童,而两者在特质焦虑上没有显著差异。

行为适应方面。正面的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工使得留守儿童的生活过早独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独立起居和做家务的能力强于非留守儿童,能更好地理解父母,体味生活的艰辛。很多留守儿童在班上与同学们的关系较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负面表现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带来的不安全感,容易使留守儿童对周围他人产生戒备和敌对心理,表现出攻击行为。有些儿童情绪比较冷漠或者自卑,逃避各种活动、害怕与人交往等。一些留守儿童抽烟、酗酒等,有些甚至走上了小偷小摸、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

1.2 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因素

1.2.1 不同监护人类型

隔代监护人易造成儿童放纵、任性,亲戚朋友对孩子心理与精神上的需要很少关注,自我监护型易养成孩子奢侈、浪费、不知勤俭的不良行为习惯,自律能力较弱。通过对比流动儿童、双留守儿童、单留守儿童、曾留守儿童及一般儿童发现,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最差;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尊低、孤独感强,双留守儿童抑郁高,单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高,曾留守儿童的自尊低、孤独感强、抑郁高、社交焦虑高。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组和寄养组在亲密度、矛盾性、娱乐性上有显著差异,寄养组亲密度较低,矛盾性、娱乐性较高。

1.2.2 父母的教育观念

父母在孩子的早期生活成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父母的关爱、支持和鼓励能够使孩子对周围环境建立良好的信任感与安全感,这对他们社会性发展、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的。外出务工人员形成的多元教育观念对子女学业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城市或城镇打工,使他们的教育观点发生了变化。但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却有不同意见。有的父母认为“读不读书都一样”,从而助长了一些成绩不好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论”的思想;相反,有的父母对子女寄予很高的期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他们出去打工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供孩子上学。

1.2.3 父母外出时间

研究发现,父母离开时间的长短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父母外出时间为一年的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很低,两年以后升高,以后又逐年降低,到十年以上时最差。即离开时间越久对留守孩心理影响越大。留守时间在5年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1-2年、3-4年的儿童。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和父母在外时间的长度成反比,即父母在外的时间越长,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越低。研究表明,父母在孩子越小时外出打工,对儿童的焦虑水平影响越大。父母早期离开孩子,甚至会深刻地影响儿童的特质焦虑。

1.2.4 亲子沟通频率

调查发现,父母与孩子沟通频率越高,留守儿童的学习行为更健康、社交能力更强、日常生活行为更好;反之亦然。对于单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而言,超过3个月与父母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对父亲的依恋质量显著低于一周、两周和一月与父母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对于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来说,与父母的联系频率为一周一次的留守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程度显著高于半月、一个月和超过3月与父母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的间隔时间越长,与父母团聚的次数越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越低。和父母联系频率越低,留守儿童恐怖倾向、过敏倾向的危险性增加。

1.3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问题策略研究

目前相关研究大多认为应该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家庭方面:(1)最好让孩子跟随父母生活;(2)降低母亲“出行率”;家长多与孩子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学校方面:(1)注重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2)积极发挥学校功能,建立健全的家校联防育人机制;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和育子方式。社区方面:(1)发挥社区综合教育功能,形成社区、学校、家庭立体式的教育管理网络;(2)组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寻找“妈妈”、“爸爸”替代他们的父母角色;积极开展对母亲的教育指导工作。政府层面:(1)打破二元制的城乡户籍壁垒,逐步消除城乡差距;(2)大力推进农村新课改,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3)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4)开发城市公立学校的潜力,就近入学。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研究评价

从上文综述的结果可以看出,对同一研究内容由不同的研究者进行研究时,其研究结果常有争议。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2.1 留守儿童概念界定问题

明确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迄今,“留守儿童”仍缺乏明确、统一界定,这直接影响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孩子的年龄。留守儿童年龄有以下观点: 16岁以下、14岁以下、未满18岁、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6-14岁、6-16岁。许多研究没有对留守儿童的年龄进行明确的界定。第二,父母外出数量是一个还是两个才算是留守儿童?有的认为双方外出才算留守儿童。有的则认为只要一方外出,就算留守儿童。现多数观点认为只要一方外出就算留守儿童。第三,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多数研究认为留守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结果。实际上,父母外出,导致孩子留守的原因很多:经商、出国留学、打工、外出照看病人、因关系不合一方出走、离异、孤儿等。很显然,不同原因导致的留守现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差很大,对孩子心理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第四,留守儿童地域性问题。有的研究把农村留守儿童等同于留守儿童,误认为留守儿童是农村特有的社会现象,上文已介绍,留守儿童现象最早出现在城市。而且很有可能两地留守儿童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存在差异。有关学者在定义上也注意到这样的区别,并做了区分。相反,有的研究则把三者混淆,从而导致与其它研究结果的分歧。第五,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多数研究在界定留守儿童时,未涉及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是1年以上,还是半年以上,或者3个月以上,或者其他时间长度标准?目前,多数研究认为以半年为标准为宜。有关研究也支持这样的标准: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上都和一般儿童有显著的差异。留守半年比留守三个月更具鉴别力,可以作为划分留守儿童的标准。

2.2 研究方法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以问卷、心理量表、心理测验为工具使用定量调查研究方法的人占绝大部分;以观察、访谈、个案分析等为手段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人占较少比例。量化的方法,只能收集到一些表象的信息和数据,对于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未能触及。许多研究缺乏理论指导,没有明确的理论框架,对调查结果未能进行理论概括与提升,难以进行深入探讨和解释,从而难以谈论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好把这些各个领域分散的研究力量,统一在一起,组织专家研讨会,共同确定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概念明确后,再确定具体研究的内容,以适当方式公诸于世,大家共同遵守执行。

2.3 研究偏见问题

许多研究者带着对农村留守儿童负面的假设,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更多关注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负面”问题,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一面的论述较少,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不够。上文总结的有关留守儿童的一些基本结论之间存在的相互矛盾,就已经告诉我们不能带着“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的”类似这样的标签去进行研究,为了寻找负面证据加以证明。有关研究的差异,也使研究者思考以下问题: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压力,对于处境不利的农村儿童,有些发展不良,有些儿童却发展得很好,有些甚至超出了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

2.4 建议和对策问题

解决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需要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应对。研究者所提的建议和对策包括了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政府的层面。从上文可以发现,针对政府层面的建议很多,但所提建议,在现有条件下难以实现,无法起到高效的作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是说改就改的,这涉及到很多因素。让他们重新回到父母身边,解决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就是解决留守儿童不再留守的最好方法。这样的方法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办到的。 学校方面,对于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较差等问题,这只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有效、高效、操作性强的建议。

3 结语

综合上面有关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研究的四方面问题,可以发现:以比较客观中立的研究视角,给农村留守儿童一个明确可操作的界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之外的方法――质化研究,关注儿童面对家庭环境变化适应的过程和更广泛的情景性因素,对于深入、真实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提供针对性强、有效的建议和对策,将十分有用。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对这种研究选择,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1):29-36.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3）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

2．1取样

在中国知网上，以留守儿童（包含“心理”）为主题，通过精确查找，搜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的论文，主要分布在2005—2011年间，一共检索到404篇（搜索时间为2012年8月13日），删除文题不符的文章、字数不足1500字摘要类文章，合并重复发表的文章，综述类文章，剩398篇。

2．2编码

对398篇文章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单位”两个方面进行分类统计。

2．3资料处理

运用SPSS17．0对398篇相关文章按照上述分类标准进行频数统计。

3研究结果

3．1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数量的变化

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以前，几乎没有研究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文章，2005年相关研究开始出现，2005年至2011年的7年间，呈逐年上升趋势。

3．2留守儿童研究主题的特点

将文献资料的研究内容概括为3个主题，相关研究主题的统计数据见表2。在3个研究主题中，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最受关注，在398篇文献中，有53．01％的研究者进行了对策方面的探讨；其次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而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相对较少。

3．3留守儿童心理研究主体的特点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四类单位。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理健康问题从2005年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何资桥（2006）等［2］人在对湖南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时发现，性别不同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因子和自责上存在差异，女生较男生而言更为敏感，学习焦虑高于男生。段成荣等［3］人（2005）通过对留守儿童比较多的江西省修水县墨田村留守儿童的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易出现性格孤僻、胆子较小、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吴承红等［4］（2005）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情关怀缺失，导致抑郁、不安、惆怅等情绪问题，与父母之间的沟通障碍致使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性格孤僻、不合群、敏感，甚至产生过激情绪。刘建波等［5］人（2011）通过对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感抑郁总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严重问题。也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岳慧兰等［6］人（2006）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测量浙江湖州的留守儿童，结果显示8个内容量表的平均分均在正常范围，表明所调查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是正常的。任运昌［7］认为目前存在人为扩大留守儿童负面特征的倾向，对此他发出呼吁：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钱洁、齐学红［8］（2011）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让留守儿童自我言说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留守儿童并不等于问题儿童，他们中有79．9％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差”，62．6％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性格孤僻”，赞同和不赞同“留守儿童内心孤独”的比例相当，75．6％的孩子不赞同“留守儿童意志薄弱”。参加“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援助研讨会”的代表强调指出，目前的研究对于父母外出对孩子行为的负面影响强调过多，事实上，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独立性有所增强就是最突出的正面影响。

4．1．2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

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以下因素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①性别：崔丽娟［9］的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留守儿童只是在自尊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适应性各个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岳慧兰等［6］的研究认为，男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要高于女留守儿童，而在恐怖倾向、学习焦虑、对人焦虑与自责倾向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加突出。在对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上，主要有以下观点：王东宇等［10］的研究也认为留守男孩的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留守女孩。②年级：崔丽娟的研究得出了年级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结论，认为在自尊水平上低年级留守儿童要高于高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上，在人际关系和情绪控制上，高年级要好于低年级留守儿童；殷晓旺等［11］通过对江西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在强迫症状因子、偏执和抑郁因子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焦虑、学习因子、心理不平衡和人际关系紧张或敏感及健康总均分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即高年级学生的问题更加严重。③留守时间及与父母联系频率：崔丽娟的研究表明，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自尊水平上、情绪控制方面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着显著差异。王东宇等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各组留守孩的心理健康状况均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留守孩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问题越突出。申继亮等［12］运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出：留守时间在5年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1～2年、3～4年的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崔丽娟的研究认为与父母经常联系的留守儿童在自尊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殷晓旺等的研究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情况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即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的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偶尔和从不进行沟通的孩子。④监护人情况：王东宇等的研究认为监护人教育能力低、教养方式不当、监管不力是导致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高亚兵［13］的研究认为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较多，这与监护人教育内容狭窄、文化水平低、与留守儿童不能做到及时和有效的沟通有很大的关系。郑同刚等［14］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李永鑫等［15］的研究认为照看人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照看人为母亲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高，照看人为爷爷、奶奶等亲戚的留守儿童次之，照看人为父亲的留守儿童最低。

4．1．3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

已有的研究大多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角度提出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状况的对策，但具体方式上存在差异。兰燕灵等［16］运用实验的方法，证实了团体心理辅导对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提高其自尊有良好的效果。古吉慧等［17］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留守儿童同伴之间的交往，促使他们结成同伴群体，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留守儿童自我概念的建立、人际交往技能的提高。王希海等［18］运用问卷法调查出留守儿童更易受生活压力事件的影响，因而建议学校尽量创设良好的环境、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等。张佩云［19］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从做“减法”转向做“加法”，即重视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从而抑制心理问题的发生。段宝霞［20］认为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政府要加大投入，探索农村办学新模式，净化学校四周文化环境，构建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周宗奎等［21］建议务工人员要携带子女进城上学，认为这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措施。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4）

迄今为止，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对儿童艺术各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儿童动漫、儿童影视、儿童广告、儿童游戏、儿童音乐、儿童美术等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使得儿童艺术越来越成为儿童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从近些年看，针对儿童音乐艺术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缩水现象。造成儿童艺术整体研究结构上的失衡。以下将简要评述儿童音乐艺术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从审美与快乐角度进行的研究

“审美与快乐”式幼儿音乐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音乐与幼儿生活的联系，注重幼儿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有机整合，提倡幼儿自主地感受、体验、探索和创造音乐，鼓励幼儿独有的个人感受和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并综合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帮助幼儿形成完整的审美心理结构等等。现代先进的教育理论为该课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主要研究成果有许卓娅《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楼必生、屠美如《学前儿童艺术综合教育研究》、李亚丽《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音乐教学法的探索》、金亚文《音乐教学审美功效研究》、周洁嫦《音乐教学要善于创造美》、林白玲《从审美的角度调动学生音乐的兴趣》、程英《审美与快乐式幼儿音乐教育初探》、陈岚《谈音乐审美教学法》、郑丽《幼儿音乐游戏中的审美体验》。

二、从教学策略角度进行的研究

在儿童音乐领域，如何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音乐教学活动，一直是儿童音乐领域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方面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也是最多的。为了能更清楚地呈现，笔者对其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归纳：1.以国外著名教学法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覃晓宁《铃木音乐教学法给音乐教育的启示》、李琦《浅谈奥尔夫的元素性音乐教育》、刘文靖《奥尔夫教学法浅识》、娜仁其木格《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与中小学音乐教学》、梁燕《柯达伊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影响》、徐颖《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给我们的启示》、陆建珍《美国综合音乐感在教学中的运用》、崔伟《探究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音乐教育观》、谢春燕《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幼儿的启发》。察觉民《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构成》。2.以针对目前儿童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刘莉萍《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及创新途径研究》、张卫民《点击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张占春《音乐课程改革中的“反音乐教育”现象》、赵大刚《谈幼儿音乐课程改革中的教学误区》、吴欣光《小学音乐教学误区》、侯杰《对综合艺术课程改革的几点反思》。3.以教材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赵继红《幼师音乐教材改革初探》、韩天寿、吴霞飞《从幼儿音乐教材视角谈学前教育管理缺失――对当前幼儿园音乐教材错误问题调查分析》、《小问题、大思考――对当前幼儿园音乐教材错误问题的调查分析》、王信东《云南省小学音乐美术乡土教材建设与研究》。4.以儿童舞蹈教学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夏珊珊《浅谈幼儿舞蹈能力的形成与培养》、吴婉媚《儿童舞蹈教育浅探》、陈波《浅谈幼儿舞蹈的童趣性》、王萍《浅谈幼儿舞蹈的学与教》、赵焕生《浅谈幼儿舞蹈的编排技法》、齐娟《幼儿舞蹈教学新探索》、商策《浅谈幼儿舞蹈的创编艺术》、杨秀敏《幼儿舞蹈教学的生命线》、樊星《论基本功训练与幼儿舞蹈教材开发》、文畅《兴趣培养―幼儿舞蹈教学的成功所在》、朱宝仙《少儿舞蹈活动的几点思考》。5.以儿童钢琴教学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张应辉《儿童钢琴现状思考》、康晓蕴《浅谈儿童钢琴教学》、姜晓琳《怎样培养儿童的钢琴兴趣》、张丹宁《儿童钢琴教学中创新能力培养的初步研究》、陈宇兰《谈儿童钢琴教学中情感因素的作用》、杨振《谈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下的儿童钢琴教学》、罗魏《论儿童钢琴教学中创造性音乐思维的培养》、海宏《儿童钢琴教学中的几个心理问题》、李斯娜《学前儿童钢琴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薛瑾《儿童钢琴学习心理问题初探》。6.以儿童声乐教学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田丹《儿童声乐教学中良好心理状态的培养》、臧欢《儿童声乐快乐教学初探》、魏桂珍《谈儿童声乐教学》、唐建平《儿童声乐教学的作用与训练方法》、赫嵘《关于从事儿童声乐教学工作的初浅探析》、张郁《儿童歌唱教学与训练》、李福《论赏识教育在儿童声乐教学中的应用》、宁馨磊《声乐早期教育中的快乐教学》、秦玮蔚《儿童声乐教育中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李宝秀《浅谈儿童歌唱教学及兴趣的激发》、陶小卫《儿童学习声乐的教学体会》。

三、从儿童音乐心理角度进行的研究

儿童音乐心理研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基础课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的：1. 从幼儿自身审美心理建构的角度，来说明幼儿音乐审美心理功能的发展与培育。许卓娅《学前儿童音乐审美心理发展研究》、杜悦艳《论学前儿童音乐审美经验的建构》、薛瑾《钢琴教育与儿童音乐审美心理发展研究》、郭蓉《关于音乐审美心理过程几个问题的研究》、宁晓芬《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培养音乐内心听觉能力》、魏欣《论音乐审美教育的心理功能》、尹娟《浅议音乐教育中的审美化教学》、孔起英《论儿童审美与艺术行为的心理机制》、印小青《论儿童审美心理结构发展的三个标志及特点》、张富生《音乐美育中的心理因素分析》。2.从幼儿智力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音乐教育对于幼儿智力发展的作用。王子婴《幼儿音乐创造力教学设计的行动研究》、郑虹《儿童音乐创造力培养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验》、霍华德•加德纳《艺术•心理•创造力》、张琴《儿歌教学如何启迪幼儿智力》、何化均《音乐―开发幼儿智力的一把钥匙》、陈瑞委《音乐训练可以促进幼儿智力发展》、李芳《音乐教育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杨望舒《幼儿多元智能中的音乐领域》、肖庆玲《舞蹈教育与多元智能发展的关系》、武艳《多元智能理论对舞蹈教育的启示》。3.非智力因素对儿童音乐心理的作用与影响。张静《在音乐活动发展幼儿非智力因素》、张双琴《歌唱于幼儿非智力因素培养》、王诗春《浅谈钢琴学习对幼儿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孙伟《幼儿民间艺术教育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李馨怡《幼儿钢琴教育对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分析》，余红梅《挖掘音乐活动中的非智力因素，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4.从美育的角度探讨音乐教育对儿童审美心理发展的作用。修海林《美育与音乐教育的若干理论问题》、秦艳《幼儿音乐素质的结构与要素分析》、沈建洲《幼儿艺术教育的性质》，李小琰《童心•童话》，张殿柱《美育与儿童的全面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我们可以看到从教学策略角度研究儿童音乐艺术教学的研究者是最多的。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一般的选题范围。因为这一选题的研究者多是从事普通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或工作范围内选题，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家研究的内容多是对儿童音乐艺术教学实践的思考与反思。当然，这其中不乏研究角度新颖、论述精彩的论文，但数量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感觉难有新意。因此，要想在这一领域进行突破，必须要求研究者避免材料的堆积，避免对问题表面的分析，应突破传统儿童音乐艺术实践的研究模式，过于阐述具体而细微的问题，而忽略将儿童音乐艺术领域中的理性思考纳入到实践问题分析的过程中去，利用理性层面的辩证性思维来看待儿童音乐艺术感性层面的问题，从而获得客观、深入的结果。其次，从审美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多的。“审美”是这些年来音乐教育领域出现的热门词语，可以说针对音乐教育中审美层面的研究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人们对音乐教育本质了解越来越清楚的表现。很多研究者纷纷从审美的角度展开对音乐教学的分析，其中又以对基础音乐审美教育的研究最多。在“审美”这个热点、焦点上选题，这本身就意味着更受人关注，因而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我们看到在2004年郭声健博士撰写的《音乐教育论》书中，就对审美教育做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审美教育是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此后，更多的著作与论文开始对音乐教育中的审美价值展开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数量很多，但往往多是泛泛而谈或者说是现象罗列。许多论文有人云亦云，跟着别人跑的感觉。因此，如要从审美角度进行思考，必须要求研究者能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观点，或者在别人不同的层面上选题，或者要从新的角度选题。从学科边缘或交叉点上选题，已成为未来儿童音乐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从两门甚至更多的相关学科上进行较深较独到的研究，也形成了一批有一定水准的科研成果。比如郭蓉《关于音乐审美心理过程几个问题的研究》、宁晓芬《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培养音乐内心听觉能力》、许卓娅《学前儿童音乐审美心理发展研究》等论文中涉及的学科就包括了心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等知识内容。其实，在儿童音乐艺术研究领域里，完全可以将其他学科知识结合起来，这样会有效避免撞车，较易获得突破和取得成果。比如湖南师范大学吴跃跃教授国家教育部课题《音乐教育对少年犯的教化功能及实践研究》将音乐教育学、犯罪心理学结合起来。魏豪扬硕士论文《社会音乐教育之音乐艺术培训市场营销研究》是将音乐教育学、文化策划学、市场营销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音乐教育活动中包含的客观存在的市场经营管理实践和现象进行解释和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当然，这类选题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能跨学科综合与分析。否者，就会感觉一知半解而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最后，从冷门和盲点上选题，也是目前儿童音乐艺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冷门和盲点，或是因为远离当时的焦点、热点，或是一时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或是尚未被绝大多数人意识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成果在儿童音乐艺术研究领域有，但还不多。比如以上列举的论文张琴《儿歌教学如何启迪幼儿智力》、何化均《音乐―开发幼儿智力的一把钥匙》、陈瑞委《音乐训练可以促进幼儿智力发展》、肖庆玲《舞蹈教育与多元智能发展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体现。这样的选题由于有其本身的价值所在，一旦其价值被人发现，研究出成果，便会向热门和焦点转化。儿童音乐艺术研究领域相信这类选题还不少。

综上所述，从审美与快乐角度进行的研究和从教学策略角度进行的研究，占据着勿庸置疑的主导性地位。这样的研究成为热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国外儿童音乐艺术研究的内容来看，艺术与多学科知识的结合，特别是将心理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儿童音乐艺术研究领域，已成为研究的常态。因此，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增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生长点，是我们儿童音乐艺术研究者急需要做的工作。毕竟，儿童艺术的发展，需要丰富的可能性;儿童音乐艺术的研究，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周世斌.音乐教育与心理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音

乐出版社，2006

[2]郭声健.艺术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楼必生、屠美如.学前幼儿艺术综合教育研究【M】.北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5）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养方式的用词并不严格，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1]”、“养育方式[2]”，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3][4]”，甚至使用同一种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间也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家长对儿童的生理保育，后者侧重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执行者对儿童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其实，家庭教养方式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活动中体现，而且从父母对儿童行为规范的传递中体现。儿童一出生，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因此，将Parentingpattern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特征概括的短语译成“教养方式”最贴切，它全面地涵盖了上述两个同时进行的层面。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19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19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19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20世纪40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5](p.324)。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20世纪40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1948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400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6]。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8]。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9]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7]。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2]。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4]。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15]；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19]；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2]；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家庭教养方式，如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有的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1991)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探讨其对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的性格发展的作用[7]。这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从维度上已经有突破，但仍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综合体，简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个维度来看待，势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长的教养行为，从而失之偏颇。因此，他们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强调从具体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整体把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4]。同样，杨丽珠等也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21]。

还有学者仍主张将教养方式类型化，但是这种类型化与最初研究者的单纯类型论有很大的区别，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础上的类型论。关颖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体现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与客观环境的联系，还与亲子间的互动方式有关，研究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对教养方式分类。林磊选择了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这七个母亲教养方式的侧面，通过对母亲在七个侧面的得分进行“快速聚类”，得出了五种特征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2]。这几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非源自母亲不同性质的行为，而源自母亲在相同行为侧面上行为的表现频率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试图从本质上把握教养方式，为父母教养行为的改善提供实际参考意见。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岁儿童母亲的教养行为的结构，结果表明，母亲的教养行为包括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表达六方面[23]。这一结果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理论上所认为的日常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具体教养行为的内在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挖掘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时，将视线渐渐从父母身上扩展到儿童身上，关注双方的特征。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生育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教养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夫妻关系等影响显著[4][18]。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4][13][21]；青少年个体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而非母亲的教养方式[1]。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更开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的探求，进而深入发掘父母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血型影响其家庭教养行为[24]。还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者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养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28]。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16]。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的三大因素

综观上述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历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们不禁要探讨推动研究向前发展，丰富了人类关于家庭教养的认识的诸多因素。

（一）人类对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儿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而人是研究人类的最好对象。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儿童发展的含义和基本性质；懂得了遗传、环境、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儿童智慧的发生、发展；儿童的情绪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问题。但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实中的儿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儿童，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远没有弄清。如，现代科学还不能明确地界定遗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在儿童社会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当前我们社会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对儿童青少年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产生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领域，哪些因素在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互动，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方式作用于亲子互动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儿童世界》中说过：“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几个不同时期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成人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其次是成人儿童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观；再次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这些观点或理论模型身后都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早期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父母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背后就隐藏着两种主要理论。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的个体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点在生命的头几年里就已经被决定了；其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后天环境加以塑造。这两大理论派别的观点，促使研究者探索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养实践与儿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这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开端。更为甚者，行为主义的发展理论也造就了长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论，使众多的心理学家认为要对儿童发展作出解释，只需对儿童的父母及其社会化实践进行考察即可。这使研究者执迷于对父母教养行为和方式的维度及类型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而仅将儿童视为其自身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升了儿童在发展中的地位。在皮亚杰看来，儿童从一出生就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他主动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刺激，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些真知灼见让人们看到了儿童的主动性，并对我们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8年，A·Bell对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进行了再解释，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认为儿童自出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天赋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影响父母的行为。这引发了整个70年代儿童特征对父母影响的研究[11](p.193)。Bell还提出了亲子控制系统理论，揭示了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可见，在分析儿童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双向原则”。也许“容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从一开始就更加服从、友好和独立，容易按权威的方式来训诫，是同样的方法对“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儿童不一定有效，尽管权威教养方式很有价值。这促使家庭教养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对儿童巨大影响的同时，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还必须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双向互动观逐渐取代单向决定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涌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层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10](p.16)。在研究设计时，对儿童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微系统上，而应在各系统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们所熟悉的微观系统，而将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如，关注母亲的血型，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等，使研究呈现出更开阔的视野。90年代，国内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几乎都提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境，如幼儿园、家庭，观察儿童，并对儿童的教师、父母进行访谈，从前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类型学模式被一种基于生态学化的新的“类型学”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进展[22]。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的促进和推动。

1.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对家庭研究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系统方法的影响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较长时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有关；还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较为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研究表明，父亲对青少年个体的教养行为与母亲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对子女的惩罚严厉少于母亲，但其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皆多于母亲[1]。父亲的教养影响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12]。另外，父亲的支持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29]。第二，研究者从更大的系统层次来考虑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如，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处的学校系统与家庭系统的关系，探讨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儿童所处的外层系统、甚至宏系统对其影响，探讨劳教人员的早期父母抚养方式，比较城乡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

2.心理学研究的现场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现场研究，强调在现实的情境与条件下控制和观察心理活动、测定和记录整个心理过程。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出现的“生态化趋势”不谋而合。现场研究及生态化趋势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他们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揭示其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深入幼儿园和家庭，借助与父母、教师的访谈、观察，编制家长教养行为量表，以此反观教养方式的结构、类型。这一研究手法的变化使研究者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如，陶沙找到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23]。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6）

一、引言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各种理论和流派百花齐放，相互影响和渗透。道德心理研究作为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时期相关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柯尔伯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发展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构造了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柯尔伯格所开创的公正主题和后来其他道德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关爱和宽恕主题，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都明显受到认知学派的影响。而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道德心理研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加裔美籍心理学家班杜拉最为突出。他认为德性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强化和榜样示范的间接强化而实现的，所以他对道德发展这样的术语持有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了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奖励和惩罚的德育方式。

儿童心理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对道德心理研究也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加深和扩展对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的研究。

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剖析

在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众说纷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儿童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发展理解错误信念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从其发展过程看有两个阶段，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典研究主要是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模型。

(一)经典错误信念研究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是理解了“错误信念”。目前以韦尔曼(Wellman)和普那(Pemer)的“错误信念任务”为这方面的经典实验。如研究之一，两个女孩，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萨丽。

萨丽把一个小球放到一个筐里，盖上盖子，就离开了。可是当萨丽不在的时候，安娜把小球拿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问儿童：“萨丽回来会到哪里找小球?”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盒子里找，正确判断率只有10％，而4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筐里找。这是因为三岁的儿童把人的心理认识(即Wellman和Pemer的信念)等同于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就是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人的主观反映却可以不同，而四岁的儿童就可以突破这种限制。目前一般认为能正确解决“错误信念任务”，即能正确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一般以此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

有研究者在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标志以后，开始从整体上思考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建构理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如同科学理论形成一样是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并且随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模仿理论认为，儿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从而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观点，儿童心理理论是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移情能力而获得的。

匹配理论强调，儿童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各自心理活动上都属于等价的主体，儿童不断面对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上的相似性，从而促使儿童不断深入这种对等价关系的理解，逐渐形成系统的对心理活动的认识。

以上三者都有各自的实验研究或演绎推理的支持，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以上三者都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活动或状态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是共同的。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儿童在认识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活动等价的主体地位后，才有可能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活动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在这种复杂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心理理论，也就是说三种模式都能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但综合起来可能更全面。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模式

正确解决“错误信念”问题，标志着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关于在此以后儿童心理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韦尔曼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复杂化和精确化的过程。儿童最初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心理学”上的，即他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受欲望制约的。随着年龄发展，儿童会发现，仅靠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渐渐出现了“欲望一心理理论”，即儿童通过对信念和欲望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到了七八岁之后儿童又逐渐开始发展起对他人人格特质的理解，即不仅从信念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行为，而且还会从不同时空中抽象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作为解释行为的又一依据。

普那认为，儿童在4岁左右拥有元认知能力后，标志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质变，以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其中量变主要体现在能够理解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在不断增加，如：从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发展到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前面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是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信念的信念，如果把类似与前面的实验情景改变一下就是考察儿童对二级信念的理解。故事如下，约翰和玛丽在公园玩，有人在卖冰棍，玛丽想吃冰棍，但没带钱就回去拿钱。过一会儿，约翰饿了也回家吃饭去了。约翰走后，卖冰棍的人到学校去卖了。

玛丽拿钱以后半路上遇到卖冰棍的人，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买冰棍。约翰后来到玛丽家，玛丽的妈妈说玛丽去买冰棍了，约翰就去找她，问儿童：“约翰会NiU1．,找玛丽?”研究发现儿童只有6岁以后，才会认为约翰会到公园找玛丽，即儿童能正确认识到“玛丽认为卖冰棍的人在公园里”。这虽是个错误信念，但它却是约翰实际的二级信念，约翰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所以到公园找玛丽。

儿童心理理论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它实际上与我们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中的许多已有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是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而品德心理是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经典研究领域，两者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从儿童心理理论看个体道德发展

自从20世纪初皮亚杰对道德心理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以后，心理学家对个体道德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其中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许多个体道德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儿童心理理论角度来看，其实质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是一致的。如：自我中心主义、他律和自律道德、观点采择和移情、道德情绪判断研究等。

(一)自我中心主义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一套对外在事物的观点，即拥有关于世界的信念，而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尽管这个信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也就是认识到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会引起不同的行为。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特指儿童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种混淆使个体不能认识到他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不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思维处于前概念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在4岁左右结束。很显然。自我中心主义使儿童不能区分他人观点与自我观点的不同，而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要求儿童能认识到别人可能会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和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的。从实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韦尔曼和普那的“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4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分界的年龄，而这也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概念时期结束的年龄。

(二)自律道德

前面说过，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实在论是导致他律道德的关键的原因，自我中心的儿童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从而会自发的尊重准则和服从成人的权威，因此没有获得儿童发展理论的儿童是不会出现自律道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认识上逐渐成熟，削弱了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心理具有认知能力。也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三)观点采择与移情

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是角色承担和角色扮演能力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观点采择能力。米勒等人认为，观点采择需要很多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具有递推的性质。最初级的观点采择是直接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认知，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推断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认知的，再后来，能对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推断进行认知……，这种观点采择的间接性逐渐增强，说明了儿童在头脑中能同时处理的心理成分在逐渐增多。

移情，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它是根据有关线索推断他人内部情感状态，并且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反应。如觉察到他人伤心，自己也能体验到一种难过情绪。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移情是儿童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霍夫曼指出：移情会成为儿童利他行为的主要动机。艾森伯格也发现自愿助人与移情分数呈正相关。艾森伯格将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注意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出现助人行为阶段。其中，亲社会行为形成的初始阶段，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他人的需要是属于他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能对其注意显然本身就是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

在整个儿童期；无论是观点采择还是移情都是品德与社会化发展中经常涉及的领域，观点采择与个人的移情相互作用进而促使了利他行为的产生，而观点采择和移情都需要正确地认知他人的观点和情绪，这实际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阶段之一。特别是米勒关于递推的观点采择理论与普那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心理嵌入量”增加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四)道德情绪归国判断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即道德认知上。而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研究道德情绪及其归因判断。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对他人的情绪及其原因作出推论判断。情绪对行为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一个人具有了某种道德情绪，会成为个人产生某种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可以引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如有人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受伤躺在路边，心里觉得很同情，并且忿忿不平，想到底是谁把老人撞伤的，这种同情和忿忿不平的情绪促使他可能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报案。

研究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及归因有三种模式，即高兴——难过；难过——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三种模式由于实验设计的一些因素处理和研究重点不同，导致出现结果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先提供一个犯过情境。然后让儿童站在犯过者的角度推测犯对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儿童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能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意识到别人与自己一样也有心理反映，也就是对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说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的研究与儿童心理理论在内容上是有一定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方面，即对他人情绪的认知。

四、从儿童心理理论看道德心理研究方法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展

(一)传统的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实验所用的材料多来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投射来进行研究。首先向儿童呈现一个道德故事，其后跟随一个问题，如“你认为主人公会怎么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儿童能在道德故事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对他人的道德抉择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并能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因此支撑了道德心理发展了几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以一定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很小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获得心理理论，那就无法使用对偶故事或两难故事来测查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情景故事方法，开始使用其他的道德研究方法，如有人通过对品德词语的内隐记忆研究来间接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投射故事法，所以说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儿童心理理论促进道德心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7）

2008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1]。留守儿童监护类型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1)隔代(祖辈)监护,即由祖辈抚养监护;2)单亲(父亲或母亲)监护,即由(父亲或母亲)单独抚养监护;3)上代(亲戚或邻居)监护,指由儿童父母的同辈人(亲戚或朋友)来监护;4)同辈(哥哥姐姐或自我)监护型,即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或由哥哥姐姐来照顾自己。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因长期的亲子分离而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似乎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声音,不少国内外研究者基于自己的问卷调查也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心理问题突出[2-4],行为问题发生率高[5-6],有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如社交焦虑、状态焦虑、抑郁和孤独感等。

2.1国外留守儿童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留守儿童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从对应的概念“亲属抚养”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儿童福利联合会(CWLA)将亲属抚养定义为由亲属、种族部落成员、养父母或者其他与儿童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对儿童提供的照顾、抚养以及监管(UNICEF、InternationalSocialService,2004)。LUYao[7]利用来自印尼1997年和2000年纵向数据,得出亲属抚养经历会增加儿童的心理障碍和抑郁症风险的结论;HWendy等[8]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儿童,被抚养儿童具有较高水平的情感创伤症状和其他行为问题;THeather[9]指出:“2/3的健康儿童进入寄养会表现出行为、心理或社会能力等问题”;JenniferEhrleandRobGeen(2002)指出:11%的6~17岁亲属抚养儿童在行为或者心理上有严重问题(比如沮丧、焦虑和社交恐惧),这一比例远远大于正常儿童;JSDana等[10]指出:亲属抚养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可以导致诸如抑郁,行为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行为问题和心理创伤以及社会人际关系问题。

2.2国内留守儿童研究现状

纵观以往国内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留守中的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较非留守儿童更差,表现出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紧张等[11-12]。具体表现在:1)在情绪方面留守儿童更容易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孤僻、与环境相处困难等特点。李晓敏等[13]的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情绪、人际交往和自卑等方面,由于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有的农村留守儿童变得冷漠、自负、不思进取,甚至出现严重的攻击行为和行为;王淑芳等[14]指出:留守儿童青少年在抑郁、焦虑、敏感、偏执等心理症状上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2)人际关系方面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同伴交往的能力有不良影响,在同伴交往的过程中,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冷漠性和攻击性,不利于友谊的建立与维持[15]。此外,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也是有差异的。富裕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16],后者更容易表现出孤僻、对人抱有敌意、与环境不能很好相处等特点。

3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心理测量法。心理测量法是指在标准化的条件下,引发出被测者的行为和内部心理变化的手段。目前,已有几百种测量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及局限性。下面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测量方法。1)症状自评量表(SCL-90):它测验的目的是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到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多种角度,评定一个人是否有某种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如何。适用于测查某人群中哪些人可能有心理障碍、某人可能有何种心理障碍及其严重程度如何,不适合于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2)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它是在EPI基础上加另一个分量表即P(Psychoticism,精神质)而成,分儿童(7~15岁)及成人(16岁以上)两式,有男女的年龄常模。在我国已有EPQ的修订本,仍分儿童和成人两式,各式的项目由原版分别为97和107项筛选成88及88项,结果分析方法上发展了T分表和各维度的分级方法。此方法适用于7~15岁儿童。3)Rutter儿童行为问卷:当研究农村留守儿童行为时可应用这个问卷,该问卷是从一般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评估。该问卷适用于学龄期儿童,以区别其有无精神病,所出现的问题是情绪问题还是行为问题[17-18]。4)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当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时可应用该量表,儿童的社交焦虑不仅包括了主观上的担心、紧张,而且还包括了社交回避和害怕否定。该量表主要用于儿童社交困难的评估,当用于临床和科研工作时常结合其它的焦虑评定量表和抑郁评定量表共同使用。上述种种研究方法和工具都有着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对于研究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状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的理论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4.1形成原因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8）

一、引言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各种理论和流派百花齐放，相互影响和渗透。道德心理研究作为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时期相关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柯尔伯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发展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构造了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柯尔伯格所开创的公正主题和后来其他道德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关爱和宽恕主题，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都明显受到认知学派的影响。而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道德心理研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加裔美籍心理学家班杜拉最为突出。他认为德性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强化和榜样示范的间接强化而实现的，所以他对道德发展这样的术语持有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了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奖励和惩罚的德育方式。

儿童心理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对道德心理研究也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加深和扩展对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的研究。

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剖析

在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众说纷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儿童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发展理解错误信念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从其发展过程看有两个阶段，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典研究主要是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模型。

(一)经典错误信念研究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是理解了“错误信念”。目前以韦尔曼(Wellman)和普那(Pemer)的“错误信念任务”为这方面的经典实验。如研究之一，两个女孩，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萨丽。

萨丽把一个小球放到一个筐里，盖上盖子，就离开了。可是当萨丽不在的时候，安娜把小球拿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问儿童：“萨丽回来会到哪里找小球?”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盒子里找，正确判断率只有10％，而4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筐里找。这是因为三岁的儿童把人的心理认识(即Wellman和Pemer的信念)等同于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就是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人的主观反映却可以不同，而四岁的儿童就可以突破这种限制。目前一般认为能正确解决“错误信念任务”，即能正确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一般以此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

有研究者在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标志以后，开始从整体上思考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建构理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如同科学理论形成一样是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并且随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模仿理论认为，儿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从而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观点，儿童心理理论是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移情能力而获得的。

匹配理论强调，儿童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各自心理活动上都属于等价的主体，儿童不断面对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上的相似性，从而促使儿童不断深入这种对等价关系的理解，逐渐形成系统的对心理活动的认识。

以上三者都有各自的实验研究或演绎推理的支持，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以上三者都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活动或状态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是共同的。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儿童在认识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活动等价的主体地位后，才有可能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活动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在这种复杂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心理理论，也就是说三种模式都能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但综合起来可能更全面。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模式

正确解决“错误信念”问题，标志着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关于在此以后儿童心理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韦尔曼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复杂化和精确化的过程。儿童最初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心理学”上的，即他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受欲望制约的。随着年龄发展，儿童会发现，仅靠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渐渐出现了“欲望一心理理论”，即儿童通过对信念和欲望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到了七八岁之后儿童又逐渐开始发展起对他人人格特质的理解，即不仅从信念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行为，而且还会从不同时空中抽象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作为解释行为的又一依据。

普那认为，儿童在4岁左右拥有元认知能力后，标志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质变，以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其中量变主要体现在能够理解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在不断增加，如：从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发展到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前面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是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信念的信念，如果把类似与前面的实验情景改变一下就是考察儿童对二级信念的理解。故事如下，约翰和玛丽在公园玩，有人在卖冰棍，玛丽想吃冰棍，但没带钱就回去拿钱。过一会儿，约翰饿了也回家吃饭去了。约翰走后，卖冰棍的人到学校去卖了。

玛丽拿钱以后半路上遇到卖冰棍的人，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买冰棍。约翰后来到玛丽家，玛丽的妈妈说玛丽去买冰棍了，约翰就去找她，问儿童：“约翰会NiU1．,找玛丽?”研究发现儿童只有6岁以后，才会认为约翰会到公园找玛丽，即儿童能正确认识到“玛丽认为卖冰棍的人在公园里”。这虽是个错误信念，但它却是约翰实际的二级信念，约翰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所以到公园找玛丽。

儿童心理理论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它实际上与我们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中的许多已有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是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而品德心理是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经典研究领域，两者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从儿童心理理论看个体道德发展

自从20世纪初皮亚杰对道德心理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以后，心理学家对个体道德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其中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许多个体道德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儿童心理理论角度来看，其实质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是一致的。如：自我中心主义、他律和自律道德、观点采择和移情、道德情绪判断研究等。

(一)自我中心主义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一套对外在事物的观点，即拥有关于世界的信念，而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尽管这个信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也就是认识到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会引起不同的行为。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特指儿童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种混淆使个体不能认识到他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不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思维处于前概念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在4岁左右结束。很显然。自我中心主义使儿童不能区分他人观点与自我观点的不同，而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要求儿童能认识到别人可能会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和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的。从实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韦尔曼和普那的“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4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分界的年龄，而这也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概念时期结束的年龄。

(二)自律道德

前面说过，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实在论是导致他律道德的关键的原因，自我中心的儿童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从而会自发的尊重准则和服从成人的权威，因此没有获得儿童发展理论的儿童是不会出现自律道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认识上逐渐成熟，削弱了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心理具有认知能力。也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三)观点采择与移情

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是角色承担和角色扮演能力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观点采择能力。米勒等人认为，观点采择需要很多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具有递推的性质。最初级的观点采择是直接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认知，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推断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认知的，再后来，能对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推断进行认知……，这种观点采择的间接性逐渐增强，说明了儿童在头脑中能同时处理的心理成分在逐渐增多。

移情，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它是根据有关线索推断他人内部情感状态，并且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反应。如觉察到他人伤心，自己也能体验到一种难过情绪。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移情是儿童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霍夫曼指出：移情会成为儿童利他行为的主要动机。艾森伯格也发现自愿助人与移情分数呈正相关。艾森伯格将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注意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出现助人行为阶段。其中，亲社会行为形成的初始阶段，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他人的需要是属于他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能对其注意显然本身就是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

在整个儿童期；无论是观点采择还是移情都是品德与社会化发展中经常涉及的领域，观点采择与个人的移情相互作用进而促使了利他行为的产生，而观点采择和移情都需要正确地认知他人的观点和情绪，这实际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阶段之一。特别是米勒关于递推的观点采择理论与普那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心理嵌入量”增加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四)道德情绪归国判断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即道德认知上。而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研究道德情绪及其归因判断。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对他人的情绪及其原因作出推论判断。情绪对行为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一个人具有了某种道德情绪，会成为个人产生某种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可以引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如有人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受伤躺在路边，心里觉得很同情，并且忿忿不平，想到底是谁把老人撞伤的，这种同情和忿忿不平的情绪促使他可能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报案。

研究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及归因有三种模式，即高兴——难过；难过——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三种模式由于实验设计的一些因素处理和研究重点不同，导致出现结果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先提供一个犯过情境。然后让儿童站在犯过者的角度推测犯对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儿童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能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意识到别人与自己一样也有心理反映，也就是对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说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的研究与儿童心理理论在内容上是有一定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方面，即对他人情绪的认知。

四、从儿童心理理论看道德心理研究方法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展

(一)传统的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实验所用的材料多来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投射来进行研究。首先向儿童呈现一个道德故事，其后跟随一个问题，如“你认为主人公会怎么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儿童能在道德故事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对他人的道德抉择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并能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因此支撑了道德心理发展了几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以一定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很小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获得心理理论，那就无法使用对偶故事或两难故事来测查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情景故事方法，开始使用其他的道德研究方法，如有人通过对品德词语的内隐记忆研究来间接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投射故事法，所以说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儿童心理理论促进道德心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9）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2-065-02

1　心理理论于预研究的提出意义

1.1　理论意义

目前运用高级心理统计技术(例如结构方程模型)，对心理理论的因果变量的探讨比较少，心理理论干预研究和神经机制研究就更是少见。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有助于为心理理论及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和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2　实践意义

跨领域发展论认为，儿童心理领域的理论发展，是跨领域的发展结果，反映出其他多个领域(如记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的发展变化。诸如儿童的语言发展，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儿童的同伴关系，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与儿童心理理论相关的能力发展，都有望在心理理论的干预研究过程中，得到提高。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成果应用于特殊儿童的治疗，具有临床意义。此外，心理理论还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2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的研究范式

干预研究者一方面试图揭示心理理论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探寻心理理论的有效的干预方法。其干预方法归纳起来，无非为两个方面：即通过心理理论故事直接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进行训练；通过对起影响因索作用的特质的训练来干预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

2.1　心理理论的故事训练

许多研究者通过直接给被试讲解心理理论故事或观看心理理论故事的短片和图片的办法来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心理理论故事主要涉及两类：一种是用经典的误念任务故事；一种是涉及心理状态的推测的故事。

国外Flavell等人(1986)，Taylor和Hort(1990)用表面现实区分任务，Appleton和Reddy(1996)，Slaughter(1998)采用意外内容任务训练儿童。Meredith等人(2000)采用小组训练方式，运用错误信念任务训练儿童。

Guajardo＆Watson(2002)使用故事阅读法，给儿童阅读包含心理状态推理的故事训练儿童。Peskin和Astington(2004)将故事分为外显心理状态内容和内隐心理状态内容，运用阅读法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

国内杨怡(2003)采用意外地点任务，赵晓玲(2007)通过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两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来训练儿童。

王丽(2006)同时采取了意外地点任务和心理状态故事。

2.2　通过对儿童心理理论相关特质的训练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受一些因素的影响。研究者试图通过相关影响因素的干预，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

Falvell等人(1981)最早对幼儿的视觉观点采择能力进行训练。Slaughter和Gopnik(1996)用知觉和愿望的理解作为信念组的同质组来训练儿童。

国内赵晓玲(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基于De Villers和他的同事提出“句子补足语句式的掌握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决条件”的假设，采用心理状态的句子补足语，来训练儿童的心理理论。陈友庆(2008)在其研究中采用了视知觉训练、情绪训练和愿望训练作为训练任务。邓赐平(2001)以装扮认识方面的训练，强化儿童的装扮经验，以此作为儿童心理理论训练的任务。

3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不同的学者试图通过不同的训练方法来提高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然而结论各不相同。

3.1　国外研究现状

3.1.1　训练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议

(1)训练对该能力的成功获得不起作用。

Flavell等人(1981)最早对幼儿的视觉观点采择能力进行训练，结果发现，虽然儿童的这种能力稍有提高，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提高不足以证明儿童对这一概念有了真的理解。

Flavell等人(1986)用表面一现实区分任务训练儿童。结果发现16个儿童只有一个在后测中成绩提高。Taylor和Hort(1990)也采用表面一现实区分任务训练儿童，得到同样的结果。

(2)训练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提高。

Appleton和Reddy(1996)将被试为两个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者给控制组儿童读故事书，让实验组儿童看短片，里边的人物有某种错误信念，实验者与儿童讨论。以意外地点任务训练儿童，而前后测测查了儿童意外内容任务的成绩，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无论是经过训练的意外地点任务还是未训练的意外内容任务，训练组的成绩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Slaughter(1998)采用意外内容任务训练3-4岁儿童，他把儿童分为信念组、图片组和控制组。信念组接受意外内容任务训练，让儿章回答自己和他人的信念。图片组接受错误图片训练，如桌子上的图片内容和图片旁边的实物不相符，让儿童分别回答桌子上和照片上的东西是什么。控制组接受数字守恒训练。一共两个训练系列，时间2-3周。儿童全部接受6个后测任务，即错误信念任务、表面一现实任务、视觉观点采择任务、错误照片任务、错误图片任务和数字守恒任务。结果信念组在错误信念任务、表面一现实任务和视觉观点采择任务中的成绩要显著高于其它两组。这个研究证明心理理论可以被成功训练。

Guajardo&Watson(2002)使用故事阅读作为训练模式，实验者给每一个儿童读包含心理状态推理的故事，与儿童讨论心理状态内容，并鼓励儿童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结果发现，训练组错误信念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

Peskin和Astington(2004)也使用阅读的方法训练儿童，把故事中包含的心理状态的内容分成外显的和内隐的。两个组的错误信念任务(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的成绩都取得了提高。

3.1.2　训练产生的是近迁移还是远迁移

训练结果产生的是近迁移还是远迁移的说法不一。

Appleton和Reddy(1996)对儿童错误信念的训练结果表明训练达到了远迁移效果。

Sweettenham等人(1996)有关训练研究结果表明，训练是任务特殊性的，只能发生近迁移，而没有产生远迁移效果。Meredith等人(2000)采取小组训练的方式，采用了更加严格的筛选被试的标准，选取同时不能通过意外内容任务和意外地点任务的3岁儿童为训练对象，采用错误信念任务作为训练任务。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远迁移效应。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也采用了不同的训练方法对心理理论进行了干预研究。

杨怡(2003)以意外地点任务范式对儿童进行训练，训练共有3次，每次训练都采用图片和玩偶两种形式，后测中采用意外地点范式和意外内容范式检测，结果显示训练方案提高

了儿童完成近迁移任务的能力，但训练效应却没有迁移到未训练的任务中。

王丽(2006)选取不能通过两个经典心理理论任务的3-4岁的儿童作为被试，实验时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两个实验组，一个采用自然概念的训练，给儿童讲民间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另一个采用意外地点任务来对儿童进行训练。控制组则进行数量守恒任务的训练。训练4次。后测对全部儿童进行意外地点、意外内容和表面现实任务的测查。结果表明，存在训练效应和持续效应。

赵晓玲(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通过错误信念训练提高了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训练只出现了近迁移，没有出现远迁移。并且，意外地点的任务训练最终没有迁移到意外内容中去。

胨友庆采用视知觉训练、情绪理解训练、和愿望认知训练3种任务作为实验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认知训练促进了儿童对他人信念认知的发展，训练产生了远迁移。与赵晓玲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是陈友庆的研究有效的探明了训练的泛化性。

邓赐平以正常儿童做为被试，通过装扮认识方面的训练，研究表明装扮游戏能促进幼儿对信念等心理状态的认识。

3.3　研究不一致的原因

训练结果的不一致主要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1)训练对象的差异。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状况影响训练结果。Cle―ments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训练仅对那些对心理理论有内隐理解的儿童有作用。(2)训练强度不同。Taylor＆HoG(1990)的训练之所以没有成功，很可能是因为其训练任务只用了一个环节；而Slaughter(1998)则运用同样的任务训练了两个环节，结果证实了心理理论的训练效应。(3)训练形式的不同。也有研究证明，错误图片和错误照片任务的训练结果要好于错误信念的训练，训练的表现形式可能是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4　现有干预研究的不足

纵观心理理论干预的一系列研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验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很难排除神经成熟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大多选取那些在前测中未通过任务的儿童做为被试，儿童后测中的成绩表现，很难说明是自身的成熟还是任务训练的结果。

4.2　难以把握周期和强度

目前研究者们在训练次数安排，训练周期安排上不尽相同，很难确定训练的最佳形式。

4.3　较少关注实验材料的熟悉性和后测任务的关系

一些实验在前后测使用相同的材料，结论推广时很难排除熟悉效应。

4.4　忽视训练任务的难度差异

心理理论的任务难度本身就存在难度差异，在训练的对比实验中，面对不尽一致的结果，我们单纯的把结果解释为训练效应，还有待于商榷。

4.5　因果关系的研究解释困难

在赵晓玲(2007)的研究中就不难发现：即便错误信念训练可以提高儿童含交流动词的句子补足语水平，也很难解释为错误信念是语言的前因变量。

5　展望

心理理论干预研究有望在以下方面改进。比如，在被试的选取上，选择更有代表性的被试群体：在任务选择上，注重前后测及训练中的任务的同质而不同一性；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充分利用高级统计技术，在干预研究之前先做出结果模型，运用结构模型中的自变量去干预因变量；发展相关特质的干预研究，探讨心理理论的获得的机制：与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研究相结合，给出干预研究更为有力的证据等等。

总之，当干预研究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有望看到心理理论在教育和临床上更为广阔的应用。

参考文献：

[1]王丽，训练对3-4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实验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6

[2]赵晓玲，不同训练对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D]，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7

(3]陈友庆，儿童心理理论[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55－178

[4]沈悦，陈健芷，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J]，学前教育，2009(3)，31--34

[5]杨怡，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训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

儿童心理的研究方法篇（10）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9-02

自1994年提出“留守儿童”的概念以来，国内教育和学术领域已经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至今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概念没有统一界定，还存在许多争议。

随着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02年以后做了大量相关研究，经过对文献的梳理，把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一般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比如心理健康问题，应对方式，依恋，父母教养方式，社交焦虑，人格特征及社会支持等[1]。第二阶段，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与以前不一致的结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很多方面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并无明显差异，留守并不必然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产生心理问题，也不是导致个体发展差异的直接原因。第三阶段，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心理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支撑，研究开始转向寻找提高儿童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目前我国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弹性的影响等。

一、心理弹性理论

（一）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概念

心理弹性理论是在对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Resilience的研究始于美国，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式。查阅《汉语词典》对比弹性和韧性的解释发现韧性更强调耐受力，而弹性体现复原，弹性的解释和英文原意更加接近，所以本文采用心理弹性的译法。

学术界对心理弹性的概念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查阅大量心理弹性的研究文献，发现主要有三种定义方法：结果性定义、过程性定义和品质性定义，结果性定义重点从发展结果上定义心理弹性；过程性定义将心理弹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品质性定义将心理弹性看作是个人的一种能力或品质，是个体所具有的特征[2]。

李永鑫等根据已有观点对心理弹性作出如下的操作性定义：心理弹性是在遭遇逆境时，有助于个体良好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个体自身因素以及个体外部因素是保护性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3]。

（二）心理弹性理论模型

1.系统模型（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resilience）

Mandelco&Peery提出了心理弹性系统模型。该系统模型与我国易经中的“守恒”有异曲同工之处，模型把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部分，其中内部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而生物因素又包括身体健康、性别等；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方式、人格特点等。外部因素指家庭内因素和家庭外因素，家庭内因素包括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等；家庭外因素包括同伴、学校、社会公益机构等。模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当某一个因素缺失或发生变化时，另外一个因素若能及时补充，也可以适应良好。留守儿童是属于家庭内某些因素的缺失，但如果学校和社会这些外部的因素能及时给予支持，也能表现出良好的心理弹性。

2.心理弹性动态模型（framework of resilience in action）

随着对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很多科研机构和心理学家开始转向实证和应用研究，把重点放到建立新的心理弹性模型和开发有效的测量工具上，于2003年提出了心理弹性动态模型。

该模型呈现了保护性因素是如何对儿童的弹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把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部资源、内部资源及青少年需要。外部资源和一些保护性因素比如积极参与和亲密关系等，这些能满足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安全、归属与爱等心理需要。而内部资源主要是由青少年自然发展起来的个体特征构成，主要包括自我意识、问题解决、合作等。这些内部资源会在青少年遇到危险因素时起到保护作用，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一）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学的研究

李永鑫等（2008）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行研究，研究从父母外出情况、外出时间、团聚频率等6个方面考察了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级这个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无影响；女童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男童[3]。李志凯（2009）也得出一致的结论[4]；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有显著影响；父母外出的时间越长团聚频率越低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由母亲照看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高，由父亲照看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低。安容瑾的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年龄、年级、留守类型、性别等因素上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等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5]。

在人口学变量上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地成果，但还不够全面，很多研究集中于农村，对城市留守儿童的研究还很少，也缺乏城乡对比。

（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特质

李永鑫等（2009）从人格特质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这个侧面的研究发现，积极的人格特征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人格特征比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的影响更大[6]。骆鹏程（2007）从不同心理弹性水平的儿童的人格特征差异角度也进行了研究，发现高心理弹性留守儿童与低心理弹性留守儿童在人格的大多数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7]。由此可见，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与人格特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三）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

分析目前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在影响心理弹性的各种因素中，对留守儿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8]。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客观支持这3个维度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都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支持和人格特征一样，都比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影响更显著[6]。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在性别上差异显著，留守女童比男童更多的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高利用率也提高了心理弹性的水平[9]。而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高低也反过来对社会支持产生影响[4]。

（四）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尽管目前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关系的直接研究还很缺乏，但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中可能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在心理弹性的动态模型中，自我效能感也是作为内部资源的一部分。

徐书萍（2007）在研究上海市吸毒人员子女的心理弹性进行时发现，心理弹性对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10]；胡会丽（2009）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能有效预测心理弹性，是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保护性因素，心理弹性也反过来影响自我效能感[9]。我们可以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训练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

现有研究的共同点在于，研究重心从关注留守儿童的发展困境转移到寻找影响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保护性因子和提高适应能力上来，通过挖掘儿童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来减少留守对儿童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目前国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的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实证研究也不够全面具体，关注点范围比较狭窄，因此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还要具有前瞻性，以便在后续研究中作出改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查阅文献可以发现，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由于问卷编制不能很好地体现个体差异，必然给调查结果产生影响，所以以后的研究者应该注意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结合，另外在研究中还可以加入访谈和实验研究等方法，力图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准确。而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行为和心理社会因素，还需要对生物因素进行研究，才能更真实全面的了解留守儿童心理弹性。

第二，研究选取的对象不够全面。目前研究主要针对留守儿童中的在校学生，而忽视了辍学留守儿童；另外，第一批留守儿童已经面临就业和婚姻，留守经历对他们的学业、工作、家庭是否造成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选用不同的被试类型，被试的数量和取样的范围也要增加，使取样更具有代表性，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第三，目前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可以推广的预防或干预方案。建议学校组织专业老师进行针对性的团体辅导或班级辅导，这种自我体验式的活动方式，更有利于儿童心理弹性水平的提高。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通过建立起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来弥补留守儿童父母的缺位，增强他们的心理弹性。

参考文献：

[1]丁玲，韦炜.留守儿童的人格特征及影响因素[J].社会心理科学，2008，（Z1）.

[2]李海垒，张文新.心理韧性研究综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3]李永鑫，骆鹏程，谭亚梅.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4]李志凯.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4）.

[5]安容瑾.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社会支持网络、应对方式和生活事件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

[6]李永鑫，骆鹏程，聂光辉.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骆鹏程.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