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初期，西方音乐史学诞生，早期的音乐史不但为理性主义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同时也为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十九世纪，音乐史研究学者的思想更加活跃，视野也更加开阔，对此方面的研究加深。待到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家紧随前辈的步伐，并在此基础上将历史音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思想上开始主张反思精神与批判意识，在研究上也开始由史料论证向批判性诠释转变。

一、西方音乐史概述

（一）西方音乐史的传统

所谓的西方音乐史主要是对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进行批判、反思的学问。西方音乐史与历史音乐之间存在较大的联系。历史音乐不仅为音乐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音乐学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如若将历史音乐研究看作对某种艺术发展过程的研究，对其演变过程中自身展现出的各种问题或者新现象进行探讨，则对西方音乐史的考察可以被当做是对其研究的思路和对相关学术性问题进行的思考。至今为止，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著作中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西方音乐史是对人们对传统音乐在态度上的一种转变，而这种变化则代表着不同时代中音乐家们对于音乐史学的一种看法和观念。音乐史学随着历史音乐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并且由于不同时代中音乐家与学者在思想、认知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叙述和探讨的过程中，使得西方音乐史学的内涵被不断的积累。同时，随着西方音乐史的不断演变，得到了越来越多音乐研究家的关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音乐史学中并不单纯的包含着音乐写作，而且还具有历史意味的审视。目前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发展进程进行的研究，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将对日后对西方音乐学学术和内涵方面的探索提供重要途径，并且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过程便是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意义以及转变过程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过程[1]。

（二）西方音乐史的演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西方音乐史不属于单独的学科，它是在音乐学科的基础上将历史学等相关方面知识融入其中实现共同发展的学问。如若从方法论的视野上来研究西方音乐史，则能够看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其展示出的再思考力将与历史学自身的部分知识相契合，对于西方音乐史整体构架有一定的影响，使其能够在音乐学界具有崇高的学术意义和独立地位。由此可见，历史音乐与西方音乐史学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西方音乐史学包含在历史音乐当中，并以一种新型的、独特的学术语言促进着历史音乐的繁荣发展，从整体音乐学来看，历史音乐学包含着广阔的音乐范围，西方音乐史学也毫无疑问的包含其中。在对音乐方面的研究中能够得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将会极大的促进我国对此方面研究和理解，并且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音乐学术文化的基础上，了解当代音乐走向，使我国的现代音乐文化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2]。从音乐史写作的角度上来看会发现，自二十世纪之后，学术性较强的音乐通史作者已经很少是一个人，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格劳特的作品《西方音乐史》，这种具有教科书性质的作品，现阶段，这种现象已经不为常见，取而代之的是数个在音乐史方面颇有造诣和名望的学者，一起合力编写多卷本的音乐史著作，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便是英国音乐学家主编的《牛津音乐史》，以及由众多音乐名家共同编制而成的《新牛津音乐史》，该书在二十世纪被编制成功，作为英语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音乐通史著作之一，同时也意味着西方音乐史方面的研究正式进入到成熟阶段。这种多卷本的音乐著作，能够集众多音乐巨家的智慧和精力与一身，对不同时代的音乐特性和风格进行深化，以学术研究向世人有力的证明了实证主义的重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基于此，实证主义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轰动了整个西方历史和音乐界，同时还使得美国历史音乐学也在欧洲音乐的影响上，对地地道道的欧洲学术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音乐学”兴起，为现代西方音乐学领域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其作为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对西方音乐产生的影响十分重大。在1905年，“新音乐学”的领军人物塔鲁斯基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担任音乐学教授，其潜心完成了《牛津音乐西方音乐史》，并且将其在社会上推广，这一著作的问世充分的向世人证明了西方音乐学演进中包含着的学术价值，使此方面研究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同时，从该著作中也能够看出作者想要表述的批判意识以及自我反思精神，但是在这一著作中，拉鲁斯基的部分意识引发了音乐界的争议，这主要是由于书中的部分观点对传统历史音乐有一定的抨击，展示出挑战的意味。不过，塔鲁斯基以其实践和挑战精神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特殊魅力充分的表现出来了，极大了促进了当时西方音乐史学从史料论述向批判性史料诠释的改变[3]。

二、在当代视角下对西方音乐史的审视

现阶段，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中国性特征，从中国音乐的角度来看音乐学术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以国内研究为主，对西方音乐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进行探讨和摸索，另一层是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对西方音乐史的意义以及批判性进行分析，使思考价值逐渐提升。从我国音乐界方面来看，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对比能看出，西方音乐具有较大的研究难度，这是经过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得出的。在音乐领域中，西方音乐史的地位和内涵在国内中的地位较为权威，因此为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带来较大的难度，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西方音乐以艺术音乐和传统古典乐为主，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音乐自身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流派中的代表也不断汇集其中，使其不断吸收养分发展壮大，尤其是西方音乐的融入更是让我国的音乐发展如虎添翼，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国内音乐界中各个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创作和表演方面，与西方音乐文化之间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我国部分学者在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自信不足，导致对自身的研究结论和看法存在一定的质疑，产生较强的边缘化现象。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西方音乐史具有较为庞大的系统，在近百年的过程中日积月累而成，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化，使得我国学者在对此方面内容进行研究时具有较大的压力，不但要对西方音乐史保持崇高的敬仰之情，而且还应面对其丰厚的成果和内涵，这将使得研究中在自我定位方面产生较大的压力。第二，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方面的学者来说，其周围其他学科学者在研究中国相关传统音乐和文化时，由于受到学术和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在此方面话语权缺失，处于劣势地位，对音乐史研究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4]。

三、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

从中国视野上对西方音乐史进行探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在当前文化语境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谋求一席之地，并且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式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和理解，构建一个供中西方学者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其中，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由中国学者进行研究，在西方音乐史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多元、丰富、深远等特点。

（一）在中国文化上的定位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多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实现。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各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已经成为国际间传播语言，凭借着其独特的特性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尤其是西方音乐最具有代表性，其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自从实施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的思想也逐渐开放，在经济上也实现了迅猛发展，逐渐开始注重精神上的追求。这时，外国音乐开始走入我国歌坛，受到了众多群众的喜爱，使得西方音乐在中国音乐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洋乐器演奏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使得中国群众对西洋乐器的学习热情提升；另一方面，从中国音乐表演场所的性质能够看出，外国表演的次数逐渐提升，欧美巨星受到当代国人的广泛追捧，由此可见，西方音乐对我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5]。

（二）在中国学术上的研究

2013年，我国针对西方音乐开展了专栏《音乐研究》，主要针对西方音乐史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探讨，节目组还专门邀请了许多西方音乐界学者来参与此次话题讨论。21世纪以后，西方音乐史在我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并不是单纯的属于音乐界思潮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音乐家自身对于音乐学科的定位与文化思考。例如，以2013年9月沈阳音乐学院举办的第四届西方音乐年会为议题进行综合思考，则能够将当前西方音乐在中国发展中的现状、前景等进行充分的展示，从而发现其在中国音乐界中存在的必要性。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属于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学科，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对西方音乐发展历史的研究，另一种是对其学术历史的反思。目前主要研究的内容为前者，而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构成的具有深层含义的学术考量。从我国的音乐界来看，与其他学科相对比能够看出，西方音乐给许多学者带来了较大的难题，这一难题主要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在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始终处于一个外来者的地位，深刻的感受到了“学术生存”的艰难，而具有代表性的“古典音乐”和“艺术音乐”传到中国已经有近百年，对我国的音乐史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将代表着近百年来我国在音乐表演、创作、研究等方面都与西方音乐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联系。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西方音乐史理论发展的方向来看，目前我国学者在对西方音乐史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问题是从单一西方话语权向多元化话题体系转变方面，而构建“中国视野”将能够对上述转变起到较大的转变作用。从学术方面来看，需要获取理论支撑，而黑格尔理论成为了对西方音乐史进行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不但与多元化的时代精神充分符合，而且也能够良好的适应西方学者的观念和意识。最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学者具有跨国界的话语权，也就是“中国话语”。另外，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自身独特的研究方式，加强对话语权的重视也成为了核心问题。如若中国学者将中国话语与西方音乐史相结合，则代表着话语不在处于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成为众多问题相连接的核心，因此，应在此基础上针对西方音乐史进行新的探究，以此来保证对其产生新的认识。在此种理论框架之下，不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使“中国话语”具备较强的原创性特点，而且还能够为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带来新的理论发展，同时还能够对以往学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进行保留，在继承以往优秀研究方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而实现对西方音乐史的进一步了解和把握。

综上所述，从整个西方音乐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根据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能够感受到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音乐学者在思想和认知上存在的不同，通过对近百年来音乐家们对音乐的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手段和视角能够看出，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过程和轨迹。其作为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已经开始从以往实证主义向现代化人文关怀上发生转变，指引着当代西方音乐的发展方向。西方音乐史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拓展视野，提升音乐文化所处的地位，丰富其内涵，我们应加强对西方音乐价值和内涵的关注和研究，使其内涵和价值得到充分突显，在当代视野下诠释出新的时代精神和内容。

[参考文献]

[1]孙国忠.尊重学术传统再思研究路径—就“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之相关问题答叶松荣教授[J].音乐研究,2014,03:52-69.

[2]叶松荣.西方人的音乐中国人的学术—对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观念与实践问题的理解[J].音乐研究,2013,06:39-51+20.

[3]黄璟.以中释西解读西方隐性理性思维控制的“静默”—个体仪式音声《4’33”》[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92-96.

[4]梁雪菲,闫威.历经十载后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新里程—2013•沈阳•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述评[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3,04:109-112.

[5]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J].中国音乐学,2013,04:5-15.

作者:王玉 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