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现象篇（1）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文化经济现象篇（2）

历经几千年，“诚信”己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诚信观念淡薄了，“信用危机’旧益严重。是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地区的人们的诚信呢?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吗?本文试图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以及它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强化人们诚信意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分析及其与西方“经济人”假说的内在关联

在儒家优秀思想文化以“仁”为核心和追求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规范体系中，诚信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孔子说儒者“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是儒者思、言、行，待己、待人、接物等方面终身格守的准则和规范。由诚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者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在人际关系方面都要讲信，“无信不立”。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先圣们尚且清楚诚信对社会运转、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为人们确立了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刀这里说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作秀。孔子提倡为己，所以儒学也被称作“为己之学”。儒家的道德教化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修心”、“养性”来提高心性、道德水准。这些道德规范无疑对个人的心性涵养、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学术及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是源自汉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及后来不断被强化的科举考试制度。凡是进人私塾及国子监的人，学的内容不外是代表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就这样被时代传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儒家道德规范不仅作用于官僚系统、士人阶层，而且随着士子们迫于生计加人商界，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

然而建立在国家意识上的儒家学说及儒家道德规范，以及由儒商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诚实、守信的经营规范，随着国家意识的转变以及整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改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加上十年“文革”，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糟粕大加鞭挞，培养和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人成为“政治人”，人的行为和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中国人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已甚微。儒家道德学说及规范的诚信理念难以真正内化，诚信行为缺乏内在支撑，一旦强制性的制度结构松弛，个人在诚信行为中就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建立在自利原则之上的西方“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本质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该目标行为在市场有效激励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所以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第二，“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第三，“经济人”假说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最有意义的问题，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 “经济人”假说将人的自利行为及行为后果同增进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经济人”假说因之而有了正当性及合理性、道德性。

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诚信的道德规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在“商业社会”中的个人求利的合理性、寻利的道德规范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因此，在中国仅靠道德规范来建立社会诚信是不太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经济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失信行为时，指责失信者缺乏道德或道德低下，都是无用的。 二、制度建设对人们诚信意识培育和建立的关键作用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买者希望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用，而卖者则希望以最高的收益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市场双方目标的前提是:市场是有效率的，交易者具有完全理性，市场有关交易的信息完全充分。但现实市场总是处于不完备状态下，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常发生。因此，将社会诚信缺失完全归之于道德因素是不合理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安排被打破或者被削弱，而新的制度安排又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这样就极容易出现制度约束的真空时期和地带，因而也就给各种利用欺骗、欺诈等手段为己牟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可乘之机。所以，当现有制度存在缺陷时，“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一旦这种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惩罚或惩罚不够，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引发更多的人不讲信用，从而使道德进一步滑坡。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制度与诚信之间的关系。在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许多犯人被送到澳大利亚服刑，私营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 %。后来政府想出许多监督措施，但因监督成本过高，还是对付不了刁滑的私营船主。最后，英国政府改变了制度规则，按活着到达澳大利亚下船的犯人人头付费。结果船主就想尽办法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犯人死亡率最低时降到1%。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刁奸耍滑，后来又循规蹈矩了呢?关键是制度规则的改变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经济学家认为，信任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网。为了使市场的交易者都能够选择重复性的行为，就必须使交易者对财产有清晰的权利，并且制度保障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确定无疑的、受到保护的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及处置权有利于交易者采取长期谋利的策略，同时会选择让市场交易稳定可期的判断。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经过交易者的长期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若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诚信是最优策略。因为假如博弈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博弈双方就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重复博弈了解对方的决策，并对对方的行为做出反应，任何一方的不守信行为都必定要被对方发现，并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他们就将放弃欺骗的一次性好处，双方都会选择诚信策略。

中国人在商务活动中所采取的“先小人、后君子”姿态也是具有理性“经济人”性质的行为。先将交易者视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损人利己者，通过事先的契约来预防事后的道德风险，就能减少可能受到的损失。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守信作为一项制度规范，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当“损人不能最终利己”观念被市场的重复博弈史证实时，诚信也就会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方式。

三、结论

文化经济现象篇（3）

历经几千年，“诚信”己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诚信观念淡薄了，“信用危机’旧益严重。是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地区的人们的诚信呢?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吗?本文试图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以及它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强化人们诚信意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分析及其与西方“经济人”假说的内在关联

    在儒家优秀思想文化以“仁”为核心和追求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规范体系中，诚信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孔子说儒者“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是儒者思、言、行，待己、待人、接物等方面终身格守的准则和规范。由诚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者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在人际关系方面都要讲信，“无信不立”。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先圣们尚且清楚诚信对社会运转、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为人们确立了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刀这里说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作秀。孔子提倡为己，所以儒学也被称作“为己之学”。儒家的道德教化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修心”、“养性”来提高心性、道德水准。这些道德规范无疑对个人的心性涵养、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学术及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是源自汉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及后来不断被强化的科举考试制度。凡是进人私塾及国子监的人，学的内容不外是代表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就这样被时代传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儒家道德规范不仅作用于官僚系统、士人阶层，而且随着士子们迫于生计加人商界，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

    然而建立在国家意识上的儒家学说及儒家道德规范，以及由儒商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诚实、守信的经营规范，随着国家意识的转变以及整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改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加上十年“文革”，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糟粕大加鞭挞，培养和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人成为“政治人”，人的行为和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中国人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已甚微。儒家道德学说及规范的诚信理念难以真正内化，诚信行为缺乏内在支撑，一旦强制性的制度结构松弛，个人在诚信行为中就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建立在自利原则之上的西方“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本质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该目标行为在市场有效激励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所以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第二，“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第三，“经济人”假说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最有意义的问题，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 “经济人”假说将人的自利行为及行为后果同增进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经济人”假说因之而有了正当性及合理性、道德性。

    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诚信的道德规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在“商业社会”中的个人求利的合理性、寻利的道德规范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因此，在中国仅靠道德规范来建立社会诚信是不太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经济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失信行为时，指责失信者缺乏道德或道德低下，都是无用的。

   二、制度建设对人们诚信意识培育和建立的关键作用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买者希望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用，而卖者则希望以最高的收益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市场双方目标的前提是:市场是有效率的，交易者具有完全理性，市场有关交易的信息完全充分。但现实市场总是处于不完备状态下，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常发生。因此，将社会诚信缺失完全归之于道德因素是不合理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安排被打破或者被削弱，而新的制度安排又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这样就极容易出现制度约束的真空时期和地带，因而也就给各种利用欺骗、欺诈等手段为己牟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可乘之机。所以，当现有制度存在缺陷时，“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一旦这种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现有制度的惩罚或惩罚不够，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引发更多的人不讲信用，从而使道德进一步滑坡。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制度与诚信之间的关系。在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许多犯人被送到澳大利亚服刑，私营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 %。后来政府想出许多监督措施，但因监督成本过高，还是对付不了刁滑的私营船主。最后，英国政府改变了制度规则，按活着到达澳大利亚下船的犯人人头付费。结果船主就想尽办法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犯人死亡率最低时降到1%。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刁奸耍滑，后来又循规蹈矩了呢?关键是制度规则的改变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经济学家认为，信任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网。为了使市场的交易者都能够选择重复性的行为，就必须使交易者对财产有清晰的权利，并且制度保障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确定无疑的、受到保护的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及处置权有利于交易者采取长期谋利的策略，同时会选择让市场交易稳定可期的判断。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经过交易者的长期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若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诚信是最优策略。因为假如博弈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博弈双方就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重复博弈了解对方的决策，并对对方的行为做出反应，任何一方的不守信行为都必定要被对方发现，并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他们就将放弃欺骗的一次性好处，双方都会选择诚信策略。

    中国人在商务活动中所采取的“先小人、后君子”姿态也是具有理性“经济人”性质的行为。先将交易者视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损人利己者，通过事先的契约来预防事后的道德风险，就能减少可能受到的损失。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守信作为一项制度规范，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当“损人不能最终利己”观念被市场的重复博弈史证实时，诚信也就会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方式。

    三、结论

文化经济现象篇（4）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文化经济现象篇（5）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紧邻北京，在承接产业转移、吸纳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居宜游，建设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基地是环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开发刚刚起步，如何塑造和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旅游形象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塑造途径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旅游形象。其次，分析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对数字化传播软实力提升的影响；最后，探讨数字化技术对个性鲜明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传播的高效性。

一、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塑造分析

（一）塑造旅游形象的必要性

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客观形象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反映。旅游形象定位是针对目标市场，通过产品、服务和现场控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旅游区的独特形象风格。旅游形象定位的核心目的是突出差异。旅游形象完整、系统、表现良好的景区，更能被旅游者选择为目的地。如果一个旅游地的旅游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现实的旅游者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形象是形成潜在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

（二）塑造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有效途径

（1）完善旅游环境的舒适度

河北省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网。但由于河北省地处渤海经济圈腹地，环绕京津和贯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特殊区位，对交通的需求很大，使河北综合交通运输总量不足，主要旅游交通干道的畅通性和重点特色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得不到保障。另外，休闲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购物、住宿、餐饮、泊车、娱乐、信用卡服务以及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游客对环京津旅游带的出行选择，应予完善。

另外，严格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严禁违规违纪的不文明现象发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为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增加美誉度，吸引潜在游客。不仅要通过游客的良好口碑宣传旅游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经过长期的积累、完善、改进，确立固定而适合的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形成品牌。

（2）建立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

以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和受众分析为基础，从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中抽取隐藏性旅游形象，将抽取出的旅游形象符号化，并应用到旅游地名称、旅游地标徽、旅游地标准字体、旅游地形象代表、旅游地吉祥物、旅游地纪念品、旅游交通工具、旅游地人形象、旅游企业形象中，创造生动而别具特色、鲜明而强烈的感知形象。从第一印象区、最后印象区和形象标志标区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其中，以旅游者最先到达旅游目的地的边界出入口、机场区、火车站区、高速公路收费站等作为第一印象区；以旅游者离开目的地时最后与目的地接触的地点，如，最后一个旅游观光点、新开发的景区、旅游者离开目的地的边界区作为最后印象区；以环首都经济圈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旅游区和主要发展景区作为形象标志区。

（3）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系统

在旅游形象数字化研究方面，通过抽取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特有的视听觉元素，如历史沿革、风俗风貌、地理环境、民间传说、名家趣事等，提炼出形式化符号，引入景区数字化形象系统的设计中，构建数字化、风格化的旅游形象推广系统。在传统旅游营销服务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旅游营销服务和旅行形象推广研究，并制定设计方案。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分析

作为向游客传达景区环境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系统，能够迅速快捷地将景区的文化氛围和旅游形象传播给游客、不受地域、时间、地点的局限，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介带来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等问题。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展现景区文化特色、推广景区旅游品牌的重要途径。利用计算机对景区内容进行宣传，建立景区景点数据库，方便游客检索使用，用最短的时间制定最合理的游览线路，既经济又尽兴；利用计算机对景点的内容进行数字化，使游者不仅能通过计算机来了解景区相关景点的人文历史、地理特征、民间传说、轶闻趣事等，甚至通过短片动画等数字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入了解，游戏互动等，构建良好规范的现代化风景名胜区行业形象。

（一）明确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意义

（1）实现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升级和转型

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建立，是河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塑造鲜明的环首都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加强河北休闲旅游品牌号召力，可以加快实现河北旅游的升级和转型。

（2）提升数字化传播的软实力。数字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只关注技术而忽略人文软环境的层面上。增加数字化传播的人文内涵，塑造景区旅游的鲜明形象，提高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达的有效性，也将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实施策略

（1）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进行数字传播系统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和预期目标的确定；进行市场调研结合国家和地方旅游景区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定环首都经济圈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采取的方法，构建旅游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方案。

（2）通过发现和整理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的特征元素，甄别出代表性符号，将其归类，并抽象化，得出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的资源。然后，运用环境导视系统设计的原理，从核心标识、公共系统标识、数字效果的表现、人文关怀的传达等方面构建数字化、多元化、风格化的数字传播形象。

（3）依据CIS设计的理论，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传播系统的共性符号体系、景区数字标志系统、景区活动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景区虚拟游并做案例示范设计。

（4）环首都经济圈数字化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数字化的风格特征应当融入时代特征。设计的时候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加强数字化传播的使用周期。

（5）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和地方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条例，结合数字化信息的特点，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导视系统的评估和管理体系。该体系尊重各景区的个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性，评估方法坚持多样性、多角度，提供定性评估、长期性评估、过程性评估等多元评价体系，使评估结果能够促进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

（三）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引导职能

环首都经济圈的总体战略构想是“13县1圈4区6基地”，即划定13个县建成一个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在该地区内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4个园区。同时，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六个大型基地。北京在将资源向河北溢出时，旅游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原生态”的途径而助推环首都地区旅游业的风格，一味追求“先进”的旅游环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应当避免与北京一体化的传播策略，相反，在正确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引下，完善旅游环境的同时，应注重保留河北环首都经济圈县域旅游特色，通过数字化传播技术引导游客旅游消费，帮助游客体会景区的乐趣基础上认识旅游价值，避免抹掉应有的本色，追求人为的精进。

文化经济现象篇（6）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059-04

一、创意文化经济理念是文化产业崛起之源

现代文化产业是一个由创意理念为支撑的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实践和创意文化的理念支持。创意理念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和源头，它以全新的思维方式，以创意为产品内容。利用符号意义创造产品价值，受知识产权的保障，以一种条约增长的发展新理念。完成品牌提炼、形象塑造、内涵发掘、亮点展示等一系列创意活动，为下一步的具体策划、设计、生产提供依据，为体现文化产品的唯一性、独特性和新颖性提供文化条件。

1.创意文化经济理念集中体现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创意文化经济具有知识密集的特点。特剐应该指出的是，当创意形成产业时，就能够有效克服城市土地、资源的瓶颈约束而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因此，要推动创意产业向传统制造业进行渗透，使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向高增值行业迈进。

创意文化经济集中体现了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在当夸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了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指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的经济化是指文化越来越具有经济价值，文化开始作为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所谓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是指国家在经济垒球化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国情实际。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使中国从革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体现出中国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印证了创意文化对其产业的重要作用。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创意、知识、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创意与知识不仅是一种精神需求，使人愉悦心情、提升品质。更可以激发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理念，甚至可以革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甚至还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2.创意理念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性思考的意念。创意就是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和独立性思考的意念，是一切创新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它比一般宽泛意义上的创新更深一层，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创新或理念创新。从更深层次上讲，创意能力，就是特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智力水平。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性思考意念的形成，也意味着整个民智的创造性理念的形成。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性思考就是原创性思维和理性思考。张光鉴在《相似论》中指出：“创造性思维就是综合运用正确的概念或通过想象和形象思维。在解决理论、实践、生活问题时在人们大脑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

创意文化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独立性思考在产业运行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支持、相互融合、有机产生作用的动态运用过程，其实质是以人的脑力劳动为增值手段，去挖掘财富增长的空间。2001年，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定义：“创意经济是植根于个人创造性、技巧和才能之中，而当利用这些因素对知识财富进行挖掘和发挥时。就可呈现出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潜力”。联合国南南合作特设局局长周一平认为，创意经济是以传统和现代文化为基础。通过现代通讯工具为手段。在知识产权体系保护下的各个行业充分参与，个人和群体充分发挥创造力，不仅创造经济财富。还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兴经济。企业要发挥创意文化的优势，必须投入大量的文化资源，包括文化的创意、知识、信息等，用心设计，让消费者接受创意文化并在体验中为之付费，因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创意将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文化服务有机融合，赋予了商品文化要素，为消费者创造出来的高品住文化体验是令人难忘的。

3.各国政府注重对原创性和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创意文化经济与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说明。只有政府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创意文化经济，制定适宜的创意文化经济及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创意文化经济厦其产业才能够发展壮大。

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文化产业在未来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与市场竞争相关的体制、资金、资源、人力等一切因素必须具备之外，加大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和制定有关扶植政策。是一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固本之策。创意文化经济发展理念的推出，创意文化产业在全球的蜂起。创意文化阶层的茁壮崛起，对于从制造型向创意型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叉。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我国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具有核心技术的产业较少的发展中大国，资源消耗大，生态平衡破坏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这就为我国未来从制造到创造的历史性飞跃和战略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山西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在文化强省建设中，以《华夏文明看山西》为主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平避国际摄影大展”连续成功举办，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山西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山西的一个重要平台。以晋商为主题的一批影视、舞台作品，唤起人们对山西这个曾经“海内首富”省份的记忆，也带动了山西文艺精品创作的新一轮高潮。

二、创意文化经济的内涵和本质特征

创意文化经济这一新概念，不仅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体现着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具有极强的相关的产业关联性。创意文化经济就是以创造性思雏和独虫性思考的意念及创意投入和创意资本化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行为。囊括所有创意经济和文化经济创意化的经济活动，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动态过程，最富有现代意义。

1.创意文化经济的本质。从普遍意义上讲，在创意文化经济理论的建构中，要自觉增强学术创新的实用性与普适性，必须把广大的社会人群和生活空间纳入自己的学术创新视野。创意文化经济的真实本质，就是通过创意去捕捉满意和幸福，创造“关爱链”，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和价值观念，以促进人类发展从单纯追求以物为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向“以人为本”的

GNH(国民幸福总值：是指人们对社会提供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所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程度而表达出的主观评价或心理感受，一般分为微观日常生活满意度和宏观社会环境满意度两个层面)转变。在研究和探索创意文化经济中，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才是学术创新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创意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捕捉潜在的市场文化消费需求，不断的长期的为人们配置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潜在的各种文化消费需求。在这个创意为王的时代，在文化成为经济的时代，文化消费成为了真正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如果能牢牢抓住市场消费的时代特征，谁就能掌握创意文化经济的主动权。

2.创意文化经济是一种综合的经济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创意文化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的一种主观能动的经济社会综合文化实践活动，在具体的文化卖践过程中，经过创意者独立性的思考和原创性思维，对创意文化经济的特，点、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进行有效的探索。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创意文化经济更加凸显出它的优势。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创意文化消费成为了人们的普遍需求。随着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已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创意的最大功能和作用还在于能够根据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层次和价值认同差异，有针对性地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创意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满足消费者的现有需求。同时还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为更多的新创意提供持续的动力。

创意文化经济是人类在文化经济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生产力，更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能够独立存在并持续创新的新的文化生产力。

3.想象力是创意的核心元素。创意文化经济发展中，更加强调创意者的想象力。“想象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一个必要因素，”想象，或想象力，也像思维一样，属于高级认识过程，其中明显地表露出人所特有的活动性质。如果没有想象出劳动的已成结果，就不能着手进行工作。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借助想象力产生预期结果的表象。任何劳动过程必然包括想象。它更是艺术、设计、科学、文学、音乐以及任何创造性活动的一个必要方面。“([苏]彼得罗夫斯基主编《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想象在艺术构思活动中之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想象具有在原来生活的基础上创造新形象的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文化实践：永远保持精神独立性。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采”。创意者的想象力是决定能否创意出更加有价值的创意文化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向来认为艺术想象力是文化生产转换为物质生产的惟一途径，是创意文化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生命力。在创意文化经济发展中，创意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综合创意能力是创意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古令中外的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中。都体现着创意者的非凡想象力。在各种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中强调和培养创意者的想象力和综合创造能力是创意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创意文化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并非易事，将创意转化成为精品力作更是不易。创意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因为它具有了太多的维度，它无处不在，比如，文化的，艺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管理的，乃至个性的等等……

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件精品中不仅承栽着创意者非凡的想象力，还承栽着一种创意文化精神、理念和真善美。

三、创意文化经济是以智力为依托的经济形式

创意与智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创意应包括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因素。从历史发展看，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借助生产资料和工具，借助一定的技术和思维能力，在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中进行的。没有生产力的生产是不存在的，而生产力必须是经过有创意的融入，才称其为生产力。

1.创意文化经济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创意文化经济作为一种高度人性化的经济，迫切需要在创新开发中增加对文化的大力投入。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层面上，都迫切需要大量的文化投入，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注重“以人为本”的竞争理念、高度重视员工的文化素质和创新活力已成为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文化共识。注重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创造力等于提升企业的基本资源。创意文化经济概念中涵盖着“以人为本”的文化内蕴。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作用。人的创意能力永远是创意文化经济发展中的主语。创新文化经济这一新模式，把文化和人的创造力作为推动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创意性阶层的文化主体地位是实现创意文化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立足于创意人才培育，壮大创意阶层。创意人才是创意经济的第一生产力，把壮大创意阶层作为政策鼓励的方向，是创意文化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因为，人是创意文化生产力的主体论断，揭示了创意文化只有转化为生产力，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消费者。

实践证明，创意人才是创意文化经济的第一生产力。把壮大创意经济阶层作为政策鼓励的方向，一定会为创意文化经济带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开发。大量的所史文物资源中蕴含着丰厚的文化价值，通过创意发掘和创造出新文化价值才是创意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范式的转换是改革开放、社会特型等客观条件与观念更新、理论创新等主观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党和国家倡导和实践推动与民间自发自觉力量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结果。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这种变化。已经不是价值观的简单变化，不是价值观中的某些观念的变化，不是价值观的量变，而是价值观的质变、价值观范型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从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失却到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确立的转换：是从以伦理道德及其理想化人格为中心到以人及其生存发展和幸福为中心的转换；是从以伦理道德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换。它的致思方向、价值诉求是人更好的生存、发展，是人的幸福，它的终极指向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很显然，这种变化、转换，较之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秩序，是一种颠覆和重构，是一种建立在对旧的价值秩序扬弃基础上的新的价值秩序的生成。

一个民族，有没有决心和能力进入创意文化经济，不仅关系自身的生死存亡，也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觉悟，是一个民族自觉减轻地球负担从而减轻人类自担的大德之行。长期以来，人类社会是以牺牲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向创意文

化经济的过程，就是走向自身解放的过程，就是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由必然走向自由，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过程。

2.创意文化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资源。随着现代生产力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转向“智力要素主导型”，凝聚在物质生产力中的知识、科技、管理等文化因素，也由辅助地住上升到主导地位。从其种意义上说。现代生产力更是一种创意文化力。创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实体和智力资源。创意文化经济有两个根本前提：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二是文化(特别是原创性文化)的发展水平。

创意文化经济是一个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变量，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新生事物。它主要以人的智力资源和现代科技为主要依托的注重文化经济相互交融并凸显出更大效应的一个新的文化经济形式。在这里要更加强调的是在创意文化经济发展中，人的智力资源是主要资源，当然其它要素也决不可或缺，比如说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技术和各种要素的组合，它是一个包括了更高层次上的哲学人文社会等科学的所谓的各种软硬件。如治国方略、施政纲领、管理模式、政策原则等这些软件，如果缺少了这些发展要素，就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发展体系。

3.创意人才培养和创意阶层的崛起。创意人才的培养和创意文化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教育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创意文化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国民创造力的发扬，人力资本“创意阶层”是创意文化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目前我国创意文化经纪人力资本还相对缺乏，创意总量、结构、素质还不能适应现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新要求。重视和发展创意文化经纪人力资本，促进创意文化经济人力资本的开发，已成为社会和业界关注的热点。现阶段创意文化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切实支撑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优化创意文化人力资本的配置已成为创意文化经济发展的关键。创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专业内容创意人才、文化管理人才和复合型经纪人才都必不可少。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创意文化人才高等院校最有优势。高等院校输送的人才具有知识水平高，学习能力强，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特征。是创意人才群体的主要支柱。

原创、生产和营销三个环节应当是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与构成最关键的产业链，应当培养一大批真正能够打通这三个环节的高素质的专业文化创意人才。只要有了人才，才能真正的创造出优秀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

文化经济现象篇（7）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 台湾 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 现代 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 政治 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 历史 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 哲学 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 法律 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 历史 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 计算 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 经济 发展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 企业 、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 教育 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 科学 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 历史 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 中国 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文化经济现象篇（8）

一、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现代民法的渊源——罗马法即产生；而直到20世纪初德国出台扶持卡特尔的《钾矿业法》才徐徐拉开经济法发展的序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生成晚于其他法律部门，原因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出现晚于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尚未成熟，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种“变法”式的法制现代化过程。我国的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控制，对市场中生产、经营者行为的管理，均需要以经济法为依据。为适应社会现实，我国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移植了大陆法系经济法，结合国情进行修改，形成了最初的经济法律体系。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之静态性

鉴于上文提及的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及社会需求，此处不再论述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仅以肯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性为前提对其调整对象进行分析。

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老诸论和新诸论两个时期。老诸论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这些观点主要包括学科经济法论、大经济法论或称大纵横统一论、纵横统一论、纵向经济法论、行政经济法论、宏观经济法论、计划经济法论等。新诸论始于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这些观点分别是新学科经济法论、新纵横统一论、新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协调论、需要干预论、行政隶属论、国家经济管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论等。

以上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所谓老诸论和新诸论，实际上很多观点在本质上具有相同之处。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是学科经济法论，即否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只在学科上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本文不做讨论）；第二是纵横统一经济法论（包括管理协作论、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论、需要干预论等），即认为经济法不仅要调整所有的纵向经济关系，而且还要调整一部分横向经济协作关系；第三是行政经济法论（包括纵向经济法论、行政隶属论、国家干预经济论、国家经济管理论等），认为经济法只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即只调整宏观的纵向经济关系，不同时调整经济组织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之动态性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静”表现在与政策、制度相比，法律具有更为明显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执行并非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活动，它是在一种稳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国家重要活动。

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不例外。本文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空间因素。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其对本国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及监督管理范围、力度也不同，调控和监管的效果也将不同。即便在相同的经济体制下，各国、各地区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也会导致不同的宏观调控及监管措施的出台，经济结构产生变化，经济法调整或重点调整的对象必将不同。

（二）时间因素。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体现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制度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相对应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监管方式将不断调整，由此引起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变化时时都在发生。当一国或一地区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如战争、动乱、瘟疫）时，其经济市场往往受到巨大冲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心也会发生转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法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在短短30年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重心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笔者预测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性，近年我国经济法将继续着力于宏观调控关系，同时增强对市场监管关系的调整，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四、总结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时间较晚，发展较不完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其中，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认尤为关键。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笔者更赞同行政经济法论；同时认为结合中国经济市场和经济转型时期，其调整对象可分为宏观调控关系与市场监管关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不是永恒静止的，而是暂时静止、不断变化的。任何微小的空间、时间变化都将引起经济法律制度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调整对象重点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动静结合看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本文预测近年经济法调整对象重点将向市场监管转移，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参考文献

[1]彭杰.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J].法律与社会杂志，2008(02).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张国轩.中国大陆经济法调整对象探讨[J].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05(01).

[4]张国轩.经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文化经济现象篇（9）

凡是照过相的人都知道，换个角度，会有不同的景致。经济报道也是这样，换一个视角，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透视经济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用政治眼光看待经济现象，才能从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背后的内涵，洞悉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政治影响。从政治角度对待新闻报道，根据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以写成提倡式报道，也可以写成批评式报道。有一些经济活动带有明显的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和群众的色彩，有一些经济活动不顾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搞形式主义，记者被邀请参加这类经济活动，如果按“单打一”的思路，有闻就报，人家说啥我写啥，就会真伪不辨，推波助澜，助长歪风邪气。如果用政治的眼光看，就能发现其中有猫腻，就能写出揭露和批评的稿件。获得1997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消息《夏收何必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就是从政治角度思考的结果。另有一类经济活动，单从经济的角度也可以报道，但新闻价值小一些，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就会更大一些。只要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观察，用心思考，就能发现其中的价值，就能把这种报道做得更好。

――从生活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从生活的角度入手开展经济报道，可以使之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20世纪80年代获中国新闻奖的《经济学家赶集》就是从生活的角度报道经济现象的一个成功例子。就目前情况来看，许多经济报道都可以从生活的角度入笔。河南油田2003年下半年一大批经济适用房建成，许多职工家庭可以改变无房、住房面积过小问题。《河南石油报》从职工生活的角度关注这项报道，提前运筹，精心策划，从建筑质量、购房政策、排号选房、房屋装修、新房搬迁等不同视角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系列报道，深受职工的喜爱。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有一些经济活动、经济现象，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本身就是对其内涵的丰富和拓展。还有一些经济活动本身就很难分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单纯的文化活动。对这一类事件的报道，可以从经济领域的文化现象入手，也可以从文化现象与经济活动的渗透与融合入手。《河南石油报》去年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报道的同时，注重对企业经济活动中各种文化现象的报道，开设了《营销在线》、《消费广场》等栏目，利用文化手段扩大企业影响，借助经济报道增加企业文化气息。这些尝试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从科技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石油企业是高技术企业。从科技的角度来报道新产品问世，以发展的眼光来报道技术创新对企业的重大意义，分析企业的兴衰得失，透视产业发展轨迹，既能增加报道的深度，又能给人以启示。《河南石油报》除了在科技教育版面报道科技创新、科技管理、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外，还经常在要闻版报道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科技新闻，较好地促进了油田科技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深入经济写经济

跳出经济写经济是一种尝试，深入经济写经济，可以把经济报道做得更深更透，自然是另一种境界。

――从哲学的角度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思辨性。市场经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些企业的产品一时红火，但结果却昙花一现。如果用哲学的眼光审视，将其放在时空的跨度上分析比较，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其路子是否走对了，生命力是否强大。比如关于企业的“死”与“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要让一个企业“死”，人们是难以接受的，而《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用辩证思维撰写的经济述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就让人眼睛一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实践性。用社会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不就新闻写新闻，而把经济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考虑，让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看看有什么反映，是搞活经济报道的又一种尝试。《河南石油报》的《势在必行，构建经济协作圈》、《打好“南水北调”牌，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八万消费者打包出售》等报道，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报道河南油田经济活动的成功之作。

多举并用写经济

创新经济报道，还要善于组织和策划，利用各种措施和活动，努力探索经济报道的新形式，擦亮经济报道的火花。

文化经济现象篇（10）

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生活的变化，在语言中有着突出的反映。泛化后的经济术语既能反映社会的商业化、经济化程度，也能反映人们对经济事物的认识方式，因此俄汉经济术语泛化现象的对比研究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术语与术语泛化的相关概念

关于术语（термин）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本文对术语的界定采用格里尼奥夫的定义：“术语是某种语言中专门指称某一专业知识及活动领域中一般理论概念的词汇单位。”

本文将术语泛化界定为某一学科的专门用语脱离该学科而用于非专业语境中。当人们在非专业语言情景中为了表达日常概念使用术语时，术语就产生了新的非专业意义，从而产生新的搭配潜能。

2俄汉语中经济术语的泛化现象

俄语和汉语中，经济术语泛化在盗俊⒂镆宓确矫婕扔邢嗤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本文将对比分析俄汉语中一些典型的经济术语泛化的现象。

2.1俄语中经济术语泛化例释

在俄语中，经济词汇、术语的变化是和“私有化”及“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俄语经济词汇系统发生重大变化。

例句：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сихологи любому более―менее проблемному ребёнку ставят диагноз―дефицит внимания.（译：最近，心理学家们对有或多或少问题的孩子们进行诊断――注意力缺乏。）

дефицит（来源于拉丁语deficit），作为经济术语义为“赤字，亏空；（原料、材料、资金投入等）缺乏，不足；（商品）脱销”，如：финансовый дефицит（财政赤字），дефицит в товарах（商品脱销）。随着人们的不断使用，原始词汇核心义素得到概括，可用于各种语体、各种语境中。如дефицит внимания（注意力缺乏）。

2.2汉语中经济术语的泛化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大变迁不仅催生了众多的经济新词语，同时，经济术语的使用也日趋大众化。在新的语境中，泛化后的经济术语突破了固有术语的语义搭配。

例1：被套牢于婚姻坟墓的人们，也是不停的责怪对方，从不想想自己有什么错。（丁学网2009/11/13）

“套牢”在股票领域指投资人进行交易时可能遇到的一种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套牢”一词的概念与生活中由于选择对象不慎而无可奈何地凑合着的婚姻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往往借助于对股票术语中“套牢”的理解来含蓄表达生活中的这一类婚姻状况。

例2：宁等“绩优股”，别碰已婚男。（搜狐网2012/03/07）

所谓“潜力股”就是指在未来一段时期存在上涨潜力的股票或具有潜在投资预期的股票。泛化后可以称某人为具有潜力的发展空间。“绩优股”在股票领域是指“过去几年业绩和盈余较佳，展望未来几年仍可看好，只是不会再有高度成长的可能的股票，该股票远景尚佳，投资报酬率也能维持一定的高水平”。产生泛化意义后表示“优秀的，各方面都不错的对象”。类似用法还有：原始股、垃圾股、高价股、普通股等等。

3经济术语泛化的原因

从语言系统本身看，语言具有交际的不自足性，这就决定了语言自身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以达到动态平衡。从语言外部因素来看，经济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容易扩大词义，发生泛化；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为经济术语对普通词汇的渗透创设了有利的条件；人们的摹仿心理及对信、达、雅追求的社会心态使泛化的经济用语使用频率激增。

4结语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基础上会发展出不同的术语使用倾向。俄汉经济术语的泛化也是在中俄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俄汉语中经济词汇系统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使得俄语经济词汇系统发生变化，俄语经济术语泛化表现很突出。同样，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极大促进了汉语中经济术语的泛化。俄语和汉语经济术语泛化所涉及的领域和使用范围都比较广泛。

词汇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和语言处于共变之中，这种共变导致语言变化，导致术语泛化。新时期术语向普通词汇的渗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为人们的交际起了极大的便利作用。研究俄汉经济术语泛化对于研究语言变化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是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话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