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1）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地缘相近。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韩半岛，虽国土、政权屡有更迭，但始终与我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极深的渊源。“自崔致远以来，那里的汉唐文化之风就已飘拂了千年”。①除了中国，朝鲜王国曾经是汉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朝韩半岛上的古代各国的礼制、政治、经济、科技、艺术、风俗等，均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文物礼乐通，经史与中国相临，难同其他番帮。”②中韩两国的音乐文化艺术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在各自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艺术领域中，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交织共融的音乐元素。

中韩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可追溯到汉代。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朝鲜半岛上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并都与汉朝建立了臣属关系。随着“汉四郡”的设立，汉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往来逐渐增多，为两朝的音乐文化艺术交流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其中，高句丽的鼓吹乐和琵琶等乐器的使用，是这一交流的直接体现。高句丽王山岳根据中国的七弦琴制作了玄琴，并为之创作了百余首乐曲。③据《三国史记》记载，玄琴在新罗时期举行的音乐舞蹈活动中是被经常使用的乐器之一。其它乐器还包括拍板、大鼓、大、中、小、伽琴和琵琶等。④流传至今在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拨弦乐器伽琴，相传也源于中国古代筑、筝、瑟等一类乐器。高句丽国和百济国使用的鼓、角、竖箜篌、筝、篪、笛、笙、箫等乐器更是由中国传入的。在韩国的文庙祭祀活动中所用的乐器大都也来源于中国的雅乐乐器。除此以外，韩国固有的民间乐器还有洋琴、大金、小金、钲、大鼓小鼓、手鼓、杖鼓等。

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方的百济国，与中国南朝的宋和北朝的北魏有着密切的交往，也由此而产生了艺术水平较高的假面舞。公元612年百济人味摩之曾在日本传授过这种来自中国南方，以吹打乐伴奏的乐舞。⑤西晋崔豹《古今往》记有一首汉乐府《箜篌引》，据说是由朝鲜人霍里子高之妻所作。同时，中国方面从高丽伎中学到了朝鲜古代的歌舞与乐器的性能及其创作原理，如弹筝、o筝、义咀笛、大小筚篥、腰鼓、齐鼓、檐鼓、贝、桃皮等。

隋唐时期，中韩之间的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尤其隋末唐初，由于战争，移民和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这一时期，高丽百济乐，特别是百济乐更是五度进入中国。

据《唐会要》、《隋书・音乐志》的记载，我国曾把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列为“国伎”在宫廷中演出。《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到了唐朝，又增加到“十部伎”。以上伎乐中，有的引进于西域，有的引进于东亚等国。作为处于当时“中华文化圈”之中的朝鲜半岛诸国，其伎乐被中国引进，更在情理之中。例如，隋炀帝大业年间制定的清商乐“九部伎”最后的两部“高丽、礼毕”，实际就是“高丽、百济乐”。而“高丽乐”是以地域命名，“礼毕”则是以用途命名，它是百济《文康礼曲》的代称。它的用途在于，当所有别的艺能表演结束时，其作为最后上场表演的压轴戏。

“古三国”也吸收了我国宫廷及民间的雅乐、燕乐、伎乐、散乐等音乐艺术。新罗“五伎”里至少有四伎能在唐代演艺中找到渊源。所谓新罗“五伎”是指“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除“金丸”外，都是传自中国的伎艺，或经由中国传来的西域伎艺。其中，“大面”是唐代五伎之一。⑥“三部乐”亦与隋唐乐舞有着千丝万屡的亲缘关系。

在新罗统一时期，设置了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音声署”，并学习中国建立了“教坊”机构，用于管理艺人和演艺节目。我国民间曲子中的《高丽》一曲很可能来自于高丽。

在历史上，对韩国音乐产生最为关键影响的是宋朝音乐。宋元时期，中国和朝鲜在史学上被称为“宋丽关系”。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移民活动的增多，使两国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成为主体。韩国的假面舞、歌舞小戏中，宋元杂剧的影响比比皆是。其中，以“山台督监系统剧”最具代表性。

“山台督监系统剧”是由中国大陆流传过去的“傩礼”与“山台杂剧”相结合从“山台傩礼”演变和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歌舞百戏的表演形式。“山台督监系统剧”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假面剧，二是歌舞剧，并带有音乐伴奏，伴奏乐器有箫、笛、鼓、长鼓、三弦琴等。歌曲以《梅花打令》、《白鸥打令》、《千字文》、《巫歌》等民间杂歌为主，其渊源亦与中国有关。“打令”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游艺术语。在唐代，艺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类称之为“抛打令”，有时也称其“抛令”或“打令”。宋代时，“打令”在更广泛和在更加艺术化的层面上被使用。如在宋代的诸多词牌中，民间说唱中，都以某某“令”来命名。宋代的歌令唱曲，极大地影响过韩国的宫廷演艺。⑦北宋熙宁年间，高丽国王文宗还曾邀请我国乐工去传授技艺，并引进了一大批“教坊乐歌舞戏”，如“献鲜桃”、“抛球令”、“惜奴娇曲破”等。而“抛球令”正是唐代“抛打令”中最为常用的乐曲。高丽朝将其用于当时最大的节日“燃灯会”。在“燃灯会”上也有来自宋词的“踏沙（莎）行”和中国民间转踏的“九张机别伎”等。

我国的大晟乐、燕乐也于北宋传入高丽。其中，大晟乐在高丽国的“三部乐”（雅乐、唐乐和乡乐）中被称为“雅乐”。“唐乐”是中国传入的包括西域和印度因素的音乐，“雅乐”是韩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宫廷举行祭祀、宴会等各种仪式时由专业乐队演奏的音乐，通称“正乐”或“宫廷乐”，它在韩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188年，通过革新，在雅乐的中间和结束部分加入了乡乐，遂形成了高丽雅乐的独特风格。而“乡乐”确是其固有的民族音乐，它既包括古典音乐，也包括民间音乐，其旋律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引向主音的下行二度进行和四度音程的跳进，该现象已成为韩国音乐曲调进行中突出的标志之一，如《珍岛阿里郎》。此外，环绕调式中心音作纵向的螺旋式的升降，也是其音乐曲调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阿里郎》。它的调式与我国亦有不同，其调式结构是以无半音的五声音阶为基础，主要调式为平调和界面调。平调调式特点是没有第三和第七级音，第一和第二级音之间为大二度，第二和第四级音以及第六和第八级音之间为小三度，具有大调式的性质。界面调调式特点是第七和第八级音之间为大二度，第一和第三级音以及第五和第七级音之间为小三度，具有自然小调的特性。它的节奏与韩国语的发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韩国语言的重音安排往往形成前长后短或前短后长的节奏形式。这种语音上的特点，与韩国音乐的三拍子倾向有明显关系。节奏在韩国音乐中被称为“长短”，它是由杖鼓所演奏的节奏的节奏型构成乐曲的基本节奏。长短不仅指明节奏的规律性和节拍的规则，而且还含有速度的意思，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乐曲的性质。韩国音乐中最流行的拍子是复拍子6/4、6/8、9/8、12/8和3/4、3/8等单拍子，其中三拍子系统在韩国音乐中最为常用⑧。元朝，忽必烈建立过管理高丽移民的“总管府”。在当时高丽国的王室宴会上演奏蒙古“胡乐”也非常普遍。

明朝时期，我国与朝鲜半岛恢复了正常的朝贡关系。这一时期，两地文化艺术交流非常密切。洪武、永乐年间，都曾向朝鲜赠送过乐器与乐曲。《西厢记》、《娇红记》等戏剧作品在这一时期进入朝鲜半岛。⑨同时，韩国在乐器的改革与创新、音乐创作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著名音乐家朴胍灾泄编磬的黄钟为基音，根据中国的“三分损益法”，按律管确定音准，改革创造了数十种乐器，确立了乐队编制，创作了大型合奏曲。朴牖褂胍衾掷砺奂页揭黄鸫邮抡理“唐乐”的工作，记述了“唐乐”的乐谱、乐器等。成绞堑笔鄙儆械木通礼乐的士大夫，朝鲜国王对其有“卿知礼乐”的评语。⑩成蕉杂谌寮业睦窭滞瞥绫钢粒其撰写的《乐学规范》至今是韩国古代艺术理论的重要理论专著。成接1493年所写的《序》亦是韩国文艺理论的指导性文献。《序》中说：“乐也者，出于天而寓于人，发于虚而成于自然。所以使人心感而动荡，血脉流通而精神怡悦也。因所感知不同而声亦不同。”其语气，其文字，都与我国的历代《乐书》和《礼记・乐记》极相似。{11}

据悉，朝鲜使用的律吕字谱与工尺谱，也是由我国传入的。17世纪后，随着器乐的逐步发展，使其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器乐曲形式。《灵山相会》就是一首保存至今的器乐合奏曲。到了18世纪后半段，雅乐逐渐衰退，唐乐也为乡乐所吸收，出现了由大、长笛、奚琴、杖鼓等乐器组成的“三弦六角”的器乐重奏形式，这一时期又出现了每曲通常由四段构成，音乐采用即兴、变奏、模进等手段加以发展，每段的结构比较自由的器乐独奏形式“散调”。

高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家丁奎福教授曾撰文说：“数千年来，朝鲜国与中国毗邻而接受其文化，与中国共同经历历史沉浮”。“中国的先进文化持续地传入我国，并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2}虽然韩国作为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最多的国家之一，儒家思想在韩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根深蒂固，音乐文化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儒家的观点和态度。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音乐体系都很难被别国的音乐体系所替代，我国的汉民族音乐更无法取代韩国固有的音乐，但两国的音乐文化必将在不断的交流与吸收中共同发展。

①刘顺利主编.《半岛唐风――韩朝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②[韩]《高丽史》卷四十四，“恭愍王”条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④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05

⑤俞人豪、陈自明.《东方音乐文化》.人民出版社，1995

⑥翁敏华主编.《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

⑦同⑥，第86页

⑧同③，第88页

⑨同⑥，第15页，

⑩《韩国文集丛刊》第十四卷，1988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2）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文化因素是影响语言理解的重要因素，英汉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中国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了解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离开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我们就很难理解某些词语项目的意义。，所需要的文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五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是指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所以教师要在课内外着重上述文化内容的交流。

二、遵循教学规律，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

首先，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互补、循序渐进，要以中国文化作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对比对象，通过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而发现英语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最终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其次，要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英语教学，在吸收英语文化的同时，注意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要结合课文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介绍与教学，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优化语言教学模式，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了解文化的前提是学习语言。因此英语教学必须遵循语言教学的基本模式。语言教学的实质就是交际和语言的应用。目前我国中学英语学习的周学时很短，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上除了完成基本的语言学习，包括单词、句法、语法外，还应充分为交际提供时间、环境和实践的机会。精讲多练、大信息量的现代英语课堂模式，对我们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选择和语言材料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如何利用这些手段调动学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识，是需要我们努力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外来文化的侵入给国内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同发展进步。而且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英语作为媒介，因此，在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内容的今天，要想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英语应用能力，这都需要学生要有自己的思维与思想。在英语的教学中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利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自身的思维与思想。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3）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69-02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是中国古代分裂多于统一的历史时期，但社会仍然在动荡不安中不断发展，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其中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迅速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把自己的饮食烹饪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关外的少数民族丰富的肉食烹饪方法与中原民族精细的烹饪方法相互融合，中华的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譬如从西域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民，传入了叉烤、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烤鹅、生鱼等制法；从西南滇蜀来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珍品。这一时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烹饪原料如蔬菜、家畜、家禽、野味、海鲜、鱼类等更加丰富，食品种类大幅度增加，胡族和汉族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双方食品种类更加丰富，并产生出许多新的饮食因素、烹饪技艺。

一、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继秦汉统一之后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各民族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和流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大量内聚，而汉民族则不断从中原腹地往东北、西北和南方大规模辐射。

1.胡人的内迁。胡人的迁徙以鲜卑族最突出，《后汉书·鲜卑传》记：“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纷纷南迁，鲜卑族进一步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十几个政权。鲜卑迁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匈奴的迁徙。匈奴内迁大约始于汉代，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南匈奴内附于汉，主要居于塞内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等地，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杂居。

2.汉人的大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频繁移居中原腹地以外，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也开始了大流动和大迁徙。《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南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则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西部。北来的侨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移民运动带来了胡汉人民文化的冲突、趋同与整合。正是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成为可能，使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二、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1.烹饪原料日益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类原料的生产区域与秦汉时期大致相同，呈现的是南米北杂的基本主食格局，即在中国江南地区以水稻为主，但北方的旱田作物逐渐开始向南方推广，而整个北方则以谷类、豆类、大麦和小麦为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粮食作物有谷、黍、粱、大豆、小豆、绿豆、襟、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渐渐变成了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作物。而且根据粮食的不同特性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品种，如粟在西晋时已经有12种，至北魏时则发展到四大类别86个品种。

这个时期所食用的蔬菜品种也比较丰富，《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使用栽培方法进行种植的蔬菜有30多种，经常被人们食用的蔬菜有茄子、葵、韭菜、蔓著、芹菜、芦蔽、芋头、菜瓜、胡瓜、冬瓜、瓤、蘑菇、芸苔、胡姜、兰香、茬、桂茬、觅菜、寥、燕白、竹笋、藕、孤菜、药菜等等。蔬菜品种多样化，加工制作出的菜品种类也多。

汉末以后人口急剧减少，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迁徙，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也为华北地区带来了“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肉类品种极多，主要有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羊、牛、犬、驴、马等家畜，捕猎的野味有鹿、兔、獐、雁、野猪、雀、鹌鹑等飞禽走兽和鱼虾等。羊是当时北方饲养较多的家畜，是游牧民族最喜欢食用的肉类。

水产在当时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食用的水产品有鲤鱼、鱿鱼、乌贼鱼、妒鱼、鱼即鱼、鳝鱼、鳃鱼和虾、蟹、蝠等。

2.胡汉烹饪技法的交融。《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是千百年来汉族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的饮食结构依然是粮食为主，蔬菜和肉食为辅。形成了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所谓的胡族是指与汉族生活方式相差极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重食畜肉，饮乳酪，有的如羌族、藏族则以大麦、青稞等杂粮为主，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

胡汉饮食文化交流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多次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多种烹饪原料先后传到内地。胡族人喜欢吃胡炮肉、胡羹、羊盘肠，加工方法主要是炙与炮，“羌煮貂炙”是胡人最引以为傲的美味。首先说“炙”，胡人的“炙”，给我们的感觉是绝对的原生态，《太平御览》卷863引《释名》曰：“炙于火上也”，而“貂炙”则“全体炙之，各自方割，出于胡貂之为也”，可见这种方法最早是出于胡族，是将整只动物置于火上进行烤炙，众人围坐，各自以刀割食。《后汉书》卷《窦顾传》记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窦）固，固辄啖之，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 随着胡汉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汉族对胡人的“貂炙”的方法已经习以为常，但食用方法上却带有汉族的文化色彩，胡族“炙”以牛羊肉为主料，汉族炙法中牛羊肉占1/3，其他家畜、家禽、水产类要占2/3。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烤肉店，原料绝不仅仅是肉类，鱼、海鲜、蔬菜都是“炙“的原料。还有汉族的炙法十分重视选料与配料，有的配料多达十几种，如炙鱼。同时，对刀工、火候、手法也有很高的要求。

再说“炮”，“炮”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烹饪方法之一。据说是从商朝苏妲己的“炮烙”之刑演化而来。“《说文解字》言：“炮，毛炙肉也。”《广韵》言：“炮，裹物烧也。” 古人很聪明，如果直接把肉弄在火堆上烤，很容易烤煳，焦臭扑鼻，就发明了“炮”。“炮”是胡族比较盛行的一种烹饪方法，用泥巴包裹住肉后再丢进火堆烧烤，这样不仅剥时会把兽毛脱掉，而且肉质鲜嫩，味道极美。魏晋北朝时期胡族这种“炮”肉法称为“胡炮肉”。《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炮羊肉”：将刚满一年的羔羊肉切成薄片，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胡椒等调味品后装进洗净的羊肚内，缝好，挖一个烧火坑，将之烧热，掏出火灰，把准备好的羊肚放进坑内，然后盖上火灰，再继续烧火，过一会儿就香味扑鼻了。

3.饮食习惯趋于融合。胡族的饮食习惯是“食肉饮酪”。“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汉族人鲜有饮酪者，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胡汉民族的杂居，饮酪才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 王丞相王导是山东人，起初并不食酪，但几年深受胡人的影响后慢慢适应了狐族的饮食习惯。

三、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意义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两族长期杂居 ，使双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彼此的烹饪原料更趋于多样化，烹饪加工方法更加细腻，食品种类更加丰富。胡汉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并最终趋于融合。

胡族利用从汉族那儿学到的农耕技术种植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使之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生活的主要部分，这样胡人饮食结构中植物性食物的比重明显增大，从而引起了人体生理上的巨大变化。

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促成胡族把汉族先进的烹饪技法和饮食制作技术吸收并应用，逐步使本民族的传统食品烹制得更为精美，饮食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比如串烤牛羊、猪肝，烤前均要将原料放置在豆豉汁中浸泡一段时间，就是汉族的烹饪方式在少数民族食品制作中的具体应用。对汉人来讲，尽管很早以来就开始注重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注重通过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但在物资贫乏的时代，一般百姓家庭很难做到这一点，肉类食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很低，但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大改变。十六国至北朝，军需之备的战争要求与“食肉饮酪”生活传统使畜牧业在胡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畜牧业的发达，牛羊数量的增加，使肉食食物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有所扩展，这使得汉族人民的饮食结构向更加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2]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3[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4）

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适应民族关系发展变化、推动民族工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科学地探讨国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理性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诸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保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经济层面上渐趋繁荣，文化层面上渐趋深入，社会层面上渐趋多元。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多次强调民族间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坚持循序渐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发展经济文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交往相关问题，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80年代初期，我国民族地区开始与经济发达地区建立支援、协作关系，正是这一处理原则的具体体现。1992年1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一重要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民族地区不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自主谈判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自主谈判的范围。时间进入新世纪，基于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的新趋势，以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本原则。“和谐”成为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往。渐渐完善、明确的民族政策，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宪法和法律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其政治参与权，使其既能参与国家政治体系，又能参与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体系。而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体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为坚持和完善此项制度，国家加大力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调动民族自治区政府运用和使用自治权的积极性，提高其行政职能和管理水平；并全力建设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层面趋于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加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为建设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较为普遍和频繁，而少数民族离开聚居地向内地流动较为鲜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内地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加强，民族间的友谊加深，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到内地进行经济活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陆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经济交往不断增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商品的流通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流动。

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改革开放催生了民族地区“三开放”，即对内地开放、对国外开放、民族地区相互开放。其中，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也愈加活跃，跨地域、跨行业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体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地域封锁，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资金运转、商品流通、技术交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横向经济合作以及跨地域联合推动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交流。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层面上趋于深入。

民族文化“全球化”趋势增强，融合度提高。文化是民族的，民族又是以文化为鲜明标识的，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文化交流的舞台扩大，并且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开放，国内主流文化、外来文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向民族文化渗透和传播。各民族文化通过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吸收和借鉴优秀的文化成果，超越了民族文化固有的地理疆域，不仅不断改造和创新着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在价值取向和评判中获得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

本民族文化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强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于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文化。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并深化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加大民族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加强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促使各民族生态、旅游、医药、节庆等方面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在文化事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宣传和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交流，使各民族人民逐渐能够以理性的目光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予其他民族文化理解和尊重。并且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层面上趋于多元。

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多元。社会交往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关联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各民族社会交往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打破了以往主体单一的局面。从社会主体类型来看，有民族社会主体、民族集团主体、民族个人主体等。从主体性质来看，有民族经济组织、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文化组织等。从组织类型来看，有政府发起的交往、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交往、个人发起的交往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不限于单一层次，而是发展形成多层次、网状交织的模式。

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渐趋丰富，范围不断扩大。主体的多元是基础，内容的丰富和范围的扩大是良性发展的结果。在主体开放化、多元化的带动下，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由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等领域，并增加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层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此基础上，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屏障逐步被打破，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不断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水平也大为提高，从而把各民族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二、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因素

美国学者高登于1964年提出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即：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和权利分配。马戎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影响民族关系的要素有6个：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个别事件以及政府政策。本文结合上文所述的新的发展趋势，借鉴已有理论研究，认为可以从7个方面分析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和变量。

1.传统文化差异。

文化学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它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是各民族最容易交流和趋同的部分。而行为、制度和观念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观念文化中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差异巨大，存在着认同障碍。因此，传统文化差异越明显，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困难越多，产生摩擦的可能性也越大。

2.交往程度。

民族交往程度指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一种交往的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始于物质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扩展，频度提高。交往程度的提高打破了地域界限和民族间的孤立状态，也让交往者更清楚地了解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为关切自身归属族群利益。因此，交往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果。

3.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美国学者杜磊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既是一种共时性的划分，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划分。我国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落差。这种落差极大地限制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开展。要想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对欠发达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的援助，更需要制度、体制、政策保障下的市场引导、调节和拉动，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可持续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

4.政府的政策导向。

表面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导力量是执政者。执政者对对待民族问题的理念、政策、制度和解决方式左右着民族关系。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放任民族因素与社会问题交织，民族间发展差距与区域间差距叠加，不仅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易导致民族矛盾。因此，在全面社会改革进程中，把握正确的政策导向，做好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掌握民族关系构建的主动权，与时俱进地建立立足长远的构建民族关系的认识体系、决策体系和行为体系至关重要。

5.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在我国境内，很多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相邻或相同地区，有长期接触、互动的历史。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无论是友好、战争还是压迫，都会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对于现实中的民族来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无疑是影响如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6.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对社会发展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社会成员对民族关系的共识和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氛围是民族关系构建的社会基础，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同步营造合理对待各民族群众的合理诉求、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社会共识，形成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互助发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民族主义浪潮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间交往日益增多的同时，世界民族关系问题互动性也更加明显。一国动荡往往会影响周边国家、整个地区甚至全球形势。我国有34个跨境民族，其中一些民族与国外一些民族有相同的。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加强了与国外民族的交流，改善和密切了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要切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民族交往为契机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以民族交流为桥梁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协作，以民族交融为目的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此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现实中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态势，并具体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具体民族问题中的变化情况，为适时制定和调整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28（1）.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4]杨胜龙，白正梅，孙懿.民族交往与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5）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源于个人融入社会的基本需求，源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源于和谐发展的时代选择。新疆地理位置特殊、边境线长、相邻国家多、分布民族多、语言文字种类多、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多。毋庸置疑，加快推动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是构筑兵地各民族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内在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途径不断增多，领域逐步扩大，方法不断创新，形式日趋活跃，成果开始显现。但也存在着部分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一些职工群众文化认同感欠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领域不宽、形式单一，层次不高、深度不够，体制机制缺失、执行力有待提升，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利用不够，文化人才匮乏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加快推进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尽快解决存在问题的迫切要求。

二、多措并举加大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力度

牢固树立“兵地一家人”、“兵地一盘棋”的思想，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多角度、全方位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层次大幅提升，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为多元，形式更为多样。一要打牢思想基础，确保理念创新。牢固树立工作思路共谋划、重点工作共推进、调查研究共开展、社会资源共整合、优秀典型共选树的理念。二要丰富文化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充分利用多种活动载体，不断丰富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变单一性、浅层次为多样性、深层次交流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突破。以兵地共建家园为载体，广泛开展文化共建活动。三要扩大覆盖面，提升活动效果。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要求，共同规划好、开发好、整合好、利用好兵地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拓展传播内容，实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媒介文化等多方面的传播。力争把兵团各师（市）特别是与地方接壤师（市）、团场小城镇建设和连队建设成为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蓄水池”、“中转站”和“辐射点”。四要强化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加快培养兵地文学艺术领军人才，形成具有兵地特色、能够在新疆多领域引领先进文学创作生产的领军团队；加快培养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繁荣人才，形成兵地各级文学艺术人才队伍梯次；加快培养活跃基层群众性文学艺术活动的文化队伍，形成覆盖所有基层单位、具有兵地特色的“文化能人”群体。五要争取国家支持，扩大活动成效。争取国家把推进新疆和兵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纳入国家战略和治疆方略层面加以统筹部署和大力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口援疆中文化支援新疆和兵团的力度。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6）

1．2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民族文化结构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对于民族文化现状的认识缺失和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些独特的方言、文字和习俗正在消亡，另外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青年学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力军，因此，高职院校通过民族文化融合，促进青年学子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

2高职院校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虽然众多的高职院校意识到了校园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现有的民族文化交流方式大多局限于课外的文艺性的校园活动，交流的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并未深入到日常的课堂中，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很好地理解，更加不能体会各民族文化融合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继承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各民族的学生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因此，加强学生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高校实现校园民族文化融合需要解决的问题。

2．2校园民族文化交流工作与职业教育脱节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和“职业性”的基本属性。高职院校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职业技术教育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而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文化融合工作中，缺乏对职业态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我们必须把各民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协作、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精神，贯穿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2．3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在校园里我们通常可以见到在学生内部存在因民族或地区形成民族小团体，其团结度和集体认知程度更高，这种民族小团体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或是过分集中在团体内部交流，有时容易在本民族和小团体内部与外界造成隔离，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容易引发矛盾，影响着民族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校园内缺乏有效的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使得各民族的学生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够很好地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的缺失有碍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的和谐稳定造成不稳定因素。

3高职院校民族文化有效融合的路径探索

3．1贯穿一条主线，弘扬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要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培育学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营造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4］。学校可以邀请知名专家、道德模范、成功人士举办以中国梦等弘扬社会主义民族大繁荣为主题的讲座，让不同民族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感悟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品味不同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同时，还可举办以大学生人生理想主题征文和演讲等各类比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2把握两个结合，彰显民族特色一是注重各民族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更要注重隐含其中的内在品质，从而提升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如学院举办民族风采展、民族建筑特色展时，注重挖掘出这些艺术品里面所蕴含的民族风情、主题思想及文化底蕴等，对学生形成感性和思想的双重影响。此外，应该发挥民族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可以在、新疆、广西、湘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通过考察、调查、支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为不同民族学生接受文化熏陶提供平台保障;二是注重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和不同民族个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又要注重展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文化特色，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3．3形成三种关系，创建和谐校园一是思想互导。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育活动，采取学习、讨论、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主动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确立符合民族特点和体现个性需求的价值取向，形成思想上共同进步的互导关系。二是学习互帮。在文化学习中，学校可以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团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自主学习，主动交流，互相关心，形成学习上积极进取的互帮关系。三是生活互助。在日常生活中，以宿舍文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宿舍文化建设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生尊重其他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性，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形成生活上和谐相处的合作关系。

3．4建立四种机制，促进文化交流一是建立多元互动机制。高职院校应该注意不断健全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机制，拓宽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和渠道，实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健全院系联动机制，落实了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要求。健全全员参与机制，强化了全院教职员工民族文化交流的意识。二是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为了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工作，应该制定民族文化交流项目管理办法，出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章程，完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方案。同时，还可以成立精品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全面加强项目管理。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考核评价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制定了民族文化交流项目考核细则，坚持过程考核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把民族文化交流开展情况纳入系部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现责、权、利统一。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以激励为主的原则，对在文化交流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对影响民族学生团结的言行予以制度约束。开展“文明标兵”、“自强之星”、“社会实践典型”、“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干部”、“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组建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系进行巡回演讲［5］。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7）

结合茶文化体系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的客观发展状况看，如果能够将茶文化对外交流的表现状况和实际特征融入其中，其不仅能够优化茶文化的应用环境，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让整个茶文化元素应用实现了最佳效果。

1基于问题角度剖析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的欠缺

就目前整个英语教学活动实施状况看，其主要欠缺在于开展教学活动时，未能将必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融入其中，从而大大限制了学生参与该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影响了整个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实效。通过多样英语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从而确保学生能够在具体参与学习过程中，将自身掌握的技术以及理念素养，予以全面展现，当然，深层次剖析教学活动的具体状况看，教学体系的单一以及长期不更新，已经成为拦截和制约英语教学活动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结合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推进实况看，其中存在诸多欠缺，而认知这些欠缺，不仅是我们实现最佳教学效果的首要前提，更是立足学生自身实际基础上的必然抉择，事实上，影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欠缺及不足的因素是多样化的，而想要全面有效解决教学体系的欠缺点，就需要从课堂上全新课堂关系的有效构建，以及学生学习兴趣激发等多个层级出发，通过全面创新与优化、完善，从而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问题的妥善解决，以及学生培养的最佳效果。结合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及价值内涵看，大学英语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其不仅是一门知识内容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也引导学生充分准确认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具体关联。因此，就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创新推进的整体诉求看，如果能够从文化融入视角出发，尤其是通过开展完善的茶文化理念交流机制，从而才能满足学生培养的整体要求。在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当前中西方地区都有着该文化元素内容，因此完善的文化交流，其不仅是跨文化交流机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该过程中，其能够赋予整个交流活动更多内涵和特色。

2文化内涵、素养教学：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施要求

在当前教学机制革新优化这一大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来说，想要确保教学活动能够实现最佳效果，就必须从学生，以及整个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出发，丰富具体的教学元素，借助相关元素内容的丰富创新，从而让教学活动更具有趣味性。不仅如此，通过融入其他元素，制定与大学英语教学要求相匹配的教学体系，也使得整个教学活动与学生培养体系实现高度匹配、全面融合。可以说，想要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活动开展的最佳效果，就必须注重从文化内涵的丰富融入视角出发，通过集中发挥文化的魅力元素和价值内涵所在，从而引导学生在具体学习过程中来品味教学活动的客观要求。教学需要创新，而产生这一意识的根源在于整个教学活动在开展过程中，想要实现最佳教学效果，要始终围绕教学理念的更新和学生培养的整体诉求，来进行学生教育与培养。想要实现最佳教学效果，其必须从学生培养的全面性认知出发，通过选择合适的元素内容，从而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3茶文化对外交流的整体内涵分析

茶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介，而茶文化更是我国文化机制成熟诠释的重要缩影，品味茶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亲身感受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在当前整个教学活动创新推进过程中，茶文化的研究与应用，就更具备了发展可能，当然，想要真正应用好茶文化体系内涵，就必须对整个茶文化元素的形成历程、内涵要素等各项内容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深层次挖掘，从而构建完善的茶文化体系。融入茶文化元素，开展体育教学理论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教学方法，也是教学体系创新与完善的具体展现。事实上，人文素养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对于英语教学活动开展与实施来说，其本身就是文化发展所推动的具体结果。总的来说，茶文化资源是我国文化几千年成熟发展之后的有效诠释和具体表达，可以说，整个茶文化资源中所包含的价值元素内容，不仅内容丰富完善，同时其更能够有效激发人们的各项思维理念，从而实现茶文化资源的引导与推动价值。而对于整个茶文化体系的发展应用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现。在今天全球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加快这一大的背景下，其也与各相关元素内容实现了有效融合，尤其是，在西方文明逐渐认可、并接受茶元素及茶文化之后，整个全球茶文化交流速度不断加快。就茶文化体系交流发展的成熟度看，其中充分融入和诠释了多元化元素内涵，尤其是文化元素深层次融合的今天，文明融入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成熟发展的表现和诠释，而文化元素的多样化特征，也决定了整个茶文化元素应用的最佳效果。

4茶文化对外交流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思路

结合当前教学体系创新发展的要求看，只有立足学生自身特点，以人文元素融入英语教学活动中，以教学内涵丰富为具体的改革切入点，从而才能实现整个英语教学活动的最佳效果。结合我国茶文化体系的形成历程和背景内容，以及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可以看到，整个对外交流过程的基础和前提在于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融合和全面传递。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其展现了语言在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客观价值。所以，完善的茶文化体系，以及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的实施状况，其不仅仅能够为整个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元素丰富提供前提保障，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内涵，更能够有效弥补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元素不足等各种问题和欠缺。因此，在整个英语教学活动创新优化过程中，想要有效应用茶文化元素，就需要从以下思路，具体出发：在大学英语教学推进过程中，完善的人文素养和英语思维是目前学生培养过程中所必须充分注重融入的内容和理念，因此，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通过开展系统化的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从而必然能够在丰富教学内涵的同时，完善教学机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选择合适的元素融入其中。通过对整个茶文化体系的表现状况以及交流机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实施过程中，其不仅仅是文化元素的应用，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全面融入，因此，从茶文化对外交流视角出发，完善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其必然能够在满足教学诉求的同时，创新文化交流机制，实现学生培养的最佳效果。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体系之间交流层级不断深化，如今在学生具体培养时，想要实现最佳教学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现在合适的茶文化元素内容，从而让学生直观、具体的感知中西方茶文化体系之间的具体交流和差异内涵。事实上，在茶文化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完善的文化交流体系不仅是世界文化机制融合发展的整体表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也让我们感受到文化机制与语言应用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将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的实际开展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探究，其不仅能够提升整个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施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该过程中，也实现了整个茶文化元素应用的最佳效果。

5结语

从问题视角看，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虽然实现了成熟而体系化的发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其更多时候将重点和精力放在了英语词汇、语法的学习和掌握上，忽视了人文素养的有效培养，尤其是在当前文化深度融合背景下，只有融入完善的文化要素，才能实现整个英语教学活动的最佳教学效果。而在选择合适的文化元素时，可以看到茶文化对外交流活动中包含了深厚而成熟的文化语言交流机制，应用该文化交流机制，将为英语教学活动创新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肖颖.中国茶文化对外交流与翻译人才的培养[J].亚太教育,2014,(15):147-152.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8）

人类通过象征性社会互动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彼此意义分享和交换的过程，也是相互达成共识的过程。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要“达到意义交换，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意义空间的存在。”①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②；二是“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③。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地域等多样化条件限制，每个个体或者民族的意义空间不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共通意义空间（如下图所示）的存在，使得个体或者每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可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史。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过程。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经过几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各民族单位的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拓展，逐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对汉字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掌握和使用。中华民族家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到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⑤，就是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物理空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政治等往来需要促使了先秦各民族之间文字符号借用和兼用现象出现。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各民族语言符号互学已经成为一种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汉语言间的影响已从词汇层面扩展到语音、语法层面”。⑥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语言符号相互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⑦汉字符号以其独特优势被各民族所共同理解、掌握和使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作为中国56个民族共同财富的汉字符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⑧在共通意义空间建构方面，文字符号的统一是各民族得以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而生，又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所依托的生存空间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广漠、东南是大海。这样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很难受到外部影响，在“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⑩内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南北和东西跨度较大，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多元区域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就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中国各民族生活经验分享的结果，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三，统一的文字符号与共享的社会经验和交融的中华文化之间互为因果。文字符号不仅承载文化，更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共同生活的家园里，有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还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符号。汉族主要使用汉字符号，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借用彼此文字符号，从而促进了文字符号的统一。文字符号统一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也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更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所决定的。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建构互动空间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由于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因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存在高度集中现象。新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为“以天山为界，南疆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北疆以汉族聚居为主；哈萨克族主要聚居于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边境县市”。􀃊􀁉􀁓根据杨振等学者对2000~2010年新疆人口分布调查，维吾尔族人口高度集中于南疆三地州的县域，哈萨克族人口高度集中在新疆北部。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集中连片；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则是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北疆西部地区高度集中，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集中程度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分布，呈现出不连续的分布状态，分散分布较为明显。􀃊􀁉􀁔新疆各民族这种集中现象导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进而导致文化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空间隔离容易造成信息闭塞，从而被疆内外分子利用。疆内外利用活动和歪曲社会事件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心理隔离、社会隔离和空间隔离。空间的隔离不利于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建构互动空间是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也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2014年，提出通过“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为新疆各民族群众创造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和共享的社会条件。生活在共同社区的各民族群众可以协同做事，相互学习，共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实现共同分享新疆稳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成果。幼儿园、中小学及高校实施民汉合校、民汉合班、民汉合宿等形式，让各族青少年从小到大都一起玩、一起学、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通过建构互动空间，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9）

1.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中已经开展的艺术品金融化实践

（1）农行推出的艺术品陶瓷质押业务。2011年11月11日上午，全国首例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发放，受贷人方小丽接过这笔300万元的以自己收藏的陶瓷艺术品为质押的贷款，景东陶瓷有限公司为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担保。这标志着在中国金融业诞生了一个新型业务品种。

农行景德镇分行主动把支持陶瓷文化产业作为全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基点，采取“专家评估+艺术品质押+专业公司回购”模式，探索性推出了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品种，极大方便了陶瓷投资创业担保难这一瓶颈问题，截止到目前，人间瓷画、夏圣陶瓷等几十家陶瓷生产、经销、流通等企业受益于该产品，有利“贷”动了当地陶瓷文化产业壮大。

（2）交通银行推出的“瓷金融”品牌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

交通银行创新推出的“瓷金融”品牌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让陶瓷大师们了解了金融，一方面使大师们能更加专注于陶瓷艺术品的创作；另一方面，活跃了整个陶瓷艺术品交易市场，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推广交流。

依托交通银行全国性的渠道平台，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邀请陶瓷大师到其他省分行去进行巡展，邀请的其他省分行的高端客户到景德镇来，“观古窑、逛瑶里、购陶瓷、听讲座、见大师”，不断传播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促进陶瓷作品的销售，也带动了景德镇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瓷金融”品牌推出以来，通过不断创新丰富品牌内涵，使交通银行逐渐成为陶瓷大师们的财富管理银行、陶瓷企业和陶瓷商户的财务规划银行、陶瓷文化交流的金融品牌银行，与当地经济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为交行景德镇分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3）上海文交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成立。由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等机构主办的“陶瓷艺术品金融化的路径――上海文交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运营开启暨首期产品仪式”，2015年12月23日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隆重举行。

2.景德镇艺术品陶瓷金融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市场的无序性。长期以来，中国的陶瓷艺术品投资领域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市场却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一方面，市场规范和价格参照体系的缺位，致使收藏界对于陶瓷艺术品的价值没有科学、系统的评估标准，陶瓷艺术品的定价存在较多的非客观因素，价格波动较大。近年来，一件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价格动则几十万、上百万元人民币，如果贷款放出去了，出现还款问题，而质押物被认为是赝品，银行将承担很大一笔损失。即使银行有条件维权，也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这是影响景德镇陶瓷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开展的不利因素之一。

（2）缺乏规范的交易平台。市场缺少规范的交易流程和权威的交易平台，致使陶瓷艺术品的流通性大打折扣，陶瓷艺术品价值更加难以体现。解决了陶瓷艺术品的真伪问题，接下来，银行又要考虑到陶瓷艺术品评估和变现等多方面问题。银行贷款是标准化产物，所以抵押物有两个属性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是准确权威的标准化体系；第二是公开流通和公开处置的变现渠道。有数据显示：“陶瓷艺术品都不具备这两个属性。所以银行现在的抵押物60%是房产。”

（3）缺乏配套的服务体系。陶瓷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配套服务缺位，包括鉴定、评估、质押、仓储等相关服务环节良莠不齐，陶瓷艺术品产业链亟待完善。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李丹阳认为，“人们表面上看到的只是拍卖会上的举槌落槌，其实这背后还包括艺术品的包装、运输、保险、融资等十几道服务体系，是一套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

3.发展艺术品金融，提升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的对策

作为一座陶瓷艺术型城市，陶瓷影响着景德镇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发展好景德镇陶瓷艺术品金融化业务，对盘活景德镇陶瓷融资市场，开拓新的金融产品都有很大的益处，进而对提升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1）借力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与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为艺术品陶瓷金融化搭建更好的产业平台。

（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借助银行、信托、评估等金融服务机构，同时依托专业运营团队的服务优势，建立陶瓷艺术品产业对接机制、打通陶瓷艺术品与市场的合作渠道，力求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集聚，致力于建设成为创新规范、功能完善的陶瓷艺术品交易平台。而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上线将为规范和促进陶瓷艺术品交易、交流产生深刻影响，是加强陶瓷艺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举措。

景德镇应当很好地依托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与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为艺术品陶瓷金融化搭建更好的产业平台。

（2）发展景德镇的画廊业。

艺术品一级市场是指从艺术家直接取得艺术品，通过或合理机制发现艺术家，以展览等多种形式直接介绍或者销售给藏家，艺术经纪人、画廊与艺术博览会都属于一级市场的范畴（也有学者把艺术博览会作为介乎于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中间的业态）。一级市场的主要作用在于其发现功能

景德镇也有一批类似于画廊的艺术品经销公司，我们应当更好地规范其运作，切实加强其在景德镇艺术品陶瓷一级市场中的发现功能。

（3）加强与拍卖行的沟通。

收藏家从一级市场买入作品之后，如果想再出手，这件作品就会再度进入市场，进行二次流通，即进入了二级市场，拍卖行就是标准的二级市场。

时至今日，我国的艺术品拍卖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其在艺术品交易的二级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业的发展而言，理应加强与各拍卖行的联系与沟通，更好地将艺术品陶瓷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10）

文化创意行业交流平台

园区构建了文化创意领域的行业交流平台，通过企业、市场、行业专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推动园区企业提升发展水平。园区特色交流平台的建设，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进行落实，即：“特色活动”“固定空间”和“专业媒体”。

“特色活动”包括“创业者沙龙”“版权人沙龙”等园区定期组织的创业企业交流；与相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针对创业者、企业管理者的主题活动等。如2007年5月，园区举办的“在创业中感受人生――中关村民族品牌创业高峰论坛”创业者交流活动。

“固定空间”是指园区通过自身的商务配套设施(各种会议室、多功能厅等)和园区投资建设的“海归俱乐部――西餐咖啡厅”，为园区交流平台提供固定的空间载体，从而为行业人际圈的搭建以及交流平台的长期性、长效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专业媒体”是指园区依托自身的特色项目着力打造的“四网、两刊”。“四网”包括人大文化科技园网站、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网站、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网站、创意及创意技术转移中心网站，“两刊”是指《文化创意产业通讯》和《中国版权年鉴》。园区的媒体群，既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行业交流的重要载体。《文化创意产业通讯》是面向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及企业界的创意行业交流刊物。园区网站群与线下园区物理载体共同构建虚拟、现实相结合的行业人际圈和交流社区。

行业交流平台的建设，为人大文化科技园企业及北京范围内的文化创意企业、政府主管部门构建了良好的交流沟通渠道。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平台

人大文化科技园通过市场服务平台的建设，强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特色优势，建立针对文化创意企业的专门市场渠道；为园区文化创意企业创造和拓展市场机会，提升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竞争水平。

市场服务平台的建设主要包括国际展会、行业国际峰会及“不落幕的展会”。

园区通过组织园区企业参加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国际书展，举办创意行业国际高峰论坛和各种行业内交流活动，为园区企业及中小版权类企业搭建专业的市场渠道。

园区通过建设“不落幕的展会”(包括网络虚拟展示平台和线下实体展示平台)，为版权相关企业提供365天×24小时的版权成果展示、交易信息平台。

人大文化科技园针对文化创意企业的专业市场平台的建设，为园区内文化创意企业构建了细分市场的渠道。

园区通过自身构建的市场平台，先后组织园内企业及兄弟大学科技园企业500余人次参与各类市场拓展活动，为园区10余家优秀企业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园区创业企业“北京英涛国际出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在“200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通过园区的推介的渠道，顺利实现股权转让，迅速从园区毕业；“北京昊海菁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通过园区在2008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宣传，获得了国内出版集团数千万元的融资“北京踏歌时代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园区的宣传渠道，获得了上海等地创意产业基地的关注。

文化创意产业融资平台

中小企业融资本身就是难题，创业期的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更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人大文化科技园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专业资本平台的建设：

1　设立文化创意种子基金。人大文化科技园设立了文化创意种子基金，用于对产学研项目、初创企业和项目的启动投资。种子基金规模为300万元，目前已完成对1家企业的出资手续，另外有3家企业已经进入投资程序。同时，园区正在积极寻找合作渠道，争取将种子基金规模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