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论文篇（1）

合格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1．各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不同规定

各国的投资保险制度都要求合格的投资必须有合格的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的确定标准，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美国倾向于限定国籍和资本属于美国公民或法人所有的份额，日本倾向于限定住所，而德国的规定中包含了对于国籍和住所的要求。可见，判断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包括国籍原则、本国住所原则和资本控制论，即要求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密切的联系。但国籍原则仍是判断合格投资者最主要的标准。

2．我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界定

鉴于对美日德三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我国在对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进行界定的时候，也应当遵循以国籍原则为主资本控制论为辅的标准。其具体范围如下。

第一，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此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大陆自然人、港澳台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

第二，中国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中国法人是指依中国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其他经济组织是指较为松散的联营组织和合伙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第三，其他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和其他组织。这一规定是借鉴了美国的资本控制论而产生的。即允许部分虽为外国法人，但其资本的绝大多数由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控制的外籍经济实体参与投保。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我国保险机构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甚至通过国际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而将我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在这类企业中所有或控制的资本比例限制为95%以上的目的在于充分周全的保护我国企业所有或控制的资本的安全和我国的海外经济利益。

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

各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险别规定方面，一般仅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收险、战争险等，而不包括一般商业性风险。我国除应将以上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之外，鉴于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状，还应当对这一范围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将营业中断险、迟延支付险同恐怖主义险纳入承保范围。营业中断险也可称利润损失险，是指如营业中由于发生禁兑事故，征收事故和战乱事故使投保人遭受到有形财产损失而导致一段时期内停工或停业，所带来的预期利润损失或多支出的必要费用损失。迟延支付险包括禁止支付和迟延支付，是指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以债权形式存在但在东道国却不能被兑现或被拖延兑现的情况。恐怖主义险是指由于投资国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及其他暴力活动而给投资者的财产和权益所产生的直接损失的风险。近期国际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都给广大海外投资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也严重的打击了其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的信心。因此，应将其纳入承保范围，以排除投资者的顾虑，增强其投资信心。

合格投资的条件限定

（一）各国关于合格投资的普遍规定

合格的投资包括投资项目合格和投资形式合格及存在合格东道国三个方面。合格的投资项目一般是指投资者所要进行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利益，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限于国外新项目的投资。各国对承保投资的投资形式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美国规定合格投资的形式可以是现金投资、实物投资、权益投资；德国的规定为产权投资、捐赠资本、类产权贷款和再投资；日本的规定为股份、股本、长期贷款、不动产、采矿权或其他权利。在合格东道国方面，美国的要求较为特殊，即合格的东道国必须是事先已与美国政府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必须是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均国民收入在896美元以下。而日本和德国的规定相对较为宽松，并不以同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承保前提，但是也要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状况较为安全。

（二）我国关于合格投资的具体规定

海外投资论文篇（2）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4.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5.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但是与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相伴随的是,很多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中忽视了国家战略,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者,国家在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战略协调的工作也尚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

1.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

随着企业的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普遍认为企业除了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之外,其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公民。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我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企业除了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尤其是在一些资源性的项目投资中,比如投资海外的石油公司或者油田项目,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此时,企业应将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加以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公司的利益。尤其是很多参与海外扩张的国有企业,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宏观战略是其理所应当的责任。而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其投资目标明显忽视了国家战略利益。仍以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为例,研究显示:在通过中国海外资产获取的石油中,约2/3被以现货价格卖到全球市场而不是运回中国,因为在国内,这些公司不得不以补贴价格出售石油。在苏丹,中国公司有时卖给日本的石油产品比运回中国的要多得多。这明显与国家谋求在全球获取石油资产的战略背道而驰。

2.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价格竞争又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作为海外投资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购由于具备其他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受到很多谋求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的青睐。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看见中国公司的影子,而且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的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实质上,我国公司在海外并购中相互竞价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企,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在海外并购中恶性竞争的还有很多国企,尤其是银行业和石油行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虽然政府试图阻止在石油资产上出现进一步投标战。

3.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吹响了我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号角,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的同时,怎么样引导和规制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上的行为,应该是战略提出者同时要考虑得问题。目前重大协议虽然仍需要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公司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战略。交易更可能是为了利润、影响力和技能,而不是为了对外政策目标。纽约荣中战略咨询的创始人荣大聂说:“外部观察人士往往认为中国企业界是运转顺利、密切协调和坚如磐石的公司群体,但事实完全相反。”达成的协议是“大杂烩,动机各不相同”。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文的专门规范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仅仅在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规章里面散见有关的一些规定。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也是导致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致使管理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频频出现,导致了跨国投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大大束缚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国有资产流失。

在海外投资大军中,经常可以看见国有企业的身影。一般而言,国有企业从规模、资金以及国家的政策扶持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走出去”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前面分析过的恶性竞价、战略失控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的情况就是国有资产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流失。而且,很多的国企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投入的都是优良的资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境外的实业投资成少败多。此外,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大量存在。

综合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无论是资源开发类项目,还是加工贸易类项目,都曾出现过有的企业谈了数年的项目,被后去的国内同行企业以接受更为苛刻条件为代价而抢走的情形。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如果在同一目标市场上出现恶性竞争,则政府的引导、协调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

1.所有制缺位。

在我国目前企业组织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跨国并购活动主体。但现实中这三种主体在推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都力不从心,造成并购主体缺位。

企业产权边界明晰化是企业海外并购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产权归谁所有,谁就可以凭借产权取得利益。被并购企业法人地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这样,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必须是所有者意志的反映。但在我国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则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企业只是作为经营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集体企业的产权,也并非企业生产经营者所有,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也带有“准全民”的性质。虽然我国进行的改革要求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更为复杂,有的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几次变更,有的合并、分立,由全民变集体,或者由集体变全民等等。所有这些都造成并购主体的不规范性,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性。

2.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规模巨大而成为海外投资市场上的主角。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还比较大,需要国家财政为企业“输血”,此时,企业的很多决策因为受“财政依赖”的制约而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企业实施海外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必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从而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控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摆脱了以往“靠财政”吃饭的局面。众多的国有企业借助于证券市场来筹集企业的发展资金,使得企业摆脱了以往对国家财政支持的过多依赖,企业在财务决策上拥有了更多的自。表现在海外投资上,企业可能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来实施并购。

3.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

我国海外企业虽已达到6000多家,散布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政府对海外投资缺乏成熟的政策导向机制,又未制定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规。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上不尽合理,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

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管一段、各管一块、一事一议、多头管理。这种多元化、分散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办事效率低下和各类管理资源的浪费。

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总体战略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国家没有根据我国对外经贸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我国经济技术特点,明确现阶段海外投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包括海外投资的方向、重点、规模以及战略等;也没有根据现行产业政策和多元化外贸战略,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海外投资的行业导向和国别导向;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对跨国投资加以引导、协调和进行统筹安排;在信息、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措施也大大滞后。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都不明确,国家也就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效地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四、结语

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既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缺位等基本经济制度因素,也有国家的宏观管理等上层建筑构建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刻不容缓。战略协调的缺失削弱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竞争力,加大了竞争过程中的内耗。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走出去”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各自为政,那么面对全球超大型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的机会十分有限,对企业、对国家来说都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杰夫•戴尔&森迪普•塔克,寻找启发:中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4日,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12-5第16版

[2]吕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消费导刊,2007.(7)

海外投资论文篇（3）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没有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吴田平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细究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对项目和当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拿到各方面的数据,这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项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规律进行,按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进行探询,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常常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要发挥指导作用。行业协会要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协会应该就企业拟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有条件地,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主动协调。

大多数发达国家设立特别金融机构,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用贷款或出资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此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指导和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及对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护等都是政府宏观服务的体现。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讼。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管辖范围,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经营也是值得考虑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基本没有限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公开购买股份,成为占较大股份的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外国公司在第三国获利以后,中国也能够分得一部分,这比自己去直接投资更安全。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风险。这样才能尽量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内,降低因某一笔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承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海外投资论文篇（4）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

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

2.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3.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

4.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

5.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不断拓展需要我国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吸纳各国共通的实践做法，也要适应国情需要采取一些灵活具体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

[2]蔡志刚，《美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启示》，载于《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第12期.

[3]《维也纳公约条约法公约》.

[4]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5]张志元，《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给我国的启示》，载于《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海外投资论文篇（5）

一、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特点

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是石油企业进入资源国市场、参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源贸易及其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仅具有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石油企业自身的特点。（1）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具有多样性。如绿地模式、并购模式、租赁模式等。丰富多样的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给投资主体提供了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并搭配投资模式的机会。（2）具有可进入性。切实可行的投资模式必须具有进入资源国的可能性。（3）具有灵活性。投资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相互转换。为更好的适应资源国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石油投资主体应该灵活变更投资模式，以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4）资金来源具有集中性。由于石油行业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我国现有私人资本难以独自承担，因此，海外石油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专项拨款，金融机构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向公众筹集资金。（5）投资地点较为集中。由于世界石油主产区集中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等地，因此，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也集中在这几个地区。皇家荷兰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把西非和墨西哥湾深水区、前苏联实行开放政策的欧佩克国家和LNG业务领域作为今后重要的新产量增长源。（6）投资收益包括货币与实物两种形态。其中实物形态的收益体现为份额油。份额油的获取增强了国内石油供给的主动权，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影响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指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诸多企业外部环境的总称。它对投资安全和收益情况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政治环境。政治环境直接关系到投资安全，包括政局是否稳定，有无战争风险，有无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风险等。（2）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根本依据，在外部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情况，有关的税法、海关法等法律是否健全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利弊，投资国及被投资国对盈利汇回本国的限制和外汇管理规定，审批制度等都影响到海外投资的安全。（3）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影响国际投资活动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四个方面。（4）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活动中的国际信誉都处于良好状态，将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任感和积极性。（5）自然环境。特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实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尤其对于石油等资源性投资项目。

2．内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来自于石油企业投资主体内部，包括融资能力、管理能力等。（1）石油企业的融资能力。油气勘探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口井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一项海外石油投资少则几亿、十几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如2005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2006年1月9日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这些海外收购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反映了石油企业核心竞争力，反映了石油企业持续融资的能力。（2）石油企业人力资源状况。人力资源是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素质的石油行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开展海外石油投资的基础，也是进行国外石油交流的保证。这就需要具有技术、外语和管理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石油人才。

三、我国石油企业可选择的海外投资模式

1．直接投资模式。（1）绿地投资模式。一般是在油气田较集中的中东、非洲等国家或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实施本土化经营。这种模式有利于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促使企业健康发展，因此，被称做绿地投资。不足之处是短期内财务业绩不佳，投资回收期长。（2）海外并购模式。跨国并购是海外扩张的快速通道，产权交易是跨国并购的通行手段。创建新企业固然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条路子，但所耗时间过长，如果通过兼并、收购资源国企业或其部分股权，对原有的基础条件加以改造，可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目标国家的市场。根据合同标的物的不同，海外并购模式又可细分为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和海外无形资产并购模式。1）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是通过收购跨国石油公司正在开发油田的股份，从开发阶段介入，规避勘探风险，并实现对项目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通过控股股权并购，一方面投资方可以以部分出资取得海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迅速实现石油企业的海外扩张，减小海外投资的政策性阻力；另一方面实现了投资方海外间接上市的目标，即买壳或借壳上市。例如，BP公司通过收购TNK—BP公司50％的股份?眼2?演，率先于各大石油公司迅速进入俄罗斯石油市场。2）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该模式可以有效避免目标石油公司因债务不清等问题，向投资方转嫁原有债务及或有负债。但该模式的实施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由于多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故需要投资方投入较多运营资本；二是由于在完成并购后要对目标石油企业进行整合，因而投资方应拥有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整合人才。3）无形资产并购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实现买壳上市，快速进入资源国市场；借助被收购品牌的影响力及原有销售渠道，可以省去海外品牌塑造和推广的时间与费用。2．间接投资模式。（1）参股投资模式。投资方购买外国石油公司股份，但不控股，不对其进行经营管理，只收取红利或从股票买卖差价中获取利润。这种模式下投资方所持产权的安全性较高，不会被当地政府或民族主义者当作攻击的对象。（2）债券投资模式。投资方通过债券投资，每年收取固定现金回报。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股份，但有固定份额收益，财务安全比直接持股高，但收益额较小，无法实现国家能源安全。（3）金融衍生品投资模式。石油现货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期货价格，因此，可以借助金融的支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套期保值、价格锁定和规避经营风险。在寻求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期货手段，海外并购并非唯一选择。

3．其他投资模式。（1）融资租赁模式。投资方承租人通过向另一国出租人交纳租金，取得设备等物品使用权，从而在资源国进行投资的形式。当资源国有一定政治风险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设备风险转嫁到出租方，减少投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最好使用服务性租赁，以接受保险、维修等服务。（2）国际承包。投资方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投标、议标、询价和接受委托等多种方式，单方或同拥有资金的公司签订合同共同取得实施工程项目的权力，然后根据合同要求组织设计施工，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工程任务的整套过程。具体包括：1）回购模式。在该模式中，投资方将带资在资源国进行勘探开发，项目投产后对方以产出原油或其销售款逐年返还项目投资，并给予投资方合同中约定的资金报酬，以此方式对项目进行回购?眼3?演。以回购模式进行投资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不受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风险较小。但缺陷在于投资方在资源国一般只能实行返销协议合同，也就是购回协议。开发一个油田后，必须悉数卖给资源国石油公司，没有分成，也不拥有该油田股份，不利于投资方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获得稳定的份额油；2）产品分成合同模式。是投资方公司承担勘探作业及费用，并可能提供工程技术与管理帮助，在区块产油之后按照规定比例分配产量?眼4?演。这样可确保投资方拿到的是实物，规避了石油产品的未来价格风险。由于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所开发油田的股份，故不存在财产安全问题；3）矿税协议合同模式。该模式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普遍，是投资方可以获得目标油田的经营权，开采权以及油气产品支配权，只需向资源国交纳矿业资源费和所得税；4）风险服务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在南美及拉美地区，即投资方承担勘探开发风险及费用，最终获得以石油产品体现的相应的服务报酬，产出油气全部归资源国所有；5）提高采收率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针对单口井的修复增产，投资方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获得增产部分的产量。分配比例采取的是类似递进税率的浮动比例，所不同的是，增产部分的产量越高，投资方所获得的分成比例越小。该模式有利于投资方进行科技研发。如果投资方在海外的综合实力有限，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油源。（3）股权捆绑油源的集合投资模式。该模式是针对民营石油企业的一种“引进附带油源”合资战略，即让拥有油源的外国企业或油矿主，带着投资方应得的份额油与资金，与投资方共建中小型油码头、石油运输系统、仓储或炼油厂及终端销售网点等，以满足投资方的份额油需求及保证供给。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在海外寻找石油区块具有相对较小的政治敏感性，获取油源时人为干扰因素较少，获得区块的可能性较大。

参考文献：

[1]姜学峰．新世纪国际大石油公司发展战略新动向[J]．国际石油经济，2004，（9）：13－19．

海外投资论文篇（6）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涵义

1、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含义和由来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由于约定的政治风险发生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安全和利益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通行制度。

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常常遭遇战争、内乱、征收、国有化、外汇禁兑及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这使他们认识到对本国的海外投资还必须予以法律的保护，使本国的海外投资尽量避免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得以产生。

1948年4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率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此后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海外投资者的需要多次修订法案，使这一专业保险体制不断改善。1969年，美国在修订《对外援助法》时，设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专门机构。鉴于此制度的行之有效，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效尤。随后，此制度传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于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2、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是一种民间保险或私人保险，而是一种政府保证或国家保证，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机构的性质，其保险也往往与政府间投资保险协议有密切联系。

海外投资保险具有以下特征：（1）海外投资保险的国际性。调整海外投资保险活动的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性，因为双边或多边投资保险制度都以政府间的协议为前提，因而都具有国际性。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下，由于保险标的位于国外，使得单边投资制度下的海外投资保险也具有了国际性。（2）承保风险的政治性。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是政治风险。这是海外投资保险区别于其他保险的重要特征。（3）海外投资保险的对等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海外投资者的“国家保证”。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对等原则。（4）保险对象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对象仅限于私人直接投资，不包括在海外证券市场上进行的股票或证券投资。（5）保险作用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当投资者由于政治风险遭受财产损失时予以事后的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两国间的投资保险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风险事故不再发生。（6）保险目的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保险或政府保险，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海外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目的。

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

（1）经济原则。第一，各国对本国内部及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利，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涉。第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第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第四，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征用或收归国有。第五，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2）公平互利原则。《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明确地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为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做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而产生的利益”。这样的愿望和规定同所有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构成了公平互利原则的丰富内涵。

（3）全球合作原则。全球合作强调全球各国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强调南北合作，以共谋发展。其基本目标在于：实行世界经济结构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全球所有国家都实现更普遍的繁荣，所属民族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为此，一切国家都有义务为实现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地发展作出贡献。

2、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从法理上来看，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不仅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具有灵活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际经济法部门法之一的国际投资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有着积极的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包括承保机构、承保条件、承保的险别、保险额、保险期限、保险费、赔偿和救济等。它是一国政府贯彻该国国际政治原则的间接工具和实施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工具。由此不难得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隐含着一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坚持国际经济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是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是维持其利益的保障。

相反，将本来仅适应国内的制度强加于国际社会，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国际法”，如一直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有关征收和补偿的“赫尔原则”，显然在国际舞台上是站不住脚的。如资本输出国仅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而对资本输入国的利益熟视无睹，其承保机构仅对有利于自己的投资予以承保，而不顾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或不经东道国的允许，这显然会受到东道国经济原则的阻却，其代位求偿也将难以得到实现。这显然不利于国际经济交流，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繁荣。

第二，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存在为前提，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谈判为起点。“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协议。”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指缔约国一方为保证其在缔约国对方的投资而与缔约国对方缔结的条约。只有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对对方当事国应有的尊重，双方恪守经济原则，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海外投资才能得到鼓励和保护。当投保人所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涉及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的代位求偿权问题时，在这种纯粹的国际法主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也有利于争端的及时、有效解决。

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中，当保险人所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需依据国际法上关于外交保护的一般原则索赔，即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和国籍继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对东道国（包括经济）的尊重。通过外交保护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争端往往耗时、耗力而且情态复杂。若双方能够秉持善意，既尊重对方经济又考虑到全球合作和公平互利，相信争端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2）从当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现实看，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1974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为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但国际经济旧秩序在许多方面仍影响巨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任重道远。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有所体现。如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中，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常迫使弱小国家和地区接受不利条款。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改善不合理、不公平秩序的必然要求。

三、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必须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守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且贯穿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的整个动态过程。在制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虽然要考虑国内、国外的情况，但应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坚持经济原则。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根据经济原则，出于对东道国经济（包括对外资入境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应有的尊重，各国应当明确地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必须以东道国已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承保的先决条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

基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经济和利益平衡的考虑，并综合考虑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应符合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从投资内容上看，申请保险的投资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法律上的合理性以及对东道国发展的贡献性。第二，从投资形式上看，在投资形式上的限制不宜太多。第三，从合格投资的时间看，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的投资应仅限于经保险机构批准后才开始执行的投资。

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协定结合起来，依据协定中规定的代位权条款，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理赔后便可依法向东道国索赔。这样就巧妙地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转化为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国际法保护的高度，这也使代位权的行使有了国际法的依据，解决了保险机构作为企业法人追诉国家而存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作为缔约当事国行使经济的体现。当然，国家在对外缔结国际经济条约之后，基于权利和义务同时并存的国际通行准则，其经济和有关的权利难免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受到某种影响，如中法协定和美式协定都规定了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中，一国自愿接受对本国经济及其有关权利的某种合理限制，也是自觉行使其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2、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过程中促进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要有利于促进全球合作。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中肯定全球合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基于全球合作的考虑，承保条件中的合格东道国不应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一律予以承保。但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下，合格东道国应与投资者母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这样才可以确保国内立法效力向域外有效延伸，并与国际立法相配合，共同对海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在构建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之间以及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国际海外投资保险体制的融合，促进全球合作。

（2）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中促进全球合作。一般来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投资保护措施的三大支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应重视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作用，各国应当实行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体制。唯有如此，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承保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在对投资者理赔之后，才能根据双边投资条约中重要的条款——代位权条款，合法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根据代位权条款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才能够真正得以运作和发展。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为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补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多边公约，促进全球合作。

3、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实现公平互利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利益，体现公平。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所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基于平衡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各国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承保机构应当以投资经东道国的同意作为承保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海外投资论文篇（7）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的影响

众所周知，汇率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其中最直接的，也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在跨国公司中，对我国海外公路的影响又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人民币的升值究竟会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带来怎么样的不利影响呢？若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会产生以下一些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不利的影响。

2．1使公路项目的整体收入减少

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普遍经营的是一些对外承包的公路合同，对于这其中的大多数公司来说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这样看来，对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来说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倘若人民币出现升值，结果必定会导致我国海外公路项目的人民币收入减少，直接导致项目出现损失［2］。例如表2中的某项目，倘若前后按照不同的汇率计算合同款将会给项目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2．2使公路项目的采购成本增加

对于我国的海外公路项目，大多数是在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所以对于许多工程项目中所涉及机械设备常常会在我国国内购买，这样一来，当我国机械设备在出厂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民币出现升值时，兑换成美元的成本就会相对提高，这样就会导致出现机械设备采购成本增加的现象。所以，这样在无形中使我国海外公路投资建设的成本增大，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3使公路项目的人工成本加大

首先，类比于前面的例子，当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内部的劳动力的美元价格会相应的抬高。假若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其内部劳动力的价格为100元人民币，按照我国2010年平均汇率1∶6．666来计算，折合为15．1美元［3］。假设此时人民币升值10％，这时该劳动力的人民币标价虽然没有变化，但若兑换为美元价格就变成了16．5美元，这样无形之中就导致了我国海外公路项目人工成本加大。与此同时，劳动力作为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资源对我国海外公路投资项目是否能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4使公路项目的融资成本增加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海外公路项目投资的融资方式有许多种类，对于我国海外公路而言，获得国际上金融机构支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国际上的金融机构通常的做法是向国内的商业银行进行融资［4］。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倘若从银行贷取人民币，那么从海外工程甲方得到的美元收入兑换成人民币还本付息归还银行，对于周期相对比较长的工程项目来说，当人民币升值后，必将导致融资的资金成本加大。从以上4点我们不难看出，若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会产生以诸如此类对我国海外公路建设项目不利的影响，这样不仅使公路项目的整体收入减少，项目的采购成本增加，人工成本加大，还使海外公路项目融资成本增加，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对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3关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相关方案的研究

面对海外公路建设这个具有回收周期长、规模大、参与者多和潜在风险较大的行业，往往需要丰富的经验。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许多关于人民币升值对海外公路项目的影响，研究分析这些不利因素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我国海外公路项目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积累和汲取前人的经验，也可以引进新的技术，也可以在对一些海外公路在投标前对其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了解各国间的汇率波动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对海外公路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针对海外公路项目的特点，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分析PPP模式在海外项目投资中的风险，以此为国外投资项目PPP模式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分析PPP模式在海外项目投资中的风险，对开拓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风险规避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也对我国海外公路投资建设指明了方向。

海外投资论文篇（8）

在引起海外项目投资财务风险的众多因素中，政治因素是最无法得到提前预期的。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国家的政权不稳定，经常发生局部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乱，这使得企业在该地区的海外项目投资往往得不到保障，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甚至面临资产流失或被当地国家占为国有，工程款无法追回等风险。

(二)国际汇率波动引发的财务风险

企业在进行海外项目投资时，往往采用外币的形式来计算合同中的结算金额。然而一个项目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并且在合同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涉及几种货币之间的结算，这样国际汇率的波动会使企业在国内的设备及原材料采购所需的费用以及项目施工的成本增加，导致企业面临更多层面的财务风险。

(三)海外项目的筹资风险

企业在海外承包的施工项目往往金额较大，企业在工程的前期往往需要自己先行筹集支付大笔的资金，用于购置工程设备以及原料等，而业主对这笔费用的支付相对较晚。在工程的进行过程中，业主往往因为各种原因拖延工程款的结算，使得海外投资企业的资金周转不足，而不得不回国内进行筹资，从而增加企业的贷款成本，使得企业面临着财务风险。

(四)企业自身管理不足引发的风险

由于海外项目投资具有巨大的经济诱惑，许多企业急于在海外进行项目的投资以及工程的承包，而忽视自身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使得企业在国内的管理监督机构无法对海外项目的财务运营状况进行及时准确的监管，这增加了海外项目投资的风险。同时，许多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这使得企业在进行海外项目的投资之前无法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市场环境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评价，也难以确保项目的成本以及利润预算的准确性，导致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

二、财务风险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一)政治和经济风险的防范

由于政治和经济风险具有不可控性，因此企业在进行海外项目投资时需要认真分析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做出准确的预估。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时，尽可能选择在政治局势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于经济风险，可以通过借助金融衍生工具和多元化经营方式来降低。

(二)扩展海外项目的筹资渠道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应尽量拓展自身的融资渠道，加强与银行等机构的联系，努力降低企业筹资的成本。同时与项目业主进行沟通，保证工程款项的及时交付，从而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周转资金，避免资金链的断裂，降低财务风险。

(三)实行财务集中管理

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不断完善海外项目投资的管理制度，通过专门的管理监督机构对海外项目的财务进行集中管理。同时，加强海外企业内部的财务制度规范，使其与项目当地的会计制度相协调，便于进行统一的核算。在项目的投资过程中，加强对项目预算的管理，并对项目的开展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

(四)加强海外投资项目财务人员的管理与培训

聘请在海外项目投资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投资项目的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管理，对相关的海外财务管理人员实行定期的轮换机制，从而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同时，通过开展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和讲座，提高海外财务人员的业务素养和技能，借助内部管理强化手段降低财务风险。

海外投资论文篇（9）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海外投资论文篇（10）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约478亿，世界排名第六。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约为2457.5亿美元，是2002年的32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由2008年得12位跃居2009年的第6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近50%。

在总额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也进一步扩大。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超过70%，而且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在行业分布上，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类、批发零售业、运输业、采矿业这几个行业。另外，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增幅较大，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101%。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良好的理论支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一定是有利可图，中国海外投资也不例外。那么，究竟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利在于哪，以及中国海外投资可以保持一个发展良好的态势，原因可以从五个理论中寻求到支持。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攀升，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良好的重要促进因素。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中国的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即中国的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中国往往投资在地理位置相近、生产条件相似的国家的原因。但是，现今小规模技术理论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中国的小规模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这种比较优势无法确定，而且建立在低福利低成本基础上的这种小规模优势的持久性不容乐观。

（三）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实现工艺升级或者产品升级。投资企业的全球市场销售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的工资率是其投资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足够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较高的行业工资率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得。

根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两种方式，可以分别分析一下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溢出途径。（表1）

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研发分支机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然后通过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途径从东道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而以获取技术能动为动机的跨国并购和一般的跨国并购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一般资产，而在于获取被收购企业的专利技术，以及可以使技术持续和完善下去的研发团队和专业人才。并购取得的研发资源与自身要素相结合能产生技术上的协同效应，然后并购企业通过内部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来培育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从而实现技术的跨越和企业价值链的升级。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也的确通过这两种途径在海外投资中获取收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上建立技术搜索型、追踪型的研发和信息收集机构，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这类投资逐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表2）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很难否认中国企业从这种海外投资中所得到的一个逆向技术溢出收益。

三、中国海外投资的非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