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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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6（24）49-58.

[3]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J].浙江社会科学，1997（2）.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2）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3）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4）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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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6）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界说不一。概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本世纪20年动于德奥意，60年代遍及欧美的一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别于第三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西马美学文艺学则是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革命却全部失败。于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探讨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把革命陷于低潮的原因归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偏离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机械化、教条化了。他们指责第二国际奉行一种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削弱了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功能。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伯恩斯坦们的错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遂使革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以适应变化了的西方社会形势的需要。1923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契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卜书，系统地表述了上述意见。在该书中，卢卡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源，提出了“物化”这一著名概念，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现象。卢卡契把“物化”当作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灶加以揭发批判，并提出以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概念与之对抗。在卢卡契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 我意识的呈现，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所不在的异化（物化），使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为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物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世，标志着西马思潮的产生，该书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圣经”。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的摧毁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思想对西马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1927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更为西马理论家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契机。此后，西马理论家大多都循此方向，把变革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的意识的解放，并因此都格外重视对当代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研究。

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自动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变革社会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也无可非议，这本是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却反映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面对强大的垄断资本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人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西欧社会变革究竟要采取何种方式？西马理论家所探索的道路也许还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最佳途径，但他们的探索无疑是严肃认真且面向实际的。事实上，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白领工人的增多，工人阶级福利的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与包括西马理论家在内的西方广大进步力量的努力奋斗不无关系。我们不能说，西马理论家以及西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比不努力还坏，否则，我们将要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只能由他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理论家，甚至包括严肃正直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来选择，我们不能代他们作出什么规划。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年代问世后，在30年代，受到法西斯的迫害。但是，西马理论家们不畏强暴，转移到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迈过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两个阶段之后，又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当年为卢卡契所揭露的物化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垄断资本”＋“科学技术”＋“国家干预”，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采取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更渺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被迫更加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起攻击，他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渗透的严峻现实，抨击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性和同一性。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源，如从德国古典哲学，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从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中，寻找可以用来抨击当代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里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以此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借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其余的上层建筑。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模式，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新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发展成为学派众多、蔚为壮观的文化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整个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西马哲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一般同时又是西马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文艺决非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有着严肃的使命感。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全力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所以，他们的文艺现显得更加深入，更有体系（就理论著作的形态而言）。一般地说，西马文论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开始起步的。论争的一方是卢卡契，另一方则以布莱希特、布洛赫为代表。卢卡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和法西斯主义掀起的现实，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趣味出发， 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在他那里则具体表述“总体性”观点），努力倡导“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文艺的审美效果、文艺的人民性、文艺把握现实的整体性、文艺的政治作用以及对文艺遗产的继承等方面都要优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卢卡契指责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注意了直接看到的支离破碎的现实，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孤立事件及其混乱，而没有挖掘出它的更深层的本质。他主张维护欧洲古典文化的延续性，极为推崇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赞扬20世纪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作家，认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塑造了有机地整合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存在与过程、主观与客观、历史与思维。内容与形式的文学典型，从而具有能够与异化现象相抗争的永恒价值和永恒特性。布莱希特、布洛赫、本来明等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涵义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热情赞扬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艺术，认为其中有许多可为现实主义学习的东西。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停歇。通过这场论争，西马文论家们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尽管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方面，卢卡契的理论显得过于传统和浪漫，但他强调文艺对资本主义现存关系非人化的抗议，强调文艺与人的解放的关联，却不无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对后来的西马文论家以直接而深刻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西马文论家，大多是沿着卢卡契的路线，也吸取了布莱希特等人的理论成果，对文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广的研究，并提出很多新的理论模式，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革命模式，萨特的艺术与自由模式，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与社会意识结构的模式等，到了最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又提出了艺术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相融合的模式。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更呈现出将前人观点融汇贯通的趋势。总之，西马文论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收获，如今已呈现出一个名家蜂起、群雄竞峙的格局。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失误和偏颇之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特点

从我们前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发展的简要追溯中就可以发现，尽管西马文论有种种不同的模式和学派，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而在哲学渊源、美学旨趣、价值取向及文艺本体观等方面呈现共同的特色。人们将会看到，这既是西马文论的优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又是其局限性。

（一）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注重社会文化批评，更加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1976年，英国左派学者安德森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论及西马思潮的特征时指出，西马所研究的主题已由正统马方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转为哲学和上层建筑。我们说，这一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当然，致力于研究文学艺术的西马文论家就更是注重文化批评，注重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西马文论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错误意识、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物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工业、心理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上的异化等。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西马理论家为了纠正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特别强调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意识的能动作用观，并予以了尽可能大的夸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于是，他们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而在社会变革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注意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这是对其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主体能动性、对文艺的美学功能、对文艺的社会使命及对文艺遗产的重视就不难理解

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革命论，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戈德曼对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的强调，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关于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实践（或日再生产）的观点等等都只有置入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上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撇开西马文论家重视文化批评、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不谈——因为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心——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本身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文艺确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属性，西马文论家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大大深化了，这对文艺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问题在于，这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分强调，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是否合乎马克思的辩证法？

（二）在美学趣味上，为抵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功利主义的日常趣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大多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至上的浪漫旨趣。

在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卢卡契美学文艺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本质上是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的学说，而艺术审美则是人向人道复归的必由途径。萨特甚至宣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关于历史的人学。自由是萨特哲学的首要原则，也是萨特文学理论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向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写作题材，那就是自由。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阅读则是把自由还给了读者，阅读可以使读者在受到感染的激情与想象的瞬间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说卢卡契、萨特还不失乐观地看待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力量，那么，本杰明似乎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悲观。本杰明以波德莱尔为例，专门研究了身不由己地被抛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文化人，是如何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意识与服从市场法则之间挣扎的令人同情的命运，他满怀忧虑和震惊的心情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发达工业社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离与浮沉的悲剧，他不无辛酸地喟叹个人的体验、灵气、诗意在市场交换中一个一个地消散了。霍克海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使个体屈从于命运而沦为“非人”的处境也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人才能享受到精神上的自由。艺术犹如黑暗夜空中的星辰，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伊甸园。惟有艺术经验才能保存和发展人的自由精神，方能唤醒对自由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使流行的技术——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阿多尔诺则对发达工业社会里艺术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生产部门极为愤慨。他认为，艺术要坚守人道主义立场，惟有通过自身的涅槃，通过成为“反艺术”（反抗流行艺术的先锋艺术），方能奏效。马尔库塞为了拯救后工业社会的单面人，甚至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吁请人道的复归和人性的完满实现。戈德曼也对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愿加入主流文化中去而追求终极价值的艺术家哲学家被挤到边缘地带而深表忧患。总之，西马文论家面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境况，由衷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唤。他们既不能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希望，又找不到更好地抗争发达资本主义物化的现实手段，只有从人道主义思想中寻找武器。他们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充满着极为深刻的悲剧性。

（三）西马文论家普遍强调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文艺观。他们主张强调文艺与现实的超越关系和疏离关系，高扬文艺的批判功能和解放功能。

英国学者戴维·福加克斯把卢卡契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称为“反映模式”，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卢卡契心目中的反映不是简单的镜面图像，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的确，这种建立在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本体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有了较大的新颖之处。本杰明则断然抛弃了反映论，而提出艺术生产理论。不过，他在论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状况时态度有些矛盾：既为小说时代的艺术韵味的丧失而深感怀念，又对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大加赞赏，认为后者可能导致人的经验的恢复和更新，从而奠定艺术的政治变革实践的生产力基础。阿多尔诺则宣称：“艺术对社会的冷漠，等于明确地对该社会的否定。”他以为，由于人受异化现实的控制，因而内心独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艺术直觉，才能认识被现实经验所掩盖的事物真相。按照这个审美标准，他非常推崇先锋派音乐，因为它具有不受市场摆布的真正的超越品格和颠覆功能。马尔库塞也像他的前辈阿多尔诺一样，欣赏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艺术，但同时又把文学上的伟大的激进主义者布莱希特与伟大的保守者瓦莱里联系在一走，认为二者都试图证明否定的合理性。在这方面，马尔库塞似乎更接近卢卡契，认为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具有肯定和否定、镜映与超越双重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自主性源于美学形式。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无不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世界既相关联又相疏离的完整的独立世界，它保存了那种对美好、充实的生存的渴望。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实践，它运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对意识形态素材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可以使读者从中觉察到意识形态虚妄性的结构，阿尔都塞的艺术现给马歇雷和伊格尔顿以深刻的影响，后者进一步发展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戈德曼关心的是文学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不主张在作品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借助社会意识结构这个中介而形成的辩证关系。至于萨特，更是明确指出：“实在的东西永远 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结构的否定。”不过，他又认为，艺术和审美仅仅是“召唤我们自由的幻觉”，单靠写作来要求自由是不够的，必要时必须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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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于资本主义物化生产对文艺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普遍展开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和审美向来被认为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这种传统思想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和唯美主义艺术家那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艺术的纯审美”并不是自明的。相反，艺术和审美历来就未摆脱不受干扰的命运。比如，卢梭就有近代文明不利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黑格尔、马克思则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相敌对的论述。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艺术受商品化干扰的程度更广更甚。卢卡契所说的物化就包括了艺术论为商品的含义。物化使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们为现金交易关系所支配。而照本杰明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艺术家如果不加入市场化的行列，甚至即使是加入了市场化行列，也逃不脱“波希米亚流浪汉”一样的命运，被挤到无足轻重的边缘性位置，

因为艺术家的沉思、冥想、激情、直觉、幻想在由流水线构成的现代企业中无关紧要。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则专门研究了他们称之为 “文化工业”的现象。在他们看来，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全面崛起，使工商业和文化联成一体，形成所谓“文化工业”。这表明，后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对文化的渗透无孔不久了。文艺创作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品化中被纳入了统一的市场件系，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评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除本杰明表现出某种有保留的赞赏之外，几乎所有的西马文论家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抨击，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诸多的消极后果，即：第一，大众文化迎合商品化走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文化工业”体系中，艺术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艺术家失去了主体性，艺术失去了启蒙力量。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了个性的扼杀，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大众文化一直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或者照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大众文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阿多尔诺把真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别喻为电话机与收音机。前者允许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思想；而后者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听众，并且命令他们收听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表明，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这里，闲暇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便应付次日的机械工作。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快乐变为无趣”。第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掩盖了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资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找到了一种比抽象说教更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找到了一种比暴力统治更有效的国家机器。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激愤而又深刻的，他们确实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种种弊端。但是，把大众文化描绘得如此一团漆黑，却让人难以完全接受，因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坛上毕竟产生了大批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大众艺术生产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大众文化对于密切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的关系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不过，尽管如此，西马文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意见却对我们不无警醒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启迪

西马文论已走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历程，并在20世纪世界文论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无论在世界的西方或东方，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力量。记得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不可超越的哲学，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是当今不可超越的美学文艺学，因为它所表现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在充满生机和活力地向前发展。从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罗伯特·戈尔曼新近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一书中所收录的200多位西马理论家来看，入选人员的国度涵盖了世界上刀个国家，其中有近一半的人还活着，最年轻的只有四十多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不下五十位，这其中还不包括英国中年学者伊格顿（1943——）。这也说明西马文论还在发展，并且其前景十分乐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依我们的看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获得了源头活水，并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开放，将其吸收同化到自己的体系里来；从西方各民族传统文论中发掘养分；并且对经典的或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人类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只要是自觉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的都可以接纳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崭新面貌。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建设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之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要采取非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西马理论家们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大胆地审时度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他们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成的结论，甚至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一样的东西加以对待，那就难以设想西马哲学美学文艺学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所以，只有解放思想，破除禁锢，才谈得上坚持与发展的问题。在早期西马理论家卢卡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统或日内在精神仅仅涉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式结论。卢卡契的这种理解是否准确尚待商讨，但他的理论勇气和胆略由此可见一斑，而他所取得的理论实绩在西马文论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承认他的理论之博大精深。与卢卡契的成功经验相反，前苏联、东欧有些理论家固守师训，不知变化，结果导致了今天这种干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另起炉灶的极端局面。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应引起我们认真思考。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是马克思的立场上，而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观察问题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推进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

启示之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采取开放的态度，无论它们是本族的还是异族的，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诞生了璀璨群星般的思想家，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思想财富，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是其中最耀眼最伟大的。但是，倘若我们把马克思孤立起来，封闭起来，那就会窒息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实绩，就在于他们信奉马克思但不迷信马克思，更不搞唯马独家，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卢卡契对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的继承，对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吸收，对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成果的借鉴等，无疑值得我们参考。其他的西马文论家也无不如此，如萨特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些观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古典美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接纳，阿尔都塞学派对结构主义的吸收等，尽管其得失不一，但都使西马文论获得了活力和生机。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离不开我们这些年对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及西方美学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之下，以更宽容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以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

启示之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面向当代文艺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真正的活水源头。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0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37-03

在学术界中，西方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了一项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项目，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中，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总会有一些不同，而在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探寻社会发展的价值，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论题的主要内容。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既有相同也有相异，这些文化上的差别也正是历史发展中具有研究价值之处。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已经成为了人们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

一、追溯“中国化”表述方式之源

西方哲学中国化一直被很多哲学者认为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势，从上个世纪开始，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哲学观点就逐渐地传入我国，并且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追捧。其中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有着一些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文化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所以自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就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争辩中西方哲学二者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而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因为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存在不同，并且中西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中西方国家文化方面的不同，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只有站在正确的角度用正确的逻辑思维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念。 [1]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谈及中西方文化时，针对西方哲学的背景和中西方领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具体阐述了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人们认为西方化的观念往往比我国的观念更先进，西方化的思想和意欲主要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梁漱溟对这些观点所表述的想法完全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进行分析的，并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这也给我国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梁漱溟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中解读了东方化的发展思路，也阐述了西方化的优点，但是论述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现代化的西方化有多先进，也不是为了抨击我国的观念有多落后，而是完全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贺麟先生曾经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提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能否在西洋文学大量输入的考验下取得新发展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传承下来的经典，其发展和传承一定不能与历史脱节，如果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脱节，就好似无源之水必定不能长流的道理一样，只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民族传承才能够将我国古人的传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承下去。[2]我国古人虽然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拥有伟大的智慧，儒家思想就充分的体现出了我国古人智慧的所在，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然是影响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根基始终没有改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就充分的体现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联系。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一些非“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在对待西方哲学文化发展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以来，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思考的。我国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我国有儒家思想，西方有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发展方向，然而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思想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3]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中的文化观点都是积极的，而我国的一些思想观点存在封闭性，只有积极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观念，才能够使我国国民在观念上有所提升。

如果回顾近些年我国几代学者在对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观点上的探究就可以发现，要想令西方哲学能够从根本上融入我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就一定要令西方哲学摆脱原有文化的固有语境。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脱离传统历史留下的轨迹，也不应该完全地吸收和学习西方哲学，在引进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应该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道德哲学，而我国的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先进的理念。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中，我国学者一定要注重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分析，无论是我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应该站在正确的角度去对其进行鉴别，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走出西方”。

二、“中国化”实践经验的历史演进

哲学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中不断地随着历史而演进，我国理论界观点的梳理在对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的发展融合中，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已渐渐不分你我。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每一个人虽然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主要核心力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不断地吸取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才会使国家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学者们在论及西方哲学与我国文化发展的情况中，经常会谈及历史文化传承，而现如今人们对于哲学理论思想已经有了更多的想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只有不断地加强对于哲学文化的探索，才能够推进我国哲学文化的进步。[4]

西方哲学在传入我国的时候主要是以宗教的形式传入的。在西方国家中，人们信奉耶稣组织，认为耶稣会带给人们好运，能够驱散一切病魔。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中，传教士们信奉托马斯，因此其著作大都将基督教、天主教神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宗教高度信仰的影响，直接或者是间接地传入了我国。但是从西方哲学后期的发展当中不难看出，西方哲学中理论与文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我国的发展当中。这些西方哲学理论传入我国的时候，常常被一些人视为神旨，中国偶像崇拜这个三首巨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恐怖。在西方宗教传入我国的时候，很多人对其非常膜拜，认为这些西方国家的宗教是具有灵性的，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洋务运动之后我国迎来了西学东渐的真正高潮。[5]

在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在一场又一场变故中逐渐醒悟，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运动催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我们清醒地意识国家的强弱关乎到百姓的安危，所以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中，我国人民直到现阶段才真正认识到了西方哲学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我国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如入死港”。这一句话实际上正是从社会发展中得以验证的经典，无论是任何的国家还是民族，如果在生活和发展当中单单追求一些形式上的内容，却不顾及内在的思想，则会导致华而不实的选择。人类要想文明和进步，就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一些较为传统的错误观点和理念应该被抛弃。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最为注重的就是人文理论和思想哲学，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形式的存在，更在乎实际的理论与精神层面的进步。[6]这一点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国应该吸取西方国家的这一理念，在面对一件事物的时候应该多考虑其精神层面，不要过多地考虑表面，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先进理念，才会避免错误观点的产生。

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在发展和传承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传统国家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所以在文化背景上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也不能盲目地说西方哲学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与国家和个人的生活背景以及文化习俗是有着一定的关系。西方哲学正在通过一种符合时展的节奏，以理论建构相连的发展方式，彰显着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新的转变，民族伦理在发展中也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去看待和认知西方哲学文化。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的时候，体现了创造的精神，在历史的借鉴中，我国人民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学习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一定要自觉主动具有甄别性地学习，不要去随意地借鉴和学习，因为我国的社会背景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在引进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也可以发现，我国学者们对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一定的主动构建性。

在西方国家的哲学发展中，有着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例如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创作了《物种起源》这部著作， 1902年马君武翻译完成在国内出版。在这部《物种起源》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文化思想潮流的进步和自然选择的意义。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人们在生存中都要经历优胜劣汰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些过程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章可循，也就是遵循自然界的生存道德。实际上达尔文通过对《物种起源》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自然界中生存的道义，他提出的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实际上也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中生活人的优胜劣汰制度。自然界如此，那么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发展当中都应该遵循自身的道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所经历的无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已经成为历史，这种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后期的社会进步中，人们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够使一个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前景。[7]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西方一些国家而言，也表明了我们国家的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开放。后期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时候重点提出，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性和思想的重要性，物质与思想之间是实物与精神的存在，两者是不能单独存在的。[8]因为如果仅仅有物质却没有精神，那么人活着就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疑是一种平庸的价值观。而如果仅仅在精神方面具有很好的创新意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人也会陷入空想的泥淖不能自拔。所以，人类社会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于构建西方理论主义下了很大的力气，1978年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意味着我国西方哲学建构时期的到来。现如今，我国人民正在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念去探索和追求哲学理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需要建立真正的理论自觉认识，并且在一些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更有高度的文化内容。

实际上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已经被我国人民所接受，人们在认识这一理念的时候还将进一步地建构西方哲学理论。现如今我国已经有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并开始形成一种构建模式，这些举动都将会为推动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地论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观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现如今我国人民在实际的生活和发展中，已经逐渐地接受了这一理论观念，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无疑将有利于推动借鉴、吸收“西学”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实现中国哲学自身民族化根基的夯实，为推动中国哲学变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J].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5）：1-5.

[2]王晓明.西方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社会[J].教学与研究，2005（10）：70-75 .

[3]史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6-10

[4]陈伟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J].学术月刊，2004（07）：8-11.

[5]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J].哲学研究，2015（07）：67-69.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25-01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亲自参与了多次工人运动，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认识十分深刻。面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的胜利，葛兰西没有像一些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样固守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理论，盲目批评俄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是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出发，认识到东西方革命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了欧洲革命的失败的原因，进而指出欧洲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

一、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形成背景

市民社会理论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解释可谓是独树一帜。目前学界中有人认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受惠于黑格尔的理论，也有人认为他继承自马克思的思想内核，同时该理论所具有的独创性也兼具时代背景的推动。

首先，前人的理论探究奠定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基础。虽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到底是脱胎于黑格尔还是继承自马克思到现在为止尚无定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葛兰西的理论并非凭空出F，而是建立在前人丰厚的研究成果之上的。葛兰西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私人性”的强调，他认为市民社会在某种等度上可以等同于“通常所谓‘私人的’组织的总和”，这将市民社会从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葛兰西与马克思一样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致性。他虽然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解析市民社会，但是他依旧重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其次，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是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依据。一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期，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开始从暴力强权转向文化意识，从意识形态入手对工人阶级进行渗透，消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面临着惨淡的前景，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葛兰西认为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得工人们丧失了自我意识和革命精神，他开始从一直以来都被人忽视的文化意识形态出发探求欧洲革命的出路。

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

1.市民社会理论内涵

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之下，葛兰西创建自己的市民社会学说。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断成熟，“现代国家”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国家的统治方式不再仅限于暴力政治手段，还包括市民社会中文化意识形态控制。他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指出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的‘层面’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 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同统治集团行使于全社会的‘领导权’职能相适应，另一方面同通过国家或合法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相适应’。”在此基础之上，葛兰西提出他了著名的国家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2.葛兰西从渗透于私人生活领域并且转为私人生活重要部分的文化意识层面入手分析

看到了市民社会多元化的组成部分，既包括政党、公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这些私人组织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教育、新闻媒体、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控制工人的思想，为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壁垒。而要取得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要先摧毁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堡垒，也就是夺取文化领导权。

3.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culture hegemony）就是指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就是指意识形态的统治权。统治者可以通过某种策略让被统治阶级自发的认同统治阶级的文化和阶级意识，自发的认同统治阶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统治。葛兰西曾说过“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敌对集团，它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统治阶级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在教会、新闻机构、文艺团体、学校等民间机构中作用的发挥，从而制订和传播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意识形态，使广大民众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当做自己的世界观，把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当作“常识”来自觉信奉；统治阶级不再血腥镇压工会，而是在不危及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借助工会等组织与工人谈判，做出适当的妥协，让工人阶级感觉到这种表面上的民主和自由，认同其政治统治。就算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结构也会自发的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针对于此，葛兰西提出西方革命不能够与东方革命采取同样的方式，他引入了军事学上的术语“运动战”与“阵地战”来区分东西方不同的革命方式。俄国所使用的是“运动战”方式，通过疾风暴雨式的暴手段来强权政府来获取胜利。西方社会则需要采取“阵地战”的方式来取得革命胜利，也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取得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最终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三、市民社会的当代价值

世易时移，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更为成熟的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在经历了剧变后的暗淡时光后进入一个平稳的时期，当今的革命形势与前途似乎已经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描述的南辕北辙，但是葛兰西的理论并没有失去生命力，相反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旧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作用。

首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旧需要锲而不舍的夺取文化的领导权。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又一个迅速腾飞的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向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将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维护已经不再仅限于一国内部，而是通过各种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认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基金会自助发展中国家的优秀青年，帮助他们到欧美国家留学，引导他们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回国之后就能够自发的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向自己靠拢，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附庸。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产阶级更需要努力抗争，在世界范围内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的领导权，努力传播无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阻止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领导权获得存在的永恒合法性，消磨工人A级的革命反抗意识。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推动无产阶级理论理论与时俱进，我们应该抛弃那种机械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而是学习其核心思想，领会其时代精神。

其次，市民社会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牢固的掌握着我国的文化领导权，但国际舆论环境并不乐观，各种中伤、污蔑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层出不穷。我国通过夺取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来建立起坚固的统治堡垒。中国在发展中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产阶级统治阶段，没有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洗礼，也就没有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们国家内部还是逐渐成长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同样存在代表社会舆论的民间组织和一些代表意识形态的社会团体，不能够让资产阶级占领这些地方的话语权，向社会渗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应该努力培育起社会主义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捍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夯实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

最后，提高对市民社会领导权的重视有利于防止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复辟。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没有拘泥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而是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看到上层建筑具有的反作用。认识到了当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个稳定难以突破的阶段时，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摧毁资产阶级统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处，我们在建设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确实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以至于西方国家借改革开放之际大肆向民众灌输资产阶级的文化理念，尤其是针对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一定的冲击。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今日，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从辩证角度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看待，既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忽视文化教育，但是也不能忽视物质基础的夯实。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C].曹雷雨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220页.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9）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并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现象较为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这种现象在不少学科较为普遍，以西方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个别人甚至在没有完全理解西方理论的情况下生搬硬套。

二是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目前个别大学、个别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国际性的学科更为严重。

三是刻意模仿西方的文风和表述方式。少数学者不仅理论和方法照搬，而且套用西方的体例、结构和表述方式，甚至连句子也模仿西方的长句，完全没有一点中国传统的文风，有的甚至生造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的词语，造不合中文语法的句子。个别老教授则说，外国留学生写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国特色十分明显，没有看不懂的词语，没有不合中文语法的句子，而有些中国人写的文章洋不洋、土不土，让人感到困惑。

四是爱赶时髦，喜欢跟风。西方学术界一旦提出一种理论或方法，不进行分析和研究，不管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普遍性，便纷纷仿效，全盘套用。

五是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评价国内的研究成果。个别学者视西方的学术标准为“真理”和“科学”，非西方便是“非真理”、“非科学”。个别人评价研究成果“言必称西方”，以西方的理论、模型或方法为标准进行评价，西方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或方法便不予承认。另外，少数单位以外国学者的评价为主要标准，外国人说好便得到承认，中国人说好则得不到到承认。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依据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不同。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观念不同，审美观念不同，伦理道德不同，不同，婚姻家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民族性格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因此，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普遍性，而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欧美各国处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中国和许多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主要根据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总结出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但这些理论无法解释非工业化地区或落后地区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为什么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现象和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情有所不同。

国民性或民族性不同。各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均不相同，差异较大。例如，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国与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均不相同，观念和动机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的理论大多是在研究西方人基础上形成的，不可能有效解释和说明中国人的行为与活动。

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理论是未经检验证明的一种假设。西方的理论虽然说不上日新月异，也可以说是“年新年异”，新理论层出不穷。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即使是同一个学派的各学者之间，理论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理论都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性和普遍性，仍停留在假设的阶段，把这些假设运用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是不科学的态度。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而今后各国的发展模式也是多种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既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不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应该与西方国家不同，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传承和复兴中华文明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华文明是古代中国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古代中华文明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与其他古文明是不同的。防止西化、传承和复兴中华文明必须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只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立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复兴中华文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几点意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告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应从如下几方面来考虑。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二，树立“学术自信”意识。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模型、法则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假如，没有树立“学术自信”意识，则难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之所以如此发达，与繁荣的学术思想分不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每一种文化均有其发达的学术思想为之奠基，其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并绵延不断。古代中国人曾创造过辉煌的学术文化，如先秦时间诸子百家学说，并不落后于古代希腊的学术文化。

第三，归纳、总结历史上的优秀中华学术传统。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关部门就M织专家，深入研究和分析，分清哪些是优秀学术传统，哪些是糟粕。把优秀学术传统进行归纳、分类和总结，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熟悉、了解、传承和弘扬我们祖先创造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之代代相传。

第四，立足中国，创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资源，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各具特色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源，异彩纷呈，五光十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祖先积累的如此深厚、多彩的文化资源基础上，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建造出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西方学者创立的。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树立自信、自尊意识，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当代社会文化资源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建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与方法体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0）

分类号G760

1 前言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并引导特殊教育实践的方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确定了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全纳教育的论断充满了绝对主义的语言，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不仅彻底改变了特殊教育的观念与发展模式，而且赋予普通教育以崭新的内容，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纳教育不仅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应对所有学生多元的学习特征与需求，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纳教育与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与多元是其核心价值，参与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则，它反对传统的牺牲大多数能力一般或较差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注重极少数优秀学生发展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

全纳教育也远远超出残疾的范围。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全纳教育建构一个全纳的社会。全纳教育因此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相关的事情，是挑战不公正与歧视的利器，与各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它需要全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机构与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教育机构与体制；社会中现存的与隔绝、歧视相关的价值观、政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2 全纳教育理论的社会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一方面，全纳的理念与目标成为一个全球讨论的热门议题，它以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等普世性价值观为基础，为各个国家制定全纳的教育目标、政策提供了依据与动力。即使在最为贫穷、资源缺乏的国家，全纳教育也至少成为使更多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政治宣示或者现实举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全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特的影响，使全纳教育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成为可能。社会文化特性是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特征_2’；回顾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社会文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社会公正、权利平等的理想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从人类追求公正、平等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天赋人权”，倒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关群体自己抗争与争取的过程。例如，尽管美国自开国之初便在其宪法里确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等基本权利，这些理想与实践却总存在着矛盾，平等的理想与隔离的现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与其他族裔移民备受歧视，以至于在公众场所、交通工具及学校内都是黑人白人分开；而华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担子或拥有物业；加利弗里亚州更一度立法不准华人子女人读普通学校等。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过民权运动、其他相关团体的游说、法律诉讼、公众舆论等社会运动方才逐步得到克服与改善。全纳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更远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个人平等、自由、多元选择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孕育了西方所谓以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使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的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的怀疑与挑战，并导致全纳教育的诞生。

2.2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纳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全纳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全纳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了隔离式特殊教育体制（特殊学校与特殊班）、回归主流、全纳教育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建构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且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相互交织；共同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全纳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平等、个别差异、多元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崇尚的基本价值观。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

西方全纳教育的发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特殊教育发展共同规律。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全纳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特殊儿童首先从完全被拒绝的环境进入到寄宿制学校，然后到特殊学校和特殊班，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普遍到资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实现回归主流，进而发展到更为彻底的全纳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渐进式的原则，从拒绝到接受与安置、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通与特殊教育双轨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体系，并逐渐走向全纳，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运动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可见，西方全纳教育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结出特殊教育理论的果实，也是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同时，这一过程与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变迁一脉相承，也是特殊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显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并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教育理念，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我们应该结合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全纳教育模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特殊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3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3.1西方全纳教育研究缺乏历史文化的视野

近年来，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争鸣对于推动全纳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开展全纳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为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基础。但是，学术界从来就缺乏对于全纳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于全纳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总的来看，围绕着全纳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点。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研究与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全纳教育理论的系统介绍与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体系、发展沿革、专门术语及其定义、不同的思想观点与争论、以及政策层面的鼓吹与游说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概活。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热情的语言与华丽的修辞，以人权与社会公平等理念为出发点，旨在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是操作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通过全纳教育的理论指导教育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改进其学习的效率与生活的质量；强调通过学校重组、变革以及课堂的教学调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与学校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系统。

在诸多全纳教育的论著中，对于哲学基础的论述仅仅简单停留在人权、多元、平等、个性自由等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基础的描述与鼓吹的层面，极少有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论的匮乏几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下的全纳教育充满修辞的夸张，占领了伦理与美好道德的制高点。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与完美的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或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纳教育的理论仅停留在表层，无论是系统化还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够，全纳教育的本质及历史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对全纳教育进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特殊教育的实践长期以来有着注重心理学、行为技术、以及科学实证研究法应用的传统，新的范式的接受与应用总是慢半拍；建构主义以及其它相关的理论与范式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只是近来才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具有强烈西方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与话语体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违背了全纳教育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3.2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本土化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文化对于全纳教育的定义、目标、实施途径、及其结果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全纳教育，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高质量的、有效的全纳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导全纳教育的美国，全纳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提供满意的或适当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标准的蓝本或范例，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全纳教育模式。

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需要中国的特殊教育理论，需要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与实践去探索，去发展。朴永馨（1998）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可以为解决中国几百万残疾儿童教育准备好现成的药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本质上来看，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从西方嫁接到我国的一个文化概念。我国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全纳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全纳教育背后的平等、个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学观念在我国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目前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因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纳的理解存在着各种争论的重要原因。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这种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在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纳教育理论。

4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从本质上讲，特殊教育不仅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多学科，更是一门理论缺乏，且需要理论建设的学科。特殊教育理论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征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纳教育的本质，确定全纳的历史文化特性，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服务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纳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至少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1从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角度对全纳教育进行哲学思考，奠定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隐含在这些理论背后最基本的信念与假设。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对社会现象各方面进行解释、预测并影响社会生活与实践的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例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理论就是对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系统解释的不同层次的命题与假设体系。社会科学范式是对于知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基点，它奠定或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转换导致特殊教育从“心理一医学”向社会、教育模式的变迁，并为全纳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全纳教育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学习、社会批判、文化复制、文化演化、生态理论等不同的社会理论与不同学科的理论则直接为全纳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或研究主题。

因此，全纳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恩与探索。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与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7]。

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着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全纳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纳教育发展与西方社会思潮与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

4.2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分析全纳教育的本质特征

全纳教育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要素不仅通过相关人员的态度与信念对全纳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要素还直接对全纳教育各个层面的执行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尽管如此，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对全纳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的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纳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心理一行为变化或者课堂管理与教学技术，重视干预技术的发展与训练效果的提高，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全纳教育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全纳教育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从中归纳出生动具体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纳教育理论；同时，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全纳理论的发展。通过反思与意义的重构探索鲜明的个性化理论；通过人文价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论；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理论的发展；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情景与过程之中的、具有独特性的全纳教育的解读与本土化特征的理论。

4.3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探索全纳教育的理论

如前所述，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来的回归主流、全纳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国文化之上，通过“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随班就读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国文化上重新生长的一个元素，嫁接的过程与效果同样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响。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国际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精华采取吸纳与扬弃的态度；进行比较与归纳，辨明随班就读与西方全纳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全纳教育理论，并对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