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改革论文篇（1）

当前我国增值税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二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转型改革指的是，固定资产增值税由不得抵扣向可以抵扣的制度转型。征收范围改革指的是，在目前征收营业税的领域里改征收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是征税范围的改革尚未启动。本文着重探讨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的设想，进而分析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税范围改革、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现状

增值税转型改革始于2004年7月，东北三省的8个行业首批进入试点领域。其后，2007年在中部26城市进一步扩大试点。2008年7月，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也被纳入试点范畴。财政部2008年7月公布第四批试点的区域，包括地震受灾严重的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的51个县（市、区）。

总理在2008年11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①为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刺激内需，通过投资和减税拉动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意义重大。

增值税转型只是增值税改革的一部分，它只解决因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不得抵扣而产生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在我国，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合理断裂的现象，更主要出现在营业税征税领域里。完善的增值税抵扣制度，不仅依靠增值税转型改革，也离不开征收范围的改革。

国际上增值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增值税征税范围包括：所有货物销售、生产性加工进口、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建筑安装业、劳务服务业等。而我国对境内销售货物、进口货物以及加工修理修配业务收入征收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等行业征收营业税。

与国际规范的增值税制度相比，我国的增值税范围偏窄，将与货物销售关系密切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服务业等排除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外，货物在此环节上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削弱了增值税环环相扣的制约作用。

统筹增值税转型与征税范围改革，在税收体制建设方面有其共性。另外，征收范围改革带来的税收收入效应，可以成为增值税转型改革顺利推行的财力保障。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必然引起增值税收入的增加，营业税税收收入的减少。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使得各级政府的收入结构及水平也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为了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不受影响，必须重新调整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因此，统筹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必须以财政体制的改革为配套措施。

二、两个统筹改革设想

（一）统筹转型改革与征税范围改革

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是指，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协调同步进行。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行之际，对目前营业税征收领域中存在问题较多的行业，也应该改征收增值税。在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方面，首先将现行增值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由于这两项业务具有涉及货物销售和劳务性质，而不是纯劳务行业，改征增值税后，可使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完善，使整个货物从生产和流通直到最终消费阶段，不会出现断裂或重组链条的现象；而后平稳过渡，再扩展到销售不动产、邮电通信业及仓储、租赁等直接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关系较密切的行业。优化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尽可能大力度地覆盖到劳务领域，直至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领域。

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会使增值税收入增加，其增加收入效应可以弥补转型改革引起的减收效应。增值税转型改革过程与扩大征税范围的改革，有着天然的互补性。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相关数据为计算基础，以2006年度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机器设备投资额，来代替全社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增机器设备的价值。税率假定：增值税税率为17%，营业税税率为3%，所得税税率为

25%，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5%，忽略教育费附加的因素；又假定，所有征收营业税项目全面改征收增值税。

首先，固定资产增值税允许抵扣对税收收入的总影响。2006年的机器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情况为：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

2749.9亿元、第二产业48479.1亿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设备投资额为51229亿元，按17%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得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8708.93亿元。那么，增值税的减少引起的城建税下降金额为435.4465亿元。因为，增值税不得在税前扣除，所得税税基会相应提高，应纳所得税会有所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增加9144.3765亿元，即（8708.93+435.4465），应纳所得税增加约2286亿元。增值税转型改革带来的税收下降总金额约为6858.38亿元。

其次，营业税的征税领域全面改征收增值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2006年营业税总额5128.71亿元，按3%的比例换算的营业收入总额为170957亿元。如果对该营业收入征收17%的增值税，应该征收29062.69亿元增值税，超过营业税收入23933.98亿元。同时按5%的城建税计算的多收城建税为1196.7亿元。因为营业税是价内税，计算所得税时可以扣除，而增值税则属于价外税，计算所得税时不能扣除。因此，营业税改征收增值税以后，应纳税所得额会提高，金额为5128.71-1196.7=3932.01亿元，相应按25%的税率计算的所得税增加额约为983亿元。

营业税改征收增值税，总税收收入增加983+23933.98+

1196.7=26113.68亿元。

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税收收入减少6858.38亿元，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使税收收入增加26113.68亿元，税收收入净增加19255.3亿元。所以，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对弥补财政收入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二）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

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会引起税种的变化，它属于税收体制改革的范畴。在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其中，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收入全部归于中央，内销货物的增值税收入中75%归中央财政，另25%则归于地方财政。营业税中，除了中央企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铁道部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属于中央外，其余归于地方财政。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的调整，使增值税收入增加，使营业税收入减少。也就是说地方税收收入会降低，中央财政收入会提高。为了保证各级政府应有财政收入的稳定，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力，而税收收入分配则属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范畴。因此，税收体制的改革必然会牵动财政体制改革，缺乏财政体制配套改革，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无法单独执行。所以，必须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总理在2008年“两会”新闻会上表示，在任期内要下决心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这说明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可能为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提供有利的改革时机。

至于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重新分配，采用何种方式，是学界及政府部门目前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不论财政收益是以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偿给地方政府，还是以改变收入的分享比例来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或是以税种的重新分配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是财政收入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保持地方公共服务能力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的过程，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动态博弈过程。

三、统筹改革的意义

在当前，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当前财税体制

增值税转型改革形式上表现为，要解决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收增值税的问题，本质上则属于对增值税抵扣链条的纵向疏通问题。而征收范围改革表现为，要解决行业间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问题，其本质属于对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横向贯通问题。增值税最大的特点是，对增值额环环抵扣税金。也就是说，完整的增值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制度。因此，从完善增值税体制角度来讲，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目标完全一致。目前的“增量抵扣”试点转型方案，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方面，不仅没有起到积极效果，反而使增值税抵扣制度更复杂，因而也就更易混乱。所以，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不仅在收入方面互补，在改善税收体制方面也有共性。

目前财政体制改革是个热门话题，其集中表现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合理分配收入的问题。而作为地方最大收入来源的营业税和作为中央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重新分配是整个财政体制改革中的关键所在，它的解决有助于整个财政体制改革的顺利实现。

（二）有助于保障转型期财政收入的稳定

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说明增值税的税基会降低。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不论选择何种转型模式，都会使增值税收入降低。在“增量抵扣”等逐步转型方式下，转型期往往比较长，增值税收入下降相对缓慢些；而直接转入“消费型”增值税模式，转型过程比较快，相应的短期财政收入会有较明显的降低。所以，转型改革必须以相当的财力为保障才能顺利实施。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渠道，除了经济发展自然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外，还有以下几种途径，如：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通过税目调整即将低税率税目纳入高税率税目等。政府开征新税种，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征税对象，其次要经过研究具体征税方案、制定法律、执行征收等很多环节。开征新税种带来的收入效应滞后于转型改革的税收减少步伐。提高税率方式，只有在特殊时期才可以采纳，它不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很大，而且也会引起纳税人的抵抗，执行难度很大，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轻易选择此种方式。

通过现有的征税领域内部的适当调整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操作过程相对较简单，起效也比较快，甚至可以起到改善税收体制的作用。目前，我国增值税与营业税征税范围混乱，税负不公等矛盾已经比较突出，其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增值税税率普遍高于营业税税率，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会提高财政收入。所以，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同步进行是缓解转型改革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的首选策略。

（三）能够加快改革进程，减少改革成本

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将全面启动，而征收范围改革还在酝酿中。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当然有其稳妥过渡的合理性，但是，改革成本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某种意义上讲，酝酿的时间越延长，改革的成本会越高。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有成本或代价，税收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也不例外。所以，在合理的情况下，以缩短改革时间来降低成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把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同步进行，可以加速转型改革的进程，进而降低改革成本。

（四）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营业税与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合理现象，不仅会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之间的税负待遇不公平问题。通过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可以消除营业税与增值税纳税人之间不该存在的税负不公平现象。税负公平促进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增进市场秩序的有序与和谐。

【参考文献】

［1］戴海先，江时益.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07，（08）：46-51.

［2］高培勇.耐人寻味的增值税转型改革［J］.经济,2007，（07）：48.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2）

1.避免重复征税

增值税自创立以来就以税收中性著称，在税负流转方面坚持不重复课税的原则，即无论在哪一个环节征税，都只针对新增值的部分进行课税，这也就意味着上一个环节已经征收的税负可以在下个环节予以抵扣，这样就完全避免了重复征税。因此，如何避免重复征税，是增值税改革的永恒目标。

2.扩大税基

增值税是针对劳务和商品进行的课税，虽然各国对应税的劳务和商品范围的界定不一，但是从理论上分析，所有的商品和劳务都可以符合增值税税制设计的原理，都能够课征增值税。增值税作为最优良的税种之一，就应当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让这种良好的税收制度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因此，扩大增值税的税基，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应有目标之一。

3.简化税制

良好的税制不但具有不重复征税、宽税基的特征，还应当具有简税制的属性。当增值税遍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后，就应当适当简化增值税的税制，让增值税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增值税计税方式较为复杂，税制设计还有巨大的完善空间。

二、我国增值税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层次过低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调整增值税税收征纳关系的实体规范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各种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从立法主体来看，无论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还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规章及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都属于行政立法。这种行政立法的法律位阶过低，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相去甚远。诚然，在增值税税收制度中行政立法主导的现状是多因一果下的产物。一方面，与我国治国者的基本策略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治国者为在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间求得平衡，在法律制度设计中采取在时间维度上的“试行立法”和空间维度上的“试点”立法、授权立法等充满实验精神的立法措施，通过“边破边立”的路径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下逐步完成所需的各种法律制度的变迁。为契合这种经济改革的模式，行政立法便成为法律制度安排中惯用的手段。在税收领域也不例外，税收行政立法已经成为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的主要规范另一方面，与税收立法的特殊性有关。客观地说，税法较其他部门法专业壁垒更厚，因此，税收立法对于立法者的要求就更高，不但要求立法者要懂得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还需要精通税收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的我国各级立法机关队伍素质普遍不高的背景下，税收立法由人大完成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与权力机关的立法相比，税收行政立法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迅速应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国家偏重于税收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国民经济，税法行政立法便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生存空间，因此由行政主导立法也就在所难免了。然而，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期，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是迫于对有法可依的现实困境的快速回应，那么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依然延续行政主导的税收立法模式，则是不合时宜的立法滞后。作为现行税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税，增值税的地位不言而喻，但这种立法的重视程度和其地位明显不相符合，而且这种行政立法容易遭到立法合法性的质问。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确定了二元多级的税收立法模式。不但权力机关可以进行税收立法，行政机关也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尤其是在《立法法》出台以后，税收授权立法制度得以确立，税收立法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泛授权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就使得在现行税法体系中，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极少，大量存在着的是税收行政立法。但严格讲，税收行政立法属于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而非实质意义上的立法行为，这种局面的持续，必然在理论上存在着合法性危机。按照社会契约论，立法合法性的来源在于：“除非基于他们的同意和基于他们所授予的权威,没有人能享有对社会制定法律的权力。在这种理论支撑下，权力机关的立法权来自于公民的授权，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但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则是来自于权力机关的转委托，即权力机关将公民的授权转委托于行政机关，这种转委托的合法性便成为行政立法回避不了的问题。

（二）理念定位存在偏差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为了契合时代的要求，历经了大小几次变革，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为目前我国最为倚重的税种。但这并不能够说明我国在增值税的认识和利用上完全科学，当下我国增值税在理念上仍存在一定的偏差，制约着我国增值税功能的发挥。

1.增值税背离了税收中性的原则

按照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构造，国家赋予了增值税过多的宏观调控功能，而背离了增值税最原始的税收中性本质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凸显。包括增值税在内的税收政策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所倚重的手段之一，频繁地被使用。现行增值税也越来越多地体现着国家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如现行增值税中大量存在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区分不同行业设定多档税率的做法，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迎合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但这种夹杂着宏观调控职能的立法，则容易使得增值税背离其税收中性的特征，影响增值税功能的发挥。

2.对增值税的间接税特征认识不足

从理论上讲，按照税收的分类，增值税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税负可以转嫁给产品和劳务的最终购买者。然而，我国增值税的设计者似乎并未对这个显著特征加以重视，而只是强调了增值税是对其增值额的征税，而没有注意到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企业会计价外核算的特征，在税制安排中，也就不考虑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差别。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购买商品和劳务都缴纳了税款，却少有人知道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

3.对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认识不到位

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其不但事关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决定地方税体系重构、税收体制完善等方面的成败，其意义不可小视。然而，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过程中，人们过于看重税负指标，甚至将税负的降低作为衡量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加以大肆宣扬。事实上，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过程中，有的行业的税负在短时间内不降反升，但却不能够因此而否认税制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因为并非是税负下降才体现改革红利。如果这一误区不能得到厘清的话，那么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进程就会受到消极抵制，进展缓慢。

（三）征税范围过窄

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也就是说，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主要集中在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3大领域。按照税法基本原理，在这个征税范围中，“货物”和“劳务”有着其固有的内涵：这里所讲的货物仅仅包括动产和有形资产，对于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则排除在外；劳务仅仅是指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劳务都排除在外，这样就导致了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过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当下我国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税制安排。从理论上讲，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泾渭分明互为补充，共同针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然而，事实上，营业税的存在挤占了增值税的空间，压缩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一方面，就征税范围中的“货物”而言，一个具体的经济行为可能会涉及动产也有可能涉及不动产，有可能涉及有形资产也有可能涉及无形资产，虽然在会计核算方面，税法规定应当分别核算，各自缴税，然而在经济实践中，很有可能在销售动产时会有购进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业务，那样，购进的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所承担的营业税税负，就无法在销售动产所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也就会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另一方面，就征税范围中的“劳务”而言，一个具体经济行为更有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劳务，例如纳税人在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外购服务业的劳务、可能会发生金融业的劳务、也有可能会发生建筑业的劳务等，由于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这些劳务涉及的税种不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当征收增值税，而外购的其他劳务负担的则是营业税，这样就导致在增值税税务处理时，无法将外购的营业税应税劳务所承担的税负在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

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不但是衡量税负水平的标准，同时也是判断税制是否简便易行的重要标准。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税率历经了几次改革，目前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1.税率设计过于混乱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税率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增值税税率，这部分的税率包含了一般纳税人的税率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一般纳税人的基本税率为17%，优惠税率为13%，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为3%。另一部分税率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新增加的税率。这部分税率主要包含两个行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适用11%的税率，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推进，其他现在征收营业税的业务改为征收增值税以后，则又会出现新的税率，由此使得增值税的税率设计变得更加混乱。

2.增值税的税率明显偏高

在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格局下，一般纳税人可以依据税法规定抵扣采购原料和设备所承担的税额，由此据行业人士测算，一般纳税人在抵扣进项税额后，其实际税负大概在3%左右，而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其适用的3%的征收率就是其应当承担的实际税负。3%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由于增值税的增税环节较多，虽然原理设计上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部分，实际上则会由于发票管理制度以及资质认定等规定造成纳税人税负偏重的结果。况且，3%的税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的各个行业，由此所带来的累积税负则不可小视。增值税的税率偏高的事实，使得在我国税收结构中，间接税的比重明显高于直接税的比重，导致直接税的调节功能受到抑制。因此，从长远来看，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是必然的趋势。

三、我国增值税改革的路径

（一）提高增值税立法的位阶

1.规范授权立法

虽然税收授权立法会带来一定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可以分阶段的话，那么经过权力机关授权的税收行政立法从广义上也是符合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的。因此，长远来看，现行税收行政立法最终都会上升为法律。但基于税收行政立法的各种立法优势，同时囿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而且在税收授权立法已经在世界各国都成为一种既成事实的国际大趋势下，①税收行政立法仍是我国税收制度安排主要依据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增值税立法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税收授权立法的桎梏。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规范授权立法的方式来提升增值税的立法位阶，使得增值税税收立法更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行授权立法进行规制。一方面立足于授权立法实体规则的重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必须遵循负责任和谨慎授权原则，不能在税收立法方面使行政机关替代立法机关，并使之成为税收立法结构之重心所在，税收立法授权必须从抽象授权转化为具体授权，采用“一事一授权的方式”，且必须坚持授权立法不可转授原则,即国务院不得将自己来自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再度转移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一方面构建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用概括授权，或者在接受授权的主体将税收立法权再次转授权的情况出现时，就应当启动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宣告这种授权立法行为无效以及所制定出来的法律文件不具备法律效率。然而，这种机制的设计会面临着监督主体缺失的问题。税收授权立法中授权主体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那么到底谁来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就成为一个难题。由此，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明确规定哪些事项可以授权立法，并予以固定。因此，可以通过修改《立法法》中关于授权立法过于原则的规定，重点规制概括授权和转授权的行为。

2.推动《增值税法》出台

作为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必定需要一部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来规范和调整，因此，促进《增值税法》的出台是必然的方向。应以《增值税暂行条例》为蓝本，总结多年来增值税运行中的经验，出台《增值税法》。这种路径既可以短时间内提升增值税的立法位阶，同时又对现有制度冲击不大。

（二）消除错误理念

不可否认，要消除人们对增值税初始功能认识的错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项工作的难度更大。但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来消除对增值税的错误理念，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1.增强对增值税中性特征的认识

从增值税诞生之日起，税收中性就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因此，以税收中性为目标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增值税改革的大趋势。我国也应当迎合这种趋势，逐步弱化或者减少增值税的宏观调控功能，以避免增值税背离其初始功能。这就要求治国者转变观念，将增值税仅是作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简单手段，而尽可能少地运用其去调节经济活动，减少对经济的扭曲作用。

2.增强对增值税的间接税特征的认识

增值税基于其间接税的特征，使得其不如直接税那般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其带来的税痛感远没有直接税那么强烈。但增值税的税负却远比我国现行的直接税重得多。为此，需要不断加强宣传，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增值税的实质是对国内最终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征收的一种税，增值税的税负会随着商品和劳务的流转层层向下传递，并最终为消费者所买单，因此，理论上并不存在所谓企业增值税“税负”问题，也不存在增值税“税负”上升直接减少利润的逻辑关系。

3.增强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深层次意义的认识

营业税改增值税作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必定会减少重复征税的问题，降低某些行业的税负。但我们不能以税负的增减作为评判营业税改增值税成功与否的标准。而是要将营业税改增值税放入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如果放在宏观经济运行视角下，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完善我国现行流转税的基础性举措、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关系到此轮宏观调控的成败；而如果将营业税改增值税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则营业税改增值税则具有催生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方税系的重构、催生直接税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将倒逼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构、倒逼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启动之深层意义。

（三）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针对增值税征税范围窄的缺陷，我们应当抓住当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制改革契机，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一方面，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承的渐进式改革的初衷相吻合，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延续；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因此，增值税扩围可以选择分两个阶段的改革方案：首先，将与工商业关系密切的一些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如可先将与销售货物联系较为紧密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物流业、仓储业、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这些行业兼具物质生产和劳务提供性质，大部分企业符合增值税纳税人条件，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些行业都是购进劳务，产生的增值理应缴纳增值税。这些行业实行增值税后可以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各行业的密切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开展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实践中，就先将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纳入到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中。其次，等时机成熟时，再将邮政通讯业、娱乐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及其他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完全废除营业税法律制度，实现各行业税负公平的基本格局。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税的扩围，必定会带来对流转税其他税种的影响，最为明显地就是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会挤压营业税存在的空间，并逐步将营业税排除出现有税制体系。这种结果，正是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所欲追求的效果。因为从营业税调节社会财富的功能看，其存在实属多余，有关营业税存在的必要性早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营业税取消后，所有的劳务和商品都征收增值税不但有利于统一征管，保证税收征管的效率，而且可以减少重复征税，减低商品和劳务的税负水平，有利于税收公平。在两种税变一种税以后，税负会相应减轻，且税收负担更为均衡。从国务院决定的在上海等地开展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中，不难发现治国者对营业税的态度以及对增值税扩围的认同。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3）

Abstract:Carriesonthesettlementtakethepropertydevelopmentprojectastheunitthelandincrementdutyreformtobeabletobringthelandmarkettheevolution,canmakeupLocalauthority''''slandincome,canchangetherealestatetoacertainextentthebusinessmodel,actuallycannotincreasetheordinaryhousingthemarketsupplyandthepromotionordinaryhome-buyer''''sbenefit.

keyword:Landincrement;Incrementduty;Land;Reform

前言

为了节约土地资源、降低房地产开发利润、抑制投资、稳定房价，1820年德国最早开征了土地增值税。之后，又有英、日等国相继开征，然而，它的成长发展历程并不向财产税与所得税那样一帆风顺，中间跌宕起伏，至今效果难以发挥。

1987年，我国对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试点，改过去的指令性计划拨无偿使用为有偿出让、转让制度，这对强化城市土地管理、促进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效益，保证城市有规划地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之后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土地供给计划性不强，成片批租的量过大、价格低；各地盲目设立开发区圈地，大量耕地被占用，开发利用率低；房地产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行为不规范，炒风过盛直接影响了其作用效果。

我国自建国以来,对城市土地长期实行无偿的指令性划拔和无期限使用的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不断扩大，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房地产开发的进程，原有的无偿使用国家土地的制度逐步向有偿使用的方向转化。

为了增强对房地产开发、交易行为的宏观调控，抑制土地炒买炒卖，保障国家的土地权益，规范国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国务院于1993年12月13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于1995年1月27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开征土地增值税，这是我国开征的第一个对土地增值额或土地收益额征收的税种，深圳市原本是最早实施对土地增值额征税的城市，后来为了鼓励、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对这一税种长期采取了政策性减免的做法。深圳市出于抑制过高房价，特别是高档住宅上涨存在着暴利的可能和缓解普通商品房的市场需求很大，但是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于2005年11月1日起恢复征收土地增值税，目的是通过对高利润的项目增加税率，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发展商多开发普通住房。但恢复征收一年以来，收效甚微。北京地税局继二手房开征土地增值税后，从今年1月1日起，对新房中的普通住宅征收1％的土地增值税。此前，普通住宅列在免征土地增值税的范围内。

今年1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从今年2月1日起，将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具体而言，土地增值税将以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同时，该《通知》也从具体的操作角度，提出了相对清晰的清算条件。这意味着自后搁置了13年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增值税从“预征”缴纳现状正式进入清算状态。此利空消息一，股市大受刺激，17日房地产板块大幅下挫，并带动大盘跳水。理论分析家的分析再一次刺激了普通老百姓紧绷的神经，于是大家欢呼越雀、奔走相告，大有救命稻草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光明即将来临之势。

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土地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人们对土地的需求量随着地租的升高而递减，事实上，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这一规律在沉疴日久的房地产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而城市房地产赖以存在的土地也会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水涨船高的的势头。众所周知，对房价可能会有拉动作用土地增值税以土地增值为税基，土地的增值往往在漫长的持有过程中发生，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对象一般是土地使用者、持有者或经营者。在征收过程中，各国和地区均发现投机者会运用各种手段分散和转移土地增值。我国的土地增值税并不对土地保有过程征税，而是对土地开发阶段的增值征税，也就是说对利润直接征税，这一过程基本是2~3年。而从理论上讲，正常房价涨幅下，土地增值可能微乎其微。而房价的涨跌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与住宅开发成本没有必然联系。在目前总体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任何税收都会存在负税人，土地增值税清算对房价可能会有拉动作用，但也不能避免房地产商一定不转嫁给消费者。目前土地增值税的一级税率为30%，如果开发商的利润大幅度减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也会受到较大影响，投资少供给就少，可能会进一步抬高房价。恰恰是由于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包括了土地价格与开发、配套设施等成本，反而给开发商提供了抬高成本的足够动力。北京中原地产副总经理颜光茂以北京为例预测，由于目前北京地价水平已处于高位，而地价推高房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如果更严格地征收土地增值税，高达30%的税负必将向消费链条的末端消费者身上转嫁，推高房价不可避免。

宏观角度来看，土地增值税作为地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有力补偿。征收土地增值税对于建立公共财政有利，以税收方式获得的财政收入将纳入预算内，而不会像以往一样土地收入在预算外或者制度外流转，导致中央政府完全无法掌控。此举也可能使房产商的囤地之风有所收敛，甚至有学者认为会终结囤地暴利，但我们不能避免地方政府在征税时继续通过或明或暗的优惠政策对有关系的房地产商网开一面，导致征收成本将上升。

乐观的观点认为：新《通知》要求土地增值税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在这种规则下，开发商的税收筹划将无用武之地。而此前国内各地区对于土地增值税部分基本上要求房地产企业按照预(销)售商品房收入1%-2%的比例进行预征，部分地区尚未开始预征，这与通知所强调的30%-60%的累进税率，不可同日而语。在土地大幅度升值、利润高企的情况下，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无疑会给大量开发商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房地产商的成本将急剧上升，越是以低价获取大量土地的房地产商其囤积与开发成本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也不敢贸然提高房屋售价，因为提价势必造成增值额的上升，它到一定程度会触发更高一级税率的适用。

所以，土地增值税清算开幕并不会出现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鱼和熊掌兼得的局面，按照以往的房地产行业逻辑，由于土地增值税抬高了开发商的经营成本，因此他们会选择多报抵减成本项目减少征税额、扩大奢侈住房建筑比例获取超额利润回报等方式抵消新政策的不利影响。只要有需求，房地产商就没必要改变目前的赢利模式。土地增值税能带来土地市场的嬗变，能弥补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房地产的经营模式，却不能增加普通住房的市场供应量与提升普通购房者的利益。《通知》中规定“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办公楼、商铺的出售率一直不如住宅，原因就在于商业地产往往采用出租或自营的方式。把物业转化为自有经营资产，已经成为开发商的一种选择，并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土地增值税清算，可能加剧这种趋势。土地增值税清算，可能促使更多的开发商采用酒店公寓、青年公寓、白领公寓等经营模式来避税，传统住宅项目投资的比例可能会有所减少。

事实上，要让住房满足普通购房者的需求，政府需要的是给中低价位商品房的开发商经济补贴，对交易减税，是少征甚至停征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增值税，是鼓励民间个人集资建房的努力，是严格甄别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只有如此，才能培育普通住宅市场，盘活存量的房地产资源扩大供应量，使房地产商乐于建造普通商品房，并鼓励房地产领域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冲击商人对超额利润的攫取，而所有这些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让利于民、放松对具体市场行为的管制。做到这些政府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比如颁布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才能保证政府的相关调控措施如土地增值税清算主要由房地产开发商拿出利润来支出，而不会转移到房价中，转嫁给房屋购买者。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来势汹汹的土地增值税这支杀手锏，因其直接影响资金链条，有可能促使房地产企业重组与洗牌，也有可能因税负转嫁而影响交易量，但对于价格，短期内却很难说有实质性触动。对即将走下神坛的土地增值税，我们的确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4）

(一)增值税转型后降低了电力行业增值税及附加税税负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允许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将Ca设为可抵扣固定资产的含税成本，那么，所抵扣的进项税额则是17％/(1+17％)×Ca，即得15.54％Ca，应缴纳的增值税降低，相应地，教育附加费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也降低，降低的幅度是15.54％Ca×(7％+3％)，即1.554％Ca。增值税、城建税以及教育附加费减少大约17.09％Ca。通过分析四年的年电力行业的实际收入、实际增值额以及设备器具购置额等，对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的电力企业的增值税税负降低值进行计算，并且进行前后比较，不难得出：这四年里，在增值税转型之后，每年的增值税税负都在减少，减少值最少为5.27％，最多时达到6.78％。

(二)增值税改革后电力行业所得税税负有所增加如果不将货币的时间价值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固定资产部分已进行抵扣的进项税额不能够计入折旧，那么，每期能够计入到生产成本中的折旧总和也就相应地减少了15.54％Ca，而且还要算上减少的增值税附加税额1.554％Ca，确保销售额以及其他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电力企业的利润会提高17.09％Ca，应当缴纳的所得税也随之提高，增加额为17.09％Ca×25％，即得4.27％Ca。但如果将货币的时间价值考虑到其中，那么，提取折旧的减少值之和就是每一期的折旧减小值的总的现值和。假设折旧的年数是n，折现率是r，考虑到我国目前使用的都是平均年限法来进行折旧提取，因此，得到第1年所减少的折旧的现值D是15.54％Ca/n，第2年算得减少的折旧的现值D是15.54％Ca/[n(1+r)]，同样地，第n年减少的折旧的现值D是15.54％/[n(1+r]，因此，从第一年到第n年所有的减少的折旧现值总和是15.54％Ca×r×(1+r)/{n[(1+r)n-1]}。还有部分降低的增值税的附加税为1.554％Ca，保证销售额以及其他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电力企业的利润出现增加的现象，那么需要缴纳的相关所得税税负也会随之增加。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电力企业的应纳税额相应减少，而且，购置的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比例越大，也就是说固定资产的含税成本越高，那么实施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就越明显。电力行业是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国家的政策相当重要，是否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对于电力行业各项税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由于水电和火电所占的固定资产的比重是不相同的，因此，增值税类型对于水电、火电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增值税改革前，水电的增值税税负要明显高于火电的增值税税负；但实施增值税改革后，火电和水电的增值税税负之间的差距将会适当的减小。

(三)消费型增值税降低了电力行业增值税和所得税总税负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相比于改革前的生产型增值税制而言，消费型增值税制下的各个企业的增值税以及所得税总税负，一定程度上都有所降低，但不同行业具体情况也不同，这主要决定于各企业可抵扣固定资产的含税成本Ca、销售收入R、折现率r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n。2009年，我国新实施的消费型增值税制也有局限性，它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金的抵扣也只限于其中的设备和器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改革后的增值税的范围以及方式来对电力企业的总税负进行测算，那么，电力企业的总税负会大幅下降，将降低不止一个百分点详细情况如下表，表2，最高的达到1.70%。设备器具的投入所占据销售收入总额的比重越小，那么，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的减税效应也会逐渐减小。

二、实施营改增的意义

以某市为例，“营改增”试点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打通产业链条，为企业的拓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后，从制度方面来看，明显解决了现代服务业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从而也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税制环境。

(二)加强分工协作，优化投资导向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之后，一些企业购买应税服务的成本部分降低，增强了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导向，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向现代服务业靠拢，着重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能级，不断对金融为核心、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

(三)加速服务出口，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营业税改革增值税以后，对于研发设计服务以及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实行退税政策，而对于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鉴证咨询以及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贸易出口则实行免税政策，不仅有效加强了试点企业的服务贸易出口的意愿，同时也提升了服务贸易出口的竞争力，充分地调动了大部分试点企业的积极性。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5）

其一，营业税征税时不能对进项进行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即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并不对经济主体施加“区别对待”，客观上有利于引导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做大做强。但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效应，前提之一就是税基尽可能宽广，最好包含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而现行税制中，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导致其中性效应大打折扣。

其二，将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三，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中的一些困境。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的行为越来越多，要准确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例也越来越难。

在新形势下，逐步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符合国际惯例，是必然选择。

二、问题及分析

在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中，营业税是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营业税更是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进行营业税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第一，营业税税率较低，目前我国营业税的实际税率为3%到5%，远远低于增值税17%的标准税率，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新增值税的税率怎么设置是个问题；第二，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属于中央营业税的只有铁路运输、各银行总行等少数企业集中缴纳的部分，除此以外的其他部分全部属于地方所有，而目前的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享增值税，如果将地方的营业税改成与中央共享的增值税，势必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冲击。第三，各个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不同，有些省区工业发达，增值税占比较大，有些省区服务业相对发达，营业税税基大，营业税改证增值税后，如果在中央和地方在税收分成比例上全国一致，势必造成各地财政税收收入改革前后的落差不相同，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

目前学术界关于营业税改革的讨论主要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分两步走，即先仅对当前营业税税目中与增值税产品联系较紧密、对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度比较大，并且链条比较长的行业优先纳入增值税范围，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等行业进行营业税改革，然后再对其他行业进行改革；另一种是对所有征收营业税的行业进行一次性改革（刘海庆，米月皎，2011；白彦峰，胡涵，2012）。这些文献对营业税改革之后的新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成比例进行了探讨，都是基于总体视角对新增值税比例分成进行调整，目的是在总体上不改变目前中央和地方税收份额。根据这一思路，已有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最终应该是60：40的的增值税分成比例。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这种比例分成思路没有考虑到增值税改革后各地区之间税收收入的增减问题。本文根据60：40的新增值税分成比例来考察营业税改革对四川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四川省税收收入中，营业税税额比增值税税额大很多，基本上是增值税税额的2-3倍，如果进行营业税改革，采取目前营业税的低税率，则四川省的税收收入相比改革之前的缺口很大，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但是，这一分析没有考虑营业税改革之后的税率调整问题。

营业税改革之后的增值税税率如何调整？是按照目前17%的增值税标准税率还是另行设定？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定论，有的学者主张按行业设置不同的税率（龚辉文，2010），有的学者主张各行业按照统一税率进行征收（蔡昌，2011）。本文也认为，营业税改革也宜采用统一税率征收，设置统一的标准税率，避免对行业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产生政策性影响，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到税率调整的影响，数据整理如下表：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的增值税税率设定为17%，则相比改革之前，四川省税收收入有少量的增加，如果税率低于15%，则出现税收收入下降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现有营业税额调整为增值税的处理，并没有考虑进项额的扣除，因为目前的营业税没有考虑进项扣除，所以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本文的分析，因为如果考虑进项的扣除，则新的增值税税基会减少，则新的增值税税额也会相应减少，结果只能说明按统一标准税率计算的新增值税比起现有的税收收入更少，可能的情况是，17%的税率情况下，四川省税收收入在新的增值税下相比目前税制要少，可能设置大于17%的税率才能保持目前的税收额。

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中央和地方在60：40的新的增值税分享比例的假设下来进行的，那么如果考虑在分享比例上的调整，情况又如何呢？

前的税收收入水平。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针对四川省营业税额明显大于增值税额的税收结构来看，四川省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对四川省GDP的贡献具有绝对的份额，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进行营业税改革，要么提高地方分成比例，要么提高增值税率，四川省才能保证在目前行业结构和税收结构情况的税收收入水平。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6）

1.1增值税税基估算的方法Howell(1995)以GDP为基础，根据国民核算账户、投入产出表和政府部门(税务)所提供的统计数据资料，提出了一个增值税税基的估计框架，他通过对贸易盈余、资本形成、免税、层叠效应、政府支出、最终私人消费、起征点、增值税所替代的税种的税收收入以及征管缺漏进行调整，得到增值税的税基。Pellechio和Hill(1996)进一步地根据引用数据来源的不同将估算增值税税基的方法划分为生产法和消费法这两种方法。在生产法下，GDP将被调整为以进口、出口、投资支出、免税商品、零税率商品及中间交易为基础的数值，基于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综合各学者前期所做的研究，本文将利用生产法为税基估算的基础，对照我国税法的具体规定对理论税基进行调整，使结果更加贴近真实税基。此外，由于工业企业中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收入所占比重很小，张明(2012)根据税务年鉴测算的结果是小规模纳税人在国内增值税收入中的比重约为6%，其对税负的影响微小，加之数据资料的局限性，本文在估算时未将小规模纳税人单独进行考虑并不会对测算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当期销售中不包含本期存货的价值，因此税基中将存货增加进行了扣除。此外，由于我国现行的消费型增值税规定，一般纳税人当期购进的与生产经营相关固定资产(有形动产)即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其进项税可以在当期一次性全额抵扣，因此税基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中只能保留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对这一部分的投资额，根据2013年云南省统计年鉴数据，2012年全省建筑工程投资5132.4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553.51亿元，则估算的非建筑工程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约为32.05%，因此，将此比例作为调整系数，乘以投入产出表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而得到机械设备投资的数额，税基进而可以调整为：增值税税基=本行业总产出-本行业中间投入+本行业进口本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32.05%-本行业存货增加(4)此外，对免税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因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无法实行抵扣，故应将其加入到税基中进行核算，调整之后的税基为：增值税税基=本行业总产出-本行业中间投入+本行业进口-本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32.05%-本行业存货增加+本行业对免税部门的购买(5)根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这里的免税产品和服务包括了对免税农业部门和征收营业税的服务业部门的购买，增值税税基的基本调整到此。

1.2云南省服务业行业税负测算的方法本文所用的税负测算是基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和基础准备进行的。(1)本文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划分，依据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规定，分别测算改革前后服务业的税负变化状况，其中投入产出表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划归服务业，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划归工业；(2)改革后代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全面完成，即服务业部门整体改为征收增值税的部门；(3)由于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均以生产者价格为基础编制，工业行业中的数据是含税值，因此，在进行测算之前，按照行业税率(除水的供应业采用13%低档税率外，其他工业行业均采用17%的税率计算)，笔者将投入产出表中工业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剔税的处理；(4)在改革前，符合规定的交通运输业进项税允许按照7%的扣除率进行抵扣，农业部门的免税农产品在取得相关采购凭证并且得到认证时可以按照13%的扣除率抵扣进项税，这两项规定本文将在以下的计算中进行充分考虑，以期测算的结果更加切合实际情况；(5)根据现已实施的改革试点方案和国际经验，营改增试点行业新增了6%和11%两档较低税率，而增值税为了保持其税收的中性，其税率档次不宜过多。本文在考虑现行税率及试点税率的基础上，对改革后的行业分别采用了6%、9%、11%、14%、17%五档税率进行测算，从不同税率档次得出的税负变化状况中分析税率水平将对服务业行业产生的影响。服务业税负的测算方法如下：在改革前服务业征收营业税，营业税本是对行业总产出全额计税，但为了与增值税统一比较的口径，本文将营业税税负率的计算基础也设定为对增加值的税负率，即：改革前服务业理论税负率=服务业行业营业税税率/行业增值率(6)其中：服务业增值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总产出(7)改革后的服务业整体由营业税转为征收增值税，其计税的规则与现行增值税一致，因此税负率测算公式为：改革后服务业理论税收=(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存货增加－服务业机械设备投资－服务业出口+服务业中间投入中对改革后免税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服务业“扩围”后适用税率+对水的生产供应业的购买×(税率－13%)–对农林牧渔业的购买×13%(8)其中，中间投入中对改革后免税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指的是对农林牧渔业部门的购买。改革后服务业理论税负率=改革后服务业理论税收/服务业增加值

2云南省服务业行业税负率测算结果分析

以2012年云南省42部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测算，改革前后云南省服务业行业的税负率如表1所示。在“扩围”改革之前，服务业各部门均是按照3%和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而从表1的测算结果中可以看到，在改革前各部门的税负率均超过了征收的税率，其中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建筑业的税负增加幅度较大，这也间接地印证了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然而我们看到，采用模拟税率对这些部门征收增值税的结果显示，税率为6%和9%时，税负率较征收营业税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税负率也低于征收的税率本身(各行业的差异幅度有所不同)。当测算税率增加至11%、14%、17%时，税负率有较为显著的上升，并且超过了征收税率本身，因此有加重行业税负负担的可能。表2由“营改增”改革前基于云南省42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的服务业营业税税负率，与模拟改革全面完成后的云南省服务业增值税税负率测算结果相减，得到改革后税负率相对于改革前的相对变化值。从表中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服务业改征增值税后，税率选择设定为6%和9%时，可以看出服务业各行业税负率均在下降(税负变化的绝对值低于0)，当税率选择设定为11%时，可以看出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建筑业之外，服务业其他各行业的税负率差额均大于0，即表明在这个税率水平下，改革使得相关服务业行业的税负率增加了。进而，当税率的选择进一步上升时，税率选择14%甚至17%时，税负率较之改革前有进一步的升高。目前实行的试点方案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税率11%、部分现代服务业6%、有形动产租赁17%，按照这个税率设置现代服务业部门的税负有大幅度降低，而适用11%和17%税率的行业税负则不降反增，这与潘文轩(2013)调查研究的结果一致。从税负率的构成来看，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试点税率较改革前增幅较大，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间投入较少导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不足，此外，由于“扩围”改革尚未全面完成，增值税的抵扣链条难以实现完整的链接等因素造成了税负率的上升。从云南省的状况来看，目前的试点方案带来的税负变化效果与测算结果基本相符，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与交通运输业税负率都在不同程度上升，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税负升高显著，实际征收中税务机关也采取了相应的减税和退税政策以维护相关行业企业的正常运营。然而，可以看到其他现代服务业经过测算，按照6%税率的试点方案征收增值税，税负率将大幅下降，较好地实现了减税的效果，这给云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促进效应。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7）

近些年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税收体制改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新形势下，现有的税收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改革力度，以完成与国际的接轨。然而，对于税收体制改革来说，当今的社会环境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改革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动力；另一方面，改革的要求却变得越来越高，无形中又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就现实情况下，税收改制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突出性问题，如重复征税、偷税漏税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妥善解决税收改制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我国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在部分地区或行业开展增值税改革试点，将营业税逐步改为增值税。在现实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收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强对这种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从基本概述与具体影响两个角度，对相关问题作了如下的分析与探讨。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的基本概述

在1994年，我国对税法进行了新调整，对劳务征收营业税，而对货物征收增值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调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完善了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定，也规范了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因此，在税制改革史上，这项调整被公认为是一次成功的调整，被成功地载入了改革史册。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变革，这种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例如，有的营业税纳税人在外采货物过程中会产生增值税，而有的增值税纳税人在外购劳务的过程中又会产生营业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纳税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的问题。在实际中，这种重复征税的问题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造成纳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此同时，这种现象还会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延缓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可见，及时划清营业税与增值税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这种现实，我国明显加快了税收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近三年内，这种步伐比以往跨越的更大、更坚实。例如，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1月16日联合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文件的形式对税收制定进行了新一轮的规范与调整。在以上文件当中，详细地规定了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而且，还明确提出要在上海首先进行试点。具体内容如下：在现有13%与17%两档增值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两档低税率，分别为6%与11%。其中，对部分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采用6%的税率；而对于交通运输业，则采用11%的税率。试点半年多来，总体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可行的。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收的影响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讲，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对企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性质上分，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有显性影响，也有隐性影响。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哪种性质的影响，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实现税收方面的完美过渡。总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架构与企业税负两个方面。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经营架构的影响

在2012年3月24日举办的“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明确指出，在企业经营架构的问题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起初的预定方案是将制造业与服务业都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但是这套预案最终并没有实现，服务业仍然归属于营业税的范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分税制的牵制有着直接的关联。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与发展，1994年税制改革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且凸显的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税制方案，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显而易见，它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税负，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近些年，我国服务业之所以未能成功转型，与营业税的限制有关。受此影响，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推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营业税改增值税是该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政策优势以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收到制造业税负与服务业税负同时降低的效果，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出现了“营业税过高而增值税过低”的怪圈。受此影响，有许多企业故意地将服务项目纳入到增值税范围。这种做法不仅扰乱了税收秩序，而且有悖于税收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企业原有的经营架构必然会受到影响，需要企业对经营架构做出新的调整。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在对上海部分现代服务业与交通运输业开展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当中，新增加了6%与11%两档低税率。这项政策调整，对某些行业具有特殊的支持作用，有利于减轻它们的整体税负。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具体行业，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实践观察。

据相关统计报告显示，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项有利于自身的改革。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电子商务是物流业的必备要求，而电子商务属于服务业的范畴，需要缴纳营业税。这样，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税收的税率与额度都会得到大幅度地降低。其次，营业额大而增值额小，是物流行业的一项显著特点。基于该项特点，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物流行业的纳税额会大幅度下降，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再次，通常情况下，物流行业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作支撑，无论是储存仓库，还是运行车辆，都需要付出一笔数额不菲的资金。而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有大部分成本会划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畴，所以降低税负也是该项改制的必然结果。

从企业运营模式的角度看，不同性质的企业，会有程度不等的税收负担。例如，对于外部采购较大的企业来说，它们的税负会相对较轻一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它们的税负则会相对较重一些，因为它们容易受到抵扣的限制和影响。再者，即使是同一性质的企业，如果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税负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建立初期，企业需要引进大量的器材与设备，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诸多可以抵扣的内容，这样它们的总体税负就会降低。相反，当企业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会相对减弱，而可抵扣的内容也会相对较少，这样它们的总体税负则会提高。

自从试点开始以后，上海股市发生了重大变动，东方航空、强生控股、大众交通等企业的股票行情要明显好于其它企业。由此可见，对于这些类型的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好处大于坏处。当然，有些专家学者也指出，这种市场反应可能是暂时的，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局面一直会持续下去。因为，这些企业的体量大而利润率低，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影响要取决于具体税率情况，所以不能片面地对其影响下定结论。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将上海交通运输业作为首个试点项目，会极大地减轻其航运业的税负。众所周知，上海是我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航运业一直都是这个金融中心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这个短板会成为上海发展的绊脚石。在航运业税收方面，我国与外国存在明显区别。在我国，航运业的税负较重，要缴纳印花税、车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诸多税种。而在国外，有些国家只对航运企业征收一定的吨位税与登记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航运企业选择在海外注册的原因所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吸引我国航运企业的“入籍”。

三、从短期试点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收的影响

在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以后，此次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是我国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就改革初衷而言，旨在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与税收体系。很显然，这次调整可以有效避免营业税与增值税重复征税问题的发生。因此，要想振兴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调整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丰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充分发挥税制改革的作用，通过营业税改增值税，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这也是本次试点工作的最大收获。

在试点税改方案当中，有两项调整比较明显：一是将货物运输服务与装卸搬运服务的3%的营业税调整为11%的增值税；二是将物流的配套服务5%的营业税调整为6%的增值税。很显然，调整后的税率明显提高了。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试点以后，上海大部分物流企业都认为自身的税负增加了。而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物流企业的实际增值税负担率由1.3%提高到4.2%，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而一些物流配套服务企业的税负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它们通常可以通过内部调控来消耗。而与此不同，货物运输服务企业与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的税负增加幅度更大，而且还无法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来处理。更有甚者，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路桥费、人力成本等不再计入运输企业成本的抵扣范围。而在运输企业成本当中，这部分成本的比重高达35%。受此影响，运输企业的税负出现了成倍增长的现象。总之，营业税改增值税将不利于大型运输企业的减负，而有利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减负。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8）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的基本概述

在1994年，我国对税法进行了新调整，对劳务征收营业税，而对货物征收增值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调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完善了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定，也规范了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因此，在税制改革史上，这项调整被公认为是一次成功的调整，被成功地载入了改革史册。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变革，这种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例如，有的营业税纳税人在外采货物过程中会产生增值税，而有的增值税纳税人在外购劳务的过程中又会产生营业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纳税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的问题。在实际中，这种重复征税的问题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造成纳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此同时，这种现象还会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延缓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可见，及时划清营业税与增值税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这种现实，我国明显加快了税收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近三年内，这种步伐比以往跨越的更大、更坚实。例如，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1月16日联合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文件的形式对税收制定进行了新一轮的规范与调整。在以上文件当中，详细地规定了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而且，还明确提出要在上海首先进行试点。具体内容如下：在现有13%与17%两档增值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两档低税率，分别为6%与11%。其中，对部分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采用6%的税率；而对于交通运输业，则采用11%的税率。试点半年多来，总体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可行的。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收的影响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讲，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对企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性质上分，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有显性影响，也有隐性影响。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哪种性质的影响，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实现税收方面的完美过渡。总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架构与企业税负两个方面。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经营架构的影响

在2012年3月24日举办的“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明确指出，在企业经营架构的问题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起初的预定方案是将制造业与服务业都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但是这套预案最终并没有实现，服务业仍然归属于营业税的范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分税制的牵制有着直接的关联。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与发展，1994年税制改革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且凸显的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税制方案，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显而易见，它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税负，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近些年，我国服务业之所以未能成功转型，与营业税的限制有关。受此影响，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推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营业税改增值税是该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政策优势以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价值。对于企业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收到制造业税负与服务业税负同时降低的效果，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出现了“营业税过高而增值税过低”的怪圈。受此影响，有许多企业故意地将服务项目纳入到增值税范围。这种做法不仅扰乱了税收秩序，而且有悖于税收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企业原有的经营架构必然会受到影响，需要企业对经营架构做出新的调整。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在对上海部分现代服务业与交通运输业开展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当中，新增加了6%与11%两档低税率。这项政策调整，对某些行业具有特殊的支持作用，有利于减轻它们的整体税负。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具体行业，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实践观察。

据相关统计报告显示，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项有利于自身的改革。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电子商务是物流业的必备要求，而电子商务属于服务业的范畴，需要缴纳营业税。这样，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税收的税率与额度都会得到大幅度地降低。其次，营业额大而增值额小，是物流行业的一项显著特点。基于该项特点，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物流行业的纳税额会大幅度下降，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再次，通常情况下，物流行业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作支撑，无论是储存仓库，还是运行车辆，都需要付出一笔数额不菲的资金。而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有大部分成本会划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畴，所以降低税负也是该项改制的必然结果。

从企业运营模式的角度看，不同性质的企业，会有程度不等的税收负担。例如，对于外部采购较大的企业来说，它们的税负会相对较轻一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它们的税负则会相对较重一些，因为它们容易受到抵扣的限制和影响。再者，即使是同一性质的企业，如果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税负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建立初期，企业需要引进大量的器材与设备，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诸多可以抵扣的内容，这样它们的总体税负就会降低。相反，当企业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会相对减弱，而可抵扣的内容也会相对较少，这样它们的总体税负则会提高。

自从试点开始以后，上海股市发生了重大变动，东方航空、强生控股、大众交通等企业的股票行情要明显好于其它企业。由此可见，对于这些类型的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好处大于坏处。当然，有些专家学者也指出，这种市场反应可能是暂时的，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局面一直会持续下去。因为，这些企业的体量大而利润率低，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影响要取决于具体税率情况，所以不能片面地对其影响下定结论。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将上海交通运输业作为首个试点项目，会极大地减轻其航运业的税负。众所周知，上海是我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航运业一直都是这个金融中心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这个短板会成为上海发展的绊脚石。在航运业税收方面，我国与外国存在明显区别。在我国，航运业的税负较重，要缴纳印花税、车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诸多税种。而在国外，有些国家只对航运企业征收一定的吨位税与登记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航运企业选择在海外注册的原因所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吸引我国航运企业的“入籍”。

三、从短期试点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收的影响

在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以后，此次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是我国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就改革初衷而言，旨在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与税收体系。很显然，这次调整可以有效避免营业税与增值税重复征税问题的发生。因此，要想振兴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调整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丰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充分发挥税制改革的作用，通过营业税改增值税，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这也是本次试点工作的最大收获。

在试点税改方案当中，有两项调整比较明显：一是将货物运输服务与装卸搬运服务的3%的营业税调整为11%的增值税；二是将物流的配套服务5%的营业税调整为6%的增值税。很显然，调整后的税率明显提高了。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试点以后，上海大部分物流企业都认为自身的税负增加了。而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物流企业的实际增值税负担率由1.3%提高到4.2%，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而一些物流配套服务企业的税负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它们通常可以通过内部调控来消耗。而与此不同，货物运输服务企业与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的税负增加幅度更大，而且还无法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来处理。更有甚者，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路桥费、人力成本等不再计入运输企业成本的抵扣范围。而在运输企业成本当中，这部分成本的比重高达35%。受此影响，运输企业的税负出现了成倍增长的现象。总之，营业税改增值税将不利于大型运输企业的减负，而有利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减负。

从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看，它们很难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一点从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中就有所体现。尽管原有的税收政策带有明显的优惠性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不足以解决它们的资金问题。在本次试点当中，提出对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下的企业征收3%的增值税。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对微型企业来说，这项新政策具有很强的动力。然而，在实际中，这些企业的一些行为，如自开发票等，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税制改革的效果。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10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1-0030-04

1引言

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其主要是依据商品或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发生的增值额为计税基础而征收。增值税不局限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某一特定环节和阶段上征收，可覆盖所有流通环节，可以进入服务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服务业领域，使增值税具有征收上的广泛性。这样，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合理化，不影响整个流通环节的税负变化，只影响整体税负在各流转环节间的纵向分配结构。因此，我国于1979年试行增值税制度，1984年正式引进增值税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5个阶段的改革历程（见表1）。

表1增值税改革进程一览表

改革历程[]年份[]改革区域[]征税范围[]改革目的

第一次[]1979[]上海、柳州[]机器机械业[]引进、试行增值税

第二次[]1984[]全国[]汽车、钢材等12个税目[]正式启动增值税

第三次[]1994[]全国[]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建立增值税税收制度

第四次[]2009[]全国[]将机器设备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增值税转型

第五次[]2012[]上海、北京等[]将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第五次增值税改革政策公布以来，很多学者对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赵富明、上官鸣（2012）从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经济内涵及属性出发，讨论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实质，具体分析了改征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吴丹彤，李学东，丁建伟（2012）分析目前征收营业税与增值税的优劣，进而论述这次增值税改革会对企业税负、企业定价、会计处理、所得税及利润产生的影响。

从学者研究结果来看，企业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增值税改革后是否减轻物流企业的税收负担，这项政策给物流企业是否带来优惠，带来了多少实惠。而本人认为：税收政策的调整，在影响企业税负的同时，更应探讨此政策是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是否对企业的赢利及成长性正相关。

2研究设计

2.1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2.1.1研究期间及数据来源

第五次增值税改革试点始于 2012 年，而且从宏观数据表明2009年经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整个经济环境处于上升阶段，因此，本文选择增值税改革前后2009―2012年为研究期间，所有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东方财富网（http：//wwweastmoneycom）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http：//wwwressetcn）。

2.1.2样本选择

目前，在我国沪深两市发行 A 股的上市物流公司有 76家，为了比较改革前后企业财务绩效指标的变化，剔除在2012年末实施增值税改革的省份及企业，又剔除了2009―2012年末从事物流服务的公司；最后，把剩下的30家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并将其按照是否参加改革试点分为作用组和对照组，其中，作用组12个公司，称为试点企业，对照组包含18个公司，称为非试点企业，样本公司代码如表2所示。

2.2研究假设

因增值税项目不列入利润表的成本费用，从表面上遮掩了税金费用支出的本质，而且也不在主营业务税金中反映。因此，在总价款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增值税后会降低计入会计报表的收入数额，降低收入的业绩感，营业成本与营业税金及附加都有所降低，但是收入的减少幅度没有成本及税金的减少幅度大，企业的利润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增值税改革能够改善上市物流企业财务绩效。

在增值税计税背景下，从销售环节来看，营业收入为不含税收入，营业成本为不含税成本，从购进环节来看，采购成本为不含税成本。因此，与营业税的计税方法相比较而言，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在利润表均会减少，而增值税不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将也调减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企业的利润将有所增加。而且，从企业资产情况来看，资产的入账价值是不含税的资产原值，与增值税改革改革之前相比，资产价值有所减少，从企业负债情况来看，应纳增值税是进项抵扣制，与增值税改革改革前的应纳税额相比较来看，改革后的应纳税额有小幅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高于资产变化的幅度。因此，可以假设：

假设 2：增值税改革对上市物流企业的赢利能力影响比较显著。

企业在赢利能力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企业的营业利润也随着增加，企业的发展能力增加，但企业对资产的运作能力并没有变化，因此，即企业在赢利能力改善的情况下，而企业的运营能力，如，固定资产周转、流动资产周转等并没有提高运作效率；因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增值税改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有滞后效应。

2.3估计方法

对企业而言，影响财务绩效变化的因素众多，能影响财务绩效涉及多重指标、多重因素的讨论，因此，增值税改革是否能影响或改善样本公司绩效水平，本部分主要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样本公司绩效变化的原因，找出影响上市物流公司财务绩效的因素；明确增值税改革对财务绩效是否有影响及影响是否显著；与非增值税改革物流样本企业相比，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

2.4变量选取

2.4.1因变量的选取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估计增值税改革对物流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选择每股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因变量。

2.42自变量的选取

参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对企业财务绩效评价标准，本文选取净利润（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亿元）、应交增值税、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净利率、流动比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次）、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十个财务绩效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物流企业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分析企业财务绩效的变化。

2.43控制变量的选取

在增量抵扣的政策下，上市物流企业主营物流业务的规模，以及在物流业务中可以抵扣进项税的多少是由企业资产投资额度来决定的，而企业的投资力度和企业通过对外融资来获得的资产都与上市公司的物流企业规模和债务水平息息相关，因此将上市物流企业总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用总资产对数（年末资产总额）来表示企业规模。

2.5模型建立

以ε为扰动项，表示其他没有纳入控制的影响因素，那我们可以建立以下的这变量列表和说明，如表3所示。

3.2试点企业的绩效影响分析

利用增值税改革改革的试点企业的样本公司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试点企业线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非试点企业数据相比，没有满足剔除条件的变量，公司绩效每股收益受流动比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资产净利率，再次是应交增值税，因流转税的增值税由营业税金及附加转到应交税金核算，而应交税金是企业流动负债的一部分，因此，流动比率的变动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显著。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线性回归的方法，得出结论如下：

（1）增值税政策，对企业的流动比率影响和相关程度比较高。对企业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影响比较显著，在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税收政策的调整，将会增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也从侧面说明了，企业需要调整目前的资本结构，使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2）企业因税收政策的变化，增值税政策对资产净利率的影响和相关程度比较高。说明增值税改革后会影响企业的资产总额及净利润，影响企业总资产的使用效果与使用效率。这就要求企业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调整企业的经营结构，从而使企业在税收新政策下获得最大收益。

（3）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物流企业的营运能力，会受到增值税改革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受到滞后效应的影响，因此，需要继续关注。

从微观上而言，增值税的改革能提高物流上市公司和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并且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赢利能力，因此，物流企业需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合理调整服务及产品结构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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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丽萍关于增值税的扩围改革[J]税务研究，2010（1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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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旭辉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增值税改革论文篇（10）

    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允许所有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进项税额。目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酝酿之中,上海改革试点方案已于11月17日落地。方案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并且规定在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在此之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这一决定终于使增值税改革在政策实践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分税制改革中之所以形成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的制度,原因在于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今天,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又将如何进行呢?虽然本次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将增值税推行至全行业,任然面临着很多难题。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造成的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又是地方政府收入,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基于现实,中央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暂时搁置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争议,而优先考虑了增值税制度变革目标,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当试点推向全国,或是要进行增值税立法时,这一分享比例就不得不尘埃落定了,这是增值税扩围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虽然从理论上,房产税能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角色,但我国房产税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呼声很高的资源税也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地方税种的龙头。或者按照现行试点的方案,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么理论上也存在地方财力小幅缺口弥补问题,是开征新的地方税源,还是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要差别规范的各类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