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方法概论篇（1）

一、前言

随着国内大学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如何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分配学校资源，提升教学质量，成为了学校领导和授课老师关注的重点。本文作者结合《生命科学概论》的教学实践，选择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作为设计变量，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开展多目标参数优化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优化目标设定和设计变量选择

结合相关文献[1，2，3]和工作经验，选取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该领域教龄这四个因素作为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设计变量。性别分类为男、女；职称分类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语速分类为慢、一般和快；该领域教龄分类为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学生可以分类为文科女生、文科男生、工科女生和工科男生。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分别记录不同背景学生教学前后在同一张问卷上的答题正确率。设定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这一点，为约束条件。选择答题正确率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指标，本研究的优化目标为：相比教学前，通过选择合理的设计变量水平组合，提高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

三、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DOE）[4]基于数值抽样，是优化分析的基础。主要作用有：识别重要的设计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趋势、确定最佳的变量组合等。实践中广泛采用的DOE方法有拉丁超立方、中心组合设计等。由于不同方法定义的设计变量水平、数量、分布等均有很大区别，因而DOE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优化结果。因而本文作者参考相关资料[5， 6]，选择正交数组法（OA）建立试验矩阵，形式为21×33，变量X1（性别）为2水平，水平值1、2分别代表男、女教师；X2（职称）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X3（语速）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学语速慢、一般和快；X4（教龄）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龄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试验矩阵总样本数为9，如下表1所示：

表1：试验设计（DOE）矩阵

四、近似模型和数值分析

（一）近似模型构建

近似模型是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一系列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方法。对于优化问题，定义设计变量为近似模型的输入变量；定义优化目标为输出变量。上世纪70年代，学者Schmit第一次引入近似模型方法用于结构件的优化设计，加快了优化算法的求解速度，同时提高了分析精度。常用的近似模型方法有响应面、神经网络模型、克里格（Kriging）模型等。克里格模型基于空间插值，针对设计变量和水平值范围较小的问题有良好的拟合性，故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建立近似模型。定义设计变量X1、X2、X3、X4为输入变量；定义Y1（文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2（文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3（工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4（工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为输出变量。

定义不同样本点时，Y1、Y2、Y3、Y4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差值为样本偏差。本研究设定0.02为允许的样本偏差上限，具体样本偏差分布如表2和图2所示。图2横坐标代表样本点区间，纵坐标表示样本偏差。

表2：近似模型预测值VS问卷真实值

图2：样本偏差分布

从表2和图2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所有Y1、Y2、Y3、Y4的样本偏差均没有超过偏差上限，进而判断近似模型的精度符合要求。工科女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3的样本偏差较大，在样本点1、3、4、6、8处的样本偏差为0.02；工科男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4的样本偏差较小，在样本点3、6、9处的样本偏差为0。以上分析可作为最终判断优化结果的参考。

（二）近似模型方差分析

对于优化问题来说，不同输入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输出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方差分析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贡献量分析，寻找对优化目标影响最大的设计变量；通过主效应分析，分析设计变量如何影响优化目标等。从图3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对Y1的贡献很大，大约85%，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很小；设计变量X1对Y2的贡献超过90%，而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同理可以分析出设计变量X3、X4对Y3的贡献量均超过35%，设计变量X1、X2的贡献一般；设计变量X2、X3对Y4的贡献均超过40%，而设计变量X1、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图3：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贡献量图

从图4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在1-2的水平值域对Y1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1在1-2的水平值域对Y2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3、X4在1-2的水平值域对Y3的较灵敏；设计变量X2在2-3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而X3在1-2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

图4：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主效应图

五、优化设计

（一）优化问题描述

作者希望通过设计变量的组合，实现课后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相比优化前有明显提高。由于优化目标设定为4个，Y1、Y2、Y3和Y4，故本研究是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用数学表达式可以描述为：

优化目标：增大Yk，k=1～m （1）

设计变量：libi≤xi≤uibi，i=1～4 （2）

约束条件：LkBk≤Yk，k=1～m （3）

式（2）中xi分别表示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和该领域教龄；libi、uibi分别表示变量水平值的上下限；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k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Yk，为约束条件，LkBk为下限。由于不同的的优化目标Yk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某目标的改善可能引起其他子目标的降低。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大多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权衡和折衷，使各子目标均尽可能达到最优。

（二）优化算法理论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Pareto针对目标优化解集的问题，开展了研究。由于各个目标的相互冲突，优化解不可能是单一解，而是一个解集，即Pareto最优解集；对应的优化目标值被称为Pareto前沿。

图5：Pareto解集前沿

如图5所示，当和的优化目标均是最大化时，图中加黑部分即为Pareto前沿，所对应的解集为Pareto解集。

（三）优化分析与验证

在软件中编写优化设计模型 （见图6），选择NSGA遗传算法，经过200步迭代收敛，优化后的结果见图7。

从表3可以看出，采用NSGA遗传算法得到的优化值Y1、Y2、Y3、Y4，均比优化前有了显著提高；将算法预测的优化值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比较，两者误差很小。进而可以判断优化的准确性。

表3：多目标优化设计结果

六、结论

本研究按照多目标的思路，结合教学经验，选择合适的试验设计、近似模型和优化算法，在满足约束的前提下，分析了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的贡献量和主效应影响。通过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对比，证实了优化的准确性。得出结论：

1.老师的职称会显著影响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性别会显著影响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和教龄对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老师的职称和语速对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

2.在其它设计变量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老师的职称，可以显著改善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男老师比女老师可以更好提高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慢，或者教龄长，可以提高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职称越低或者语速越快，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越高；

3.当授课老师满足性别女、中级职称、语速中等、教龄10年以上的条件，不同背景的学生的答题正确率均有了较大提升。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2jyxm489）

[参考文献]

[1]金艾裙.教师学历职称年龄因素对课堂教学质量影响的研究[J].人类工效学，2001，7（4）：55～57

[2]马洪亮，曹传东，彭帮国.大学生学习质量影响因素初步量化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1，3（9）：24～26

[3]惠掉艳，段阿曼.高校教师个性特征与教学质量关系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1，33（16）：82～85

[4]邵磊，肖志忠，李军.基于SVM的鱼类胚胎冷冻保存试验设计[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9，30（1）：101～106

科研方法概论篇（2）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科研方法概论篇（3）

一、不确定理论简介

在运筹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等领域存在诸多客观或人为的不确定性，如随机性、模糊性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改造自然要求的提高，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必然也会遇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确定信息是从研究随机现象开始的。到现在为止，研究随机现象的理论，即概率论已经发展为处理此类不确定性的强大理论工具，并在许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模糊集的概念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Zadeh［4］首次提出的，到现在为止，模糊集理论已经发展成处理模糊信息的重要方法，它的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应用隶属度函数描述模糊集合，而隶属度函数的选取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故大部分学者认为模糊集是经验的集合，缺乏严谨性。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对模糊集理论存在片面的理解，主要原因是模糊集理论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Nahmias［3］定义了可能性空间和模糊变量的概念，并试图建立模糊集理论的公理体系，但由于公理基础不完善，以致于随后的理论框架一直没有很好的搭建起来。直到最近Liu［1］［2］在Nahmias可能性空间的三条公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可能性空间的第四条公理，并成功的建立了模糊集的公理体系：可信性理论。

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现象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某些时候会出现双重或多重不确定性同时发生的现象，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随机性和模糊性同时发生。例如，在测量湖水深度时，一般的测量方法是随机的在湖中选取一点，测量的结果可能为“很深”、“较深”、“大约5米”等比较模糊的数据。实际上，这些数据的产生既涉及随机性，也伴有模糊性，显然若想单独用概率论或模糊集理论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力不从心。双重不确定性问题的出现，促使了模糊随机理论和随机模糊理论的发展。［1］［2］

总的来说，作为数学科学的一个分支，不确定理论是研究不确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学科，是概率论、可信性理论、随机模糊理论和模糊随机理论的统称。

二、不确定理论教学中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不确定理论的逐步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很多高校逐渐意识到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该类课程的必要性。一些关于不确定理论的课程，如概率论、模糊集理论、可信性理论的课程相继开设。但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教师对不确定理论的了解和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往往忽略了对不确定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不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想。虽然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够掌握教科书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方法，但书本知识毕竟是过去研究结果的总结，对学科的前沿不能有系统的掌握。

实际上，不确定理论课程中的一些学科，如可信性理论、模糊随机理论，都是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发展完善的，因此在充分了解发展过程和领域前沿的基础上，向学生介绍重要结论的由来和科研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其学习积累，培养其学术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逐步探索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纳入课堂教学中，使学生通过对不确定理论的学习逐步掌握一般的科研方法和技巧，为将来的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不确定理论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方法的尝试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在课堂教学中讲授相关知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传授相关的科研方法，以打破科研神秘感，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在不确定理论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向学生介绍两类科研方法的应用，即公理化方法和类比方法。

1．公理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建立数学体系的主要方法之一。它对现代数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理化的趋势是现代数学区别于以往数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在公理基础上将其它所有概念、命题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使人们便于学习、继承和应用。［5］［6］所以，一门数学如果公理化了，则被认为是成熟的学科。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学科一定是严谨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悖论。在介绍公理化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先以浅显易懂的实例告诉学生什么是公理基础及其作用。例如，初中学习的平面几何就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其中涉及的公理包括平行直线永不相交、同位角相等、内错角相等、同旁内角互补等。通过这样的介绍，学生首先会对公理基础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之后对不确定理论中公理基础的理解有一个较好的开端。

现代概率论完全是在公理化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公理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设Ω为非空集合，A是由Ω的一些子集构成的代数，若非负集函数Pr满足：

公理1：Pr｛Ω｝＝1；

公理2：对任意B∈A，有Pr｛B｝≥0；

公理3：对任意可列互不相交的集合列A，有，则集函数Pr称为概率测度，（Ω，A，

Pr）称为概率空间。随机变量是定义为从概率空间（Ω，A，Pr）到实数集合的一个可测映射。

在介绍上面公理时，一定要向学生介绍概率测度是测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在概率空间和随机变量的概念提出后，人们就可以从测度论的角度来研究概率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理论体系的形成。概率论中相关定理的推导都是基于公理基础上的，故不会出现悖论，缺乏了公理基础，悖论不可避免。在概率论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时刻以公理为主线，让学生体会到公理化方法在概率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信性理论的发展也是基于公理基础的。它包括如下四条公理：即设为非空集合，P（）是由的所有子集构成集合。若非负集函数Pos满足：

公理1：Pos｛｝＝1；

公理2：Pos｛Φ｝＝0；

公理3：对任意的集合列｛Bi｝，有Pos｛UiBi｝＝ViPos｛Bi｝，则集函数Pos称为可能性测度，（，P（），Pos）称为是一个可能性空间。模糊变量是定义为从可能性空间到实数集合的映射。

此外，为了定义乘积可能性空间和乘积可能性测度，Liu［1］［2］提出了可能性理论的第四条公理。设（i，P（i），Posi），i＝1，2，…n是可能性空间，而＝1×2×…×n。设集函数Pos满足：

公理4：对任意B∈P（），有：

此时，记Pos＝Pos1∧Pos2∧…∧Posn，则Pos是一个可能性测度，从而（，P（），Pos）是一个可能性空间，称为是（i，P（i），Posi），i＝1，2，…n的乘积可能性空间。

可信性测度（Cr）是基于可能性测度而定义的，即对任意B∈P（），有Cr｛B｝＝Pos｛B｝＋1－Pos｛Bc｝。三元组（，P（），Cr）称为可信性空间。可信性理论是基于上述公理和可信性侧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与传统模糊集理论相比，其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公理化体系基础之上的，从而可以消除模糊集中的主观因素，而且不会出现悖论。

通过对不确定理论公理基础的介绍，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公理基础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使他们掌握一项重要的科研方法——公理化方法。

2．类比的方法：类比法是数学方法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根据两种数学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似或相同，从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推理方法。它是以比较为基础的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方法，它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6］从整体而言，可信性理论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类比了概率论的知识。事实上，模糊变量、可信性测度，以及期望值算子的概念都能够在概率论中找到原型，它们分别对应于随机变量、概率测度，以及随机变量的期望值算子。在不确定理论的其他学科，如模糊随机理论和随机模糊理论的丰富过程中，类比的方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介绍类比方法如何应用的。就概率论而言，对概率测度的研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概率论的理论体系。同样的，要发展模糊集理论，就必须要研究可能性测度、必要性测度和可信性测度的数学性质。具体来说，如何研究这些测度的数学性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概率论，对照概率测度的研究方法，研究可能性测度、必要性测度以及可信性测度的数学性质。这就是类比方法的应用。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这个道理。对模糊集理论来讲，它的巨人就是概率论，它的发展也必须参考概率论。例如，概率测度有一些数学性质：设（Ω，A，Pr）为一个概率空间，则有

（1）（自对偶）对任意的B∈A，有Pr｛B｝＋Pr｛Bc｝＝1；

（2）（有界性）对任意的B∈A，有0≤Pr｛B｝≤1；

（3）（单调性）对任意的B

C，有Pr｛B｝≤Pr｛C｝。

在可信性理论中，由于可信性测度对应于概率论中的概率侧度，在研究可信性侧度性质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它是否具有与概率侧度相似的性质。有了这种想法，经过严格的理论推导也可证明可信性侧度具有自对偶性、有界性和单调性。设（，P（），Cr）是一个可信性空间，则：

（1）（自对偶）对任意的B∈P（），有Cr｛B｝＋Cr｛Bc｝＝1。

（2）（有界性）对任意的B∈P（），有0≤Cr｛B｝≤1。

（3）（单调性）对任意的BC，有Cr｛B｝≤Cr｛C｝。

实际上，可信性理论的很多结论都是类比了概率论中的结论而得到的，再如，概率期望值算子具有线性性质，我们同样也可以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可信性期望值算子也具有线性性质。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介绍类比方法的应用，它是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一项重要方法。这样的授课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在理解概率论的基础上更加容易理解其他理论，还能让学生掌握科研过程的另一基本方法——类比法。

四、结束语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课本上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外，还应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注意用实例的方式注重科研方法的灌输，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对于提高他们科研能力和扩充知识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LiuB.UncertaintyTheory:AnIntroductiontoitsAxiomaticFoundations.Berlin:Springer-Verlag，2004

2LiuB.TheoryandPracticeofUncertainProgramming.Heidelberg:Physica-Verlag，2002

3NahmiasS.Fuzzyvariables.FuzzySetsandSystems，1978.1：97～110

4ZadehLA.Fuzzysets.InformationandControl，1965.8：338～353

科研方法概论篇（4）

概念体系不仅是 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 目前 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 科学 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 方法 ，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 内容 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 发展 。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助性、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 社会 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篇（5）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秘书学校念体系的内容和重点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三、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科研方法概论篇（6）

一、引言

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过去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它属于经济类下面的应用经济学，其后管理学从经济学的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会计学遂成为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由于市场经济对会计学人才需求旺盛，会计学成为高等学校中最热门学科之一。不管是从事会计学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研究问题，也就离不开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的使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尤其会计学科，其师资力量基本是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构成。在当时的环境下，会计学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停留在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之下；研究会计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化，主要是采用分析、比较、综合、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而且会计研究受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处于有人所描绘的“就会计论会计”阶段；在会计研究中不很强调研究方式和方法的规范性，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少。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和高校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程度日增，高校国际化以及会计国际化一时成为主流，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海归”博士成为高校师资中的重要力量甚至主导力量，在国际期刊（其实主要是美国期刊）的层次和数量成为高校追逐的重中之重指标。在这种环境之下，会计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及研究方法迅速“西化”，即由过去的“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转变为“美国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语境。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如制度经济学）解释会计学科中的制度、方法及会计现象，一度成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所谓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以势如破竹、席卷残云之势横扫大陆会计学术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西方传入的理论、假设、命题等概念成为会计学术期刊和会计交流的重要术语。在会计学中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盲目推崇实证研究、贬抑规范研究，不适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必将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概念的定位失当，以及由于套用理论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所造成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的模糊不清。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分析

（一）理论定义及内涵分析 理论这一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所用的理论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关于理论定义的表述也是形形，在比较正式和权威的出版物中关于理论的表述和定义会数以百计，在非正式场合所用理论定义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此无意统计和查考理论定义的数量多少，只是想表明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这种状况虽然对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但也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一面。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中强调了理论特征的不同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理论概念时常常是与其他相关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如理论与实践、理论与事实、理论与实务、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政策、理论与假设、理论与实证、理论与案例，等等。本文不打算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理论定义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不同用法；而是从典型、权威的定义入手，分析和概括理论的内涵，并寻求正确、合理的使用方法。这里列举如下几种理论的定义：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一词的定义：“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1）由逻辑的或数学的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它对经验现实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类现象提出解释。（2）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对理论的定义：“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解释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为了不引起误解，需要再引用一段林先生在该书中对理论的阐述：“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一致，才能证明理论模型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一致，即理论推论和经济现象的外恰。”先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这一定义很中国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比较普遍使用的定义。该定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应，从理论的来源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系统。该定义中的理论概念与知识概念口径一致，而知识这一概念又是比较宽泛的。在我国，关于知识（或认识）的论述，最具权威性且影响最大的文献恐怕应当首推的著名论文《实践论》（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动关系》）。《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由实践发生，包括由低级到高级并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形成的知识可以分别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实践论》并未明确什么是理论，但是它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实践论》中所说的理论是指理性认识。《实践论》同时指出：“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其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再分析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该词典中的理论定义其实包含两条定义。第一条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对理论的定义和用法；我国学术界受西方的影响，目前多采用理论的这种涵义和用法。该理论定义与经验现实相对应，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通过逻辑连接在一起的假设或命题。在这一理论观之下，假设、命题、变量和概念被视为是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具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定义：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变量（variable）是具有一个以上不同取值的概念；命题（proposition）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间关系的陈述（公理、定律、假设、经验概括等都是命题的不同类型）；概念（concept）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第二条定义认为：“现实中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该定义的特点是：理论的特点在于其抽象性、一般性；从这一点来看，它属于狭义，仅包括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中的抽象层面；既没有指出理论的来源（如理论定义I之“实践”），又没有指出理论的目的（如理论定义II之“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我们将第二条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最后来分析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理论的定义。该定义与现象相对应，同样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的角度来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这种理论观有如下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前述几种定义除因果关系之外还包括其他关系，如相关关系。另外，形成因果关系，必须在一定的设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因此这种理论概念必定是高度抽象的；相对于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而言，该定义显然属于狭义；其目的是解释现象；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属于假设）作了区分。这种理论显然不包括假设、经营概括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命题。将这种理论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进一步分析 （1）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其优点可以概括如下：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一理论观将理论看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又是由人来参与的各种活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按照“实践――理论――实践”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来发展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理论观充分肯定了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于现象的解释。因此该理论观在学术上比较适用于工程、管理等建设性学科。我们一般将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和应用学科（如工学、管理学等）。其实，基础学科属于理论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对各类现象寻求解释；而应用学科则属于建设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运用基础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行动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因此立足于解释的理论观并不十分适用于该类学科。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于如何划分这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缺乏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对于如何保证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可靠性，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和方法；尤其是感性知识，由于尚未上升到概念和推理的阶段，连从逻辑上进行检验都无法实施，这就更加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因为理性知识是从感性知识发展而来，所以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同时受到影响。关于检验理论正确性（或称真理性）的标准。这一理论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哲学意义上，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应用到学术研究，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尚有可完善之处。（2）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缺点在于：（1）将理论限定于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所以它不太适合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该理论定义将理论界定为“一组假设或命题”，但问题是假设如何而来？假设与理论是什么关系？显然它未能明确。其优点主要表现在：引入了命题和假设概念，而且在此理论观下命题和假设均有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定义；假设概念的确立，为能够采用统计学进行检验的学科（如经济学、医学等）发展理论和检验理论创造了条件。该理论定义中的命题概念内涵很丰富；按照命题的定义，公理、定理、假设、经验概括等都属于命题的不同类型或形式。因此该理论定义属于比较广义的定义。（3）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优点在于：指出了理论的最本质特征：抽象性和一般性；正因为它既没有限定理论的作用是解释还是建设，因此它既可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可适用于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其缺点在于：该定义在用于学术研究时，尚不够严谨，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理论的源头（或来源），又没有明确理论的归宿（或作用）；而这直接关系到发展理论的途径、理论正确性的检验标准以及研究逻辑。（4）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这种理论观下的理论只包括形成明确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而且着眼于解释现象，因此该理论定义抽象层次较高，且适合应用于理论性学科（如理论经济学、物理学等）。该定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建立了较高层次的理论（狭义）定义，并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假设）作了明确区分，这有利于理论性学科理论的构建、理论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

三、理论概念的拓展及重新界定

（一）华莱士“科学环”及其局限性 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在其名著《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研究的逻辑过程。用于反映这一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被人们称作“科学环”并广泛应用。华氏的“科学环”如图（1）所示。华莱士提出的“科学环”反映了科学是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并认为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入口和路径：（1）研究者首先从观察事实、记录事实入手，通过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在其理论的基础上作出预测和解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假设，再通过观察新的事实以检验这种预测和解释。（2）研究者从已有理论出发，由理论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假设，再由假设引导观察，然后由观察形成经验概括，并用这种概括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另外，华莱士还从另外一种角度对其构建的“科学环”进行了分析见图（2）。他认为：“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观察和对观察的理解中进行归纳和理论构建；“科学环”的右边一半，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应用理论于观察中，进行理论检验；“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理论化过程；“科学环”的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过程。本文认为，华莱士“科学环”描绘的是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或称行为解释性学科）的研究逻辑，它比较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逻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华莱士在《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认为：“理论在科学过程中的功能有二：一是解释已知的经验概括，二是预测未知的经验概括。”在该书中，他还认为：“统计检验提供了用来衡量假设与研究结果是否相一致的最‘客观’、最精确、最灵敏的规则。对于该检验来说，假设和研究结果都必须以数量形式表达。”因此，本文认为，图（1）中的理论概念属于一种狭义的解释性理论概念（对应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图（1）中的假设属于一种狭义的假设（定量假设）。因此，“科学环”中运用的概念和描绘的逻辑过程尽管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但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尤其是“科学环”中的右边一半及下边一半。理论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不同：理论性学科的目的在于对现象寻求解释，属于解释性学科；而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属于建设性学科。因此，应用性学科所开发出来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而理论性学科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则具有鲜明的解释性。应用性学科中的知识，可以根据其抽象程度和具体作用不同分成不同的层面：其中在本学科中处于一般性、抽象性、基础性地位的知识可以称之为理论；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一些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案、政策、法规、标准等；而这些诊断性结论、方案、政策、法规、标准显然基本上不属于定量假设，也无法通过统计学上的假设检验进行检验。

（二）理论概念的拓展和重新界定 华莱士“科学环”对理论、假设概念的狭隘定义，以及其所运用的假设检验方法的单一性，使该“科学环”不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它属于建设性学科，所以从事规范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由该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决定的。因此，从事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套用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应用性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多数不是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因此其理论界定不能直接沿用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即将理论定义为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也不适合按照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将理论定义为用来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的一组假设和命题；同时也不应将理论不分层次，像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那样，笼统地将理论定义为由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进行扩展，使其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解释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建设性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理论：理论是各门学科中抽象的、一般性命题，目的在于对实践及其结果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其中的命题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关系的陈述。

四、假设概念的使用及定性假设检验标准

（一）假设概念的拓展 由于华莱士“科学环”中的理论是一种狭义的解释性（实证性）理论，所以与该理论相对应的假设通常是一种狭义的假设。这一判断可以从华莱士对理论和假设的解释中得到印证。这种狭义的假设常被定义为：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与前面扩展了的理论定义相对应，这种狭义的定量假设也有必要进行扩展。应用性社会科学在进行规范研究时，在理论的指导下通常会形成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方案、政策、标准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这些结论、方案、政策、标准等均有待进一步评价和检验，即它们只是一些暂时性结论，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假设。不过这些假设常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不是定量假设；而理论性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假设通常表现为定量假设。和扩展以后的理论定义相对应的假设，包括定性假设和定量假设两种类型。定性假设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以及对策和方案；这类假设还可进一步分为：诊断假设、治疗假设。其中，诊断假设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原因的命题；而治疗假设则为诊断假设已指明原因的问题提供可能使其解决的处方。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在实际中通常表现为有待评价和检验的方案、政策、对策、法规、标准、办法等等。定性假设从经验意义上看不是可检验的，但可以根据非正式的、客观的评价得到同意或不同意。唐・埃思里奇认为定量假设必须有三个得到充分证明的特征：它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基础，即，必须建立在理论推理上；它们必须完全以数据为基础证明其是否被拒绝；必须有可以检验它们的数据和技术。和定量假设相比，定性假设显然不具备定量假设中的第二、三两个特征。扩展后的广义假设可以这样定义：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以及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对策和方案。这样的假设概念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

（二）定性假设的检验标准 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时，在理论指导下会形成定性假设，那么如何评价或检验这类假设，从而使这类知识获得可靠性呢？我们认为，无非是从形成假设和假设本身的内部逻辑、将研究结果（即假设）与已知的知识进行比较，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或检验。据此在借鉴唐・埃思里奇知识可靠性检验标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如下四种检验：概念清晰性检验；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分述如下：（1）概念清晰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存在概念含义模糊或模棱两可等情况；如果有，则不能通过概念清晰性检验。（2）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消除了逻辑谬误或逻辑矛盾。（3）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即将假设中形成的研究结论或结果，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且具有可比性的结果或结论进行对照、比较，看是否相符合（一致）；若相符，则通过该项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检验并非指我们将信任寄托在先前知识上；而是满足该项检验构成了支持一项假设的一种证据。事实上，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知识相矛盾的新结果，可能会成为（或修正）旧知识，产生新知识的重要途径。（4）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即研究假设所提出的成果（方案、政策、对策、标准等）能够在实际运用中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具有“实用性”。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之前，那么前三项检验就是必须的；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包括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四种检验都将是必须的。通常，将研究界定在成果付诸实施之前，这样前三种检验就成为学术界内比较认可的。在学术范围内，成果实际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进行模拟试验，这种检验，认为应归属于第三种检验（即外部一致性检验）。不能通过上述三个（或四个）检验中的任何一个，则假设及由假设形成的知识就要受到怀疑；但是满足这些检验并不表明这些可靠性知识从此就无可置疑；所有知识都要继续不断地接受评论、检查和质疑。

五、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及理论概念的使用

（一）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一般逻辑 华莱士“科学环”以模型图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理论（实为解释性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描述了理论性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过程和方法论。尽管华氏“科学环”所用的主要概念（如理论、假设、观察）以及研究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但是其大逻辑关系（如从构建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过程）仍然可资借鉴。因此，我们对华莱士“科学环”进行改进，同样以模型图的形式来反映应用性社会科学进行规范研究的研究逻辑，见图（3）。可以将图（3）描绘的研究过程和研究逻辑称为“规范研究科学环”。在“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入口：（1）由实践入手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在实际应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2）由理论入手，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运用于实践；然后由实践形成经验概括，并检验原有假设；用这种概括和检验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理论。与华莱士对其“科学环”进行的分析类似，我们也可以对“规范研究科学环”进行如下分析：（1）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实践中归纳和构建理论的过程；（2）而右边一半则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检验理论的过程；（3）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进行的理论化过程；（4）而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理论检验和经验研究过程。上述对“规范研究科学环”的分析，是就规范研究的一般逻辑过程而言的，即对规范研究的总的过程来说，它有两个起点，反复循环，螺旋上升。当然最根本的起点还是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研究过程）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理论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对于一项具体的规范研究来说，“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的五个矩形表示的信息成分：“理论”、“定性假设”、“实践”、“经验概括”、“接受或拒绝假设”，只要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问题，都可以成为该项具体研究的入口；研究问题才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理论概念在会计学研究中的使用 会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会计即大会计，包括会计（狭义）、财务管理和审计；狭义的会计，其功能定位是立足企业，通过反映企业的信息来满足企业管理及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以下论述只针对狭义的会计。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前者主要面向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如股东、债权人等），依据统一的会计准则，采用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提供信息；而后者则主要面向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按照灵活、多样的方法，提供与企业管理最相关的信息。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归属，会计学过去属于经济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现在属于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属于企业不可或缺的、以加工和提供信息为主的管理岗位。可见，会计学属于应用性社会学科，主要不是从事行为解释的理论性学科；它所用的理论概念适合采用我们前文分析的、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的广义理论概念；而且会计理论的存在形态恐怕绝大多数不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理论，而是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制度及实践的规范性理论。有人认为会计学中没有理论，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以理论性学科中的理论概念来衡量和判断会计学中有无理论。一门学科若无理论，还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并且在高等学校中大行其道吗？至多是某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而已。现在让我们按照前述理论概念来审视一下当前会计学中的内容，看其中有无理论、哪些内容可以称之为理论。我们发现：财务会计学教科书主要在介绍、解释某种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则是财务会计用来加工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标准；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则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应当说，概念框架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务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会计准则，因为已经颁布和实施，所以可以看作是已经经过某种检验的假设，但尚需继续接受来自逻辑的和实践的检验。现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在对会计准则的解释和评价方面尚不能令人满意。在管理会计方面，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带有一般性的、抽象的关于预测、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的方法（如变动成本法和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和长期投资决策方法、标准成本法和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和绩效评价等）都属于应用性理论，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则属于有待检验的假设。

六、会计研究类型及研究取向反思

（一）会计研究的类型 本文对应用性社会科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概念及研究逻辑获得正确认识以后，就可以对会计学研究方法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了。建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从事会计研究时一般是就会计教学、会计理论与方法、会计法规和制度以及会计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从逻辑上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实务中进行归纳、概括，或者是针对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对于会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研究方法问题似乎也没有成为当时从事会计研究的严重困扰和障碍。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逐渐风靡大陆，并成为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应的所谓规范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排斥。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会计研究中出现的尊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这一现象呢？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或规范分析）是从理论经济学中借用到会计研究中来的。在经济学中，实证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严格地说是理论经济学）作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学构造成像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即将经济学塑造成解释经济现象的经验科学。这种就需要将以往在经济学中 研究“应该是什么”的内容和方法贴上“规范研究”的标签从经济学剔除出去，因为规范研究所从事的“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被认为不属于“科学”领域。将经济学上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方式应用于会计学，并在会计学中推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并不符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很可能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包括从观察中进行经验概括、理论构建，到将理论应用于观察并进行理论检验的整个过程，其中的理论检验即是用理论解释现象的过程；这样的实证研究符合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然而目前会计研究中所谓的实证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定量假设用会计数据所进行的检验，而作为假设基础的理论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会计学科以外的经济理论等，这样的会计研究实质上就沦为利用会计数据服务于经济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检验的附庸。如果一味地推崇此类会计实证研究、贬低或忽视其他会计问题研究，那么必将使得会计研究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大量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问题缺乏有效研究。应当说，实证研究中的经验研究方法适合用来归纳和研究会计主体会计行为的规律性。在会计学中开展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从而更多地发挥会计学的功用。但是，由会计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所决定，研究“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做”等问题的规范研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大量会计问题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规范研究。因此，会计学应当谨慎使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更多地关注和使用其他关于研究类型的分类。由于人们对于会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存在着种种误解，所以与其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还不如将会计研究分为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更为恰当。按照获取资料的方式不同，将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四种类型，应成为在会计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研究分类。除了实验研究因要求条件较高、在会计学研究中运用经验少、尚需进一步探索外，其他三种方式应成为当前会计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和研究类型。调查研究是指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性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比如在会计研究中，通过调查研究方式可以获取会计工作中各种人群的态度、意见和行为等的概括性认识，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如不同人群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意见、获取公允价值的方式、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确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状况等等，均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方式获取资料，在经过统计分析后作为经验概括、构建理论或理论检验的基础。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中所从事的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它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运用实地研究，既可以将理论应用于某研究对象，诊断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即进行理论应用和理论检验；又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试验等方式进行理论构建。由于管理会计立足企业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并直接参与管理，因此管理会计学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应用，都更适合采用实地研究方式。文献研究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研究方式。根据所用文献的类型不同，可以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文献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与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比，文献研究是一种非介入性研究。具体应用在会计研究上，内容分析是通过对会计法规、书籍、文章等的内容进行概念的和逻辑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是提出和发现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内容分析可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理论和假设。比如通过对现有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准则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在概念、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就属于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是指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二次分析所用的资料是别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在会计研究中，既可以用二次分析中的资料进行新的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用于理论检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所编制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与二次分析一样，在会计研究中，利用现存统计资料既可以服务于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以进行理论检验。

（二）会计研究的反思 理论构建和理论应用是会计研究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我国目前严重地忽视理论研究。图（3）所示的“规范研究科学环”也适用于会计学。图示的左半球代表着理论构建的研究过程，而右半球则代表着理论应用和理论检验的过程；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循环。从左半球的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出：实践是产生理论的源泉，从实践通向应用性理论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实践出发，通过实地研究、调查研究等研究方法形成经验概括，然后由经验概括经过进一步抽象，形成理论；另一条路径则是，原有的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后被接受、修正或补充。从右半球的理论应用过程可以看出：实践是应用性理论的归宿；应用性理论的具体应用路径是：在理论的指导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诊断假设、治疗假设（即诊断、对策及方案），这两类假设在经过三种检验后应用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妨以财务会计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说明上述两个过程。在理论构建方面，通过提炼、总结、概括财务会计工作实践经验，逐步抽象出关于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要素、财务报表、会计确认、会计计量等财务会计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理论应用方面，在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会计准则草案（相当于提出治疗假设）；然后不断修改和完善会计准则草案，公布正式的会计准则（相当于通过了概念清晰性检验、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和外部一致性检验三个检验）；最后将会计准则付诸实施（相当于接受实用性检验）。这样就经过了一轮“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在接下来的新一轮循环中，通过会计准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接受实践检验，不断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并通过概括、抽象进一步完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并形成系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然后在概念框架指导下，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继续接受检验并付诸实践。在当前我国会计学术界一边倒式地认同和从事“实证研究”的背景下，会计的理论研究，包括财务会计理论、管理会计理论以及会计与相关学科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均被严重忽视和边缘化，可以说，漠视理论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似乎从事理论研究是一种低层次研究，或理论研究是外国人的事情，我们需要的只是学习理论和应用理论，充其量是检验理论。理论代表着人们对事实和实践认识的深度，而且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往往需要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和约束条件进行构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文化自觉”论的启发，提出我国在社会学研究中应具有“理论自觉”，体现出老一辈学者深邃的洞察力。本文认为，“理论自觉”的思想同样非常适用于我国会计学界及会计研究。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反思、研究逻辑重构及会计研究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3XNJ032）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科研方法概论篇（7）

中图分类号：DF 0-05

文献标识码：A

在科学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方法论的突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所以，各学科的名家、大家大都十分重视方法、方法论的探讨。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方法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这一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研究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探讨方法论的文献中，“实证”方法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中也有若干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发表［1］。可以说，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声已经相当高［2］。但是，国内一些介绍实证研究的文献，似乎还没有讲清楚“实证研究”这个概念，对其介绍也存在不少误解。基于以上原因，又鉴于国内实证方法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因此，由一个在美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对此做一些解释也许是有益的。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讨论 “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国内文献中有关实证研究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讨论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角色及其局限性。即什么样的法学问题不能用经验方法研究，而经验方法对什么样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最后， 指出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命题向经验思维方式转变的方法。初步介绍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框架。

一、从“实证研究”到“经验研究”

在讨论“实证”方法的国内文献中，读者常常可以见到多个相近的提法，特别是“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种提法最常见。那么，这两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又是什么呢？

在国外现代社会学科文献中，“实证研究”这个词现在已经鲜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实证”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中文中“实证研究”这个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是“positivist study”。然而，如果在英文资料中查找这个词语，就会发现，至少在过去30-4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我们还找不到哪一个作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如果偶尔找到一些提及或讨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文字，则会发现它们多是在哲学研究文献中或涉及对方法论历史发展的文献中出现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到底区别何在？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再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最早提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人。他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的概念，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他的理论在哲学上被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遭到了很多严肃的批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现代学者都承认孔德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德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陷入了无休止的概念思辨争执中，沿袭欧洲深厚的思辨传统，社会研究总是脱离不了哲学层次的探讨。说到学术界这种状态，各位是否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3］？

我们不能说这些思辨的探讨都是无意义的，但孔德强调社会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从概念到概念这种思辨的争执和讨论不能使社会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的增长。所以，他提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要有革命性的突破，即全面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孔德强调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停滞不前而是获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世界，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高明之处就是它是以经验为基础。他提出实证的概念，指出实证的精神是一种强调真实、强调有用、脱离思辨的争论的、可以使社会科学增长和进步的精神［4］。

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然科学发展的路子，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这就是孔德的总体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孔德的思想和方法论并非无懈可击――他未能解决好一些尖锐的问题。例如，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现象是什么？现象有没有理论意义？如何知道观察到的现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于这些问题，孔德的回答至少陷入了两大误区：一方面是反对思辨过了头，陷入了从经验到经验的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他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并曾把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因而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人有关联的。人是什么？人是有意识、有动机、有情感和意义世界的高级动物。由于这些缘故，后来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遭到历史批判，而“实证研究”也成为一个脱不了干系的带有贬义的词。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科学家实际上从来都是必须将理论思维、逻辑推断和经验现象的观测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思考指导观测，才能知道要观察什么现象，才能看到现象的真实含义。这种过程是一种以理论知识为指导，以准确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为基础，摒弃表面，认识深层的一个经验与思维相互不断作用、不断调整、修正，逐步达到准确、深刻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孔德所描述的“实证”过程是有区别的。但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形而上学及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从而称为“经验研究”。

一般来讲，经验研究就是强调研究的资料必须先来源于客观准确的观察，就像自然科学中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准确的测量一样，然后再进行严格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外常常把自然科学称为经验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称为经验的研究，来突出它以准确观察资料为基础的特点。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以客观准确地观察资料为基础，从而也加入了“经验科学”，以区别于在概念层次上的纯理论的讨论。

因此，“实证研究”这个概念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应能看出“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了：经验研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实证研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这个概念所确立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科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客观的观察获得的资料为基础。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规定观察的方法和获得资料必须具有数量的形式，所以，经验研究并不等于定量研究。通常在所有经验研究中，主要的方法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定性研究集中于研究对象的某些性质，力求达到对较少个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描述，达到深入的了解；而定量的研究，则着重于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对对象的某种较普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而广之的认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的大趋势是从定性研究为主发展到定量研究为主。这个趋势是从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中最先开始，之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扩大其“地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精通统计学的经济学家就普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普遍采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多年来，经济学领域中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方面做出贡献并因而获奖的学者。这种从定性至定量的趋势随后也出现在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中，如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只是由于这些学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本身的特点，定性研究方法仍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从而不会完全消失。

目前，在国外现代社会科学中，占绝对数量的研究，尤其是发表在顶级杂志中的研究大都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所以，一提到经验研究，人们想到的形象就是严谨收集数据，进行复杂的数量分析，最后达到尽可能准确的结果。这样一种现代的研究，就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经验研究。在这里，这个概念几乎等同于“定量研究”。我个人从不否认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必须看到定量研究对研究人员素质要求要高的多、训练难度要大的多、训练时间要长的多。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①转引自：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1；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实在是一个对这种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趋势一种天才的预见。

了解了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个历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把“实证研究”描述为“定量”的研究了［2］43。虽然这样的理解不够准确，但的确反映了作者对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感受。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的提法是一个历史概念，不能与现代国外发达社会科学的概念“接轨”。而经验研究是较现代的提法，反映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导原则，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定量研究已经达到了十分先进复杂的程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断占领新的领地。

在国内，常有人把“实证研究”的概念与 “实证主义”的概念或者联系起来或者“混同”起来。有的学者批评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并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2］43，但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考虑到以上的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对这种状况恐怕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然而，我们提“实证研究”或“实证方法”的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呢？有无必要彻底将这个概念从国内话语体系中清除出去呢？我的回答是无所谓。因为国内的文献对“实证”的提法似乎产生了约定俗成，例如，白建军教授归纳出实证研究的三个特征：程序、经验、量化。 其中，程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但经验和量化是准确的。 白建军教授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经验研究应当遵循固定的“规范”或“程序”，这种“规范”或“程序”可以概括为几个步骤：提出问题；建立理论假设、工作假设；实地观察；调查搜集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资料；最后得出结论［2］43。当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以检验理论为重要目的之一的很多研究的共同特点。然而，却忘掉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和程序是随研究目的而定的，并没有某种“规定”的规范或程序。特别是在政策分析和评价研究中，研究目的并不是检验某种理论，只能检验某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效果，或可能的实施效果如何，这种研究恰恰是对法律的效果进行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但除了程序的提法不够准确外，白教授关于经验和量化的提法的确反映了现代经验研究的特征。考虑到一个有影响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我们不妨来点“中国特色”，约定俗成地把“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为“‘经验’和‘量化’的研究”。这样一来，所谓“实证研究”就代表了“经验”和“量化”这两个最主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新定义下继续使用了。但是就本人而言，主张使用“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译回英文不会造成困惑。

二、法学研究的对象与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将“经验方法”或“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呼声，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方法的长处和局限性，才能正确使用它。我们在此讨论经验方法是为了促进法学研究，这涉及到法学的概念。“法学”这个概念到底指什么？它研究什么问题呢？作为一门学科，法学应当有什么样的结构？法学研究内容应当如何分类？对这些问题，法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在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讨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提出一条关于法学概念的建议，以助于我们对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法学研究的问题是多而广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法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英文很困难，最简单、最直接的译法大概是“legal studies”，而“legal studies”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另外，“法学院”在英语中译为“Law School”或“school of law”,表明法学这个词总是对应着“law”这个字。这个翻译至少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第一，“法学”这个概念大体上属于一种中国话语体系（或者是东方话语体系）；第二，“法学”可以定义为“研究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现象的科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律”，换句话说，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都与法律有关。第二点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出了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用途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下面，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决定和影响法律的制定、内容和形式改变的因素是综合的。然而，大体上都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价值因素和实用功能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政治、道德规范等。例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也说，“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5］。至于法律是体现道德规范的形式，反映社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观念则是不争之事实。在古代，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德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成文法。道德变了，法律迟早会变。后者则强调法律的实用功能，它强调法律是政府政策的一种形式，制定它的目的是要达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从对法律的评价标准来观察，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体现社会的正义；另一类则是与效果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有效地达到它的某种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推而广之，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曰价值问题，二曰效用问题。

经验方法的“局限性”就在于，它通常只能用于研究与效用有关的问题，不能研究与价值有关的问题。在国内的法学文献中，绝大多数的讨论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效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等思辨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经验方法是无能为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法律制定出来或者进行修改，往往既涉及到价值问题，又涉及到效用问题。有效的法律未必是公正的法律，而与人民大众主流道德观念一致的法律未必是有效的法律。所以，仅仅依据经验研究的方法来确定法律和完全抛开经验研究来确定法律是同样有害的。经验研究只能够提供对效用问题的答案。当然，一方面，强调效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讲，效果往往会影响到价值的改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用和价值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但是，详细地分析效用和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重复一个结论：经验研究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与效果有关的问题。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能否给出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呢？没有问题的。例如，一国的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要通过死刑减少某种严重犯罪，那么效果问题就是：刑法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反之，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实现法律制定者心目中的社会公正，那么效果就不会在考虑之内，经验研究方法对此就勉为其难。然而，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定义为某种可度量的形式，如多数人表示了某种特定满意感，即“公正”转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效用反映的形式，那么经验研究方法又可以使用了，即它可以计算死刑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公正”（满意），但这与减少犯罪的效用不是一回事。

再强调一点：尽管经验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但在科学意义上，“局限性”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对局限性的认识，使我们明了这个方法适用的范围，就产生了正确使用这个方法的指导原则，学者们就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个方法，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总而言之，有效地挖掘这个方法的效用会服务于知识的发现和增长。

三、经验方法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怎样进行经验研究？许多国内法学学者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专门的知识，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国内的一些文献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解释，专业领域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的文章发表。然而，很多读者读完这些研究之后常常会有某种失望的感觉，产生这样一种疑问：这就是“经验”研究吗？不过如此。因为这种研究的大部分或者只对某种现象进行基本描述，或者只对事物作出某种分类，甚至仅是计算出一些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出它有什么深度！读了几本教科书的读者，也常感到所谓深奥的“经验”研究似乎也只是涉及一些操作上的知识，经验分析似乎就是一些抛开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只对变量做一点简单的相关分析或交叉分析。这似乎较之传统的理论思维要肤浅得多。

这些疑惑是来之有据的，因为大多数国内文献常常照搬国外某种教科书，只简单介绍定量研究基本的操作，未能深入理解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故未能把握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教科书不了解中国学者理论思维的传统习惯和面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困惑，不可能提出转变思维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国显然是一个成功引进经验方法的主要障碍。

针对我国这种特有的方法论传统之情况，在这里对如何进行经验研究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不集中在操作细节上，而是力求解决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这就需要以最简单的形式初步勾画出理论思维和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勾画出从理论思维到经验研究思维这种转变的环节，以改变完全脱离理论思维方式讲经验研究的概念的西式谈法。这对于习惯于传统的理论思维而不熟悉经验思维方式的那些读者会更有意义。

首先，经验研究是在严格逻辑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它的精神与我们以前使用的理论思维是一致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了关于效果研究定量的计算，从而可以更精确地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在理论思维中常常讲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论思维帮助我们指出这个影响关系的存在，但要问各种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的真正效果如何，则需用数量来精确计算出来。纯粹停留在理论的阶段是不能得出精确的答案的。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国家和组织投入资源时，应该进行较精确的效果计算。一部法律，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的投资和后果，精确的计算就十分重要。在美国，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任何一个政府项目的投资，以及矫正罪犯、戒毒等都必须进行定期评比，才能继续获得政府资助。定量研究的优势就是集中表现在它能更精确地计算出效果如何这一点上。

其次，要做到从抽象地讨论事物之间的联系到以数量形式计算这种联系的程度，定量研究必须先完成一个话语体系（paradigm）的转变，即从理论思维或形式逻辑思维转变到数量形式的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引进“变量”这一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功能，它是连接理论思维与定量思维的桥梁，它是从理论思维转变到经验思维的关键环节。“变量”是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概念，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不同于理论思维之处，就是它是用变量和变量的关系作为其基本语汇来进行思维的。

我们可以把变量定义为在分析单位之间变化的量。而分析单位则是指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单位，一个个体，粗略来说，研究对象通常是由多个个体组成或者说多个单位组成，例如，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监狱中的犯人，每一个犯罪人就是一个单位。

在使用“变量”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理解它的“变”指的是它的值是随研究单位的不同而不同的。例如，使用的行为就是一个变量，有的人用，有的人不用，有的人用的多，有的人用的少，所以它是随不同的人（研究单位）而有不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往往是与别的变量的变化伴随发生的，从而可以用别的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在一个具体分析中，变量可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被解释的变量在定量分析的话语体系中称为因变量，而用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变量称为自变量。

再次，经验思维方式不同时考虑多个变量以多种方式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而是有条有理地把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简化，在一个分析中把注意力仅集中在一个因变量上，考察其他变量对它的影响。而在所有影响因变量的变量中，我们最关心的那一个变量就被称为自变量。在一步具体的分析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计算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大小上。而在理论思维中，我们的大脑可以同时把握多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但对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的大小却无法计算，只能猜测。在经验方法的思维中，我们只能在每一步集中考虑一个因变量受哪一个自变量的影响，但其效果的大小却是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获得的好处就是，现在要研究的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的大小成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了。

我们所谈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把常常所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一个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事物”是模糊的概念，允许任意想象和解释；而“变量”是一个数量，是明晰的研究对象，它有确切的变化范围。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精确的指当一个变量增加或减少时（这是最常见的变化方式），是否伴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或减少。这样的一个从理论关系到经验关系的转变，使“关系”简化了，也明确化、数量化了。

一个理论命题是否适合于经验研究的方法，关键在于这种话语体系的转变能否实现。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检验办法：如果一个法学上的问题能够用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个问题原则上就可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的话语体系转变为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经验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发现自变量中的哪些因素的确在影响着因变量，这种影响的绝对和相对的效果又多大。

经验研究话语体系中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度量。在具体研究中，理论的概念转变为经验的变量被称作度量，又称为操作化。度量的本质就是对理论的变量重新定义，以某种可操作的形式来重新定义理论概念。

经过操作化后，理论的概念就被简化了，有些理论概念内容常常很丰富，这样的概念的缺点是具有不确定性。经过简化后，它的内容就更精确，成为可以用数学形式来表示和处理的变量。但这种简化不能歪曲原理论概念的核心含义，这称为度量的效度（validity）。操作化后的变量在重复度量中还必须保持稳定性，这被称为信度（reliability）。

在经验研究思维框架中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控制的概念。何谓“控制”？所谓“控制”是指去除自变量以外的别的变量对因变量效果的影响。

经验思维的方式要求我们每一步分析集中在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效果上，我们用控制的概念来包括其他的变量的影响，把要分析的这一对关系孤立出来。比如说我们要分析X对Y的影响，理论思维告诉我们事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影响Y。当转变到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后，我们使用控制的概念，把所有其他因素都归为控制变量且称为Z。这就是经验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保持Z不变的条件下来集中考虑X对Y的影响”。这是一种化繁为简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时实现了使效果的计算更为精确的目的。

举例来说，我们认为交友对吸毒行为的影响很大，然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去除别的因素对吸毒的影响之后，才能计算出交友这一因素的单纯的效果的大小。例如，我们必须去除家庭或个人的性格对吸毒的影响效果之后，才能准确计算出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排除家庭或者个人性格对吸毒效果的影响，那么结果就不是单纯的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计算交友对吸毒的影响时，就要比较交友不同的人他们的吸毒状况如何，参加比较的人的家庭和个人性格都应当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家庭和个人性格是控制住了、不变的。

以上所述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经验思维方式的概念。限于篇幅，我们就只作这些基本的讨论。总而言之，在经验研究中一般首先要确定被解释的变量（因变量）和用来解释因变量为什么变化的自变量，基本目标是计算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其次，为防止所计算出的效果不是要研究的自变量产生的净效果，而包含假效果，必须控制其它的对因变量有影响的变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的框架，现代定量研究在这个基本思维方式框架上不断发展，使计算日益精确化。

高级统计方法进一步考虑到各种因变量具有不同的特点，如统计分布不同（different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从而推演出准确反映这些特点的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使计算更为精确。统计方法的另一个发展是考虑样本的不同特点。定量方法对对象的研究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实现的，很多样本不是简单随机的样本（not simple random sample）。现代统计方法推导出考虑这种不同性质的样本的更精密的统计模型。例如，时间序列的模型（time series models），对研究法律的效果就很有用。又如，近来流行的多层次分析的模型（Multilevel models）对分析分层成群抽样调查（multilevel cluster sampling）的资料就十分有用。这些新发展使计算更为可靠和精确。这些方法和内容，就是比较专门的题目，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讲解。

如上所述，经验研究涉及的问题和技术细节很多，就不在这里详加讨论了，但是，通过上述的讨论，希望读者，尤其是惯于理论思维的法学工作者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经验研究的思路有初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67.

［2］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43.

科研方法概论篇（8）

关键词 ：语言学概论 教材 继承 创新

一、引言

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语概”）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作为研究全人类语言共性规律的一门课程，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语概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

本文选取了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4月）、叶宝奎主编 《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胡晓研主编《语言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网络远程教育教材，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王红旗编著《语言学概论》（修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第五版）（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刘富华，孙炜 编著《语言学通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崔希亮主编《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张树铮主编《语言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等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18部语概教材。这些教材针对方方面面的学生和读者，既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自考学生、电大学生，以及通过网络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学生。本文通过对上述教材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的比较，探讨目前我国语概教材编写的现状，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有所借鉴和助益。

二、编者对语概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取得共识

我国的语概教材总体上继承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注重对语言本体进行静态描写，注重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通过下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基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言的发展变化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这18部教材中，有5部没有单列出词汇一章，而是将词汇部分的内容分别融入语义和语法一章，如将词义与句义相并列融入语义一章中，将构词法和变词法融入语法一章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中。有2部教材的编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文字不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没有将文字部分列入教材。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编者在教材总体内容的编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语概教材要向学生呈现语言本体知识和核心理论，使学生了解语言系统的整体面貌特征。除此以外，不同教材编者还在教材中渗透了自己对有些问题的独特理解以及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18部教材的主要内容比较见下表。

三、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

语概教材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从而保持学科体系的稳定性，又要引进“活水”，反映学科研究的新动态，这样教材才能保持理论的鲜活性。新世纪以来语概教材的编者秉承与时俱进的编写理念，重视理论的鲜活度和理论的实际应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研究的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哲学家赛尔先后发表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1977年出版于荷兰的《语用学杂志》确立了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独立地位。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并将西方的理论与汉语特点的研究相结合，语用研究逐渐兴起。通过上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中，有11部都单列语用一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教材主要从言语行为、言语过程、言语交际的原则以及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影响等方面讲述语用学知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国外语用研究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在重视语言内部研究，静态研究、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从语言基本要素的研究扩展到语言运用和语言功能要素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外部研究、动态研究与应用研究，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二）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迅猛发展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交叉学科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产生了很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上述18部教材中有10部教材都分别介绍了语言学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关知识。具体包括：语言教学、语言习得、语言规划、语言康复、语言信息处理等语言学的应用学科以及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多种语言学交叉学科。在教材中积极引介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充分体现了编者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以及重视理论应用的编写理念。

四、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传统语概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各具特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或是框架的创新，或是观点的创新，或是编写形式的创新。

（一）框架的创新

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在继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对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构成了贯穿整部教材的框架。教材在第二章（语音）、第三章（语义）、第四章（词汇）中将言语的声音、言语的意义、言语的词汇与语言的声音、语言的意义、语言的词汇相并举进行研究，体现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结合；将一般教材中所论及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子系统）的发展变化融合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各章节知识之中进行阐述，体现了语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融合。另外教材总论部分对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介绍以及结尾对当代语言学交叉学科的介绍，这种编写框架突出体现了编者“力争将语言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静态与动态，单一与交叉，理论与运用等方面和谐统一的编写理念。”②

（二）观点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体现了编者各自新的、比较成熟的观点。

伍铁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语言机制”的理论。该教材指出：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巧妙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源自人类使用语言的几种机制：预设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多余机制、类推机制、对称机制和经济机制，这些预设充分地说明了人类使用语言的灵活性和巧妙性③。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论及语言的形成过程，对荀子的“约定俗成”论进行了现代阐释：指出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与交际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某种人声跟某个具体的行为和环境联系的时间足够长，对应的频率足够高，这里便蕴藏了语言产生的契机，前者便是语言的语音部分，后者便是语言的意义部分。④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将语言看做开放的动态系统，对语言与外界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句法语义范畴以及语用范畴方面等进行了新的阐释。教材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现实现象分为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心理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言符号是对心理现实的指称。⑤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质疑，编者认为：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具备的属性，不是语言符号所特有的属性，语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指语言符号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符号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语音形式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传承性和层级性等方面⑥，这样的表述更严谨和科学。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倡导词式书写的理念，整部教材从拼音的标注到文字的编排格式，都采用了分词书写的形式，这是对传统汉字书写形式的一次大胆改革。刘富华主编《语言学通论》针对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交缘性。所谓交缘性是指语言同三个世界（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中的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叉联系。该教材指出：语言是自然界的产物，语言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语言的实体有一定的物质形式，但语言不是物质，语言与精神、意识有关，但语言不是精神也不是意识。⑦

（三）编写形式的创新

以往的语概教材以理论阐释与介绍为主，语言表达抽象而富有逻辑性，体现了语言学概论理论性与抽象性的课程性质，很多教材所选的语料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综观新世纪出版的诸多语概教材，在编写形式上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注意结合日常的生活语言来阐释语言理论，注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运用语言理论分析语言现象，形式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语言通俗，语料生动活泼

上述1 8部教材的语言总体上都比较通俗浅近，在理论阐述之后，往往结合生活中鲜活典型的语料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讲述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时列举了著名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通过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相同的能指可以约定不同的所指，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解，令人捧腹。王红旗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阐释语言和言语关系时指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言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成为语言。编者举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里的“投入”本为动词，但是在这句歌词中被词作者活用为形容词，随着电视剧的走红，歌词也被大众所熟知并接受，“投入”这个词也因此具有了形容词的用法，由个人言语进入社会语言。⑧总之，教材中生动活泼的语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语言理论的兴趣。

2.课后习题灵活多样

上述18部教材中大多数在正文之后都配有课外习题，还有的专门编写课外《学习指导》（如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上述教材在习题的设置上形式更加多样，这些习题中既有对基础知识的识记，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突出了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考察。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和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密切结合生活中鲜活的语言现象，灵活设计练习题，注重引导学生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生活中实际的语言现象的能力。气象谚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请从符号的角度，分析“月晕”与“风”，“础润”与“雨”的关系。⑨语言符号有哪些特点？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叫“狗”为“猫”，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但结果鹿还是“鹿”，马还是“马”，这是什么原因？⑩彭泽润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附录部分设计了思考练习举例、考试题目举例、毕业论文写作入门知识、毕业论文题目举例等内容，对于学生的课外学习，考试复习，毕业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编排体例更趋科学合理

上述18部教材，基本都在章节之后或书后列有

参考文献，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深化课堂所讲内容。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设计了课前学习提示，课后学习小结，课后扩展阅读小卡片，非常有助于学生自学。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等教材在章节前面引用了名言或警句，这种设计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把握章节的主旨和大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材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五、问题与政策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国内语概教材在继承以往教材总体框架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静心思考，发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庞杂，主次不明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同高校语概课程的学时安排大致分别为：32、48、54、56学时，平均为47学时左右。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语言学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并形成对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整体认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教材内容的取舍以及主次安排是教材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方面。目前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体现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个人的创新性，除了介绍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成熟的理论和观点之外，还大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加入编者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这样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涉及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教材越编越厚，如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中外语言学史的内容，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介绍近几年新兴的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编者个人有新意的但是并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教材内容庞杂，主次不明，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了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今语言学发展的新动向，对于学生了解语言学学科的发展脉络，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教材编者一定要注意取舍，注意内容的主次，切不可面面俱到，切不可喧宾夺主。如果教材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可以考虑设置必讲内容和选讲内容或设置前文（核心内容）和后文（扩展内容），这样既体现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做到主次分明，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重理论，轻方法

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的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其他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因此语概教材的编写不但要包含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交给学生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不同语概教材中提及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分布分析法、替换分析法、变换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语言事实材料统计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穿插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之中，目前的语概教材缺乏对这些语言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有重理论而轻方法的倾向。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了理论，不知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语言事实。梳理归纳方法的过程也就是贯通理论内容的一个过程，建议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应将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理论并重，适当加强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介绍，这样可以对于学生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语言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教材毕竟不同于专著，教材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科体系的稳定性，个人观点如果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就不宜轻易编入教材中，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继承性。另一方面，教材编写应与学术发展同步，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保持教材理论的鲜活度，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创新性。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教材编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的语概教材编写中，一方面存在着长期炒冷饭，滞后学术发展的弊病，浙江师范大学池昌海教授曾撰文指出，当前学界在语音、词汇、语法、历史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收获颇多，但是教材对于这些方面的吸收较慢，教材中有的内容甚至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另一方面，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一味求新求异，以突出教材的特色而将自己或他人的没有被学界所公认的观点写入教材，这样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教材的编者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稳中求变，切忌盲目求新。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我国语概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及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教材编写应注意内容安排的主次与取舍，应适当加强方法的引介，应进一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希望本文的探讨对今后语概教材的编写有所助益。

注释：

①本文为第三届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2013）提交的会议论文。

②岑运强《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福建外语，1997年第1期，第11～18页。

③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47页。

④韩宝育《语言学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01页。

⑤叶蜚声、徐通锵主编《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23页。

⑥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47页。

⑦刘富华，孙炜《语言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39页。

⑧王红旗《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5页。

⑨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9页。

⑩黄智显《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大学教材，2005年10月，第38页。

?池昌海《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5～8页。

参考文献：

[1]胡明扬.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2]叶宝奎.语言学概论（修订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3]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葛本仪.语言学概论（修订本）[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5]黄智显.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

[6]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胡晓研.语言学概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韩宝育.语言学概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

[9]王红旗.语言学概论（修改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1]彭泽润.语言理论（第五版）[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12]刘富华，孙炜.语言学通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13]崔希亮.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4]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第二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6]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科研方法概论篇（9）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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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科研方法概论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 G・J的《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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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富喜，孙峰华，隋干城.2l世纪人文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革新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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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茂林.英国流行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之评述与借鉴[J].人文地理，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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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慧琳，等.人文地理学（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顾朝林，等.人文地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3]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4]Terry G・J.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M].1990.

[15]李小键.英美经济地理学教材特点及我国同类教材改革思路[J].地理科学，199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