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5 10:27:14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1)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2)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3)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4)

关键词:科技哲学 古希腊哲学 结合

1 古希腊哲学

1.1 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于哲学,我们都知道它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而对于古希腊哲学,我们具有知道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古希腊哲学(Graeco philosophy)公元前6~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1.2 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地位: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古希腊哲学。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对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腊化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是它的幼年时期。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根据自己的直观,以人类正常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这对后现代的科技哲学的影响至深。

2 科技哲学

2.1 科技哲学的概念:科技哲学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简称。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社会,我们从事的大量的活动,很多都是可学的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科学,与此同时,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夜如影随形。

2.2 科技哲学的范围:科学技术哲学以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科学观、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和思维方法、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策、管理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和影响等等,均为其研究的范围。科技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覆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很长,中国古代和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就开始研究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对科学影响日益明显的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科技哲学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界的本性,研究科学技术思维、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

3 科技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间关系

3.1 “根”与“芽”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会讲求一个源。至于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我想正是一种“芽”与“根”的关系。首先得承认科技哲学产生于古希腊哲学。不论怎么讲,没有古希腊哲学这个“温床”,近代科技哲学是不会那么轻易的破土而出的。

记得最近看的《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发表的刘华杰同志的《席先生,我不能同意您》一文,讨论古希腊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为中外许多学者所关心、并且关系着一系列问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伴随物就有: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后,又是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传统决定着现实的命运呢,还是相反?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刘华杰和席先生争论的焦点和归宿。席先生认为:“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而刘华杰则把近代科学的产生归结为文化问题,即古希腊文化中有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种子”。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我赞同刘华杰先生的观点。一直以来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会伴随着旧事物的灭亡。根据这个观点,既然科技哲学产生了,那么灭亡的旧事物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旧事物可不可以就是古希腊哲学呢?是可以这么的认为的,文化本身讲求的一种传承,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就是这种“芽”与“根”的关系。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者基因论,把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基因论移植到文化问题上,可称之为“传统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或传统决定论也是文化学上的“血统论”。我想近代科技哲学也可以认为符合这种生物规律。

3.2 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条件:范岱年先生的观点涉及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变革的一般关系问题。现实不可能不继承传统,犹如近代科技哲学不能不继承古希腊哲学一样,就像是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促成了伽利略力学的诞生,而伽利略又促成了牛顿的力学的诞生。

文化因素:深邃的文化底蕴是近代科技哲学产生不可或缺的因素。

政治经济因素: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

4 小结

近代科技哲学的产生少不了古希腊哲学的铺垫,但决定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不单是古希腊哲学的发达程度,而是那些具有古典哲学的基础又有乐观开拓精神的人。文明进程和精神进程的统一乃是近代科技哲学产生的土壤。这显然和当时欧洲继承了希腊文化,所以古希腊哲学是产生近代科技哲学的一个条件。这里要说明的它不是完全的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它需要古希腊哲学的铺垫,所以不是充分条件。

近代科技哲学思潮的发展,是离不开一种潜意识哲学思潮的推动的,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观点仍然是近代科技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是饮水思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5)

abstract: philosoph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it is ascendan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igin, disciplin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discipline board, current issues, tendency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present stage; philosophy stu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10] 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 [17] 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 [8] 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 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 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 [12] 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 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 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 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 [18] 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 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 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 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 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 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 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6)

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学流派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学科。技术哲学在当代迅速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范围掀起的反战、反核、反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与技术、人与技术、人与生存环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现代化,要求发展技术。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又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评价和技术选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必然会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

一、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

对技术进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已有技术思想的萌芽,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技艺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认为技艺中有四种东西,即质料、形式、动力、目的,从而自然界也有这四种原因。古代由于条件所限,人们把技术理解成就是技巧、技艺,比较肤浅。

随着欧洲近代产业革命的完成,技术对工业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便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的专门研究开始增多,相继出版了一批技术发明史、工艺学方面的专著。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卡普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是人类自身器官结构和功能变换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卡普被认为是系统的技术哲学奠基者,其《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对技术的本质、结构、发展规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的目的和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技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二、当代技术哲学的兴起

技术哲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本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哲学有了新的发展并形成了西欧、英美、苏联学派,他们都为技术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30年代,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以当时正在盛行的胡塞尔现象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社会机能,形成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弗莱堡学派。概括起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大致有四种倾向: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法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历史发展及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技术伦理学的讨论。

在英国和美国,技术哲学产生于对技术所进行的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探讨。在美国,未来工业社会的管理问题激起人们对技术的哲学问题的广泛兴趣。讨论的问题包括技术哲学与价值、技术评价、技术发展的政治问题。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关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国际性专题讨论会,对技术的概念、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结构、技术设计方法论和技术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苏联从本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所提出的现代技术革命的特征是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的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论。这是苏联对技术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其重点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基本范畴、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在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然物-技术物-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条是自然发展-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后者则是把技术放到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去考察。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论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样,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迅速崛起,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流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

三、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

技术愈发展,体系愈复杂,哲学就愈应当把技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哲学家如果轻视对技术规律性的研究,拒绝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哲学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与迅猛发展的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尚未建立,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于文化规范的概念正遭到猛烈的冲击。面对新形势和新课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下列观点:首先、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 其次、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订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再次、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能把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它的后果。最后、整个技术哲学,因为它是人文化的,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为了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进一步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对技术发展道路的研究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技术的发展道路问题,目前多数欧、美、日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模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他们认为,技术发展的道路决不是单一化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现代西方式的技术发展道路之外寻找到很多更好的"替换技术"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使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问题。这个结合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实践问题。鉴于这种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的技术-社会文化研究,对这些国家摸索一条成功的技术发展道路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

[2]周昌忠:《科学思维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中山秀太郎(日):《技术史入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4]星野芳郎(日):《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7)

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五、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8)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9)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10)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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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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