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等论文篇（1）

一

一门理论科学在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般总要经历积累材料、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这样三个阶段。没有材料的积累固然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若对材料只是作简单的收集而不予以整理，并进而为我们所掌握，也还是不能为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服务。“掌握”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在精神上“占有”、“据为己有”，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思维中“扬弃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为我的”。所以，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我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才能为我所有；否则，就很难吸收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来，并对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真正有所帮助、有所补益。

按照这一认识来审视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基本上还只能说是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国外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引进了许多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而且对传统的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也有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资源，从各个视角和层面来认识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和特点，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上，初步的分析、评价、梳理、鉴别的工作还做得不多。所以，若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完成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妻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恩格斯在谈到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和演变历史时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的。他指出：“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则是一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东西。”他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前进的起点”．后来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发现使得它最后获得了胜利”。从此，“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正是这个崭新的自然观．推动着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我们的巨大的启发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正确的观点在整理和掌握材料、推动科学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我们认识到，目前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处在材料积累的阶段而没有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个足以反映我们时代要求和高等教育精神、并有能力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材料，却无法对其进行整理．更谈不到正确地予以掌握。

二

高等教育学观念是以感性的形式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在人们面前的。这就决定了一切真正的高等教育学都必然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以高等教育实际为对象的，它总是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寻求题材，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向着科学化、民主化的境界迈进。其次．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它必然同时又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在它的身上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那么．当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高教研究者投入研究时也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反映到研究成果上来．从而使高等教育成了一定民族教育的“文化的肖像”。这样．民族性也就成了一切高等教育学论著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作为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种概括的反映形式的高等教育学观念．也就不能不打上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印记。再次．高等教育学面对的是整个的高等教育，所以它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对之作出反映。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活动不只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不只是属于反映的活动．同时还包括着传达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才能对它加以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以往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虽然未能达到这一步．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从某一层面、某一视角对高等教育学研究所作出的一定贡献。因此，这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高等教育学理论所要吸取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应该能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和同化；否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也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主张我们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必须具有反映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反映本国高等教育精神、能够用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这样三个条件的主要原因。若是我们不能尽快形成和确立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学观念．并按照这样的观念去整理和掌握我们的理论资源，那么。积累的资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集合体．而不能达到通过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发现和揭示而使之转化为一个有机体。这样，对这些材料的利用也就不能发生质变，产生飞跃，最终为建设和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所用。所以．正确的高等教育学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就成了今天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与对研究方法的探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先后被引进的有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都没有在研究中达到过预期的效果。其原因，都是与把方法和观点分割开来，离开了正确的观念的建构，孤立地就方法来谈论方法是分不开的。因为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方面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要使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客体。而观念，就是反映在意识中人们对客体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样，就决定了方法与观念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性：它既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按照一定观念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思想途径．又通过这一思想途径．使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内涵在意识中渐次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展示，从而使人们达到全面认识这一事物的目的。正是由于以往我们不认识观念与方法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我们在运用“新方法”时难免有些生搬硬套．而不能使之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特点加以有机的结合。如系统论的方法．它是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要求把事物看作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学的整体特性，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现代系统论作为在生物学、控制论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所以，它对于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只具有借鉴意义．而很难简单地加以搬用。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高等教育(反映在意识中就是高等教育学观念)达到有机地结合之后，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并对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现象真正有所帮助。而高等教育学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其性质来说既然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那么不同的成分只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才会对之作出有效的把握。高等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从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中去探寻。而这种结合也就带有对系统论方法进行具体应用的性质。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作为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途径，所以．即使同一事物，经过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这两种方法的差别自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谈。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似乎有这样两点：

第一．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是不以主体的存在状态为转移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认识。高等教育学理论是以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基础的，从科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在的反映，它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高等教育学论著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性都可以联系当时的高等教育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高等教育学不可能像理性意识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超越感性存在直接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领域，而始终以感性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对高等教育所作的一种未经分解的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又使得被理性思维分解和排除了的生活现象唯有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中才能获得丰富而生动的展现。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所以这些高等教育现象向人们所提供的认识价值也就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丧失。这就是一切优秀的高教研究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客观原因和文本的依据。这是需要凭借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的。而人文的方法所把握的是价值．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主体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作为价值形态之一的高等教育学，我们又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按科学认识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必须借助“理解”和“解释”才能对它作出判断。“理解”和“解释”按照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意见就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与认识的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总是带有主体置人的特点．认为只有当对象与主体获得某种经验上的沟通．并“在主体语言中找到表达”之后，才有可能为主体所理解。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主客体之间所开展的一种“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克服文本历史的疏远性．使得它变得仿佛是现实的、当下的．以致人们阅读这些论著时觉得都好像是特别为他而讲的。这决定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思想印记。唯其这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论著才会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这是优秀高等教育学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主观原因和接受依据。而要说明这些，不通过人文的方法是难以完成的。:

教育等论文篇（2）

二、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要素与功能分析

1.内涵：从单一走向多元

有效学校研究的出现，教学领导力成为校长领域关注的热点，经历了兴起、削弱和再度回潮三个时期。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教学领导力的内涵认识也在不断演变和深化。从专业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教育领导力，而且教学领导力是教育领导力中学校领导力的核心。从学科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领导力，是教育管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目前教学领导力的认识仅限于学校领导力的层面。理解教学领导力内涵，应清楚不同场域下的教学领导力层次。在中小学学校领导力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次如图1所示；在高等院校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次如图2所示。因此，大学场域下教学领导力更应从院系主任和教师这样的主体来探讨，这和中小学侧重校长教学领导力有着场域的差异性。从实施主体与场域看，教学领导力呈现层次多元化，内涵个性化和复杂化。其中，影响广泛的是美国学者菲利普·海林杰和贾思铂·墨菲提出的“三维度、十职能”模型，它从行为和职能两个线索上界定了教学领导力的内涵和成分，直接与非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都得到了体现，结构清晰，组织文化、干群关系、教师激励等情境性因素也得到了适度的关照。到20世纪末受建构主义影响，出现了质性研究方法对教学领导力内涵的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教学领导力研究加强了以学习为中心取向。这种二维分析框架不仅关注校长教学领导力活动本身，而且强调将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联系起来，体现了鲜明的结果导向和质量意识。国内对教学领导力界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者影响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有效协调课程与教学，以实现学校教学使命和愿景，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能力；另一类是教学活动主体对教学活动施加影响以使教学活动有效运转进而取得预期目标的一种力量。前者是狭义的中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体现了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的多元化。本文更倾向于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从教学领导力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的角度，进一步探索教学领导力的要素领域。

2.要素：从孤立走向整合

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要素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测评指标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这里仅从要素的宏观方面进行简略的阐述。教学领导力的内涵由于其层次的多元化决定了内涵的广泛性。任何教学领导力的内涵都应充分考虑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所以，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教师教学影响力、学生对教师愿景的追随力和课堂教学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学校领导力的微观表现，其内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场域和主体的规定性；二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实现过程的系统性；三是体现了大学教学、学术师承与文化传承三大功能。通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界定，它的组成要素得以凸显。通过三个方面交互作用，实现教学活动任务，达到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通过领导力的视角，不仅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实现的影响，而且更加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提升的交互作用的机制原理，以此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要素的系统整合，实现高校课堂教学形式与内容的整合。

3.过程：从学校走进课堂

校长教学领导力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理解，前者涉及所有影响学生学习的活动，如资源提供、教学资源、协调者和分析学校现状等四个方面；后者仅限于直接影响课程、教师教学、教师发展和指导行为。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目标是协调和激励学校中的员工和学生达到目的和创造一个有效的学校，最终是为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服务。这一目标通过校长教学领导力更多的是间接实现。因此，从高校课堂这一微观层面来看，教师教学领导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成就的主体。教师教学领导力是要通过自我发展带动学生全面发展，并且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机制。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校长教学领导力的衍生和发展，是学生发展的直接因素。但由于目前国内外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不足，更多地只能从校长教学领导力角度进行梳理，以期对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起到借鉴作用。从校长到教师这一实施主体的变化，其实质就是从中观走向微观、从学校走进课堂，也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1）实施主体维度的关注实施主体是指教学领导力的实施者，即领导力的实现者。目前，国外对教学领导力实施主体的关注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认为校长教学领导力就是识别学校愿景和使命、规划和管理教育、员工发展、监督与评价教学过程以及创造和发展积极的学校氛围。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优化学校结构，另一方面是领导力行为影响员工关系，从而促进员工对教学更加投入。校长基本职责表现为肩负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的使命而实施有利于有效教和学的行为。另外，校长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要想实现教学领导力就必须授权。授权的途径是形成有力的领导力团队帮助识别和更好地服务教学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如父母期望、市场需求、高等教育要求和政府教育目标等。教学领导力起初被认为是学校校长众多角色中的一种。但有研究指出作为管理者的校长也应该具备作为一个教师的知识和技能，比如理解个体学习的需要、组织和社会环境及其交互作用、鼓励学习专业技术和合适的任务、激励个体改善自我和加强认可和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学习。这些行为的主要目标是组织学习环境和加强教—学的过程。教学领导力开始被理解为教和学过程中的能力。（2）实施客体维度的关注实施客体是指追随者的追随力。目前，在领导力理论中，追随力已经成为关注的对象，其核心是追随者的类型将影响领导者领导力的实现和发展。从教学领导力的研究情况来看，仍停留在领导者的角度，大部分校长教学领导力强调校长需要使用一定的技能，刺激和领导所有影响学生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校长通过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帮助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显然，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实现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实现起到间接的作用。当然，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实现还需要对教师这一重要追随群体进行关注，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实现教师的信任。也有研究关注根据教师观点反映校长领导能力，校长教学领导力与学校类型和校长专业是否相关。（3）交互载体维度的关注交互载体是指领导力实施主、客体所处的情景，即领导力实现与发展的环境维度。目前研究发现，涉及改善教和学过程的特定教学领导力对学生学业成就是有效的。这也是狭义的教学领导力概念更能为人理解的缘故。这种教和学的过程就是教学领导力实现的环境要素。还有学者关注到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和学生学业成就有关。研究还显示，教师对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的理解对学校学习氛围的改善与学生学业成就高相关，而校长自身对教学领导力的理解是没有显著作用的。学校情景在校长教学领导力和学生学业成就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微观上，学校使命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阅读成绩具有高显著性。可以说，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是通过学校情景变量间接地影响到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校长教学领导能力的影响因素涉及学校类型和校长专业领域。研究结果表明，校长应该创造更加民主的氛围。这是指校长教学领导力实现的专业背景和学校地位。在教育管理领域，教育领导力研究备受关注，有关理论和模型的研究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在学校管理中，人的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关注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导力的现状研究，很少关注学校校长在过去历史时期的类型。究其原因，校长在其他领域与当今学校管理和社会历史有关的领导力和职业经历文献相对缺乏。（4）实施效果评价的关注实施效果评价是指教学领导力的实现与发展，这是目前教育领导力领域亟须深入探讨的方面。虽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高相关性，但教育系统基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的评价尚未进入政策视野。当然，是否关注特定的标准行为对学生发展有益尚未进一步证实。也就是说，校长教学领导力走向实践还需要教育领导者和政府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能忽视实践对教学领导力评价的重要方式，因为通过研究和阅历评价教学领导力强调的是教学领导力必须是可观察到的实践和校长能够实施的行为。

4.功能：从困境走向突破

（1）解构与延异：大课堂教学有效观教学领导力功能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学有效性的出现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教学科学化运动，我国有效教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教育质量问题备受瞩目。于是，有效教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还是教学的内部结构看，教学有效性都具有过程性和复杂性的内涵，并呈现出模糊性、发展性和多元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教学有效性的界定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学领导力又存在着发生场域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标准与模式。于是，要对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形成科学的理解与理性的认知，其前提必须要对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进行解构。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效性多是基于教师的角度，将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教师的知识（学术水平）、教学观念、教学能力、教学机智以及教师对课堂教学时间的有效使用（时间投入）等方面［26］。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科教学目标的完成和课堂发生场域的固定，课堂教学有效性应该使延异现象发生，即通过课堂教学过程的影响，延缓到学生第二课堂中，把在课堂上精神对话后的愉悦和满足带到课外实践活动行为中，实现大课堂教学有效观，这就是教师教学影响力的持续性体现。（2）教师生命实现：教学能力的聚焦“本科教学工程”的实施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如今大学课堂陷入的困境无疑与教学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密切相关。可见，对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对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中小学，大学课堂场域因其更具复杂性而少有涉足，这也是高校课堂教学领导力尚未形成的直接原因。近十年来，我国“有效教学”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有关教学有效性成果无不提及教师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对教师的指涉，其意在学生成长，而非是对教师教学生命成长的关照及对教师个体的伦理关怀。在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过程中，如果不能从教师教学生命成长历程来关注教师发展，不仅违背教学改革的逻辑环节，而且无法真正解决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问题。因此，教学有效性提升离不开教师教学生命的关照，抛却教师发展的课堂教学有效性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同时，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历程，与教学能力提升息息相关，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影响着教学能力的形成。然而，现今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认识，还停留在共性化阶段，致使教师发展和教学评价陷入僵局。由此可见，这是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的新生点，值得深入探讨。（3）教师的自我实现：超越知识的追随课堂教学有效性无不提到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从教学领导力的角度看，就是形成领追型的师生关系。然而，对关系形成的途径却未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传统课堂教学有效性大都以知识传授为标尺，这是一元智力观的假设；而现代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则是以成功智力观为理论基础。斯腾伯格认为，成功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关键方面。这一理论体现了大课堂教学的有效观，充分彰显了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认识。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实现领追型的师生关系，首先需要超越学科知识的追随。教师的学术信仰应该融入到课堂教学始终，使教师学术追求愿景和学术信仰与学生追随力类型相匹配，真正实现超越知识的学术愿景的追随，以此反馈给教师的是学术生命的满足和实现，进而最终延续到课堂内外，形成学术一脉相承的学术流派，实现师生领追关系。这是教师教学生命的卓越追求，更是经师与人师融合的体现。因此，在大课堂教学有效观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同益发展的课堂有效性的伦理关怀和学术信仰共同愉悦下的师生领追型关系的形成，从而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产生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共同体。这里的教学共同体涉及教学、学术和文化，并且使大学使命形成连续统一体，实现教学、学术和文化传承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教学改革的逻辑归宿应该回归课堂教学的观点。

三、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未来趋势

在对教育质量持续关注的影响下，丰富和发展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下，在成功智力发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对大学课堂改进，直至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然而，关于教师教学领导力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国内外学界对其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因此，该领域在未来尚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可供涉足，未来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内容与视角

通过领导力的要素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需要对教师教学影响力、学生追随力和教学文化这三大因素进行系统性整合，才能建构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随着研究视角的日益多元化，该研究领域也将愈发的丰富与成熟。也就是说，研究领域的丰富和发展依赖于研究视角的多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出现就源于多学科的交叉。当然，这也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多元视角审视同一问题，从而不断创新和丰富各个学科领域的需要。不管基于何种领导学理论，无论是共性的领导力研究，抑或是特殊的领导力探索，关于领导力的探究，已然从某一方面如对特质、行为、伦理、价值、道德和文化等的研究，发展到了对领导力概念视野下的实施主体（领导者）的领导力、实施客体（追随者）的追随力、实施环境要素以及三者交互作用实现的影响力程度即领导力效能。从领导力概念深化的认识上来看，无论是具体职位、团体、社团和组织，在追求卓越过程中，赋予实现其目标的影响力，而这种目标和影响都最终归结到个体人的因素上。也就是说，领导力已不再仅仅高居于领导职位，已经从神圣、绝对服从和命令的权力作用走向个体实现其卓越追求的平凡、合作和授权的权威影响力，领导力已成为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从领导力形成和开发的角度来看，领导力已经从经院式苦思冥想走向了在实践中提升的道路。正如美国学者萨乔万尼所言：“毕竟，领导力的实质是行动。”

教育等论文篇（3）

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逻辑归纳法等。

二、结果分析

1.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招生情况

对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通过电子邮件的调查得知，该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几乎全是本科生，因此，XX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时的起点是一样的。通过调查发现，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招生情况有增有减，但基本保持平衡的状态。

2.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现状

高校就业问题一直是受到人们热议的问题，近年来，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就业情况并不很好，从我们开展的调查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据调查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12年的就业率平均54.8%,13年平均就业率45.1%,平均下降了9.7%。造成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当前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人数逐年不断增加，基本上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已采取很多的措施进行了调整，但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看，跟发达国家比较，国内的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还相对较小，而这一行业是最能容纳就业率的地方。这一矛盾，导致大学生的就业途径减少。大学生的工作选择就只能是基层、中小企业、农村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体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渠道相对较少。同时，由于毕业生的大量积累，很多人在就业岗位上感觉比自己的期望值要低，于是转头走进别的行业。另外，受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就业压力也慢慢增大。第二，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毕业生希望选择去类似政府、学校等事业单位或是国有企业，这些单位相对稳定，有固定收入，也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和空间，因此，对于体育专业毕业生来说，可以选择的渠道就更加狭窄。第三，对于一些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就业单位，一般都是对整个专业知识要求比较低的。如一些社会的体育培训机构，根本不需要相应的本科文凭，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专业学生的就业。

三、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就业的建议和措施

1.调整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积极适应当前国家对体育人才的各种需求，对体育专业教育相关要求进行调整，按照国家总体规模控制好体育专业人才的招生规模，大力发展社会体育专业等，加强体育院校层次的控制，对不同层次院校的培养目标进行不同的定位，避免造成学生资源的浪费。加强对体育专业学生培养的灵活性，重视体育专业大学生全面素质和各种综合能力培养，积极培养为社会各个层次所需要的体育教育人才

2.不断提高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

注重提高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同时也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宽口径的培养模式，进行学科交叉环境下的综合培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积极适应社会各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各种社会能力，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未来的就业面和就业选择。

3.努力培养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创业意识

培养创业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精神就要注重在日常教学中实施创业教育，通过完善课程培养体系，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的船业意识，拓展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加强对体育创业指导课的认识，培养创新精神。

4.调整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心态、树立正确就业观

在就业的引导和教育过程中，高校应该组织好对体育专业学生职业规划的教育和引导，多方面、多渠道、多领域的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要教育学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进入到公务员或是视野的队伍中。同时，公务员或是事业单位也不是铁饭碗，国家也在逐步尝试建立能进能出的制度。要积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保持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就业心态。

教育等论文篇（4）

1978年5月17日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不久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沧海桑田。昔日的小小研究室如今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教育研究院，而当初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壮大成为一项繁荣而庞大的事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创建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个研究机构的历史，更是为了追寻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工作者艰苦的创业历程，感受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这对于我们建设新世纪更加繁荣的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教育等论文篇（5）

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的讨论我们还获得一个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绝非是一个孤立的抽象概念，无论作为目标还是过程的变量其操作价值就在于它是由诸多具体表达高等教育某一状态或过程即一组高等教育要素构成的集群概念。因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多要素参与的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状态和进程，根本无法用某个单一的高等教育术语来描述高等教育现代化及其进程。如果我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确实较好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或者说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这一陈述是真实可信的，据此前提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这一基本理论的演绎获得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以下六个主要构成要素（如图1所示）：（1）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这是30％以上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概念，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率先达成的基本目标。（2）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有两个基本职能或核心使命即人才培养和知识贡献，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概念是杰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体现，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如普及化程度毫无疑问是高等教育现代化之必需，但它必须是一个由效率及质量保证的数量规模概念，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化。（3）高等教育的善治结构。高等教育事业及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大学均为复杂系统，其系统结构及内外部关系的复杂性、活动与目标的多样性等特征，决定了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构建特别强调效率优先、民主管理、整体设计、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即善治结构，这是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织条件和制度前提。（4）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身就是国际比较且反映高等教育之国际最先进状态和最高水平的概念，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构成和体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素之最。为此，本文在第三部分将专门讨论之。（5）高等教育的信息化。计算机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及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它对传统高等教育提出了从高等教育概念到高等教育方法手段的全面挑战并把高等教育带入了全新的大教育时代。尤其是由美国一批世界著名大学发起的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s）运动，使得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已经不再是少数大学的垄断及少数知识精英独享的特权。这一由信息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高等教育途径方法而且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概念及其存在的方式和意义。尽管其对传统高等教育还未形成所谓颠覆性的挑战，但诸如MOCs这种全方位的具有海啸般冲击力的高等教育信息化趋势已不得不为国际社会所高度认同，并被视为代表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6）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根本不同于学历教育社会，无论是高等教育的提供者还是接受者均不再只是以提供或获得某一特殊阶段的高学历为目的，高等教育学习成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满足兴趣爱好和知识更新需要的闲暇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理想，它是一种体现了学习时空的开放性、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学习机会的公平性、学习者的全民性、学习过程的主体性的社会形态。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终身化的社会诉求，也是让人们终身参与高等教育学习得以实现的基础。因此，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反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但上述六大要素构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

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还很大，除了规模总量，我们在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等方面尚无优势可言。这使加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显得尤其迫切。毫无疑问，以世界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最高水平及最强状态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认识到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重要性及其强国作用的不可替代后，如何实现并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则成为我们当下面临的紧迫任务。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代中国巨变的成功经验，“改革”与“开放”两个关键词即可高度概括。正因如此，党的十后新一届党中央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破冰之船、载梦之舟。同志也多次告诫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9］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且甚为复杂的系统又何尝不是如此？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唯有选择改革开放别无他方。1．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我国近几年来先后出台了三个2010－2020年发展纲要，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注意到后者与前两者标题有所不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其为“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改革”置前的词序安排逻辑解读，其是否具有我国之教育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前提的意蕴？教育的发展特别强调改革先行原因有二：一则缘于教育作为一种最为复杂的社会活动其涉及的社会因素包括利益诉求者最多，因此对教育的要求最多反应亦最强烈。其二，我们的教育积淀的久而未决的问题太多，在这些教育与政府、社会、学校、受教育者，以及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相互缠绕的诸多复杂关系尚未理顺、矛盾尚未解决、障碍尚未搬除之前，教育的顺利发展则成为不可能。具体到高等教育亦然，尤其是对具有超越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意味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而言，改革毋庸置疑是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和手段。就旨在以推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而言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必须率先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我们能否把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差距的不二选择并努力实践之，首先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改革落伍于时代和落后于世界的高等教育理念及陈规旧制。同志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10］，“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11］。国家如此，处于国家体系架构中的高等教育子系统亦然。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发展，这是高等教育内生的功能，其他均为由此衍生的社会职能。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大学的这样两项基本活动决定了高等教育及大学有其不同于其他的内在规律，规律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可违逆。如果我们欲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体制服务，即让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强国之作用，为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率先从观念体系和制度机制上革除阻碍高等教育及大学按其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不利因素。这样一种触及深水区的改革实践无疑要涉及同志所说的属于智慧范畴的认识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有更大的政治勇气敢于选择具有攻坚破冰意义的重大改革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教育等论文篇（6）

教育平等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概念，教育平等的实现受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制约，离开社会发展的现实抽象地谈论教育平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平等之所以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除了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教育平等的内涵

关于教育平等的含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认为，包含四个要点：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它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体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在发展社会的同时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体的天赋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所以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获得最大利益。

当代著名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对教育中的“平等”作了界定，指出了三个条件：首先，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其次，平等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在对待上。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各种不同但都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不论其人种和社会出身情况。再次，在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时应列入一些措施，促使入学机会更加平等，进而使学习成就的机会更加平等。在这一意义上，平等被视为一个目标而追求。

那么，何谓教育平等?到目前为止，虽然人们对教育平等的看法有诸多不同的视角，但对其基本内涵有了较一致的认同。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即教育的平等与平等的教育。教育权利平等(教育的平等)是教育平等在法律上的体现，指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及性别差异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平等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而言的平等，是“平等”的外延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其基础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它从“质”上规定了人们受教育的可能性，是教育平等在形式上的体现。因此就教育的平等这一形式来说人们基本上都已享有了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即平等的教育，是相对于不平等的教育而言的，是“教育”内涵的深化。教育机会是指对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诸种条件的总和，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有注重均等的特殊意义。“教育机会均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社会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使合适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均等地得到质量均等的教育条件。”它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量上规定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充分，是教育平等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操作化内容。

二、教育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教育平等作为社会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学科、多层面、多因素，是一个交叉性学科所探讨的问题。从法学视角来看，教育平等主要是指受教育权利的平等；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主要是指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从教育学视角来说，它主要是指教育活动中对待每个教育对象评价的公平；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教育平等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如何合理分配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和义务，即每个人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权利和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是合理的，就是指每个人在教育中合理的平等表现在哪里。这些界定都是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来认识教育平等的，在2000年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上对教育平等达成的共识：教育公平要受其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制约，教育公平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子系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社会阶层、人口发展等外部因素制约着教育公平。而所谓的教育公平只是相对的，教育公平并不等于绝对的平均，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允许非基本教育权利、非公共教育资源方面存在不平均，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教育公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所以教育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因而会议将教育公平界定为：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

教育等论文篇（7）

2.开展文化教育是培养学生素质的需要文化素质培养是现代教育中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文化素质的培养体现了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才观的改革创新，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对于全面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构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高等教育院校开展文化教育的现状分析

为了全面掌握和了解高等教育院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就要及时同学生去沟通，同学校去交流，同时，还可以通过走访用人单位，或通过参加专业发展研讨会来了解毕业生文化认知程度。通过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时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可以通过学生、学校和教师三个主体去分析，同时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学生文化意识薄弱现在社会中存在着对大学生素质的质疑问题，这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这反映了我国大学生在重视了“成绩”的同时忽视了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突出表现在一是对

传统文化历史不够深刻，比如绝大部分学生对《论语》的大概思想都有所了解，但是真正完整读过《论语》的只有学生总数的10%不到，能背诵其中几个章节的更是少之又少。二是对文化教育的热情不高，文化道德缺失。2.学校对文化教育不重视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中国文化，始终是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基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导向，部分高等院校存在重专业、轻素质，重学术、轻人文的现象。过分重视专业技能和学术能力的培养，忽视对学生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在现在的课程设置上，部分院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相关文化教育的课程。在加上学校对文化教育的不重视，即使开设了相关课程，学生在进行文化教育考试时也会无情无感，无病，拷贝抄袭现象频发，失去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3.教师文化素养有待提升教师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素养较高的师资队伍缺乏，高学历、高技能的教师较多，高素质、高文化的教师相对不足，影响了文化教育的开展。二是教学模式的单一。现在的文化教育大多选择在课堂教学，教学模式就是单一的“老实讲、学生听，老师念、学生记”。

三、探索合理的高等教育院校开展文化教育的办法

1.提高文化教育认识，唤醒文化学习热情提高对文化的认同感，才能有效的开展文化教育，主要途径有：一是领导层面要提高认识。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途径，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学生提高认识，唤醒道德成长的内在自觉，努力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汲取”，提高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教育等论文篇（8）

当前高等会计教育的教师队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基础学科知识欠缺，体现在教师的综合文化素质与专业知识脱节；专业知识分工过细，体现在会计教师、审计教师、财务管理教师专业整合不够；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体现在多数从事会计教育的教师没有亲历过会计业务实践，或者实践经验不够丰富；运用外语工具的水平不高，体现在不能很好地利用外语工具进行高层次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教育教学理论探索和联系实际不够，体现在教学方式方法选择上落后于现代电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水平的高等会计教育教师队伍，除了应具备系统的会计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会计业务实践经验外，还应能将会计与财务、管理、审计等相关理论和实践教学很好地结合，熟练运用外语进行高层次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活动，并能不断深入探索会计教育教学理论，选择最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应创造条件，允许高校会计、审计教师有机会通过注册会计师执业得到实践锻炼，丰富其实践经验。同时还应进行政策调整，允许注册会计师和财政、审计部门专业人员到高校从事会计和审计教学工作，让他们丰富的会计实践案例成为高等会计教育中鲜活的培训内容。此外，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应对从事高等会计教育教师进行入门资格限定，注重选拔培养、培训高等会计教育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促进高等会计教育教师个人的全面发展。

二、选拔和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才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治国理政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创新驱动靠人才，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同样需要选拔和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才。

教育不仅仅是“教”学，更是“育”人。21世纪是我国会计事业充满机遇、竞争和挑战的世纪，我国的高等会计教育，要面向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始终坚定贯彻培养高层次、国际化的高层次会计人才队伍这一目标，制定国际化的高等会计教育规划，通过学历教育和后续教育，通过加紧实施会计领军人才战略工程，通过深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良好的职业道德、综合的业务素质、完善的知识结构，还要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会计业务人才，促进会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完成时代赋予高等会计教育的历史使命。

三、创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互通渠道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句话很好地阐明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必然联系。高等会计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其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到会计工作中去，接受会计业务实践的检验。因此，在高等会计教育中，要加快推进渠道创新，开创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的互通渠道，畅通“请进来”、“走出去”的实践教学之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请进来”，就是除了从事高等会计教育的教师外，要创造条件、出台政策，从外部请进来具有丰富会计实践经验的专家，不仅为未来的高层次会计人才提供“聆听大师，对话前沿”的机会，也会促使专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进行深入的归纳总结，从丰富的会计实践中提炼出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会计教育教学理论，更好地推进高等会计教育深化改革。

“走出去”，就是除了课堂教学外，要创造机会，让从事高等会计教育的教师和未来的高层次会计人才能够深入到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机关、会计机构的会计业务现场，通过真实的会计业务，消化课堂教学的理论知识，增强对会计实务的感性认识，促进会计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双提升。

教育等论文篇（9）

二、我国高等美术教育概况

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从专业美术院校到高等师范院校在美术专业课程设置上基本类似，主要开设美术概论、中外美术史、素描、色彩、中国画、油画、环艺设计、广告设计、装潢设计、动画设计等课程。基础课程以素描和色彩为主，专业课程一般以国画、油画和设计三个专业方向为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进行自主选择。但在课程设置上，手工制作课程设置较少，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偏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美术概论、中外美术史等美术理论课程虽然普遍开设，但开设时间过短，学生浅尝辄止，对艺术的美学内涵和历史发展脉络缺乏了解和整体把握。国内也缺乏专门的博物馆和艺术品原作供学生参观和学习，因此，学生无法深刻体会到作品所传达的艺术精神，对艺术作品常常感到茫然。

三、俄罗斯高等美术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俄罗斯高等美术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把美术教育落到实处，落实到时效性，才会培养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教育家。笔者通过与俄罗斯多所美术院校和高校美术专业的交流与合作，对当代俄罗斯高等美术教育有了深切的体验和更加直观的认识和体会，用俄罗斯与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比较得出了一些启示。

(一)专业技能与艺术性并重

当代高等美术教育不仅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讲究技术性，更要关注和重视对学生的艺术性和创造力的培养。要逐步改变僵化的教育模式，在严谨的学风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例如，教师提出一个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和设计思路，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然后因势利导，让学生更多地发挥创造力，体现艺术个性。但也不能忽视技法教育的重要性，要做到强调学生审美素养和创造力培养的同时，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美术技能。

(二)开发和利用教学设施

工作室、画室、车间等学校的各类功能室和设施是美术教育的重要资源，闲置便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多数美术学院的工作室、画室和车间的外表虽然不是十分豪华和现代，但设备齐全，非常实用。在科学调配下，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其功能，一进入工作室就能立刻投入工作。有些工作室里的设备和材料对学生都是免费的。有了这样的教育基础，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教学应当努力开发和极大限度利用学校的各类功能室和设施，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也能够充分利用其功能，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教育等论文篇（10）

2能力与考试

医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成人医学教育以更新知识，并最终提高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因为成人学生来自于实践还要回到医疗实践中去.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工作能力，是医学成人教育质量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所以医学成人教育应更注重实用性，应特别强调实践技能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训练.但目前成人医学教育中，灌输基本理论为主的课堂教学和基本理论为主的考试模式仍占主要地位.采取闭卷笔试的考试方法，大多重基础考查，看书面成绩的高低，而轻实践能力的考查，考试内容死题多活题少.学生为了顺利获得文凭，进行机械记忆，死背硬记，按老师的标准答案答题.而实际上成人学生多数年龄较大，机械记忆力减退，社会角色多，需要考虑的问题多，时间也比较紧，与现行的考试模式是不适应的.因此，导致大多数学员考前突击记忆效果比较差，甚至想方设法作弊，考完不用全忘记.虽然考试成绩合格，并获得一纸文凭，但学习期间应有的思考、创新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没有得到培养与训练，不利于培养实用型人才.改革这种教学和考试模式应该是成人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应把教学和考试重点从基本理论的机械记忆转到培养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多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加强实验、见习、实习等环节，同时有意识地增加一些学科的新内容、新技术，拓宽学员的知识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积极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办出成人医学教育的特色.

3教材和课程

目前，成人医学高等教育仍停留在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落后于医学科学发展步伐.教材与开设的课程，基本上是照搬普通高等教育的系统化、三段式的教育模式，设置的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临床课.公共课安排的课时多，基础课的内容与大中专所学的多数有重复，而专业的临床科目及内容较少.特别是因面授时间短而安排的学时数相对少，又缺少临床实践的安排，很难体现出医学成人教育特色，并且与成人知识结构也不相符合.成人医学教育教材，多数专业基本上使用的是国家普通高校统编的教材，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成人医学各专业的专用教材体系，其内容不适合已有大专或中专专业基础的成人学生使用.教学中究竟增、删什么，基本由任课教师根据课时数来决定，这样随机性很大，教学质量难以控制；也不能满足成人学员补基、补缺、补新的求学要求.因此，对目前课程设置及教材进行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应该按照成人教育的实际，优化课程设置，精选教学内容.必要时可以取消一些必修课，增设一些选修课，整理重复课，合理调整各学科的授课时数.选择内容的原则应该本着少而精，选择内容的方法应该是各学科教员充分讨论，协调一致，同步改革.这样，学校可利用节省出的时间，向临床、向新学科倾斜，为培养实用型的“全科医生”创造条件.教材的改革也应该同步进行，应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教授重新编定具有突出“成教”特点的教材，教材的内容不仅具有科学性、知识性，更重要的是实用性，特别是要加大临床实际操作技能的权重，以知识和能力为核心.最好有训练智能、技能、进行综合练习的复习题、思考题.以便于学员自学，又能有效地检验学习效果.为培养学以致用并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学习工具，从而保证教学改革顺利进行与教学质量的提高.成人医学教育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存在以上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成人教育家诺尔斯提出了成人教育的任务和使命是满足三类需要和目标：

(1)个人的需要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