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汇总十篇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1）
刚才，代表不同教育类型的12家单位现场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明确了结对帮扶的合作内容、工作方法等，很有代表性，也涵盖了我省4个贫困片区。江滨幼儿园、师专附小、云南粮油职业教育集团、云南大学等7家单位和云南师范大学志愿者服务队的代表作了发言，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介绍了构建全领域结对帮扶工作的成效、经验和下一步工作思路，讲得都很好。大家对教育扶贫的认识是深刻的，制定的措施、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对于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就如何推进全省教育扶贫全覆盖工作，讲3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教育扶贫的重要意义
（一）深刻领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站得高、看得重、落得实、抓得紧。多次就扶贫开发进行视察调研，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站在党的使命、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高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明确、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个一批”。即：目标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举措明确；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贫一批。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扶贫工作新机制，是新形势下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完善和升级，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精准扶贫开发新格局。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词就是“全面”，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地区掉队、任何一方群众落伍。加快扶贫攻坚，关乎“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尤其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以全面小康的时间表倒逼扶贫攻坚的路线图，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引领扶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以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营造扶贫攻坚的良好环境，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绩筑牢扶贫攻坚的政治保障。教育系统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紧扣“精准扶贫”主线，把总书记的战略思想不折不扣的落实到各项教育工作中来，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和务实有效的举措，推动贫困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使贫困地区孩子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共享教育现代化的成果。
（二）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
教育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着力点，是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2012年，十闭幕不久，到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 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又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6月，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又着重强调了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今年教师节前夕给“国培计划（2014）”北师大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总书记又再次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党和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在昨天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又强调指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10月12日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扶贫日活动新闻会上，宣布了5条很重要的扶贫措施，第一条就是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于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视和肯定。同时，更是对教育在消除贫困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方面提出的殷切期望。
（三）教育扶贫对于我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开发任务艰巨，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云南有7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7个省级重点县，4个连片特困地区涉及15个州93个县，是全国片区县、重点县最多的省份。2014年末建档立卡有贫困乡镇476个、贫困行政村4 277个、贫困自然村98 393个、贫困户195万户574万人，贫困发生率15.49%，贫困人口居全国第二位。2014年末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 299元和7 45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24%和71.08%。在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2.99%，其中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高达28.17%，傈僳、佤、景颇、布朗、怒、基诺、德昂、独龙、拉祜、哈尼等部分少数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基本处于整体贫困状态。综合分析我省4个片区贫困原因，大体涉及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等多个方面，尤其是滇西是典型的素质性贫困。现展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对生产要素的组合，除当地既有的自然资源外，还要注意人力资源的开发，两者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发相对富足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丰厚的人力资本，不断引入新观念、新思维、新资源，有利于打破既有的内部要素均衡，可以提高区域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连片扶贫目标。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财力有限，我省的贫困地区也是教育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从我省教育事业“十二五”规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两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迪庆州、怒江州、临沧市、昭通市、红河州、德宏州、普洱市、版纳州、临沧市等片区州市均距离规划目标有较大差距，昭通、怒江、迪庆、临沧等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各项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还与全省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全省教育系统必须勇于担当、责任上肩，提早介入，掌握基数，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全覆盖，把贫困家庭的教育兜底问题解决好、落实好，让能考的考出去，能学的学出来，彻底斩断贫困复制链条。
二、准确把握教育扶贫全覆盖的主要内容
教育部始终高度重视教育扶贫工作，2013年7月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2013〕86号），明确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同时，国家层面先后实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免学杂费、教科书费、寄宿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生活费政策、少数民族预科班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20项教育惠民政策。我省还启动实施了怒江州、迪庆州职业教育全免费全覆盖试点，两个州初高中毕业未能升学的农村户籍学生，均能获得免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这些全覆盖教育扶贫政策中：既有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总体部署，也有具体支持项目；既有面向学生的举措，也有服务于教师的政策；既有普通教育，也有职业技术教育；既有面向11个连片特困地区的，也有专门针对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的特殊政策；既有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也有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通过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的实施，努力办好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遍及每一名教师，培养好每一名孩子。
在形成了一个立体完整的教育全覆盖政策体系之后，关键是要把政策落实到位。因此，教育部决定依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以结对帮扶为抓手，以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为重点，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力图举全教育系统之力，建立各级教育结对帮扶关系和学生结对帮扶关系，全面覆盖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名学生及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具体内容包含以下7个方面：
（一）学前教育结对帮扶。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城区公办幼儿园、优质民办幼儿园对口帮扶乡镇中心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对口帮扶所在乡镇村级幼儿园，在县域内建立“县―乡”和“乡―村”两层结对帮扶关系。
（二）义务教育结对帮扶。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市级义务教育学校、市辖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帮扶县级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帮扶农村薄弱义务教育学校，组织乡镇中心校对口帮扶所在乡镇村小学、教学点，在县域内建立“市―县”“县―乡”和“乡―村”三层结对帮扶关系。
（三）普通高中结对帮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区域内优质高中分别对口帮扶贫困县普通高中，在县域内建立“省―县”和“市―县”的“二对一”结对帮扶关系。
（四）职业教育结对帮扶。教育部统筹安排东部地区职教集团对口帮扶片区地市级职业院校，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校“一对一”对口帮扶片区各县中职学校，在市域内建立“职教集团―市”和“示范校―县”两层结对帮扶关系。
（五）高等教育结对帮扶。教育部结合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会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1所部属高校或东部高校+1所省属高校”的形式对口支援1所片区高校，在省域内建立组团式结对帮扶关系。
（六）继续教育结对帮扶。国家开放大学统筹安排东部地区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一对一”对口帮扶片区县广播电视大学。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开展公益性继续教育，打造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国家开放大学升级版，为片区县每一个行政村培养若干后备干部、创业青年和致富带头人。
（七）贫困家庭学生结对帮扶。依托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动员大学生志愿者与片区农村贫困学生建立“一对一”长期结对帮扶关系。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志愿者与片区贫困学生建立“一对一”长期结对帮扶关系。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建立校长、教师“一对一”对口帮扶农村留守儿童的工作机制。
这7个方面的结对帮扶，总体上以学校对学校层面为主，同时包括了志愿者与贫困学生的“一对一”帮扶，以及校长、教师“一对一”对口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内容覆盖各级各类教育，涉及国家、省、州（市）、县、乡到村各级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最终形成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结对帮扶网格体系，是一项需要上下协同、多方努力的系统工程，同时要做好20个项目。
三、迅速掀起教育扶贫全覆盖工作的新热潮
（一）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教育扶贫全覆盖工作的组织领导。省教育厅各相关职能部处室、各州（市）县教育部门、各支援方和受援方，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系列扶贫思想的高度，认真抓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全覆盖工作。各部门必须强化责任担当，着力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一级抓好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各级各类教育结对帮扶体系，真正形成上下衔接、左右联动、合力推进的体制机制，确保教育扶贫全覆盖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尤其是支援方和受援方作为教育扶贫结对帮扶全覆盖的实施主体，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一方面支援方要讲担当、讲奉献，充分动员自己的优质资源，动真情、使真力、真扶贫；另一方面受援方要消除等靠要思想，主动对接，找准着力点，充分挖掘和用好支援方的帮扶机遇，不断增强自生发展能力，最终缩小与支援方的差距，同进步、同发展。
（二）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摸清贫困基数，打好全覆盖基础。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摸底。教育厅相关职能部门、各州市和县级教育部门要按照分级管理职责，对本系统和辖区内的教育资源和贫困学生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做到底数清、问题清、对策清、任务清、责任清，为开展结对帮扶提供真实情况和准确依据。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各级各类教育薄弱学校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区分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学管理、教育质量和缺项目、缺资金、缺师资、缺理念等情况，列出需求清单，做到因校结对，精准帮扶；要对各类贫困生和贫困学生家庭情况进行排查，区分因灾、因病、因学或缺劳力、缺技术致贫等情况，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真正做到致贫原因清、帮扶措施准。要健全档案资料，收集完善文字资料和网格化管理资料，建好省、州（市）、县（市、区）、乡、村五级教育精准扶贫数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网络监管系统对教育薄弱学校、贫困学生、贫困学生家庭和扶贫项目运行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实现基础数据和需求信息互联互通。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2）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一“教育扶贫”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其根本在于“精神扶贫”。它不是简单的对扶助对象“授之以鱼”，更多的则是“授之以渔”，引导受助者寻找造成贫困的根源，鼓励他们树立改变落后面貌的思想，提高教育文化素养，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致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辅助”作用大于了脱贫的“扶助”效果。
但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对“教育扶贫”的理解失之偏颇，将“教育扶贫”形式化、表面化。为了追求短期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往往采取“过节送礼、寒冬送衣、捐书捐物”的方式，让受赠者感恩，表面上能解燃眉之急，“立竿见影”，实则忽略了扶贫的根本在于激发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
为贯彻落实对小学生的“教育扶贫”，开学初，也农村贫困户按国家政策实行了免费，享受免书本和学费政策，“教育扶贫工程”的另一表现是对农村村建远程教育设备的投入和村建图书室的捐赠。远程教育设备的有效使用。但是，如果对投入的设备和捐赠的图书不能有效利用，而只在上级检查时拿出来做做样子，这样的投入不只造成物质上的浪费，还给学生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还有一些地方，对贫困地区学校投入大量实验器材、图书资料，但由于学校教学人员的不足或学校硬件设施的缺乏，只能造成器材和资料的闲置。有的村小教学点专业教师缺乏，便由中心校指派教师“走教”;一些学校对不能正常入学的“三残儿童”实行“送教上门”，但对“走教”和“送教”的老师没有建立激励机制，教学人员只图完成任务，“走教”“送教”流于形式，校长在上级检查的时候“面子”有了，还可能被上级表扬“有创新”，但这样的“扶贫”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边远地区教育的贫困，这样的“扶”不能很好的将“辅”贯穿于扶贫过程，所起作用是很小的。
“扶贫先扶志”，“扶志”就是要让专业人员对他们悉心辅导，让贫困者树立脱贫致富的意识，掌握脱贫致富的本领。它更不是面子工程，而要求我们真抓实干，只有思想上“扶志”，能力上“扶智”，才能使贫“脱贫攻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二步入小康社会，是2020年必须要完成的目标任务。但是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尚未脱贫，这样任务就不能完成，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党员、干部要紧紧拉着贫困户的手，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对贫困的群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很多的基层干部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加增强所有人抓好扶贫攻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用“心”扶贫的必要条件。在一家一户的走访过程中，太多的卧榻病床的老人、太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太多渴望走出困境的人，这些更加驱使大家用心去帮扶他们。
扶贫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其过程中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而不是自我标榜道德高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自己的意愿代替群众的想法。
用没用“心”，群众是有感觉的;被动扶贫和主动帮扶，群众是心知肚明;有没有将工作落在实处，群众是看在眼里的。只有真心付出、真心帮扶，扶贫工作才会取得实效。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三论述脱贫攻坚，要求“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确保到二O二O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抓好脱贫攻坚工作,最根本的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省市县对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瞄准靶心、补好短板,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以决战决胜的姿态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以必胜的决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以坚定的理念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何用坚定的理念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比如精准扶贫的思想、有效脱贫的思想，把扶贫放在重中之重的思想，用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思想，都是脱贫攻坚的新理念。精准扶贫就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不同贫困对象，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对贫困区域和贫困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一种扶贫方式;就是对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资源进行精准配置，对社会扶贫和市场资源进行有效引导，对扶贫对象进行全过程监测，实现建档立卡对象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形成“县级统筹、镇抓落实、工作到村、扶持到户”的工作机制。按照党的作出的伟大部署，实干苦干加油干，我们一定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以扎实的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一名扶贫局的纪检干部，一是要紧盯盯扶贫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对贯彻中央脱贫工作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二是要严肃执纪问责，形成高压态势。切实找准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真正把监督责任记在心里、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以“解剖麻雀”的精神把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做细做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坚持精准发力，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中传导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三是要加大问责力度，对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的，严肃追究主体责任，要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走在前列、做好表率。对扶贫领域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打招呼，早提醒，早处理;坚持问题导向，做深做细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四作为湖南省最大的部级贫困县和全国最大的移民后扶县，至2017年止，新化县共有21666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我县计划于2019年年底实现20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摘帽，至目前为止已脱贫51个村。我县早已把扶贫攻坚任务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强力推进，加压奋斗，争取早日达成脱贫攻坚目标，在参加县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部署的多次任务和行动后，现有心得体会如下：
1、用“心”扶贫。
对基层贫困的群众，我们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我们很多的干部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加增强我们抓好扶贫攻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用心扶贫的必要条件。在一家一户的走访过程中，我见过太多的卧榻病床的老人、太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太多渴望走出困境的村里人，这些更加的驱使我们用心去帮扶他们。
扶贫攻坚对各村都有任务、有指标，还要纳入最终的年终考核。如果仅仅把扶贫当作任务，为驻村而驻村，敷衍了事的填写扶贫手册;为入户而入户，表示我来过、我见过，然后纸上谈兵，这些被动的扶贫、被动的工作，没有一丝的责任感，如何能够用心。在奋斗在一线上的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怀着对弱势群里的关爱、对困难群众的同情，坚持行善向善的信念，变任务为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充满激情、充满爱心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扶贫攻坚战中。
2、用“新”扶贫。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自我标榜道德高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断的反驳群众的意见。
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把贫困群众当作亲友，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想法，设身处地的谋划、实事求是的规划，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白天走访入户，在田间地头、山场树园等处与贫困户交流，结合实际，与帮扶结对的贫困群众谈心，聊天，思考脱贫的对策和方式，同时为他们积极争取以大病救助、民政救助、雨露计划等方式渡过难关，让贫困户对生活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去面对现在的问题，加大智与志的帮扶力度，永久脱贫、直奔小康才不会是一句空话，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用没用心和新，群众是有感觉的;被动扶贫和主动帮扶，群众是心知肚明;有没有将工作落在实处，群众是看在眼里的。只有真心付出、真新帮扶，扶贫工作才会取得实效，而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群众路线教育的成果会更加巩固，在攻坚战役中会取得绝对的胜利，更加会体现出我们帮扶工作者的自我价值。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五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把贫困群众当作亲友，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想法，设身处地的谋划、实事求是的规划，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3）
2021工作计划范文1一、注重学习，努力提高总务科工作水平。
加强后勤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和贯彻十_大精神，保持_员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学习先进的技术技能，丰富业务知识。带领全体后勤工作人员强化“服务”意识，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树立总务科的工作形象。
二、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细化防范范围。
树立安全责任高于一切的思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财务管理，认真执行上级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做到帐目清楚，程序规范。
不出安全事故。
2、继续执行公物巡查制度。
加强对校园内的设施、设备的检查和维修，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做到经常性检查与突击性检查相结合;一般性检查与专向性检查相结合。
3、严把食堂和小卖部的食品质量关，杜绝一切不合格食品进入校内，严格执行采买索票制度和食品加工操作规定，确保全校教职工和学生的饮食安全。
4、枪库安全。
树立忧患意识，杜绝麻痹大意思想，按照出入库程序运行，定期排查隐患。
5、车辆行驶安全。
做到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驶，车辆定期检修，注意节油防滴漏。
6、医务室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对学生定期体检，防疫检查与宣传教育并重。
严防各类传染病的蔓延。
三、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组织后勤人员参加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引导大家要以学校的需要为己任，以我校通过ISO9000认证为契机，修正旧有的管理模式，规范工作流程，细化分工，明确职责。树立大局观念，倡导团队精神，切实有效的做好我校的后勤保障工作。
四、抓好财务管理。
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结合支付制度改革，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做到帐目清楚，程序规范。
五、节约学校资金，营造勤俭节约的办公环境。
建立统计和监督机制，对于各科室的办公耗材重新制定登统审计表，根据各科室的办公经费消耗情况每月下发通知单，对各科(室)使用的办公耗材进行监督。回收各类办公废品及废旧报纸等。
六、为省十_运会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省十_运会在20__年还有半年的赛事，我科会继续为省十_运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以确保比赛工作正常运行。
七、重新安装空调，改善办公环境。
在新的一年，我科计划拆除原有旧的中央空调，安装新的空调设备，为广大教职工创建更好的办公环境。
八、开拓创新，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1、食堂管理。
食堂继续推行市场化经营，在确保饮食安全的前提下，着重抓好饭菜的营养搭配，积极为我校运动员做好饮食服务，全力备战省十二运会。每月根据食堂运营情况，组织召开学生与食堂承包人的联席会，无记名填写《顾客满意率调查表》，听取学生意见，改善学生就餐供应。创建教工食堂，改善和提高教职工的就餐条件和质量，从而增加教职工的福利。
2、医务室谋划市场化经营，为学校创收。
建立服务机制，真正做到服务教职工和学生，做到价格合理，服务到位。医务室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组织成立各类医学保健小组，宣传卫生保健常识。
3、卫生与保洁谋划市场化化经营，面向社会全面招标，我们相信，专业的卫生与保洁人员会让我们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和生活环境。
4、采购与维修。
在保证品质和价格的前提下，制定科室办公用品申请制度，按照ISO9000认证要求，在每年年初填写《年度采购计划表》，报经主管校长批准后，我科统一采购，并及时发放。维修工作要做到及时和质量保证，建立维修档案，按时填写《维修记录》和《巡查记录》，并与安全隐患排查同步进行。
5、德育教育。
为做好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我科将与有关科(室)配合，做好德育教育工作。教育引导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遵守校规校纪，爱护公共设施与环境。
2021工作计划范文2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扶贫帮困工作的总体部署，切实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根据《中共__市委办公室、__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的意见》(广委办发〔20__〕12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_大及__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科学扶贫、精准扶贫为根本，扎实开展结亲结对帮扶贫困户活动，确保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学院的精准帮扶目标。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精准原则。广泛排查摸底，严格标准和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摸清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情况，精准确定帮扶对象，结亲结对帮扶到村、到户、到人，确保“扶真贫”。
(二)坚持帮户原则。以贫困户为单元，对每个贫困户实行定人、定责、定时开展结亲结对帮扶，并因户制宜确定帮扶内容，包括项目、资金、物资和技术等，实行一定三年不变，不脱贫、不脱钩、不走人，确保“真扶贫”。
(三)坚持发展原则。坚持扶志扶根扶本，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坚定发展定力，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落实改善生存生产生活条件、落实致富项目，发展增收产业、寻找增收门路、提升增收能力，通过发展加快贫困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三、帮扶内容
(一)改善生存条件。参与结亲结对帮扶人员要深入基层、深入贫困村贫困群众，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制定扶贫规划，结合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和民政救助政策，切实解决贫困户出行、吃饭、穿衣、住房、子女上学、就医等“两不愁三保障”方面问题，帮助改善贫困群众基本生存条件。
(二)发展增收产业。帮助贫困群众出点子、想法子，共同谋划发展新思路和新举措，坚持以产业为支撑，因地制宜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增收致富产业，尤其要帮助发展一批周期短、效益大、可持续增收的产业，努力探索构建贫困群众持续增收长效机制。
(三)增强致富本领。加大贫困群众教育培训和转移输出力度，帮助贫困群众成为具有增收致富技能的新型农民，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将帮扶对象纳入各项惠民政策保障范围，促进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四)提高幸福指数。坚持物的扶贫与人的扶贫有机结合，将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贫困户与开展“洁净水”行动、依法治村、文明创建、文化进村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把改善贫困村贫困户人居环境与提振精气神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贫困地区“村美、业兴、家富、人和、神气”，不断提高贫困群众幸福指数。
四、帮扶方式
(一)参与帮扶人员。学院所有在编人员(近三年即将退休职工和困难职工除外)。
(二)结对帮扶对象。武胜县石盘乡边岩村76户贫困户，武胜县鸣钟乡小寨村56户贫困户，武胜县万隆镇跃进村81户贫困户，武胜县鼓匠乡东原村54户贫困户，武胜县永胜乡平桥村79户贫困户，武胜县真静乡真静村66户贫困户，共412户贫困户。
(三)结对帮扶时间。20__年至20__年，一定三年不变，对象不脱贫、结亲不脱钩、帮扶不走人。
(四)结对帮扶方式。院级领导定点联系1个贫困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每人结对帮扶2户贫困户。其余在职人员(近三年即将退休职工和困难职工除外)每人结对帮扶1户贫困户。(详见附表)
(五)30岁以下青年教师(干部)定期下派帮扶行动计划(方案另行印发)。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学院成立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平任组长，其余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系、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学院纪委办公室，沈邦兵兼任办公室主任，刘春红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纪委办公室其余人员为成员，负责该项活动的日常工作。
(二)整合扶贫力量。各系、各部门要按照“城乡统筹、全面帮扶”的要求，实行“一对一”参与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统一整合“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和“走基层”、“三联五帮”“双联”、定点扶贫、民政救助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扶贫帮扶工作。
(三)落实帮扶责任。牵头贫困村的院级领导和各系、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此次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负领导责任，学院所有在编人员(近三年即将退休职工和困难职工除外)为定点联系贫困村和结亲结对帮扶贫困户的责任主体。各系、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在学院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按照活动方案要求精心组织实施。每位结亲结对帮扶人员的帮扶资金投入不低于每户2000元/年，帮扶人员每年到村到户时间不低于15天，达到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资金和增收产业，实现见项目、见产业、见增收、见成效。
(四)严格督查考核。学院党委、行政将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工作纳入重点督查督办事项，实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终工作绩效考核。同时，学院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活动办公室将不定期抽查各系、各部门开展精准扶贫结亲结对帮扶工作的情况，并进行通报。
2021工作计划范文3一、指导思想
1、作为和客户后续沟通的主要渠道,客服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客户数据收集,服务产品监查,客户关系的维系都是客户服务的工作。
以“客户为中心”为宗旨，以“客户满意度”为目标，努力做好客户服务的工作;树立精品服务形象，提高售后服务管理水平，建立专业化队伍，将售后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
2、围绕公司20__年产销15万台目标需要很好的服务支持，需要打造一支吃得了苦充满活力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团队，需要一套管理这个团队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要充分发挥服务人员身处市场第一线的优势，收集行业内先进的技术信息和潜在的客户需求信息，要及时反馈外部质量信息和多提合理化建议，要塑造良好的“窗口”形象，要牢固树立“服务营销”的理念。
二、部门总体工作思路
按照工作目标的要求及化、可量化、可考核的原则：
1、延伸服务功能，做到售前、售中、售后、信息反馈的全方位服务。
2、缩短服务流程，避免多头服务，实现“来电一拨就通，一通就服务到底”的一站式服务。
3、加强团队建设，提高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全面改善服务形象。
4、根据产品销量及分布区域，逐步增加巡回服务人员数量，缩短服务到场时间。
5、加强客户档案管理和利用，提高回访频率，坚定用户再次购买信心。
6、认真贯彻执行公司方针，是售后工作的必须，对以往的成果要加以保持，在服务体系运作过程中发现的矛盾以公司目标为准。
7、服务体系素质建设，坚决推行服务有关管理制度，为内外部服务人员的工作建立细化的指标，除现有考核内容外，增补月度工作总结、服务过程记录等，实施内部培训。
三、工作目标
1、保修期内客户回访率为100%。
2、服务满意率98%以上。
3、配件出货正确率为98%以上。
四、人员要求
1、人员编制的完善;
随着客服工作的开展，部门人员配备需要完善。
2、完善客服内部流程，管理培训，及相关管理制度;
包括客服部主要内容的描述;客服中心员工守则;客服岗位职责;回访制度;客户抱怨/投诉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五、客户信息管理
1、客户资料的管理：客户资料要求按地区详细登记每个客户的完整资料，并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与销售部保持良好沟通，对客户地址、电话、负责人等有变更的要及时更改;
配件供应厂商的信息要保证准确，以方便公司及客户处售后工作的处理。
2、用户信息管理：客户反回的售后回执单，全部录入系统，方便查找和统计、分析等。
3、产品质量信息管理：收集客户反馈回的各种产品方面的投诉，做好分类、整理、分析工作，及时的交公司相关部门处理。
4、配件质量信息管理：售后仓库要做好配件质量信息的反馈工作，针对重要零件如：电机、控制器、后桥、差速器、车架、前减震、轮辋焊合等做好数据监控，及时将异常信息分类、整理、分析，并报品质检验部以防批量事故的发生。
六、加强客户的培训、监控工作
1、由巡回服务人员对其负责区域内维修技能不高或新开发经销商的售后能力进行评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或定期组织到公司进行培训，提高维修技能，增强产品专业知识;
对公司新产品、新技术要与客户及时进行沟通并详细讲解。
2、针对售后服务做的好的客户;
引导并帮助客户建立独立的售后服务店，独立解决区域内所售车辆的维修，配件更换等售后问题。
3、加强对客户售后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不符合公司规定的要进行纠正指导，发现严重违规行为的要及时反映到客服部，根据《经销商合同书》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处分。
七、投诉管理
在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客户投诉，应及时向上级领导反映，并详细记录实际情况。并整理及时交于上级领导等待处理;并严格按照客户投诉处理流程操作。应并协助各部门做好投诉处理，待事件处理完毕时，整理投诉单和各项处理文件归档备案。
八、客服人员培训
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及客户期望值的提高，客户服务人员素质及战斗力须相应提高一个台阶，对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做出如下工作计划：
1、加大培训工作的频次，分为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考核;
2、注重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培训，对接待客户要注重产品基本知识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特别是实际接待能力的考核。
巡回服务人员注重操作技能、常规故障排除能力和沟通技巧方面的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战斗力。
九、团队建设
坚持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坚持只有团队利益化，才能确保个人利益化，营造学习氛围，提升员工服务理念及个人技能;进行职业道德、服务理念、主人翁意识培训;塑造员工服务的工作态度，注重细节问题的发掘，促使员工主动提高自身素质
十、弱项完善
1、日结周报，信息共享
每周将回访结果、客户反映情况以书面形式发馈给相关部门，便于及时掌握客户动态。利用质量周会时间，全面总结客户意见及反馈，总结当周服务质量，并分门别类制定相关的整改措施，并重点检查整改措施的执行情况。
2、各部门多方位合作，降低客户投诉
在接到客户投诉，或者在公司内部回访过程中发现的客户不满意时，客服部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并且由客服部专人根据部门解决情况再次与客户联系，确认客户满意程度。
2021工作计划范文4通过上一年度在名师工作室的学习，我收获颇多，下一年度能够在名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我认为是我的荣幸，能在名师的指导和引领下，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同样是我的骄傲。我认为只有出色的完成一切工作，我才有更多的机会在名师工作室这个平台继续深造，才能有机会完成从一名普通的教育者到优秀教育者的蜕变。所以我将努力立足于名师工作室这一平台，虚心学习。因此特制定下一年度个人工作计划：
一、我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室培训当中并积极努力的聆听名师示范课，在示范课的引领中吸取精华，将吸取的精华与自身实际、学生实际紧密结合，找到的教学方案。通过与成员、学员老师的交流、沟通找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并将此教学方法运用于课堂实践，帮助学生解决阅读教学中的难点，以此来突破以往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符合新课标下的教学要求。
二、提炼适合个人的教学风格和特色，在名师工作室优质理念的引导下，切实提高自身阅读教学的理论基础，和学员们一起研究课堂、研究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针对学生水平提炼出适合我自己的教学风格。
三、积极听课，做好听课记录的同时，我还要进行课后反思，想一想听课时自己听到了哪些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为什么我会没有想到成员老师所想到的方法，之后将自己的想法进行总结，写出课后反思。只有经过学习、研讨、反思才能使自己收获到更多的知识。
四、认真撰写名师工作室要求的各种材料。包括个人年度工作总结、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教学论文(包括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教学反思、经验总结等)。认真做好以上记录，才能促进自身内涵的发展，并争取在县内成为学习方面的先行者。通过教学设计、听课、评课、反思等途径，使这些资料成为名师工作室的教育教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五、通过示范课、观摩课的学习，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变，努力争取在课堂上多实践、多锻炼、多展示，在总结、实践、反思中寻找到的教学方法。
2021工作计划范文5一、指导思想
通过专家教授的讲解引领，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促使自己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研修目标
1、转变固有的教育观念，与新时期的教育观念保持一致。
2、提高自己对课程标准及教研教改的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
3、能结合有关教育理论，针对教育教学不断反思和总结，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能力。
三、研修方式及内容
1、聆听各位专家教授的讲座，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并做好笔记，课后细思慢嚼。
2、多读书且读好书，在读书研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功底与专业素养。
计划读书书目：《教育的理想与信念》《爱弥儿》《爱的教育》《新教育之梦》《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以及历代文学经典中部分作品。
3、观看名师课堂教师，学习名师教学理念。
每周一次利用网络资源，搜索名家上课视频或获奖教师视频，学习窦桂梅、于永正、李吉林、王崧舟等名师的课堂教学实录，对比学习他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
4、坚持每周写一次教育札记，反思自己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得失，寻求更好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我曾经在“国培学习”作业中写到：写教育日志，可以反思自己的教育过程中的不足，想到改进的的办法;写教育日志，可以分享教育的喜悦，为今后的成果构建健全的步伐;写教育日志，无疑是让老师再一次成长，是教师对学生、对教育的一种奉献，也是更好地做自己，做一个更美的自己。
5、每学期听课不低于20次，可以是校内的老师执教，也可以是他校的执教，希望能从一个角度观课，一个主题观课，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断纠正自己的一些毛病。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4）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5）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3-0066-06
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Ⅲ、“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从经济、文化、人力资本、社会政策系统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扶贫方式。而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是在扶贫开发理论假设下，从教育的扶贫功能这一角度去阐述。
一、教育扶贫的理论渊源
1、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2、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学界资源要素论的主要代表有马尔萨斯(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他们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其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以期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姜德华最早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自然生态恶性循环的过程。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深度贫困。资源要素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贫困是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地合理配置的结果。
3、人力素质贫困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T.w.Sehuhz)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王小强、白南风通过“进取心量表”测量人的素质，量表包括改变取向、新经验、公共事务参与、效率感、见识、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计划性等8个指标。他们将贫困地区人口的特征描述为：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较差，安于现状；等等。他们总结出“人口素质差”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原因。
4、系统贫困理论
系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一隔离一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这个体系规定着贫困延续的轨迹”。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社会的能力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可以说，系统贫困理论已经脱离出对于贫困的平面的、静态的描述，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贫困。
综上所述，对扶贫理论的研究首先从贫困的定义和分类开始，但对贫困的定义有不同的角度，暂时学界还未能将其统一；有关贫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存状态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只是量化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衍生出相关的理论，即由单一的贫困文化发展到系统观理论，并且由分化走向了共融。可以说，扶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不同学科和不同部门协同研究和管理的问题。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机制，这是扶贫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二、教育扶贫模式研究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他同时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2.建立相对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3.优化贫困人口配置，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度和效率；4.增加资本积累和投入，为反贫困提供经济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集美大学的严万跃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教育扶贫的功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和现象的实证研究模式才刚刚开始。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厦门大学的杨能良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加强对教育的政府投人，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能受到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在他看来，教育扶贫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兰州大学博士生张宏从经济学角度对甘肃省麻安村的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深度调研，了解了不同类型农民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扶贫开发模式中的一些规律，从而认为参与式扶贫开发是一种最优的模式。四川大学的龚晓宽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㈣。周丽莎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这一理论，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实行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教育扶贫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扶贫方式。学者们大多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去阐述教育扶贫模式。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对教育扶贫模式的社会学视角更多倾向于对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衰退背后的传统人文因素进行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关键。西南大学的欧文福专门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西南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综合了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方法，揭示了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沈红对宁夏、甘肃两省区的扶贫调查分析对不同地区扶贫的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并比较了各自的利弊，从而为“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
3、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扶贫方式、过程、结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如针对农村长期贫困现状与教育改革的研究、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对策研究等。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大，有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还出现了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包括甘肃四个干旱贫困县的教育移民调查研究、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以及三峡库区教育移民的个案实证研究等。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还包括：针对教育扶贫体系中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教育扶贫个案研究，如浙江省永嘉县的教育扶贫研究、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凉山教育扶贫战略研究等；针对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新方式的研究，如对河南远程教育扶贫网的思考等。可以说，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硕果颇丰。
三、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直以来，对教育扶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贫困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策研究。从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都显得有些片面，因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教育扶贫也只是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如何界定教育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果，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问题，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我国对教育扶贫研究的经济学解释认为，资本和权力在反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导致贫困地区的教育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教育致贫的现象。对于如何平衡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缺乏量化的标准。教育扶贫的社会学角度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但是也忽视了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的系统观研究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扶贫的功能应该如何去协调和整合资源配置。然而，怎样设定一个有效的区域评价体系去评价教育扶贫的效果，有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实证研究能证明教育扶贫的系统整合能起到反贫困的作用，目前还未得见。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它受地区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哪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反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总是以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结构解释必然会包含着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带有制度的约束因素。呵以说，教育扶贫的提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与教育致贫的现实矛盾，教育的扶贫功能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显不足，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关照
我国目前的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从扶贫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按扶贫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扶贫作以下分类：1.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例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工程，希望通过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人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关的研究较为注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2.基金主导型社会资金扶贫。比较典型的是“希望工程”。可以说，“希望工程”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教育。但是，如何达到扶贫的真正效果，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3.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教育扶贫。2001年10月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国际扶贫会议在北京发表了《中国NGO反贫困北京宣言》，政府、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相关研究如陈美招等对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也有研究者从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把扶贫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救济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扶贫客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或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也称“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扶贫主体或是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方面；而很少从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如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研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深度关照。
3、注重宏观政策研究，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学技术落后，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但是贫困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目前，从教育扶贫的宏观研究到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再到教育扶贫区域的问题和现象研究，试图从小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用实证的微观视角去探索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最佳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如金俊峰对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等。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教育扶贫模式。
4、缺乏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还是在国外扶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力资本等多元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我国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从学术界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学科衔接不紧、研究不全面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者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视角，遵循该学科的方法和调查方式，忽视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深度观察，不能全景式地反映其贫困的过程，显得研究结果生硬而表面化。我们要做好教育扶贫研究，必须要理清地区贫困的内在根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探究教育扶贫的形式、特点，还要做好充分的实证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去比较不同形式的教育扶贫模式，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规律，把教育扶贫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切实保障大多数贫困者的利益。
四、教育扶贫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单纯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学界对教育的扶贫功能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怎样将之转变成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贫困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社会现象，各个地区的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一刀切”的扶贫模式难免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教育扶贫研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延伸。
1、将贫困发生机制纳入教育扶贫体系进行研究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经济制度、地区文化、人口素质、地域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贫困的结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使得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延续。正如康晓光所说：贫困的根源是由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笔者认为，要达到扶贫的效果，就需要打破这种静态的平衡，把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贫困地区真正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出发点，构建系统的教育扶贫模式。如图1所示，教育扶贫体系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扶贫机构。它们在外部政策的环境下，分别作用于处于贫困环境中的扶贫对象，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变化，并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研究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是对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针对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现有理论基本都强调了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而对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扶贫机构在扶贫体系中的职能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教育扶贫政策应注重教育结构的改革，使其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行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林乘东曾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问题要在一定政策条件的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不能杜绝。他提出：1.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结构，加大职业教育的投资比重，凸显职业教育的地位；2.巴教育投资并人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3.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人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人口倾斜。其重点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但在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还要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扶贫政策是否契合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实际需求。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整体搬迁到县城集中上学，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使贫困人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同时也使得很多贫困家庭因为上学路途过远和教育成本的增加，辍学率反而有抬头趋势。这不仅伤害了贫困地区人口参与教育的热情，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教育扶贫适得其反。2.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是否适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教育扶贫不仅要把教育投入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要契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保证受教育人才的充分就业，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效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难以杜绝，但如能在一个小的社区、村庄的实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教育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教育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扶贫客体的真正需求
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要想改变教育扶贫的现状，就得围绕贫困人口真正的需求去制定政策。其一，加大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建立多渠道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增加政府投入比例，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人口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其二，建立国家农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来源。目前，一些地区采取了教育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应急性和局限性。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扶贫助学资金来保障贫困学生求学。其三，在加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注重教育扶贫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义务教育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能对教育扶贫效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既能促使贫困人口向上层流动，又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要发展多层次的教育，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其四，深化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以教育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目前，针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还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参考。教育的扶贫功能可能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但是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不同扶贫方式的互补。建议把输血式扶贫、移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纳入教育扶贫模式进行系统研究。
4、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要转变观念
自我国实施教育扶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扶贫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一，从最初的道义上的扶贫转变成制度性扶贫。以往的教育扶贫只是一种提倡，倡导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改变教育状况，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各个地区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硬性规定。其二，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变成造血式扶贫。救济式扶贫造成了一些贫困地区人口依赖救济的思维惰性，思想上不愿争取、安于现状，等待救济成了一种生活上的依赖；现在的教育扶贫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摆脱贫困的项目中去，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自食其力。其三，扶贫重点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以往的做法主要是将扶贫资金拨给贫困地区政府，让政府去开展扶贫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监督机制的缺乏，出现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现象。现在的做法是，对教育扶贫资金进行分类：项目资金发放到政府，并建立专项资金账号；个人资金以实名发放到个人户头。这样就保障了教育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其四，由区域性教育扶贫转变为阶层扶贫。以往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城镇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人口，如市场竞争中淘汰的无业人员、身陷残疾而无法务工的人员、没有收入来源而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员等。其五，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贫转变。贫困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教育扶贫观念的转变是顺应贫困发生的新变化，也是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之举。
总之，教育扶贫研究还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本文只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理论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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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6）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2-0062-05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集中连片地区的民族问题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发展路径一直存在“扶贫、脱贫、再返贫”的循环怪圈，是我国现阶段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战场。教育扶贫作为拔穷根、富民生的根本举措，不仅可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还能斩断贫困的代际遗传，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最佳路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RRI）生产与环境部高级研究员樊胜根利用我国1970-1997年间的省级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估算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对教育公共投资的扶贫效果最大，平均增加10000元的教育投资，就可帮助9个人脱贫，这种扶贫效果比科研投资的扶贫效果高出30%[1]。可见，教育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然而，教育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因不够精准而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因而亟待走向教育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是相对于教育粗放扶贫，其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不同贫困对象，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教育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扶贫开发模式[2]。在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职业教育扶贫因时间短、见效快而成了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职业教育扶贫包括学历型职业教育扶贫和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本文以滇桂黔石漠化地区为例，聚焦于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问题，分析滇桂黔石漠化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瞄准精度，研究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瞄准对策。
一、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内涵及其运作
（一）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内涵
非学历职业教育亦称非学历职业培训，是一种不以获取学历为目的的短期性职业技能培训。因此，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是指为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以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一种教育扶贫形式。这种教育扶贫不涉及学历提升，只关注技能增长。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对象主要是正在从业的社会贫困群体，包括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者（如残疾人、下岗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以及因自身观念落后、知识匮乏、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的相对贫困者。通常情况下，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由政府提供项目经费支持，人社部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和管理，行业、企业或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实施，贫困者依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参与职业培训。目前，我国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主要涉及“雨露计划”“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科技致富二传手”等项目。
（二）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施模式
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施与管理主体主要是县级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县级人事与社会保障局与培训机构合作，通过协议形式将全县的非学历培训任务委托给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在全县范围内具体组织实施。见图1。另一种模式是县级人事与社会保障局将培训指标和培训任务分配到乡镇，由乡镇政府聘请教师并组织实施。见图2。
（三）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资金来源及其运作
资金是教育扶贫的基本保障。目前，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以滇桂黔石漠化地区（贵州辖区）为例，为了保证教育扶贫资金，省政府建立省、市（州）、县（市、区）三级政府实施教育扶贫投入保障机制，即省、市（州）、县（市、区）三级政府共同分担职业教育扶贫经费。具体措施包括：省政府相对集中财力，加大对市（州）、县（市、区）教育以奖代补和贷款贴息力度；省政府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教育的部分、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教育的部分、地方教育附加等按一定比例投入职业教育；省政府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得低于30%；各级税务部门要按有关规定落实校企合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瞄准精度
“瞄准精度偏低”一直是教育扶贫的硬伤，更是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不可回避的“殇”。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不精准主要表现为扶贫区域瞄准精度偏低、扶贫需求瞄准精度偏低以及扶贫经费投放和使用效率偏低等。
（一）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区域瞄准精度偏低
非学历教育扶贫主要是指农民培训项目，包括“雨露计划”“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科技致富二传手”等。以滇桂黔石漠化地区（贵州辖区）的“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为例，该项目瞄准限于乡（镇），其区域源瞄准度偏低。滇桂黔石漠化地区（贵州辖区）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由省农业厅统筹负责，农业厅将培训任务安排到各市州，各市州又将任务分配到县，县分配到乡镇，然后由乡镇具体实施。乡镇政府为了工作方便，往往考虑在交通方便、培训工作容易开展的村庄实施培训。这样一来，有的村庄经历多轮培训，而有的村庄则无人享有培训之惠，部分村庄在整个农民培训中被“遗弃”，教育扶贫“村庄漏出现象”普遍存在。
当然，在那些长期得到培训的村庄，由于培训实效较低，很多贫困人口也不愿意参加培训。为鼓励人们参加培训，部分村庄直接用钱“雇佣”学员，教育扶贫经费没有用在刀刃上，客观上导致扶贫资源溢出。访谈中，这种溢出现象也得到了佐证，在对滇桂黔石漠化地区Z县的一位村主任访谈时，这位村主任介绍说：我们村委会在“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中只是负责配合执行，培训内容、培训时间都是由镇政府统一安排，我们主要任务是组织村民参加培训。由于很多村民不愿意参加培训，我们只好用钱来请他们，一般是每人每次10块，培训15天后要考试，考完试以后发放150块钱。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很多地方的农民技能培训都是用钱“雇”学员。而这种现象根源于农民培训项目错位，培训区域瞄准偏低，需要培训的村庄、贫困户漏出培训之列，不需要培训的村庄、贫困户却重复培训。
（二）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需求瞄准精度偏低
目前，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瞄准精度普遍偏低。以“雨露计划”为例。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雨露计划”的相关精神，“雨露计划”是一项由我国政府主导的、各级地方政府扶贫机构实施的、对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务工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旨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素质， 增强其就业和创业能力，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扶贫培训计划[3]。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雨露计划”扶贫对象主要是“扶贫工作建档立卡的16至45岁青壮年农民”“贫困户中的复员退伍士兵”以及“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的村干部和能帮助带动贫困户脱贫的致富骨干”[4]。可见，“雨露计划”是以提升现存劳动力人力资本为宗旨的一项重要扶贫举措。然而，“雨露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却较少瞄准到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扶贫效果并不理想。调研发现，政府提供的“雨露计划”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经常发生错位。如表1所示，在“种植和养殖技术”培训方面，农民的第一期望和第二期望累计为57.36%，但政府实际提供的培训则只占25.73%，不到期望累计的一半；同样，在“医疗卫生保健知识”培训方面，农民的第一期望和第二期望累计为17.9%，而政府实际提供的培训只占2.21%，仅占期望累计的1/8。
数据来源：滇桂黔石漠化区某三县2015年实施的“雨露计划”培训项目。
此外，通过实地访谈也佐证了农民培训期望与政府实际供给培训内容之间存在错位这一情况。访谈发现，具体实施“雨露计划”的基层政府人员（包括村干部）不愿花费精力甄别合适的培训对象及其培训诉求，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经常临时性安排培训内容，甚至不惜以凑数字完成上级指派任务。下面是调查中与一位分管民政工作副镇长的对话（实录）：
笔者：镇长，你听说过“雨露计划”吗？
副镇长：当然听说过，我就负责这个项目呢！
笔者：那你们镇是如何开展“雨露计划”的，“雨露计划”覆盖全县所有乡镇吗，还是只有你们镇在弄？
副镇长：据我所知，其他乡镇也在弄，应该是全县所有乡镇都有吧。
笔者：“雨露计划”项目主要是干什么的？
副镇长：主要是农民培训。
笔者：培训哪些内容呢？
副镇长：种植方面的、养殖方面的都有。像种梨树啊、养猪、养羊等等。
笔者：是哪些人参加培训呢？参加培训的人要申请吗？还是由谁确定？
副镇长：都是村委会确定的。
笔者：村委会直接确定培训人员吗？如果有人想培训但又没有被选上，怎么办？
副镇长：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笔者：为什么？
副镇长：参加培训的人都是村委会请来的，还要给人家钱呢？一般情况下，每天至少要给20块钱，要不就没有人来培训！
笔者：那你们在哪里聘请培训老师呢？
副镇长：县里面的，比如职业中学的，或者县里相关科局的领导。
笔者：主要是采用什么方式培训？
副镇长：通常情况下，统一上几天课，然后再实地参观学习，如到果园去学如何种植，到养猪场去看看人家怎么养猪。
笔者：这样培训就结束了吗？
副镇长：这样就结束了。哦，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照相，拍几张照片，写写总结就完事了。
笔者：培训的人没有学到东西怎么办？
副镇长：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关键是没有人愿意来学，来参加培训的人都是请来的。
笔者：是不是只有你们镇这样应付哟？
副镇长：我敢说，绝对不只我们这样，反正我们这边的好多乡镇都这样。
这虽是一个个案，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佐证了这一情况。譬如，在G县调查发现，这个县的一个村庄出产“蜡染”工艺，很多村民都想学习，尤其是想学如何将传统工艺和当前的科技相结合。可惜，“雨露计划”却没有开设相关培训项目。总之，“雨露计划”等项目没有实实在在地瞄准村民需求，教育扶贫资源存在投放误差。
（三）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经费配置和使用效率偏低
正如前文所述，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是指向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以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一种教育扶贫形式。这个扶贫方式能在较短时期内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然而，在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实施过程中，扶贫经费配置和使用效率较低，不仅导致大量教育扶贫经费溢出，还直接造成扶贫效果不佳。以“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为例，该项目属于连片特困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一个重要项目，其内容主要涉及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层次等，能有效提升该地区农民的人力资本储量。然而，这个项目经费溢出严重，教育扶贫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偏低。以W县2013年的“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为例，2013年，W县政府将省政府下达的4600人培训指标委托给W县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W县中等职业学校以及C津汕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培训机构负责培训，具体任务见表2。这三家培训机构接到培训任务后，千方百计地节约培训成本，诸多教育资源没有真正用于培训上面。
数据来源：滇桂黔石漠化区W县县政府办公室提供。
作为培训机构，其承担培训的主要目的在于谋利，加之培训效果的考核基本流于形式，培训机构有制度空间去节约成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上述三家培训机构想尽办法降低培训成本，尽可能压缩培训内容，将一个星期的培训内容压缩为三天。于是，稀缺的教育扶贫经费直接流向企业，配置效率较低。
调查过程中，有一位参训农民曾这样坦言：我们这次参加培训，培训内容是马铃薯栽培技术，培训时间为一个星期，每天给我们的误工费为20元。报到的时候有60人，但培训两天后，大家都觉得没意思，而且离家又远，所以纷纷回家了。第三天，培训人数不到30人，所以第三天下午负责人就宣布培训结束了。
总之，受限于培训的短期性、培训机构的机会主义及其培训条件，“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的培训经费没有真正用在“刀刃”上，教育扶贫经费溢出严重。当然，“雨露计划”和“科技致富二传手”等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项目也存在类似问题，不仅经费配置效率偏低，而且使用效率也偏低。
三、提高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精准度的对策
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最佳路径，但却需要精准方能发挥实效。201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精准扶贫构想，要求变“漫灌式”粗放型扶贫为“滴灌式”精准型扶贫。连片特困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要走向精准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扶贫对象人口档案，将“漫灌式”扶贫转为“滴灌式”扶贫
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其中，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前提，更是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环节。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实施瞄准精度不能令人满意，教育扶贫过程中贫困人口及其教育扶贫诉求识别不准，整个教育扶贫一直存在“大水漫灌”现象。因此，要实现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必须建立和完善扶贫对象人口档案。由于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起步相对较晚，教育扶贫对象档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当前教育扶贫过程中，主要是采用扶贫部门原先建立的贫困人口建立档案。然而，已有的贫困人口档案在实际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捏造事实、虚报数据、形式主义等层出不穷。加之，原来的贫困人口档案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储量以及教育发展诉求等缺乏相对全面的记载。因此，要实现教育精准扶贫，有必要重新建立贫困人口档案。当然，鉴于建档工作量巨大，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贫困人口教育档案，而是将其与贫困人口常规贫困档案合并进行，只是在贫困档案建设过程中，增长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储量和教育诉求统计。
（二）更新培训模式，最大限度释放培训项目的应有助力
培训项目是连片特困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的重要载体。然而，长期以来，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培训项目设计不切实际、培训模式单一、培训效果不理想。因此，要提高“农民培训”这一教育扶贫项目的实效，必须重新审视和完善该地区农民培训项目，提高项目设计的科学化水平，最大限度释放农民培训项目的应有助力。通常情况下，农民培训项目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涉农培训；另一类是农民转移培训。因此，在设计农民培训内容时，首先需要目标瞄准，根据农民培训的不同类型设计不同培训内容。其中，涉农培训应该倾向于科学种植、养殖和卫生方面的培训；而农民转移培训需要关注物业管理、宾馆服务员培训、保安员培训、电动缝纫工培训、餐厅服务员培训、家政服务等等。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7）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扶贫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提高教育精准扶贫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保障贫困家庭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二、工作目标
按照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的原则，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构建覆盖全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校生的资助体系，保证其子女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通过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和城乡学校结对帮扶等措施，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提高就业致富能力为重点，实现建档立卡家庭困难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机会全覆盖；通过构建关爱服务体系，实现建档立卡家庭留守儿童关爱全覆盖。
三、实施对象
所有全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生、大学生和农村中小学校。
四、主要措施
（一）构建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1.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学生资助政策，推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立卡资助全覆盖。
2.市、县两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结合市县扶贫办对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进行全面摸底，按学段分年级做好我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立卡工作，并与市、县扶贫办的基础数据对接和系统互联互通，做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立卡一个不少。按照定人定向原则，精准施策，跟踪救助，构建到户、到人精准资助体系，并形成长效机制。
3.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完善资助对象的评定办法，建立与民政部门和扶贫部门联动的学生资助监管体系，克服和杜绝扶强不扶弱的情况。注重发挥资助资金的效益，按资助对象家庭贫困程度区分资助档次，切实解决“济困不解困”的问题。
4.切实完善资助政策，建立健全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残疾幼儿入园的学前教育资助体系，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加大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实施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免学费和助学金政策，积极推进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全面落实高校国家奖助学金政策，保障每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5.及时发放学前教育入园补助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中职国家助学金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生免教科书费，对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实行免教科书费、教辅资料费。
6.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将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纳入各类国家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范围。
7.切实加强对各县市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市直各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各民办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项目进展情况、政策落实情况等监督检查，并作为对县市区、学校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
责任科室、单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基教科、学前科、职成科、督导室，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列前者牵头，下同）
（二）推进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1.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全面改薄”专项资金，2018年全市计划投入1.2亿资金，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0所。投入资金5000万元，改造建设62所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点，力争到2018年底全部达到“20条底线”要求。
2.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四改三化”（改食堂、改寝室、改旱厕、改澡堂，净化、亮化、绿化）工程，保证农村寄宿制学校住宿条件、生活设施、体育场所达标。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确保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及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情况。县市重点建设的公办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省级示范校及以上标准。
3.结合省、市级“全面改薄”专项督导，继续巩固教育扶贫成果。建立健全公开公示、定期通报等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全面改薄”专项督导，确保按计划完成各项任务。
责任科室、单位：基础教育科、督导室，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三）推进贫困地区学前教育普及计划
1.加大贫困地区幼儿园建设力度。实现贫困地区公共学前教育资源全覆盖，提高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入园率，2018年全市计划投入3000万元，改造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18所，确保每个乡镇有一所中心幼儿园，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0%以上。
2.开展贫困村幼儿园全面排查，消除危房和各种安全隐患。加强对贫困村幼儿园的指导，配足配齐幼儿园办公设备、室内外玩教具及图书等，改善办园条件，满足保教活动需求，提高幼儿园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
3.规范办园行为，基本消除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责任科室、单位：学前科，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四）推进贫困地区教师培训计划
1.足额安排培训经费。按照不低于幼儿园、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工资总额（含绩效工资）的1.5%安排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农村学校应按不低于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8%安排教师培训经费，确保培训工作的实际需要。
2.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7－2020年），实施扶贫地区校长教师培训工程，有针对性地对扶贫重点村小学(教学点)校长（园长）、教师进行轮训。支持贫困村小学开展教师培训，对农村学校薄弱学科教师开展教学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乡村教师素质。
3.逐步扩大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规模。要根据乡村学校教师“退员补员”的实际需要，制订好公费定向师范生中长期需求计划和年度培养计划。建立完善与国家免费师范生相衔接，各类型、各学段、各学科教师培养全覆盖的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体系，确保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有编有岗。
责任科室、单位：教师科，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五）构建贫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1.对全市农村留守儿童信息进行调查摸底，并充分利用基础教育信息管理平台，为每名留守儿童建立专门档案和联系卡。
2.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相对集中学校教职工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着重提高班主任和宿舍管理人员关爱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能力，积极回应留守儿童心理诉求，营造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良好校园氛围。
3.建立家校定期交流沟通制度，依托家长委员会，开展家教宣传、家长走访、讲座咨询等活动，多方位、多渠道向留守儿童父母传播家庭教育科学知识，指导其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确立正确的教育方法，履行好监护人的责任。
4.办好“留守儿童之家”。指导农村小学和教学点专门建设或结合现有功能室设立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室，配备图书和阅览设施、计算机、亲情电话等，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阅读、亲情联络等活动提供场所和条件。
5.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继续开展“三帮一”劝返复学行动，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的辍学率。各地要以中心学校为单位，开展“三帮一”劝返复学行动，即明确一名教师、一名村干部、一名家长或监护人帮扶一名辍学学生，逐一对辍学学生进行劝学。建立工作台帐，实行销号管理，劝返一个销号一个，推动落实各地各学校落实控辍保学任务。确保小学辍学率控制在0.6%以下，初中辍学率控制在1.8%以下，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1%以上。
责任科室、单位：基教科，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六）构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支持平台
1.根据扶贫攻坚工作需要，调整职业学校布局结构，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确保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增加职业学校有效供给，让未升入普通高中的贫困家庭的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2.精准对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脱贫需要开展招生。征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就学意愿，引导他们合理选择就读学校、就读专业。以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实施“定向招生、订单培养、精准脱贫”。
3.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学习就业档案，指定辅导员、班主任和专任教师开展“一对一”个性化帮扶。加强就业创业教育，鼓励和扶持贫困家庭学生自主创业，优先推荐农村贫困毕业生就业。
责任科室、单位：职成科、基教科、计财科，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七）扎实推进“点对点”结对帮扶工程
继续推动实施“点对点”结对帮扶工程，进一步引导城镇中小学与农村贫困中小学校开展结对帮扶。已开展结对帮扶的市直中小学校要强化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高结对帮扶效果。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乡镇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要全力跟进，全面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作。
1.教育教学帮扶。实施联合教研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联合教研会议，统筹开展学科备课、教学研讨、听课观摩等活动，提高农村学校薄弱学科课程实施水平。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网络课堂，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学校管理帮扶。推进实施管理人员挂职交流活动，结对帮扶学校每年至少互派1人挂职。指导受援学校建立健全现代学校管理制度，规范学校日常工作，提高管理水平。
3.办学条件帮扶。根据学校实际，尽力向受援学校捐赠信息技术设备、实验设备、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等，改善受援学校硬件设施；向受援学校学生开放图书馆、功能教室、运动场所、校内外实践活动基地等教育教学资源，提供必要的教室指导，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责任科室、单位：机关各科室、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城镇以上中小学校
（八）建立贫困村教师补充、交流和帮扶机制
1.建立并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定期交流轮岗制度。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县域内重点推动县城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乡镇范围内重点推动中心学校教师到村小、教学点交流轮岗。每年交流到贫困学校骨干教师比例不低于20%。
2.加大贫困地区特岗教师招聘力度。按照总量调控、城乡统筹、结构调整、有增有减的原则，调整和使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满足招聘特岗教师需要。要保障特岗教师的工资及各项待遇的落实，为特岗教师提供相应的周转住房和必要的生活条件。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待。
3.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向农村教师倾斜，稳定和吸引优秀教师在边远贫困地区乡村小学和教学点任教;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工作；足额发放乡村教师津贴，教师体检常态化，加快贫困地区教师周转房建设，改善贫困地区教师生活条件。实施教职员工扶贫工程，开展“千名教师扶持行动”，让教师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开展“乡村最美教师”评选表彰活动。
责任科室、单位：人事科，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市、县、校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多点发力、各方出力、汇聚合力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格局。市教育体育局成立教育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王德华同志任组长，喻玲玲同志任副组长，局班子其他同志为成员（具体名单见附件）。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幼儿园）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加强对教育扶贫工作的领导，确保完成各项任务。要切实加强与扶贫办的沟通联络，会同统战部、总工会、团委、妇联、人社、民政、工商联等部门，抓好教育助学扶贫工作，形成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主体责任。各地、各学校要根据教育精准扶贫的有关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市教育体育局相关科室和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根据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改革举措、保障措施和责任分工，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帮扶对象落实到具体学生、建设项目落实到具体学校、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时间。真正做到教育精准扶贫在政策上重点支持、项目上重点安排、资金上重点帮扶、工作上重点推进。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8）
关键词：精准扶贫；模式；成效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modes；effects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6-0079-03
1 研究背景
楚雄州南华县自2013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加快了扶贫工作的开展。2014年南华县积极响应国家电商扶贫政策，建立了中国野生菌第一信息平台―中国・南华野生菌信息港。2015年南华县成功申请第二批部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进一步促进了其扶贫工作的发展。经过3年多的精准扶贫，楚雄州南华县贫困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3年，南华县贫困人口2.62万人。2014年年底，南华县贫困人口减少至20661人。2015年，南华县贫困人口减少至16167人。2016年，南华县新增5710人脱贫。本文基于楚雄州南华县2016年度5710人的脱贫数据，分析南华县精准扶贫的模式及成效，旨在为云南省及其它省市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2 精准扶贫模式介绍
2015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展现了党中央扶贫工作的新思路，为扶贫工作确立了新的模式和要求。
2.1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①。产业扶贫目的在于促进贫困家庭与区域协同发展，激活发展动力。产业扶贫发展内容为：在县域范围，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县域经济，增加资本积累能力；在村镇范围，增加公共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环境；在贫困户层面，提供就业岗位，提升人力资本，积极参与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2.2 易地搬迁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指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包括集体安置和插花安置。集体安置是指将整个村集体搬迁到有条件安置的地区。插花安置是指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移民以及进城购房安置。
2.3 生态补偿扶贫
生态补偿是指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P系的激励性制度安排，是平衡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生态补偿脱贫的主要内容有：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2.4 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就是通过在农村普及教育，使农民有机会得到他们所要的教育，通过提高思想道德意识和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来实现征服自然界、改造并保护自然界的目的，同时以较高的质量生存。教育扶贫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学前教育资助、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普通高中生资助、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等措施。
2.5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指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力度。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包括无劳动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因残重度贫困的家庭、因病重度贫困的家庭、因灾或意外事故造成重度贫困的家庭以及因其他不可抗拒原因，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重度贫困家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主要措施有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对贫困人口倾斜。
3 楚雄州南华县精准扶贫的具体模式及成效
楚雄州南华县现辖6镇4乡，分别为龙川镇、沙桥镇、五街镇、红土坡镇、兔街镇、马街镇、雨露乡、一街乡、罗武庄乡、五顶山乡。根据南华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6年12月25日统计公布的2016年度龙川镇、沙桥镇、雨露乡和一街乡1567户5710人的脱贫数据，可以看出南华县2016年的精准扶贫工作充分运用了提出的五种类型的扶贫模式，其具体模式及成效分析如下：
3.1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南华县主要采用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雨露乡有186户714人脱贫，全部贫困人口都是通过产业扶贫实现脱贫的。龙川镇有298户1079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233户892人，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82.67%。一街乡有844户3036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626户6627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74.67%。沙桥镇有239户882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56户211人，占沙桥镇脱贫人口总数的23.92%。
3.2 易地搬迁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是除产业扶贫外最重要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沙桥镇有180户671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沙桥镇脱贫人口总数的76.08%。雨露乡有82户332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46.5%。一街乡有225户798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6.28%。龙川镇有27户111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10.29%。
3.3 生态补偿扶贫
生态补偿扶贫是南华县结合实际情况推行的特色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实行生态补偿扶贫的地区为雨露乡和一街乡。其中，雨露乡森林覆盖率达75.8%，林业是拉动全乡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而一街乡森林覆盖率仅为26.8%，处于全县最低水平，水土流失面积占全乡国土面积的68.2%，是全州有名的泥石流多发区。2016年，雨露乡有6户25人通过生态补偿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3.50%。一街乡有3户12人通过生态补偿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4%。
3.4 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是南华县部分地区采用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仅一街乡采用了教育扶贫模式。一街乡教育扶贫的措施主要有素质提升就业和发展教育两种。2016年，一街乡有18户73人通过教育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4%。其中，通过素质提升就业脱贫的有11户49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61%。通过发展教育脱贫的有7户24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79%。
3.5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南华县其它扶贫模式的重要补充。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除沙桥镇以外，其余三个地区，即龙川镇、雨露乡和一街乡都采用了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模式，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的主要方式为医疗救助、孤儿补助和低保。2016年，龙川镇有64户192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17.79%。一街乡有13户40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32%。雨露乡有3户7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98%。
4 楚雄州南华县精准扶贫对其他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启示
由楚雄州南华县2016年脱贫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南华县因地制宜，立足本县的地域特性，积极开展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教育扶贫和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五种扶贫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对我省及其它省市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启示。
4.1 立足区域特色大力发展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涉及对象最广、涵盖面最大，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是稳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重要渠道。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孙小兰教授表示，产业扶贫可以帮助贫困地区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救济式扶贫不能解决贫困地区的根本问题。产业扶贫可以使贫困地区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南华县脱贫数据也表明2016年产业扶贫是南华县脱贫的主要模式，从实践上证明了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模式。其它省市精准扶贫需要立足区域特色，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快脱贫致富。
4.2 多种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据南华县2016年脱贫数据统计，龙川镇、雨露乡和一街乡都采用了多种扶贫模式。雨露乡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83户332人，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46.5%，运用三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4户16人，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24%。一街乡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167户578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9.04%。龙川镇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36户149人，占龙川镇贫人口总数的13.81%。其他省市可以借鉴南华县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运用多种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注释：
①产业扶贫再认识.四川扶贫与移民网.2013-06-24。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唐任伍.精准扶贫思想阐释[J].人民论坛，2015（10）：28-30.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9）
作者简介 王宏杰（1973―），女，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冯海峰（1987―），男，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李东岳（1990―），男，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贫困问题。（湖北武汉43007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贫困人口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反应程度及扶贫政策研究”（11BZZ027）
埃里克・S・赖纳特（2007）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穷国和富国之间的经济状况显著不同，这是因为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之所以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较大的贫富差异，主要是主导的产业是完全竞争的还是不完全竞争的，是呈现出报酬递减的趋势还是呈现报酬递增的趋势来决定。在地区层面上，这样的经济活动同样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地理区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而言，农业生产领域更多的表现为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减的趋势，而工业化领域则体现的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的趋势。除此外，众多的农业经济学者就农业领域的低收入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农业领域趋于完全竞争市场，农民较难从农业生产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利润较多的为非农产业获得，仅仅进行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由众多的研究文献可以得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能够彻底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即非农产业的领域来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
关于非农产业带动农村居民增收的问题，Shen- ggen Fan，Linxiu Zhang和Xiaobo Zhang（2004）曾使用1953-200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对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农村贫困的减缓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评估。研究的结果表明，减贫的收益主要源于非农领域的就业以及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的增加。
产业化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缓解贫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显示，上海、浙江等富裕的省市和贵州、甘肃等较贫困的省份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来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居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之和占总收入的近90%，而二者的差异是造成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较高的上海、浙江，其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均远高于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2.72倍，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1.45倍。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贵州、甘肃和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则要低于其家庭经营纯收入，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7.93%，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84.53%，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是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77.36%。另外，富裕省市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自工资收入的部分要远高于较贫困的省份，如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是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6.42倍（见表1）。由此可见，富裕省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较高，而较高的工资性收入是非农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入非农行业就业，从而享受到非农产业的高利润的成果，能够得以脱贫致富。
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支撑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采取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指政府根据市场导向，选择一种有经济效益的产业，通过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带动农村居民发展这种产业，为了调动企业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政府给这些有实力的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如为其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提供税收优惠、优化的环境支持等多方面良好的扶持措施。与此同时，企业则为农村居民提供技术与销售以及生产资料方面的帮扶，通过这种扶助方式，延长了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农业产业化报酬递增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从而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脱贫致富。
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视角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帮扶的效果具有持久性与长效性。农村居民脱贫致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的救济，政府为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现金和食物的帮助，从而使其暂时摆脱贫困的状态，另一种方式是帮助贫困的农村居民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从而增加收入，最终达到长久的脱贫致富的目的，这是政府最希望能够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方式。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就是通过带动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发展农业产业，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提高农民致富的能力，这种增收的能力能够让贫困的农村居民彻底摆脱贫困，扶贫措施具有持久性和长效性。第二个特点是辐射面大。相对于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而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辐射面较广，无论是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还是非贫困村的贫困的农村居民均可受益。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全市35个贫困村，这些贫困村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实惠，但非贫困村同样存在着贫困人口，这些贫困的农村居民则难以享受到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带来的优惠条件，从而无法通过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的带动达到脱贫的目的。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则能够辐射到这些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了一条非常适宜的脱贫道路。第三个特点是不会为各级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贫困村整村推进综合开发政策、雨露计划转移培训扶贫政策还是扶贫搬迁易地开发政策，都需要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较重。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只需要政府更多地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通过优惠条件促进龙头企业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快速发展，从而带动贫困的农村居民增产增收，各级政府在财政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缓解了贫困问题。由此可见，在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来看，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扶贫措施。
那么，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作用对象如何看待该政策呢？政策作用对象对政策效果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政策效果好坏的重要方法之一。鉴于社会中“最不利者”――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是该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其对于该政策的效果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因此，了解这部分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效果的看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更加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者”状况的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课题组成员对湖北省扶贫办、湖北省松滋市扶贫办以及湖北省松滋市参与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项目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从而能够更好地从政策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和政策的作用对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视角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
一、湖北省及湖北省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实施的基本情况
进入新世纪，湖北省积极贯彻执行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政策，通过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规模建设特色农业基地、扶持农村居民发展农业生产等多种措施并举来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截至2010年，湖北省认定了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113家，并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2010年，湖北省还在贫困地区建成了1800多万亩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基地，包括大别山区的板栗、茶叶、中药材生产基地，秦巴山区的魔芋、黄姜、柑橘、食用菌、核桃生产基地等，全部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覆盖了80%以上的贫困乡村和农户①，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布局。
湖北省松滋市则从2006年起推行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政策实施的初期，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模式主要是当地农村居民自行组成专业合作社，政府农业部门则对其给予有关的技术指导。随着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逐渐 变为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及农民积极参与的新模式。目前，松滋市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实施已从局部探索阶段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规模不断扩大，扶贫的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松滋市主导的农村扶贫政策。松滋市扶贫办的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至2012年底，松滋市累计投入8852万元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其中财政资金1023万元，占总的投入资金的12%，龙头企业扶贫项目贷款4520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51%，农户小额贷款3309万元，占总投入资金的37%（见图1）。至2012年底，松滋市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63个（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3个，中介组织劳动型的经营组织20个，专业市场劳动型的经营组织5个，专业市场带动型的经营组织3个，专业大户带动型的经营组织2个），经营内容主要涉及了花卉苗木、粮油、农副产品、农机具等领域。至2012年底，松滋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拥有固定资金3.23亿元，全市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实现销售收入达8.6亿元，创汇800万美元，实现利税收入400余万元，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全市1.2万个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平均每户每年增收2800多元。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就业的农村贫困人口有3000多人，带动了农户收入增长，平均每户每年增收达3216元。通过产业化扶贫政策，松滋市有1.2万农村贫困人口得以脱贫致富。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为了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执行的效果，课题组成员于2012年10-12月对湖北省松滋市16个乡镇90个村庄252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村居民就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52份，其中，有效份数208份，问卷有效率82.54%。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及MPAT的多维贫困的观点和衡量指标，从收入、身体状况、教育文化状况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受访者的收入情况
按照中国2011年11月29日公布的人均2300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并结合当地具体收入实际，将受访者按收入标准进行了划分，当地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300-8000元之间的调查对象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见表2）。在208个调查对象中，85.58%的受访者处于贫困线以下，14.42%的受访者为中等收入者。较低的收入使得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17.79%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近五年曾出现过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受访者受教育的情况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在208个调查对象中，受教育年限在0-6年的受访者占了39.42%，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占60.10%，受教育年限在10年的仅占0.48%（见表3）。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由于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较难获得工作机会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208个调查对象中，10.58%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存在由于支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情况。收入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而文化程度较低，又反过来影响了其收入的增加。
（三）受访者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
相对而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较差，身体的不健康使得患病的农村居民难以承受一定的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身体的不健康往往需要一定的医疗支出，在调查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28.85%的受访者表示家中因有成员生病造成开支较多。因此，身体的不健康在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反而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额外的医疗开支，从而造成家有病人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三、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运行情况
（一）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情况
为了了解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认知情况，课题组在调查中涉及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是否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A、了解，B、不了解”。
表4列出了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访的208位农村居民中，有95.19%的人认为自己“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而仅有4.81%的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知晓程度较高。
（二）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一个单项的问题，即“您对目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是否满意：A、非常不满意，B、比较不满意，C、一般，D、比较满意，E、非常满意”。
208位受访者中，有203人对该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另有5人未做出答复。表7-5列出了203位受访者中不同回答的人数占总受访者人数的比例。数据显示，所有做出回答的受访的农村居民中，仅有1.97%的人表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非常满意”，有14.29%的人表示“比较满意”，17.24%的人表示“比较不满意”，0.98%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而65.52%的人表示满意度“一般”（见表5）。可见受访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的满意程度并不理想。
四、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高低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社会满足程度评估标准②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即通过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来进行分析。这里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作为因变量（Y），以性别（X1）、年龄（X2）、受教育年限（X3）、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X4）、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X5）、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X6）作为影响因素，建立了logistic回归评估函数Y=F（X1，X2…X6），具体的变量及变量赋值见表6。
（二）计量分析
按照设定的因变量与自变量，通过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在90%显著水平的情况下进入模型之中的变量依次为X6、X3和90%，故将变量X6、X3引入方程（见表7），由于其他变量不显著，因此没有纳入方程。
通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参数检验的结果。由最大似然估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X3（p=0.0053）、X6（p=0.0003）的回归系数在90%的水平上显著（见表8）。
（三）结果与讨论
通过进行OR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9。从该表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1.受教育年限。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就会增加21.7%。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村人口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中去，因此收入来源渠道拓宽，收入水平提高，在此情况下，其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也就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2.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效果。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影响的人比认为没有影响的人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要高出1.114倍。在208位受访者中，34.5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没有起到缓解作用，甚至有17.01%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而绝大多数（62.89%）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有一些作用。
五、结论
课题组对湖北省松滋市208位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中，93%的受访者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帮助。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额、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等因素中，受教育年限、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两个因素与松滋市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改善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效果，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对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质量，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农村居民自身实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从而增加收入。
（二）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建设工作。依托贫困地区特色优势，扶持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贫困人口就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缩小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
注释：
？q？张杰.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与成效.中国―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上的讲座，2011年10月13日。
？r？Qin Gao，Irwin Garfinkel，Fuhua Zhai.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 Special Issue 1， July 2009：63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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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jas， M.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7.
[8]Rojas， M. The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A life satisfaction conception and a domains-of-life approach[J].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4.
教育工作者扶贫总结篇（10）
精准扶贫的外部投入是脱贫的辅助因素，贫困群众的自身参与是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外力主推，更需要依靠贫困群众的主体力量。要把外力推进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实现“外”与“内”的良性互动。然而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过程中，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却明显不足，这成为了制约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精准扶贫的攻坚拔寨阶段，必须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解决贫困群众思想上的问题从而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加科学，更有成效。
一、贫困群众的思想状况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在精准扶贫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把扶贫工作做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但在这一过程中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部分群众的思想贫困成为了制约精准扶精准脱贫成效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一是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徘徊观望。如有些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认识不足，总是担心国家扶贫政策会变，抱着“先看看再说”的观望态度；有些群众对扶贫举措半信半疑，自己没有思路和想法，只是随波逐流跟着大众走；甚至有些群众把脱贫看成是党和政府的事，是政府行为，自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上面心切切、下面无期期”，“干部干、群众看”；二是群众的被动参与，部分贫困群众虽然有脱贫致富愿望，也具备一定条件，但他们或心存畏难、或不知从何处着手、或消极等待政府帮扶，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主动参与意识不强。三是群众的急于求成心理。部分贫困群众有比较强的致富愿望，但却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缺少从头做起、从小处做起的务实态度，经不起等待。四是部分群众依赖思想严重。有些群众思想观念保守，因循守旧等意识根深蒂固，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淡薄，不愿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能，懒于自我发展，“等、靠、要”的思想严重、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往往茫然无措；有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宁肯整天抽烟、打牌、搓麻将，也不愿自食其力干点事情，总指望政府救济和扶持，“守着老屋子，抽着老旱烟，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现象略见不鲜；有的满足现状，温饱即安，进取精神不足，奋斗动力不强；有的没有财富积累观念，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往往是政府的帮扶计划处于一厢情愿的尴尬境地，等等。正是由于这种内在思想观念上的贫穷落后，使得一些贫困群众年年扶，年年贫，有的甚至越扶越贫，直接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成效。
二、贫困群众思想贫困的成因分析
思想贫困不仅具有外在表现，更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一）劳动力素质较低
经济学家已反复证明，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是人力资本禀赋即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禀赋不仅是带来科技进步的研究与开发中的关键投入品，而且也决定了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与速度，从而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通常用受教育程度为主要指标反映劳动力的素质。正如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结果所表明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的高低关系密切，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1.3%；而中专以上的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只有7～8%。显然，在贫困地区，教育――这种通过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农民处于严重的知识贫困的状态，对农业实用技术反应迟钝或本能排斥，对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认识不清，农村劳动力中有95%以上的人基本上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的农民。其次，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滞后。一部分贫困县基础教育的实际状况尚不理想，初三学生实际辍学率较高。另外，在贫困县区，90%以上的初、高中学校没有推行3年基础教育完成后加1年农业适用技术教育（即3+1教育），或两年基础教育后从第3年开始加设农业适用技术教育课，或两年基础教育后分成升学教育、农业适用技术教育。因而教育与农村经济严重脱离。由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差，思想相对保守，干事创业动力不足。正如西奥多・舒尔茨指出的：“土地本身不是使人贫困的重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困的关键”。
（二）贫困家庭对教育投资的意愿不高，投资的量不足
受贫困地区社会整体发育水平的限制，贫困家庭通过一定的投资获取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往往不能投入生产过程并转化为财富。他们在基础教育中所获得的有限知识，也因为“没有用”而逐渐丧失。这样，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贫困地区没有充分体现。从而影响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时滞效应，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取决于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但教育的提供与否决定于上一代人的收入与消费。这就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代的贫困人口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意愿普遍较低的根源所在。而且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直接影响着对下一代的教育的重视程度。由于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低，知识资源存量少，交流知识能力匮乏，从而衍生为轻视知识、不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学习，再加上窘迫的生活，就更难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教育之中。
（三）长期囿于贫困之中，形成的贫困文化具有巨大效力
特定的文化根源于经济生活，但是特定的文化体系、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又具相对的独立性，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生活。如果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贫困人口适应社会的主动性将降低。这部分人口在一个日益边缘化的自我封闭的空间系统中，在长期的贫困状态中，正逐渐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远离，形成自我的一整套价值体系，甚至形成自己的消极的亚文化，并通过代际影响成为一个长期的文化现象，造成贫困行为的长期持续。正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梅尔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农民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所得，他们就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去增加生产和投入”，“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缺乏控制就会导致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这种心理阻碍了创新”。 在这种文化体系下，面对贫困，他们或由于屡战屡败，丧失信心，不存希望；或是已经自愿地生活于这样一种环境中，害怕激烈的竞争，不愿作改变现状的尝试。根据在贫困地区的意向性抽样调查，对目前所处的贫困境况，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是“没有办法”的，经年累月，导致他们甘于贫困而无力自拔，在他们心目中，脱贫致富已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置身贫困地区封闭环境之中的人们，其社会经济关系也仍然较多地围于家庭、宗族、邻里、亲友、村落等血缘与狭小的地缘社区的范围。在生活方式上，节令岁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以及建屋乔迁等节庆礼仪，给单调贫困的生活带来了变动、期望和某种节奏感，但其间的无度浪费与非生产性超额支出，却直接阻滞着一些有限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经济贫困、文化滞后、观念保守陈旧，三者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条件，说明贫困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更大，内涵也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而，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扶助或减缓贫困的努力，不应只是帮助贫困者暂时增加一些收入，还应包括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传统人格与行为的重塑。
因此，正是上述种种原因，导致部分贫困群众态度上的消极和行动上的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对此，我们必须通过对贫困群众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引导，改善其认知、唤醒其愿望、增强其主动、激励其行动，全面优化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内因条件。
三、加强思想扶贫，激活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
显然，解决贫困人口思想认识上的“精准”成为精准扶贫中的当务之急。既要把思想引导作为扶贫攻坚的先导性工作加以落实，又要把思想扶贫置于扶贫攻坚全过程自始至终加以坚持。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通过不同扶贫手段的叠加和综合，解决群众思想意识中的困惑和问题，改善贫困群众的认识偏差和消极心态。
（一）思想扶贫要教育先行，改善精准脱贫的人口支撑条件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人口素质低是贫困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对知识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将会与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形成新的文化贫困。毋庸置疑，既然知识的缺乏或不足能引发贫困，那么，知识或者教育以及由此而改变的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心理状态等也就具有一定的反贫困功能。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贫困变动影响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各种因素中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脱贫的效应最为明显。首先，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改变人们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改变贫困文化所具有的负面效力。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扩展。贫困人口尤其是农牧民在接受更多的基础教育后，就可以在农牧业生产过程中采用新技术，使其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因此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首先，调整教育结构，建立以基础教育为基础，职业教育为主体、化教育为辅助的新型教育结构，彻底打破农村教育沿用城市教育的模式。推动职业教育，让学生接受的教育与当地的经济相结合。要把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根本大计，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真正拔掉“穷根”，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相传”。同时，要本着“实用、实际、实效”原则，把就业创业培训作为扶贫开发的最直接途径，让贫困群众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掌握技能，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依靠科技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二）思想扶贫要加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建设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因素是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的能力建设在精准扶贫战略中应该居首要地位。只有贫困群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了，才能使他们有能力参加经济发展，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贫困群众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首先要改变贫困群众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从被动参与的动员型参与向主动参与的竞争型参与转变，建立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在参与具体生产、经营项目的过程中，即接受技术的培训，又进行参与能力的训练。在提高贫困群众参与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增强竞争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要大力向贫困群众宣传市场信息，宣传先富起来的典型经验和事迹，激发他们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贫困群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了，才能使他们有愿望有能力参加经济发展。要把贫困群众从接受援助的被动脱贫者转变为自觉参与脱贫，自觉寻找脱贫机会的主动脱贫者，从被动参与的动员型参与向主动参与的竞争型参与转变，使贫困群众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
（三）思想扶贫要激发群众志气，发扬群众的自强精神
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文化意识锁定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因此，扶贫必须先扶志，要大力转变群众观念，进一步发扬群众自身的自强自力精神，使贫困群众不仅吃饱穿暖，更要活出高质量和精气神。要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的、保守的、僵化的旧观念，增强发展意识和进取精神。一是要引导群众打破其裹足不前的思想障碍，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理念。要引导群众打破扶贫是政府行为和干部责任的思想观念，自力更生，靠辛勤劳动来脱贫致富，而不是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二是破除群众的自卑思想，增强自信意识。要积极引导群众破除自卑思想，要鼓励他们看到自身优势，如生态优美、资源丰富等，从而使群众能调整心态，增强必胜信心。三是要引导群众破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增强主动创造意识。要充分挖掘贫困群众自身优势和潜力，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脱贫思路和致富办法。四是要以脱贫致富的实际效果促成群众的思想转变。群众思想的转化最有效的莫过于群众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断得到和扩大的利益。群众只有看到精准扶贫的实际成效，才会有最直观最切实的感受，才会受到激励，进而最大限度调动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思想扶贫要加大对政策和典型的宣传与推广
思想扶贫要持续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解决贫困群众因不熟悉政策而徘徊观望甚至无法参与的问题，切实提高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使群众更好的了解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可通过制作光盘、编印群众简明易懂的政策读本、宣传画册等多种方式，将精确识别扶贫对象、精确确定帮扶措施、精确配置扶贫资源等政策，及时传达到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充分理解实施精准扶贫的重大意义，为落实和推进好各项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和营造舆论氛围，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加快推进脱贫致富奔小康社会的热情和干劲。此外，思想扶贫还要抓好脱贫致富正面典型的宣传引导，及时发现典型、树立典型、推广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及时总结提炼各地各部门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可组织贫困群众和致富带头人到扶贫和致富效果好的乡村观摩交流，取长补短，使贫困群众从典型的致富实践中受到启发和感染。通过致富能人的带动、典型经验的推广，增强脱贫信心，提高脱贫实效，从而以点带面，在全省营造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是一个机械的推进过程，更不能把群众当“看客”，一定要激活群众的思想活力和主动参与性，积极引导群众摆脱思路和意识的贫困，从“人的思想本源”方面解决好问题，才能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原恿Α保也才能使群众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共同为脱贫致富想办法、出实招，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推动下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注释：
①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②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