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逐步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体制与新政策体系。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7.92亿人，同比增加了0.21亿人。农村常住人口为5.89亿人，同比减少0.13亿人。截止到2016年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57.35%。据“十三五”规划预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则会达到60%。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直接推动了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极大改善了农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为农村民众提供了选择性更多的就业、创业渠道，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释放，更趋多元化的生产、消费方式得到推广与接纳，从而也让农村产业迎来了深度调整、优化乃至转型的发展契机。然而在相对闭塞、滞后的传统生存观念的影响之下，面对全面席卷的城市化浪潮，当前农村的农业生产技术急需升级、革新，民众整体收入偏低、消费能力不足对农村经济拉动作用有限。加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速率偏慢，市场化与特色化生产、经营又受制于规模有限与模式单一。因此，也致使农村城市化的进一步拓展遭遇了严重阻碍，农村经济振兴面临重重困境。所以，只有科学审视、定位城市化推进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交互关系，正确进行发展意识引导、专项政策落实以及管理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一、城市化背景下振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困境

（一）农村民众整体收入偏低、就业环境仍需改善，消费能力不足干扰农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3361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农村居民占比仍高达27.3%。偏低的整体收入，使得农村民众必须将满足基本生存与生活所需作为核心考量。加之当前农村的就业环境趋于饱和，企业用人需求降低，因此农村民众对于超出预算范围的额外消费的意愿普遍不高。而从2014年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以来，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项优惠政策，旨在改善低迷的农村市场就业环境，不过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干扰，在农村尚未得到充分落实，对于市场经济的驱动效用比较有限。因此，大面积的消费疲软，降低了货币与商品的转化速率，自然也难以为农村产业经营从分散化到规模化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市场化与特色化生产、经营模式相对单一。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是近年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上也得到了重申。长期以来，土地流转、产权交易一直都被视作是阻碍农村经济活力释放的制约因素。尽管随着土地确权、集体产权市场化交易、农业补贴、导入金融保险等政策的推行，农村原有的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格局得到了极大改观。不过在承包经营、宅基地流转、专项基金改革以及金融保险配套供给等细化环节上，仍旧存在落实不严、分配不清等问题。尤其是随着职业农民的锐减，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经营又处在分散化发展阶段，市场化与特色化经营又局限于初级农产品加工，缺乏规范管理与长期规划，并不能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在资源、成本上的优势。

（三）城市化发展推进与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出现明显脱节，农村社会发展缺乏凝聚、协同意识。

农村城市化速率的不断加快，也顺势催生出了更为差异化、多样化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特别是对于大量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获得充分、及时的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权益保障，解决当前紧迫的生存困扰乃至后顾之忧，才能驱动自身去寻找更多的就业、创业机遇。然而受制于体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因素的干扰，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显得相对松散、臃肿，缺乏机动性。对于农村民众的权益保障不及时、不充分，导致其参与投保的积极性偏低，并对制度、政策存有疑虑心理甚至抵触情绪，导致农村社会难以形成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发展共识，使农村民众普遍缺乏改变自身经济条件以及农村落后现状的信心与毅力。

二、城市化背景下导致农村经济遭遇发展困境的因素

（一）传统生存观念强调安土重迁、农村民众普遍存在短视思维，对城市化发展认识不全面。

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比较单一的谋生途径，促使农村社会形成了以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威权主义为主导的固化意识。即使是在城市化浪潮的全面席卷之下，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民众，倾向于固守现有的土地、居所，在本地从事收入偏低的体力工作。虽然也有部分青壮劳力为了寻求经济条件的改善、选择离乡进城，不过其核心诉求则是在短期获取较多的货币收益，而非利用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与创业机遇，去寻求更为多样化、长远的发展方式。因此，虽然城市化所引发的土地流转、产权交易，令不少农村民众获得了相应的赔偿、补贴以及经营收入，然而其却普遍不愿意尝试进行适当投资、抑或参与扩大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农村资源的再分配、资金的再流通。

（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呈失衡状态，农村人口对定居城市、坚守土地存在选择上的矛盾性。

发挥城乡各自优势、实现协同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化的初衷与目标。而城乡人口能否合理地实现跨境流动、循环流转，发挥两地人力资源在成本、素质上的优势，是影响城市化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而就当前我国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态势来看，大多数农村人口都倾向于聚集城镇、不愿意返回乡村来完成资金、技术的投放。由此产生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城市遭遇人口激增、各类成本抬升、资源配给不足等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农村的职业农民快速减少、土地资源闲置、空心化与老龄化趋于常态。所以，这种畸形的单向流通形态，无疑增加了农村民众的生存焦虑与负担，限制了城乡两地人力资源的合理转换与效益释放。

（三）农业生产技术革新落后于城市化推进，配套政策、管理机制的落实与创新存在滞后性。

相比于城市化所带来的交通、运输网络以及土地流转的巨变，我国农村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却一直显得比较缓慢。缺乏循环利用、且环境污染性大的分散化、粗放式的生产模式依旧占有相当大比重。而在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上，又受制于各类利益纠纷的干扰，难以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此外，专项扶持政策、管理制度在农村的执行，也长期受困于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人才流失率偏高以及缺乏问责监督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及时、有效地落到实处，更无从谈及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去调整、探索更加合理与高效的发展机制。

三、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经济的振兴策略

（一）加强现代农业的产业统筹、集约生产、多元经营的联动一体化发展。

加快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规模化、创新化的改革步伐，构建以先进生产技术为主导、高机动性市场定制经营为主体的联动一体式的农业产业体系。首先应当把握全面变革农村生产力这一基本立足点，逐步导入当前国内外最新、最成熟的农业发展理念与运营机制，充分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其次，要因地制宜地走规范化、特色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充分利用生产技术提升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打造绿色高品质农产品体系；第三，可以推动实体营销、电子商务的同步发展，充分扩大农产品的输出渠道、开拓潜在市场，寻求更为多样的经营模式。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土地产权保护，推动城乡共建共治共享。

在坚守按劳分配这一核心原则的前提之下，应当逐步对农村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大力鼓励、倡导勤劳守法的致富途径，逐步通过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政策支持，去提高中等收入、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农民土地产权的规范化保护，细化土地财产征收征用机制，允许农民依法进行土地的商业化流转，逐步增加其资产收入。此外，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基础管理制度，逐步建成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体制。

（三）加强法治管理与市场体制改革，创造公平、文明的就业与竞争环境。

强化农村社会法治化管理、规范引导人口跨境流动，充分落实人口登记与户籍改革制度，鼓励农村民众，尤其是职业农民往来城乡两地就业、创业，正确引导其进行土地确权流转、合法产权交易，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形成良性竞争的生态格局。同时，要着力改善农村社会的整体就业环境，营造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加强人力资源交易市场的整治力度、推广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机制，切实保障农村民众自由择业、获取合法收入的权益，规范各类经营行为，正确引导农村市场进行有序、高效运转。

（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增强两地协同发展的自信心、凝聚力。

在充分共享城市化发展所释放的经济红利的同时，也要同步加强农村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通过从革新发展机制、优化供给体系以及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入手，借助城市化的推进去重新分配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断丰富农村基层群众文化的内容、形式，打造开放、分享、互助的新型社区文化生态。同时，加强在社区公共文化综合服务、民众权益维护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环节上的统筹与引导，营造活跃、和谐、文明的环境氛围，提升农村民众的自信心、归属感，充分凝聚民心、民意以及民力，为城乡一体化的长效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驱动力。

参考文献

［1］吴丽丽.我国城市化对农村消费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01）：142.

［2］陈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互动机制分析［J］.大科技，2017（03）：16-17.

［3］刘合光.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点及其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7（12）：65-68.

作者:程小芳 单位:武汉华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