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学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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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论文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2)

(二)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加灵活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需要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同时应为学生进行及时的解决疑惑,并做好心理辅导,进而促进班级成员的心理健康发展。随着心理教育重视力度的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卫生、心理健康问题等也都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负责,但是这其中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也就是即便心理咨询师、学生处等部门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变化过程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的重要,由于班主任与学生接触更多,因此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也就更加的灵活和具有针对性。班主任可以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采用相应的活动来进行心理健康辅导,进而使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得到解决。同时由于班主任工作的性质,使其能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处理中班主任属于全程参与者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学习与生活的行为与情绪的反常上,班主任不能将其看作简单的态度问题进行处理,应及时的将情况上报,并让学生进行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与心理干预。心理健康问题与一般的思想问题不同,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应进行及时的反应与处理,进而避免严重问题的发生,减少危害。班主任在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后应防止过度保护,及时地将学生的心理问题反映到专职心理辅导老师那里,让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咨询与心理干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专职老师负责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的过程中,班主任仍然需要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状态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平时的生活中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心与辅导,班主任应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全程参与者,应具有充分的责任心与耐心。

二、新疆高校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策略

(一)建设良好的班风,营造和谐心理氛围高校班主任需要建立起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档案、个案资料,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个性特征、职业能力倾向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并通过这些资料的分析来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可以在班级设立起具有良好心理素质、乐于助人的学生作为朋友“辅导员”,或者安排心理委员来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进行辅导,在这期间应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辅导与培训,从而更好的营造起良好的和谐心理氛围,促进他们在辅导中进行交流,有效的认识心理健康问题,认识自我,起到彼此启发的作用。班级心理辅导活动在班风的改变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班主任可组建起小组、宿舍、班级,以及院系和社团等网络系统,进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少数民族与其他学生的友好共存与交往。

(二)进行针对性多样化的教育高校班主任应对少数民族学生中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表现较为特别的,存在行为偏差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其进行跟踪教育。刚进校的大一新生,班主任应帮助他们适应学校新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在生活上与生涯规划上给予辅导;对大二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情绪、爱情上的问题,应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对大三的少数民族学生应给予如自我意识、考研与就业以及个性辅导等;针对大四少数民族学生在求职与就业中的心理压力问题,采取职业适应和耐挫力的辅导。各个年级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交叉进行,也可以有所侧重。例如在大四的学习中,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应贯穿于整个过程,并指导学生对自己的生涯进行总结与规划,同时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自信的面对自己的未来,积极面对生活,健全人格,实现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

(三)班主任应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心理理论水平针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班主任应及时地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与相应的理论知识,如大学生在情感、人际关系、个性、爱情以及就业等方面的特点;掌握少数民族在不同年级与不同时期所遇到的适应与发展的问题,掌握与运用团体动力的基本理论、心理辅导中的基本技术、心理辅导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的基本原理与技术等等。同时新疆高校应推荐班主任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中来,使班主任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知识获得提升,以便更好的参与到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同时还可邀请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与学者到校内来举行专题讲座进行班主任的团体辅导,进而提升班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班主任掌握心理辅导的技术和方法,并有效的应用到学生队伍建设中来。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3)

二、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及希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何。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可以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差的心理素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大力开展活动增强人际关系为了大力拓展少数民族的人际关系,则需要经常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得学生们可以在活动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相互促进,并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机会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在某些方面锻炼了学生们心理承受能力,也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

(二)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关怀若高校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提升,则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并通过解决实际困难使得大学生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应及时在校园成立一个心理特别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遭受一些烦闷的事情时可以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教会其合理的运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应该具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学生们解除烦恼以及内心的忧虑。如此,便可以更好的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们心里状态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创造良好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影响。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是我国为缓解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校园中应积极培养乐观、开朗的校园气氛,进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才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的与人交流,并在某些方面培养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进而提升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3]。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5)

[作者] 查明华,文山学院科技处教授,云南文山,663000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Also on the Embodiments of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 Psychology

ZHA Ming-hua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psychology, ethnic psychology’s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embody in serving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common life.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of narrow sense i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definition, it means the reaction trend and way of mental behavior to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relations such as people, things, objects etc, that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ulture accumulated from national history. The concept extension includes values,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 volitional characteristic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de of thinking.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bondage of mainstream research paradigm of psychology for research methods; absorb experience from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Key words: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of narrow sense; ethnic psychology;common psychological make-up of nationality

我国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为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共同关注。从研究规模和社会影响看,民族学界的相关研究更受瞩目。最为突出的是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研究一直牵引着民族学界,但因学科及研究方法制约,该问题的证伪仍未取得突破。心理学界在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时,受西方主流心理学研究影响,侧重微观领域的民族心理的研究,内容分散,难以对民族心理进行整体把握。于是,有学者提出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1]

无论如何交流与合作,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归属毕竟是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从学科内在发展需要看,应明确它为什么而存在?为实现目的需要研究什么?如何显现其学科特性?

一、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目的谈起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心理学拥有了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实验手段和客观方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冯特认为“心理学将研究范围限制在个体意识上,是不能够全面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并作出比较正确的解释的”。[2]他强调心理学有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要全面解释人的整个精神现象,除了在实验室研究个体心理外,还需走出实验室研究群体心理,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各民族的心理。他用了20年时间,写下十卷本《民族心理学》。在其民族心理学中,他将研究对象看成“作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基础的心理过程,以及人类精神集体活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产物――语言和艺术、神话与宗教、风俗、文化--的发生”,[3]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藉此概括心理发展规律,了解人类心理发展史。其民族心理学研究直接服务于普通心理学,从心理产生的原始文化背景中寻找其发生规律,追求结果的普适性、客观性。但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却不能清晰辨别其研究对象。

民族心理学从研究目的看:一是理论上发展心理学,研究和揭示民族心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全面掌握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丰富心理学知识体系。任一心理学分支学科都有这方面的目的或客观作用。二是实践上应用心理学,通过民族心理学研究,深入认识各民族,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为各民族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提供依据。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前者,其研究对象也未区分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所以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征不明显。由于他进入了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人类心理,将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物分类比较,积累了丰富的相关资料,仍被公认为民族心理学的创始人。就第二方面目的看,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涉及各民族心理,研究范围是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时间上既追溯渊源,又重视现状和面向未来,研究结果服务民族的发展与共同生活,从而显示它作为心理学分支存在的必要性和特性。

自冯特之后,西方涉及民族心理研究的有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民族的成员的个体心理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和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心理行为的差异来检验现有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从而找出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目的是为了建立普遍适用的心理学或人类的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虽对民族心理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仍与第一个目的相联系。心理人类学以民族为单位,对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开展研究,以便从总体上把握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格类型”,其研究结果对民族心理学的第二个目的有支持作用,但在学科属性上它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研究受到重视。心理学界和民族学界都重视民族心理研究的社会意义。不论从民族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性质的显现还是其应用功能的发挥,第二方面的目的都显得很重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什么能使人们认识各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从而更好地理解民族?

二、民族文化心理:反映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

什么能反映一个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在哪些方面反映?

从学科逻辑看,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民族心理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涉及民族心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民族个性心理:个性倾向性及个性心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再考虑社会成员和其心理相互作用而研究群体的民族心理。按此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和内部学科关系进行的民族心理研究多处于微观层次,得到的更多是个体信息,是民族的个别成员或某些成员的样本研究结果,如性格特点、认知风格,知觉偏好等等。这些结果对认识民族心理面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体现了心理学的学科特点。但研究分散,难以形成有机联系而对民族的心理面貌进行整体把握。

因此,需要从心理学概念体系中衍生出能集中、概括、鲜明地反映民族的整体心理面貌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首先,它反映的心理是社会性的。民族心理虽有其遗传基础,但主要由其社会历史文化所决定,特别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心理更是如此。其次,它反映的是共同的、稳定的心理。即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活动和内外交往互动中反映出来的心理。同时,它在民族文化载体中体现出来,对民族成员之间有影响或示范作用。

为此,用民族文化心理来标示这一概念,并区分其狭义与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的内涵及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界定为:受民族历史地积淀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人、对事、对物等客观存在和关系的心理行为反应倾向和方式。这一内涵的关键词在于“反应倾向和方式”。其外延包括:价值观念、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思维方式。

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可概括一个民族追求什么?看重什么?对人、对事、对己怎么样?生活与劳动或工作的意志怎样?情绪乐观或外显、自控与否?看问题全面、灵活或保守、固执与否?抓住这些方面也就把握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或精神面貌,这也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与熊锡元教授定义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有共同之处。熊锡元教授定义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共同心理素质尽管比较抽象,但决不是不可捉摸。一个民族,通过它的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建筑风格与手工艺等)、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方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审美观和民族意识与自豪感,这就构成该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一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区别于其他民族” 。[4]两个概念都强调了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民族心理整体面貌的反映。但民族文化心理建立在心理学概念体系之下,“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立足民族理论背景,并有其具体来源,即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文化心理概念旨在认识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它的某些方面可与其他民族文化心理有相同特质,但表现风格有差异,即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有交叉又有区别。“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强调与其他民族区别。

就共同性和稳定性而言,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典型地反映“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从民族文化区分的内在依据看,又以等同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换言之,从心理学衍生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其内容和作用与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致的。但民族文化心理概念的作用主要在于认识民族,理解民族。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强调与地域、语言、经济生活等因素一起识别民族。至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能不能识别民族,在多大程度上识别民族又当别论,主要从民族理论和民族学中寻求定论。

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指民族个体或某些群体或族群的文化活动或文化载体中体现出来的心理,也是民族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体现民族性的部分。心理学侧重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正是在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范畴上进行的,现有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及其成果主要是在此层面获得。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能体现心理学的特性,但还不足以显现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性和它应有的作用及目的。

三、狭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及困难

“民族心理学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不同文化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下各民族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5]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覆盖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心理学研究者而言,以实证方法进行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更为可行,并切合心理学的学科特点,这也是民族心理学研究更多在微观层面进行的重要原因。而要凸显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性,对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也是有困难的,或者说尚未有突破。其困难表现在:

(一)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民族文化心理植根于民族丰富的社会生活及个体活动中,跨越时空,涉及面广,其研究既要探究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又要确定其现今表现与影响,难以入手和驾驭,得到为人信服的结论也比较困难。因此,要抓住其价值观念、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思维方式等五个基本维度,寻找经历了历史文化发展或变迁而延续下来的稳定特征,并从稳定特征中找出相互关联的特征。

(二)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由于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很难以单一的研究方法或依靠心理学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开展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突破。居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社会属性,一是从心理学内部偏重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中吸取方法,二是从外部借鉴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冯特曾使用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他从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图腾信仰、道德法律等文化要素中进行观察和分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研究民族文化心理时仍有借鉴作用。近年来,研究民族心理进行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整合受到重视,[6]质的研究强调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意义和发现,于自然的状态下在社会背景中对对象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理解和把握。另有心理人类学研究者深入到不同民族文化中以民族为单位,对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开展研究,有利于在生动的文化背景中发展地把握民族的心理面貌,其研究经验也可吸取。

狭义民族文化心理研究的最终环节主要依靠归纳与概括的思维过程。质的研究与描述和量的研究与分析都可使用。只是对不同发展状态的民族,适用的方法有不同。如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使用,量的研究较为方便。少数民族,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由于积累的历史文献少或没有,需要更多进行实地观察、访谈,在研究者与对象的互动中,借助民间留存的文化形态或载体进行研究。具体方法需要在研究中根据对象和拥有的研究基础和条件确定,其性质多于偏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总之,研究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使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的特性得以显现,并将更有效地服务于民族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生活。同时,也为民族理论或民族学研究提供心理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徐黎丽.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2,(6):95-103.

[2] 张世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体系、理念及本土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1):108-113.

[3] 胡礼遇.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J].广西民族民族学院学报,1986,(2):64-71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着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7)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当民族的“自我独特性”和“民族身份”处于需要强化的历史阶段,民族性话语往往会成为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国势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状况强化了中国学人自卑与自强的双重心理,面对“中西、古今、体用”等两难选择,民族性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解决资源配置及方法选择上的一种元理论话语模式。 然而,民族性话语毕竟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浓郁的时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这些自身问题往往又被带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比如,历史地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倾向:或保守的激进,过于强调传统的力量;或开放的激进,过于依赖西学资源的引入。这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显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的矫正。而诸如“民族性话语概念元素的逻辑关系”、“民族性话语的历史表现及其最终形态”等问题,则仍需要从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中西、古今的融会贯通,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创生。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 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 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 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 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 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 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 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页标题#e# 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3]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 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p#分页标题#e# 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 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 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p#分页标题#e# 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与所有者分离的,它深深根植于相关主体的心理图式中,成为主体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最终演化成深层的文化心理图式。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异。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外来文化同化了引进者的主体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者本身的主体心理图式也同化了外来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转型,即心理结构上的“格式塔转换”。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相对异质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实力,因而作为中西文化融和的产物,新文化本应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异于西学,同时却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内的文化新图式。它的必要历史前提之一,就是传统的深层结构被打破,从而为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 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存,民族性话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具有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具有消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口号或作为潜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国文学理论”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时,“民族性”的内涵实际上就一定存在于我们的逻辑和情感世界里,并影响着我们的各种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话语本身已经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学术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口号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8)

因此,相对教育中获得的外显性观念,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更具有自动化和无意识的特点,容易被自动激活,是某一民族人们心理和行为最迅速、最直接的支配力量。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后,虽然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转移了生活空间,离开了一直浸染的民族文化环境,但原有民族文化观念并不会消失,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自动地、无意识地影响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以及行为选择。首先,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接受。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在思想观念深处不自觉地留下印记。这些散布于头脑中的民族文化观念有些与新的文化观念相一致,有些则可能与之矛盾或相悖。当矛盾或相悖的情况出现时,由于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具有自发性特点,它会极大地阻碍和干扰新观念的接受。其次,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观念系统的践行。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了新观点和新观念,愿意将它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观念能够马上成为支配行为的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内隐的文化观念具有极强的潜在性和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新观念的出现而消失。在此阶段,就会导致内隐和外显“双重观念”的出现。与外显观念相比,内隐民族文化观念较少需要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所以在没有主观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积淀下来的无意识痕迹,它会首先被激活,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行为反应的最直接的支配力量。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忽视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独立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独立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XJK014CGD047。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94-02

1.民族心理学理论概述

民族心理学是以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定条件下某一民族群体的生活、情感、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学科。它是以普通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为基础,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资料作为参考,不仅研究特定民族群体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也研究人们内心活动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具体要涉及特定民族集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民族集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民族心理的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各种文化现象得以表现,比如生活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体育活动等。

2.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及与民族舞蹈的关系

我国各民族为何会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民族舞蹈呢?原因在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特定的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心理生成不同形式的民族舞蹈,下面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

2.1民族信念

民族信念是指本民族按照所确信的观点、原则和理论去行动的民族倾向,民族信念的内在表现是对世界观的信仰。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神灵”的志愿顺从,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心灵、凝聚人民意志、提升社会道德的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大自然的崇拜表现为多神信仰和自然信仰。比如跳“祈雨舞”的一系列仪式都是为了向神灵祈求降雨。仪式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它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而舞蹈就存在配合民族信仰而进行的实际的、感性的、明确的仪式活动的功能。再如土家族的毛谷斯、傩舞、摆手舞、丧鼓舞、八宝铜铃舞都是包含对神灵的崇拜,从队形变换所形成的图案、动作的动律可以看出对龙、鹰、水、土地、白虎以及马的敬畏。人们通过舞蹈来娱神,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形象的崇敬,实现让神灵庇护村寨、祈求丰收的朴素愿望。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聚着民族成员的情感、信仰以及愿望,抒发了民族成员崇拜神鬼、祷求平安、期待美好的情感。

2.2 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民族的每个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心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非常稳定、非常强大极具生命力,是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如侗族地区曾被誉为“没有国王的王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极强的民族自我意识。侗族祭祀舞蹈“多耶”,侗语意思为“团歌”,这不仅是一种歌舞形式,更寓意团圆,领唱先开始唱引子“呀罗耶”,大家接“呀罗嗨”,然后逐渐绕成圆圈,按照音乐节奏,拍手跺脚,边歌边舞。引子过后众人重复领唱的后半句。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加入到载歌载舞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手相握而歌”,歌舞表演到后面可形成一二百人同时载歌载舞的壮观场面。到结尾部分大家一起高声歌唱,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是大家一起“呀~耶!呀~耶!”的吆喝,在吆喝声中气氛达到最高潮。有时气氛高涨还会把处于中心的人抛起来,也有男子彼此肩搭肩、女子彼此手牵手各围成圆圈,边舞边唱、互相应答。这种集体舞蹈对民族的凝聚、血缘亲情的强化具有极强作用,也显示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意识的真谛。

2.3民族性格

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民族风俗、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呈现和升华,反映着本民族的民族性格。例如生活在北方的朝鲜族人们图腾崇拜的艺术形象是鹤。在他们的心目中鹤是纯洁、善良、长寿的象征。崇拜鹤的心理经过不断升华与长期的艺术加工形成朝鲜族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飘逸、柔韧的舞步――“鹤步”充分展示出舞者潇洒、优雅、飘逸的风格,营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在朝鲜历史上屡次遭受外敌侵略,长期的斗争历练了朝鲜族人民团结一致、坚忍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民族舞蹈中就形成了外柔内韧、柔中带着刚劲的民族性格。因此,民族舞蹈其实就是“性格舞蹈”,舞蹈中的动作性格正是来源于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

3.民族心理学在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应用的途径和方法

在我国“民族心理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发展得飞快,尤其是在学校的教育和民族舞蹈的学习中,民族心理学理论有着重要的用武之地。教师在舞蹈教学中如果可以更好、更清楚地讲解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现象,深层次分析舞蹈动作背后的一些心理活动,这会对教学效果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舞蹈学习中也会更加理解所学习的民族舞蹈的文化属性,从而更加贴合这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因此,民族心理学应用到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开设或增加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课程

准确的把控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表达其动作背后的内涵是民族舞蹈学习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自身生活体验的欠缺,是高校舞蹈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在学习民族舞蹈之前需要首先了解学习该民族的历史文化,揣摩该民族人民的民族心理特征,感受该民族的地域特色风格特征,这样才能为后续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目前的民族舞蹈教学中教师也会提到相关知识,但都只是只言片语,不够系统化也不全面。如果可以将这些需要前期学习的知识整合成为一个课程,就可以叫作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课程。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在进行民族舞蹈的学习就会更加理解所学习的民族舞蹈的文化属性,从而更加贴合这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民族舞蹈学习上势必会事半功倍。

3.2 营造课堂氛围

民族舞蹈学习的课堂是老师与学生双向的作用过程,它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进行舞蹈动作的统一与规范。课堂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怎么教授,学生怎么学习,还取决于一定的学习情境。民族舞蹈学习过程中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是辅助学习的软件,音乐、服装与道具等是辅助学习的硬件,巧妙地利用它们能够提高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学习效果。在软件上,营造轻松和谐、积极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想象能力,把自己当作某个民族的人民,运用所学的民族心理学理论,激发自己的民族意识,感受自己的民族性格,为当下的学习设置一个情境。比如学习蒙族舞蹈时可以想象自己是蒙族人从小在草原的环境上长大,拥有勇猛果敢、开阔坦荡、永往无前的性格,骑着骏马疾驰在无边的草原上,那么动作上不由自主的就会带出一些豪迈的雄放的感觉。在硬件上利用道具或者所学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来贴近这个民族,比如学习维族舞蹈时穿上高跟鞋立即就有了抬头挺胸的感觉,配合上立腰拔背维族的基本站姿就成型了。扎起长辫子学习身体上的一些动律时就能够更快地找到身体上的辫子,“旋”的那种感觉。

3.3 主动内化和使用民族心理学理论

当前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有一部分同学平时都只是学习和练习动作本身,哪怕是动作非常到位,动作中还带着所谓的“范”,也不能让观看的人感受到应有的情绪和情感。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用最好的状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好动作。这样的练习,再多也只是流于表面。俗话说“熟能生巧”,不管是课堂的学习还是课余的练习都应该主动的内化和使用民族心理学理论,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民族舞蹈文化之中,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一遍一遍磨练自己,使自己由内而外的带出一些属于那个民族的东西,更好地用身体语言表现出那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还能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才是真正学会了那个民族的舞蹈。

3.4 开展采风实践

舞蹈专业的同学们应当多出去采风来感受外面的世界,也可以积极地观看一些相关的现场舞剧、舞蹈比赛、音乐剧、电影、电视剧、书籍等。这些对于学习民族舞蹈的同学来说都很重要,这些可以让大家了解在真实生活中看不到的、经历不到的民族事物,并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参演大型情景舞剧《边城》中的学生所经历的:他们在排练过程中,编导带领学生们进入凤凰景区,观察当地苗族人民的形象,亲身体验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还跟苗族同胞一起过端午节,真正体会了小说里描写的过节场景。并且组织他们认真研读了《边城》一书,书中的一幕一幕都深深地刻在了学生们的心里。这一切的一切都对最后舞剧的成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结论

将民族心理学融入到高校民族舞蹈学习当中,通过对民族心理学理论的学习以及影响民族心理学因素的分析来充分肯定民族心理学在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的价值,不仅能有效发挥高校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功能,使高校成为重要载体,有利于舞蹈编导专业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增强专业的办学特色;还有助于同学们的编创与舞台表演艺术实践,有效培养同学们的创新能力和表演水平、掌握艺术表演的创作规律,丰富艺术素养、为该将来的编创与表演实践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0)

首先,布局精巧,逻辑分明。全书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特定研究对象,以指导和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为目标,重点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层面深入探索和系统阐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研究层面,厘清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嬗变历程和科学内涵,重点阐述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和规律,探究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教育理论;在方法论研究层面,阐述了注重取向性与适应性、渗透性与传导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方法要求,提出了情为先导、情理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并举,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齐下的原则方法,并提出从准确定位、立体建构、创新发展方面增强方法的实效;在实践操作层面,把握当前的理论热点和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管理机制、服务模式等专题,全方位覆盖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意义,还有实践指导,实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佳作。

其次,论述精辟,结构完整。全书26万余字,分九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定义概说、发展脉络和基本功能进行了阐述,概括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兼顾性、抵御性和差异性的特性,总结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和而不同、开源引流和相互协调三个规律。第二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四个视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是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并借鉴了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探讨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和西方德育思想对我国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第三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讲述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核心要求与原则,归纳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四个基本理念,以及可靠性为中心、零距离换乘、非手术“综合美容”三个特殊理念。第四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内涵、功能、形式三个方面阐释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论述了原则方法、基本方法和特殊方法,并就方法的运用提出了准确定位、立体建构和创新发展三点要求。第五章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探讨了“五观”教育的基本内涵、内在联系和教育现状,提出了针对性、及时性、主动性、系统性和主体性“五观”教育的五个原则,介绍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加强和谐校园建设、抓好维稳关键时期教育、注重民族学生骨干培养,重视非正式群体的管理、拓展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和抢占网络新媒体阵地的“五观”教育的七个措施。第六章民族大学生科学发展观教育,从基本内涵、教育重点和实施途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七章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概括了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内涵,即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共同理论引导追求、爱国创新凝聚理论、知荣明耻培养新风,以注重与“五观教育”、与党员发展、与情感教育、与民族特色教育的结合,坚持贴近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现实需求和民族特点,重点抓好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和特定时期教育三个环节作为具体要求,采取四种途径开展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第八、九章分别探讨民族大学生管理机制与服务模式,从微观操作层面就民族大学生的管理与服务进行具体论述,提出了组织保障先行,刚性柔性并举,学习帮助、经济资助、生活关怀、心理辅导和就业扶助“五位一体”的民族大学生管理服务模式。文章既有宏观把握,又有中观论述,还有微观描述,确属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著述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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