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

甲：中西方哲学之间的这一差异果真就那么重要吗？

乙：请耐心地继续听我讲下去。正是在这一差别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的“道”，找到了自己的“物理学之后”的“本原论”的解释，并被迅速地运用到社会发展及科学研究上，破天荒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注入了“本原论”意义上的“进化论”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各个领域里理性思维活动的发展，将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然而，这一结合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智慧学”里，“形而上者为之道”的传统思想。人们在赋予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以“道”理解的同时，也使人们所认识到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成了亘古不变的东西了。根本不会想到“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东西，并最终成为先天存在的东西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被给予放弃的东西。就像一个领路人，将我们引进“西方哲学”的殿堂之后，自己又走出了这个殿堂，却把我们留在了这个殿堂里，使我们成了这一殿堂的主人，守候着这半部西方哲学。

甲：半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就这么简单的产生出来了，我们也因此成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掌门人了？真是不可思议！

乙：道理很简单。我们既不了解自己头脑里“形而上学”的东西，更不了解“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怪胎。可以这么说，“西方哲学”的“半部化”，不是“西方哲学”使之然，而是“中国化”使之然。

其实，“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本身就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东西，而这一点却正好被我们忽略掉了。于是，西方“智慧学”在“物理学之后”上所形成的认识，都被当成了亘古不变的“道”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不到本原论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及逻辑论问题的研究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甚至成了并列在一起的、没有先后顺序的“哲学问题”了，更看不到它会在后来发展中出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这一“中国化”了西方哲学，不仅误导了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此后发展的认识，更将中国的理论思维活动永远地局限在西方哲学已经嚼烂的、没有了味道的问题上，并且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使我们在哲学这一理论思维活动上落后西方一个世纪以上了。

甲：何以见得呢？你能用你的观点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吗？

乙：可以。我们就从“本原论形态”说起吧。这一形态是“智慧学”处在较早阶段的表现形态，它是较早时期人们在自身的“智慧”基础上产生出的最初的“智慧学”观点，特别是关于事物运动与变化的认识，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集中到它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上。人们企图用某个单一的物质，比如水、火、土等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来说明世界的运动与变化，产生了相对于原始宗教较为科学的宇宙观。

然而，这时的“智慧学”所追求的“宇宙观”，仅只是为了说明对象世界的运动与变化，难免不带有思考者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使得由此而来的“宇宙观”显得十分零乱，人们无法判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也就是说，这些“宇宙观”，仅仅具有直观性，而没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人们无法从中确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一些，也就无法形成共同的、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本原存在的宇宙论。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规范”世界的运动与变化时，却忽略了自身“思维活动”的存在，没能在其“宇宙观”中反映出这一“思维活动”的唯一性与必然性。于是，人们便发现“理性的证明”在“智慧学”中的重要地位；从此“理性的证明”也就成了“智慧学”，以及称之为“智者”重要标志，并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数”不仅较好地表现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而且，“数”还借助“智慧学”中“逻辑证明”，发现了自身在表述正方形对角线上所陷入的“逻辑矛盾”，进而将“数”的概念由“整数”扩展到无理数；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应该说，将“证明”纳入“智慧学”，是“智慧学”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善意”的发展，“智慧学”不仅应该帮助人们分析世界的本原，以形成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还同时能够“证明”这一“宇宙观”的正确性，进而排斥别的“宇宙观”正确性，使自己成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真理”；而这时的“智慧学”也就因此被改造成了以人们的“思维活动”的“智慧”为“本体的”“智慧学”了，用以“规范”人们“智慧”的“智慧学”了。

也就是说，“智慧学”这一合乎逻辑的、善意的发展，将原本单纯说明“宇宙构成”的“智慧学”，“发展”成了“规范”人们“智慧”的“思维规范”，“发展”成了在“理性证明”主导下的、“规范”人们“思维活动”的“智慧学”。应该说，西方哲学中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智慧”为“本体”的“理性证明”认识开始的。这一关于“智慧学”发展的表述，看起来混淆了“因果关系”，却道出了深藏于“智慧学”后面的本质，进而将人们从一向所追求的“智慧学”那里转向了“形而上学”。

甲：这也就是说，被人们所尊重的“智慧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吸引人们的才智，去追寻世界奥秘的探索活动，同时也是在不断改变着自己，以成为有秩序的、自我约束的规范的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关注“理性证明”“思维规范”的历史必然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充分体现了“思维规范”的理性、系统性的特点，进而成为一切科学系统化、规范化的典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行政命令伤害最大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百家”的消失，而是“理性思维活动”自身的严谨性、系统性的科学精神的缺失，使整个社会在儒术面前停滞不前了。

乙：然而，这一“智慧学”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在被基督教接受过去之后，其“智慧”的“本体”便被上帝所“僭越”了。一个原本用来启迪人们“智慧”的“智慧学”的“本体存在论”，因上帝的“僭越”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封杀“智慧”、封杀“科学”的“智慧学”，并由此将西方社会带进了近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而这也就注定了，随之而来的对基督教中世纪黑暗的批判，只能从上帝所“僭越”的“本体地位”开始。这时的“智慧学”也就顾不上它的“本体论存在形态”了，它打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并代表着“理性”与“思维”公然地向上帝要地位、要权力，努力地摆脱其“上帝婢女”的地位。于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陈词滥调，便被“人是万物的尺度”、“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创造世界”的理性思维解放所替代了，而“理性”与“思维”在“智慧学”中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提升，成了“智慧学”日益关注的“明星”，并取得了独立地位。

但是，好景不长，“理性”与“思维”在取得了对于“上帝”的胜利之后，便随即陷入争夺“智慧学”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了。唯心论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自己头脑先天存在的“理性活动”，如因果观念、整体与部分的观念等；而唯物论则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外部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反映，并由此在“认识论”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决一雌雄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想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思维规范”内，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想在推翻上帝对于“理性”与“思维”的统治后，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掌握“理性”与“思维”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人们便由完全正确的、对于上帝给人以智慧的“理性批判”，“顺理成章”陷进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中了，进而将人们对于“物理学之后”的认识，从“本体论”阶段带进到了“智慧学”的“认识论”争论的“阶段”了；而“智慧学”，即所谓的“西方哲学”也从此由“物理学之后”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前进到了“物理学之后”的“认识论存在形态”了。

甲：原来，所谓的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与斗争，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我还以为是因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产生出来的。现在看来，我原来所接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道理很简单，我们所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哲学基本问题同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原来”就有的，那么，这个“原来就有”的“东西”又存在于在哪里呢？不就“主观地”“存在”在我们的“头脑”吗？这一“主观存在”的东西与先天存在、先验存在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而我们因此而去反对唯心论，就已经陷入了从唯心论出发反对唯心论的自相矛盾了，并在事实上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派别斗争变成了无聊的“悖论之争”了。

乙：你的这一见解我完全赞同。在“西方哲学”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权力，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强加到它的头上；更不能将我们已经僵化了的“道”“思维规范”套用到“西方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上去，反过来再把这样形成的东西当成真理顶礼膜拜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尽管，西方哲学是我们到外国请进来的，但是，这一学习过程决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只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同化”。

甲：你是不是又扯远了，还是回到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来吧

乙：实际上，“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都正确地抓住了“人”的“认识形成过程”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就像人们必须回答人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样，说它来自心脏的跳动是正确的，同样，说它来自血液的不停的循环流动、来自不能停止的呼吸也是正确的。我们能够用其中一种证明来否定另外一种证明的错误吗？显然不能，同样道理，在批判智慧来自上帝，或者知识来自上帝这个问题上，“唯心论”与“唯物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哪一个更为正确、更为根本。

因此，当它们被人们用来相互攻讦的时候，便不再具有批判上帝创造人类智慧时的酣畅淋漓的气派了。这是因为它们在人们知识构成中的或然地位，决定了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排除对方的存在，而证实自己的唯一存在。于是，在唯物论试图用“反映论”去“批判”唯心论的时候，就已经把“反映论”“主体”自身不可缺少的把“理性活动”，放在了一切“认识活动”中的 “必然的”的地位上了，就已经在事实上把它看成了它所反对的“唯心论”所主张了的“先验论”、“天赋论”的东西了。同样，唯心论在试图用它的“必然的”、“先验论”去“批判”唯物论、证实自身的存在时，也已经把知识的起点放在了“客观存在”的位置上了，用以证实自己的那些“必然的”、“先验的”的“原则”；没有事物的客观存在，来自自我的“内在反思”又将从何而来呢？即便是天上掉下的，也只能是对自我的反映。结果，谁也不能在这一场争论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能留下“认识论存在形态”永远的遗憾。

甲：在这里，尼采关于“内世界（the inner world）”的概念的引进也许是正确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身的“内世界”，植入任何一个“认识论”里，这两个“认识论”都会在这个“内世界”内部无限制地向后倒退过去，而归结到一个没完没了的起点上去。当我们在“唯物论认识论”基础上，去识别“内世界”接受某一事物的“反映”时，我们便会倒退到前一个“内世界”里去，以证实这一“反映过程”的对于“内世界”的“存在”。然而，这一类倒退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倒退而终结，因为“内世界”的依然存在，始终是下一次倒退的逻辑前提，说明曾经有过的、更深一个层次的“内世界”的存在，而使倒退以至于无穷。

这便在“唯物论认识论”里引入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时空概念”会在人们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进入“现象学”的理论上的原因。而我们只要将时空这一“维”引进它们的观点中，它们之间的所有对立也就随之化解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形成的知识，已经无所不在地成为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的认识前提，任何一个后来者都无法回避这一前提的存在，而将自己的思想设想为一块“白板”了；对唯心论来讲也是同样的，我们思想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给予”之物，包括“自我”在内。

乙：说得很对。近代哲学对于经院哲学的全部进步，就是证实了大写的“人”对于“上帝”的胜利，就是这个“人”的智慧对于“上帝”“智慧”的胜利。而在“认识论”上所出现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也就因此成了“智慧学”追求“智慧”的“形而上学”“本体存在形态”之后，所面对的又一个涉及“智慧”“存在形态”的问题。具体说，是涉及到“认识活动”自身“生成”的又一个具体问题。其意义决不亚于“智慧学”对于“理性证明”引进。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称之为“智慧”的“认识活动”是怎样“形成的”，单靠“唯物论”、“唯心论”一方难以给出终结的回答。因为，它们只能证明它的见解是“认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部分，或者说，仅回答了“认识活动”的“构成”问题，并不具有“认识活动”“生成”的必然性。

而最先意识到这一认识误区存在的，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是人们都熟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从“命题”的形成入手，考察人们“认识活动”的“内在构造”，明确地提出了单纯的从理性的前提出发，进行理性分析的活动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只有将理性前提与经验材料结合后才能生成新的知识。很好地回答了“认识活动”生成的理论问题，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二元论者”；却又因为他并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前提，认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又被人们称之为“不可知论”及“怀疑论者”。

甲：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间的对立来自于“逻辑思维”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它们所共同存在的“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却一时又说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乙：可以。这个“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就是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创立他的现象学理论时，所坚决反对的逻辑心理主义。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唯物论”“认识”，本身仅是在“智慧学”发展特定阶段形成的“认识”而已，并不能从这里“逻辑地”推论出，在“认识活动”上存在着一条所谓的“一定终身”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更不能由此“逻辑地”推出，主张这一“认识论”的人就能“唯物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类似我们看到天是“蓝色的”，并不意味着这一关于“蓝色”的“意识”也是“蓝色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关于“蓝色”的“意识”，还是“灰色”的“意识”，它们仅是关于“颜色”的一种“意识”，是一种与它与表象的“颜色”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运用到“唯物论认识论”与“唯心论认识论”的差异上也是一样。

它们都是人们对于“形而上学”“智慧学”的一种“认知”；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是共同的，都是这一 “智慧学”、“哲学”在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具体的、对象化的存在了。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说对方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而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尽管它们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可以通达“物理学之后”的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进而认为“智慧学”到它们这里便可终结了；甚至愚昧地把此前乃至此后的“智慧学”都理解成了这一“对立的”“认识路线”简单的、重复发生的历史，所谓的“智慧学”的任务也就因此成将这一对立永远地演绎下去的、单一性的任务了。

然而，它们在“形而上学”“智慧学”上的这一对立表现，正好说明了“形而上学”“智慧学”的荒谬，它们都是“形而上学”“智慧学”的愚昧的表现。充其量也只是这一“形而上学”“智慧学”“二律背反”的一个必然的结局而已。并最终成了“智慧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上难以迈过去的坎。

而这似乎也就成了黑格尔当仁不让的历史任务。他并没有放弃“唯物论”与“唯心论”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心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说，他将这一“心理主义”完全继承了下来，并在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先引进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将它们两者“对立统一”的掺合到一起，使之成了处在“认识活动”之上的“绝对理念”。却唯独没有将“形而上学”的“逻辑心理主义”作为“意识现象”放到自己的“现象学”的研究中，这就使得他的“智慧学”并没能最终摆脱“唯心论”的“老套路”，而把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人们的“智慧学”当成了认识这一“绝对理念”，或者是在这一“绝对理念”指导下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意义所在。为了证实这一“绝对观念”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在”，黑格尔建立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希望以此来终结人们的“智慧学”的“形而上学”的研究，结果却被反动的普鲁士政权所利用，成了证明其合理性的“官方哲学”，重蹈起了经院哲学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婢女的覆辙。真正的“智慧学”在它这里被彻底的封杀了，最终连同它的“形而上学”本身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这也就注定了后来的批判形而上学的现象学的出现。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智慧学”的“西方哲学”步入了真正科学的发展阶段，并因此演绎出了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来了。（待续）

                       三

 

甲：这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也同天文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从一个并不科学的愚昧的认识出发，最终在人们不受其“思维规范”束缚的独立的、自由的思维活动的不断证伪、否定的推动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了可以研究、观察、比较的“科学认识”的“对象”了。但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科学”。

乙：确切地说，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以前的“哲学”还算不上一门科学，只是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之后，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其情形就像星象学之于天文学、炼金术之于化学一样。而最重要的也就是对哲学的科学认识与研究。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人工雕琢的、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的基础上，也不是只对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批判上帝创世论有意义的那一点“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理论所能解释的世界。因此，用它来批判经院哲学、上帝创世论是完全可以的，而用它的那一点形而上学理论来表述现实世界则是捉襟见肘的、无能为力的。

甲：你的这一哲学史观，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把握，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判定它的是与非。不过，我最关心的是，被我们尊为指导思想的彻底的唯物论的命运。

乙：你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依据上述全新的哲学史观，我们称之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东西，确实不是一门科学。它同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规范”，它来源于黑格尔的“先验的”的“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将这一“理论体系”颠倒过来，对象化为“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东西，人们的“哲学研究”，只是亦步亦趋的在它的指导下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充其量也就是将唯心主义在“纯粹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规范”，形式地并入唯物主义的“纯粹感性”的“思维规范”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彻底的折衷的将人们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包括其中的一个“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看起来它好象将迄今为止的“智慧学”的全部智慧都包括进了它的“思维规范”之中了，人们似乎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地去运用两个不同的“思维规范”去，进而给了人们充分地运用自己智慧的“自由”。但是，这一“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它在赋予人们的“智慧”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超越这一“智慧”的自由。进而使人们实际上陷入这一“思维规范”所带给或是突出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或是强调理性认识重要性的循环反复的旋涡之中，并最终在实践中表现出或“左”、或“右”没有止境的思想与理论的斗争，甚至表现出“七、八年来

一次”的周期性规律来。因此，从理论上批判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我国哲学理论界批判“形而上学”的迫切任务。  

甲：如果这一唯物论不是科学，那又是什么呢？是伪科学？是反科学？总不可能是折衷的东西，既非科学，又非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吧？

乙：这里需要纠正一下。我们这里说唯物论不科学，并不是说人们的感性认识不科学，更不是说唯物论所表述的反映论不科学，确切地说，认识论里的反映论是正确的，而将这一反映论提升到“形而上”“位置”上的唯物论是不科学的。其情形就好像金子是闪闪发光的，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不可能得出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金子的结论一样；也就是说，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存在着反映论的情形，但是它并不处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把它放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使之成为主导人类认识发展的理论，就已经用人们的“物理学之后”的理性“干扰”了它的“存在”，就已经把反映论改造成了主观意义上的反映论了。混淆了这一内在关系，人们就会把自己感性认识上得来的东西，直接当成了当然正确的东西，就会放松理性上应有的警惕性，而犯下理性认识上的逻辑错误，这一逻辑上的错误曾导致我们在政治上犯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甲：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唯物论与它所坚持的反映论区分开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映论的正确性，而武断地把唯物论理解成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直接发展来的科学理论，更不能因此而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不能反过来用反映论的正确性来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不仅如此，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唯心论上，唯心论本身是错误的，但是，它所强调的、在人们头脑里已经建立起来的思维活动的观念是存在的，也是对人的认识活动起作用的。

乙：是这样的。任何一种认识、一种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不是科学的东西，在于它能不能发挥着科学的作用，唯物论在批判上帝给人“智慧”的问题上，它是科学的；但是用它来打压同样是批判上帝给人“智慧”，主张解放人类“理性的”“唯心论”，它就不再是科学的了。比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因反对“唯心论”而用它来打压基因理论研究时，它就不是科学的东西了。因为这一打击，原来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基因理论研究的苏联一下子落后到了西方的后面。但是，没过了多久，其结局便被颠倒过来了，最终还是基因科学取得了胜利，或者说是被称之为唯心论的东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甲：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人们是难以理解接受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不会亚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于牛顿经典力学的冲击，不会亚于时间会放慢、长度会缩短对于绝对时空带给人们的冲击。连唯物主义都不是科学了，哪还有用以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科学活动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呢？哪还不会带来天下大乱吗？

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西方哲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就类似庄子在观鱼时，感觉到鱼在水中的快乐一样，有谁能知道这种快乐的体验我们强加到鱼的身上的呢，而鱼充其量只是迫于生存而必须求生于水中的。同样，我们在把西方哲学看成是寻求普遍规律、一般规律的科学时，也只是出于我们自己对于“道”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西方之所以苦苦地寻求这一所谓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仅仅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背上重重地压着一个“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思想包袱！它们为此而奋斗完全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就好像庄子看到鱼在水中快乐地游一样。难道我们也要为此而去钻这一“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牛角尖吗？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当中国转向西方寻找科学理论的时候，认识论上的反映论确实给当时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界带来全新的气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甲：如此说来，我们所以这么看中这种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有着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形而上”的观点。就是这一“形而上”把半部西方哲学当成了西方哲学的全部、顶峰，从而割断其后面半截的反思与发展。

乙：正是由于我们片面地把握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特别是称之唯物论的那一半的一半，并把这一哲学观点及这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与斗争看作是西方哲学发挥的顶峰，进而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理性思维活动系在一个好皇帝身上，全权由他来领导我们前进，使我们在事实上退回到封建年代，并为此付出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痛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强加到了西方哲学的头上，再倒过来把这样的西方哲学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当最终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时候，又怎么不会感到恐惧与失落呢？

甲：这就是说，一个世纪来，我们并没有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西方哲学。这也就难怪中国哲学界常常出现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置疑。因为，我们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西方哲学，自然也就怀疑起西方哲学的科学性了。

乙：是这样的。而我们所一直推崇的唯物主义哲学仅只是哲学在近代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东西，或者说，仅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它与上帝的精神本体形态，只有五十步的距离。我们所以把它当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是因为它与我们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理念共鸣。具体说，我们在同化“西方哲学”的同时，在传统的君与民的传统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关系之外，又结合进了中西方哲学结合起来的“物理学之后”与“形而下”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进而将传统的、君与民的二元结构基础上的“上智下愚”二元结构世界，装饰成了革命理论所表述的“领导”与“群众”的、新的“上智下愚”的关系：处在“形而上”位置上的“人”，更拥有了“唯物论”所赋予的“物理学之后”的“智慧”，并因此使得已经是“君权神授”的“形而上”的“人”，变得更加“神圣”起来了；原本已经“上智下愚”的二元结构社会，也因此趋向更深层次的“智”与“愚”的两极分化，“愚者”将永远在“智者”领导下，迈上不断富足的社会发展征程。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人们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曾经批判了孔孟之道的面前，被逼去重新面对鲁迅所关注的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奴性的问题了。不仅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及八股文式的官话、套话、大话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还必须在已经被我们所同化了的、西方哲学自身并不存在的所谓的“斗争哲学”领导下，或左或右的、踩着石头向前推进，一再地培养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

结果，西方近代哲学从经院哲学批判那里，所取得的有限的解放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进步，便在这一已经同化了的半部西方哲学面前消失殆尽了。这样，原本就在理论思维活动的起点上已经落后于西方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在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上超过西方，又如何能够奢望在我们的本土上培养出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呢？

 甲：如此说来，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上，我们几乎没有一步，或者说，强大的“西方哲学”并没有撼动一下深沉的“中国哲学”。

乙：在整个民族总体的理论思维活动水平上，可以这么讲。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一再强调，在中国也存在着与“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相一致的、有关“形而上”的“思维规范”的“智慧学”。如果，“西方哲学”的“思维规范”是建立在“物理学之后”的追求与认识上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则建立在“礼教”的“物理学之后”的存在上。这样一种“思维规范”成了指导中国理性思维活动“物理学之后”，并由此而演绎出的“三纲五常”这样的“思维规范”、支撑起了一个偌大的“封建王朝”，也随之产生出了须臾不能离开的依赖性。因此，当一个世纪之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同样为此而感到莫名的恐惧；人们无法想象没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集中统一，一个统一的社会如何才能维持下去。今天，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当我们正确地指出，我们一直被奉为绝对真理的东西，仅只是半部西方哲学，且已经为现代的西方哲学否定了的时候，人们又怎么能够不产生出同样的似乎天要塌下来的恐惧呢？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2）

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肯定了智慧的可能性，并积极建构智慧学说体系，冯友兰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这也即是智慧。哲学不仅要认识宇宙，而且要反思自身，在认识宇宙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培养理想的人生境界。

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而智慧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一种形式，是在和知识的对照中显现其特征的。先秦时期，《老子》通过对“为学”与“为道”关系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知识”与“智慧”的问题。宋明理学讲“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认为见闻之知只能“梏其心”，使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而德性之知才能使人“体天下之物”。佛教更是主张“绝圣弃智”“离形去知”，消解世俗智。总地来说，冯友兰关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超越”。他认为，哲学的概念与科学的概念不同，一种科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中一部分事物，而哲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之全体。可以说，知识是关于行下之学，智慧是关于行上之学，智慧的得到有赖于知识的积累，但又必须经过量变与质变的过程，智慧是知识的质变。形下重分，形上重合，知识是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求精细，智慧则以宇宙整体为对象，求穷通；知识重冷静和客观，智慧则不仅求理智的了解，且求情感的满足，是一种人生的学问，需要整个人格来担当，它内在地具有知行合一的要求，而有如“道”的得到须借助直觉体会，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这个不可思议者又必须思议，这就涉及到了行上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

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智慧之可能性，就触到知识与智慧的转化，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如何能得，主要是理性直觉和理智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直觉和理智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是“为道”，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谓为道的人太多了，直到无人谈虚论道了，而“道在物中”，大家都搞物，都为我、为道，所以我“无为而无不为”。“为道”即直觉，对整体的把握，只有为学才能达到为道，离开具体的事物讲抽象，道就不存在。按老子的观点，智慧的得到是一种“顿悟”。是一下子把握整体，不经过中介。他是从“破”的方面，以无为之道，以理性的直觉最终得到智慧。

冯友兰在纠正中国传统哲学忽视形式逻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形式逻辑和逻辑分析法，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逻辑分析法在把握形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对于“道”的把握，就必须与直觉体验相结合。所以，他尝试了将逻辑分析法和直觉体验二者相结合。关于哲学的方法论，冯先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说的，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但哲学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

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的方法，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负的方法。他认为，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不能用西方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哲学，而应该用否定的，或是其它启示方式来间接地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老子》采用的都是寥寥数语的语录和简洁明了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来表达最高的哲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面上显得零散不成系统，语言不够明晰，较少概念化，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哲学就不叫哲学。相反，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对话、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等，正因为明晰不足，所以才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他指出，构建形上学应该从“正的方法”入手，以“负的方法”结束，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但是，由于“负的方法”是一种靠理智的直觉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之形上学的领悟，所以是不可言传的。因此，冯友兰虽然非常推崇“负的方法”，但是在其学说中讲得最多的还是逻辑分析法，用得最多的也是逻辑分析法。“新理学”的形上学正是用此种方法构造而成的。

形上智慧不仅有理论的品格，还有实践的品格和存在的特征。这种把对天道的认识和人的存在合而为一，即是智慧之境。在天人合一的智慧之境，天道和人道是一气贯通的。李商隐有两句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意谓他年老时可以带着整个世界进入一只小船之中，退隐居于江湖之上。这整个世界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包含了他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精神生活的理解与体会，这种理解与体会就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所以，当与整个宇宙生命的精神世界融于一体时，他也就是真正获得了自由。中国人常说人要有“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之地，是人们自己寻找的自由之境，有了这个地，人就可以安然自若的生存。冯友兰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的思考从而寻求人生的自由之境。这种哲学能使人的精神或能“经虚涉旷”而“廓然大公”，这也就圣人的境界。所以冯友兰执着地认为，哲学讲的是“使人成圣人之道”的学问。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与基督教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中国哲学的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超越，并不需要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这种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它既入世而又出世”。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就在人心。正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是真正的哲学意识，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的超越，它不是宗教的，因为它是哲学的。在哲学里满足了对超现世的追求。冯先生把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境界称作“天地境界”，“天地”即“宇宙”，“天地境界”也就是“知天、同天、事天、乐天”，与“宇宙”合一的境界。这种中国哲学儒释道共同追求的境界，也是儒释道哲学的根本主旨所在。

总地来说，哲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方法是理论思维，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为人寻找自由之境。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37－04

李伏清(1981－)，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湘学、中国哲学。(湖南湘潭　4111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冯契的‘智慧’说研究”(项目编号：06BZX039)的阶段性成果。

人作为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存在”体现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两种：一是主客关系，为外在的“之中”的关系，即主、客式认识关系；二是“此在和世界”的关系，即“在之中”，人“融身”、“依寓”于世界之中，世界是由于人的“在此”而对人揭示、展现自己。我们借鉴海氏的这一理论，把天人关系分述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的“原始的天人合一”(有着强烈的道德意义)、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分离(在中国表现为科玄之争)、当代超越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观三个阶段，把“在之中”的意义阐发为第三阶段的“天人合一”观，而冯契的智慧说正是这一“天人合一”观的典范。

冯契曾经指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智慧，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作为建立在对哲学史的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慧说，自然也以之为主题，对传统天人关系说进行重新审视。冯契既区分了天人合一观中的两个不同原则：天道原则和人道原则，也具体分析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观“为学”和“为道”两条不同的路线及其态度。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何种天人合一说，我们总称为“原始的天人合一”说，其理由在于缺乏主客二分的观点。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庄提倡“夷”、“希”、“微”之“道”，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玄览”而达到“若愚”、“若昏”之婴儿般的“玄德”境界。其“天人合一”观非“主客二分”式思想，这点毋庸置疑。但也许有人质疑，难道张载《正蒙·大心篇》中“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分也没有涉及主客二分吗?的确，张载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见闻梏其心”，叫“心为有外”，“有外之心”，即在心或主体之外尚有客体的存在。而“有外之心”却不足以“合天心”，不能“体天下之物”，也就不能达到“天人合一”。因此，只有破除“闻见”所“梏”，“大其心”才能达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合天心”的境界，即为“德性所知”(因此，德性之知并非知识)。张载明确指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高于“见闻之知”。以此推理，“天人合一”也就凌驾于主客二分之上了，道德高于知识。而道德原则正是自先秦儒家以来天人合一说的主流，孔子“仁”学中有“为学”和“为道”两条线。荀子对墨家思想的发挥，继承了“为学”路线，其思想有较多的认识论和逻辑理论，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但其天人合一观终究没有脱离道德伦理的窠臼。而从孟子“四端”说到董仲舒等人将孔孟“天人合一”观发挥为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式天命论，发展到宋明时期的心性天人合一观，无不彰显儒家“为道”中的道德原则。程朱“理在气先”，“天命之谓性”，性即理，纲常道德之理神化为天，源于天命，奠定了纲常之理的形而上的地位，也表达了持敬致知之涵养功夫，实现“与理为一”的境界，即形而下之人体现形而上之理、人遵循理、理体现于人的天人合一境界，其知行观无疑统摄在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压人欲的道德原则中。尽管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之区分暗含主客二分的思想，但尚未达到西方近代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水平，不仅在认知领域存在主体性原则的缺乏，即使于道德领域也是反人道的。

王夫之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反对以天理灭人欲、片面注重人伦道德，主张重视个性、人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能(主体的认识作用)所(被认识的客体)”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主客二分的主张。他还建构了一套较详细的认识论体系，如“即事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从知行观的角度批评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阳明道德性知行合一说中“以知为行”、“销行归知”的思想。这些主张都有利于主客二分、主体性的建立和科学精神的推广。

尽管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天人关系思想中存在着某种主客二分的萌芽，为近现代哲学向主体性和科学精神的召唤提供了理论根基，但萌芽并不等于呈现，主客二分在西方哲学几百年的历史还需以浓缩的形式活跃于中国哲学的舞台，这也是中国哲学发展认识论的逻辑的必然。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而冯契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在“实践”观的引进下，把天人关系发挥到了一个新的平台。

冯契的“智慧说”把天人关系引申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4）

命运一词在古希腊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俄狄浦斯能够解决斯芬克斯之谜却摆脱不了杀父娶母的命运开始，人们就以一种极端畏惧的心理看待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命运”的意志，命运不可违抗是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更多的是以人的可能的生命强度做一种崇高感的承受。直面这种神秘的东西并探其究竟是哲学诞生之后的事情。希腊人怀着特有的探求事物本体的好奇心，带着宿命感的叩问，似乎渐渐明白了生命之二律悖反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面前，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人应超出神为他设定的限制，获得比命运所折射出的限制性更坚强的意义。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所表现出的这种关于苦难的寻求方式体现了古代生活的人文精神，他们不愿意仅停留在对生命的感性直观中，努力寻求感性世界的苦难解脱，以及人性本身的根据。他们相信一切的世间万物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而人的价值只能实现在自己同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因为人们总是受制于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而这一原因正是把握这种对象性关系的“根”和“本”。为了摆脱这种命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的古希腊早期哲学一直在向世界发问：世界究竟是什么？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对此，早期的哲学家们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归纳，猜测与构想，提出了各种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命运关联于始基，表明始基的悬拟在于人的心灵，对人类乃至对于人类说来的整个世界的最后归着的眷顾。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简约的心灵，他们所怀的单纯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对人之为人的关切呈现出澄明的状态，这是现代人苦苦追寻，却常常无法获得的，人的单纯性存在展示出了关于命运、关于生命的限度和关于世界的独特广度。 

二、对智慧的追寻 

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就被定义为是爱智慧，据考证，是毕达哥拉斯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的。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人不是智慧的拥有者，而是智慧的热爱者和追求者，人对智慧的爱就是哲学（philosophy）。所以，哲学不是让人聪明智慧的学问，而是把人引向智慧的学问，是让人知道自己无知而去追求智慧的学问。哲学的这种品格一直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爱是不懈的追求和探询，其对象是智慧，智慧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生活中的一种大聪明或大智慧。 

智慧是以一定的文化修养为基础的气质和远见，是一种极高的悟性和超常的明智卓识，也是一种灵性和灵气，人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生理上的满足，也需要哲学智慧的引领。哲学的真谛在于对智慧的领悟与拥有，而哲学的灵魂——智慧是不可描述的，它永远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所描述的“魂形”之外，但又绝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神明，而是我们心灵中已经有所感知但又说不出的某种东西。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总会把它变成一种定型化的知识体系。但是，当我们一旦把它变成了定型化的知识体系时，它就不再拥有哲学之魂了，而是哲学之魂脱下的遗骸——知识，哲学之魂又会以新的形态萦绕在我们的心灵与未知的知觉感悟中。这里所隐含的更深层的本体论寓意就是：哲学智慧之境是一个本体论的悖论之境，哲学对智慧的追求一旦达到哲学的“根处”，就是对“爱智慧的困难境地”的澄明性的拥有和自觉承受。这里所昭示的哲学智慧的本体论悖论就是：哲学智慧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智慧的涅槃——“无智慧”和对“无智慧”的自觉拥有与承受；哲学智慧的追求者所能达到朝圣的终极境界，就是哲学智慧的祭坛——在他们所达到的哲学境界使哲学之魂，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人们的一种直观，这里才是哲学灵魂的真正显身之境。因此，心灵的直悟远比逻辑的尽至更能接近哲学的神韵。 

三、对人性的追求 

希腊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以为它是人的最重要的福祉，这种尊严只有人才能够具有，而人为什么能够享受这种独有的权利呢？于是，他们寻找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人，才是能够享有生命尊严的人，而对本原的讨论正是他们在寻找人之为人的根本。在对本原的抽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寻求人之衡量的尺度，这是他们寻求自然宇宙的哲学理解方式的最后面的也是最隐蔽的理想，人作为人不是基于人作为主体，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自然的延伸者，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意识形式，作为本原存在的原初性。这种本真的理想表现为在宇宙的大尺度下审视人的一切行为：人应该如何行事才能承担起存在的原初性。因此，本原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抽象的原则，而是最终成为关于人的思考尺度的承载者。于是，和谐的数、流动不息的火和不动不变的存在都轮番作为本原物登上了哲学的舞台，而深究其本质这些正是哲学家对于人之为人的独到理解。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5）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一书中以中国的“势”为集中论点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思想非常注重“势”。“势”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主要是指局势逻辑。人在面对某种状况时，只有当他懂得利用自身所处局势，他的行动才会带来原本希望的效果。为了实现某一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他必须知道从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里，分辨哪些是有益的而加以鼓励，哪些是有害的而应该阻止。其实这一行为或者思想状态颇有运筹帷幄之姿，并且正如于连所启用的“迂回”一词所表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正或者反的静态行为点，而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思维动态图。

由于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历史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容的哲学视野大多抱有观望姿态，或以神秘玄幻等“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未将东方思维纳入到可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高度进行审视。事实上，西方哲学观里经久不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将逻辑作为哲学重中之重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所造就的散点式智慧理念并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考查及借鉴范围，东方在他们眼中始终只是带有轻视色彩的“他者”，并不足以立于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思维平台之上；另外一种从东方立场出发的所谓“对话”，则是主要由东方学者发起的综合哲学论，并且从未以东方本土文化思想为主体运用于对西方哲思的阐释，而是恰恰相反，特别偏好于以西方由来已久的哲学观阐释融合东方智慧，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在价值上的某种失落和不公。于连的著作在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下所起的搅动波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且使他的中西比较视野呈现独特、开阔的情态，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名学者，于连对以中国式智慧为表征的东方思维进行了较为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其出发点并非扬此抑彼，而是首先看到了西方哲学笼罩下的世界逐渐异化的现象，认为西方哲学已不再能够被轻易视为一个圆融自洽的因果逻辑体系，仅仅辅以宗教神学也已渐渐无法将已处于失控和崩溃边缘的后现代景象重整山河。于连通过对中国式智慧的分析，认为这一看似散漫无至上逻辑操纵的所谓哲学包含着比西方哲学求真思维更为接近人性人生、社会运作等的道的智慧，他将中国这一“能屈能伸”的迂回思维浓缩为一个词“势”，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应该吸收借鉴的另类智慧，这无疑彰显出了于连独特的中西比较视域，也为我们对于他的这类观点提供了认可或者批驳的空间。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通过势这个字检视了中国思想里政治、军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文学作品等）、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以及推动自然的大演变这些重要领域当中的逻辑，并且引发和回答了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比如实况组合中起作用的潜在性、机能运作上的两极性或者是单纯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并且以交替方式发展。[1]5在《势》里，他首先从军事方面的中西差异来凸显“势”的涵义和价值。以势为基础的中国兵法和希腊传统下的西方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主张审时度势、战略布局，也即于连所说“投入之前胜负已定”；后者则以直接对抗、正面交锋为核心理念。兵法乃是艺术的一种，并且集合着整个民族的内核性思维，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因而特别能代表一种文明蕴含的思想维度。于连认为，中国人在战略上往往采用思维上的迂回来左右局势，智慧的重心正在于行动前的思维调度，尽其所能做好一切事先分析。这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决策树，每一可能性的分叉都试图事先被包容在结果的有效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军事或者谋士在中国古代战役（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宫廷里的）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不同，希腊人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然而他们还是将眼光主要投于两军真正对峙的宏大场面，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力量进行搏击和对抗，可能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远没有确定性显得崇高，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可见可感的士气和胜利，这种直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哲学观里贯穿始终。这样看来，中国智慧与西方哲学在军事（战略）上已经体现出了一暗一明、一曲一直的强烈差异。于连使用的“弩”的比方颇有深意，“弩作为‘机制’的‘启动’，很自然地象征突发攻击的一支力量充沛的军队，即所谓的‘势如弓弩’”，“弩这个主题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合宜性之外（因为弓弩紧绷的意象显示其所含藏的可能性）……”这里我们便很清楚，于连所讨论的“势”具有一种内在生发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于连反思西方的哲学成见，他认为西方哲学中有某种偏见，原因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自发性上，而是建立在假设和可能性之上，它偏向独一、“超越”的极化，而不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它最终强调自由，而不是自发性；与之相较，中国人的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现实的诠释。

由此出发，便涉及一个关于哲学与智慧的辨识问题。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力――效果的智慧，势使思维在不断跃动中逐渐充盈，犹如一团不可见的气萦绕在思想的周围，这种气并非外界输入，这点和西方观念有着完全的不同，气与势的互相激发生成是内在自发的能量运转，它将中国哲学的非神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西方观念里总要穷尽全部可以论证的逻辑直达神学，上帝之手在终极意义上操控着看似深奥的哲学，这就使得西方哲学难免会不断地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的“道”的智慧可以说为西方人点亮一条求存之路。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具有无限的包容性，道含阴阳，二者在其内部不断互转，生出层层之气，道乃是浑然一体，它是一，也就是全部。道就是由历史的全部经验不断充盈而成，它具有宇宙般的那种气蕴和能量，它是自发的，具有随机而变的态势，因此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它不追求终极目标，因而也无法被终结，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绵延不绝地生发于世世代代，随历史而蓬勃，并且由于它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息息包容，它所产生和蕴含的能量就是富含人性的，是生于人，属于人的，也就是极为自洽的。因而可以说，对真理的追求产生哲学，对道的追求产生智慧。真理的反面是谬误，哲学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因而总是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性质；而道无分正反，它是全部，因而智慧不选择正反，它只是摒弃偏执，在正中体会反，亦在反中体会正。“道同时是一又是另一个，它同时是万物由之而生的混又是达到每一特定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实现（既是始动因又在时间中通过万物造化展开自身）。道同时是开始和终结，不存在两种现实的范围，但有上游和下游（而不是意义上的优先）。”在哲学求真的排他路径中，西方逐渐走到了崩溃与异化的边缘，正是哲学对话体式的逻辑论辩使得西方思维在不断排除谬的过程中走向了怀疑和不可知的境地，并且最终只能将求解的途径指向无法论证的上帝，这种由于不断论证而由不得论证之物解答的最大悖论早已失落了它原本的闪亮面目。

这里再次回归到“势”的论述上来，于连在以政治为例的分析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于连用“时势造英雄”来概述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方式，然而之后他说“主张个人的能力与势并行运作，共同左右着成败；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这两种决定成败的因素彼此排斥”，于连又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即“前面将国家比作马车，其含义应该倒过来解释：如果马车够坚固而套马车的挽具也质佳工细的话（挽具代表来自情势的效力），就不需要特优的马夫，而只需要规律地安置驿站，俾使所有的马夫，不论其才能高低，都可以跑得又快又好”。[1]24如此看来，于连似乎过于夸大了“势”的作用，因为在于连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他所理解的“势”乃是具有内在自发性质的，在这段关于政权如何造就并且得以稳固的阐释中，于连的表述具有几个悖论的地方：首先，如果势是内在自发的，那么何以能说“规律地安置”？毕竟“安置”是无法自发完成的行为；由此衍伸，得以使马车坚固也即政权稳定的情势应该由谁或者什么东西来造就？仅仅依靠情势的自生性应该无法准确地迎合历史的需求；再次，马夫的好坏是否重要，我们已可以从王朝的更迭中清楚明白，即便于连认为王朝的兴衰覆灭仅仅与情势的效力有关，然而，人君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品质绝不可被免除对局势的控制力。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6）

【 正 文 】

一

长期以来，西方思想习惯了由“爱智慧”理解哲学，往往把哲学的使命看作是对一种绝对的、超越历史和时间的“语言”（“逻各斯”）的寻找，以便通过此种最高智慧之“道说”完全清楚明白地将“真正的”实在按其所是地传达出来。西方哲学遵循这种“爱智范式”。

这里所谓的“爱智范式”，一言以蔽之，即把智慧作为“爱”的对象。由此，它预设某种终极的“最高智慧”作为人之欲求的终极目标。它将人引向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要跨越一座连接此岸到彼岸、现象界到理念界的“桥梁”，它要在心与物、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并引导人们到达彼岸，趋近客观真理。这形成了一种缺乏历史感、仇恨断裂和变异、追求形式的理智逻辑思维的“爱智”型的哲学范式。它通过预设一个“真正的世界”将人看作是同属两个世界的“公民”。

“爱智慧”原本是人最本己的生命活动，但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构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它成了人的一部分（心灵部分或理性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肉体部分或非理性部分）的分裂人或人的世界的活动。这样，以“爱智慧”或“爱真理”自许的哲学家们，尽管在有关“真正的世界”或“真正的实在”问题上争论不休乃至针锋相对，但他们走的往往是同一条道路：追求智慧或真理之路，即要求在人的“内在心灵（灵魂）”同“世界之外的实在”之间建立某种终极而稳固的联系的道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看，这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了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因此，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关涉到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终极根本问题时，绝大多数哲学家相信自己的理论触及到了实在自身的奥秘。哲学家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柏拉图对“哲学家”所作的这个描绘，预告了哲学家对人类无智慧或非真实处境的某种清醒的认识。哲学—形而上学寻求确定性和终极理由的爱智取向，实际上源自对人类处境的这种虚幻、愚蠢、有限和欠缺的深刻体察；然而，它一开始却决意要碰一碰唯有“神”才能拥有的“最高智慧”和“终极真理”，当它把“目光”指向某种预设的终极在场之物的时候，就注定了这种“爱智范式”寻求一种不可能获至的结果，仿佛永远地在追赶远方朦胧展现出来的“地平线”。

“爱智范式”确立了一种知识型的哲学传统，它在滋养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了西方思想“追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的话语形式。然而，任何宣称把握了超感性绝对、超历史永恒的哲学都只能在于时间或历史中，这是爱智范式的传统形而上学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之上，然而哲学爱智慧的终极诉求 恰恰是要完成此种超越。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尖锐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了：当哲学离历史意识最近并且以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时候，它又总是一再地表现出与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相敌对的图谋——掌握最高智慧并构造一个终结历史的绝对真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矛盾是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固有矛盾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是西方传统哲学爱智范式的两重性的体现：一方面它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其真理性取决于它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亦即取决于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它总是欲求或占有终极真理或最高智慧，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真理和智慧的化身。爱智范式的哲学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特性透露出西方形而上学隐含着的“最高价值自我丧失”的重大危机：形而上学探求“真正的实在”或给出有关“真正的实在”的阐释通常会被后来的形而上学判定为虚妄，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似乎是一个体系摧毁另一个体系、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的演变史。事实上，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因而，在二千多年来构成哲学之生命的那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人们发现，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决就是变得无效，或者哲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乃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部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历史。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探求的徒劳无益，就会发现实际的哲学史（形而上学史）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必然导致对于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日益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否定，它使得到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去寻找“真正实在”（即作为“起源”的实在）的伟大梦想幻灭了，从而祛除形而上学的“起源幻相”就成了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追溯起来看，“爱智范式”的哲学道路，始于古希腊人原生命惊异（“与智慧协调一致”）之“断裂”，由之发展出来的西方形而上学走上了对“永恒在场之物”的追寻。它始终是一种在“人与存在的对立向度”从事“爱智慧”的“伟大”事业，在遗忘或者分解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始和谐的同时为我们赢得理性知识的珍宝。

我们看到，西方形而上学由爱智范式的三个方面奠基：首先，是对同一性根基的寻求。这种探寻在一种抽象的、形式化或逻辑化的层面上将万物归为某个“—”，亦即某个本源性的在场者，它是“是者之为是者”并从“其所是的是”把自己展现为“有根据的是者”；其次，是对理念论的执着。理念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理想的抽象本质看成是最真实的实在，因此原本是思想中的“普遍概念”就成了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在场者，理念论是使世界分裂和人分裂的思维范式，对理念论的执着是爱智范式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再次，是一种理论生活的理想。爱智范式认为思辨的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它把沉思或理论生活看成是一种神圣的生活。爱智范式的这三个方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确立起来。这种热爱智慧、追求真理、凡事喜欢追根究底的同一性追寻、理念论思维和理论生活的理想，对推进人类理性和知识进步的伟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科学都建立在这种思想方式的基础上。它以求知为人的天性，不单要人们能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它指向那个最终的“是什么”（是者），其实是将自然科学、物理学的问题推向终极的结果，所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是名符其实的。这种追寻合乎逻辑地导出亚里士多德在一种学术分类中确定了哲学探讨“第一性原则”的学科地位：它是第一学术。

从爱智范式在希腊思想中的形成以及对整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史的深远影响看，它始终是由两种力量推动的：其一，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它指向终极实在，是一种具有独断性质的智慧之爱；其二，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它指向对不经反省的确定性知识的质疑，是一种具有怀疑精神的智慧之爱。中世纪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和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都可以从爱智范式的这两重特性中找到说明。“爱智慧”原本就包含着这两重因素，它表现为独断理性与怀疑理性互为他者的演变史。“哲学”一旦被确立为以科学性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最终极、最根本、最真实的实在，它就踏上了一条由肯定性的力量和否定性的力量相互转化或推动的发展之路。在这种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怀疑、否定的力量始终在形而上学爱智慧的范围内，它虽然也常常给形而上学带来挑战，但并没有动摇其根基。只有当这种怀疑的、否定的力量发展到要求“弃绝智慧”的时候，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隐蔽着的“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才被提示出来。这一过程由康德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将否定性的、怀疑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极致，通过追问“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并进而引发了黑格尔将一种肯定性的爱智因素发展到顶点，从而导致了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对哲学的传统形象进行消解是现代思想家着力进行的工作，这动摇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形而上学的 根基。当人们意识到形而上学追寻的那个“真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用处、多余的、虚假的“理念”，那么形而上学爱智范式就必定被“否弃智慧”的当代思想所颠覆。因此，对西方形而上学史唯有从“爱智”哲学范式的发展史及其终结的角度才可窥见其中的奥秘。

如果说希腊人“爱智”原义的中断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开端，那么整个形而上学史可说是由此断裂构成的“爱智范式”主导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是这种“爱智范式”的原型。在理念论中柏拉图—苏格拉底用“灵魂转向”来描述之，它表明“爱智慧”是向另一个世界敞开的超越追寻，且直接指向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光源。亚里士多德在调和柏拉图的二元论时，并没有能够走出这个世界，“爱智慧”同样指向一个超越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终极实在。亚里士多德说，获得宇宙“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终极原因的知识，并不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人只有在思辩的生活中才能进入类似“神”的这种智慧，但也仅仅是“类似”而已。我们不难看到，不论是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其最高使命是通向纯粹形式理性的极境，它使“爱智慧”启开了一道通向“上帝”的门户。

三

形而上学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是，由“爱智慧”得以命名的哲学（形而上学）最终归于宗教信仰之下，在延绵一千多年的欧洲中世纪沦为论证宗教的工具。

希腊化时期、罗马时代以及基督教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终极视域与上帝观念的相遇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事。形而上学原本有通向宗教信仰（上帝观念）的超验维度，在哲学与宗教的融合进程中，“爱智慧”被诠释为对上帝的“爱”，因此“上帝”是最高智慧和绝对真理的化身。如果说希腊思想走向哲学一步是爱智慧从希腊人自然生命和谐处发生的断裂，那么由此断裂铸造的爱智范式则预告了哲学爱智向一种超自然生命存在的趋近。在罗马时代普遍滋长起来的对一个赎罪宗教的渴望中，哲学在其超验维度不仅力图建立起伦理的信念，而且力图建立起宗教。这一过程是通过将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光源”化来完成的，它最终使得那个“或隐蔽或显现”反复无常的上帝（旧约圣经中的上帝）成为光源化的永恒在场者的上帝（经院哲学的上帝）。哲学通过利用希腊理性概念澄清、整理、论证宗教观念，这样哲学进入“宗教形而上学”。

罗马晚期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是将柏拉图的爱智隐喻（光源隐喻）成功地用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形而上学家。他把上帝比作“至善”之光，人的灵魂比作眼睛，理性比作视觉。人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转向上帝。如此，柏拉图理念论的理性主义二元论被改造成为一种基督教哲学以“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两分为基础的二元论，实际上构成了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融合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的经典模式，它形成了一条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路线。

中世纪晚期随着亚里士多德着作由阿拉伯世界的传入，由奥古斯丁奠基的柏拉图主义思想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受到了挑战。托马斯·阿奎那确立了遵循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来论证和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线。他将人看成是一个在自然秩序和神学秩序之间被分割的存在物：在自然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理性，他遵循着理性之光；在神学秩序方面，人的中心是信仰，他遵循的是上帝的智慧之光。上帝的光照构成了基督教神学之源，自然理性的光照构成了哲学之源。托马斯表达了中世纪基督教一体化世界的理想，即“各种等级的智慧的和谐”：基督教世界中理性的活动，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传统，经院哲学的训导，以及倾向于同被造自然握手言欢的基督教精神的深刻的实在论，所有这一切最终聚和为一种强大的“科学冲动”。

中世纪之后，“光源化”的上帝观念被“光源化”的理性观念所取代，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使得哲学对宗教的批判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上帝观念被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费尔巴哈），由于批判（例如在启蒙哲学那里）仍建立在哲学的光源隐喻基础上，它又造成了对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新教全力强调作为信仰上帝之论据的非理性事实，“它从中世界基督教中剔除了那大量的偶像和象征物，揭去面纱，显示大自然是一个与精神相对、要由清教徒的热忱和勤奋将其征服的客体领域。”（注：巴雷特着：《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页。）新教精神在这一点上与科学一样，推动现代人去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使大自然非神灵化，从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类心灵投身其中的象征性偶像。这种精神的历史推动作用与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并行不悖，其结局便是宗教的衰亡，新教的人“是西方命中注定与虚无遭遇的开端”。（注：巴雷特着：《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页。）

走出中世纪神学一统的思想文化框架，人类爱智之标经历了从“上帝观念”到“科学观念”的转换。这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科学的发源，理性的独立，资产者商业上的扩张，普遍的理智启蒙，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构成了欧洲文化走出中世纪的巨幅历史画卷。最终，“科学”、“理性”、“民主”、“自由”被戴上了绝对正确的光环。哲学响应这种时代精神的召唤，经历了从中世纪神学范式的爱智祈盼进入到近代科学范式的爱智追寻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准确地说，应是哲学面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典范反思其认识论基础的过程。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17世纪是形成这种反思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关键时期，它是各种科学形而上学体系纷纷登场而科学领域群英荟萃的世纪，是一个“天才的世纪”。新的科学概念首次规划了此后与“哲学”一词联在一起的那种较严格的哲学意义，亦即一种“哲学科学”的理论思维。它表现为“新方法”的建立以及对“确定性”理想的追寻，表现为将“心灵”设想成“一面伟大的”认识之“镜”以及由此对一个独立的认识主体的概念建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两个世纪，哲学是在反思科学的过程中被建构的。

近代哲学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已经开始确立一种以“认识者”为核心的知识型哲学，即通过追寻一切知识的基础来推进、反思和回应新科学的进展。笛卡尔开创了唯理论传统，注重的是以数学—逻辑为典范的知识基础；培根开创了经验论传统，关注的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典范的知识基础。这两个传统的相互论战，铸造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形态。它的总体结构是一种由“镜子模型”诠释的爱智范式。概括起来看，有几个方面的特征：(1)将真理问题理解为某种知识主张，知识论或者认识论成了哲学探究的主题。(2)真理通常被理解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一致、符合和同一。这种符合关系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将认识者看成是一种被动然而准确地映现着的镜式本质；其二，是将认识看成是一种主动的、自主的并通过思维自身的活动能够获得自明性观念的镜式本质，它要求认识对象接受认识者心中先天原则的统辖。确认真理在于主体与对象的一致是近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差别在于：经验论将“认识对象”理解为“观念”，唯理论则将“认识对象”理解为“实体”。(3)主客二分框架成为知识论的理论思维前提，它形成了一种“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模型”，这成为探究一切知识之基础的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4)最后，出现了一个被“镜子化”了的“人心”的研究领域。关于人心的“镜子模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洛克的“白板喻”和莱布尼茨的“大理石喻”。前者强调“人心”无任何先天观念，它只是一块“白板”，知识是心灵“白板”映现“实在”的结果；后者强调“人心”中有天赋观念，它像“大理石”的“花纹”，在映现对象时自身变得清晰起来。

由爱智慧确立的形而上学隐含着宗教—科学二元性特征。中世纪发展出宗教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近代笛卡尔和培根从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发展出了科学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到休谟的不可知论，都比较清楚地暴露、揭示了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矛盾。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对峙，由于各自抓住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某个方面予以片面化，虽然在破除宗教形而上学方面卓有所成，但也因而各自陷入困境。康德哲学以批判形而上学为己任，这种批判是要为形而上学划定界线，决定一般所谓形而上学可能与否及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限。因此，康德的批判直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批判表明，我们关于“第一性原则”之实在的科学知识是不可能。这不是一般性地对形而上学发难，而是在形而上学内部产生出来的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康德通过划分科学知识的界限，把上帝、自由意志、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排除在经验科学知识之外，这种批判揭示了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奥秘。有趣的是，康德是基于主体与客体之二元分裂与对立来作为其批判哲学之基础的，这又是形而上学爱智维度的出发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看作是一种怀疑的、否定性的爱智范式达到的顶点，它必然激起一种臻于极致的肯定的、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由费希特经由谢林，最后落实到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主题是“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这是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最卓越的概括。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才是现实的，精神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自由。绝对精神意味精神无所牵累，它自己规定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宰、自己展开自己。精神通过“二元化自己”从而发现自己、回复自己。因此绝对精神自我展开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法运行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环节或中介。黑格尔哲学就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己运动发展成为一个绝对真理体系的。这一哲学发展历程是在回应康德的挑战中建构起来的。由于康德的挑战是否定性爱智范式达到的顶点，因此回应挑战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臻至极境。黑格尔是西 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作为这个完成，他使西方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成为辉煌的史诗。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向。这标志着哲学走出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开始。我们从回归现实世界的哲学转向可以看到，哲学对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弃绝标志着哲学的觉醒或人的觉醒。

四

回顾西方形而上学史，我们看到，当古希腊的哲学巨人们开始塑造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时候，哲学的爱智取向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就已经发生了。哲学本来是爱智慧，但它却一再地使得人的现实世界被瓦解、被遗忘，从而走向智慧的反面。这使得哲学总是以一种扭曲的和“异在化”的形式来表达现实世界的内容。它的大致思路是：从人的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在试图获得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并对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作全观的了解时，走到了世界之外，并通过建立一个超验世界来诠释人的现实世界。这个思路构成了形而上学爱智慧的大致路向。这使得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始终对哲学思考的起点和终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哲学因此变得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似乎格格不入，是“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家总习惯于从各种“最高智慧”的虚设出发，因而总是在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或者之外）设立一个更“真实”、更“本源”的“本体世界”，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矛盾。这样，在哲学的解释系统中，出现了对人或人的现实世界的非人理解。要解除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各种虚假观念的统治，就必须对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意味着哲学向它长期失落的世界的回返。

我们看到，由“爱智范式”塑造的传统哲学用来理解世界的那种方式，被证明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种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是以一种“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的特殊方式来看世界，那么回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在“真实的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爱智”迷梦破灭之后开始了对哲学的重新思考。20世纪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针对旧形而上学遗忘人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病症进行批判，尽管很多哲学家并没有避免种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诱惑。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完成的哲学变革深刻地预见到了哲学回归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向。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将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现实世界的过程，是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原则的具体落实过程。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仍然是指引我们走出现当代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马克思比任何一位“现代”哲学家都更清楚、更全面、更彻底地看到了哲学变革的方向。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马克思就明确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于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心观点，指出真正的辩证法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载于《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句话包含三重意思：第一，哲学从彼岸回到现实，意味着它不再为宗教和科学论证，而是为历史服务；第二，为此，它首先必须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第三，它还必须揭露“非神圣形象中人的自我异化”，而这较前者更迫切、更重要。“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揭露人类自我异化的根由，指出一条人类自我解放与回归的道路。因此，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也就是要求哲学真正能够贯彻人的观点、表达人性内容、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亦即使哲学现实化、人文化。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502.233；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128－11

欲谈西方文化源流及其知识圈(含观念系统)，诸如本体论等等问题，还是要回到西方文化之源头古希腊文化中，才能厘析得较为清楚合理。本文想侧重于从四因说到康德先验哲学的主脉中，看看西方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之发生，同时谈谈笔者的见解。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神话，这是共识。古希腊神话之后，接着形成了两大文化高潮，一是哲学高潮，一是文学高潮。其所以然者何?究其根源，在于古希腊神话充分地蕴含和表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智慧：一是神话智慧颖思之包罗万象及其高远视界，这叫思维阈限的开拓；一是神话智慧的情思与色彩，这叫人追求之现实存在方式；前者属抽象一玄思范畴，后者属形象一情感范畴；前者的直接伸延，即是古希腊哲学高潮的到来；后者的直接伸延，即为古希腊的文学高潮的到来。故美国哲学史家威尔・杜兰说，古希腊神话之后，即有两大高潮的降临。从积极(向前)方面看，是现实诸学科形态之出现，从消极方面(向后)看，是对神话智慧之消融与解构。这是西方历史向前跨越的方式与特征。

具体言之，西方文化之定型统系(未定型者过于散杂，需大力搜集归纳)，其直接源头应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一书所言的“四因说”中。其日：

“我们应当求取原因的知识……原因可分为四项，其一为本体亦即怎是(译者注日：古希腊文为crxoia。近代英译大多用substance或essence译之)，另一是物质或底层(物因)；其三为动变的来源(动因)；其四，相反于动变者，为目的与本善，因为这是创生与动变的终极(极因)”。

此定义尚属抽象，再看亚氏的例子。“例如一幢房屋，其动因为建筑术或建筑师，其极因是房屋所实现的作用(防寒避风雨，求安全等――引者)，其物因是土与石，其本因(式因)是房屋的定义(即形态构造及其‘为何如此’――房屋之用途等――引者)……四因都可以称为智慧的学术。至于其中最高尚、最权威的，应推极因与善因之学(即目的因――引者)，终极与本善具有慧性――万物同归于终极而复于本善，其它学术只是它的婢女，必须为之附从而不能与相许忤”。

以上四因之中，不容易产生分歧者是物因(房屋之土与石)和动因(建筑术／建筑师)二者。极因(善因，目的因)次之。最难理解者或易于发生理解偏差者是本因(式因，形式因)。亚氏之本因到底讲什么?亚氏日：房屋之本因(式因)，即“房屋的定义”，那么人之本因、椅子、树木等等之本因又是什么呢，可以相应地推演为“人之定义”、“椅子之定义”、“树木之定义”等等。一句话，本因即某物之定义也。何谓定义?古希腊时代，凡不能被定义者皆在人之认识范围之外，定义是对事物总体认识之结果，是人把握对象的水平线。凡事物之构成都含有内外两个方面，此是物之生命存在方式，故内外又不可分开言说，皆统一于“怎是”之中。“怎是”即“为何如此?”或“是”者之“是其所是”者何?亚氏日：“人是政治的动物”。在此定义中，人统属于动物之大类(种)中(人是动物，而非植物)，而人又是“政治”的动物，而非“生理一本能”的动物。前者侧重于形式表层，后者侧重于形式之生命支撑。二者之合力便是“怎是”(“是其所是”的产生方式)。故把“本因”(式因)直译为“形式”因，则只俱外态，而缺少了支撑外态的生命动力(即“形式之所以为形式”之内在生命力量)。我们再看亚氏另举的一个例子：“什么是人的物因?我们应该说是月经(准确地说应该是月经所产生的卵子――引者)。什么是他的动因?就是种子(应该说是，一种主动性的制作技术――引者)。本因(式因)呢?他的怎是(即怎样地‘是其所是’之简称――引者)。极因呢?他的终身。但是末两因(“怎是”与“极因”)也许相同――这就是我们必须陈述的诸近因。什么是物因?我们不可列举火或土，应该举出的是这事物最切身的物质”。在这个例子中，最为重要者是提出了寻因的方法论问题，即近因与远因之不同视界问题(“近因一远因”之二极性圆环，构成原因之总体，成为西方全部文化之基础――详下)，除了物因、动因之界说更精确之外，便是把目的因译为“人的终身”(人为何活着，怎样活着等等)，它实现一卵子相结合后，成为人之生命久远历程的最高价值存在物；其次，强调本因即是“怎是”，且与“极因一人之终身”是同一路向之物。把“人之所以为人一人之是其所是一人之最高价值实践方式”三者贯通且等同起来。如果人们再把这里的本因(式因)仍译为不加特定注释的习俗形式因，那误差就极大了，其实，这里所指的已不是一种外表形态，而是一种终极性的生命力量与价值。孔夫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间之本因(式因)与极因之对峙性的运转过程，极为明白而有序。孔子之三十之年，是一种外在直观形态，而其内在的进展中之生命阶梯，凝定在“而立”之中；他之四十之年，是一种外在直观形态，而其内在的进展中之生命阶梯，凝定在“不惑”之域；五十、六十皆如此；至七十而最终完成，此即孔子之终身(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外表直观形态与生命价值之最高状态――内在自由，达乎和谐一体，内外透明。这便是本因(式因)与极因(目的因)的合璧辉煌。在中国文化中，人之一生(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是其所是)，便是如此双向地完成其有序渐进的内外历程。由此可见，亚氏之慧眼、卓识是：外在直观形式，是此等生命演进中的形式；内在生命，是此等外在直观形式自律发展中之生命。是形式一生命(式因一目的因)交融的生命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血肉相连也。故亚氏曰：“末两因(式因／目的因)也许相同。”这个“同”，是指双向运动方式之内外对峙融合、等价，而非静态终点之合一。通俗点说，形式是对峙于此内容之形式；内容是对峙于此形式之内容。由此而推广于一切 客观事物，这里的“形式一内容”，又可进一步转译成“形式一材料(质料)”。亚氏说，“我把青铜称为质料，把形式的图像称之为形状，由两者所构成的组合物就是雕像”(《形而上学》)。这里的形式(形状)领域及其无限的理性展现过程(对峙于“物自身”的现象过程)，便是后来康德先验哲学所全力研究的对象。由此观之，大陆学人对形式之理解，多是减损了亚氏之本义。亚氏四因说，作为西方定型文化之源头，对西方理性文化之开拓、导航，起了重要的定向作用。诸如：西方哲学文化中之本体论思维是从哪里来的?诸多悖论是如何发生的?西方哲学中之“经验论一观念论”(“经验的实在论一超越的观念论”)又是从何处演生出来的?等等重大哲学问题，此皆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由上文之深入思考、推演，即可知其透显本体论思维方式者(寻求世界之最高统一者)，即在四因说之中(牟宗三在其《四因说讲演录》中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亚氏在《形而上学》中说，求取原因的知识，是古希腊人的最高智慧，是一门最大的学问。亚氏把世界上／宇宙中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不如彼，都归结在此四因结构之演化中。四因中之主旋律是因果律，故因果律便是西方哲学的基准律。原因是一条无穷的链，其形态有两类：一是封闭而首尾相接的“循环因”，一是“前后沿着反向伸延至无穷、无尽，终至渺茫(无起点，亦无终点)之因”。前者清楚可见，但往往形成悖论――倒因为果(吃饭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吃饭)；后者当反向伸远至无限时，思维则必处于一片虚茫与玄妙中(物理数学中的“无穷大”与“无穷小”所指向之实在性之思维方式，乃至近代数学中之拓扑学，模糊数学之另类思维方式，其所追踪与运行之微妙性，亦是觅取一种极不实在的实在过程，这与形而上学一本体论之本然过程有同构性。其所异者，是数理思维方式之实在性全寓于数之节奏有序指向中，而形而上学一本体论之实在性则超越于数之实在性指向上)。无疑地，这属思维中之灰箱地带，在此等缺少客观实在性之灰暗领地，最易畅说各人之理想观念，或各人的胡言乱语，包括上帝、悖论等等各种尽头话(在西方，即使如此，也仍是一种理性智慧)。所谓尽头话者，即再无可向前穿越的余地了，但理性之箭仍在一直向前、向前(故康德严加限制)，智慧追逐之尽头处，此即最后存在、最高价值、最高原因、最大神秘……用哲学语言呼之，日本体论领域也(本体论者，一切由此而生、而出也)。此即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第一个来源：从“因果链”中之无限伸远处转生出来，寻求理性张力之安息所，此属灰箱中之模糊言说。故本体论领域远离知性领域，属彼岸言说。

本体论来源的第二个渠道，是四因说中各因“并合一离析”之不同协合的逻辑关系，即下文将要分析的英美《大百科全书》条目所叙述的“内容一形式”之双向关系。我们先深入分析，看看康德的做法，即会更加明白。

“形式一质料”因，是万事万物之存在方式，世间没有无形式之质料，亦没有无质料之形式。中国人从不想在此等血肉相融之域去强显智慧神通，而西方人则大不然了，此正是其科学一认识论大显神通之处，是西方理性施展威力的撕杀战场。西方理性奔驰之大通道，即是因果律，无此，则西方科学无法发生，更难有巨大成就，牛顿力学即如此。因果律之理性，与康德之“现象一形式”先验理性比起来，尚属一种天然混沌(“质料一形式”合一)推导理性，因与果在时空连续统一之通道中，都带有自身的整全性(不可分性)，当下人之理性只追踪这个时空状态中的因与这个果(牛顿见苹果落地，只见整全之苹果落在平面之土地上，其思索者却是万有引力)，即因果之线性轨迹，若发生多因一果、多果一因，或因果间接相连等等，也只不过是“因果理性”之追踪转多了几个弯而已。这便是因果律理性之浑整性。西方之理性精神，如果止于此等浑整地步，那实在是止滞于中途，它仅是浑整地逐物型之理性，是人类理性面向全物之展开，即使是应用于人类之群体上，或历史事件中，也是重复了浑整地逐物型之理性而已。真正的“屠夫”(庄子《养生》)，应是“目无全牛”。故西方哲学在近代之发展中，其最大的觉醒与跃进，是由浑整逐物相关型理性，转向于由物而来的人自身之“理智存在体”(康德)，即由对象之质料型理性，转向对象之纯形式型理性。席勒的名言是：“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事物的形式，是人的作品”。席勒之理论依据是康德先验哲学对世界之二分大律：物自身与现象。前者是实在的质料范畴，后者是人之心智的形式范畴。当质料以形式体对人显现出来时，即为现象。亚氏关于雕像之“原料一形式”、席勒之“实在一形式”、康德之“物自身一现象”，三者之前项“质料一实在一物自身”有同质性，但不等同；三者之后项“形式一形式一现象”，亦基本一样，但“现象”的含义也许圆泛些。本文特约定使用。如果把康德的“物自身一现象”全等价于“质料一形式”范畴，那么其间裹夹的矛盾，真是难以道尽。参看裴顿的一千多页巨作《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一书即可知道。于是“物自身／质料”与“现象／形式”，在呈现的历史中，便对分为两个无穷无尽之你我相关系列。“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此“孤帆”者(背负着壮丽日出之灿烂光芒)即康德先验理性也，既照明物自身之所以为物自身之整全，更照彻现象之万花筒世界；既照明质料之实在性，更照透形式。现象皆由物自身出，物自身可思而不可知，构成一种信仰(指只能相信，但又不是崇拜，更非宗教)领域，它不是知识领域；现象即是“感性一知性”交构的领域，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地方。“宇宙一世界”一旦统归于“物自身一现象”之绝然二分领域(等价于二值逻辑)，那还有什么基督上帝可言，或本体论领域可言(上帝和本体论无法挤入此二值逻辑结构中来)?故康德哲学是拆毁本体论的哲学(见其第一批判对哲学本体论之质难与批判)。有人把康德之“物自身”，亦叫作“本体论”，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牟宗三译之为“物之在其自己”，是一种客观存在之独立自在的当然状态。牟强调此译法最为准确而无歧义。若把“物自身”译为“本体”，极易生歧义。其谬在于：不懂现象与物自身皆不属玄虚渺茫之论，均依统觉之感知确凿而难移(现象可知而物自身不可知)，一句话，物自身是产生现象的客观实在(物)，有直观性和实在性；而本体论所指者，则是一种玄虚的抽象(最高原因)，无直观性可言，其实在性与物自身之实在性绝然两样。前者是智思之实在性，后者是物之实在性，亦可区别为：主观实在性与客观实在性。但康德哲学最后托出三个设准：灵魂不灭／自由意志／上帝。此三者皆为“宇宙一世界”之物自身也，一切现象皆由此而出。“灵魂一自由”皆人之深层理性与最高理性，“上帝”是最高理性之功能形式与载体(全知全能遍在)，仅是一种神圣的代名词，而非基督教之上帝。三个设准之绝对物自身化(非上帝化)，即是西方理性精神之圣殿、祖庙、皇宫。这是本体论思维形式之残留，但又绝异于西方传统本体论之本然。康德之伟大，是对世界之绝然二分，以其“二值”性特显人之理性强力与功能，及其心智运行轨迹；其缺陷则是最后以三个设准依托于其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传统，完成了西方理性精神运行之全程轨迹与归宿。这是西方人至今都尚未懂透的理性精义与妙理，故康 德开拓的这个新领域，许多西方人视之为极陌生的领域，难懂的领域。

以上说的是由四因说中“质料一形式”交融或分际后之理性走向，以康德先验哲学对本体论之拆毁否弃而告终。在此需补充康德一个概括的说法：“从思辨的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三种可能方法”，“要么是从一定的经验和由经验而知道的感性世界的特殊构造开始，按照因果作用的规律上升到这个世界以外的最高原因(一)；要么是从纯粹未确定的经验，即从一般存在的经验出发(二)；要么是抽掉一切经验，而从纯然概念完全验前地论证到一个最高原因的存在(三)。其第一种证明是自然神学的证明，第二种是宇宙论的证明，第三种是本体论的证明。没有其他的证明，也不能有其他的证明”。西方思辨理性之运行，必至乎寻求“最高原因”而安息。康德认为，此举只能有三种手段：1)自然神学的(由经验之因果律上升至世界之外)；2)宇宙论的(从未确定的经验，即从一般存在的经验出发，寻求空泛无边际的经验之可能性)；3)本体论的(从纯然概念完全验前地论证)。三者皆是寻求最高原因，但寻求路途与方式不同，皆依对待经验(或概念)而异。自然神学是依靠经验(因果律)，飞跃至世界之外去寻求那最高原因；宇宙论是从可能性经验去寻求最高原因；本体论则是完全抛开经验，验前地从纯概念出发，去追踪那个最高原因。在康德以前之时代，“自然神学一宇宙论一本体论”，皆属形而上学，其本质与动力均来源于追求那个最高原因。其中“自然神学一宇宙论”还是依循经验型之因果律展开思辨去寻求，而本体论则抛开经验而从纯粹概念(逻辑・范畴・数理)推导。故西方人之关于原因之学说与智慧，决不会是仅仅止于直观而明晰之“知性一原因学说”(因下雨了，故地湿了)，而必展开思辨理性追踪至抽象一渺茫之“理念一原因学说”，又日最高原因之本体论学说。这种“理念一原因学说”只能调节安息思辨理性疲于奔命之劳苦，而无任何知性作用。在中国民族看来，这的确近似胡说八道，不着边际，但却无法洗刷其深刻思维之实质，尽管是一种无用之用，但却是一种理性之思辨型智慧，类似一种艺术理想。康德以自家的“物自身一现象”二分法，一扫“自然神学一宇宙论一本体论”之虚无，而保持其实在性。康德是通过对“上帝”(最高原因)存在的否弃，而分别见出“自然神学一宇宙论一本体论”，是如何陷于虚无的。其中，尤其是那个本体论证明，给西方哲学带来的混乱，使康德无法容忍，故他挖苦地说“企图用笛卡尔著名本体论来证明一个最高存在者(即最高原因――引者)的存在，只是白费气力和自吃苦头；我们仅仅由理念来丰富我们的洞见，所得的结果，和一个商人在他的现金账上加上几个零来改善他的地位，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对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毁弃，是一种空想。康德清晰地辨明了：本体论既不在物自身中，更不在现象中，那是一个由纯思辨理性而来的怪物――即寻求最高原因而来之怪物。何谓“怪物”?在康德看来，在“物自身一现象”二分世界中，物自身是一种客观实在，能给出直观的条件与基础；现象是人之心智统系，能给出“范畴／概念”。“直观／概念”之互逆结构在康德哲学中是缺一不可的，若失陷于任何一边，先验哲学即告破灭。这才是完善而又光明磊落的东西，而非怪物。故康德哲学之开创，必以拆毁西方本体论为先导。

但在康德、黑格尔之前，那个本体论又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西方人关于本体论的定义。我们先看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对本体论条目的界说：“本体论关于‘是’本身(有人把‘是’译作‘有’或‘存在’――引者)，即关于一切存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A)。这个术语一直到十七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本体论同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B)。由于后来形而上学也包括其他的研究(例如哲学的宇宙论和心理学)，本体论就毋宁指对‘是’的研究了。本体论在近代哲学中成为显学，是由德国理性主义者克利斯蒂安・沃尔夫，依他的看法，本体论是走向关于诸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的学说(C)。然而，他的伟大后继者康德却对作为演绎体系的本质论，以及对上帝的必然存在(当作最高最完善的‘是’)所作的本体论证明，作了有重大影响的拒斥(D)。由于20世纪对形而上学的革新，本体论或本体论的思想又变得重要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现象学家以及存在主义中，其中包括马丁・海德格尔”(E)。

以上条目引文，大体上归纳为ABCDE五点。A点，是本体论的定义：关于“是”本身的理论；B点，是说本体论这个术语到17世纪才由沃尔夫正式提出来(且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C点，说沃尔夫在分类时(黑格尔称之为权威分类且得到黑格尔的高度赞扬)，把“本体论一宇宙论一理性灵魂学一自然神学”四者都包含在形而上学的总目中。但由于第二、三项在近代科学发展中，已归入实证科学，第四项已归入传统基督教，故形而上学就直接研究本体论了。如果按沃尔夫的定义，本体论就是：“走向诸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的学说”。此定义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诸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二是它属“演绎的学说”。第一项，中国人日“探玄穷源”，属内容方面；第二项，所谓“演绎的学说”，即是将第一项之“必然真理”(必然性)以范畴逻辑推导才能得出其结论，属逻辑形式方式。故沃尔夫之定义实际包含探玄穷源(关于诸是者之本质)方面与范畴逻辑方面，前者可称内容方面，后者可称逻辑形式方面。二者具备，才是本体论双向俱全的完善定义。引文中的D点，是指出康德对西方传统本体论的拒斥(全以“物自身一现象”二分世界，消解一切之神秘与黑暗，他指出人类理性之最高价值展现，不是在混沌的“是”者中，即“物自身一现象”原始之混沌结构中，而应是倾注于现象及其形式之维中)。E点，是指西方对“形而上学的革新”，且本体论又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者中活跃起来。此中之所谓“革新”，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对形上学之否弃、拒斥，为实证主义开路；二是现象学或存在主义者对本体论的把握，已经变质变调，诸如胡塞尔的“自然本体论”、“形式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甚至卢卡契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等等，已非传统的本体论了。

再看《美国大百科全书》关于本体论的条目：“本体论形而上学的一分支，它研究实在本身，这种实在既是与经验着它的人相分离的，又是与人对于它的思想观念相分离的(A)。这个术语是由克利斯蒂安・封・沃尔夫(1679－1754年)导入的，以指介乎研究世界的起源与结构的自然哲学和研究心灵的精神哲学之间的一片思辨思想的领域，他教导说，本体论应当为那些比自然哲学或心理学中考虑的问题更为基本的问题找答案(B)……本体论是思辨地探索，它要问实在从根本上说究竟是多种不同表现中的一这样的东西呢，还是多样性的东西(C)。在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里，如果实在要被思想为是服从于形式逻辑法则的，一致而统一的东西，那么它就必须发现出一些重要的范畴来”(D)。

引文中之A点，是指本体论从属于形而上学，研究对象是实在本身(与研究“是”的学问无大差别)。但这种实在是异常飘渺玄虚的，既与经验着它的人分离，也与人“对它的思想观念相分离”。故本 体论研究之实在，是极其不实在的。其所以为“实在”，即仅仅区别于“无”，它不是一个“O”(寻求那中断一切实在关系的“最高原因”)；其所以“不实在”，在于它与人及其现实中之思想观念“两分离”，此即玄思之“尽头处”。B点，公认本体论术语是由沃尔夫创制出来的，但特别指出本体论研究领域是介于自然哲学(宇宙论)与精神哲学(心理学)之间的抽象、思辨领域，它是超乎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之上的领域(即“探玄穷源”之学)。C点，是本体论探索实在的结果，它的最根本的规定(或形态)是“多中之一”呢，还是“多”之本身。很明显，前者指由“原因智慧学”之“一根而发”而来的形而上学；后者则是现当代变质变调的“形而上学”。D点，本体论探索之结果，其规范要“服从形式逻辑法则”(有范畴逻辑之规定性)，而且还能从中发现或引伸出重要的逻辑范畴来。

以上所引英、美关于本体论的两个权威条目，前者(英)较为全面，后者(美)较为深入。但二个条目都有共同之处：一、公认本体论术语是由沃尔夫拼造出来的，在其过去时代，皆曰“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是一种极为思辨、抽象的思维形式，其所以实在就是处于“不实在”之中，美国大百科全书条目强调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二、本体论的定义，应该包含“内容一形式”两个方面。所谓内容方面，即对“是”(实在)之“探玄穷源”方面；所谓形式方面，即必须是有逻辑规定的演绎学说。二者缺一不可。这是西方人以数理・逻辑・范畴之纯概念去寻求最高原因的纯理性思辨，那个原因是底座，逻辑思辨是动力主轴。其实，本体论是西方“逻辑・范畴”上帝化的一种“大演习”。康德、黑格尔之后，凡热衷于所谓本体论者，都是在“逻辑・范畴”演进之混茫中，大搞自家学说之“独言独语”。英美两条目皆把往昔时代的形而上学之本体论，健全为既探玄穷源，而又带有“范畴－逻辑”相配套的本体论，因而是一种“演绎的学说”。这是一大飞跃，这正是黑格尔“正－反－合”逻辑哲学的伟大创造。英美条目论者，关于本体论之“内容－形式”双向俱全之定义，想必是依黑格尔逻辑哲学的昭示而来的。顺便指出，中国古哲所指称的“探玄穷源”之说，实是一种本根论《庄子》，它仅具有西方本体论相似之内容方面，而绝无逻辑规定之演绎方面，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文化体系中起主轴作用的“范畴一逻辑”推导之统系与观念，故在中土实不宜滥用本体论、存在论概念。

但在中西文化相类相关的问题上，在西方本体论与中土之体用论有何区别(即西方之本体论在中土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做出必要的简别，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哲学本体论发生于其“本原一形而上学”之智慧土壤中，是面向外在世界所追求的一种与人两分离的实在性(可设定为x)，这是“寻因”之形而上学(本体论)；而中土没有这种思维方式，不存在一种玄妙而抽象的对x的追求。中土所讲的体用论，与西方之哲学本体论，是根本不同的思维路向。宋儒黄梨洲的名言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这是宋儒开拓出来的中国心性哲学三项式：“体－工夫－用”，中间环节的“工夫”论，是中国心性哲学之精妙，是“体－用”相互过渡、循环之根本动力，故有“即体即用”、“体用一如”之论。例如五伦之道亦是“体”(如父慈子孝之道、之体)，它必须通过工夫环节(于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慈／孝实践行为长久磨炼之)，才能成为“用”，或说工夫之过程就是用。这里的用也就是以实践之行为过程，来显示其体之全部真实内容，尽管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个“体”决不是如《美国大百科全书》条目所说的一种与人两分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外在于人心的x，而是内在于人的“工夫所至”的德性心中(此可设定为y)。西方之x与中土之v，尽管在玄渺的外貌上有些近似，但终非一码事，其形态、味道(性质)之异，根源于“水土异也”。应切记《晏子春秋》的话：“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即为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本体论、存在论若移到中土来，“桔”即质变为“积”了，叶似而味异，其故在于“水土异也”。其次，中国心性哲学之三项式“体一工夫一用”，在儒家哲学中，孔夫子最早给出了一个杠杆原理是“下学而上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下学为何而能上达?这绝不是依靠抽象的探玄穷源之思索来解决的，它是一种范型性的具体实践行为(下学)，按范式要求长久磨炼(工夫)之。“父慈子孝”一旦双边贯通，此即“上达”(上达者，通于道／体也)，孔夫子所强调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实际是工夫环节之精练与巧妙，皆寓于自然本性中，故在“下学”与“上达”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工夫”论的环节(下学一工夫一上达)，这是“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之最为概括、也最为确切的说明。再次，任何民族文化之发生，都必须经过定型之后才能有长足发展。西方文化之定型环节是西方哲学之智思统系功能，一切皆源于以数理为基础的“四因说一因果律”之中。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刻着关于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如何认识呢?有俄狄浦斯关于“什么是人”(关于人的定义)的谜语(什么东西早上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晚上三只脚走路)，猜对了则可顺利过关，否则会受到“刑床”(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的酷刑。请看，这是什么智慧?这绝不是德性型智慧，而是典型的智思型智慧(中国之孔孟则日：人者仁也。而非外在特征的人之成长中的三个时期。这是德性本质，而非智思本质)。此传统一直伸延至莎士比亚而不绝。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剧情之高潮便是欠债人要被放债人“割一磅肉”还债(协约)的问题：由于谁也没有绝对准确地割一磅肉的刀法，讨债人只好以失败告终。此日“一磅肉”智慧，亦日数理智思智慧。中国文化之定型环节是奠基于中国圣人系列之伟大心胸与德性。开天，浑身都是无私的奉献；后来，燧人氏，钻取火，教人熟食；有巢氏发明屋居，教人筑室；伏牺氏结绳制网，创造八卦，教人驯养鸟兽；神农氏教人种田；苍颉造字……伟大的圣人们以“德性”胸怀揭开了中国的历史序幕，《中庸》总结为“尊德性而道问学”。而唐君毅先生把以上这些中国圣人之德性传统，归结为中华民族千古文明史中“智慧源于德性”的伟大结论――他把中国文化发展之真正动力，凝集于这个“先德性而后知识”的功能性精神经典结构中。此等精神经典结构如果一旦崩塌、混乱或失序，将会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王阳明1528年死后，中国心性文化之主脉大气(“智慧源于德性”之大气象)即告中断，有清300年之统治(仅有“考据一训诂”以显示生命之存在)，以及其后之中西文化交流陷于被动，导至一片混乱无序，其因即此也。如果我们不重新回到“智慧源于德性”之经典结构中来，再返本而开新，一切现代化的努力都难以凑效。总而言之，西方文化是由“因”之智思而来的因果律纯理性文化(培根曰“知识就是力量”)，故亚氏把目的因归结为终极因，且推之为世界目的之至善，由此至善而区分“善一恶”，这是西方特有的伦理学(以人之成长的外在特征来定义“人”)，它完全不同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心性：“人者，仁也”――“智慧源于德 性”。这便是中西智慧结构之异形异态，导至智慧方向之不同。一言以蔽之，西方之哲学本体论，是上文所说的智思所追求的x(它不属于知性知识范畴)，中国民族之大脑活动依循“智慧源于德性”之大律，因而中国民族只有心性哲学之体用论，这个“体”不是西方本体论的本体，而是“用”中之体，即心性之体。故“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一“下学而上达”一“百姓日用(工夫)而不知”，其所追求的就是上文说的y。x≠y，这是很分明的“桔－积”之别，全源于“水土异也”。

由上文所述，可知在西方文化源流中，“四因说一形而上学一本体论”虽处于不同阶段，具体形态也异，但三者间却有无法切割的内在牵连与脉络。三者皆是一种寻求原因(终极原因或最高原因)的智慧和学问，三者都在那原因之尽头处(或本原处)说话，三者“思维阈限”之脐带与其母胎古希腊神话高远视界，血肉相连。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如果拉掉了古希腊神话之底座，不但四因说和形而上学崩塌，而且那个拼造出来的本体论也将无地可依。故本文要溯源于亚氏四因说，看看西方之“形而上学一本体论”之思维方式，及其指向的思维领域，以见其历史演进之顺序和脉络走向是怎样的。

下面仍回到四因说之渊源上来。

古希腊神话之巨大智慧，除了蕴藏着深厚的文学智慧之外，便是蕴藏着哲学本体论之高远玄思智慧，所展开的思维阈限极广阔。故古希腊神话作为一种卓越的民族性智慧解构之后，其生命智慧的形式可以不断变化，但其智慧的内在冲力与性灵绝不会减退。故古希腊哲学高潮的到来，即是古希腊人神话智慧发展中的一种移步换形，如何把古希腊神话结构中关于“宇宙一世界”之统一性，转化为人之现实的“哲学一本体论”中关于“宇宙一世界”的统一性?这是巨大的时代课题。在此过程中，古希腊人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或形而上学思维)，大体上可分三个连续性阶段。一、从泰勒斯开始，以具体感性物质作为万物之统一方式；二、毕达哥拉斯则扬弃了感性物质，走向“数”的抽象理性统一；三、柏拉图以其“理型”论(相论)，代替“数”之理性统一，把世界万事万物之统一建筑于“分有”理型之实践方式上(简称“分有”论)。但此“分有”仅是一种由“总”而“分”的制作过程，而非真正的有自身动力的创造过程。

“理型”只不过是人类大脑智慧关于世界如何统一的一种静态的天才设定而已，如几何学的假设一样。亚里士多德则把这种“万物模仿之理型”说颠倒过来，回到客观的宇宙一世界中。他解构“理型”之后拈出一个四因说来，“我们应当求取原因知识”，以“原因”智慧之光(原因总是世上万事万物动态之链)，把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不如彼；之所以必然统一，而不彼此拉扯、分裂，且照之通明透亮，让世界之统一性，汇聚于各种原因运行之尽头交汇处。此尽头之交汇处，即是一种绝对，它有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意义和功能，这便是四因交汇中本体论思维方式之现实来源。具体来说，“质料一形式”双向都是难以言状的无尽过程。质料一边，属物自身，可信而不可知；形式一边，属现象，是严正的知识形态，可信而又可知。此间之双向性问题“可信而不可知――可信而又可知”结伴相映而行，既矛盾又统一，既分裂又交融，这个矛盾型空间是西方理性发生、发展的广阔世界。但若远程追逐其曲线变化便会把人的心智弄得疲备不堪，亦会把智慧仓库弄得贫乏而又贫乏，故亚氏又总结、综合、发明十大范畴以范导之，此即使之成为“逻辑规定”的演绎学说。

“质料一形式”双边之无穷伸延史，令西方理性既迷渺又乐此不疲。基督教神学倾斜于质料(经验)一边；康德倾斜于形式(先验)一边；后者是人之心智产物，前者是上帝的神秘产物(追求经验因果律之外之最高原因)。康德之前的哲学本体论，多是“质料一形式”双向交织无尽伸延的混沌产物(所谓追求“最高原因”)，属一种关于实在性的绝对的智慧学。此即“存在之所以存在一存在之最高存在一存在之如何存在”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亦日“是”和“实在”的最终解说问题。此中之存在是一种似是实在又终非实在，即“质料一形式”运行之“尽头处”境地，不是上帝而又胜似上帝了。

对“质料一形式”双边系统之无穷追踪尽理，这是西方理性之特长，牟宗三把这称为“分析尽理”，完全区别于中国古哲的综合尽理。易经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之说，此中之“穷理一尽性”一也，“致于命”则是深远而巨大的价值论综合了。中西方都讲“尽理”，决不中途而止、而废，但西方理性是建基于数学物理之范畴逻辑推导基础上的，离开数理范畴逻辑之轨道则寸步难移。而此等思维方式正是科学的基础，一旦移到哲学中来，不断向前推导、追踪，乃至于无穷，这便会出现幻象或悖论(康德)。故从本然上说，西方本体论思维绝不是科学思维，而是越过知性界限的庄严幻象与玄妙思维。

再看四因说中之“动力一目的”因，其结构之谨严，远不如“质料一形式”因之相互依托，在玄虚而非直观实在方面，则有充分的自由度。动力(制作术)依主体能力变化无穷、无尽，其理性追求亦如此，如房屋之建筑术从古至今有止境的么?即使是“人自身”的生产技术，也在无止境之中。哪里有起点，哪里有终点?仿如“西西弗斯”式的纯粹追求一样。目的(终极)因，在人之观念系统中，是一颗远程导弹，那终极处，日“至善”。此“至善”绝不是可以度量的数理语言，仍是一个理想的――分析尽理的尽头处之标示，西方之善／恶概念，即由此出，其最原始之伦理观念，亦由此而确定(全异于中国人心性之善／恶观)。此等“至善”尽头处，亦是本体论之诞生地，故亚氏说，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它的婢女，因而基督教神学与本体论之混合而为一则成为必然的了。

如果说“质料一形式”二因领域具有“实在性一直观性”，因而是西方人“经验实在论”的母胎：那么“动力一目的”二因领域，因其有“概念一虚无”性，因而是西方人“超越观念论”的母型。前后两者之协合、生辉，构成西方人完备之理性图式与知识圈。何谓“经验实在论”?何谓“超越观念论”(在康德则是“先验观念论”)?先看英国的康德哲学注释家H・J・裴顿的解释。“康德想要驳斥的观念论乃是他所说的唯物的观念说，它与他自己的形式观念论(由‘质料一形式’体之‘形式’一边引发出去者――引者)或称批判观念论是相对立的。这种观念论又可称为经验观念论(或心理学的观念观)，与先验观念论相对立。这种唯物的或说经验性的观念论分为两个类型――笛卡尔的疑问观念论与贝克莱的独断观念论。前一种见解把空间里物体的存在看作可疑而且不能证明的；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描写式的观念论，承认自我知识的确实性，但是只靠一种信念来接受物体的存在。后一种见解公开地否定物体的存在，而且(根据康德来说)，是断言空间中的东西，是想像力的虚构或说产物而已”。裴顿在这里把西方历史上最具关键意义的观念论都摆出来了。康德自己的观念论，日“形式观念论／批判观念论”，又日“先验观念论”(先验者，即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形式”与“批判”所要达成的则正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其相对立者，是笛卡尔的怀疑观念论与贝克莱的独断观念论。此二者皆是唯物的观念论(仅是针对“客观实在”性而发)，又可称“经验的观念论”。在康德之批判中，既反映 出他自己的“先验观念论”，又可反映出他自己的“经验实在论”。前者是由“质料－形式”体之形式一边在“范畴／概念”上抽象出来，成为人之心智系统的观念论；后者是由“质料－形式”体之整全性在“直观／实在”上之统觉综合，故曰“经验实在论”。“范畴／概念”之统觉综合统一，日先验观念论(即超越于经验的“超越观念论”)；“直观／实在”之统觉综合统一，日“经验实在论”。前后二者之相互制约、协合，构成康德先验哲学之广义而又自足的知识圈(不含道德／审美)。此知识圈(广义，非“感性一知性”之知识结构)亦是西方文化妥善、完备的知识圈，它是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哲学的基础。

康德之“经验实在论”所强调者是经验现象的直观性与实在性，无此，知识则空；“先验观念论”所强调者是“范畴／概念”之先验功能(造就经验)，无此，知识则盲(失去“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唯有二者合璧，才能构成真实的知识。不管是“经验实在论”还是“先验观念论”，都是从现象界抽象出来的“二象性”东西。此现象即是从“质料一形式”二重结构中之形式一边所显现出来。故它只涉及亚氏四因说中之“质料一形式”二因，而不涉及“动力一目的”二因。上面说到，在古希腊源头时代，“形式”尚未从“质料”中离析出来，哲学因果律高度融合了“质料一形式”之间的差异，视之为一物而已。故康德之前的“经验实在论”与其“超越观念论”和康德的此二论是有区别的。但康德在“感性－知性－理性”三联式中，又把“感性－(范畴／图型)／想象力－知性”三联结构中的观念论(知性之综合统一)，引伸为“经验的形而上学”(又曰“内在的形而上学”)；把“知性－理性”结构中理性产生理念(原理)的过程，引伸为“超越的形而上学”(“超越”者，即超越经验／又曰“外在的形而上学”)。此中之“内－外”划分，是以知性为中心来划界的(知性面向感性直观则为内在的，当知性服从理性调节、范导时，则为外在的)。如此看来，亚氏四因说中之“动力－目的”二因，在康德的理性理念中，同样产生作用，尤其当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把“自然目的论”转为“人学目的论”。当以目的论(人是目的－道德目的－道德神学)统一其三大批判之庞大体系时，目的(终极)因，则起了全盘性的决定作用。让“人之所以为人”，“世界万物之所以是世界万物”，凡“是”者之“是其所是”，皆源于这个目的而发生，亦归宿于这个目的而终结。这便是亚氏所说的，“但末二因(本因／式因与终极因／目的因)也许相同”的最后阐释与证成。这便是先验哲学先由“质料－形式”结构中之形式一边开拓出之理性长河，后则导归于先验目的论之大海中，其间之小溪曲折、波涛滚动，使先验哲学显得异常晦涩而丰富，但以其“形式是人的作品”之根本原理却开拓出了一切人文学科的新局面，尤其是文学艺术与美学。但不管怎样，康德先验哲学之最深立足点与直接吸取的源泉，多在亚氏四因说中。

综合以上所言，亚氏四因说之发生，是源于古希腊神话与哲学寻求世界万事万物之最后统一之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前后两者，可互为因果)。西方文化、哲学的最大贡献、最高辉煌，皆源于那个巨大而伸延无穷的关于原因的学问与智慧。寻求原因之智慧，即成为西方人的真正上帝。

亚氏关于原因的知识脉络、结构，大体上是两种形态，一是分析的，一是总合的。所谓分析的，其典范样式就是以上所言康德之“先验形式智慧论”，从质料混沌中，析取出形式一维，以之展示西方全幅先验理性的呈现方式。所谓总合的，即以终极(目的)因，去统辖其余之因，达成最高原因以之囊括宇宙一世界的万事万物，成为合理地展示一切“是”者，何以能“是其所是”，为何必然地“是其所是”的历程――原来皆贯通于原因之主脉上。这是康德第三批判“目的论”出现之必然性与深厚背景。许多人读不懂甚至昏昏然，其因即此也。原因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故佛家哲学一眼便看穿了“因一缘”涌塞世上，灾难连天，故佛家抛弃它，扭转方向，由外而内，觅取自性，奔向涅。佛家此一大转向，全抛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物性基础，毁弃了“是”者“是其所是”的生存根基，亦毁弃了一切由原因智慧而来的一切实在。这便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西方哲学为实有而奋斗，佛教哲学正好相反，为“去掉此实有”而奋斗。其所以能去掉此实有者，魔法全在化解了这个“因”(因缘)字，“因”字一拉掉，全盘实有即。由佛教之“毁因”哲学，即可知此“因”字，所统管的世界领域是何其辽阔、广大无边，如果跟着“因”走，不停留地去追踪它，只能毁弃与抛尽自性，何来生命之园寂境界?然而，西方智慧之聪颖就在于：一方面能充分利用这个因，刻画出清晰的度，以因果律成就一切科学技术，享受丰盛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当“尽因”(追踪无尽之因或最高之因)时，一旦出现了渺茫、幻象，则纯然以逻辑范畴为手段，推出一个本体论之理念闸门来，另起炉灶而自满自足，不再前行。此即形而上学；在康德，则是绝然地二分世界(现象一物自身)。他拿出一个“物自身”来，告诫寻因者：理性不能再往前行，此域(物自身)不可知(强行越之，则会出现幻象或悖论)；只有现象才可知，才是知识；因果大律只适用后者，物自身没有因果律，故无知识可言。由此而知，原因既有利也有害，既清晰也模糊(幻象)，在其利与害之间，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准确地划出一条界线来，是极有必要的。西方智慧，善于在原因之利与害间，清晰与模糊之间，划出此界线来。“清晰”与“利”，成立其认识论(知识论)，成就科学与技术。“模糊”与“害”，成立本体论(形而上学)，成就神学与哲学。其实，如果是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则不为害而同为利也；认识论不可代替本体论，科学不能代替哲学，知识不能代替信仰，只要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这才同是利而不是害。相反，若一以绳之，即为害矣。同理，清晰不能代替模糊，亦需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相反，若一以绳之，亦为害矣。故中国人日：“难得糊涂”也(郑板桥)，故本体论思维方式，亦可日一种类似于“难得糊涂”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如此区分，这是西方人“分析尽理”精神的伟大胜利。但话又不能说绝，西方人在原因的“清晰－模糊”之中，还采取了许多中介手段，将模糊者逐层转化为清晰者，诸如显微镜、放大镜、实验室、电子加速器等等工具系统。故其认识论在不断地拓展，本体论也随之变态。二者间的关系由范导、限制，走向新的调适、整合。其次，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颇有充当科技“啦啦队”(牟宗三)的势头。以上两者都是工具理性精神在清晰之维上的一种突进。佛家哲学对待此因(因缘)，不以“分析尽理”为法，而是抛却其因缘之链，向自身内部觅取自性，虽有摆脱物质纠缠之烦恼，进向崇高境界的诱惑，但这已经叛离“人之所以为人”，而趋之于成立“佛之所以为佛”了。它以逆向方式，中断了“是”者“之所为是者”之生命流程。故佛之境界绝不是什么哲学本体论。有中国学者说，本体论之引入或发生于中土，渊源于佛教云云，鄙人不甚相信。

以上所言者，是从四因说之由总而分，由分而总，从二脉走向中见其“趋利避害、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处理方式，及其在“清晰一模糊”之间创立的庞大中介工具系统，将模糊转化为清 晰的强劲势头。此外，任何民族的文化智慧，都不是杂乱无序的，正如竹子、树木之生长一样，皆由“一根而发”。如果说，中国民族文化依人之心性本体便“一根而发”，那么，西方文化则是依其原因关系，“一根而发”。心性之学问，讲整体直观(父慈子孝之当下直观)，讲“综合尽理(尽性)”(尽五伦之道即为尽人道人性)。原因之学问，讲“直观一概念”一体互动，讲“分析尽理”。原因之尽理，以“范畴一逻辑”一以贯之，切分为知识论与本体论，以科学知识凝聚清晰，以本体论或悖论收罗幻象或模糊。值得注意者是：一、西方现当代又产生了模糊数学，这似乎在“清晰一模糊”二向性中相互交流，把上文所说之单向性(模糊转清晰)转化为双向之探寻，数学之先导开拓不可低估也；二、西方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即傍证了其问确是存在着原因链在异向伸延中之大界限，但其总体趋势则一也。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8）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9）

博德尔指出，西方的智慧已经在＂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种语言形式尚不是理性，逻辑和科学．这就召唤哲学来完成理性的使命．哲学作为爱智慧成为了智慧之爱．但这种智慧之爱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性爱，即它与狂欢和热情无缘，而是思想自身的纯粹化和深入化．它的极端形式凝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即逻辑的科学．哲学在自身的智慧之爱中赋予智慧以理性．智慧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中理性化，是因为智慧本身是理性的．这又在于只有理性的是可能存在的，可思的和可说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存在的的，不可思的和不可说的．但哲学不再象智慧那样是人的规定，而是理性的规定．

虽然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本原的关系，但它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智慧和哲学分道扬镳，由此哲学与智慧脱节，并且遗忘它和遮蔽它．哲学始终围绕着理性自身．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它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它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这样整个哲学史成为了理性的历史．它表现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以及诗意（创造）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区分和规定．

但这种哲学的富有正好是哲学的贫困．这是因为思想虽然在其自身的理性形态方面得到了完满发展，但它却遗忘了它必须思考的。www.133229.COm此乃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遗忘＂．所谓＂哲学的终结和死亡＂源于理性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却召唤人们对于存在的关注．当然存在的新生或者复活却是在智慧（亦即语言）的意义上．

2．尽管任何一种文明有其差异，但都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并非所有的智慧都能激起一种智慧之爱，而能成为一种哲学．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希腊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因此惟有西方的历史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显现出来．

博德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将西方的智慧结构揭示出来．西方智慧（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在它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荷马史诗＂说出来的，即人要成为英雄；它的第二个时期表达于＂新约全书＂，即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期是卢梭等人的著作，即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亦即人要用理性（人自身的神性）自我规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人神同在＂的不同时代特征．

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巴门尼德的开端到黑格尔的终结），给予这种智慧以理性的形态．因此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始终有它的建筑学本性．此建筑学本性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原则，二是结构．原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的规定．这是哲学从已给予的智慧（人的规定）接受而来的。但人的规定在哲学中纯粹为和提升为理性．而理性在与感性，知性区分之后成为了思想的规定本身．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形而上学展开了自身的体系，即它有自身的开端，中间和和终结．以此成为了一个整体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其时代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以理论理性为特色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则以实践理性为根本，而德意志唯心主义则以创造（诗意）理性为自己的标志．

智慧在现代已经消亡了．这就是说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由此它再也不可能说出新的道了，从而保持自己死一样的沉默．此外，这已经说出的智慧在现代完全丧失了它对人的规定力量，它所面临的不是对于自身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批判近代虚伪的人性一样，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而海德格尔再也感受不到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踪迹．

一个没有与智慧相关的思想完全不能断言自己是爱智慧（哲学）．于是现代的思想已抛弃了规定的原则．它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结构．此结构由技术所制约．一个在技术时代生活和体验的人便成为了现代思想的主题．但当一些现代思想家仍在幻想制造第一哲学或超验哲学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着形而上学的千年美梦．不过它只是被人讥笑为形而上学的不死阴魂而已．

至于后现代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与所谓的智慧有任何关系，它也不再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因此它也就没有任何建筑学本性．它首先反原则，于是是一种无原则的思想；其次反结构，由此它称为解构主义．在后现代思想中形成语言的，只是欲望本身．这个作为无意识的欲望，例如人的性欲是语言性的．这里不仅所谓的理性，而且所谓的主体死了，甚至所谓人本身也死了．这是因为人的规定被抛弃，人不再与自己相区分，而是消失在欲望之中．

用＂道＂，＂技＂和＂欲＂这种汉语的语词大致可以描述西方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主题．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由于它和智慧的关系而有它的道，其建筑学本性包括了相应的结构．鉴于与智慧的分离，现代思想无道而有技．后现代既无道，也无技，它惟有欲望的言说而已．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性和转换性暗示着一种新的语言的可能．

3．中国无疑有自己古老的智慧．但中国是否也象古希腊和西方那样有自己的哲学，却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如果说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并使智慧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形态的话，那么中国从先秦到晚清都没有这样的哲学．虽然儒道禅各自都有自身丰富的注经传统，并在义理和考据之间有着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种所谓的解释学传统并没有使理解本身明晰化，亦即使智慧在理性之中净化和升华，具有思想自身无可辩驳的确定性．同时这个解释学传统所设立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和连续性永远也没有断裂和完结，因此它也同样阻碍了思想自身的生成．这在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

如果忽视了中国没有哲学这种历史事实，那么中国智慧的各种简单的哲学化都是不可通达的．人们常常用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来描述中国思想．这有时显得简直是不伦不类．同样，中西哲学的比较也往往穿凿附会地流于各种表象性的分析．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智慧和哲学的差异，因此当他试图在道家和禅宗思想中获得启示来寻找另外一种思想的开端的时候也陷入了失败．于是问题在于揭示中国这种与哲学不同的智慧，使之大白于天下．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没有用哲学史来称谓中国思想史，而且也试图将＂中国的智慧＂独立地标明出来．

中国的智慧包括在所谓的＂天人合一＂这句话里．数千年来，虽然中国人言必称＂天人合一＂，虽然儒道禅对它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注解，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它并没有给予明晰的规定和区分．因此这一模糊不清的语词有待追问：

（1）什么是这个天？

（2）谁是这个人？

（3）如何进行合一？

天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种语义．它首先指太空，即日月运行的场所．其次指苍天和大地以及其间的万物自然．再次指这种万物自然的自然性．然而，这三种语义没有彻底地分离，尤其是万物自然的自然性没有独立出来获得明确的规定性．因此天也就泛指万物自然．天是最高的存在．不仅万物，而且人，甚至鬼神也包括于其中．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超越于天地而创造天地．

儒道禅当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囿于天即自然的范围．儒家之天乃人伦之天．这是因为孔孟之道所说的仁义依据于所谓的亲子之爱，亦即血缘关系，也就是肯定了爱的自然性．这与基督教的圣爱大异其趣．圣爱不仅区分于性爱，而且也区分于兄弟之爱．它彻底地消灭了爱的自然性，而达到了精神性．道家之天是自然之天．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虽然将自然设定为最高，并可能使自然的自然性诉诸明晰，但自然仍混杂于天地之间，而且只有借助于天地这一中介，才能与人沟通．禅宗之天为心灵之天．禅宗一向把心灵的觉悟寄托在心灵自然性的的澄明之中．它虽然让顿悟在心灵的变化中具有闪电般的力量，但它仍然不能使精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纯粹的精神，并显示出来．至于儒道禅合一的共同基础，便是这个自然．如＂易经＂勾勒了的自然过程和人类过程，它不仅为儒家作为经典，也为道家视为经书．

与此相应，人为天所规定．他保持了自身的自然性．如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谓的道人，以及禅宗所追求的觉悟者，都是对于这种自然的领悟和实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式：天确定尺度，圣人体察了这个尺度并授予人，人听从这个尺度．

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成为规定者，人成为被规定者．它并不是人与天的共同生成．如果天人合一是共同生成的话，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将会不断变化．然而，它却保持了自身的永恒不移．正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人也不变．

4．如果承认西方有其智慧并有自己的哲学，而中国只有其智慧而没有自己的哲学的话，那么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实际上只是中国智慧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这样它便显得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于：划清中西智慧的边界，显示他们究竟是如何对人进行不同规定的．

正如所说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同在，所谓的英雄，圣人和自由的人都与神性相关．这已经表明，中西智慧所规定的人实际上居住在不同的维度里．

天人合一包括了天地人三元，如一般所说的人生天地间．但所谓的人神同在实际上包括了天地人神四元，人不仅生活于天地之间，而且也生存于神灵之前．这已经突出了两点．第一，中国的智慧没有西方神的意识；第二，中国和西方虽然共同具有天地观念，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象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当然具有鬼神之类的语词．但中国的鬼神观念大多是原始巫术迷信的遗存，它正好被儒道禅等智慧形态所否定．因此所谓的诸神，上帝和神性从来没有成为汉语言的主题．虽然天也有人格化和神性化的可能，但它与基督教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并且能说话的话，那么这个神不是活的神，而是死的神．而一个死的神是不能拯救活人的世界的．然而，天何言哉？

西方也象中国一样拥有其自身的的天地，但他们的天地具有另外的意义．尤其是天完全是另外一重，而且几重天在他们的历史上不断变化．古希腊的天空是诸神游戏和斗争的场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只有神才洞晓万物的奥妙并规定了人的命运．中世纪的天空是上帝的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性虽不可度量，但又如天空一样地显明．那尖顶指向苍天的教堂将上帝和人聚集在一起．人承受上帝的祝福和诅咒．然而，近代的天空只是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它是依照因果律所运行的自然．而现代的天空则完全沦为技术的支配物．它是天文望远镜所探测的领地，是航空器所飞行的空间．那高耸入云的电波发射塔已高于所有的教堂尖顶．无线电波虽不可触摸，但人人都感觉它的存在，存在得如同上帝．

中国的天人合一制造了一混沌的图象，即人没有从自然中分离，个体没有从社会中独立，精神没有从现实中超越．因此中国千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宗教．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所面临的危机，正是这个天人合一的必然后果．

因为西方天人相分并且人神同在，所以天从来不是个体的限制．个体不是在天地这块土壤中能生根发芽的．相反，个体只有不断与这个自然相分离，同时又不断与自身相分离，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由于个体的确立，人才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建立社会关系，才能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试验，探索其奥秘，才能开辟一个精神空间，让精神得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样人才能展开他在生死性诸方面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5．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智慧，西方有那样的智慧？

思想总是习惯于追寻所谓的本原和根据，因为它是一个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本原和根据，万物将归于虚无．然而知性的思想只能为智慧设立一个外在的根据，它虽然不同于智慧本身，但足以使智慧成为可能．例如，人们为中西智慧的产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种族，地理的根据，而且每种根据都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根据设为前提．这样知性的思想陷入了恶性的无穷后退．这种无穷性为知性所无法克服，同时也使知性思想因此而自身消亡．相反，理性的思想并不设定事物外在且无穷后退的根据，因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是根据于它本身，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根据．在此意义上，事物本身是自我设立的，它本身就是开端，它没有其他的本原．因此，智慧本身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的智慧，西方是那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追问，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智慧，西方不是这样的智慧呢？因此这个为什么本身是要问为什么的．它是一个伪问题．

就智慧本身而言，它是人的规定，但这个人的规定首先是语言性的，不是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因此智慧自身作为道是纯粹的语言本身，它不关涉所谓历史的事件和世界的体验，它更远离所谓的存在和存在者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儒道禅，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它们都不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和对于超现实的表现，而是语言在自身的规定和区分．因此可以毫无置疑地说，中西首先是因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语言之家或者不同的语言的维度里，他们才各自拥有自身的历史，并获得了不同的世界．

但中西之道究竟说着一种什么样不同的语言？如果说中国语言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西方的语言却是精神性的．

语言表现为语音系统，即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语言自身成为可能．但汉语自身的区分和规定是不完备的和不健全的．如果只是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它还不足以使自身显示出来．因此汉语在根本上依靠于文字．文字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汉语克服其语音的非完备性和非健全性而清晰明朗．如果将汉语与其文字视为同源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则足以表明汉语的自然性．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写意文字，至于汉字构造的其他的可能途径都是它的变异．汉字虽然有其悠久的发展史，但它的源头却是源于八卦．正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才使伏曦氏发明了最原初和最简单的汉字雏形（阴阳的符号）．这个天地阴阳绝对不可视为可书写又可涂抹的符号．它对于中国智慧而言，乃天下至道．这也就是说，天地显现其轨迹，它是自然的语言，又是人生的道路．海德格尔很惊奇汉语的＂道＂同时包括了道路和语言两重意义，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可行走的道路只是由自然所规定的．

对于西方来说，其文字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作为符号只是声音的表达．而语音系统（语言）可以不依靠文字只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区分和规定而达到自身的完备性和健全性。因此问题在于西方的语音是如何开端的。这里不是自然性而是精神性使语言成为了可能．＂荷马史诗＂不是诗人在歌唱，而是艺术女神谬斯在歌唱，她们指引人如何存在．正如圣灵赋予处在海岛上的使徒约翰说出了＂启示录＂一样，人的人性让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人的自由．德利达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存在语音中心主义和罗各斯中小心主义，实际上从其消解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西方语言的独特性，只是他不试图对此进行肯定，而要否定而已．

当然，不论是中国自然性的语言，还是西方精神性的语言，都各有自身的界限．如果自然性的语言使人永远生活在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最后不可能走出自然的话，那么精神性的语言则可能施展起统治性的力量，这不管是诸神和上帝，还是人的神性，亦即人的人性．因此它们都面临走向纯粹语言的问题．这个纯粹语言将摆脱自然，诸神，上帝和人性的种种印记，但它自身决不是这些名称的代替品．

6．虽然中西在今日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它们似乎面临同样的命运，即智慧的沉默．天塌了．上帝死了．这是中西的语言明证．

天旋地转，天长地久．谁敢狂言天塌了？天塌了决不意味着自然天体的毁灭，而是自然不再说话，由此失去了它的规定性．中国天的危机实际上由来已久．诗人屈原的自杀表明由儒道所构筑的天是何等脆弱．这在于无论是入世，还是遁世都不是他的解脱之道，最终他只能在死亡之中逃避对于天的追问．至于＂红楼梦＂更是宣告了儒道禅的天地自然不过是一场梦．人要么沉醉于其中不辩生死，要么走出其外寻求它途．但这个它途仍如梦幻一样模糊不清．告别了天地，何处是归程？

现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天地自然的时代．此时代可称为＂后自然时代＂．这是因为它既不是西方以技术语言为特征的现代，也不是以欲望语言为标志的后现代．当然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言也以混杂的形态流传于中国，如同中国传统自身所留存的自然语言的遗迹一样．但任何一种宣称中国处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狂想和语言夸张．无论就哪个角度来说，例如思想和艺术方面，中国这个后自然时代仍然没有自身的语言．这看看那些拙劣地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语言作品就够了．如果说一个时代没有自身的语言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和思想处于沙漠之中．它的贫困在各种形式的喧嚣和沉寂之中无限地生长，而且使任何语言的伪装都无法遮盖．

事实上，＂天塌了＂并没有在后自然时代形成语言．这恰恰是我们时代语言贫困的最好证明．相反，＂上帝死了＂不仅发自尼采之口，而且也为其他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所响应．

＂上帝死了＂不在于那天父的逝世，神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圣灵失去了其生命力，而在于神不再说话，因此它作为死亡了的道不再有任何规定性和约束力，召唤人们来倾听这个道．其实，上帝之死只是西方智慧之死的一个方面．正如古希腊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踪迹全无一样，那在近代所狂热追求的人的自由也不再成为话题．但西方智慧的死亡并不是由于任何它种原因而不幸死亡，而是它自身的寿终正寝．＂上帝之死＂从来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杀死了上帝，而只是意味着上帝自己死了．如果上帝自己不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他杀死．

在西方现代垄断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而是技术的语言．技术一般被理解为可操作的工具，并且服务于人的目的．于是这个被技术所规定的语言也就和其它的技术成分一样成为了人可操作的工具并服务于人的目的，它在现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成为了信息语言．正如人们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里．所谓的信息语言以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与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尤其是计算机使信息成为了一个不可逃脱的网，人人都必须生活于其中．信息语言的技术本性一方面使自身成为工具，另一方面也使技术世界的一切成为工具，不仅物，而且人本身日益工具化．具体地说，人可能成为物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人的工具．一个工具化的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深刻意识到这种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对于人的控制，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所遭受的厄运．海德格尔渴求一种非技术性和非信息性的语言，即在自身之中并只涉及自身言说的语言，也就是纯粹语言．这在于它不再是工具，而是语言自身．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纯粹语言只是诗意语言．惟有诗意语言才是技术语言的拯救之途．但什么是这个诗意？它为何能够成为纯粹语言自身？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海德格尔虽然告别技术语言，但他所宣称的诗意语言却只是一种暗示．这需要对语言本身有更本原的追问．此外，暗示本身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在自身的朦胧之中可以指出一条正道，但也可以指出一条歧路．

在现代思想中，人们还怀有对于人的希望，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要死者．但后现代这个要死者成为了死亡自身．上帝首先死了，人接着也死了．这里弥漫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也不是技术的语言，而是欲望的语言．它是由无意识言说出来的。这种欲望的语言一方面对抗着技术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否定着技术的语言．因此解释学家们在此在的理解中的意义的追求已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它使任何确定性的想法成为徒劳．但这种欲望的语言只是一种黑暗的语言，它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不仅拒绝智慧语言和技术语言，而且会在它自身的否定中消灭自身．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描画的不是一条道路，而是诸多杂乱的痕迹，它的无序使它自身也陷入黑夜的陷阱．

7．语言在它自身的言说过程中将自己表达出来了．它是欲望的语言，是技术的语言，也是智慧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已经死了．它们正好标明了语言可能的三个维度：智慧，技术和欲望．因此我们有必要标画这三个维度的界限，并弄明其内在的区分和关系．

最原始的语言当然是欲望的语言．但只是在后现代思想那里，欲望这一无意识黑暗幽深的的领域才作为语言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欲望的语言自身不可规定，不可描述，但它实际上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这是因为当欲望的语言成为现实时，它必须借助于技术的语言．没有技术语言作为工具，欲望的语言不过是真正的幻想和梦呓．技术语言对于欲望语言的表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欲望语言只是摧毁了技术语言的粗暴统治，反过来它却要粗暴地统治技术语言．这就召唤智慧语言对于道路的指引．

不管欲望语言还是技术语言都没有能够成为语言本身．技术语言只是工具．而欲望语言的无意识本性使它自身成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它在说话＂．于是语言作为语言自身说话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语言作为自身从欲望语言和技术语言分离并回复自身的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了智慧语言．智慧的语言不再是语词，而是道．这个道正是路，使人的行走成为可能．惟有在智慧语言的光芒下，欲望的语言才不可能真正是黑暗的，并且能被区分，哪些是必然存在的，哪些是必然不存在的．与此相应，技术语言不再是无道之技，而是有道之技．它在其工具性的使用过程中不是阻碍了而是敞开了智慧之道．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篇（10）

1、引言

智慧，一直是人区别于动物，甚至是人区别于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人们对智慧的普遍认识和看法，广泛流露于古代经典的文学著作之中。并在当今人们生活的具体方面都有呈现。本文尝试从智慧的获得、智慧的管理，以及智慧的作用三个方面来阐述中西两大世界文化体下，人们智慧观的根本差别和看法。

2、关于智慧

辞海中，“智慧”一词有如下的定义：“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而对“智力”一词的解释如下：“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世界和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智慧通常体现为一种能力，并且是一种非机械的，对其他事物的反应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的智慧和动植物的智慧。早有《荀子・王制》曰：“草木有生而无知”，近有科学研究植物动物的智力，但仍很少称其为智慧。可见，智慧的外延广于智力，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合理使用语言、信仰、直觉等来获得智慧。

“智”早在古代为会意兼形声字。从日，从知，知亦声。“知”的后起字。本义为聪明，智力强。《淮南子・真》中“智者，心之府也”；《方言》中“知或谓之慧”；而佛教中的“慧”意译为“智慧”，即“般若”，如 “慧眼”指佛教的五眼之一，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的智慧之眼。

代表欧洲传统的希腊语中的“智（sophia）”指哲学家的天赋。哲学家用“智”来投身当时社会生活不断追求真理；“实践智慧（phronesis）”在哲学上指在确定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中的智慧，意指政治家的才能；“知识（episteme）”意指一种科学知识的形式，在掌握控制自身行为准则的人们身上得以展现和发展。西方心智哲学和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对“智慧”的定义：以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创造性和知识，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过平衡个人内部、人际间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塑造环境和选择环境，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①。

3、智慧的获得：中国人智慧是积累的，西方人的智慧是神赋的

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上可以看出，“智”被写成“知”，由“矢”和“口”构成，象征着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说明在古代中国人的认识里，智是从知发展而来。这样的认识论实际是一种“知而获智”的智慧观，并暗含了“转识成智”的思想。

从字形上看，“智”字在“知”的基础上添了一个“日”字作底，表达“日积月累”之意，更形象具体的体现了“转识成智”的思想。《荀子》有云：“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却更强调“学而知之”和“好学近乎智”，而学的过程简单说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由此可见孔子思想也赞同“知而获智”的观点；子又曰：“致知则智明，智明然后能择”，这就是对“知而获智”观的一种简明解释。

对比西方传统文化典籍不难发现，关于智慧的获得和出处，与中国传统文化观有着较大差别。西方文化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圣经》的一神论，还是希腊神话中的多神，都是统治和掌管人类的高级力量。《圣经》中的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赋予人类包括智慧在内的一切；而希腊神话中有专门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是智慧与美的象征。在这样强烈的以神为基础的文化传承中，西方传统的智慧观认为：人的智慧是神赋予的。犹太民族自古被认为是上帝订约的“特选子民（the Selected People）”，被认为是富有智慧的民族，而犹太人也是最信仰《圣经》的民族之一。犹太民族的智慧精神以其特殊的身份标志得以保存：散居各地而文化留存。

《传道书》中认为：“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家增知识的，就加增加忧伤”，此观念是贯穿整个宗教思想的，从上帝禁止人类吞食“智慧树”之果，到亚当经受不住诱惑而获得“智慧”，上帝无时无刻不再告诉人类，唯有上帝主动赋予的智慧才不会带来灾难。当然《约伯记》也展现了上帝所通融的另一种智慧：质疑的智慧。这从上帝对约伯的偏爱即可看出，即上帝要求犹太人对他绝对崇拜，但又不希望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这看似为悖论，实则不然，上帝对智慧拥有了绝对的权利，正如上帝对爱、对真理都有绝对的控制权一样，哪怕质疑智慧本身的智慧都是上帝赋予的。人只能在上帝赋予的智慧下分辨善恶美丑；爱上帝，才能得智慧的守护。

4、智慧的管理：中国人的智慧在道德统治下，西方人的智慧在意志的统治下

同样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从无可质疑的神那里获得的智慧，是绝对的智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当这种智慧观被统治阶级利用时，西方社会就成服于“绝对意志”、“君权神授”、“以法为纲”这些不曾在中国社会社会中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葛拉西安的《智慧书》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邪恶的智慧，若不适当地以中国的传统道德加以规范，它有可能让邪恶者变得聪明，让聪明者变得邪恶③。它建立在西方“人性恶”的基础之上，是基督教“原罪说”的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看重智慧，自十七世纪以来，对理性的呼唤有增无减，到了培根的时代，更是以一句“知识就是力量”的激昂口号掀起了酣然巨波，人们纷纷打着科学理论的旗帜，满足着自我意志的膨胀。从圈地运动的领土扩张到次世界大站，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西方在意志支配下的纯智慧缺少的正是中国式的道德约束。野蛮的战火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文明，而唯有中国的五千年历史绵延至今。难怪早在上世纪末，孔汉斯（Hans Kung）曾提出了“三大现存的宗教源流体系”的理论，中国的各种宗教传统被称为“智慧型宗教”，以区别于中东的“先知型宗教”和印度的“神秘型宗教”②。

而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理性的地位远不如仁德重要。人的本质规定性特征是“德”而非“智”，而且“德”还被看作是“智”的根源。早期典籍对智慧和道德进行探索，认为二者联系紧密。《淮南子・览冥》中有语：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因为中国的智慧观在事实上从属于道德观，所以它在追求实施等诸多方面都少了些外扩的冲击力，而倾向于内敛的智慧观，实践的智慧观念；而西方纯粹意志下的智慧观则更具有激发力，人们在追求智慧的同时就被赋予了更强的欲望。

5、智慧的作用：中国人的智慧用于修身养性，西方人的智慧用于征服扩张

对智慧获得方式和管理手段的不同带来了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智慧作用的不同认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智慧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途径。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记载了他关于完美生活的两个标准：智、仁。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也提出“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韩非子・显学》中更是直言：“智，性也”。可见，“知（智）”只是修身的途径，而修身才是根本的追求。

这与西方智慧观有着绝大不同。我们可从古希腊哲学家对“智慧”的探索中窥见一斑。首先，古希腊哲学家对智慧的探索在于对其本原的研究，是本体论认识，是纯粹的脱离人的意志的认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西方传统文化不可能将“智慧”的作用发挥到对自身的修养。因为在认识之始，它就脱离于人之外存在。其次，古希腊哲学对智慧的探索使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智慧是研究“第一原因”的知识，开拓了思维从具体到抽象，是西方理性以及科学技术萌发的基础。这两点不同，决定了西方传统下的智慧观的导向是外扩的、探索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智慧下的征服和霸权行为。

6、 结语

综上，从智慧获得的角度说，中国人相信智慧的可积累性，而在西方人眼中，纯粹的智慧来源于神，是神授的。从智慧的管理手段来说，中国人认为智慧是从属于道德的，没有道德的智慧只能是邪恶，而不是智慧，而西方人的智慧是由绝对意志统治的，是受理性而非道德约束的。从智慧观的导向作用来看，中国人追求智慧的最高境界在内，在于自我的修养养性，而西方人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在外，在于外扩的追求，目的的实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