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增长促进作用明显，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增长不直接产生作用但要素配置功能明显[11]，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呈现空间异质性与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实现经济增长有赖于制度环境的优化[12]。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经济增长，而环境规制促进了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13]，还有学者认为绿色税收在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滞后效应，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并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14]，同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作用[15]。本文选取1999—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针对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此验证并寻找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也为推动税制绿化改革、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绿色税收概念与内涵的再界定

绿色税收的概念源于“庇古税”理论，该理论主张利用税收手段将环境污染问题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以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随着工业化深入推进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其含义从环保层面逐步延伸到了经济、社会等领域。西方发达国家运用此经济手段应对环保问题，逐步掀起绿色税收制度改革且收效甚好，进而引领了全球的绿色转型升级与制度变迁。我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大国，基于环保压力与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诉求，对绿色税收及其制度供给的社会需求越加迫切。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税开征以来，绿色税收的绿色效应逐步显现，基于双重红利理论，社会各界对其经济效应更为期待，因此，对其概念与内涵给出客观且全面的界定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广义视角将绿色税收的概念界定为以促进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推行绿色生产与消费为目的，对市场主体所开征的环境税、资源税和其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及税收政策。进而言之，将其内涵扩展至不仅包括环境保护税与资源税这两种主体绿色税种，还包含消费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这七种绿色相关税种。

2研究设计

2.1计量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升级与绿色税收的省际面板模型，来研究绿色税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影响。2.2变量选取

2.2.1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pGG），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产业升级（TS），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采用干春晖与郑若谷（2011）[18]的研究思路，选择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若比值逐年增大则表示实现了产业升级，粗放型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经济业态向服务化方向推进。

2.2.2解释变量

绿色税收（GT），基于绿色税收的广义内涵，将环境保护税（排污费）、资源税、消费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九种税种加总表示绿色税收收入。

2.2.3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经济理论，和大多数文献一样[6,14,17]，模型（1）和模型（2）中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OU），使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对外开放程度。物质资本投资（FI），选取各省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的度量指标。人力资本投入（Edu），选取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度量指标。科技创新水平（R），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各省份技术创新水平的度量。

2.3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中国税收统计年鉴》。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仅包括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其中，1999—2006年科学技术支出数据为各地财政支出中科技三项费用与科学事业费之和，2007—2019年该项数据直接摘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18年和2019年没有公布各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数据，仅有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其数据分别为以2017年与2018年为基期，按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增长率进行了推算。

3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了数据样本量（N）为30个，时间跨度（T）为21年的短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在检验绿色税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广义矩估计（GMM）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并可以有效解决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用该模型得到的参数估计值相比其他传统计量模型更合理。另外，在有限样本条件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利用的样本信息更多，在实证过程中进行参数估计的偏差更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在具体分析中，依次添加了前文所列示的控制变量，以便逐步观察各个控制变量对绿色税收与经济关联效应的具体影响，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加入了所有内生变量的二阶到五阶滞后（若存在）作为工具变量，并且加入了col-lapse选项选取最适合的滞后阶数对工具变量进行控制。

3.1绿色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选择经济增长（pGG）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广义矩估计得到的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及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成立的前提是扰动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所以要对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进行检验。通过AR检验，表2中5个模型的扰动项AR(1)均小于0.05，AR(2)均大于0.05，表示各模型的扰动项的差分虽然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判断扰动项无自相关，可以使用系统广义矩进行参数估计。另外，采用Hansen检验对系统广义矩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进行过渡识别检验，各模型Hansen检验值均大于0.1，表示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

3.2绿色税收的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选择产业升级（TS）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绿色税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回归模型及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五个模型的扰动项AR(1)均小于0.05，并且只有模型（9）和模型（10）的AR(2)大于0.05，表示五个模型的扰动项的差分均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只有模型（9）和模型（10）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对模型（9）和模型（10）可以使用系统广义矩进行参数估计。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界定绿色税收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通过选取1999—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针对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验证并寻找更好地发挥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的因素。结果表明：绿色税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产业升级不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绿色税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生产要素投入都会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鉴于基础投资的公共物品属性，现有教育体制及人力资本供给水平有限，以及各国普遍采取审慎的适度开放政策，导致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入与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实现产业升级作用有限。绿色税收、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关系，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进而推动相关产业实现高端进化，产业升级又对前两者产生更多的现实需求与良好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为更好地发挥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供给。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按照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中性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采取循序渐进模式，分别从整合并优化现有绿色税种体系、重视并强化绿色发展意识形态、规范并改进征收管理机制与适时开征碳税等具体内容予以推进。

（2）优化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绿色税收引领企业主动优化生产要素供给，科技要素是关键，通过探索新技术、创新新工艺与开发新产品等举措提升其配置效率；转变能源要素供给结构，着力发展绿色新能源，逐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并构建现代新能源体系；拓展资本供给主体，为新兴科创板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路径，提高资本要素运行效率；大数据时代要求整合现有数据资源并提高市场化利用效率，深化教育、税费等领域改革，为市场主体合理配置人力资本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据此助力经济转型并提升绿色经济增长质量。

（3）建立产业升级长效机制。绿色税收作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短期内对产业升级作用有限，但从长远看对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第一，通过制度供给引领绿色发展的宏观政策导向，倡导绿色消费理念，营造绿色环保社会文化氛围，采取差异化的减税降费及税收优惠措施，对低碳环保产业设立奖励机制，构建实现“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设机制；第二，构建投资与需求的联动机制，通过加大对数字化、新能源与新技术等生产领域投资，全面提升新兴产业的供给与效率，同时增加对环保型、智能化与数字化等消费需求，确保绿色产业升级的持续均衡发展；第三，注重区域协调机制的优化调整，匹配绿色税收与产业升级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适度超前而中西部地区力争同步，尽量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发挥绿色税收的差异化调控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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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中军 程鑫 孟勇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