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论文篇（1）

二、小科研大教学：文化的危机与重立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受到文艺复兴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传统的大学无论在结构、管理、学科设置、课程开设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使得中世纪神学与宗教文化发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这种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就陷入了危机。”［3］94文化危机更多的是发生在人的观念与心理世界，实质上是主导性文化脱胎换骨式的质变。16世纪至18世纪，受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影响，以牛顿力学、微积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尽管近代科学思想并不是从传统的大学中产生，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问世摧毁了神学的无知与狂妄，使得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社会主导性文化开始向先进的自然科学倾斜，近代科学思想与科学研究方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文化的转变对传统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就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主张。其后，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也把科研列为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虽然在大学也有表现，但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它与教学是一种混合混沌的状态。而上述两所大学明确将科研从教学中分离出来，奠定了科研在近代大学的重要位置。然而教学在大学中所占有的一直是基础性地位，大学最初就是为了知识的传播而建立的，因此科学研究在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研讨班”，即少数或一部分程度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指导下，通过阅读资料，对某一学术领域或课程采取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轮流分工就某一专题组织系列报告和讨论［4］。由此可以看出科研开始在大学确立了自己的领地，此时的科学研究还只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丰富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视野，大学的主导依然是强化教学，教学渐渐有了较高的自，科学研究在提出之初实质上还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可以理解为小科研大教学，此时的大学文化开始由宗教神学的极端霸权文化向以教学自主、自治转变。

三、科学研究的确立：教学主导文化的消解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工科大学与地方技术学院，学生人数在人文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增加并不明显，但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药学专业领域的学生人数增幅较大，科学技术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知识的角度，开始慢慢显示它强大的力量了。“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入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最先感受文化冲突的往往是敏锐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3］99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时就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统一性”原则。然而任何概念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研究在内涵上与洪堡时期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洪堡所处的时代，虽然科学的实用功能正在显露，但洪堡恰恰是实用科学的反对者。洪堡秉持典型的‘纯科学’观，坚决反对实用科学进入大学的校门。”［5］与人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洪堡认为如果要获取最高形式有机统一的知识就需要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与能力，为此他在各个系设立大量的研讨班与研究所。当研讨班与研究所大面积扩展到大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时，科学研究方法与能力的训练就不再成为教学的辅工具，学术研讨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从而取代传统刻板的讲课、听课。这一学术研讨的方式迅速成为文化潮流被各个国家的大学汲取接纳。在这其中向德国学习最为彻底的是美国。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美国不仅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授予博士学位与加强研究生教育，更加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科学研究也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所指。伴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社会团体、工商界进入大学，科学研究除了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之外，其工具性价值显现出来，实用主义的彰显，对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知识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使得大学中科学研究比教学产生的实质性作用大出了许多，各大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大量利益。科学技术的光芒从一出现就照亮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不知所措地跟随着科学技术。在大学尤其如此，科学技术很快从小科研的位置一跃成为在教学之上的大科研，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科学研究指挥棒领导下，学者教师们唯科研是从，教学从大学文化的中心退居边缘地带，为科研服务，大学主导的科研文化由此确立起来。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2）

造成大家排斥化学学科的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许多化学工作者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并不重视对自己学科进行宣传，对于后人的培养也比较疏忽。许多言论都对化学学科有不公平的论述，对于这些公开诋毁化学学科的言论，许多化学家也在多次演讲和文章中也为化学学科正名。还有许多其他学科的工作者也曾这样评论过：交叉学科埋没了化学学科的形象，作为重要的中心科学，如此不受重视，化学家并未对其作出强烈的反对，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谦虚的美德才造成化学变成落日科学，无法吸引优秀学生。作为专业的化学工作者，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对化学学科存在的问题作出系统的总结，然后通过集思广益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从本质上解决化学学科所存在的不良问题。

2化学学科的改革

我国化学基本课程目前还存在很多与当今科学发展不符合的地方，这些都造成化学学科的内容体系和普及受到了影响，需要作出修订和调整，只有对化学学科做出相应的整改，才能使这门学科担当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当今的化学学科教育已经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许多的教学问题出现在化学学科教育中。要对化学学科进行改革，就应当改变其课程的陈旧内容，对学科中与现代化学脱节的方面进行摒弃，将课程的内容精简和压缩，不要过分强调其学科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改善才能吸引大量优秀的青年投身化学学科事业，为化学学科做贡献。

所以，构建化学学科新的课程体系需要带着全新的思路，做出更好的顶层设计，超越过去完成新的化学学科要求。在解决化学学科存在的内容陈旧，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时，就应当在改革化学学科的课程体系上下功夫，多与国外的化学教育学者交流，吸收他们先进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使化学学科在其领域真正发挥它的支撑作用。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3）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总结，对党的根本性质、根本任务、根本宗旨的阐述，深刻的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向。其中，关于我们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今天，科技对国家和整个人类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基于科技“双刃剑”的特性，科技必须有先进理论指导，才能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对此我们尤其要注重“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解和领会，提高对先进文化的理论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使当代科技与先进文化紧密结合，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文化基础。

一、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

1、文化与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东西，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含了人区别于物的一系列的规定性[1]。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文化具有多样性。在多样性的文化存在中，必须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其先进性。一般说来，只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反映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特征，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我们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三个代表”中强调指出先进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文化还是科技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2]”，才能肯定其先进性。

任何科学技术的创造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人，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积累知识、思考问题并实现综合创新的。因此，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环境的性质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价值的创造过程[3]。可见，文化的生产本质是社会的精神生产。

2、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

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科学文化是科技与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在思想道德基础上又升华为科学精神。因而，科学文化包含对科学精神宣传，对科学本质认识，对科学方法学习，对科学人文理解和运用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相应变化。高科技发达的今天，科学文化在人们的活动中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成为人们的基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认识到在享受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粮食短缺、贫富差距扩大等。人们开始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滋生可持续发展文化，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却又在本质上体现出创新。它是一种以知识为内核，以人类全面发展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基础并以科技进步为保证的新型文化，更加深刻地体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中先进文化的核心。

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恨，对公正、普遍、创新等标准的遵循。作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精神作为科学家的共有的价值观念的集体体现，在成为科技工作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准则同时，又以一种文化形态注入整个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因而科学精神也就成为人们把握和判断社会事物、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价值的重要标准和依据，这就使科学精神演绎成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文化。

因而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励”[4]的时代，高科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也就进一步走进先进文化的核心地位。对此，坚持用科学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探索未来文化，可以使我们民族文化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三个代表”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不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就会失去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就是党的理论。所以，先进文化和作为先进文化核心的科学精神也是具体的，主题是鲜明的。

二、加强先进文化生产力必须弘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力，一种精神生产力[5]，先进文化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是高尚的精神生产力，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催化剂。

1、科学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近代科学精神是在宗教神学控制下面临死亡的威胁中成长的，有先天的先进性。在历史跨入现代以后，科学如日中天，成为人类的主旋律，科学家亦成为受人尊敬的精英。科学的角色虽已转换，由神学奴仆变成社会的主流，但科学与非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却日趋复杂，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神学、迷信企图巅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自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神学、迷信等歪理邪说的摧残。因而高扬科学精神，反对歪理邪说是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必由之路，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就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准确把握。

2、科学精神是社会文化的指航针。

由于现代高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还包括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由此在科学精神方面引发出各种批判性的反思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现代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难以把握：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克隆技术具有诱人的前景，也可能产生棘手的伦理难题。凡此种种，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科学工作必将获得正当评价。另一方面，当代科技理论如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革命性的进展，使得理论的再突破愈来愈困难，因而产生“科学终结论”的反科学思潮。面临此类质疑，科学精神就必须走在社会活动的前列，才能引导整个中华民族担起先进生产力的重任。

在整个20世纪，科学精神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也得到了重视，但在科学大道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没有真正掌握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随心所欲把科学当成一种工具，结果与科学精神相背离；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科学体制上下功，使科学远离经济轨道。面对我国这种脱序状态，我们应特别注重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科学精神的倡导。首先，必须在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中着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制和社会，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抵制伪科学干扰；其次，正视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如生态破坏。第三，科学精神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它文化构成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漠然置之，思想的触角应该敏锐地把握住。

当伪科学拿科学做挡箭牌，为现代迷信作辩护时，更要坚持科学精神，它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是与现代迷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3、倡导科学精神是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理论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背离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扬长避短，准确辨别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活动，引导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当然，本着科学精神，我们不能对科学“教条化”和“迷信化”，因为科学并非是既成的、不变的教条，它本身在发展和变化；同时要正确估计科学的实际作用，掌握好分寸。要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断与其它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相互影响，正是这种合力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必须本着科学精神。只有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理论创新，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实践需要，才能是人民大众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实践，都是本着科学精神而创立的时代性理论。这些在科学精神基础上酝酿成熟起来的理论创新，既是实践的需要，又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相反，违背科学精神胡乱编造的所谓“学说”或“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而，要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理论，就首先必须倡导科学精神。

三、科学精神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

1、以科学精神加强科普教育树立科技意识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石。

科学技术是推动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性力量，科学文化是树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树立科技意识和加强科普教育，加强人文科学建设，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开发人的智能的过程。然而恰恰在科普教育方面，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尤为欠缺。

据统计，我国公民中只有50%知道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知道宇宙大爆炸学说为16%，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就已灭亡的为22%，知道宇宙比银河系大的为64%，甚至6%的人认为地球最大；31%的人知道牛顿，21%的人知道哥白尼和爱因斯坦[6]。可见，我国目前科技意识差之甚远，这对科技和先进文化整合带来诸多困难，从而也说明科普教育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公民用科学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树立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建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要树立与科学精神相适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像封建社会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不能再重演，然而科技人才所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又使他们必然受到关注，压力乃至控制，这就既要尊重科技人才的个性，又要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组织，从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来看，需要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唤起，而不单是行政命令和高压手段。只有全社会树立科技意识的旗帜，才会唤起先进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会有精神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科普教育是全社会树起科技意识的基本途径，宣扬高科技的强大功能和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和知识的良好环境。如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文化和科普教育就必须着眼于这两个基本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引导人们掌握科学方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先进文化支持。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2、以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科学方法是发现和揭示事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手段总和。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愈深刻愈全面，其行为就愈合乎道德规范。作为现代文明结晶的科学方法，凝聚着人类智慧，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决策无疑是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例如，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我们就应该用科学方法全面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显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还包括哲学。然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包括科技工作者片面地把其中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诚然，自然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没有社会科学技术如法律、政策等强大政治文化系统及哲学的支撑，自然科学技术也会成为一种怪物，何谈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科学方法对待实际问题，也是我们党先进文化的重要课题。

其次，要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目前我国尚处在科学方法还不十分普及，应用范围和程度还亟待扩大的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当前要大力推行科学技术，但并非是与人文主义对立的科学主义，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基础上推进科技进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相容性的发展，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混沌理论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社会非线性的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会带来系统状态的巨大偏差。其深刻的启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都有可能在微小的不确定因素干扰下引发重大的矛盾。因此，运用科学方法，加强对社会的必要干预和调控是十分重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既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出科学技术能力之外。只有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形成解决世界难题的最佳方法。追查这种先进的方法，也就是在发展先进文化。

发展先进文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能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懂得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进化，灾难的形成，养生保健等科学道理，使大家真正明白科技与财富、健康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总之，坚持科学方法，加强全面发展，是拓展先进文化的根本。

3、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根本目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就不领先，如果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背景下再丧失掉环境优势，就有可能陷入弱者恒弱的窘境。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清洁生产无疑是一种先进生产力

[8]，可持续发展文化无疑是先进文化。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起点，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对象，集中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体运用的先进文化，是知识经济文化观念的强大后盾[9]。未来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在其实质上就是科技经济，是科技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必然结果

[10]。对此，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新的内涵同时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道德风尚的建设，引导人们对社会、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和本位主义，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深刻领会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以科学精神为桥梁，把当代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整合，我们党就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7] 匡国珍。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考[J]。北京：社会主义研究，2001，（1）：39；4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

3]韩文甫，纪德尚。科学价值创造的文化教育条件探析[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1

[4]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05-04

[5]阎献晨。文化生产力与科教兴国[J]。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8（4）：64

[6]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07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5）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6）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础教育也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传统教育因教育因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效率低下，日益显示其弊端，大胆地进行教学手段革新，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努力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强化课堂教学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

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促进语文教学与计算机教学的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加课堂的容量，大力提高语文学科教学质量，是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语文老师紧紧抓住提高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这一中心任务，努力探索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契合点，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充分认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教育信息化也将成为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是，传统教育模式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仍然很大，素质教育口号已经提出来，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不少学生厌学情绪严重，语文课堂仍然是方法简单，结构单一，效率低下。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工作的优化整合，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是改变这一现状的一条最佳途径。信息技术的运用会带来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教学方式的变化，其次是教师角色的变化，再次是学生思维过程的变化。

信息技术教育是语文学科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在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又能促进语文学习的综合效应，改善学生参与语文教学的条件，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可以极大地拓展语文教学空间，为师生提供直观和便捷的教学手段，让师生在教学中多向互动，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大大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二、如何让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实现优化整合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过程融合在一起，可以加深学生对语文学科学习内容的理解，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素质、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

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及时获取信息，分析、综合并熟练表达信息。

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我们必须找准二者的最佳整合点：

1.要优化整合课堂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对语文学习极为重要。我充分利用最新的“班班通”教学设备，搜集整理网上教育资源，对“无忧无虑语文网”、“真语文网”、“yuwen789”、“优教通网”、“福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易教育频道”、“搜狐教育频道”等网站上的有关资料进行下载，加以分类整理，并不断更新，建立自己系统的教学资源库和学生教学资源库。

我努力尝试在语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在教学《苏州园林》时，为了让身处学生对文中的意境有直观体会，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图片提供给学生参考，使学生得到真实而直观的体验，提高阅读说明文的兴趣。又如，在教学戏剧《放下你的鞭子》一课中，播放相关影音资料，并和学生一起交流、欣赏剧中演员的精彩表演。这样，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我与学生之间进行了充分交流，努力营造融洽、活跃、双向交流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参与欲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2.指导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课外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利用好网络信息平台，师生可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在网上指导学生自学，我把语文阅读方法的材料和课件在班级公共邮箱、QQ邮箱或班级微信平台上，并下载了多部课文影音资料，刻录在光盘上，免费供学生使用，使部分条件好的学生可以利用家中电脑播放多媒体课件，自主复习学过的知识，理清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我精心设计的习题巩固学到的知识，学生还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掌握学习进度和内容，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有效性。

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要求我们培养出具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能力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让学生从网络资源中学到丰富多彩的知识。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让全体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和谐发展。

3.及时反馈教育信息

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快教学过程中的考试反馈速度。我认真研读《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对学生在每个阶段、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所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能力做到心里有数，只有这样，才能适时调整教学方式、进度、难易度，避免在教学中出现偏差。

为了迅速及时地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网络，在网络环境下运用教学测评系统组题、评测；学生作完试题后，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试题正误的初步估算并找出原因。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分析试题，得出正确结论，进而指导自己的教学，从而取得良好效果。

三、学科整合要求高素质的语文教师

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应用对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1.要有相应的理论素养

语文教师要认真学习新课程理论，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积极参加教育理论的进修培训，接受先进的教育理论，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用先进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做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

2.要具备教学基本功

教师必须具备研究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基本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选择最佳教学内容，采用最佳的教学方式，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3.要掌握高超的授课艺术

教师必须通过自学或进修培训，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手段，让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完美整合，提高授课艺术，努力构建高效课堂。

4.要掌握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

教师必须能够独立制作出符合学生实际的多媒体作品，在授课过程中才能应用自如。

5.要加强师生双方的互动活动

在信息技术辅助语文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整个过程，倡导教学过程中的双向和多向互动，同时教师适时地加以指导、点拨，力求做到精讲和善导，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四、学科整合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是教育理论，二是设计制作。

教育理论要科学合理，符合教育规律。设计制作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结构合理，操作便捷。语文教学课件的制作应特别注意这一点。课件的知识体系要科学和完整，内容要正确和规范，不能漏洞百出，不能对学生有误导作用。

2.适用性原则

适用性包括信息技术应用的适用性和教学过程的适用性两个方面。不论利用网络还是制作课件，都要根据教学目标，依据学生认知规律，完成各种资源素材的选择和教学内容的确定，并就结构安排和呈现方式提出最佳方案，最终完成制作。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始终只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不是越多越好，而要适度。教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投放到钻研教材和学生、研究教法和学法上，才有可能选择最佳的教学途径、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符合教学要求的授课形式。信息技术手段使用过多反而会分散学生注意力，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事倍功半，最终影响课堂教学实际效果。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7）

一、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政治背景

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时代,人才之间的竞争,其核心是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青年的综合素质的竞争。同志在代表党中央给团的十四大所作的祝词中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阵地和先进文化的生产基地,承担着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职责。基于这个意义,时代赋予高校的神圣使命是培养道德高尚、素质过硬、专业扎实、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并从多个方面规定高等学校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1]。

中共中央于2001年9月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指出,要以人为本,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2006年3月4日,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大力加强道德建设,知荣知耻。“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为公民道德建设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2008年7月26日,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由中组部、教育部举办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把继承优良传统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引领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执政方针的集中体现和理论成果,广泛适用于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是实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和抓手。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如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对改变传统教育内容和模式大有裨益,而且能够为我们开拓新思路,提供新视角。

二、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现实需要

认清形势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前提,也是深入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必须基于对现实的全面把握。具体而言,除了要切实把握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要能看到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中不发展和发展不科学的现实问题,需要高校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

(一)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关系需要厘清

由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极大重视和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包括高中多年以来的应试教育造成教学双方都以考试成绩为中心,加之高校过于狭隘地关注为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再佐以斯宾塞等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之类的论断[2],专业教育地位扶摇直上,广受关注,在我国的理工科院校中更是如此,而文化教育则备受冷落,地位尴尬。

事实上,文化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密切相连,缺一不可。大学自诞生时起便被视为人类精神的城堡,而绝非仅仅是职业培训基地。专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学教育与大学文化的唯一承担者,也无法代替文化教育的基础和底蕴作用。以大师云集的巴黎高师为例,这所有着深厚文化教育基底的“精神隐修院”培养出无数杰出的科学领军人物和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蜚声全球的耶鲁大学也反对大学教育过早专业化与过度专业化,旨在奠定学生全面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将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全面奠定学生文理科基础[3]。法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认为,以往的分工分类原则,作为一种人为的规定,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局限,它不仅使各门知识生硬隔离,而且缺乏对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反思,如果说自然科学忽略文化精神成果的存在,那么文化科学也没能正确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因此,紧要的问题是探寻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这是现代大学需要持续关注和倾力解决的问题[4]。

(二)学生价值观和信仰兴趣需要调整

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高校的教育重心导致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带来的负面效应波及大学,造成学生只关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而大学的评优评奖等学生关注的问题也无不与学习相联系,凡此种种进一步导致学生重视专业知识而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然而知识的累积并不直接带来道德水平的水涨船高,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立也没有直接关系。无所皈依的精神,模糊不清的人生目标,加上对自身价值的错误判断,导致急功近利的现象。在学习目标和大学规划方面,当今大学生更关注应聘技巧、考级拿证、学习应试、社会兼职;英文学习氛围浓厚,中文修养备受冷落,英语追求四六级,中文只要五六十分。大学培养的结果是学生道德修养缺乏,文化知识匮乏,文化精神缺失,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知识结构片面,情感、志趣偏狭,对专业以外的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文化关怀和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善处理人际,对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生命终极关怀等命题也失去追问的兴趣和信心,等等。而随之而来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社会和高校关注的焦点问题,焦虑、烦躁、郁闷和苦闷等困扰和影响着他们。据《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3日报道,对全国12.6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心理问题占有一定比例。

(三)学科设置和教学方式需要调整

以麻省理工为例,该校对理工科学生的文化社会科学要求远远高于我国理工科大学,它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八门文化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其中至少三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例如历史,哲学,文学,等等)[5]。而哈佛、斯坦福等名校要求更高。相形之下,我国高校尽管有些也开设了一些针对理工科学生的文化社会科学课程,但总体而言,能够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文化社会课程还是太少,正式列入学生培养计划强制选修或者必修的更少。因此,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另外,教师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要切实达到身正学高、为人师表的作用。比如大学语文如果采取和高中一样的授课方式,恐怕不会有学生会选修或者喜欢中文课程,而理工科专业教师要重视自身职业情感和学生学习情感,要重视学生教育的动态历程,注重过程教育和个性培养。应该尝试从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努力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播。比如社会功能,就应有与之相关的科学伦理准则,以及制度文明、人类关怀、敬业进取、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等科学素质。总之,要在自然科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寓教于学,贴近专业,贴近实际。

三、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内在可能

(一)以人为本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都明确指出要以人为本,这为新形势下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与方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本,以学生内心的精神需求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一切围绕学生,引导学生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就要求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要注重教育的文化性,树立教育的生命性、社会性价值,坚持人格化塑造、文化化建设、人性化架构,培养人格健全、具有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

(二)全面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且必须是全面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承诺,又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从更高的层次佐证了我国“要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智力水平、体力水平,而且要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只有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为社会所需求和接受。对于高校教育的片面性问题,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早就进行过批判,他指出:“毫无疑问,把传授局限于某一种技艺的研究,每一种技艺都会提高。然而,尽管这种心智的集中推进了技艺,但是被局限于该技艺的个体却因此退化了。”[6]

(三)协调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协调发展和文化建设相联系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结合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际,目前存在两种不协调:第一,人与自己内心的不协调。由于实用主义等负面价值观的蔓延,大学生终日忙碌奔波而内心无所得,容易精神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表现在语言上则是“无聊”、“郁闷”和“烦躁”。作为高校重点和难点之一的学困生现象很大一部分可以在心灵和现实的冲突中寻找解释。第二,人与人的不协调。学生中因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的道德失范、争夺和冲突升级及人与人之间不和谐。如何培养大学生与人和谐共处的能力是高校德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论述涵盖了文化环境、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如“我们在抓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文化、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治理支持”,要实现“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7]。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因为学校负责人的思路变化而变化,因为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转移,所以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也需要坚持,需要建章立制,探索可持续的方案。

总之,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当代大学生自身的素质、水平和本领直接决定了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很好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切实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全过程,才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也才能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斯宾塞.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6.

[4]于文秀.文化教育―大学的永恒使命[N].光明日报,2008-09-24.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8）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00年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的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那就是与宗教相关的奇迹。但是自然的崇拜者却不相信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都为自然规律所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教皇的《关于人》的杂文中都有涉及。关于存在例外，他在其中一段写到：

创世帝初动

通律贯苍穹

为显神灵在

亦有奇迹生

但是当正统的观点被遗忘的时候，万物就只有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有例外了，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自然之链受攻击

分折数段无巨细

恰逢系统在渐变

本性相同如一体

受击虽然只一节

全链崩溃风卷席

地球失控自由飞

太阳行星乱天际

御世天使被抛出

生灵沦落世界迷

天堂塌陷归原点

自然颤抖求上帝

在安妮(Anne)皇后时代，法则支配原则被接受，那是与政局的稳定以及相信革命已经结束的观念相关连的。但是当人们开始图求变化时，自然法则支配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变得不那么一成不变了。

真正有意建立一个太阳、行星以及恒星是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的企图始于康德，他在1755年出版了《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按照牛顿原理对宇宙整体力学起源及构造的研究》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卓越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预期了现代天文学的许多结果。它首先提出，所有肉眼可见的星体都属于一个系统，即银河系，所有这些星体大体都位于一个平面上。康德认为它们象太阳系一样，是一个整体。他以惊人的想象力推断星云是类似的、但是却无限遥远的恒星集团，这种观点现在仍然为人们所接受。

他建立的那个理论，虽然很难对其进行数学演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与后来的观测研究相吻合。他的理论假设星云、银河、恒星、行星以及卫星，都是由原始的弥散分布的物质浓聚而成的，浓聚的原因是弥散分布的物质中某些区域具有相对较大的密度。他相信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因而创世主也应该是无限的才和乎情理。他认为宇宙存在一种由紊乱到有序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由宇宙重心开始，并慢慢的由那里向遥远的外界扩展，这个过程遍布于无穷的空间而且它也需要持续无限长的时间。

这个理论的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认为物质世界，即星云和星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它又引进了一个近乎均匀分布于整个宇宙的原始物质逐渐发展的概念。这是首次有人真正试图以演化论来取代突然创生论，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首先是以天体理论出现的，而与地球上的生命无关。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康德的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出书时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年青(31岁)，另一原因是他只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此在他的假说中，缺乏动力学根据来解释为什么一个自我孤立的体系最初能够自己旋转起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只是纯粹的想象，比如他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支持下猜测，越远离太阳的行星上的居民应该越优越，而人类正居于中间。由于这些原因，直到后来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是具有更多科学论证的理论之后，康德的成果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拉普拉斯著名的星云假说在1796年第一次发表，他在《世界系统之评注》中根本没有提到康德对星云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已有过论述。对于拉普拉斯，正如他在注释中写的，那仅仅是一个“存在疑虑、由缺乏观察与计算佐证的东西引发”的假说，但是现在加以改进后，却统治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认为，现在太阳系中的太阳和行星起源于单一的弥散的星云，渐渐地开始聚集并加快旋转，离心力导致巨块飞离中心而形成行星，同样的过程重复而形成了行星的卫星。作为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他完全抛弃了造物论。拿破伦认为对天堂君主的信仰将鼓励对地上君主的尊敬，当他看到拉普拉斯《天体力学》的巨著中并未涉及到上帝时曾经发问，这个天文学家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神学界对此当然感到头疼，但是它对拉普拉斯的厌恶被它对无神论和革命的法兰西的普遍对神不敬的恐怖所淹没。结果它与天文学家们的战斗大多轻描淡写而过。

地质学中科学观念的发展，走了与天文学相反的方向。在天文学中，是渐进发展的理论取代了天体恒定不变的信条，但是在地质学中，却是科学的缓慢发展理论，取代了灾变说。灾变说相信地球曾经有过一段剧烈变化时期。一开始人们曾相信地球的全部历史必须压缩到大约6000年的时间里。为了能够解释沉积岩以及沉淀的熔岩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形成的，人们必须假设以前一段时间灾难曾频繁发生。从对牛顿时代地质学状况的考察，我们知道地质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天文学的发展。比如在1695年，伍德瓦德(Woodward)还曾这样解释沉积岩的生成：“整个大陆都被变成碎块并溶化在洪水中，地壳则是由洪水过后杂乱无章的泥流沉淀而成。”据莱尔(Lyell)讲，伍德瓦德曾作过这样的讲述：“整个地壳的化石层是在几个月内积存而成的。”在那之前十四年的1681年，后来成为卡尔特修道院院长的汤姆斯(ThomasBurnet)牧师出版了他的《地球圣论；包括对原始地球及其整体变化的描述，这种变化包括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直至圆满的所有变化》。他相信赤道原本在黄道的平面上，只是在洪水之后才被推到现在的偏斜位置。(神学上更正确的观点是密尔顿(Milt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倾斜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开始的。)他认为是太阳的热量把地球晒裂后，地下水喷发而出酿成的大洪水。他坚持第二个混乱期是进入千喜年之后。由于他并不相信有永久的地狱惩罚，因此接受他的观点时应该持审慎态度，而不要把它当成正统的神学观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认为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的故事只是一个寓言，因此，正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国王被迫撤销了他国王议事会议教会文书之职。”慧斯顿(Whiston)后来避免了莱尔关于赤道和其它一些错误，他在1696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地球的新理论；圣经中主张的六天创世、世界大洪水以及普遍大灾难是与理性和哲学完全以致的》。1680年那颗慧星使他想到可能是慧星造成了大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写这本书的灵感。由于他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要比通常的六天长，他的正统地位也曾经受到质疑。

不要以为伍德瓦德、伯奈特和慧斯顿在当时不是出色的神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当时最好的神学家，至少洛克(Locke)就非常推崇慧斯顿。

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两个学派的争论，一个是把一切都归于水的水成论派，另一个是同样过分看重火山与地震的火成论派。前者不断的收集大洪水的证据，他们特别重视在高海拔的山上发现的海底化石。他们是最正统的，因此正统派的敌手们就千方百计的否认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沃泰尔(Voltaire)就对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当他对事实无法否认时，就转而坚持说那是被人们带到山上去的。在这一点上，对教条持灵活态度的非正统派反而比正统派更不科学。

伟大的博物学家巴封(Buffon)在他的1749年出版的《自然史》一书中提出十四个命题，它们都被巴黎大学神学院的神学教师们宣判为“对抗教会的教规、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其中关于地质的一条断言：“地球上现存的山脉与峡谷是由次级因素造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同样的因素还将毁坏所有大陆、山丘与峡谷，并重新再造。”这里“次级因素”是指上帝创世法则之外的所有因素。而在当时正统派的观点是，所有的山丘和峡谷、海洋和土地的分布在世界被创造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唯一的例外就是死海，它是由奇迹制造的。

巴封无力与巴黎大学神学院争论，被迫宣布放弃他的理论，并被责成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宣布无意对抗圣经，我坚定地相信创世说所说的一切，包括时间顺序和所有事实；我放弃我书中一切关于地球形成以及任何可能与摩西的告诫相冲突的内容。”显然，与加利略对抗的教训并没有使神学家们在天文学之外的领域里变得聪明起来。

第一个阐述现代科学地质学的是哈顿(Hutton)，他的《地球理论》在1788年首次出版，并且在1795年再版了增编本。他假定造成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因素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在过去要比现在更活跃。虽然这个假定看起来象是一个原理，但是哈顿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在某些方面又对它阐述得不够。他认为沉积岩沉积海底造成的海水对大陆的侵蚀是造成大陆消失的原因，而新大陆的形成则是由于突发灾难的结果，他没有足够考虑陆地突然沉降和慢慢升起在大陆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所有在他之后的地质科学家都认同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用现在还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变迁的现象去解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在漫长地质年代中产生的巨大变迁的原因，就是现在仍然在缓慢导致海岸线移动、高山起伏而动以及海底升降不停的同一种力量。

与摩西年表的冲突使这个观点在其早期难以为人们接受，对《创世纪》坚信不移的信徒们更对哈顿和他的追随者普雷费尔(Playfair)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莱尔(Lyell)在他的《地质原理》中说：“一小撮人对哈顿派原理的激情，以及在争吵中表现的对正义与崇高精神的漠视，并不是哈顿理论的功劳，只是当时英国大众那种普遍的狂热激情的一种反映而已。多年来法国的一批作家们就通过协作性的努力，通过削弱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来削弱教会的影响。他们的成功以及大革命的成果，引起了意志坚定的人们的警觉，但是对于那些胆小的人们，革新带来的恐惧则象梦魂一样萤绕着他们。”直到1795年，英国的富有者都一直把非圣经的原理看作是对财富的侵犯，甚至是把他们拉上断头台的威胁力量。许多年中，英国人的主张还不如大革命之前自由。

由于地质化石资料表明了大量的生物已经消失，所以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与生物学混在一起。如果仅仅考虑世界存在的久远性，通过把“六天”解释成“六个时代”，地质学和神学便可以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对动物的生命这样的问题，神学发现它的一贯立场却很难容入科学的框架。在人类堕落之前，动物之间不应该存在互相残杀，所以现存物种都是方舟中保存下来的，除了极少数外，灭绝的物种都是在大洪水中淹死的(这种主张也有它的困境。圣奥古斯丁就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上帝制造苍蝇的原因而向上帝忏悔。路德则这几乎强词夺理地大胆断言，苍蝇是魔鬼制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干扰他撰写有益的论著)。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物种都是创世时分别创生的。对这种主张的任何疑义都会招致神学家们的敌意。

神学的困境始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远离阿拉拉特山(MountArarat)，在那里存在的许多动物却不能在它与阿拉拉特山的中间地带找到。那些动物怎么样才能迁徙如此之远，而又没有在路上留下任何它们的同类？有些人认为是远航者把它们带去的，但是这种假设也有它的困境，虔诚的耶稣会信徒约瑟夫阿考斯塔(JosephAcosts)就为之深深困扰，他献身于将印第安人转化成基督徒，但是他自己的信仰却发生了动摇。在他的《印度群岛自然精神史》一书中不无道理的说：“谁能设想一个远航者会不怕困难，把狐狸带到秘鲁，特别是那种叫做‘艾狎斯’的、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那种？同样地，谁能解释他们携带了老虎和狮子？这种想法简直可笑之至。很难设想一个被迫出航的远航者，在自己的生命都时时被风暴所威胁时，会带着狼和狐狸到海上并对其奚心照料与饲养。”这类问题导致神学家们做出新的解释：这种肮脏的艾狎斯狐狸和其它笨拙的野兽，是偶然由太阳用淤泥制造的。不幸的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和方舟有关。但是即使你接受他们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许多现象。比如说那些运动迟缓、懒慢的南美树赖，是如何从阿拉拉山达到遥远的南美洲的？

随着动物学的进展，众多的种类逐渐被发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麻烦。现在所知的动物多达数百万种，如果每种都有两个放在方舟上，其拥挤程度将不堪设想。还有，是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的名字，在他的生命之初那似乎是一个过于庞大的任务。澳大利亚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困扰。为什么所有的袋鼠，一只不留的都跃过了淘瑞斯海峡？按照那时的生物学的进展，太阳从污泥中制造第一对袋鼠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此就有了一种对全新理论的强烈需要。

在整个十九世纪，所有这些难题引发了者的思维。比如由《上帝存在之必要》等书的作者、苏格兰神学家威廉基勒斯徘(WilliamGillespie)所着的《地质学的神学，一如休米勒(HughMiller)等人所例证》一书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在1859年，亦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的同一年出版。它谈到“地质学家的引起恐慌的假说，”并谴责他们“善于莽撞攻击而怯于深刻思考。”作者考虑的主要是休米勒在《岩石的证据》中提出的问题，休米勒在那本书中坚称：“在人类获罪、受惩罚之前那段没记载的年代中，动物在创造之初就处在与现在完全相同的互相杀戮的状态。”休米勒还生动、不无恐怖地描述了在人类存在之前，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互相杀戮、残害时所使用的工具。具有深深的的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造世主要把这种痛苦加在这些无辜的生灵身上。尽管面对这些证据，基勒斯徘还是大胆地重新确认了正统的观点：低级动物遭难与死亡是由人类的罪恶造成的，他还引用圣经中“人带来了死亡，”一句话，来证明在亚当吃苹果之前动物是不死的。在引用了休米勒描述灭绝动物互相残杀的文字后他惊呼，仁慈的造世主不可能创造那样的怪物。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进一步论点就难以理解了。他似乎在试图否认地质学的证据，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承认大概存在这样一种怪物，但是它们不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它们一开始是无辜的动物，只是后来被魔鬼引入歧途；或者象猛猡猪一样，它们的灵魂被恶魔占据了。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中记载了关于猛猡猪的故事，猛猡猪是许多东西的绊脚石。

埃德蒙古斯(EdmundGusse)的父亲、自然学家古斯曾做过一个奇怪的尝试，以图保留正统教义在生物学中的地位。他全盘接受地质学家的关于世界具有漫长历史的论证，但是坚持造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时，就把它创造得“似乎”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在逻辑上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神学家们断定，亚当和夏娃生有肚脐，使他们看起来就象正常出生的人一样。岩石也被填充了化石，使它们看起来就象是由火山活动和沉积造成的一样。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创世的时间就可以定在任何一点。我们可能都是在五分钟之前才存在的，只要赋予我们以造好的记忆、穿上有窟窿的袜子并且长着需要理的头发就行了。因此尽管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却不会有人相信它。古斯痛苦的发现，尽管他的假设在逻辑无懈可击，但是却没有人接受这种对神学与科学数据调和的理论。神学家们根本不理睬他。神学家采取的做法是通过放弃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来确保他们仍然拥有的领地牢不可破。

动植物通过遗传和变异而逐渐进化的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地质学而发展起来的，它可分成三个部份。第一，事实非常确切地表明，越简单的生命形成的时间就越早，而结构越复杂的生命登上生命舞台的时间就越晚。第二，后期的、具有高级组织结构的生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由早期的低级形式通过一系列的改进而形成的，这就是生物学中通常所说的“进化”理论。第三就是对进化机制的研究，亦即研究变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某种生命的幸存要以其它生命的消亡为代价，这种研究还非常不完善。尽管对它的机制还存在着怀疑，进化论的普遍原理已经被生物学家们广泛接受。达尔文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进化机制，即自然选择，是它使进化论更可信。尽管他的假设仍然被认为是对的，但是现代科学家们已经不象当时的人们那样对它那么满意了。

第一个对进化论做出杰出贡献的生物学家是拉马克(Lamarck)，但是他的原理并没有获得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种不可改变的偏见对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变化机制是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动物身体中新的器官的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它感受到了新的需求；他还相信个体后天获得的功能也会遗传给它的后代。离开第二个假设，他的第一个假设对解释进化是毫无用处的。达尔文抛弃了他的第一个假设，但是却接受了他的第二个假设，但是它在达尔文体系中的地位远远没有在拉马克体系中重要。第二个假设，亦即个体所后天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的假设，被魏斯曼(Weissmann)断然否定，尽管对此仍存争论，但是证据显示，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唯一可遗传的个体后天特性是生殖细胞的改变，而那是极少发生的。所以拉马克的进化机制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1830年首次出版的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用地质学证据充分肯定了地球和生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受到正统宗教的强烈攻击，但是在它的早期版本中并不倾向于有机进化的假说。莱尔在书中认真地讨论了拉马克的理论，并以科学的观点将其否定。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以后的出版的版本中，莱尔谨慎的倾向于进化理论。

达尔文的理论基本上是自由经济世界中，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动植物研究上的一个推展。尽管所有的生物都繁殖得非常迅速，但是大部分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就死掉了。一条雌性鳕鱼一年可产九百万只卵，如果所有的卵都能成活并进一步产卵，几年之内海洋就会被鳕鱼填满，而大陆也会被洪水吞没。除了大象之外，人类是自然增长速度最慢的动物，即使这样世界人口也在大约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一倍。如果人类依此速度增长，两个世纪后，世界的人口将达到五千亿之多。但是我们发现，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动植物的总量几乎是不变的；在多数时间内，人口总数也变化不大。因此，无论是在同一物种之内还是在不同物种之间，都存在一种恒定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中的失败者将会死亡。由此而来，如果一个物种中的某些成员在某些方面强于其它成员，它们就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优势是后天获得的，便不会直接传给它们的后代，但是如果是先天的，就可能、至少部分的传给它们的后裔。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就是它们伸长了去吃高枝上的叶子而形成的，并且这种后天的特征可以遗传下去；与此相反，达尔文派的观点，至少在经过魏斯曼改造后的观点是：出生时脖子就较长的长颈鹿比较不容易挨饿，因此更容易活下来并繁殖后代，它们的后代也可能会有较长的、甚至比父母还长的脖子。如此下去，长颈鹿就会逐渐发展出它们固有的特征，直到形成最适宜生存的脖子长度为止。

偶然变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变化，达尔文自己也坦诚他不知道。观察表明，即使同一父母的后裔也不一定就很相象。驯养动物的特性已经被通过人为选择而大大改变：人工驯养的奶牛产奶量高，驯服的赛马跑得快，放牧的羊也能产出较多的毛。这种事实充分表明了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它们为达尔文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不错，饲养员不能把鱼变成袋鼠，也不能把袋鼠变成猴子，但是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却是可以发生的。许多证据表明，动植物来自共同的祖先。化石资料显示，现存许多非常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过渡种类在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已经绝迹的飞龙类动物，就介于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之间。胚胎学家还发现，胎胚在生长过程中，重复着早期的进化过程，哺乳类的胎儿在其发育的某一阶段具有发育不全的鳃，而这个发育不全的鳃并没有任何功用，因此只能解释为返祖现象。从不同侧面论证的结果，使生物学家相信，是进化和自然选择带来了物种的变化。

达尔文主义和哥白尼主义一样，都严重地冲击了神学。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创世纪》不同物种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并且不可改变的断言；不仅仅因为它说明了生命的起源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使正统教派震惊；也不仅仅因为它阐述了动物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天意的恩赐；比上述种种更为难以容忍的是，进化论者竟试图证明低等动物是人类的祖先。神学家和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们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使世界惊恐万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长得象猴子(他当然不象)。在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家庭教师就曾经非常庄重地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我会感到你非常可怜，因为你不可能即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而又是一个基督徒。”即使现在，在田纳西洲讲授进化论也还是非法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与上帝的言辞不相容的。

当这个新原理刚刚出现时，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们，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对它表示信服，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能得以保留，但是神学家们则很快预感到了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逻辑知识的人们，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时，在接受一种改变时，往往不去设想那种改变可能引发的其它变化，在这种环境中，进化论当然就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当一种革新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按逻辑同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种对于习惯的巨大冲击，往往使人们容易把它全盘否认。但是，如果你把革新的后果一个一个的相隔一、二十年呈现给人们时，他们就会被引诱着跟随你前进，而没有太多的抵制。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们，在时机明显成熟时，也希望能够引发变革，但是他们往往不是去进行革命性的突变。革新者的这种审慎而有效的态度，反而使十九世纪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世纪。

神学家们比普通大众更清楚地看到了进化论将会带来的后果。他们指出，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而猴子则没有；基督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猴子而死的；人类具有上天赋予的是非观念，而猴子则是完全受本能支配的。如果人类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步骤缓慢地由猴子变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突然具有了那些重要的神学特征呢？1860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在全英协会上，威尔博福斯(Welberforce)对达尔文主义恐吓说：“自然选择原则和上帝的言辞格格不入。”可惜他的雄辨却徒劳无功，人们相信支持达尔文的胡克斯莱(Huxley)驳倒了他的论证。彻切斯特(Chichester)神学院院长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会上说：“尽管圣经中明确记载，人类的第一个父母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枉顾事实，试图用异想天开的现代进化论取而代之，这种论点毁坏了拯救人类的通盘计划”。坚持对背离正统信条的言行决不宽容的卡莱勒(Carlyle)更攻击达尔文是一个“崇拜下流的使徒。”但是人们却不再害怕教会的不快，动植物种类的进化原理不久就为生物学家所接受。

在十九世纪，尽管自由派的领袖们自己也极力避免过分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时代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葛莱斯彤(Gladstone)对进化论的态度就是当时非科学界的世俗基督徒的普遍态度。在1864年，两个不相信存在永久的地狱惩罚的神职人员被英国枢密院法律委员会宣判无罪后，葛莱斯彤曾经惊恐地说，如果这个判决的原则被接受，那就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和它的反对者可以并存。”当达尔文的理论第一次发表时，他以一种对传统的上帝统治论同情的口吻置疑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有了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则世界也不需要上帝的统治了。”不过他后来渐渐地修正了他的立场，他对达尔文也没有个人恩怨，在1877年他还亲自拜访了达尔文。整个拜访中他所谈论的只是对保加利亚人暴行的不安，而不是进化论。在他走后，达尔文曾经真诚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竟特意来看我，这是怎样一种荣耀啊！”至于葛莱斯彤对达尔文的印象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29－01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迅速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内核式的潜在动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是每家企业都在开展的，但在深入开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概念性的错误认识。这类情况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关系、长远目标与短期操作、在旧有基础上的管理创新、改革与发展等环节上。如何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审视、认识、处理企业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摆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应当紧密联系企业自身实际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

一、正确对待和分析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共通性。首先，这两者在加强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方面具有目标性的一致。因为，企业文化是通过一整套的内强筋骨、外化形象的打造过程来全方位地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并由此在企业之外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将这种良好的公共形象再经由外到内的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将感受到综合素质自我约束式的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在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效果和过程。其次，两者在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方面是一致的。形成企业文化非一日之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日益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经脉，它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企业在追求生产经营业绩的同时，还要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同样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再次，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两者均具有系统性，同时，具有互相促进与推动、渗透与融合的作用。在现代企业的构建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与各种先进管理理论相结合，是企业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大力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企业在新时期要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就必须尽快形成具有本行业、本企业特点的思想文化理念和特色文化架构，着力创建文明和谐、创新求进、积极向上的企业软环境，为企业搞好日常工作和生产提供精神动力，为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二、分析和处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生产经营的关系

生产经营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但企业的发展却不能单靠数字的增加，还要靠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被称为企业的软实力，也越来越被认可为核心竞争力，它与生产经营的发展是同步而非先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企业若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就应该首先把全体员工的思想统一到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建设和发展先进的企业文化，大力培育员工队伍集体爱岗敬业、重视团队协作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中心工作，具有方向一致和目的相近的特点，二者相融并不矛盾。企业文化只有贴近中心工作来建设和发展，才能更容易为广大员工所普遍接受。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员工投身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分析和处理领导先行和全员参与的关系

一个企业领导者的学识修养、管理能力最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中，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是领导者的先行。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企业是否能主动地去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领导者除了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外，还要亲身倡导，让文化理念真正得到全体员工的支持，为他们所接受，最终成为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曲高不能和寡。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和规划虽然在于领导者，但是建设的基础却是在基层全体员工。建设企业文化依靠的是全体员工，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的享受者也是全体员工。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汇集集体的力量，把主要精力放在普及企业文化基础知识上。使企业文化形成于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的群众性实践之中，内化于心，表现于行，成功于发展。

四、分析和处理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科学与文化论文篇（10）

(一)中医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天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这是我国文化的一种基质，而且对我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中医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的，所以也具有很深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是一种整体的医学观。中医学认为，在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之外，人还和自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在：1.天人合气，我国传统科学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而气又分为阴和阳，所以就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说法，因而天地和人都统一于气，只是处于气的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形态。2.天人同构，也就是说天人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性。古代的医学家将各个人体视为小宇宙和小天地，同天地和宇宙相应进而同构。凡是天地自然中的事物和现象，人类的身上都有相应的器官、部位和功能同它相应，如果天地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3.天人同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个时代的医学家都吧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运行的规律、太极的规律当做人和自然共用的的普遍规律。

有了以上三种理论，中医学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就会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着眼，利用气作本体，将阴阳五行作为结构模型，这样就能把人放在自然的时空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有效建立人的生理和病历模型，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病方法和原则。在中医学中，保健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人们生病的原因就是天人系统失调导致。

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观念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当做基础，在宏观的角度上认识并控制人体，有及其深刻的合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的萌芽，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生态医学、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等在现代医学当中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观念过分的强调了认同自然的统一，没有关注到人体的差异性，更没有实践研究，所以使得中医学的理论具有相应的模糊特征和思辨色彩。

(二)中医学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观

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才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具有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医学。黄帝和神农氏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但却被我国的医学家尊为医门的圣人，后来的张仲景又被尊为“亚圣”，他著的《金匮》《伤寒》等被中医学家奉为经典。也正是基于此，几千年来我国的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基本没有范式革命。一旦某位医者提出了反对先贤医学的观点，不但不会被接受，甚至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所以在当今，要想积极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对医学经典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我国中医的发展，积极创新，勇于批判，为中医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三）中医学具有重神轻形特征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重道轻器，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医学中，就形成了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学的方法论上，神比形更重要，那些掌握形的只是初级大夫，掌握神的才能称之为名医。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历代都有对人体脏器官的描述，可是在中医中的脏腑功能却不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所以中医学在诊断人的病情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具体器官形态实质的改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医学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同时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例如经络、脉象、命门等有无和定位的争论，这些名词是一种功能但不是概念，并不是从相应的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功能，而是从功能来对结构进行“虚设”。所以，必须从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着手，才可以合理解释和科学研究这些概念及理论。

(四）中医学具有得意忘象这种思维境界

象和意属于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对意识范畴。“医者意也”就充分反映了得意忘象这种思维特色。通常情况下，中医都是通过“象”，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对人体进行相应的认识，然后以象作为基本来构建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中医学中有这样的说法：“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由此可知，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体的本质，所以必须经过“忘象”这一过程，才能“得意”，这样就能抓住人的本质。中医学的临床诊断主要以象、言作为基础，通过问得到言，通过望、闻、切得到象。再通过得象来忘言，这样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加正确和辩证。

    通过相应的得意忘象、忘言，从而追求直觉的体悟，这种思维境界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激发医生思维的想象和灵感，有较好的创造力。在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的角度把握人体，从而揭示出独有的人体奥秘。可是这种思维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臆测性、模糊性和或然性。

二、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想研究中医文化，必须以我国的文学、哲学、史学为基础，将我国的中医名家、点击、文物、史迹当做对象，来研究相应的理论及规律，思想和观念、名家风范等等，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中医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以仁、和、谦、诚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理念，以精、慎、严、廉、作为主导的一种文化实践和以美、雅、馨、便最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环境。在中医文化中，理念是根本，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重要，可以充分表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环境最为直接，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民族性特征，三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