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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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2）

摘 要：《白毛女》经典地位确立和传播的过程所裹挟着的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使得长期以来对其的学术批评不仅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方面，而且在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等层面都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和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因此，从《白毛女》“经典”地位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及其借助电影、政治外交等媒介和手段加以巩固和扩散的历史逻辑出发，反思“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对认识不断“集体”修改着的“红色经典”及其文艺传统，有着重要的文艺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白毛女》；“经典”；“新的人民的文艺”；“集体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32-03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工程教育背景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与研究”（2013JYXM239）

2014年，随着林白和王昆等“第一代白毛女”扮演者的相继去世和芭蕾舞剧《白毛女》“5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围绕《白毛女》经典建构和文化扩撒的回顾和反思再掀波澜。作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的“典范”，《白毛女》从1945年前后的诞生，历经“17年”文化外交，再到当前“经典式微”时代的红色文化符号，似乎从未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因此，从考订《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修改和流变出发，反思“集体创作”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不仅能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而且为认识当前文学文化领域的“反经典”潮流提供思路。

一、“成熟”与“完善”：“经典”的建构和确立

1945年前后，新歌剧《白毛女》问世于延安。据贺敬之回忆，作品诞生后，从1946年在张家口正式出版到1949年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及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之前，先后经历了多次重要修改。这其中，确立了后来不断改编基本方向的是1947年7月在哈尔滨的这次修改，它以“集体创作的形式”，形成了之后诸多《白毛女》文学版本的依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次修改“汇集了多方面意见”，经历了“集体创作组”的“讨论”，“最后决定全剧改为五幕”[1]。

根据执笔者丁毅回忆，1947年7月的这次修改，是因为新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虽在多个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之前的六幕剧文学剧本“还不成熟”，有必要“再努力使它走向完善”[2]。鉴于对六幕剧剧本的这些不满，综合了“多方面的具体意见”，20世纪后半期以来《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世纪之旅在整体性压缩、调整及“再创作”活动中开启了。

不过，这次修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白毛女》文学剧本趋向“成熟”与“完善”，其中剧目结构上的删减与修改及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的重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修改者们特殊的艺术用心。就剧目结构的调整而言，修改者们“经过讨论”，决定“去掉”六幕剧剧本“原先的第四幕”，原因是“同志们都感到沉闷”、“显得累赘”和“没有生活的根据”，且“原先的第四幕”“减低了剧本主题发展的速度”；修改者们同时认定“原先第五幕”的剧情“距主题意义也较远”，因此决定予以“修改”。通过修改前后的文本比较不难发现，这次修改中被删去的“原先的第四幕”刻画了“喜儿”和“喜儿之子”在山洞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情景。这一幕之所以被删去，是因为它被认定为“没有生活的根据”。人物身份和人物关系的重塑是这次修改的另一“成功”。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杨白劳喜儿之父，佃户”被改为“地主黄世仁家之佃农”；二是突出白毛女为“杨白劳之女”的血缘关系与女性身份；三是将含混的“赵老汉”角色修改为“赵大叔——杨白劳之老友”；同时李栓、大锁等配角形象的叙事功能也得以有效调动[3]1-2。从“集体创作组”期待实现的“新—旧”社会叙事与“人—鬼”革命主题的“完善”看，这次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重建重构清晰地定位了正反面人物的政治属性及阶级关系，也突出了人物历史命运的文化关联与社会认同，从而增强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效果。

这次修改不仅确立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叙事主题，而且也确立了后来《白毛女》的各种艺术改编活动及其经典化进程的艺术规范和方向。其后，以五幕剧为基础的电影（1949）、川剧（1958）、京剧（1960）、芭蕾舞剧（1964）相继诞生，并被翻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非洲语在50、60年代的苏联、东欧、朝鲜、古巴及“非洲小兄弟”国家演出，被当时的官方媒体誉为“解放了的创作力”（席明真，195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具有“革命热情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胡沙，1962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1970年01月02日，《人民日报》）。同时各种版本的《白毛女》作品也成为50、60年代的中国政府接待各国客人的必演节目。以“白毛女”为

关键词 的“知网”搜索，整个“17年”里，仅《人民日报》刊载的相关政治活动的报道就50多篇。这种以政治力量推动并不断完善、强化和传播艺术经典，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历程与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针对《白毛女》1945年前后诞生以来的70年文化实践，王荣教授感慨于《白毛女》作为主旋律文艺’或‘红色经典’对当下的文艺生产的深刻影响，指出，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史上，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如《白毛女》一样，从问世之日起便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磨合与洗礼[4]。

二、“相宜”与“明确”：“经典”的巩固和扩散

出于对电影艺术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视，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的目标[5]。同年9月，由作家杨润身、导演水华和王滨等联合组成的《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与拍摄工作组迅即投入工作。

这次电影版改编的突出特点是实现了对歌剧版的借鉴和超越。据当时的改编者的事后回忆，改编是在“党的领导下”“搜集了广大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目标明确，即“去掉歌剧中经群众鉴定后留下的几点黑斑的问题”。当时所谓的“黑斑”主要有三:一是歌剧中“‘小白毛’的问题”。改编者“经过讨论之后，觉得孩子留着实在不相宜”，“这一情节并非主题核心”，于是与“‘小白毛’有关的情节和场景被删除了。二是“大春和喜儿的关系问题”。为了突出黄世仁霸占人妻的恶霸行为，电影文学剧本明确了两人“不只是爱情关系，而且是法定的夫妻关系”，以消除新歌剧中“不够鲜明”人物关系留下的“黑斑“。三是删去了被认为“不健康的情节”。如为杨白劳送葬的民俗情节，认为它“表现出一种灰色的阴暗的思想感情”，后来“经领导指出，删去了”[6]。此外，还从民间习俗和传统审美方面把杨白劳的“躲账”修改成“还账”，让喜儿与大春最后“终成眷属”[3]204，以更加“相宜”而“明确”地表现最初期望实现的叙事主题和审美观念，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于是，围绕这个叙事主题，电影《白毛女》借助电影蒙太奇对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进行了重组。首先是叙事场景的“亮化”。电影把新歌剧开场戏“大雪纷飞的年三十晚上”被置换为“晴空，炎午，一群羊在吃草”,“一棵大树下，老赵抱着放羊鞭子，在歌唱”，“歌声里，引出一片米粮川”等一个个长镜头特写，用以隐喻阶级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乡村的生存对立，从而避免了“灰色的阴暗的”画面运动对故事情节及正面人物塑造可能带来的损伤。其次是人物形象的生活化重构。无论从故事原型、斗争经过，还是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五幕剧中的“喜儿”都多少被涂上了“传奇”色彩。为了突出喜儿作为“工农兵电影”人物形象的“正面性”和“少女情怀”，塑造其“三里五乡最出色的闺女”及“结实、年轻、能干、美丽”形象特征，电影版的改编者通过如“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到头”以及“擦汗，把辫子往后一甩，把手巾缠在胳膊上”等语言动作的设计和避开老人为大春缝衣服等电影镜头的运用，不仅创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少女形象，而且强化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等政治主题，“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今天的新社会”[7]。再次是身份政治与象征叙事的运用上。电影文学剧本延续了五幕剧中赵老汉等人中共“启蒙者”“引路人”的身份定位，同时通过“大春参军”特写镜头的运用，使大春成为代表着人民大众“自觉”的力量与“希望”的化身。这样，个人的感情与阶级的解放、青春男女的磨难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等叙事内容通过身份政治的建构和象征叙事手法的运用较为完整地整合进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也将“被压迫者们”的身心解放的必然性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永远、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当时中国社会及文化语境上看，无论是六幕剧到五幕剧的删改，还是新歌剧到工农兵电影的改编和拍摄演出，《白毛女》从一开始就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建构和文化策略联系在了一起。而电影则以其高度组织化的传播和接受特点，不仅在社会文化功能上重构了它与其他艺术的秩序，同时也因其群众性、可复制性和接受效果的震撼性等特征，使得电影艺术有了组织和重构大众的政治文化的功能。政治认同以及全面服务于“工农兵文艺”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导性文化权力。50、60年代，电影《白毛女》在亚非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放映，获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1）和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6），被誉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永卫东，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时期以来，《白毛女》进入教材和中学课堂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部《白毛女》剧本改编、传播的历史，既是“经典”建构与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历史。

三、“新的人民的文艺”与“集体创作”：“经典”的驱动和反思

纵观中外艺术和政治文化传播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被反复修改、不断改编是一种屡见不鲜的艺术现象。然而，在今天“经典重构”的文艺浪潮中，审慎地反思延安文艺及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不难发现，“《白毛女》现象”的形成、流播乃至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传统，其背后的主导性驱动，与其说源于艺术自身、创作观念或审美趣味的变化，毋宁说来自现实政治的“想象共同体”诉求及其权力话语的道德规约。

对《白毛女》这部被誉为延安文艺运动“实绩”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年参与《白毛女》剧本修改和改编的张庚曾断言：“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不可能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只能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催生了《白毛女》的诞生，那么它所指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及其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经典”地位的确立便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渐次开启了一种由党的领导者、广大群众、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所谓“三结合”集体创作模式，其中1945年4月新歌剧《白毛女》首次演出后，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8]无疑是这一模式的滥觞，其显著特点是领导策划、命意、干预对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左右和影响。

此后，文艺运动成为巩固“集体创作”主流地位以确认“经典”的唯一方向性与合法性的常态化方式。1950年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开始的文艺界的“反右”斗争、1958年对丁玲、王实味“毒草文学”的再批判、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对苏联“裴多菲俱乐部”的批判、1961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1）以及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指示”（1963、1964）和“文革”期间的“样板戏运动”等一些列的文艺运动，促成了包括《白毛女》在内的大批作品的“成长”和繁衍，也使得新时期以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和政治理想成为“集体创作”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和主动服从的基础。

80年代以来，在西方各种文学观念和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的影响下，“重写文学史”“重塑经典”的呼声伴随着新的文学生态滋生蔓延，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革命化”遭遇“商业化”的文化情境中，“经典反思”一度成为热点话题。针对这一浪潮，童庆炳指出：“艺术价值”、“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是立足当下反思经典必须把握的6个要素[9]。如是观之，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的确是一批内涵复杂、需要认真辨析的文本，就其内容而言，多以反映革命斗争历史、歌颂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宏大叙事为主题，就其流变而言，从原创到改编定型，大多经历了较长加工和提高过程，并以多种艺术形态长达数十年的推广，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影响了几代受众。但其艺术上的概念化、类型化倾向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都使得“经典反思”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因此，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典”和“样板戏”一度销声匿迹，但90年代中后期影视业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威介入、近年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再次将“经典”推上时代前台，“经典”借助商业的力量和逻辑，再次成为汇聚资源和人气的艺术重镇，只不过“经典重温”更多是以“经典代读”的方式进行。如何认识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及其改编？经典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文学史的构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贺敬之.马可.前言[C].白毛女(修订本)[M].新华书店，1950.1.

〔2〕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再版前言)[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7.1.

〔3〕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C].中国人民文艺丛书[M].北京:新华书店，1949.

〔4〕王荣.调整与改造:从“新歌剧”到“新中国电影”的确立——论1949年前后《白毛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9)：91-97.

〔5〕袁牧之.关于解放区电影工作[C]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书店,1950.199.

〔6〕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6.

〔7〕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内容说明[C].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173-176.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3）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4）

其次，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主要是指就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具体问题方面进行的研究。相对于贯通研究而言，专题研究的涉及面更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的变化。马艳辉在《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她指出这一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这方面尤以讨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文章为多。

崔存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面通过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怀疑，以及对一些事例的分析，否定了天命决定人事，指出了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振红则就《史记》中所述的天的观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在五帝时期呈现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在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李宏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作了比较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关系”的整体宏观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但是专题方面的微观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君主论研究

10年中，关于君主论的探讨，一方面是对君主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史学家、思想家在君权、君道等方面的论述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君主的个案研究。瞿林东在《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一文中指出，在唐太宗《帝范》以前，君主论的论述“大多是就某一君主而论，或是就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论，而非把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作综合的理论阐述。唐太宗所撰《帝范》改变了以往认识上和撰述上的这种局面，鲜明地反映了一代明君的君主论。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君主现象作综合的分析，提出了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这是对君主及其自身所作的君主论进行的研究。此外，就君主自身而言，还有一些作者把政治史、人物传记与君主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以探究君主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以及君臣关系。如曹升生在论到唐太宗的时候说到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政治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此外关于君主个案的研究，还有一些君主传记。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包括《隋炀帝传》（袁刚著，2001年版）、《汉武帝传》（杨生民著，2002年版）、《刘秀传》（黄留珠著，2003年版）、《唐玄宗传》（许道勋著，2003年版）、《秦始皇传》（张分田著，2003年版），《万历传》（樊树志著，2003年版）、《刘备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孙权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等，这些传记不仅仅是简单的史事叙述，往往还就君主个人以及后人对这些君主的评价作了分析，体现了政治史与君主论研究的相互结合。第二，史学家、思想家的君主论研究。就君主论研究而言，古代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君主论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君主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君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君权、君道、君臣关系方面的认识。如对于明亡前后士人的君主论，赵园认为这是明代政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并试图将这一时期的君主论置于当时语境中，置于士大夫与“君臣”有关的伦理实践中，得出了当时的士大夫是借君主批评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一结论。靳宝在《两汉“君主”阐释》一文中，从断代的层面，就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君主论作了重要研究，他指出：“两汉学人在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从君主的内涵、称号、治道等方面，明确论证一统尊君与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对君主的本质及其作用进行思考，呈现出君主集权的意义，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君主论特点。”

关于史学批评研究

10年中史学批评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是召开了专门以史学批评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即200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研讨会（大连），会后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进一步推进了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如白云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该书“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具体划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深入挖掘了各个时期中国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史学批评具体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史学批评自身的学科认识。瞿林东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这就明确指出了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为史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在史学理论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论’；在史学史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有着密切关系。”

阐明了史学批评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史学批评的范畴研究。罗炳良就中国史学批评的范畴作了初步归纳，分为三大类型：特定时代的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的一般范畴、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他还对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作了重要阐述：“通过对历代史学范畴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史学思想与历程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指出现在“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刘开军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史权”是史学批评的又一个重要范畴。

再次，史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研究。瞿林东认为在如何看待同一史事不同评论、不同史书的题材的长短、历史撰述诸因素的关系等问题时，应该用辩证方法。他说：“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乔治忠认为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在史学批评的标准方面，罗炳良认为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学术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三项主要内容。周一平对这三大标准中的学术标准予以详细阐述，认为学术标准应当包括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创新，体例严谨，史事真实、资料可信，追求思想、学术价值，简约，文采等方面。

最后，对于史家或史著的史学批评的研究。10年中，由于史学批评研究发展较快，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史家及史著的研究，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所涉论文较多，难以一一评述，现将相关论文稍加排比胪列于下：周文玖的《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的《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吴怀祺的《〈通志〉：富有活力的史学批评著作》（《光明日报》2001年8月14日），罗炳良的《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彭忠德的《章学诚“史德”说新解》（《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朱政惠、陈勇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秀青的《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报》2004年第2期）、《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学术前沿》2004年第5期），白云的《孔子的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施丁的《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馥香的《高似孙〈史略〉之史学批评管窥》（《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蔡克骄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向燕南的《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白云的《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刘开军的《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段润秀的《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以清代〈明史〉修纂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史家和史著的史学批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已经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

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10年中，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相关著作论文日益增多，但是它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仍相对薄弱。目前来看，论著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科方面的认识。这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对于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已经由模糊、混乱——主要体现在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史等概念的认识上——逐渐走向清晰、准确。瞿林东指出：“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

这就为少数民族史学作了明确的定义。罗炳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之史）”，使相关的各层概念进一步明晰。关于研究对象，罗炳良老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现存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等；（二）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等；（三）记载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史学成果，如对古今各个时期中央政权管理下的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四）20世纪以来的民族史撰述成果，如对撰写各民族发展史、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认同等方面历史著作的研究。关于研究史料的范围，罗炳良综合为四个方面：（一）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记忆和文献资料；（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字史料；（三）汉文史籍中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料；（四）20世纪民族调查资料与民族史撰述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史学的贯通与专题研究。关于贯通研究，瞿林东先生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二）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四）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五）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六）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汪受宽把隋唐五代之前视为少数民族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并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先秦产生，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终于得到初步发展”。关于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史学的断代研究以及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在断代研究方面，董文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会现实的巨变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民族观念的变化，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史学的重视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家的民族史撰述越来越体现时代特征，并表现出进步的民族一统观、民族同祖同源观，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依旧是这个时期史家民族思想的主流。”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66-008

今广西境内共有12个世居民族：壮族、汉族、瑶族、苗族、回族、侗族、彝族、京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是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瑶族其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专门探讨广西境内某一个民族的专著屈指可数，有关广西民族的研究论著虽算不上很丰富，但中国学者很有必要了解这些成果：一方面，这是及时掌握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动态的需要；另一方面，理解中外学术研究差异与争论所在，可以走出广西民族研究“独白”的困境，并与国外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本文首先按广西境内民族类别进行介绍评述，再论及广西民族与国内西南民族、跨境民族比较的一些成果，最后讨论几个问题。虽然笔者已尽可能地全面收集相关研究成果，但因笔者学力有限，加之语言、资料积累等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有不尽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壮族研究

19世纪后半叶，为适应殖民扩张的需要，不少西方学者对东南亚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初步研究，出版了不少考察报告及著作，其中通常多用“泰族”指代今天的“壮族”。1885年，伦敦大学学院印度一中国哲学教授特里恩·德·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一文最早论及壮族，该文探讨了中国南方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起源及其南迁的历史过程，提出掸族起源于川北、陕南山谷间这一观点。但迟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仍然将壮族置于泰族类型中予以研究分析，他们认为壮族深受汉族影响，因此很长时间内未对壮族进行专门研究。1954年，赫罗尔德·韦恩斯（Herold Wiens）《中国向热带进军》一书，强调汉人移民在中国南方的殖民化进程中不断同化土著民族，故泰（壮）族深受汉文化影响。1964年，美国三位学者F.M.莱巴（F.M.Lebar）、杰拉尔德·C·希基（Gerald C.Hickey）与约翰·K·马斯格雷夫（John K.Musgrave）合著的《东南亚大陆的族群》，对广西壮族与东南亚其他泰族群体进行了研究。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裔汉学家艾博华（Eberhard Wolfram）出版《中国南方与东部的地方文化》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南方的瑶、泰、僚、越文化。

20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转变。1973年，乔治·莫斯利（George V.H.Moseley）《华南边疆的稳固》一书研究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为巩固广西、云南两省而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尽管作者认为壮族认同意识比较薄弱，但仍然将壮族看作是在生计方式、文化上都明显区别于汉族的南方土著民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涌现出了不少以壮族为题名的论著，其中以美国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杰弗里·巴洛（Jeffrey G.Barlow）为代表。他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壮族研究论文：《宋代中越边境的壮族》、《明代的壮族》、《中越边境的文化、族群认同与早期武器体制》等文章。他认为宋代是壮族历史的转折时期，明代是壮族历史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到21世纪初，他完成了一部近千页的壮族历史与文化的书稿，但因其秉持“原生论”的观点与市场前景等原因而迟迟未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他转而发表在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的网站上，近年才译成中文出版：《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

早在1960年，就有一位西方学者直率地认为壮族纯粹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建构出来的。但直到2000年，这一观点才随着美国学者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一书的出版而受到广泛关注。该书主要观点认为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渊源，亦无整体上的认同，壮族是共产党创造的“政治性民族”。此书引起国内外学者截然相反的评论，也激起一些国内学者的批评与思考：在理论上认为是族群情境论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其所运用的“中心-边缘”、“国家-精英”等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忽视了壮族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多元选择的可能性；在研究时段与史料方面，它缺乏对壮族历史的纵深研究与地方史志的充分运用，以及“民族”定义与术语的使用含糊不清，等等。

壮族本土及其与道教或梅山教的关系，是近来历史学、人类学与宗教学界都较为关注的主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的贺大卫（David Holm）教授是当前西方壮族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几十年来在广西很多地方进行过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收集不少一手资料，翻译与系统研究壮族《布洛陀经诗》、师公经文等文书，还曾计划推动一个较为庞大的师公仪式剧调查计划。他从事壮族宗教传统、仪式与戏剧、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了3本著作：《杀牛祭祖：中国西南壮族创世文本研究》、《招魂：华南广西台语支的创世文本——（布洛陀经诗）》、《编绘传统方块壮字：中国南方的本土书写体系》；多篇：《广西柳州的仪式与剧场》、《上林县的起誓还愿》、《道在壮中：壮族仪式的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广西、贵州仪式表演中孝子的原型与董永的终结》、《东兰壮族的》、《华南泰族的移动性》，等等。与白荷婷观点不同，贺大卫认为“壮族”并不是新近的创造，而是宋以降就有的族称；鉴于壮族在文化、语言及基因上的连续性存在了多个世纪，应该视之为一个“系统单元”（“phylogenetic unit”）。同时，深入挖掘和解析壮族古老文本，探寻中国南方土著历史与文化变迁，也是他的学术旨趣之一。此外，出身于西方的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魏捷兹（James Wilkerson）长期关注壮族道教的研究，他曾在广西靖西县做田野调查，发表了《与道教协商地方传统：壮族宗教中的女性仪式专家》一文。

侬智高是壮族历史研究中的聚焦点之一。2007年，美国学者詹姆士-安德森（James Anderson）《依智高叛乱之地：中越边境的忠诚与认同》一书出版。该书旨在分析11世纪中越藩贡关系如何形塑西南边疆的管理：由于10-11世纪地方政治与区域贸易的影响导致了中越关系的转变，赋予了越南更大程度的政权自主性，僭越了宋王朝的统治，最终导致两者的冲突，从而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带加强严格管理。此外，安德森还分析了近代以来侬智高形象在中越两国的历史嬗变。受其影响，高雅宁撰写了《土酋、神祗或民族英雄：侬智高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表征》一文，分析了依智高在广西边疆社会变迁中所呈现出的历史形象与社会记忆。

二、瑶族研究

前述《掸族的摇篮》一文，也是较早探讨瑶族起源及南迁历史的文章。相对于广东等其他地方，西方学界对广西境内的瑶族研究比较滞后。1910-1911年间，德国传教士莱斯契纳尔（F.W.Leuschner）在广东乳源瑶山调查，发表了《华南的瑶族》一文。1938年，德国民族学家史图博（Hans Sttibel J）发表了《广东省的瑶族》；1939年，《岭南科学杂志》刊登了岭南大学教授霍真（R.F.Fortune）率团考察广东连州八排瑶的6篇研究论文：霍真《瑶族文化导论》、李智文《地方史、社会组织与战争》、李季琼《瑶族家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宏永就《瑶族宗教与教育》、林做隅《瑶族生活的经济学》、黄锡凌《瑶语语音与声韵》。

1970年，库什曼·理查德·戴维斯（Cushman Richard Davis）的博士论文《叛乱靡常与莲花精舍：瑶族史若干问题的研究》，迄今仍是西方学者在瑶族研究中运用史料最多与分析最佳的著作，成了西方学界瑶族研究的必读文献。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中国南方的族群历史研究”、第一章“中国王朝视角的瑶人”、第二章“瑶人认同的起源”以及第三章“瑶人识别与归属的标准”；第二部分包括“瑶汉关系的结构”与“瑶汉关系的最终回应：汉化与起义”两章，结论探讨了未来的方向。他从中国历代文献描述剖析了不同王朝中的“瑶”的意象、瑶汉关系等，对广西瑶族有比较多的讨论。该论文正文有308页，附录有250页，附录中翻译了很多关于瑶族的历史文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李穆安（Lemoine Jacques），曾任法国国家科学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兼国际瑶族研究会会长，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收藏颇丰。他出版了《瑶族神像画》nI]一书以及主编论文集《中国南方瑶族：当前国际研究》，发表有《瑶族宗教与社会》、《勉瑶的历史与宗教初探》等多篇学术论文，指引着西方学界的广西瑶族研究。

美国学者李瑞福（Ralph A.Litzinger）1994年博士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现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1988年至1990年间，他多次到广西金秀进行田野调查，出版了《另类中国：瑶族及其民族归属政治》一书，发表了多篇论文：《制造历史：瑶族史的概念之争》、《记忆工程：后时代族群的重构》、《创建后社会主义理论：透视当代中国的边缘性政治》、《解剖麻雀：民族志、地方性和金秀瑶族研究》，等等。在上述著述中，李瑞福关注边缘、瑶族知识分子和精英在民族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中的作用与地位。在他看来，瑶族精英与国家民族话语互动关系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原因，体现的是瑶族精英分子在一种“逆转边缘”的话语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即他们摆脱主流叙述中瑶族“偏僻”、“落后”的形象，凭借新中国所提供的历史书写模式，对瑶族悠久的历史和对国家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改变瑶族的历史边缘性，从而成为国家民族话语中心的一部分。

瑶族与过山榜是西方学界瑶族研究的重心之一。1982年，法国学者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根据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泰国北部收集出版的《傜人文书》，发表了《道在瑶中：道教与中国南方的汉化》一文，第一次在西方学界提出瑶族道教与汉化的问题。他认为瑶族的仪式传统非常类似流行于福建和台湾的闾山传统“天心正法派”，因而这种仪式传统本质上是道教的；很可能到13世纪时，道教仪式在新被征服的瑶族中广泛扩展，因此北宋湖南梅山开化的历史很值得深入研究。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学者李穆安在《瑶族神像画》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司马虚的观点。他推论在公元13或14世纪，湖南梅山既是瑶族的居住区，又是一个道教堡垒。或许历史的顺序是：居住在梅山的部分瑶族改变了其传统的信仰，成为道教徒。后来，随着其居住地的不断迁徙，他们把道教传播到了别的地方。他还认为不能低估瑶族接受广东道教大师影响的可能性。

1998年，荷兰莱顿大学田海（Ter Haar Barend）《瑶牒新释》一文从神话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瑶族的《评皇券牒》及道教“汉化”的问题，他推断这种类型的文书最初出现于元朝，明朝逐渐定型。同时，他还认为瑶、畲与客家的起源不是事实上的迁徙，而是与北方主流文化的频繁接触和融合中形成的。

1999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保罗·巴提克（Paul Batik）《重塑瑶族中的道教仪式》继续讨论了瑶族道教这一主题。美国学者伊莱（Alberts Eli）先后师从田海与梅维恒教授（Victor H.Mair），现任教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他于2006年出版的《道教史与华南瑶族》论述了道教兴起与扩张，以及如何稳定瑶人与汉帝国的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他认为直到宋朝瑶人才大量被道教化，宣扬道教教义的道士正是宣扬帝国政策的汉人，阐述了《评皇券牒》的产生及其在山地瑶族社会中象征资本的意义；其近作《纪念祖先功绩：中的神话、基模与历史》一文，认为《评皇券牒》是地方瑶族领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文化创制，分析了《评皇券牒》在湖南与两广流传、复制及保存的过程，并说明其如何结合叙事和视觉特点来纪念瑶族祖先功绩。

三、汉族、苗族研究和民族识别

陋目所及，西方学界无专门研究广西壮族、瑶族之外其他民族的论著，但有不少涉及广西民族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的苗族、回族、彝族等民族或族群的研究已有很多评介，兹不赘述。本文谨就新近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与工具书进行重点介绍，供学界同仁参考借鉴。

汉族研究一直是广西民族研究中较少受重视的一个领域。西方学界在汉学领域产出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但对作为一个族体的汉族的研究成果同样不是很多。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等集结了10多位中外著名学者，编辑了名为《汉族批判研究：中国主体民族的历史、表征与认同》论文集，主要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汉族起源、形成及其与国家之关系等内容，收录了纪若诚（Giersch C.Patterson）《从臣民到汉族：19世纪中国西南汉族认同的兴起》等多篇重要论文。该书填补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不少空白之处，对国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汉族研究也具有相当启发。

关于苗族研究，西方学界目前已有3种目录工具书：1988年，史密斯·克里斯蒂娜（Smith J.Christina）编著的《苗族（蒙），1983-1987：注释文献目录摘选》；1996年，他接着出版了《苗族（蒙），1987—1995：注释文献目录摘选》；2007年，马克·爱德华·法伊弗（Mark Edward Pfeifer）又赓续了这一工作，出版《苗族（蒙）相关论著，1996-2006：注释文献目录》。上述3种工具书收录齐全，为从事苗族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外文文献书目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近些年对民族识别的研究兴趣依然很大。2010年，墨磊宁出版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以云南省为个案，依据固有史料与实地调查、访谈等，采用知识考古学的细腻手法，力求实事求是地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如何勾画出“五十六个民族”蓝图的动态过程，揭示出现代中国民族分类学在知识谱系上的多样性来源，从而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些定论式的看法，如以郝瑞（Setevan Harrell）为代表的华盛顿学派的“制造民族”论。在西方学界一片赞扬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其研究提出批评，认为不能高估民族“分类学”的意义，不能否认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与最终决策地位、省域行政管理体制与省级机构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能忽视民族分类的遗产、科学分类方法如语言等标准的局限，更应关注民族识别中的实际参与者与重要事件，并与其他省区、其他群体的研究团队进行比较，以及阶级认同、地方民众、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们甚至女性的作用。饶是如此，此书对广西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民族比较与跨境民族研究

民族比较研究包括区域（国家）民族、族际间等多方面的综合比较，这里主要将广西与中国其他区域、东南亚及西方等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比较；而且具有一些相似文化特征的民族在中国与东南亚被冠以不同名称，举其要者有：壮族与越南侬族、瑶族与东南亚的Mien、苗族与东南亚的Hmong，等等，以下仅以广西民族为中心稍作介绍。

在将广西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民族进行比较方面，早期一些西方传教士、科学家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民族考察报告已经初步涉及，如（英）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R Clark）的《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英）伯格理（Samuel Pollard）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个传教先驱在中国西部野蛮、未知的诺苏部落中的观察、体验和探险》、《苗人的故事》等。随着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族群研究的增多，一些学者将西南看作一个区域进行整体研究，如美国学者迪尔·大卫·麦克（Deal David Michael）的博士论文《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政策：1911-1965》；200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王富文（Nicholas Tapp）等人合著的《中国西南的土著民族》一书，介绍与翻译了大英图书馆所藏四卷西南少数民族画册，并简练地评述了西南地区彝、瑶、布依、侗、壮等各民族的历史。

在跨境民族研究方面，早在1924年，法国学者阿巴迪·莫里斯（Abadie Maurice）出版的《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就对中越边境的壮族进行了考察，前述《东南亚大陆的族群》也有论及壮族、瑶族等跨境民族；199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吉亨·贾亚瓦德纳（Gehan Wijeyewardene）主编的论文集《东南亚大陆的跨境族群》，分别探讨了瑶、泰、苗等跨境族群，如迈尔斯-道格拉斯（Miles.Douglas）《资本主义与中国、泰国瑶族后裔单位的结构》一文；2000年，格兰特·埃文斯（Grant Evans）等人主编的《中国与东南亚相遇之地：边境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收录了多篇中国南方边疆民族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的文章，如张兆和《区域发展与跨境文化联系：一个越南社区在广西的个案研究》一文，提供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个案研究。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谁是泰族？透视地方创造、族群与国家认同》、《亚洲人民：泰国、中国与越南民族识别中的科学与政治》二文，是论及壮族等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情形的重要文章，后文还提供了一份中国、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中国瑶族与东南亚瑶族的研究比较多。法国学者李穆安在跨境瑶族研究方面有着精深的研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约雷弗·琼森（Hjorleifur Jonsson）是东南亚瑶族研究学者，发表了《家能载否？瑶族社会的历史与形塑》、《瑶族认同和中国南方边疆的地域差异》等文，出版了《瑶族关系：泰国山地民族与国家控制》一书；热斯·普雷（Jess G.Pourret）《瑶族：中国、越南、老挝与泰国的优勉与门瑶》一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及东南亚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全书有“导论”与七章专论，分别讲述瑶族“历史”、“社会”、“服饰”、“银饰的意义”、“山地农耕生计”、“宗教器具与神像画”与“手抄文书”，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瑶族画卷。

中国苗族与东南亚Hmong的研究也有不少，其中又以澳大利亚学者王富文教授的研究最负盛名。作为世界著名苗族研究专家，王富文教授著有《与变乱：泰国北部的白苗》、《中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象性》、《自我不可能性：关于“蒙”族裔散居的研究》，合著或主编有《中国的族性与族群》、《蒙/苗在亚洲》、《“蒙”的文化与习俗》等，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

当然，西方学界对中国南方跨境民族与东南亚民族比较分析的研究论著还有不少，远非笔者本文所能容纳，这里只能抛砖引玉，期待方家他日详细介绍。

五、一些讨论与趋势

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广西民族的众多研究，涉及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论题，下面仅联系广西民族史研究作一些讨论与展望：

1 历史上的广西族群本质

近年来，中外学界关于“创造壮族”的争论，其焦点之一就是族群历史属性的讨论：壮族究竟是原生的，还是被建构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古代广西族群是否等同于或如何演变为当代民族？因此，西方学者最近重新对早期的“骆越”、“瓯越”、“俚人”、“瑶”等族群称谓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将进一步充实当前广西民族史的分析框架与叙述模式。

2 环境史视野下的广西民族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6）

关键词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学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8-0046-02

作者简介：袁莉萍，女，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专业搜索引擎、教育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1XJJC710001）和塔里木大学高教研究项目“我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实效性研究”（项目批注号：TDGJ1118）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2007年《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正式成为新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通用教材。这本教材共十章，其中历史观教育的内容占三章，主要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占五章，主要说明民族与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占二章，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该课程在加强大学生历史观等方面教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这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为此，我们进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对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极为重要。

一、改革教学内容

首先，教育部门要联合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共同编纂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许多学者提出了该课程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上的不足。例如，宗永平认为：“教材内容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材某些地方重复现象较多”。吴恒同、陶小平认为该课程存在六个问题。例如:“《教程》目的与内容的矛盾；《教程》的政治性与内容广博性的矛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部分章节篇幅与逻辑问题；《教程》与《中国近代史》的衔接问题；民族学生、民族教师语言障碍与教辅资料不足问题。”尽管自2000年以来学术界出版社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比如厉声先生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余太山先生主编《西域通史》、马大正先生著《新疆史鉴》、李树辉先生著《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等。然而，与悠久历史、民族多样和文化多元的新疆相比，这些分量仍然较少。尤其是被民汉学者一致称道的书籍更少。鉴于以民族划分新疆大致存在两种学术圈：一是汉语言学者学术圈，二是民语言学者学术圈。民汉学者沟通相对较少、民汉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汉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民语言、民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古汉语、民族与族群概念的混用等导致民汉学者对新疆历史的某些问题他人非5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我们必须出版民汉学者公认的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实际情

况……编写一套分别适用于学校、工厂、农村、干部教育的教材。而教材作为使用量较大、发行面广、内容最成熟最基本并用于教学的一种有形载体，具有社会性、基础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学习性等特征。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不仅要编写视觉教材，还要与之相配套编写听觉教材、视听教材。”这样能为新疆和谐发展奠定持久而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新世纪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加紧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宣传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国家观念出现偏差，国家认同出现动摇。”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维吾尔传统医药现已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维族传统药材主要是按照阿拉伯字母的顺序和药物功能等来分类，并且药材的名称是从维语直译为汉语。从中看似维药不同于中药，其实不然。维吾尔族传统医药材仍延续我国中医药材的传统，它们由矿物、植物和动物药材组成。‘植物药分为花、叶、皮、根、汁、果实、油、子等；动物药有毛皮、角、乳、油、粪便、蹄、血、蛋、皮、骨髓等；矿物药分为盐类、石类、金属类、宝石类、石油类、土类等。’据此，维吾尔族传统药材的起源和发展均与中华传统中医药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以中华文化反击所谓的“泛伊斯兰主义”、“共同突厥文化论”。 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所以，我们要在全疆范围尤其是南疆每个县市建立中华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以实物、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悠久历史，以此对抗境内外分裂势力。只要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参观该馆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厚重的西域历史感染，那么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会形成比较正确、客气和全面的历史观。因此，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是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改革教学手段

首先，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一堂课是否符合创造性教学的思想，最主要有两个特征：问题性和探究性。每一次授课形式上保持讲授法、讨论法交替使用，突出问题性和探究性。问题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作为载体，把教学内容问题化，通过问题来展开探究，以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的教学模式，操作策略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研究假设，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应用一般。这一过程伴随着师生互动，合作交流，相互学习。对于探究法，教师应注意讨论的前期准备、讨论内容选择、讨论氛围把握、讨论过程调控等环节的驾驭。”总之，只有以多种教学手段才能达到教学效果。

其次，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教学方式，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课题曾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最受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的依次为‘看电教片’、‘社会实践、演讲、辩论’、‘专题报告’和‘传统授课’，比例分别为43.2%、35.7%、16.3%和4.8%。可见，前三种教学方式因能调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在参与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受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青眛。”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以“传统授课”为主，还要增加学生辩论、专题报告和电教片的力度。比如，我们针对新疆曾创造灿烂的丝绸之路文明，让学生讲述新疆丝绸之路印记的主题报告，以增加学生对新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认识。

三、改革教学考核

首先，高校要逐渐改革考核方式。《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该课程的教育，“通过外在的思想交流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观念，变他律为自律”，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因此，考核方式主要是对学生思想观念、学习过程、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考试为主。考试作为最后的评判标准，在某种情况下是很难准确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我们可以推行如下考核方式：即平时成绩（30%）+试卷成绩（50%）+课外实践教学（20%）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为课堂表现、上课出勤、平时作业等。试卷成绩按照民汉学生采取不同方式即民族学生采取开卷考试，汉族学生采取闭卷考试。试卷题型一般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课外实践教学主要为读后感、观后感、讲课成绩、演讲比赛成绩、调研报告等。这样的考核方式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情况。

其次，高校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切实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使学生主动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环节的安排，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口头交流以及写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做好《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工作，就必须长期坚持‘三结合’原则，即与课堂理论相结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的教学、校园文化的活动以及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都需要进行创新，增强课程的实效性，让它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参考文献：

[1] 宗永平.关于新疆高校“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材及教学存在的问题[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3).

[2]吴恒同,陶小平.《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中的问题和对策[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1).

[3]徐杰舜,徐桂兰.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现状考察与对策[J].西北民族研究, 2004,(3).

[4]杨丽,黄艳.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总结[J].新疆大学学报,2013,(1).

[5]张玉祥,廖肇羽,陈晓艳.论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J].兰台世界,2014,(5).

[6]李瑞君,郑昆亮.《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学设计创新探析[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3,(5).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7）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 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 Thinking about Streng Thening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hen 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history.For decades,the area of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nationality economic history develops gradually,but the research is still not many,which is tru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al cultural type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nd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aints. Some major issues lack the thorough system research.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n minority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 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8）

首先，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动向。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课题。 在此不予赘述。 笔者认为， 当前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是以个案研究成果较多， 以往的研究多以单打独斗为主， 缺乏更加宏观性质的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双视角研究， 或者说缺乏更为宏观、 深入的理论性思考。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一书， 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以傣族、 布朗族、阿昌族等为代表的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 是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术力作。 尤其他最近的研究 《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 该文已经涉及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深度理论性思考。 因为谈到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已经涉及到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跨界研究， 同时也涉及到将民族音乐学研究置于当下的人文社科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学科跨界的概念思维。 笔者认为， 这对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后现代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指导意义。 此外，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 也是针对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书写。 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推动跨界族群音乐的宏观性研究方面带来良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 (音乐) 民族志 (文化志)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同源 族 群 传 统 音 乐 文 化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比 较 研究，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则不完全属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范畴， 但是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应该属于海外 (音乐) 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 唯一不同的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而人类学界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更加强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息性的综合性考察研究。 音乐只是作为其文化研究的某一部分进行观察。 只考察音乐的文化内涵， 对其艺术形态特征结构特征及其生成内因缺乏学术观照。 比如， 有人类学研究者针对美国瑶族展开的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 其实也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所关注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内容之一， 只不过某一个研究对象由于处于不同的学科思维视域中， 所以彼此的学科属性界定， 以及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则会有所区别。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属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所关注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因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 而 海外民族志 则是完全对处于他国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事象开展的全息性研究， 其研究内容有时候会涉及到跨越边境内的同源族群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国外音乐民族志 (文化志) 部分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研究之间有某些共性之处， 彼此之间产生很多交集。

第三，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涉及到国外

田野考察的部分， 很少像人类学界那样至少在国外呆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从事田野考察， 大部分学者的田野考察基本仅限于 田野式旅行，而不是真正的长期居住式、 体验式的田野考察，以至于造成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连贯性的田野思考以及对当地民俗文化语境的宏观把握， 进而造成 碎片性 个案性 的孤立思考。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上要求研究者在海外田野点呆上至少半年以上时间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文化内涵， 进而展开跨界性质的同源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观察某一跨界族群音乐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 习俗等综合语境之间互动背景下的当下结局 (主要是指当下的发展与变迁轨迹的考察研究)。

二、 后现代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当下，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本质属性被遮蔽问题普遍存在。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内， 若谈到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 很多学者都会绕开或者故意遮蔽其音乐文化的本质属性。 在西南族群的对歌仪式活动研究中很多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 ， 如侗族的 行歌坐月 、 苗族的 游方 踩花山 串月亮， 以及青海、 甘肃区域内回族、 土族、 东乡族、 撒拉族、 保安族、 裕固族的花儿会、 剑川白族的 石宝山歌会 等民俗音乐活动都与性俗文化相伴随 ， 而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则多强调其民俗 、 娱乐功能 ， 主观上忽略了对其承载的性俗文化功能的全面深入的考量。因为 ， 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通过详细的田野考察工作挖掘音乐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的 (文化)语法逻辑结构 ， 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被遮蔽的音乐话语的主观建构 。 如杨沐的海南性俗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 是国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性俗音乐文化的学术典范 ， 因为以性俗音乐文化作为承载的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尤其在西南族群中的苗族 、 侗族 、 布朗族 、 摩梭人等大有存在 。 如果我们将这些族群的民俗音乐活动的本质属性置于其原生性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 ， 将会获得别样的更加立体丰满的文化解读 。 杨沐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女性主义 、 后女性主义 、 后殖民理论 、 社会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的目标之一 ， 就是大力移除那些由主流话语所设置的避眼障 ， 将公众和学术界的视线引向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现象 ， 让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必要性 。 所以 ， 作者的这个研究范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性俗音乐文化的专题性具有启示性 、 示范性 、 指导性学术意义 。 此外 ，有关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问题 ， 我们 的学者的 研究中还仍囿于本质 主 义的思维 ，并没有针对某些研究对象的族群边界问题进行反本质主义思考 。 比如 ， 有些传统音乐的族群边界的划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民族识别问题错误导致的 。 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 在研究中还仍然坚持固定静 态的思维模 式 。 比如海南苗 族 、 湘西花瑶 、北川羌族 、 冀北满族等族群的传统音乐的族性界定就存在很多问题 。 又如 ， 海南的苗族音乐与云南的蓝 靛瑶音乐 有很多相似之处 。 所以 ，笔者认为 ，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思维阶段 ， 有一些研究问题与思路假如用本质主义思维无法解读的时候 ， 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反本质主义思维对其进行解构性阐释 ， 这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更加合理 ， 接近真实的解决之道。

三、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不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是中国音乐学界的 汉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其二是少数民族中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上述两种 中心论 思想都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的发展。首先， 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 ， 中国历代王朝官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受汉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观念深刻影响。 少数民族音乐史常被作为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文化的历史被边缘化。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 高文化 代表， 而少数民族音乐则被历代王朝将相、 达官贵人等士大夫阶层视为低级落后的蛮夷文化。 因此， 在历代的音乐文化史志的书写中， 作为蛮夷集团的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史料则很少被记录与撰写， 以致于出现长期的边缘化窘境。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 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的 王朝正史 习惯于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叙事， 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 。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的编撰中基本上都忽略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所以现存的几部中国音乐史编撰虽冠以 中国音乐通史， 但是基本就是一部汉族音乐史， 而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排除在外。 从目前的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现象看， 中国音乐史的书写中还是 将所 谓 的 中 国 音 乐 史 (实际是 汉族音乐史) 与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分开来写， 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书写 ，这其实也体现出 汉族文化中心论 对于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截至目前， 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写作还没有考虑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作为统一的体例进行撰写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 当然， 也有各种特殊原因，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缺少相关的书写传统， 因为很多族群是有语言无文字的， 缺少以文字文本作为书写方式的文献史料， 所以在撰写起来参阅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较少。 当然也与写史者的族群身份、 学术观念有直接关系， 因为中国音乐史的书写基本是由汉族学者完成的， 缺乏由少数民族身份或参与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 这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次， 某些少数民族学者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不愿意看到与其族群音乐研究中别样的 (或创新性) 或 不和谐 的学术观点出现，否则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甚至排斥 非我族群身份 的音乐学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传统音乐。 比如在学位论文评审、 匿名评审中以及学术参会论文评审中横加阻止与干涉。 更有甚者，某些高校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或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士、 博士选题会以不惹麻烦为目的， 悄然避开某 民族 的研究。 同时在某些学会中， 个别多年学术不上进的 ， 被学界边缘化的所谓 学者 骨子里的 大民族主义思想 烙印极其严重， 想法设法以各种方式边缘化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者， 此种不正常现象也值得我们学界引起重视与反思。 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与阻碍。 因为， 在中华民族这一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家族中， 任何族群身份的学者都有平等的研究权利参与到对他者文化的研究中。 因为只有多种族群身份的学者参与到这些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中， 才能使其研究更具丰富与立体性。 所以， 只有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 才能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呈现出费孝通所倡导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的和谐共存、 多元一体的发展与繁荣局面。

四、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 族群 与

民族 概念区分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存在将 民族 与族群 混为一谈的现象。 杨沐 《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 ， 率先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介绍 族群 民族 的概念， 并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 杨沐是较早向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介绍有关族群 民族 之间的深层含义的学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 《关于 民族 定义》 ，针对斯大林 民族 概念的界定 (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心理素质) 产生的政治、 社会、 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对其 民族 界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可以看出， 民族 一词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某些争议， 因其较强的政治性因素与 想象的共同体 社会建构论 等一系列说法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带来很多学术问题。 因为假如依据斯大林对 民族 概念的界定， 中国境内的很多族群就不是一 个 民族 ， 而应 该 称 为某某人， 但是假如运用斯大林 民族 概念来界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难免会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瑶族有很多的支系， 每个支系之间在语言、 信仰、 音乐之间差别很大， 难道是一个 民族 吗? 因为按照斯大林 民族 特征的概念界定不应该属于一个 民族 ， 因为语言 、 音乐 、民俗信仰等因素差别很大， 并不符合 民族 概念的界定特征， 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假如用 族群 概念界定就更加确切与相对合理，因为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意识目前已经在国内学界 (包括人类学界)引起重视，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 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的 中央民族大学， 其当时的英文全拼应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由于受到 Nationalities (翻译为 民族) 一词具有政权与国家色彩的影响， 为了避免造成理解的歧义， 所以现在学校的英文全拼是中西结合的称谓， 即 Min zu University of China。 根据 《新英 文 辞 典 》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 记 载 ，在 1908 年之前， 民族 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 ， 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独立主权的涵义。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通认为：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 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 时而因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 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 族群 概念的界定可以真正体现某一传统音乐共有的文化与生物学特征， 它更强调文化的趋同性， 而不是 民族 一词所强调的政治色彩。 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史密斯也强调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与生物特征， 还有它们介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 中型 规模。 他们用 6 个理想型的特征来描述 族群： 1) 共同的固有名称，能够识别并表达共同体的 本质 2) 共同祖先的神话， 包括时间、 地点上共同起源的神话， 赋予一个族群想象上的亲缘关系、 即一种 超级家庭 (这个家庭的模型对 民族国家 也是有效的); 3) 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好是对一个共同过去 (包括英雄、 事件、 纪念仪式) 的共同记忆;4) 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的要素， 这些要素不是精确规定的， 但通常包括宗教、 习俗或语言; 5)与家乡的联系 ， 它不一定是一个族群的物理区域， 而是它与祖先土地的象征性联系， 就像离散的犹太人一样; 6) 一种团结感， 起码是一个族群中几部分的人口都有这种感觉。民族音乐学研究运用 族群 这一概念表述， 可以更加恰当合理地表述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也有助于反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进行动态的考察。 比如当下在激烈的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之一。 因为， 族群 在当下多元化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 为了某种社会现实利益的考量， 有时候族群身份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 是一个不断的因时代不同而持续的建构物。 如杨沐认为： ethnic group 应是一种人为的东西， 是人工的产物， 但这种 人为 指的并不是官方或学术界的划分， 而是该人民群体与其他人民双向与多向的 接触 、 交流 与 互 动 的 结 果 。Ethnic group 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是流动性的、 条件性的， 其成员可能流动、 交换， 身份亦可能改变。假如运用 民族 一词的称谓来界定音乐文化， 则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背景下的主观建构论的影响。 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 民族 下面其实分为很多支系 (族群 )，彼此之间在音乐文化、 语言、 信仰、 历史等方面差异很大， 我们很难用 民族 一词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 (包括人类学) 中， 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将 族群 概念应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 如 2011 年 9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 ， 已经开始尝试运用 族群 一词来表述中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这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面对西方人类学影响下所做出的敏锐的学术反应力与洞察力。

五、 音乐民族志 与 音乐文化志 概念辨析

目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主张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的概念来界定田野文本的书写 。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 因为 音乐文化志 是为当下文化涵化引起的族性边界 (族性标识) 相对模糊、 中性化的语境下的概念表述， 而 音乐民族志 概念的称谓是为了描述某一个族群、 部落、 无文字族群的民俗音乐文化， 以及非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尤其强调音乐的族性边界问题。 而当下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 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 ， 现代化环境中传统与流行音乐文化的拼贴 ， 造成音乐的边界消失 。 假如用 音乐民族志 来描述与阐释已经不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 所以用 音乐文化志 来表述当下音乐的表演活动则更能体现民族音乐学的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 同时针对上述问题， 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认为 以往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 文化 缺失， 即缺乏对 文化 之信息 本质的理解， 因而在面对后现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 如杨沐 《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 60 年》， 用 当代海南的音乐文化志 作为田野文本的概念表述， 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厚的用意的， 他开始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倡导用 音乐文化志 的文本书写概念取代 音乐民族志 的学术用意。 与此同时，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的专著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开始尝试用 音乐文化志 的概念展开对布朗族人生礼仪音乐的文化表述与深度理论阐释。 笔者的 《河北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志以前魏村为考察个案》 一文， 也是运用 音乐文化志 这一概念对河北邢台道教仪式音乐给予的个案描述。 笔者认为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可以更加充分恰当地理解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更加体现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主旨。 而运用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表述不能充分表达学科的研究特性， 同时也陷入了当下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在有关 民族 一词的概念争议的陷阱， 因为 民族 一词 带有很强 的 政 治 性 色 彩 ， 是一 个想象的共同体， 而 文化 一词的表述更加适合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 对于文化语境的考察研究表述， 无论从字面到内涵都与学科的研究特性相吻合。

六、 民俗仪式性与表演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审美问题的思考

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 笔者认为， 原生性民俗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更加强调其文化象征功能的考察， 相对淡化其审美功能的关注。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其自然性的原生语境中其审美功能常常被淡化， 多强调其民俗文化 (如仪式功能的有效性问题)。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成语境与其特定的民俗、 信仰等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早期的生发因素并不是以审美娱乐为主的音乐行为的产生， 而是主要以祀神、 礼乐功能作为存在的方式。 因为结合原生性民俗语境来审视与观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象征功能时， 主要强调其仪式性、 有效性问题， 而不是主要看重其审美娱乐性，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仪式行为， 比如民间喜庆类型的民俗仪式， 首要的还是重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而不是以审美为主。 如少数民族民俗仪式还愿中， 执仪者一般不会随便在仪式环节之外唱与仪式相关内容的曲调， 包括吹奏各种乐器。因为他们更强调仪式的有效性， 假如在仪式之外发出各种与仪式有关的音声会招惹鬼神， 带来不吉利。

其次， 舞台化表演性语境中重审美性， 淡化有效性。 随着现代化、 城市化、 流行文化等进程的越发加剧， 一些少数民族民俗仪式音乐， 逐渐进入了舞台化展演阶段。 比如民俗旅游村性质的地方民俗文化展演。 这种形式的传统音乐一旦脱离其原生语境经过包装后进入到具有商业性质的舞台化展演中， 首先要强调其仪式音乐的审美、娱乐 、 受众功能 ， 而淡化其民俗象征功能的观照 。 因为传统仪式音乐 表演 语境发生了变化， 由原生性的生成语境转向舞台化的表演语境中， 所以， 这里更加强调其审美娱乐功能， 而淡化其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比如当下很多高校举办的 非遗 进校园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音乐邀请到高校音乐厅进行展演。 将其进行系列包装与 扮演 后， 在音乐厅场景中进行展演， 无形中增加民俗仪式音乐的审美性氛围， 而其仪式所依附的原生语境不复存在， 更不要说强调其有效性问题了， 完全是一个空洞所指的仪式文化符号的 失语境 化呈现。比如 2016 年 9 月在北京智化寺举办的 京津冀古乐交流展演暨第七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 中，有媒体将其活动界定为 户外音乐节 。 对此 ，笔者认为， 将这些礼 (俗) 乐在智化寺 (宗教仪式场域) 的 展演 定义为 户外音乐节 值得深思。 看来城市化语境下的宗教与民俗礼乐的仪式象征功能正在被当下娱乐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所遮蔽， 并导致其原生性的文化隐喻渐行渐远。 所以， 现在很多地方打造的民俗旅游村中民俗仪式音乐展演， 其实就是经过精心包装后的强调以重审美为主的地方民俗文化展示， 虽然有一定的仪式感， 但是因为也是一种模仿、 扮演， 所以不具有仪式的有效性， 因为其 表演 语境发生了改变。

七、 亟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当下， 区域音乐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动向， 而且初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首先， 中国音乐学院与地方 (如广州、襄阳) 院校合作举办了几次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性质的学术探讨会。 其次， 近两届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都有区域性音乐文化专题研讨， 如第年会上的 北方草原音乐文化专题研究，等等。 可以说， 上述学术活动对于推动与促进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张伯瑜、 格桑曲杰、 芬兰的皮尔克莫伊莎拉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 《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的力作。 内容涉及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周边国家内的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如中国境内的藏族、 门巴族、 珞巴族、 夏尔巴人、 僜人音乐以及不丹、 尼泊尔、 锡金等国的传统音乐研究。 该研究就是要打破国界限制， 将喜马拉雅山区域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置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发展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性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 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 有关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多集中于对传统音乐的共时性考察较多， 缺少对区域内 (跨界) 族群之间音乐的历时性研究。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杨民康的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一书， 已经涉及到将西南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田野本文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 针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轨迹， 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 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 并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性。 因此， 大力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系列研究， 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当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整体研究。 所以， 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继续加强单个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而且要结合历史人类学、 考古学、 文献学、 民族史等跨学科的理论视界， 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梳理与总结。 随着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拓展， 在不断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展开对相同文化圈区域内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势在必行。 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田野的双向互动进行文献挖掘与梳理 ， 以及走向 历史的田野 的考察研究。 比如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或称为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实就是典型的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据历史文献考证， 作为历代王朝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书写， 基本是以蛮 作为统称， 早期的 蛮 是包括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 土家族等西南族群的总称， 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为了逃避历代王朝的统治， 这些 蛮 部落纷纷到处迁徙， 在与地方土著文化的涵化过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语言民俗文化近似但又极具个性的不同族群， 以至于形成了不同语言支系的南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 当然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民俗信仰语境下导致的文化差异巨大。 比如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 萨满教音乐文化圈、 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圈、藏彝走廊音乐文化圈， 等等， 这些族群的区域音乐文化史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通史、 以族群为单位的音乐史的研究方面，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研究方面还尚属空白， 虽有学者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但是研究步履十分艰难， 目前还没有看到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出现。 因此， 亟待结合语言学、 文献学、 考古学、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同一文化圈之内的的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考察研究。 因此， 我们要逐步打破族群边界的限制， 大力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充分结合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共性特点， 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理念， 将历史与田野之间相互贯通， 这不但有益于充分挖掘少数民族音乐表象背后的历史史料的真实性， 具有实际意义， 同时， 对于观照与审视当下田野现场资料信息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与田野中的 历史史料 与 历史事实 之间的差异性原因是由哪些深层因素导致， 以及对于甄别 历史史料 有选择的历史书写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86-02

一、达斡尔历史研究现状述评

达斡尔族的研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成果丰硕，在语言、艺术、宗教、风俗等方面的研究百花盛开，相形之下，政治学、史学领域则显得寂寥许多。很多情况下，达斡尔族史学研究成为民族学研究的背景和注脚，很多专著仅仅是把达斡尔族历史进行线条化的简单描述，其中也不乏以讹传讹之举。

在史学研究方面，专著有限。关于族源问题是一大热点，陈述、孟志东、巴图宝音等学者均做过论述。2011年出版的《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论》一书收录了不同时期的相关论文。通史方面成果较少，信史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达斡尔族简史》以及新近修订出版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后者篇幅主干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历史研究只是枝节。新近出版的《达斡尔族百年实录》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历史风云、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人物、文化风情等五部分，从多方面、多层次介绍了达斡尔族的百年发展变化及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中国达斡尔族史话》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

在论文方面，关于清代早期达斡尔族历史，已有若干篇论文。如莫日根迪《十五至十七世纪达斡尔族历史概述》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03）；亨利・G・施瓦茨、 冬瑛译《达斡尔族的早期历史》（民族译丛1993，03）；吴扎拉・克尧《清代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研索――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05）；乌卫斯・卫戎《黑龙江领土的陷落与黑龙江将军衙门移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01）等等。关于达斡尔族的经济文化变迁，论文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代表作如陈烨《达斡尔族经济变迁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2（2）），孙东方《达斡尔族的文化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06）等等。

总而言之，对于达斡尔族历史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仍有所欠缺。主要缺憾有以下几点：

1.历史著作中注释不详，无法确认文献出处，致使论述遭到真实性和可靠性质疑。

2.研究时段多集中于清末以前，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3.v史研究多集中于族源、教育、文化等方面，政治和社会方面成果较少。

4.单纯的历史研究较多，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很少。

二、民族国家视阈下政治与社会的互动

在历史研究当中，若单纯以历史学科的概念、范畴来研究民族史，做考证性的文章是可以的。但若要重新描述和解释过往的历史，得出新认识，则非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不能奏效。达斡尔历史的研究，要借助民族学的视野、范畴和方法来使研究更加深入。民族国家是民族政治学的常用概念。从实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度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活剧，时至今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中国境内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宏观背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史需要在民族国家视野下拨清云雾，还原本真。

在研究民族史的某一方面时，还应借助该方面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如研究民族政治史、社会史可以借鉴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产物。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变革、政治精英和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反作用等。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会发现少数民族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很强的。以达斡尔族为例，清末至民国时期，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由旗制向民治转变，自然是大势所趋，但是民族地区往往经济落后，民族传统根深蒂厚，社会惰性强大，骤然使之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无法适应，因而产生诸如匪患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研究民族史帮助很大。

在对民族史的研究过程中，近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相错杂，改革与起义此起彼伏，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政治与社会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此时期各个民族的历史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以达斡尔族地区为例，达斡尔人世居的西布特哈地区在近代处于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由混合制经济形态向单一制经济形态转变。如上文所述，在清朝乃至民国初期，当地人经济生产方式多样化。而在大量移民迁入，土地大规模放垦之后，当地土著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第二，由不承担国家赋税转变到承担繁重捐税。清朝时期，旗民不纳赋税。民国时期，当地为筹措警察、教育事业经费，开始征收繁重捐税。第三，由民族聚居向民族杂居转变。清朝时期，西布特哈境内聚居民族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各民族之间基本和谐共处。民国时期，西布特哈地区迁入汉族移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不同，当地土著与汉族人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现象。第四，当地土著的生活由衣食无忧变为饥馁交加。在清朝时期，当地土著作为旗民领有国家俸饷，衣食无忧；而在民国时期，当地土著必须自谋出路，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困顿。对这一时间段的民族史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得出规律性认识。

在进行民族史研究时，还应注意对民族世居地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以达斡尔族为例，黑龙江地区是达斡尔族的世代居住地区，清朝统治达斡尔族的衙门便设在这一地区。这一地区较好地保留了达斡尔族的历史传统，较之其它达斡尔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达斡尔族文化更具有原生性和典型性，因而非常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历史进行深度挖掘。

三、 达斡尔族近代政治与社会史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达斡尔族近代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还原近代民族历史，找出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的因子，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着力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黑江地区达斡尔族政治变迁过程。研究内容包括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的重大变革，行政区划的沿革，民族统治政策的变化，以及达斡尔民族政治觉醒与斗争的历史过程。

政治变迁对民族发展有重大影响，在研究时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清末民初民族统治政策有很大变化，探究国家民族政策的变化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2.清末民初的“移民实边”和放垦政策对达斡尔族社会的影响。从民族国家视野来看，无论是民族政策的转变，还是“移民实边”和放垦政策，均是清末民初国家整合，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措施，只不过政府举措失之操切，因而不得民心。

3.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局面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4.努力理清达斡尔族乡村政治的兴革发展线索，探究达斡尔族乡村政治对民族的影响。

5.对这一时期达斡尔族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活动以及对本民族的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

6.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达斡尔族重大政治事件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二）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政治变迁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对政治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力。可以重点探讨以下几方面内容：

1.社会结构变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探究社会功能性结构以及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2.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3.政治社会化。探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达斡尔族政治社会化的实施过程及效果，搞清楚当时人们是不是认同和接受当时的政治文化。

（三）黑龙江地区达斡尔族社会变迁过程。具体研究包括经济发展、灾荒情况、外地移民与民族迁徙、人口变迁、教育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等几方面内容。清末民初处于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族社会踏出了较为缓慢的近代化步伐，在教育、文化等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清末民初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族社会饱受战乱、土匪抢劫、军阀盘剥之苦，近代化进程不免受挫。同时，封建、保守的观念和势力对达斡尔族的近代化进程构成掣肘，致使达斡尔族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这部分研究内容的难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社会变迁的类型：是整体变迁还是局部变迁；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

2.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影响。分析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经济变迁、价值观念变迁、教育、文化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中经济变迁对社会变迁有很大影响。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分析社会变迁对政治的影响。

参考文献：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0）

作为一个倡导“社会历史”研究与“全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注重深入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了他的“民族问题”史学，或“民族主义”史学。但是，学术界对他的 “民族主义”史学存在某种忽视或轻视。布莱克·埃尔科特（Blake Alcott）特别推崇他的“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他强调指出，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霍布斯鲍姆的个人历史、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成就，几乎忽视了霍布斯鲍姆倾注了大量兴趣的另一个主题——民族主义，在世界民族与人权问题丛生的时期，更应该认可和称道霍布斯鲍姆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即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存在问题的。霍布斯鲍姆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终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锡安运动），强调他的超民族主义——世界大同主义。或许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智慧，他试图把人类从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超，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同主义和人道主义境界。[1]凯瑟琳·玛丽黛（Catherine Merridale）也欣赏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他赞叹道，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主义或“长19世纪”的辛辣评述使他的著作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他直接接触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评论，给他的历史著作添加了一种独特的风味。[2]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概念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单一标准和综合标准都是存在问题的，民族概念只有历史标准，因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后设的，存在重大争议，易引起混乱，因此不能轻易地、简单地、草率地给出定义，只能以已经存在的历史民族为讨论基础。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是现代性的产物，民族是人们以现实利益为考量进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采取“发明传统”的形式，破坏了历史的客观性，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属于民族主义神话，需要历史学家去严肃清理。陈献光把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归纳为六个基本特点：第一，将其“民族”概念跟民族主义、国家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更高层次上他又将民族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第二，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民族， 但对于“民族”概念的内涵， 则重点彰显其政治含义。将“民族”理解为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 由于实体存在的不确定性或缺乏性，因此，在研究上侧重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民族”的研究。由此， 民族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 是与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的。第三，在方法论上， 采用一种回溯式的逻辑或者说“后设”原则。民族本身是“想象”的共同体 ， 真实的“民族”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于是， “民族”的分析只能采用回溯式的逻辑， 从既定的已有物出发。第四，“民族”概念探讨并非纯粹的思辨性理论分析， 它具有充分的历史材料， 是史料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范式。第五，采用动态的研究模式， 对“民族”概念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第六，对民族采取双元性的研究范式， 特别是从平民大众的角度去观察。民族本身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 但霍氏认为“民族”的概念必须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3]

霍布斯鲍姆强调对民族主义神话史学传统的批判，反对为民族国家构筑历史神话。梁民愫指出，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分渲染历史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或价值导向会导致严重后果，这在旧式民族主义史学传统或虚构民族主义神话传统的史学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民族主义是装扮成历史，以神话形式出现，扎根于历史过去中的认同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民族主义者只是出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而虚构了他声称的合法性历史，目的是为其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服务。霍布斯鲍姆强调史学家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地位，呼唤史学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回归，真正张扬史学社会政治功能。[4]

也有学者对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史学持质疑态度。任剑涛认为，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考察，不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承诺，而是以一种拒斥性的立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现实理据。但如果将这样的批判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联系起来，那就不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对自己政治信仰的现实贯穿而已：民族国家不过是妨碍实现他信仰的社会目标的障碍，因此便不具有认真对待的理由了。至于那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性思维，就似乎可以克制两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更是有些幼稚好笑了。[5]

二、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在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理论被建构出来，民族主义的思潮也接连不断，其中的流派争奇斗妍。一大批民族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著作得以出版。著名的诸如埃里·凯杜里 （E. Kedourie）的《民族主义》（ 1960 ）、布罗伊尔（ 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义与国家》（1982）、阿姆斯特朗（J.Armstrong）的《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1982）、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198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 （ 1983）、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民族主义诸理论》（1983）、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1985）、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 1989） 等。在众多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中，霍布斯鲍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家比较有什么不同？

通过对安德森与霍布斯鲍姆、凯杜里、盖尔纳等人的民族主义起源理论比较，胡文木认为，霍布斯鲍姆、凯杜里、盖尔纳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安德森则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胡文木指出，民族主义观点虽然派系繁多， 但是大部分人秉持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观点， 即认为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安德森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认为， 民族主义在近代世界历史中经历了四次散布， 第一波是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想象的民族主义 （ 18世纪）， 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 （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19世纪中前期）， 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 19世纪后期“俄罗斯化”）， 第四波是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20世纪中前期， 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 。可见， 欧裔海外移民所创造的 “美洲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开始。[6]

民族标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或者说历史族群性与现代建构性是民族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分野。马衍阳认为，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 ”（evolutionary determinism ）的反动。“演化决定论 ”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安德森等人都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因素，认为民族是在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反复营造的想象。这不仅否定了“演化决定论 ”的论题，而且也解释了民族的现代性格，但是却忽略了民族这种现代性格的基础。与其他现代论者一样，由于过分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格，无形之中已经排斥了民族构建中的族群因素。盖尔纳强调“政治单元与文化边界的重合 ”，霍布斯鲍姆强调“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 ”，而安德森强调民族是“有限的、拥有的共同体 ”，三者的表述都指向了一点，即民族是有界限的。但是，他们虽然都预设了这样的界限，却没有说明这种界限从何而来、如何形成。[7]

通过对西方影响较大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于春洋、吴磊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与厄内斯特·盖尔纳、安东尼·吉登斯、埃里·凯杜里等人一起列入“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肇兴于1960 年代，由于对于民族的论述较为中肯，主要从经验的和理性的分析出发来架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一种优势使得该理论自产生之日就长期占据着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地位，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忽视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疏忽”遭到了来自“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强烈批判。该理论的产生要稍晚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该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安东尼·D.史密斯，此外，还有约翰·哈金森、约翰·阿姆斯特朗等人。“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根植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族群，它不是现代的产物，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持久存在。[8]

通过对霍布斯鲍姆等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比较，王希恩认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扩张和教育、交通通讯的发达为民族认同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建立相伴而生；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将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到来而走完自己的历程。这些表述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有相同和相近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认为，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明确讲过，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有着必然联系。“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相近或相同并不奇怪，因为这一流派的许多理论家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像盖尔纳、安德森、奈林和霍布斯鲍姆等领衔人物都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甚至霍布斯鲍姆始终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9]

历史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霍布斯鲍姆与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二人对此的认识角度有所不同，并成为二人民族主义理论产生差异的根源。唐书明、刘锋认为，强调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进行反思，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强调民族的历史通过建构民族认同，而赋予了民族主义巨大的力量，则是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霍布斯鲍姆尽管也承认民族的历史对于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但霍布斯鲍姆则着重强调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弊端。霍布斯鲍姆也承认在当今时代依靠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具有普遍性，例如传播民族历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当今时代，对历史进行神化与虚构，以及任意地抹杀与歪曲历史，也仍然具有普遍性，在《论历史》一书中，霍布斯鲍姆也列举了大量事实对此进行说明，其中也包括了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这一事件。霍布斯鲍姆着重强调，在当今，我们的历史遭到不愿承认真实过去的人的篡改，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这些人只愿承认符合他们自己的过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神话与虚构历史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倡导历史学家应该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激情中退出。一方面，应该捍卫历史学解释人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基本能力，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遵循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基本原则。而只有当历史学家以求真求实的态度从事的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才能对神话与虚构的历史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应该捍卫历史学解释人类如何向更为美好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能力。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这才是人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10]

霍布斯鲍姆反对语言民族主义，不同意把语言作为认定民族的标准，但认为语言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建构很有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能塑造民族国家，也能撕裂民族国家。王冀平指出，霍布斯鲍姆相信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民族语言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把小语种、小语言不断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被融合看作符合民族间交流之常态。语言民族主义同政治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色彩。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表明，不论西欧国家还是日本，在建立现代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过程中，大都遇到过语言问题。语言是民族主义者寻求文化独立、民族认同的有力武器。[11]

三、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研究

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国家是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即是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的融合形式。霍布斯鲍姆指出，现代性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才开始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新概念。[12]民族，不仅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同意，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若不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13]

由于重点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于春洋、吴磊认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理论可归属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主张民族是基于一定疆域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与现代国家相结合，组成民族—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只具有现代意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在民族共同体中，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从属于公民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忠诚。[8]王希恩认为，霍布斯鲍姆等人强调民族的现代性与政治性，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9]

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创造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激发和着力推动的全球化又在消解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颜英指出，霍布斯鲍姆置民族主义研究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之下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现代性悖论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观最重要的理论特点。霍布斯鲍姆的现代性悖论是现代性结构要素的冲突。就民族主义而言，制约其发展的力量主要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其中，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建构力量，基于自身的建立、维护、巩固和壮大的需要，得以推动民族主义强劲发展；而全球化则是主要的抑制和消解力量，使得民族主义得以缓和、冷却和逐渐消散。因此，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14]

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立足的所谓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往往也是构建的，而非历史久远的。即以现代性构建“传统”，以“传统”表达现代性。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认为，在国家主义复兴和对身份认同有新的焦虑的时代，由于政治的、宗派的和种族的原因，有一种新的传统被创造出来。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关于国家传统发明的著作。[15]霍布斯鲍姆与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合作编辑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1983）。《传统的发明》通过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国、法国、德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的变化，揭示了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传统并非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我们一直处于传统的发明之中，而且这种发明还在加速。保罗·莱悌（Paul Laity）认为，《传统的发明》精当地揭示了传统（如民族节日、典礼仪式、典籍、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大众文化等）并不是天生的和古老的，实际上是新近的，而且是有意发明的。[16]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国家历史可能是现在最为有害的有关历史部分，因为世界不可能以民族国家这一表述得以理解。但是，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历史，也包括传统，都在被大量创造。在过去30年里，涌现了大批历史遗迹和历史博物馆。新国家建立的基础都需要去创造历史来表明自己如何重要，其方式就是给自己发明一个过去。[15]

四、关于民族主义前景研究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正在走向衰弱，但远未消亡。虽然全球化力量不断壮大，未来是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舞台，但民族主义的幽灵难以挥之而去。不过，帝国主义必然消亡。阿兰·鲁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指出，霍布斯鲍姆确信：帝国和外国干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取代它们的是什么还不清晰。霍布斯鲍姆看到了英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帝国的消亡，也目睹试图建立帝国的德国和苏联的兴衰，他预言，试图实施帝国统治的美国也会消亡。霍布斯鲍姆主张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的力量不可抗拒，国民经济在不断弱化，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不断受到侵蚀，但并不看好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产生了一个巨大而难以理解的世界。你要对付的单位越大，你就越需要能够接近地方社区的东西来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霍布斯鲍姆不相信“自由市场国家”会有很好的未来，即使布什和撒切尔也未能真正缩减国家的规模。[17]霍布斯鲍姆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确实削弱了超级大国设计的民族国家秩序。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冷战给世界政治和民族国家施加了一些秩序，这些秩序现今已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所削弱。[16]

人类未来向何处去？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向何处去？王建平认同霍布斯鲍姆的观察：20 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现象在功能上不同于20 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 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可以谨慎地相信， 21 世纪将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发展的世纪，一个可称之为人类主义价值观萌芽和生成的世纪。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共识，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排外性族裔民族主义会控制主流思想的可能性，看不到冷战后初期民族国家增生现象复活，以及发生在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左右国际政治格局与进程的可能性。相反， 我们看到了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功能的复杂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显示和实践了超民族认同和地区性、世界性统合的可能性。[18]当然，霍布斯鲍姆坦承，人类历史不是必然进步的，也存在历史倒退，他对人类未来并不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而是持应该积极谨慎应对的悲观态度。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随着产业无产阶级在人们头脑中的消失，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历史时刻：旧的规则和惯例已经停止运作，而迄今为止我们还靠这些规则与惯例把家庭、团体和社会凝聚在一起。[16]马丁·马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指出，霍布斯鲍姆的《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在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方面对人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19]保罗·莱蒂（Paul Laity）指出，霍布斯鲍姆以一种冷静的、超然的姿态评价当代世界的困境。他认为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传统已经受挫于大众对世事的漠不关心和歇斯底里。他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带着必不可少的悲观主义情绪更好地面对21世纪更加暗淡的前景。[16]

霍布斯鲍姆认为，全球化严重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正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路途中，但民族国家还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支柱，超国家主义还没有很好地运作起来。马丁·马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指出，霍布斯鲍姆看到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消长关系。通常人们认为民族国家控制会越来越强大，而实际上控制却是越来越削弱。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但政治运作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将继续成为人们赖以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主要框架，但无疑将受到削弱。[19]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指出，霍布斯鲍姆虽然认识到民族国家的衰退，已经剥夺了社会和工人运动的天然舞台，但感叹，迄今为止超国家主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运作。[20]

参考文献：

[1] Blake Alcott.The humanity of Eric Hobsbawm[J].The Guardian，2 October 2012.

[2] Catherine Merridale.We can learn from this dazzling professional[J].The Guardian，1 October 2012.

[3] 陈献光.解读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文本[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4] 梁民愫.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立场分析[J].史学理论研究，2004，（2）.

[5] 任剑涛.不为激情所扭曲：政治信仰与凡人历史——纪念英国现当代历史学家、世界知名共产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N].东方早报，2012-10-11.

[6] 胡文木.什么是民族主义——读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J].前沿，2010，（22）.

[7] 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 ”与“民族主义 ”评析[J].世界民族，2005，（3）.

[8] 于春洋，吴磊.讨论与述评：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研究概要[J].新疆社科论坛，2011，（3）.

[9]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J].民族研究，2004，（2）.

[10] 唐书明，刘锋.不同视野中的历史与民族主义关系——霍布斯鲍姆与安东尼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的差异[J].贵州社会科学，2008，（1）.

[11] 王冀平.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J].世界民族，2008，（ 6）.

[1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17.

[13] Eric Hobsbawm： a life in quotes[J].The Guardian，1 October 2012.

[14] 颜英.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12，（5）.

[15] Tristram Hunt.Man of the extreme century[J].The Observer，22 September 2002.

[16] Paul Laity.The great persuader[J]. The Guardian，1 September 2007.

[17] Alan Rusbridger.A counsel of despair[J]. The Guardian，27 Ma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