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中多次提到金融知识的教育工作，例如“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并将“乡村贫困人口”列为重点的教育对象，希望他们“掌握符合其需求的金融知识”，体现了国家对乡村人口金融素养的重视[1]。《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2]（以下简称《报告》）发现，城镇消费者金融知识测试的平均正确率为64.78%，而乡村地区消费者金融知识测试正确率仅为50.70%，明显低于城镇消费者。为了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帮助其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实现国民金融素养的整体提高和金融环境的改善，《报告》建议明确金融消费教育的重点区域和群体，重视贫困人群，对在校学生、边缘地区贫穷人群、劳务流动人口等金融服务中的弱势群体制定相关倾斜政策。“学生时期是金融知识的启蒙阶段，对塑造良好金融态度和培育正确的金融行为、技能具有重要意义。”《报告》建议将金融素养纳入教育体系，尽可能多地覆盖所有在校儿童和青少年，并让其在学生生涯这一段较长时间里循序渐进地学习金融知识，培养具有高水平金融素养的未来公民。综上，提高国民的整体金融素养，应该从孩子抓起，而且应该重点关注金融素养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和人群，比如乡村地区的孩子。如果从孩子开始就能逐渐缩小这种差距，那么贫困的代际传递就可能会被阻断。目前，乡村地区孩子的金融素养是什么样的情况，与城市孩子相比有什么样的差别，相关研究还很少。本研究使用一家全国性青少年金融教育公益机构（以下简称“A机构”）的已有数据，描述了我国儿童的金融素养水平，希望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应的实证证据。

二、文献概述

（一）金融素养的定义和测量

国绕金融素养的学术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美国的伯恩海姆（Bernheim）和加雷特（Garrett）在他们1996年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提出了金融无知（financialilliteracy）的概念，指出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经济处境和可以使用的福利资源，他们因而使用一系列与金融概念有关的问题来测量个人的金融素养（financialliteracy），例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税收、利息、最低工资、道琼斯指数、投资风险回报等[3]。在这以后，国外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鲁萨第（Lusardi）和米切尔（Michell）认为金融素养是一种个人资本，将其定义为个人处理金融信息和做出金融决定的能力[4]。他们觉得具有金融素养的人应该具备基本的计算能力，了解通货膨胀并且知道用多样化投资降低资产风险。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相应设计了简洁的三道题来测量金融素养，分别是利息的计算、是否了解通货膨胀以及单买一支股票是否比买多股票基金有更高风险。这种测量方式已经被美国的多项全国性调查采用，例如2004年的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andRetirementStudy）、2007—2008年的全国青年长期调查（theNationalLongitudinalSurveyofYouth）、2009年和2012年的全国金融能力研究（theNationalFinancialCapability）。Huston（哈斯顿）在她2010年发表的文章中，梳理了71篇发表时间自1996年到2008年的研究金融素养的文章。在比较了这些文章对金融素养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之后，她将金融素养定义为“可以用在金融活动中通过消费提高个人效用的一个方面的个人资本”。她同时认为金融素养应该包含四个不同的能力维度：钱币使用、借贷、投资和资产保护[5]。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了国际金融教育网络，致力于国际范围的金融素养比较研究。他们定义金融素养为，可以用来做出良好金融决定并提升金融福祉的金融知识、金融态度、金融行为的合集。据此，他们开发出了一个包含几十题的测量以上维度的综合性问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具里面也包含了鲁萨第（Lusardi）和米切尔（Michell）设计的3个问题[6]。在我国的金融素养研究中，鲁萨第（Lusardi）和米切尔（Michell）设计的3个问题也有较多的应用。例如，2013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7]，2014年的中国消费金融调查[8]，以及杜征征、李云峰和闫彬3位学者的研究[9]。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调查对象所处的金融环境，针对性地设计了测量方法，但是一般会包含这3个问题。例如，张欢欢和熊学萍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试，不仅包含计算利息、理解通货膨胀和分散投资降低风险这3个问题，还增加了农民金融环境中容易遇到的“理解信贷、了解银行金融产品、比较并选择不同类型的贷款、规划财务、预期利率可能上升时贷款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以及银行金融产品损失时各方责任等问题”[10]。以上的测量更多地说明了这些研究者认为“金融素养是金融知识”，而刘国强的研究则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教育网络的观点相同，认为金融素养是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集合，其测量也对应了以上的3个维度[11]。综上，对于金融素养的定义和测量，国内外学界分歧和共识并存。在定义层面，大家虽然都认为金融知识是金融素养，但是对两者是不是等同的概念存在分歧。相应地，在测量方法上，大家普遍认同测量应该至少包含基本计算能力、通货膨胀、分撒投资降低风险这3方面的内容，但也有学者认为还应该同时测量金融态度和行为。

（二）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

对鲁萨第（Lusardi）和米切尔（Michell）设计的3个问题的普遍认同，方便了金融素养水平的国际比较。基于全国代表性的样本，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现，有14.90%的受访者计算对了利率，15.64%的受访者答对了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29.57%的受访者知道多样化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受访者平均答对0.6个问题，仅有1.65%的人正确回答了所有问题[3]。根据2014年的中国消费金融调查结果，我国城市居民有超过一半能计算复利，近60%能理解通货膨胀，约35%知道“投资单只股票比投资多只股票风险更大”[4]，这与其他两项以中国城市居民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也基本一致[12-13]。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居民的金融素养接近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但是全国样本的金融素养水平则相对较低[8]，这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亟待提升。研究还发现，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和人口学特征相关。两项分别在中国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研究均发现女性和低学历者金融素养较低[6,8]。刘国强的研究表明年龄与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金融素养要低于中年人[7]。还有一些研究显示，股民的金融素养相对较高[5,14-15]。因为家庭教育和家庭所处的金融环境对孩子金融素养的影响[16]，以上对成人金融研究的结果说明，乡村儿童可能是金融素养的脆弱群体（vulnerablepopulation）。金融社工以提升个体和家庭的经济福祉为目标，个人金融素养以及所处的金融环境是金融社工两个主要的干预落脚点[17]。因此，乡村儿童也是金融社工的重点服务人群。然而，目前我国儿童金融素养的相关研究较少。他们的金融水平如何？哪些因素会和金融素养水平相关？。基于A机构已收集的数据，本研究将从素养、态度和行为3个层面来描述儿童金融素养，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以期促进金融社工服务的有效开展。

三、研究方法

（一）测量

本研究采用了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教育网络对金融素养的定义，即金融素养是金融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合集。因这一定义涵盖了金融知识维度，可以更全面地评价金融素养水平。相应地，本研究的测量也覆盖了知识、态度和行为这3个维度。其中知识维度包含了鲁萨第（Lusardi）和米切尔（Michell）设计的3个问题，并增加了理解利息、理解保险和知道“收益和风险并存”。态度维度包括了“储蓄和消费哪个重要”、理性借贷、理性消费3个方面。行为维度则是记账和储蓄。为了便于儿童理解，相关的测试问题都以儿童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经济活动为场景。例如，“基本计算”是“买玩具”的场景，“分散投资降低风险”是“压岁钱保管”的场景，“理性消费”是“班级活动买奖品”的场景，具体的测量方式详见表除了金融素养，本研究收集的其他信息还有儿童居住区域（城市、乡镇或农村），儿童性别（男或女）和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不知道、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或者本科及以上），以用于探索儿童人口学特征和金融素养的关系。

（二）样本

本次研究使用了A机构某儿童金融教育项目评估基线调查的数据。依托其青少年金融教育网络，A机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目的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3000余名小学中高学段（主要为4年级）儿童的数据。首先，该评估按所处省份及市县将项目合作学校分组，然后按各组学校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在各组中随机抽取若干学校。其次，根据学校的推荐，从被抽中学校的四年级班级中选取一个参与项目的班级学生参与此次数据收集。最后，A机构还招募了同校或相邻学校的四年级班级作为对照组，同样进行了基线调查。因为A机构合作的学校大多位于乡村，为了更多了解城市儿童的金融素养现状，A机构采用了配额抽样结合方便抽样的方法，额外招募了一些城市学校参与基线调查。A机构招募了20所学校，尽可能地涵盖了我国各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然后由这些学校各推荐本校的一个四年级班级参与。

（三）数据分析方法

在完成数据收集后，A机构先对数据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再交由研究团队做数据分析。本研究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单变量和双变量的样本描述；其后，用逻辑回归模型、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金融态度、金融态度、金融行为以及整体金融素养与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做了相关性分析。所有的数据整理和分析都在STATA14软件中完成。

四、分析结果

（一）样本描述

参与基线调查的3047名儿童来自上海、云南、内蒙古、北京、四川、安徽、山西、广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贵州、重庆和青海15个省(区、市)，基本覆盖了我国的各个地理和经济区域。来自城市的孩子有1027名，乡镇的孩子有619名，其余为1401名来自乡村的儿童。从性别比例看，女孩在城市地区的样本中占46.29%，在乡镇的样本中占49.27%，在乡村的样本中占48.17%；三者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在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上，有23.33%的儿童不知道其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这样的孩子大部分来自非城市地区。在乡镇样本中，19.54%的孩子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是小学及以下；城市样本中的这一比例为8.42%；乡村样本中这一比例为31.61%。监护人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儿童占到15.86%，而且在3组中较为接近。监护人教育水平为高中或者中专的儿童占到18.37%，城市组中这一比例为24.87%，分别高于乡镇组和乡村组8个和10个百分点。监护人教育水平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儿童占22.89%，其中城市样本的这一比例达到40.06%，分别是乡镇样本和乡村样本的2倍和4倍。具体统计详见表2。

（二）金融知识

表3给出了样本在金融知识维度上的表现。对比各组样本的数据，有以下发现：首先，小学生们在六个知识点上的正确率差别较大，基本计算的正确率最高，都在80%以上；钱的时间价值的正确率最低，最高的城市样本也仅有不到40%的正确率；理解利息的正确率稍好，总体在40%左右；其他3个知识点的正确率都在66%。其次，金融知识水平的城乡差别显著：在所有6个知识点上，都是城市样本的正确率最高，乡镇样本其次，乡村样本最次。这样的差别也落到了总计答对题数上，城市样本的孩子要分别比乡镇样本和乡村样本多答对0.5题和1题，而且以上差别都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在性别和监护人受教育水平加入分析后，逻辑模型（见表4）发现城乡差别虽然在一些知识点上减弱，但是总体依旧显著。乡村地区的孩子在所有6个知识点上的答对概率都显著低于城市孩子，其中收益风险并存是差距最明显的，乡村地区的孩子答对此题的概率要比城市孩子低67%。乡镇地区的孩子则在基本计算、钱的时间价值和收益风险并存这3个知识点上的答对率和城市孩子的答对率存在差异，其中基本计算的差异最大，乡镇地区孩子的答对概率相比城市孩子要低49%。总体上，相较城市地区的儿童，乡镇地区的孩子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要低32%，乡村地区的孩子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则要低62%。男孩和女孩在金融知识维度上各有优势。男孩在理解利息上的表现更好，女孩的答对概率要比男孩低26%。女孩则在基本计算和钱的时间价值这两个方面表现更好，答对概率分别比男孩高56%和22%。在其余3个知识点上，两者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距。在总体答对数上，性别的影响也不显著。监护人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的金融知识也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即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越高，通常孩子的金融知识水平也越好。模型以家长受教育水平是“初中”的孩子为参照。家长受教育水平为“不知道”的孩子在所有的知识点上都与参照组有显著的差距，其中“钱的时间价值”上差距最大，答对的概率要低69%，总体上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要低72%。家长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孩子在“钱的时间价值”和“收益风险并存”两方面上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距，答对概率分别要低33%和36%。其余知识点没有显著差别，总体上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要低24%。家长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孩子在“基本计算”“理解利息”和“理解保险”这3个知识上表现显著更佳，答对概率分别要高74%、36%和41%。其余知识点则没有显著差别，总体上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要高28%。家长受教育水平为“大学”的孩子在“时间价值”和“理解保险”上答对概率分别要低38%和31%，其余知识点答对的概率和总体上多答对一道题的概率都和参照组没有差别。

（三）金融态度

和金融知识部分相似，儿童在金融态度维度的城乡差异同样显著，而且也呈现城市样本最佳、乡镇样本其次、乡村样本最不理想的分布。差距最大的态度点是“储蓄和消费”，城市儿童有约95%选择了好的态度选项，比乡镇样本和乡村样本分别高10%和14%。城市儿童的平均良好态度总数也比其他两组分别多0.18和0.27（具体结果见表5）。加入控制变量后，不管是从单一种类的金融态度，还是整体，城乡差距依旧非常明显，唯一的例外是乡镇样本在“理性借贷”上和城市样本不再有显著差别。从城市地区、乡镇地区到乡村地区，孩子的良好金融态度概率依然呈阶梯状降低。性别和金融态度在整体上不相关，但在不同的态度测量点上却有方向不同的相关性，女孩在“储蓄和消费”以及“理性消费”方面优于男孩，男孩在“理性借贷”方面优于女孩。与金融知识不同，金融态度和监护人的最高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整体要弱很多。相较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儿童，除了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不知道”的儿童持良好金融态度的概率显著较低，其他3组儿童持良好金融态度的概率均没有显著差别（具体结果见表6）。

（四）金融行为

金融行为方面的城乡差距同样显著，趋势却与之前的金融知识和态度不同。城市样本虽然在记账、储蓄和整体上均好于其他两组，但是乡镇样本仅在储蓄行为上好于乡村样本，却在记账行为上低于乡村样本（见表7）。这样的趋势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依旧保持。储蓄行为方面，城市儿童最佳，其次为乡镇儿童，最次为乡村儿童；记账行为方面，城市儿童要好于乡镇儿童，但是和乡村儿童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相较男孩，女孩有良好金融行为的概率要显著得高。相对监护人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孩子，不知道监护人最高受教育水平的孩子有任一种良好金融行为的概率都显著低，监护人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孩子有储蓄行为的概率要低34%，其他两组孩子则没有显著差别（见表8）。

（五）整体素养

如果参考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衡量金融素养的方法，把前述分析的每个金融素养相关问题的回答正确/良好态度/良好行为记为1分，形成一个11分（金融知识共6题，满分6分；金融态度共3题，满分3分；金融行为共2题，满分2分）的金融素养度量标准。乡村儿童平均得分为6.72，低于总体平均近0.6分，低于乡镇儿童近0.4分，低于城市儿童近1.3分。加入控制变量后，城乡差距略有缩小，相较城市儿童，乡镇孩子平均要低0.55分，乡村地区的孩子平均要低1.07分。女孩比男孩平均得分要高0.22分。相对监护人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孩子，不知道监护人受教育水平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43分，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0.30分，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的孩子平均得分要高0.28分，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大学”的孩子则在得分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具体结果见表9)。四、讨论和总结基于一家关注青少年金融素养的全国性公益机构的数据，本研究描述了我国小学高年段（主要为四年级）儿童的金融素养。研究发现，在所有的金融素养测量指标上，乡村儿童与城市儿童都有显著的差距；乡镇儿童虽然在大部分指标上比乡村儿童要好，但是和城市儿童也存在一定的显著差距。在金融素养的3个度量维度——知识、态度和行为中，知识是乡村地区儿童和城市儿童差别最大的维度，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如此。金融态度和行为上，不管是直接比较还是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三者的差距相对缩小，但是也依然明显，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各个金融素养指标的横向对比显示，如果指标是可以应用于儿童熟悉的金融场景的，儿童答对或者有这样的态度和行为的比例较高，例如基本计算、理性消费和储蓄；反之，比例就较低，例如钱的时间价值、理性借贷和记账。研究还发现，女孩相较男孩在金融素养上表现较好，但是在细分的测量指标上，两者各有优势。这可能和性别期待有关。例如，大众一般要求女孩更为细致和谨慎，所以女孩会在相应的基本计算、钱的时间价值、储蓄和消费、理性消费、记账行为和储蓄行为等指标上有优势。相对地，大众对男孩的期待则是勇敢和激进，所以男孩会在风险较大的投资或者借贷相关的金融素养上表现更佳。主要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和儿童金融素养有较强正相关的。这可能是因为孩子金融素养的培养是通过学校的教育，家长教育或者家庭给孩子营造的金融实践环境（比如鼓励孩子储蓄、适当给零花钱用以自主消费）也是培养金融素养的重要途径[16]。根据以上发现，本研究建议乡村儿童，尤其是那些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应该成为金融社工的重点服务对象。在具体的服务内容上，本研究认为知识相比态度和行为需要着重关注。金融社工需要梳理乡村儿童日常的金融场景，将那些乡村儿童日常较少接触的金融知识作为干预重点。在开展干预时，金融社工需要考虑性别差异，采取针对性地设计，以提高干预效率。回答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为“不知道”的孩子相较其他孩子在金融素养上表现较差，有可能是孩子和监护人的关系较为紧张或者疏离。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金融社工需要将儿童所在的家庭纳入到干预范围，支持家庭关系的改善，建立起良性的家庭教育环境，以期与学校和社区层面对孩子的金融教育产生协同效应，多层次地促进儿童金融素养的提升[18]。此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因为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流动儿童，所以将学校和社区的位置等同于儿童所属的群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误，例如乡村户口的儿童可能存在于城市地区的学校和社区。其次，考虑到儿童对问卷的认识水平，机构的数据主要来自小学高学段儿童，所以研究结果无法严谨显示其他年龄层儿童的金融素养现状。最后，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均没有已验证信度和效度的针对儿童的金融素养测量体系，本研究的金融素养指标主要是基于成人金融素养指标发展而来的，其信度和效度也有待验证。综上，本研究希望可以给包括金融社工在内的关心儿童金融素养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的实证数据，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共同促进儿童金融素养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EB/OL].(2016-01-15)[2023-03-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EB/OL].(2017-07-13)[2023-03-10].

作者:金敏超 陈潇斐 吴锦容 单位: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