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一、儿童文学及儿童观对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影响
（一）儿童文学的概念及分类
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由成人为儿童创作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ttinen（2000,61），瑞典教育家Gote Klingberg认为，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他的概念里不包含儿童会涉及到的其他作品与图片等。而另一位瑞典儿童文学作家Lennart Hellsiing则从社会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儿童文学作品当包含儿童会听、读到的任何材料，包括报纸、连环画、电视、广播节目等（Ottinen 2000,62）。此外，国内外很多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儿童文学给出了不同的概念。在本文中，鉴于我们论述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所以我们所指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指由成人作者专门为儿童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本文探讨的，主要是针对8-11岁阶段儿童文学作品。
（二）儿童文学的特点与功能
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具备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的同时，因为其读者群体的特殊性，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还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点与功能。其特点主要反映在语言简单易懂，内容新奇，引人入胜两个方面。而其功能，一是娱乐功能，具体而论可以分为简单的娱乐功能及儿童心智及创造力的的启发开化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对儿童的教育功能，具体而言又可分为语言教授功能，文化信息传播功能，价值观念培养功能等几个方面。
（三）儿童观的演化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儿童文学在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因为人类对儿童这一人类成长初期阶段认识的片面性，儿童一直被看做是成年人的缩小版或不完整体。直到十八世纪之后，儿童文学才作为文学领域的一个独立分支被学者予以研究。总体而言，以十八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为界，西方的儿童观经历了从“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过度的过程。受西方思潮影响，我国的儿童观也经历了前的“成人本位”、五四后新中国成立前的“儿童本位”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结束前的“儿童教育”及此后“儿童本位”的回归几个阶段。
（四）“成人本位”与“儿童本文”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特点
“成人本位”儿童观影响下，儿童文学是以成人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进行的翻译。试看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以下翻译：
(1) And such a luxury to him was his petting of his sorrow, that he could not bear to have any worldly cheeriness or any grating delight intrude upon it; it was to sacred for such contact.(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a) 这样抚慰自己心头的哀戚，对他不啻一种享受，因此他无法忍受任何世俗的喜悦或令人不快的乐趣搅扰这种境界。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不容侵犯。（《汤姆索亚历险记》，朱建讯、郑康译）
(1b) 他这样玩弄着他的悲伤情绪，对他简直是一种了不起的快乐，所以有什么世俗的愉快或是什么令人厌烦的欢喜来打搅他这种境界，那就叫他无法忍受；因为他这种快乐是非常圣洁的，不应该遭到那样的沾染。（《汤姆索亚历险记》，张友松译）
相对于张友松的译文，朱、郑的翻译选词偏难、句型更为复杂，具有明显的成人化语言的特点，很容易让儿童读者失去阅读兴趣。
归纳而言，“成人本位”儿童观指导下的翻译具有：（1）语言复杂、文化信息偏难；（2）译文缺乏童趣两大特点。
五四后，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以周作人和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的倡导下，“儿童本位”儿童观逐渐开始占据主流位置。“儿童本位”理念影响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则儿童视角出发进行翻译。但，该理念主导下的译作主要以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其译文语言往往选择非常简单的语言和信息、却忽视了儿童是一个正在向着成人化的过程成长的群体，译作对儿童读者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在有意无意之间流失了。概况而言，“儿童本位”理念指导下的翻译具有：（1）过度强调童趣；（2）语言与文化信息传播的过度简化或流失。
二、主体间性理论
哲学认识论中存在两对基本关系：（1）主体与客体的关系；（2）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主体性”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Subjectivus”一词（Judy Pearsal，2001:1849）。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一批哲学家都曾探讨了认识主体的主体性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根据主体性理论，认识活动中只有唯一的主体“自我”（Self），认识活动中的认识对象及认识活动中的其他参与主体如“他者”（Other）都被看做客体，都是不变的、被动的、被研究的对象。根据该理论，如果以“他者”为主体，则“自我”又成了客体，也是被动的消极的。但实质上，“自我”与“他者”都是认识活动的参与主体，而非客体。主体性理论之所以会将主体客体化，是因为该理论陷入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困境。
主体性理论在指导自然科学领域的认识活动时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自然科学作为认识对象是不具有主动性的。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仍然以主体性理论的“主―客”思维模式来指导有多方主体参与的认识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他参与主体客体化，从而造成认识活动的偏差而导致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今天，哲学界对主体性的认识逐渐向着主体与主体间关系的层面发展。这便出现了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主体间性理论是关于主体之间在客观活动过程中关系的理论，它是在克服传统“主―客”思维模式下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客体化缺陷的的过程中而发展形成的。在客服“主―客”思维模式、探索主体间关系的过程中以德国现象学派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第一次提出了“他者”的主体性。此后，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布贝尔的“Self-You”之间的对话，及至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以对话与理解为主题的“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理论为标志，主体间性理论最终成型并成熟（Liu，2006）。
主体间性理论在承认主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侧重于主体间的关系与融合，强调主体间的交流、对话与理解。它超越了主体性理论“主―客”思维模式将主体客体化的问题，为人类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做出科学有效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在认识论上，主体间性理论理论的提出，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分离出来，对于认识客观活动中科学合理地处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与理论框架。
三、主体间性理论与儿童文学翻译
（一）主体间性理论之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参与主体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原语作者、译者、出版方、译入语儿童读者等。在这一多主体关系网中，事关译作成败的最直接的两个参与主体是做为译者的“成人”主体与作为读者的“儿童”主体。以往“成人本位”或“儿童本位”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上述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犯了主体性理论主客对立思维模式指导下以“成人”自我或“儿童”他者单一主体为核心将另一主体客体化、并依此为依据选择的片面的翻译策略而造成的译文功能的偏差或缺失。
根据主体间性理论，译者“成人”主体与读者“儿童”主体在儿童文学翻译这一活动中应当是平等交流、对话、相互理解、融合的间性关系；应当是成人译者回望自身童年美好过去与儿童读者向往人生旅程的光明未来与期望了解未知世界五彩斑斓的“视界的融合”、是成人从高处回望、儿童从低处仰望的一种相遇，而在这一相望与相遇、理解与融合的过程中成人译者在走过人生的美好与坎坷后，将对生命的重新感悟与理解通过译作传授给作为未来成人的儿童读者，在保留童年美好纯真的同时，能给成长中的儿童读者带去对生活与生命的全新理解与指引。只有这样，儿童读者才能在享受成功译作带来的童年生活的纯真美好的同时，能保持对未来成人状态的期望，在了解身边本族文化的同时候，能够相对轻松的了解异域文化的五彩斑斓。而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这两个参与主体间成功地对话与融合，恰好构成了人类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宛如一条生命之河，踏着童年欢快的脚步，历经青壮年的历练与成长、走向老年的坦然与不惑，也正是这一文明的传承过程，人类的文明从启蒙走向全球化时代各国文明的成长与百花齐放，最终延伸向更加灿烂的后天与未来。
（二）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基于上述原则，主体间性理论框架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以下几条原则值得借鉴：
1.译者必须形成“成人-儿童”间平等对话的儿童观。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作为最主要的两个参与主体，必须以平等对话的间性关系共同影响译作的翻译策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平等对话的成人儿童观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只有在同时发挥两个参与主体主体性的同时，才能实现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对话、理解与融合。
才能能又能吸引儿童读者，保留他们纯真天性基础上的愉快阅读与心智成长。
2.保留译作的文化信息传播功能与兴趣、心智启发功能。在第一条原则的基础上，译者作为成人主体需发挥其主体性，即在了解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实现译文的语言、文化、价值传承功。
3.采用儿童视角以实现童趣效果。只有在成人译者回望自己的童年过去，并积极主动了解当前目标读者群的语言、认知、心智现状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才能以儿童的视角选择语言与翻译策略，才能实现吸引儿童读者，才能发挥儿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与主体性。
4.译文语言可理解基础上的适当拔高。儿童读者的语言储备有限，因此译文要简单易懂，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儿童读者处于成长反战阶段，译文必须有在可理解的基础上又适当的提高，所谓“跳一跳够得着”。只有这样，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才能有所提高，也只有这样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才能在阅读过程中“相遇”并实现“视界的融合”。
四、总结
从“成人本位”及“儿童本位”理念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最终向“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过度，本质上是人类对儿童文学翻译这一活动中“成人”主体与“儿童”主体二者关系从“主―客”思维模式向主体间性关系过度的过程。随着人们对这一关系认识的更加深入与日渐科学化，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也将更加合理，而译作的文明传承功能与儿童心智启发功能也能更有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蒋风，1998，儿童文学原理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07页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一个华德福幼儿的家庭生活
二、研究概述
华德福教育被誉为世界四大教育理念之一。事实上，自 2002 年起，华德福教育开始被国人在杂志期刊上介绍，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华德福教育，其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教育模式，其也愈来愈受到教育界特别是学前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内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探讨应运而生。
幼儿在园学习效果的维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家庭环境，家园合作一直是幼儿园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华德福幼儿园，这一点尤其突出。比起主流学校，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学校对其家长有很多建议，比如不能给孩子看电视、玩电脑，不能穿有卡通形象的衣物等等，这与我国主流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现状背道而驰。目前国内关于华德福教育的研究和文章并不多，关注华德福家庭的几乎没有。然而，对于华德福幼儿家庭生活的探讨不论是对于入读华德福的家庭还是非华德福家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旨在通过叙事研究描述一个主流社会的家庭在入华德福后产生的一系列碰撞、冲突的过程。家庭生活具体是怎样进行的?是否与华德福理念一致?为什么一致或不一致?即，通过对比华德福理念下家庭生活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来探讨华德福教育理念。在细枝末节的家庭琐事中呈现幼儿及其家长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并对此进行探讨，试图对其他接受主流学校教育的幼儿家长提供一些思考和参考。
本文把家庭生活基本上分为外在有形部分和内在无形部分两类，共十四项。通过连续多日的观察及访谈，从外在有形部分来讲，该幼儿的饮食以有机食品为主;幼儿承担固定的家务;玩耍的范围从客厅到自己的卧室;家居简洁素雅;光线明亮;穿衣以纯色无卡通为主;玩具以塑料的乐高玩具为主;有少量卡通玩具和电动玩具，会用电脑打游戏、画画;书籍有百余本，从绘本到百科全书;客厅有电视机但并不看;一般晚上八点半睡觉，睡前自己洗漱，家长讲故事;短期旅游主要是在家附近的公园及周边，也有跨省跨国游，家长多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并会邀请幼儿同伴同往。
可以看到，该家庭在玩耍空间、颜色、光线、睡觉四个维度非常符合华理念，而前三个维度其实并不是与华德福有关，是家长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得到了华德福理念的支持;在衣服、食物方面有较高的认同度;在书籍、电子产品方面不太明朗或者持有自己的看法;在爱的氛围营造上父母做的较好，但是父亲有时候会不耐烦;在原则、规则上妈妈一般比较坚持、有耐心，爸爸有时候会妥协;在节奏上，该家庭基本上能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节假日外出有时难以保证。总之，该家庭某些做法符合华德福理念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受接触华德福影响而认同，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符合华德福的做法的原因一是受外界影响较大;二是对某部分理念不是很清晰;三是保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当然，家长不一定要认同华德福的理念，但是在认同基础上的家园合作对幼儿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在了解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华德福， 建议主流教育的家长们在做决定之前，先去模仿着做一些事情，观察幼儿的变化，这比起盲目的接受或排斥都是更为实际、有用。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幼儿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福禄贝尔曾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也深刻地挑明了母亲延伸至家长、抚养着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 brenner)创建的生态系统理论 (Bioecological Thoory) 也论证了家庭系统是儿童早期学习的最接近的系统，也指出建立良好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在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时期1起着不了估量的作用，孩子的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研究早已表明，4岁时幼儿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其成人的 50%。家庭教育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被作为一种学科来研究，也只是近年来的事情。
时至今日，无论是父母，还是教育界专家，都无法轻视家庭教育对幼儿乃至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性。本人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不少孩子及其家长，常常惊诧的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和问题与其父母存在一致性，并对于父母的担忧，孩子的不快乐感到无奈，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让我常常陷入深思，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些父母能像那些个父母那样多好啊。。。
学术界从探讨学校教育模式扩大到分析家庭教育来探索和研究教育，家庭教育甚至于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有研究表明，孩子出生后的前六年，其智商已达到其成人后的 90%左右。而在幼儿阶段，家庭不可替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着作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可，成为畅销书籍。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越来越多，如家庭教养方式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家庭的某一方面研究对孩子某一方面的影响，如父母气质类型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仅与其父母的气质类型有关，还与其父母与幼儿相处的方方面面有关。从这点来讲，把幼儿置入一个整体的家庭环境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家庭生活值得分析。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华德福。我有了更多的体会。
四、选题意义
在社会化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拷问下，探究华德福的家庭生活理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什么是叙事研究?叙事，叙：记叙，事：事情、故事，简单来讲叙事就是讲事情、讲故事。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事情、事件，体现出对人们生活世界和人类内心的体验的关注。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人们的生活世界进行描述，并根据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对事件、事件中人们的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叙事研究最早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由于其摒弃了纯思辨的科学化研究方式，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广泛的采用。20世纪50年代已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20世纪80年代，教育叙事研究最初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者的关注。
选取缘由：本研究旨在了解一个普通家庭在孩子入读华德福之后经历的一系列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碰撞、转变过程。华德福教育是一种非主流的教育，选择入读华德福的家庭必将经历一些特别、或者另类的东西，为什么选择华德福?在实践华德福理念过程中遭遇哪些碰撞、困惑?怎么解决的?这些疑惑都不能以纯思辨的客观推论得出而是必须回到该家庭的主观经验中去获得，去理解他们选择以及实践华德福理念的过程。而过程中的碰撞、纠结到最终的解决的过程都是本文意欲获取的。对于事件的理解则涉及到叙述者所处的场域、叙说事件有关的人、过去所发生的相关事件的起因、开端、结束、影响等。而叙事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达成本文目标的方法。
获取资料的方式：陈向明(2001)非常强调质的研究的主体间性的理解角度，即研究角度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重视研究者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互动，研究者主要讲述的是自己参与了的故事，既是现场参与又要客观地描述发生的事件，并对其行为进行分析、解释。本文以观察记录、描述为主，辅助以访谈、文献资料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研究者是现场文本的一部分，参与了部分故事，但是研究者又要抽离出研究者的角色，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快速地编码、整理。既要参与，又不能过多参与，影响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情况。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观察家庭生活里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就要求研究者以参与现场的身份去客观地还原记录并分析、解释各行为。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Fontana Frey(1994)在关于质的研究的伦理问题时指出不论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到被研究者，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最后才是我们自己：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尊重和保护被研究者是该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相关伦理议题和处理方法。
六、总结与建议
分别对该家庭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总结其符合和不符合华德福理念的部分以及不符合的原因，并给出建议。另外，就华德福与非华德福家庭的不同做以简单探讨。本部分文字呈现的内在思路是华德福理念的应然状态该家庭在此方面的实际操作状态归因分析建议。
七、论文提纲
1 绪言
1.1 问题的提出
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2 实践意义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文献综述
1.3.1 华德福学校及其文献综述
1.3.2 家庭生活及其文献综述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方法介绍
2.1.2 研究对象
2.2 研究过程
3 故事文本及文本汇总
3.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及文本汇总
3.1.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
3.1.2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事例文本汇总
3.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及文本汇总
3.2.1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
3.2.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文本汇总
4 分析、总结及建议
4.1 分析
4.1.1 该家庭的一日常规分析
4.1.2 该家庭的家庭生活分析
4.2 总结与建议
4.2.1 家庭生活分类各项总结与建议
5 反思
5.1 对研究对象的反思
5.2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5.3 对研究过程的反思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78-02
何谓儿童文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自2005年已有13亿人口，0-14岁的儿童近3亿。儿童教育问题早已引起充分的重视，儿童读物市场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界定却并不明确。瑞典学者Gothe Klingberg首先提出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文学”，陈子典在2003年出版的《新编儿童文学教程》中将其定义为“儿童文学是指切合儿童年龄特点、适合儿童阅读欣赏、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些定义都体现出了儿童文学的两个显著特征：兼具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意义，有成人和儿童读者的共同参与。要翻译这样的文本，必须要掌握协调好这两个体系，才能达到作者的预期效果，满足读者的迫切需求。
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了著名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提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奠定了复调的基础，也正是“对话”理论的核心，而“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这种基于平等关系的对话性解析在儿童文学文本中能更好地协调成人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再创作的译文文本中可以达到协调平衡作用。
一、儿童文学与复调小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人际对话为出发点，正是通过语言的对话，人与世界、与他人构成社会交际关系；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作者与其笔下的主人公构成微妙的动态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应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因为人不是供人打量的物，人对他者的意识是在语言对话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文本的叙事呈现出来。
作者即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逐渐隐退并隐去自身趋向性，由人物本身来自我阐发，代入主人公意识，构成艺术世界。而读者亦可以在对作品的解读作出自身的判断和解读，构成与作者和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形成论辩关系。而儿童文学文本在这种叙事模式之外，还融入了审美和教育的双重意义，必然掺杂了成人与儿童之间视角的转换，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对某些儿童禁忌词语意向的掩饰和转移。与其他文本相比，儿童文学文本的对话性结构更为复杂，也更需要这种论辩性的动态解读。
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原有的作者和读者关系之外，还加入了译者的声音，上面的叙事图表就演变成：
从原文到译文的完成是各种声音相互交流对话的结果，也正体现了复调小说多声部的特性。
二、狂欢化诗学与儿童文学
狂欢化源于狂欢节，节日上的庆典活动和仪式都被称为狂欢式，狂欢式蕴含象征意义且复杂多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文学狂欢化。巴赫金把小说看作各种异质性成份的复合体。巴赫金发现，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有自己的时空型，而且有自己的语言实践。这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它容纳了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伊索式的寓言语言、隐喻、侃……换言之，它几乎囊括了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与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丑、幽默、怪诞、喜剧因素……）。在他看来，小说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这种解读与儿童文学不谋而合。
儿童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种文学狂欢化的特征。狂欢广场的意象在儿童文学中比比皆是，如《小意达的花》中花王花后的舞会，《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茶会等等，参加狂欢的除了人，还有各种儿童作品中赋予生命的各种拟生命体，能看到想到的一切都会成为生命的象征，这也正契合狂欢化中的全民性特征。蓝胡子禁止打开的那扇门和小女孩违背诺言染上金色的手指都是狂欢仪式的象征。狂欢的时空可以是任何的异世界，无论是爱丽丝的兔子洞仙境，彼得潘的永无岛，还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都是孩子们的梦想空间，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逻辑就是随心所欲。这种杂乱无章，毫无时间逻辑可循的故事也正构成了儿童文学难能可贵的童心童趣。语言的无序变成了有趣的文字游戏，逻辑的缺失使任何荒诞不羁都变成可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造才更适合儿童的审美情趣。而这种情趣却往往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刻意的篡改和遗漏。究其原因，往往在于成人对儿童的操控。
儿童文学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其创作者依然是成人，从作者到出版商都对儿童读者的阅读选择进行了筛选和干预。经过重重过滤，留给孩子的往往是成人认为最适合孩子的作品。我国儿童文学起步较晚，有意识地承认儿童文学的存在已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先后出现过张天翼，陈伯吹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本土作品在儿童文学市场上份额不到10%，绝大部分都是翻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典的重译，名作《小王子》近10年在国内就有超过80家出版社出版过近100个翻译版本，但真正的好作品却不多，名家作品少，能像杨静远、赵元任这样译出童趣的作品寥寥无几。很多翻译作品画蛇添足，或增添解释说明，改变原有的句式，却无法兼顾同声谐韵特征；或屏蔽某些涉及死亡或暴力的词语，偷换概念。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但是儿童文学的美就在于其异于成人甚至不符合常规的狂欢化特征，尽管教育性意义也要在同样的文本中传达，但主要的体现方式并不是回避而应是引导。要正确传达这种审美情趣，就应将他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探索他们的需求，达成愿望。
结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都能更好地诠释出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其复杂的动态对话过程。儿童文学翻译过程涉及译者的介入使得这种对话更加复杂而呈现出典型的双语性。要完成这一语言的转换，必须平等看待儿童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而不要始终将成人凌驾于儿童之上。复调小说中的作者的隐形和译者的隐形有共通之处，已完成的作品中主人公是自我阐发的，并不是作者（译者）意识的附属。巴赫金的核心对话理论在克里斯特娃的解读下引申出“互文性”理论，文本的前瞻和回顾可以呈现出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使得对话语言的研究超出了文字的藩篱，进入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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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rris， P. （ed.）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4]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7.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12例，均为男性，年龄8～15岁，平均10.8岁，有遗传倾向7例，均有髋关节、下肢大关节受累，腰椎活动受限，行走不便，晨起症状明显，活动后减轻，临床特点为HLA-B27PCR测定阳性，但它对疾病预后并无可靠的指导意义［1］，而类风湿因子阴性,急性炎症期均有C-反应蛋白的升高，血沉增快，X线摄片示单纯骶髂关节受损5例、单纯髋关节受损3例、骶髂关节、髋关节均遭破坏4例。
1.2治疗方法均采用药物加物理疗法，口服药物为消炎痛75mg、阿司匹林0.6～0.9g、复方雷公藤4～5片，3次／d；常用的物理疗法有矿泉水浴，电透疗法，音频或超短波治疗，3次/d，20min／次，15d为1个疗程，每疗程间隔时间为3～4d，12例患儿中治疗时间最短2个疗程，最长84d。
1.3疗效评价标准［2］痊愈：临床症状完全缓解，腰椎定向活动无受限；有效：临床症状缓解，腰椎定向活动部分受限；无效：临床症状存在，腰椎定向活动受限。
1.3结果本组12例中，痊愈5例、有效7例。
2康复护理
2.1心理护理(1)16岁以前发病的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spondylitis，简称AS）称为幼年型强直性脊柱炎（juvenile-ankylosing-spondylitis．简称JAS）［3］,此患儿进行心理护理具有特殊性，主要是由于发病年龄小，多数处于青春前期，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均尚未发育成熟，疾病对其身心造成的损害较成人严重，而且疾病的承受能力差，理解能力低，故在宣教过程中必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详细地讲解；同时必须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因患儿年龄小，父母一般均非常焦急，对患儿表示溺爱，因此必须指导家长正确地配合，以取得满意的疗效。在护理过程中，还应密切观察患儿的言语、行为、动作变化，加倍地关心，理解和爱护他们，取得信任和配合。(2)激发患儿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不影响患儿休息的情况下，鼓励患儿发挥自己的特长，如绘画、书写、折纸、下棋等活动，对他们所取的成绩给予表扬，并设立宣传栏张贴以示鼓励，使其有成就感，为患儿营造一个充满温馨友爱的环境。
2.2康复训练青少年的骨骼和肌肉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尽早地进行功能锻炼可预防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活动应按计划循序渐进，屈膝、屈髋、转头或转体，扩胸，游泳活动最佳，根据个人情况采取适当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在锻炼前先行按摩以松弛椎旁肌肉，以免肌肉拉伤，锻炼同时可配合理疗和水浴。(1)卧位：指导患儿尽可能仰卧，睡硬板床、低枕。明确因疼痛而卧床不起，只能使病情进展加速，导致关节肢体废用性萎缩，因此，要采取积极主动的锻炼，减轻脊柱及关节的畸形程度。(2)游泳及扩胸运动：①游泳：水温宜适宜，不宜过冷；游泳既有利于四肢运动又有助于增加肺功能和使脊柱保持生理曲度，是AS最适合的全身运动。②扩胸运动：收腹挺胸行深呼吸，扩胸训练。（3）颈腰椎活动：颈椎活动：头颈部缓慢做左右侧屈、前屈、后伸、旋转运动；腰椎活动：站立弯腰、左右旋转、后伸、卧位三点式、五点式挺腰和飞燕式锻炼；下蹲活动：屈膝下蹲、站起锻炼；50次／d。(4)由于患儿年龄小，自制力差，常不能主动锻炼，故在这个阶段，医护人员应主动与患儿及家长沟通，有条件者或年龄过小者可由家长陪同指导锻炼。(5)运动初期8例患儿出现肌肉，关节酸痛及不适，特别是年龄较小者耐受力更差，其中7例作短时间休息后即恢复。1例疼痛持续2h以上不能恢复，表明运动过度，予减少运动量和调整运动方式。
2.3饮食指导饮食与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病情发展，康复均有关系，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和肠道感染有关，故饮食要有规律，且注意卫生，防止肠道感染；宜食辛辣之品［4］，因其具有抗风湿祛寒邪的作用，如辣椒、花椒、大料、茴香、大蒜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大蒜具有杀菌抗病毒的作用，适当进食可预防病毒感染，肠道感染。忌烟酒之品；宜食豆类和果实类食品，同时多食富含钙、铁的食物，如牛奶、菠菜、水果、瘦肉等，可改善患儿的营养状态，提高机体抵抗力，也补充了青少年成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参考文献】
1王永明,李茂强.强直性脊柱炎护理新观点.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2005,24(2):58～59.
2对护士的人性化管理
护士是实施人性化护理的主体，直接决定着人性化护理成效。在对患儿实行人性化护理的同时，对护士也应该实行人性化管理。首先护士长关心和体贴护士，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对护士以公正、公平、待人宽、管理严为原则；生活上多一份关心和理解，如为护士申请住房、操办婚事、给老护士协调工作、合理分岗；对家庭贫困护士组织援助等。因此多元化关怀缓解了护士的心理压力，使护士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更加激发了她们的工作热情，增强他们的爱岗敬业情感。其次为护士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儿童恢复病房的护士每天面对的是哭闹的患儿、苦恼的家长，患儿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护士都有可能成为家属发泄怨气的对象。为了减轻护士的压力，我们应坚持每月召开民主生活会，护士把在工作中的压力释放出来或者平时护士间存在误会或矛盾，也借助民主生活会，使矛盾通过良好的沟通化解。当工作出现差错时，执行惩罚要注意以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当事人分析原因，把差错作为宝贵的经历让全体护士分享，举一反三，降低同类事件的发生机会，让消极事件发挥积极作用。明确护理职责及理念，护士是患者的管理者、指导者，护理工作的实施者，护理管理者只有在保证其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护士长应确立明确的护理职责和护理理念，能够深入到每个护理人员的心中，使他们有明确的工作方向，用精神力量鼓励护士。工作制度规范化合理规范的工作制度是实行人性化管理的最基本、最先决的条件。规范的工作制度又是建立在公平、科学、高效、全面的基础之上。作为管理者要有光明磊落、公正决断的作风；在制订制度上，要体现群策群力；在执行制度时，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树立人性化管理制度的权威。树立自觉性、正义感。人际关系和谐化护士每天要面对的是患者的病痛，甚至是死亡，因而，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难以支撑的。护士管理者要经常教导，以便护士能够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医护、护患、护护关系。护理管理者可为他们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解决冲突和缓解压力，引导其进行换位思考，确保人际关系的和谐。
3结果
2儿童声乐教学中的保障——儿童情感表达的培养
歌唱艺术是通过声音来表达情感的，发声的技巧方面只是歌唱的基础，歌唱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歌曲所蕴含的意义和赋予的情感表现出来，使听众与歌唱者在声音和心灵情感上产生共鸣。它不仅是一种声波的运动，更是通过情感的注入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体验。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曾经说过：“只有歌曲才能告诉人们统一的东西，唤起同样的感情。”我国音乐家贺绿汀也曾经说过：“好的音乐之所以能感动人，也就因为它有真实的情感。”所以，儿童声乐演唱的情感表达培养也尤为重要和关键，对儿童的声乐教育，同样也应该是从情感表达培养开始的。在对儿童声乐教学情感表达的培养中，首先要让孩子们感受音乐的意境美。在引导学生学习新作品时，应运用多样的教学手段，使教学更具吸引力和直观性，向学生介绍作品的作曲家、创作背景、所表达的内涵，在演唱时需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和情感去表达，让学生有所理解和领悟。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让他们通过眼、耳、手、脑等身体上的各种器官来体验和感受音乐。其次，在教学中要让孩子们体会音乐中的韵律美，通过优美熟悉的旋律来感受和培养孩子们的情感。随着旋律线条的高低起伏，随之加入情感的平稳和奔放的变化，可以选用不同风格、不同民族的音乐，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音乐的特色，比如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是欢乐、充满活力的作品，是2/4拍的有舞蹈性的歌曲，可以使学生先了解新疆的风土人情，讲一些有关新疆的传说故事，看一些新疆美丽景色的图片，引导学生表达对这片美丽富饶土地的热爱之情，运用赞美、热爱的情感来演唱这首作品。在声乐演唱中，只有情感处于较为积极的状态，身体各方面才会配合运作，演唱者才能快乐舒畅地演绎作品，对于身心都处于发展阶段的儿童来说，积极的情感会激发他们对新鲜事物以及今后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此外，在声乐教学中，让孩子感受到希望和鼓励也尤为重要。教学中发现，孩子们在遇到比较难的曲目和概念时，常常因为无法顺利地掌握而失去信心；平时练习很好的学生，一要上台演出就因紧张而发挥不出原有的水平，从而回避问题。这是因为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对儿童心理的分析培养，以致孩子们对声乐演唱逐渐失去兴趣。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所以在声乐教学过程中，有希望的教学会使孩子们充满信心。在学生演唱完曲目时，教师带头给予鼓励，竖起大拇指，抚摸学生的头，结合每个孩子的喜好，发放一些小礼品，这样会增强孩子们学习声乐的信心并且会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温暖。
随着新课程改革方案的推出，“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最重要的课程资源”的理念再一次被业界“发现”和“强调”，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化的趋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1]。作为儿童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中文与社会方向）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多年来，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团队教师根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小学、幼儿园教师的特点，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并根据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的特点，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使他们具有分析、鉴赏、创编和教学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以获得更多的人生的启迪与教育的智慧，形成正确的儿童观与教育观。笔者一直担任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中文与社会方向）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的课程，经过多年探索，结合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认为儿童文学应该采取分层次教学模式。美国教育家乔伊斯的研究曾表明，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自身优点，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要促进学习者的学习，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的长处。教师要在继续学习中，提升面向学习者差异的综合运用教学模式的能力”[2]。这对于儿童文学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儿童文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儿童文学教学在不同的专业中如何实施分层次教学模式呢？笔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的。
一、根据不同专业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
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是课程应该教些什么内容的问题。既然儿童文学已然成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也就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学科依托。作为一门学科，它有科学严谨、规范具体的内容，它应该是一个“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3]。这就意味着，儿童文学课程要以儿童文学学科为依托，以该学科独特的对象、范畴、思维形式、理论观点与认识结果为构成内容。但是，根据小学教育专业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未来教学对象的年龄层次、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的不同，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时，就要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对课程教学的内容进行不同设置。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设置
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到现行小学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要表现出对现行小学教育的引领作用，又要认识清楚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最基层的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儿童文学素养能否适应现行小学语文的教学？因此，这对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提出了一个崭新而较高的要求。“课程结构的确立首先需要从既定的课程目标出发，以课程目标为尺度寻求具有不同价值的课程类型与课程目标的对应性，即在课程目标的情形下确定具有不同价值的课程类型与具体科目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所拥有的位置，并清楚地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4]。围绕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笔者在小学语文教育专业中进行儿童文学的教学时，紧密与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相结合，教学内容以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故事为主，教学中不但讲授相关儿童文学理论知识，而且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赏析能力，并把小学语文的各种文学体裁的教学融入儿童文学课程的学习中。教学中引导学生做深入思考，让他们体会到儿童文学课程内容体系还应吸收语文学科发展的新理论，并运用到儿童文学课堂教学中，这样才能促进儿童文学理论知识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融合。同时，通过选取典型的文学性教材进行重点解析，整合并加深学生所学的相关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增强学生儿童文学理论应用与教学实践的能力，实现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的衔接，培养与未来的基础课程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型教师。由此，笔者认为儿童文学课程内容可以从儿童文学理论、与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关系及儿童文学学习的延伸三个方面考虑。其中，儿童文学理论主要要求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各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有所了解。为了使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完美整合，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中，重点进行“中外儿童文学精品作品选讲”、“儿童文学阅读与指导”、“儿童文学创编”、“各种儿童文学体裁的教学”等，这类课程不仅要求学生对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经典作品有所了解，而且要掌握指导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的方法，理解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对儿童文学兴趣延伸部分，教学中应根据其他学科和地方特色等特点增加内容，如“课本剧的改编与表演”、“绘本的欣赏与创作”、“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等，这些内容的学习为学生日后成为专家型的小学语文教师做理论储备[5]。
（二）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设置
从学前教育的实际工作能力需要看，学前教育专业的语文学科教学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知识的学习，而应当是以语文素养为基础，以语言、文学等理论为指导，注重理论内容与幼儿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学生需掌握一定的幼儿文学作品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强化初步具备儿童文学鉴赏、儿童文学创编、儿童文学作品表演讲授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儿童文学欣赏实践、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儿童文学作品表演实践、儿童文学教学实践等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幼儿语言教育教学能力为目的。以曲靖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笔者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根据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学生以后所面对的教学对象的年龄特点，把教学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讲授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在本部分的讲授中文学体裁重点讲授儿歌、童话、寓言、儿童散文、儿童故事、儿童戏剧和绘本，对于儿童小说、儿童报告文学等在幼儿园教学中出现较少的文学体裁可以删减，同时在讲授中结合大量幼儿文学作品分析，不仅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指导学生学会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第二个部分为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实践及模拟教学训练，此部分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教学技能为主要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教师指导和学生教学实践并重。学生通过课堂模拟教学训练，培养讲授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教学技能，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渐进过程。
二、针对不同专业选择不同的教学实践方式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指出，应该把教学看成一个系统，综合地研究教学过程，用系统的观点、方法考察教学，对教学应综合分析、整体设计，教学效果取决于教学诸要素构成的合力，儿童文学课程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尤其是“形而下”的特质更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从“形而上”的视角看，儿童文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学科，理论的深度与前沿是支撑儿童文学课程的重要一面；从“形而下”的视角看，儿童文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6]。根据儿童文学课程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本课程教学方法应抓好“两个侧重”，即在理论学习中侧重于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侧重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在专业理论素养的培养上，始终注意教学中的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一方面抓好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另一方面注意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7]。因此，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要体现“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路。在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实践教学训练中，学生通过课堂模拟教学训练，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教学技能，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渐进过程。
（一）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结合
西方发达国家在师资培养模式上都很重视大学和中小学沟通与联系，美国、英国都倡导“以中小学为基础的教师培养模式”等做法，要求大学与中小学校共同承担起培养未来教师的任务，以便在师资培训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8]。由于儿童文学课程担负着培养未来师资的重任，根据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紧密联系的学科特点，在对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上，可以采取将儿童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小学语文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以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为例，笔者曾在进行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等文学体裁的教学时，除了让学生掌握儿童文学中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及赏析的方法外，还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走上讲台进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还与相关实习基地合作，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走进小学进行故事讲演活动，这种方式既让学生真切地了解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联系，又为学生以后走上教学岗位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除此之外，在儿童文学创作教学中，笔者常采用下列几种方法指导学生进行训练：（1）句子接龙法。以小组为单位，由第一位学生说第一句话，后边的依次接句，但必须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这种方法既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训练了他们的反映能力。（2）词语串联法。由教师或学生随意挑选几个词语，如：蘑菇、小孩、妈妈、上学、小鸡……让学生根据这些词语，把它们串编成儿童故事、童话、儿歌等，这种方法主要训练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3）故事续尾法。可先由学生或教师讲一个故事，再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给故事续尾，如寓言故事《狼和小羊》，对于大多数的读者看来，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满，最后小羊被凶狠的狼吃了，但细读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作品并没有结局，只是说“狼扑向了小羊”。教学中可让学生思考，进行发散思维的训练。通过系列的训练，既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又培养学生欣赏、分析和运用儿童文学的能力，这些方式都是在儿童文学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是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框架，又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和教学经验的概括化。由上可见，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以指导学生分析作品、让学生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中各种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为主。
（二）儿童文学课程与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结合
由于儿童文学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幼儿园的各个教学环节之中，因此，儿童文学与学前教育专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要想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达到这一要求，让学生亲自体验儿童文学作品的活动就必不可少。幼儿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整个幼儿阶段，幼儿的思维活动主要是以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导。所以，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中，实践训练就显得更加重要。以曲靖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在儿童文学课程中根据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在儿童文学教学中除了讲授儿童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外，更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学前教育专业的这种实践活动与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有所不同，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现的，而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更主要采用情景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学。所谓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情感。比如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绘画、体操、音乐欣赏等，都是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的情境之中，其中就必然存在潜移默化的暗示作用。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根据儿童文学作品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和表达方式，重点对学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技能训练。例如，“儿歌”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运用较多，根据幼儿动态审美特点，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儿歌情境朗读和表演训练，可以采用说唱儿歌的形式，使其带动幼儿“寓教于乐”，在活动中快乐地学习儿歌。“童话”的角色特点鲜明，应加强学生的情境讲述能力训练，指导学生学会讲演故事，带领幼儿走进童话故事的世界，让幼儿感受童话的快乐[9]。除了学会讲演故事外，对于一些线索单一、动作性强的童话作品，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改编成儿童戏剧。笔者曾把童话《雪孩子》改编成剧本并指导学生表演。学生初读童话时，并没有被雪孩子牺牲自己、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感动，可是正式演出时，很多观众深深被雪孩子吸引了，甚至为它流泪，原因何在？归根结底，是因理解隐含在直觉、感性之中，从感受、体验而达到思维，进入理性，这是高级的审美活动。由此可见，情境式教学这种模式能够使学生参与到作品中，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及健康的情感体验，使学生既能从形象的感知达到抽象的理性的顿悟，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同时，这种模式还能让学生通过亲身表演，促进创编能力、表演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的培养就为以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从事幼儿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他们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综上所述，在高等师范院校中，儿童文学教学应该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培养目标，有必要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这对提高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和能力，实施素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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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