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概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交流概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已成为国家方略，备受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目前，很多建设工作都在不断推进当中，许多景区、酒店和旅游及非旅游地产项目拔地而起，但是，着实却令人堪忧。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首先不是硬件的建设，而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建设，即软件的建设。当我们在建设中不断凸现“国际”二字的时候，是否意识到我们该如何面对国际客源和国际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如何与国际客源过度的旅游者们形成和谐的交往关系。在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行为建设。

一．旅游与“跨文化交流”分析

在研究跨文化交流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跨文化交际学”的内涵，从而才能明晰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和要求。

（一）跨文化交际

所谓跨文化交际学，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分享思想、感情和信息时所发生的一切。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也称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学最先在美国兴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文化碰撞时有发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强调并维护自己的文化，因此形成了美国的多元文化格局。于是跨文化交际引起了美国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目前，跨文化交际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被国际学者们充分重视的集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是理解，容忍甚至接受彼此的文化，创建彼此认可的“共文化”，在此基础上达到彼此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说的“。”

（二）旅游与跨文化交流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常常表现为跨文化交流，而这种交流是旅游活动中的主客双方利用符号形式进行的，符号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承担着表达与解读的基本功能，由于交流者文化背景的不同，符号的表达与解读的方式与意义则大为不同。

旅游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不期而遇，造成各种文化的直接交流、碰撞、对峙，甚至融合。旅游者承载着他所在国家和地区即客源地的语言、服饰、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可见和不可见的文化元素来到异地他乡，不可避免的对异地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各地文化传播到原有的文化环境中。旅游者实际上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起着文化使者的作用。 最早提出旅游者“文化交往使者”角色概念的是旅游人类学家Valene Smith。在1977年她主编的《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中，她认为，在旅游这种特殊的文化交往过程中，旅游者扮演着“文化交往使者(agents of cultural contact)”的角色。Smith指出， 旅游中“主人”和“客人”两种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尤其是西方旅游者与非西方主人的交往），使得两种文化在不断的借鉴和适应中走向趋同。可以这么说，旅游者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到了旅游目的地，影响了当地居民，也对自身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三） “文化休克”

篇（2）

当今社会，以互联网为首的“第四媒体”和以手机媒体命名的“第五媒体”不断涌现，这些新媒体改变了传统传播中的传者和受着的关系，影响了传统的媒体的传播模式，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新媒体”一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内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士以及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创新，纵观近几年关于新媒体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着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而关于新媒体的优势也有着很多方面的见解，发挥新媒体优势，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成为当今的一大课题。

一、新媒体的内涵及种类

1、新媒体的内涵

目前对于“新媒体”的内涵，国内外的见解五花八门专家们各执一词，各种组织机构、专家学者、新媒体的使用者都从各个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媒体”进行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美国《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华纳兄弟总裁斯瓦茨威格：“新媒体就是非线性播出的媒体。”互联网实验室：“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讯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手机、个人数字助理、视频音乐播放器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能够实现个性化。互动化、细分化的传播方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一些老式的传播媒介，新媒体就是指的新的传播媒介。”对于新媒体的内涵，很难给出一个满意而准确的定义，综合国内外以往给出的关于新媒介的定义：“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2、新媒体的种类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媒体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可以更加广泛地接触和了解更多的事物。新媒体的种类有很多，主要有门户网站、电子邮箱、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博客、维克、播客、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数字电视、手机报、网络杂志等等。

二、新媒体的优势

1、媒体个性化突出

传统媒体受各方面的影响，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大众化的，但是新媒体比较顺应时代的潮流，相对于旧媒体而言，新媒体更加细分到受众，可以面向到个人。个人可以通过新媒体定制自己需要的东西，每个新媒体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2、表现形式多样

新媒体相对于旧媒体而言，形式非常多样化，各种形式的表现过程比较丰富，可融文字、音频、画面为一体，做到即时的、无限的扩展内容，从而使内容变成“活物”。理论上讲，只要满足计算机条件，一个新媒体世界的信息存储需要。除了大容量之外，新媒体还有“易检索性”的特点：可以实时存储内容，查找以前内容和相关内容非常方便。

3、信息实时

新媒体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不管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十分的丰富以及新颖，科技含量也十分高，与广播、电视相比，只有新媒体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时间没有限制，随时都可以加工，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利用新媒体与强大的软件，可以做到24小时都在线，信息实时。

三、发挥新媒体优势，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的策略

1、加强文化交流与语言学习

人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主要是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结构，，不同的文化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心态取向都有所不同，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沟通交流十分重要，沟通交流的前提是要求交流者具有较好的跨文化意识，要具备较高的跨文化意识，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阅读相关的资料来了解各国的文化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等等，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关键在于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对交流行为的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通信能力的提高，使得语言网络课堂也十分普及，对于加强文化交流与语言学习十分重要。

2、举办文化年活动，注重商务礼仪

跨文化传播很多都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推动，需要政府借助广泛的外交活动，频繁的国际组织交流来加强跨文化的传播，举办文化年活动，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人们可以随时的下载资料，观看相关活动的影像资料，各国的网名也可以在互联网BBS、个人博客、个人播客上的直接对话与交流，有效的提高了跨文化交流的效果。不同文化有各自的商务礼仪，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密切，商务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人士要想更加有效的交往、谈判，就必须注重商务礼仪。

3、掌握互联网舆论话语权

舆论是表现大多数人意见的想法，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社会团体、民众在互联网上的舆论声音各异，这些舆论压力可以成就一些事情，也可以毁掉一些东西，掌握互联网的舆论话语权对于发挥新媒体优势，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总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发挥新媒体优势，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第一部分是分析新媒体的内涵及种类，第二部分是分析新媒体的优势，包括媒体个性化突出、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实时。第三部分是分析发挥新媒体优势，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的策略，包括加强文化交流与语言学习、举办文化年活动，注重商务礼仪、掌握互联网舆论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陈卫星.传播的概念[M ].人民出版社.2004版.

篇（3）

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

我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虽然近几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

问题出在哪呢？

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显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能真正吸引人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二、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华裔学者成功地把写进了教科书。他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往往在申诉中国的苦难，外国学生会觉得在过去的战争中，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很多啊，不会太在意。我们把这件事提升为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

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这种奇怪判断，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朗朗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为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便是教训。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在传播中要做的，不应该再频频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该崇尚文化差异，并从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也是一个观念。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变得更加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局部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语状态。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篇（4）

近年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教学，而且更应包括文化知识教学。不少有影响的外语教育家都认为，是否把跨文化知识的渗透纳入外语教学内容是区别传统外语教学和现代外语教学的主要标志。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在其提出的外语能力要求中，已经把文化列入交流能力的重要内容。交流能力包括五个方面，即四种语言运用能力(听、说、读、写)加上文化素养(社会文化能力)。

一、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人们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亦是人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媒介。中学英语中的文化是指使用英语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总和，包括社会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惯、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现行中学英语教材中，西方文化的内容比比皆是，为我们进行跨文化教学创造了条件。因此，英语教师应把文化教学融人语言教学，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外语教学专家认为，交流中的错误主要有两种：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且认为后者的性质更为严重。如果一个人缺乏相应的语言运用规范常识，缺乏对对方文化背景的了解，那么他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失败就越惨痛。重视文化知识的渗透，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鉴别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使交流与沟通不至于受到影响，以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二、文化渗透的方法与技巧

文化教学方法和技巧可以借鉴如下方法：文化渗透（包括词义挖掘法、语法提示法、翻译对比法）；文化旁白(即在上语言课或其他课程时就有关内加入文化的介绍和讨论)；文学作品分析；文化片段；异同比较法(比较本国与目的语国家文化之间的异同)。我们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采取以下具体做法来进行文化知识的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1．英语词汇文化内涵的渗透

在影响语言的因素中，文化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有什么概念，这个民族的语言中就会有什么词汇指代这个概念。因此，我们可采“渗透”的办法来旋行词汇教学。例如：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对Christmas(圣诞节)的概念不同，因为英国人生活在北半球，圣诞节时值冬季，圣诞假期在他们心里意味着寒冷的冬天，灰色的天空和温暖的壁炉；澳大利亚人生活在南半球，圣诞节时值夏季，圣诞假期在他们心里意味着炎热的夏天，湛蓝的天空和辽阔的海滩。尽管“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但在“家庭团聚”、“节前餐”、“送孩子礼物”、“全社会放长假”等方面文化涵义上都差不多

2．英语语法文化内涵的渗透

语法主要描述词的曲折变化、词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及词法和句法规则。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规则。一种语言的语法不仅有逻辑形结构，而且是语言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然受到语言使用者在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影响。英语教师在教学上应注意英语语法，并且让学生懂得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惯用语。例如：汉语说“我想周教授明天不去昆明” ，英语中要说“I don’t think Professor Zhou will go back to Kunming tomorrow.” 而不能说‘‘I think Professor Zhou won’t go back to Kunming tomorrow.” 再如：别人问你“You didn’t win the football game yesterday，did you?” (你们昨天没有赢那场足球赛，是吗?)，如采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要回答“Yes，We did”(不，我们赢了)，而不是“No，we did”。英语这种否定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截然不同。这就充分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方法不同，语言表达不同，句法结构也随之不同。

3．英语对话和课文中文化内涵的渗透

在跨文化交流中，谈话的内容、话题的选择是产生交流失误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一个文化中人们习惯交流的话题，可能是另一个文化中人们设法回避的话题；一种文化人们常常涉及的内容，可能构成对另一个文化中隐私的侵犯。因此，在教对话的过程中，英语教师应让学生知道话题的选择和禁忌。教学英语课文时，我们可采取“文化旁白”的方法。例如：在Abraham Lincoln一课，英语教师可以介绍有关美国内战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情况，让学生知道美国的一些历史及林肯本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林肯对美国的伟大贡献。另外，英语教师可采用“文学作品分析”的方法来教和欣赏教材中的文学名篇，引导他们随时随地地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使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

4．文化片段渗透

非语言交际的表达方式，如手势、体态、衣饰、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观念等等(即描述跨文化交往中一个引起冲突或误解的具体事件，然后给出多项选择，针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让学生选出正确答案)

篇（5）

在国内，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各个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对外交流中持续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欢乐春节”“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动品牌，其中“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14年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上海市则注重从产业出发，鼓励创意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以交流带动企业对接，形成了以产业驱动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则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战略，并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实施“文化南京”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2011年起，南京坚持打造“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持续开展国际交流的成效不断凸显，在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组织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中，南京与成都的国际形象排名并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但纵观国内外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发现，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在策划、实施过程中，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南京近年来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探讨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并就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

一、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个城市的对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评价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各个城市的对外交流已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运作模式。这些模式各有所长，但总体来看，是否能培养出具有自发性、产业性和社会性的聚合力量，推动并实现对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应是考察以城市为基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切入点。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自发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必须是从城市内部自发地生长出来，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点，同时又能符合国际推广与传播要求，能为国内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强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广和建设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对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视。尤其是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必须从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生产上确保议题设置、舆论引导的精准性和面向国外一般受众接受时的普遍性，要在这个平衡点上把握分寸，同时还要确保内容是从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符合地区气质，适合本地土壤。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和凝聚。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对象，是物质的城市，也是抽象的历史、文化，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显现的城市精神。这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礼的群众，更需要无数社会主体的聚力。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激发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民间机构、文化团体、社交平台和公众等社会主体参与到文化交流中来，需要自下而上地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参与推动城市对外文化交流，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产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驱动力在于产业。产业必须要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来，甚至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于具体的项目，并能在项目执行和操作的过程中，固化成文化产品。只有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文化产品，才可能是有传播效力的文化承载物。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同时还会造成文化的“空心化”；灵机一动的选题，临时搭班的组团，匆忙寻觅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内涵，更不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游击队，且勿论能产生任何深远、持久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

二、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原因

对外文化交流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一个很有效的抓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调研中，我们认为，如何利用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性的途径和方式，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关键在于要解决对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实”“路径单一”和“短期效应”三大难题，形成一条涵盖内容生产、参与主体和项目运营的系统化路径，从而推动南京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可持续化发展。

（一）“名不符实”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不适应性，缺乏精准到位的内容策划

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内容。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但南京留给公众的却是一种特色不浓、个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文化消费者的重视不够，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显著。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义的表达。而意义的表达需要物质符号载体来传达。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符号系统，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没有转换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号体系，这种意义的传达就会失败，更不可能产生持续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以受众为导向生产内容、开展交流，就会导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真正地“走进去”，造成对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续性。

（二）“路径单一”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体单一性，缺乏自发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体

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最具实力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英国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英国文化协会都是各自国家具有强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将高校、企业、艺术机构、媒体等社会主体紧密结合。南京市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项目中已经开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转向更加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和渠道的作用，着力提高参与度。比如2009年立的“双百”品牌，即百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对外文化交流使者评选，通过统筹国内与国外、官方与民间等资源，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发展和管理的主体，而目前政府职能尚未能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其他非政府组织或者单位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项目进行时资金、人力等资源经常出现匮乏的现象。

（三）“短期效应”问题：项目生命周期短暂，缺乏形成以品牌为目标的系统化运作

继2015 年成功举办米兰世博会“南京周”活动后，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选择一个世界知名城市，举办“南京周”系列活动，推动南京文化、创意和南京企业走出去，呈现有品质、有温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国际知名度和城市美誉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项目在国内外开展时，能在当时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一时谈论的重要话题；但是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较难持续。这是由于项目运作缺少可持续发展战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产业的催化。类似的项目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来说，不构成持续的影响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记忆或者品牌效应，交流的长期效果不能保证。

三、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建议

对外文化交流是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近年来，南京市委外宣办通过开展朝天宫装置艺术展、国际设计师驻地计划、中意画家交流、中英云锦交流等一系列驻地计划活动，在破解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梳理总结了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构建“国际化、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表达“语境”，将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相结合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虑国外受众实际，尽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与外国受众无缝连接、全面贴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就是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主动融入文化表达中，利用技术手段增强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前夕，南京市委外宣办邀请国内外设计师驻地中外市长论坛举办地――朝天宫，以实现历史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为主旨，创作了“浮阁”“宫影”两大艺术装置。“浮阁”将丝绸、榫卯、云锦、金箔等非遗元素通过当代艺术形式重新呈现，装置整体在展示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柔性美丽的同时，与现代建筑极简意味进行了有机融合，金箔门钉方阵则呈现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遗工艺。“宫影”以“窗格”和“万花筒”为灵感，装置选取朝天宫、天妃宫、静海寺等“一带一路”相关的历史建筑细节，以万花筒视角幻化出斑斓视觉效果，由亚克力材质制成大成殿窗格围合形成光影走廊。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实现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观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对外文化交流还包括将国际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该过程中，许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经过综合和嵌入过程，在新的本土语境中获得转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表现方式，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种创意性融合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输出不仅要在物理层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层面上“走出去”。

（二）构建“社会发起、政府跟投”的“精准自动化”活动组织模式，将政府与社会多种力量相结合

在这里，“精准自动化”特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不同的联动模式。“社会发起”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起点，依靠民间、社会力量自主地产生交流动议，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空间。“政府跟投”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支撑，积极参与和支持由社会主体发起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2015年以来，南京市委外宣办支持了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发起的“跨越边界：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及由贺福传媒公司发起的“苏格兰云锦：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实践了“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政府-高校-艺术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宁驻地采风创作，安排与南京本地艺术家、学者、学生及老百姓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活动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方山艺术营负责具体承接意大利艺术家驻地。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则以“政府-传媒公司-文化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同样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贺福传媒负责邀请英国设计师来宁驻地创作及在英国定制云锦礼服，并对该活动在中英两地开展的全过程进行跟拍、记录并剪辑制作非遗主题纪录片《苏格兰云锦》，还有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云锦研究所则负责具体承接驻地，组织中外设计师共同创作交流。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对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模式，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提出了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迫切任务。基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考虑，在政府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但是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出面怼鞍打天下”，导致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官方立场，更多地联合社会主体，采取商业往来、民间友好交往、高校学术交流等形式，协同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构建“交流在前，产业跟进”的“兼容”发展机制，将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篇（6）

这个方法把重点从与陌生的他者之认同性的社会问题的范围转移到一个敞开的，具有未来时间向度的问题讨论中。文化不是只指向已逝去的过去，这种"过去"并因此而不能再变化，无论是否定它，或者是维护它。文化始终指向的，并非只是某种文化的模糊不清的命运，而是这个全球社会的整体。每一种文化并非是从它的起源处得到说明，而是应该着眼于它的当下。如德里达在谈到语言时所说的那样：语言不再清楚，它们从哪里来。但语言所说的，是从一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当下来思考和打算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关于文化辩论的一个十分重要，迄今很少涉及的基点。这个基点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方向，即它指向了未来。敞开的未来这一文化概念和功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维度。我认为，"当下"和"过去"应该被放置在一个动态的多变的关系中，在这个维度的关系中，除了"当下"，"历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做的题为"未来就是过去"的报告值得引证。他的报告借用了海德格尔所用的一个标题，并且作了以下的表述：回顾意味着未来。继尔他提到，对于人来说，文化具有自然的功能。文化能够使人去行动，去创造，去想象。由此而向人隐藏了他自己死亡的时刻，并且通过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敞开着的，继续下去的生命赠与人。1997年7月13日，伽达默尔在他的庆典报告中说：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纪中。在这个世纪中，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追问未来的、不能被理解的和被掩盖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总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重新返回，重新把我们自己放置到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国家的历史过程所发生的事情之中。为此我们互相需要，如果我们需要文化的话。

在关于文化的讨论中，贝克以与自己传统保持距离为前提，就向未来敞开的问题提到了一个纯粹的认识论因素。而伽达默尔则认为，要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要信赖自己的历史。联系二者，教化概念（Bildungsbegriff）占有核心的位置。教化概念涉及到与当下和未来挑战有关的主体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循环，伽达默尔说：

人们几乎不敢说教化这个词，教化不是由人硬做出来的东西，它是自我发展的。真正有教养的人，并不知道从中得到了什么。教化是自发的。人塑造自身就如同画家作品之成形那样。世间万物突然间让伟大的画家保持静止，以至画家自发地被塑造的规律所支配。

二、从远古圣人到历史主体

文化是通过教化过程而获得的知识（伽达默尔），还是为了回应将来的挑战必得去寻求的道路（贝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两个关于文化的观点同样都依据于对世界的理解。这一不是指对文化的继承、而是对完全非神话情况下的远古圣人的理解。在神话中的远古圣人现在变成了历史的自由主体。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要在全球联系中提出文化问题，那么就必须首先确定文化的意义，这个重点是我们应该强调的。这里起作用的是现代西方的主体概念，而不是像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所认为的那样的从远古圣人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始于某种确定的神话形象和功绩的史前时期。从未来向度产生的区别由此而清晰可见。对神话和传统样式的关系是建基在中国文化这一概念上的。由于传统的厚重，这又使得当下和未来的挑战变得苍白。同时，人们不能够相应地感受到这一挑战的重要性。只有将认识的功能和文化教育任务的可能性真正置于核心的试金石地位，面向未来的自由主体的讨论才会引起重视。

以上述方式入手，乍看起来有些片面和西方式，实际不尽然，日本哲学家Mishima的观点所涉及的范围值得考虑。他是从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概念为出发点。他否认这一文化走向文化政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反对采用某种方式，以使文化成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证明。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应该思考的。这样就不会限制和削弱文化概念，防止文化概念与生活关联相脱离，以至于防止放弃这一概念的社会向度。

作为西方学者我愿意这样去表达文化中的主体概念，就世界标准就来，这一概念具有核心意义。我所使用的主体概念，并不是指那种固执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理解。我更多地强调了主体的主动的被动的、行为着的，渴望着的介入到世界中去的人的形象以及参与到语言群体，参与到意义中去的人的形象。

虽然我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及精神史传统方面的区别，我仍然坚持使用主体概念。因为主体在现代的思潮中是行动着的，有作为的概念。依我之见，中国文化史学的艰巨任务在于去研究中国文化史学的本质，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概念，家庭和统治的概念。这些概念对未来有重大意义。西方的主体概念是一个竞争概念，而这些观点与全球社会之未来是相适应的。实际上这个概念决不会防碍以未来为导向的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诸种观点的产生。我认为现在除了去考虑及全力去阐明主体概念之外，没有其它捷径可走。以我之见，在人们勿忙去寻找共同点之前，应该强调的仅是传统的竞争。

在这一联系中值得讨论的是欧洲价值对现代全球社会的普遍重要性。森哈斯（DieterSenghaas）在他的题为《文明化对抗意志》的书中这样说：

虽然当代模式的欧洲价值是在一个个别化的联系中发生了，但这种价值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然它不是因为这些价值具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基础（根本就不存在着这样的东西），而是因为价值发生的联系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过渡已经普遍化，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自行瓦解，价值的多元性随之产生。

三、忍耐及理智的责任

波普尔（K.R.Popper）于1981年在图宾根大学所做的关于《容忍与理智的责任》的报告中，我认为有两个重点：

必须懂得，其他人对错误的发现和纠正，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反之亦然）。对于在异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不同观念的人们来说，这点尤其重要，由此引出了宽容的态度。

我们必须学会，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来自其他人的批评也同样必要。这种批评几乎与自我批评具有同样的价值。

波普尔在他的《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中提到了向异文化领域中的人学习的必要性。据此我们不仅要与那种在一个确定的科学原则中占有显而易见的确实基础的模式这种思想告别，而且要与文化所要求的普遍正确的单一性这一思想告别。模式的时代，尤其是带有目的论的模式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现实中，这一重要性与个体的认识能力相吻合。如果个体不把自己联结到一个伦理和方法论的有力证明的系统中，个体则不能了解这一重要性。

什么是科学的知识？研究的任务能是什么？以及必定是什么？研究的成就服务于谁、或什么目的？在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运用之间是否有直接有关系？这些问题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不能与完全确定的文化脱离，相反，认识需要文化框架作为它的先决条件。应该这样去表达文化科学，无须说单一文化的本质问题是文化本来的核心问题，而是在研究单一的文化自己的传统中运用的方法论才是核心问题。我认为，在这一联系别有意义的是以下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文化科学允许进入单一的特殊的文化中去，从而去研究从当代思潮中产生出来的经验、恐惧和热望呢？我期望着在中国和德国文化学的差异处去赢得新颖的认识。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的结论是：当在进入文化概念的对话之前，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学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着手方式的区别。我总有这样的印象，不同文化圈的学者，虽然他们谈的是同一题目，实际上却在谈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文化领域这个讨论中就存在着这一现象。

四、向世界的敞开：关于文化概念的阐释

我认为，就全球范围来说，去获得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去展开这样一个自身敞开，并不与外界相隔绝的文化概念应是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从实用目的的文化科学和文化哲学的观点出发，按照一国的但也是全球的尺度，我们将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展开讨论。若要持续地发展，就要采用从社会内部出发的方式，要避免发展的偏执性。

我把对话的偏执（Beliebigkeit）定义为交流的一方出于一定的目的的武断地维护，随意地赞颂自己文化的态度，我们应该改正这种偏执的态度，以对话方式面对其它文化。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原因，不同文化之间的自由对话不可能进行。在正统和正式场合之外去开展一个普遍的对话，有这一决心是很重要的。由于上面所提的各种文化间之争辩的"偏执"，人们对对话的要求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过去已经不再那么热切，为了不丧失对话的严肃性，我们须证明对话的合法性，并且汇入到有承载能力的兼容结构中。

五、文化交流--严肃认真的对话

文化交流不再能够摆脱由"精神"这个文化概念的复数形式唤起的思想见解：我们所谈的多种文化并非指无法传播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似乎是对这一点的证明，我们成了（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世界大事的话）分裂的目击者。这种分裂脱离开每个概念上的限定，而且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发展逻辑，即使"全球化"这个概念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由于我们已经意识到全球行动的必要性并因此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世界"，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自己陷入到两者之间的深深矛盾中，这两者即他们自己对文化交流的愿望与要求和实际存在的互不相融。这种互不相融往往在不同文化的交点上蔓延，由此使得人们对文化交流的要求陷入困境。我们当然已经学过如何细致区分"不同风范"与"不同值"，然而却经常轻易地将"文化"这个概念与当地的文化现象等同起来。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这个概念托玛斯·迈尔（ThomasMeyer）阐述到，它一方面源于赫德尔（JohannGottfriedvonHerder）的文化结合完美性的球形理论，另一方面源于帕森（Parson）的价值理论。基本的社会价值构成不同文化的意义核心，这个说法即来源于该理论。在立足于"认真"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中，谁是交流的对方呢？

虽然与我交流的对方是单独的一个人，我从封闭的文化圈子出发将其视为"他们"，将"我"视为"我们"，使他从我的观察角度在譬如有关人权的讨论中由某个国家一名公民变成为某种文化的一个代表。与此相应的是，我的这位交流伙伴在具体的对话情景中或者充当一名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代言人，或者变成为纯粹个人观点的捍卫者。这两种身分都是可能的，并且在实践中常有发生。在我看来，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只有当可能存在于个体身分与集体身分之间的差别被做为先决条件并被当做对话主题时，"严肃性"才会出现。在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应该注意克服一种现象，即自然的文化个体变成了人造的组合体。

为使文化交流成为严肃认真的对话（对话立足于交流中为对方负责），我不仅反对文化隔绝论，而且反对文化根源唤醒论。我的思考中心是外国文化精英，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概念基于他们头脑中的教育思想而得以发展。为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严肃认真的意义上富有成果，这个发展是势在必行的。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文化政策研讨会（UNESCO）宣称，文化与教育决不可分，二者相融共栖。文化滋润教育，教育发展、促进并加强文化。

在这个彼相相融的过程中，个体性与集体性"可能"，而并非"必须"溶于一体。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不同通过教育而被消除，然而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在文化交流中始终有可能存在于意识中。由于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差异原则上不可扬弃，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不能通过预先给定的文化模式加以确定，所以需要一个关联点，为的是赋予文化交流以政治及社会的重要性。我认为，类似UNO这样的研究机构扮演了这个关联点的角色。没有这些机构就不可能产生遵循国际标准的和睦相处，因为它们为形成国际间的共同生存奠定了基础。

六、文化--文明

在德语中，"文化"和"文明"是一对对偶词，如同陀斯托耶夫斯基（Dostojewski）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是拉法尔（Raffael）（画家名，代表文化）还是煤油（代表文明）。这一点可以被称作康德的"文化"与"文明"对偶词的遥远的回响。康德写道：

我们从社会的规范到礼俗都被过分的文明化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已经道德化了，实则不然，我们还缺少许多。终究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而其运用，则构成了文明。这种运用导致了对文明举止的由衷热爱和外在的礼俗。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核心涉及到精神、艺术、宗教，故在德语中有这样的趋势，将与精神、艺术、宗教相关的文化与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内容的文化相区别。如康德在上述引语中所说，两者之间的界线造成了世界观和道德观的障碍。这些障碍产生于19世纪德国市民社会的僵硬的行为准则。天然的个人行为（文化）与十足的效仿（文明）是不同的。从这一点出发，如果将文化与文明置于一个用于测量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的衡器中，文明的度要远低于文化的度。文明只是表面现象，它不含任何实质的东西。

用德语"文明"与"文化"表达出的差别无法用英语表达，因此布克哈特（JakobBurckhardt）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在意大利》（London,1950年），在英译本中则成了《文艺复兴的文明在意大利》。造成这种翻译差异的原因是在英文中"culture"与"civilization"意义相同。

我认为，这两个词在中文与德文的文化理论对比探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因是两者之间的重叠与交错。在中文里用"文明"，表达"civilization"，用"文化"表达"culture"。如同在英文里那样，这两个概念首先是并列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用"文明"可以说明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

实际上，"文化"这个概念在正反意义上都有明确的含义。回顾过去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文明，而是针对中国的文化。这场革命被理解为对文化上层建筑的批判。在文化上层建筑中，除了政治与法律外还有哲学、宗教、艺术。在汉语中，当话题涉及到文字和学识的程度时，人们往往在口语上用"文化"这个词来褒奖对方。"文化"被用于所有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因为这些活动在帮助学者证明人类社会某个发展阶段的总体文化状况，如汉代文化、唐代文化或远古的仰昭文化或龙山文化，这些文化又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先驱。即使在涉及到当今意义上的"文明"成就时，仍然使用"文化"这个词。例如中国的艺术创造的线型特征得到很早的实物证明，这个文明成果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实质问题。另外，一个在社会及文化方面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民族往往被称为文明国家，这中间又关联到文化概念的价值。

由于英语中的文化理论和的唯物论的强烈影响，"文明"与"文化"之间失去了清晰的界线，二者彼此重叠、相互覆盖。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中，文化就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这种行为与某些纯粹属于文明范畴的事物（如扩建交通设施，改善卫生水准等）混淆起来。德国学者不应由于这种混淆而看不清文明的发展包含着国家形成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文明进程与国家形成过程融为一体，则达到了一个水准，在这个水准上文明阶段（程度）超过了文化阶段（程度）。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成了对文明与文化的讨论的中心。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将"Peuplespolicés"视为文明的民族，这样一来，政治、经济便与宗教及道德在国家成功地形成的先决条件下相互关联。在国家形成不完善的情况下就谈不上"文明国家"，对国家的改良属于文化范畴，文化范畴与个人（即在开头所提到的"自由主体"）贡献相关，它始终能够呈献出一种井然完美的社会的前兆。

篇（7）

文化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文化的对象即自然、社会、人自身都是社会性地出现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都受到社会的规定，因此文化形成了社会格局。文化受到社会的规定，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创造，都只能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创造于自我创造的动态互渗，因而也是前定的文化积累于后发的文化生产的具体统一。因而文化创造与文化生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它是社会创造于个人创造的规定。

文化传播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人类文化历史的统一性，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决定着社会文化因素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因此，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相互交流、借鉴的可能性。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仅国内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增多，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们以及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习俗的人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密切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之中。

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对一个人的个性和属性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都会产生影响。交流本身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有种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国际间的交流，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亚文化间的交流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国家层次这三种主要环境下。交流不仅有不同的意图，而且可以有不同的进行方式，如：自我中心型、控制对方型和平等对话型。

篇（8）

5月15日晚，“2007沈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开幕式暨交响音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标志着交流展正式开幕。

本次交流展从5月15起至6月22日结束，为期一个多月，计划举行24场音乐会。来自美、法、日、韩的18位外国音乐家、学者，将在沈阳音乐学院与中国艺术家们联袂演出或讲学，来自国内艺术团体、音乐院校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也将为观众献上精彩的演出。此次交流展是沈阳音乐学院继“第27届李斯特音乐节”、“沈阳国际音乐节”、“2004沈阳国际长笛艺术节”和“沈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之后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活动。交流展的举办，将有利于沈阳观众更加直接地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各种音乐形式、风格与流派，对开拓观众眼界、提升沈阳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全民音乐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王毓

首届钢琴修造论坛举行

由中央音乐学院和施坦威（上海）钢琴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钢琴修造艺术论坛，5月21日-24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钢琴修造领域举办的规格最高级、水平最高的一次专业研讨、学习和交流的盛会。论坛由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实践管理办公室承办，吸引了全国专业院校师生和大批各地钢琴修造专业人士。

据介绍，此次论坛的举办，目的在于普及和提高我国钢琴修造、调率和维护水平，为业内人士营造一个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平台。论坛主讲人包括中央音乐学院赵东升、王德生、刘克寒等钢琴修造专家，授课的外籍专家包括施坦威钢琴（远东）公司总裁罗伯特・道夫先生、施坦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约翰・潘顿先生和纽约的专业技师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迎于24日晚举行了独奏音乐会，为论坛画上句号。

■刁艳

中国音乐史学会

第十届年会联手苏州

本报讯（记者 乐工）中国音乐史学会拟于2008年9月下旬在江苏苏州市召开第十届年会；同时举办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评选仍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组进行。

为了充分发挥本学会的优势和作用，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建设，更好地为广大会员服务，该学会拟与苏州鑫凯培训学校联合举办：1、2007年暑期中国音乐学论文写作班；2、2007年高等院校音乐理论教学研修班；3、2007年中国音乐学硕、博士研究生考前辅导班等培训科目。

详细办法可登录以下网址：

yyyj@rymusic.省略

咨询电话：010-68152605（《音乐研究》编辑部 陈荃有） 0512-65165528（苏州鑫凯培训学校教务处）

高为杰星海讲学

篇（9）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进程越来越快，中外文化交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顿，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有交流才能有发展，必然会产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

当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产业，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推动其发展。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交流，其内容、方式、渠道等已经显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点，就文化谈文化已不合时宜。

2.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被彻底打破，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形成了文化发展交流的国际化，地域和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趋突出，固守原有的传统变得越来越困难。

3.参与文化交流的人员群体越来越广泛

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种现代信息载体进行，但通过人员进行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跃，参与对外交流的群体大大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

二、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背景下，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

1.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由于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故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总的来讲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扩张性、渗透性而言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向一切与之交流的外来文化施以影响或进行灌输 ,使这种价值观逐渐进入那些外来文化之中并成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 ,外来文化逐渐消解了“异已 ”的面貌 ,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变了上述情况。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众来说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认同感严重地淡漠了，认为中国文化落伍了，只有外来文化才是现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他们希望通过排斥西方文化来弘扬传统文化 ,以此重塑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人的思想倾向和方式虽不同，却表现了同一个东西 :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

2.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统价值观占据了宣传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种主流渠道都在唱响“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来自西方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各种文化却席卷着文化市场,而且势头越来越猛。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把看好莱坞的大制作故事片当作电影消费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麦当劳当做家常便饭，可以说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尽管这种美国文化是伴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权地位进行传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文化在保持美国传统精髓的同时，融合了许多外来因素，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餐厅，在制作食物时均考虑了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作品在国际获奖，也表明中国文化被世界的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

3.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篇（10）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