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汇总十篇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1）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
(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2）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 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 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 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 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 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 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 and 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 1984, Noss and Harris 1986; 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 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 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
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3）
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p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 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 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 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 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 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 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 1991)。
1.2 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 and 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 1984， Noss and Harris 1986; 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 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 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 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 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 and Harris 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 of Landscape Compensative 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 (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
(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 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 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 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 and Soule，1981; Harris1984;Forman and Godron 1986; 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 1979; 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 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 and Godron 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 and Abele 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 Minimum 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 and Soule 1981；Harris 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 and Wilson 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 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 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 and Forman 1987)
2.2 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 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 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助性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 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 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 and Godron 1986;Harris and Scheck 1991;Saunders and Hobbe 1991；Forman 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 and Hellmund 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 and Scheck 1991；Forman 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 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 1978;Gould 1993， 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 and Sheck 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 and Scheck 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 and sheck 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 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 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 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 1987; Pickett and Thompson 1978;Kolasa and Pickett 1991; Renshaw 1991; Kozakienicz 1995； Forman 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 and Soule 1981; 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 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 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 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 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 (Laver and Haine-Young 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 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 1995a-c， 1996a-b)。
3.2 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 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 1990， 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 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 1984， 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 Dynamic 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 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 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4）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最大—最优化途径(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表1)。
表1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2.1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1)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2)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3)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2.2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I.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withnature)[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和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生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如果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简称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Kozlowski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生态约束途径
3.2.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18]。
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SolutionSpace)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19]。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
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义基于对发展形式与其对环境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环境因素的评价。但这种分析和评价所依赖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规划定义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超过这一空间，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具有优先权。但当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它物种的生存同样面临着威胁时，UETs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人类生存的“答案空间”与物种生存的“答案空间”重叠并相互排斥时，谁应有优先权呢？这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资源规划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UETs方法最早从旅游开发活动中总结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相对来说较易解决。但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用UETs有许多因难。
3.3安全格局途径
在分析以上各种可持续规划途径，比较其利弊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概念[27～29]。与城市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阈限一样，生态过程也存在着一系列阈限或安全层次，但是这些阈限对整体生态过程和环境来说都不是顶极的或是绝对的。它们是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量或时空格局，如生物保护中体现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距离等阈限[30～33]。与这些生态阈限相对应，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某种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景观中也存在对维持其它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农业安全格局，它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应，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视觉安全格局，它们由对视知觉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环境的视知觉过程得以维护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们由对乡土文化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地方精神与乡土文化过程得以维护，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义、识别和应用的规划方法称为安全格局途径。安全格局途径认为生态过程和其它过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冲击的忍受能力是有阈限的，但不承认最终边界的存在。同样，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也是不均匀的，或是阶梯状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为维护各种过程进行辩护和交易的有效战略，它在尽量避免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不论最终的发展与环境规划决策和共识在哪一种安全水平上达成，安全格局途径都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达到高效。同时，安全格局把对应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阈限值转变为具体的空间维量，成为可操作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及生态规划设计的语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安全是有等级层次的和相对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态或其它过程维护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据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来定义，而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是可以通过趋势表面来表达的。所以，根据趋势表面的空间特性可以判别对控制过程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点和空间联系，即安全格局。(3)多层次的安全格局是维护生态或其它过程的层层防线，为规划和决策过程提供辩护依据，为环境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战略。
4讨论
作为总结，可以作以下几点讨论：
(1)无论是以经济最优或是以生态最适为目标的可持续规划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规划不可能是绝对的、唯一的，既非经济决定论的，也非环境决定论的。规划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选择的，即规划应是可辩护的。(2)环境会对发展强加某种“最终”的或是“绝对”的限制，对此规划必须遵循。但是，这种限制或边界是很难定义的，或是难以接受的，它在规划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3)在规划所依赖的许多经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怀疑和摒弃之后，规划方法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续规划更为有效。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还有赖于广泛的实践检验。
参考文献
1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Planning:WithaCaseinSouthChina.DoctoralThesis,Har-vardUniversity,1995
2VonNewmannJ,Morgenstern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1947
3LuceRD，RaiffaH.GamesandDecisions:IntroductionandCriticalSurvey.NewYork:JohnWilley＆SonsInc,1957
4FoyG.Economicsustainabilityandthepreservationofenvironmentalassets.EnvironmentalManagement,1990,14(6):771-778
5PearceDW.Thegreatenvironmentalvaluesdebate.EnvironmentPlanning,1994,26:1329-1338
6McHargI.DesignWithNature(l992edition).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9
7McHargI.HumanecologicalplanningatPennsylvania.LandscapePlanning,1981(8):109-120
8LittonRBJr,KieigerM.(AReviewon)Designwithnature.JournaloftheAmericanInstituteofPlanners,1971,37(1):50-52
9FaludiA.ADecision-centeredViewofEnvironmentalPlanning.PergamonPress,1987
10AlexanderER.ApproachestoPlanning:IntroducingCurrentPlanningTheories,ConceptsandIssues.GordonandBreachSciencePublishers,1986
11DavidoffP.Advocacyandpluralisminplanning.JournaloftheAmericanInstituteofPlanners,1965,31:331-338
12SimonHA.ModelsofMan,SocialandRational.NewYork:Wiley,1957
13PearceDW.Anincompatibilityinplanningforasteadystateandplanningformaximumeconomicwelfare.EnvironmentandPlanning,1973,5:267-271
14Ciriacy-WantrupSV.ResourceConservation:EconomicsandPolicies.Berkeley,1968
15BishopRC.Endangeredspeciesanduncertainty:theeconomicsofasafeminimumstandard.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78,60:10-18
16PerringsC.Reservedrationality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Technologicalchange,timeanduncertain-tyin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EcologicalEconomics:TheScienceandManagementofSustainabil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1.154-166
17UnitedNationsThresholdAnalysisHandbook.NewYork: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1977
18KozlowskiJ.ThresholdApproachinUrban,RegionalandEnvironmentalPlanning:TheoryandPractice.St.Lucia,(Queenland，Australia):UniversityofQueenlandPress,1986
19KozlowskiJ,HillG.Towards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Guideforthe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UET)Method.Vermont(USA):Avebery,AsggatePublishingCompany,1993
20dumEP.FundamentalsofEcology.Saunders:Philadelphia,PA,1971
21IUCN/UNEP/WWF.CaringfortheEarth—AStrategyforSustainableLiving.Switzerland:Gland,1991
22BishopAB,FullertonHHetal.CarryingCapacityinRegionalEnvironmentalManagement.WashingtonD.C:OfficeofResearchandDevelopment,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1974
23HeldRB,BricklerSetal.AStudytoDevelopCriteriaforDetermining.TheCarryingCapacityofAreasWithintheNationalParkSystem.DepartmentofRecreationandWatershedResources,ColoradoStateUniversity,1969
24KussFR,MorganJM.Estimatingthephysicalcarryingcapacityofrecreationareas:Acasestudyfortheapplicationof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1980,35(2):87-89
25OtolanoL.EnvironmentalPlanningandDecisionMaking.NewYork:JohnWiley＆Sons,1984
26HardinG.Culturalcarryingcapacity:Abiologicalapproachtohumanproblem.Bioscience,1986,36:599-606
27YUKong-ji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andGISapplication.GeographicalInformationSciences,1995,1(2):1-17
28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andsurfacemodelinlandscapeplanning.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1996,36(5):1-17
29YUKong-jian.Ecologists,farmers,tourists-GISsupportplanningofRedStonePark,China.In:CragliaM,CouclelisH.GeographicInformationResearch:BridgingtheAtlantics.Tayor＆Francis,1997,480-494
30MacArthurRH,WilsonEO.TheTheoryofIslandBioge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31HarrisLD.TheFragmentedForest:IslandBiogeographyTheoryandPreservationofBioticDiversit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
32FrankelOH,SouleME.Conservationand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
33FormanRTT.LandMosaics:TheEcologyofLandscapesandReg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InstituteofPlanners,1965,31:331-338
12SimonHA.ModelsofMan,SocialandRational.NewYork:Wiley,1957
13PearceDW.Anincompatibilityinplanningforasteadystateandplanningformaximumeconomicwelfare.EnvironmentandPlanning,1973,5:267-271
14Ciriacy-WantrupSV.ResourceConservation:EconomicsandPolicies.Berkeley,1968
15BishopRC.Endangeredspeciesanduncertainty:theeconomicsofasafeminimumstandard.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78,60:10-18
16PerringsC.Reservedrationalityand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Technologicalchange,timeanduncertain-tyin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EcologicalEconomics:TheScienceandManagementofSustainabil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1.154-166
17UnitedNationsThresholdAnalysisHandbook.NewYork: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1977
18KozlowskiJ.ThresholdApproachinUrban,RegionalandEnvironmentalPlanning:TheoryandPractice.St.Lucia,(Queenland，Australia):UniversityofQueenlandPress,1986
19KozlowskiJ,HillG.Towards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Guideforthe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UET)Method.Vermont(USA):Avebery,AsggatePublishingCompany,1993
20dumEP.FundamentalsofEcology.Saunders:Philadelphia,PA,1971
21IUCN/UNEP/WWF.CaringfortheEarth—AStrategyforSustainableLiving.Switzerland:Gland,1991
22BishopAB,FullertonHHetal.CarryingCapacityinRegionalEnvironmentalManagement.WashingtonD.C:OfficeofResearchandDevelopment,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1974
23HeldRB,BricklerSetal.AStudytoDevelopCriteriaforDetermining.TheCarryingCapacityofAreasWithintheNationalParkSystem.DepartmentofRecreationandWatershedResources,ColoradoStateUniversity,1969
24KussFR,MorganJM.Estimatingthephysicalcarryingcapacityofrecreationareas:Acasestudyfortheapplicationof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1980,35(2):87-89
25OtolanoL.EnvironmentalPlanningandDecisionMaking.NewYork:JohnWiley＆Sons,1984
26HardinG.Culturalcarryingcapacity:Abiologicalapproachtohumanproblem.Bioscience,1986,36:599-606
27YUKong-jian.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inlandscapeandGISapplication.GeographicalInformationSciences,1995,1(2):1-17
28YUKong-jian.Securitypatternsandsurfacemodelinlandscapeplanning.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1996,36(5):1-17
29YUKong-jian.Ecologists,farmers,tourists-GISsupportplanningofRedStonePark,China.In:CragliaM,CouclelisH.GeographicInformationResearch:BridgingtheAtlantics.Tayor＆Francis,1997,480-494
30MacArthurRH,WilsonEO.TheTheoryofIslandBioge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5）
1.1研讨目标在本院心血管内科门诊初度确诊为冠心病,正在承受住院医治的冠心病患者,无心肌梗死、左心衰竭等严峻并发症,住院时刻≥1周。排除标准:不愿意承受查询,或住院时刻不到l周,或许有心肌梗死、左心衰竭等严峻并发症的冠心病患者。
1.2挑选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在本院心血管内科初次确诊为冠心病且住院承受药物医治的188例患者,将92名冠心病患者作为实验组的研讨目标,运用临床途径形式进行保养。将其他96名冠心病患者作为对照组的研讨目标,依照惯例整体保养形式进行保养。2组患者在年纪、性别、文化程度、血压、血糖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含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
1.3评估标准自行规划查询问卷,在患者出院前1d进行查询。问卷内容包含:基本状况、遵医行动状况、疾病常识知晓状况、满意度等。患者的遵医行动以>9O%的时刻患者自动、严格地遵照医嘱履行,为“遵医行动好”,其他为通常,遵医行动状况以护士每日对患者进行保养时收集的材料记载为准,某些行动患者没有做到(服药),由护士提示后履行的算患者遵医行动通常。
1.4统计学处置将数据输入SPSS16.0软件,核实无误后,对材料进行x:查验。
2成果
2.12组患者的遵医行动对比。
2.22组患者对冠心病有关常识的知晓状况对比。
2.32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3评论
3.1临床途径有利于标准保养办理临床途径是医疗/安康组织里的一组成员拟定的一种照护形式,让患者由入院到出院都依此形式来承受照护,该理念是当今安康效劳的趋势。在医疗效劳商场不断改变,充溢无穷挑战和竞赛的今日,临床途径作业形式为医院保养办理者带来了新的思路,怎么联系保养目标的实际状况,科学由进行临床保养作业途径规划,以最大限度地效劳于保养目标为准则,促使保养作业质量上一个新台阶是当今研讨的热门话题。采用临床途径形式可标准保养作业程序,削减或根绝作业中的疏忽与遗失,需求保养人员依照护患两边均知晓的标准化流程进行作业,对护士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进步了保养人员的效劳技巧和自动效劳的认识。
3.2临床途径有利于进步保养质量冠心病患者病况改变快,需求详尽的查询,有预见性地、有计划地向患者供给自动、接连的保养。有了临床途径保养表格,护士对患者住院时刻每个时刻段的保养作业均一目了然,避免了因为作业繁忙或自己水平、才能的不同而对患者的保养遗失或疏忽,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还可使保养人员及早发现患者的病况改变,尽快采纳保养措施,有效地削减了保养差错。临床途径的展开,增强了保养人员的责任心,标准了保养作业内容,确保了将安康教学贯穿到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各个环节,使患者在整个住院时刻均得到保养人员热情的效劳、精心的保养,还掌握了疾病的防止、保健、自我保养等常识,自动地改变了一些不良的行动习惯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医疗保养活动的程序化和标准化,有利于进步保养质量。
3.3临床途径有利于进步患者的满意度临床途径对每一项医疗、保养作业都进行了详细的标准规划,从简略的保养使命到全方位、全过程的医治、保养都让患者知道,有利于真实履行“以人为本”的效劳理念,真实做到“以人的安康为重点”。临床途径的保养记载简略易行,采用标准、一致的表格,削减了书写程序,节省了护士的时刻,并保持了记载的接连性,可动态知道患者的病况发展,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据报道,日本的保养人员在施行临床途径后,保养记载占用每天作业的时刻由10%降低到了7%以下。此外,在医疗保养活动中,许多医疗纠纷都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沟通而引起的,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是常常被保养人员疏忽的重要内容,应用冠心病临床保养作业途径,就需求保养人员有必要自意向患者解说有关疾病的常识,知道患者的遵医行动及对安康常识的知晓状况,亲近了护患联系,进步护士的本身价值,提升了护士及医院的形象,进步了患者对保养作业的满意度。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6）
中图分类号：R28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1-0084-04
【Abstract】Apoptosi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ields in life science research. The signal conduction pathways of apoptosis are divided into mitochondrial pathway，death receptor pathway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response pathway. The mitochondria are the center of the three pathways that mutually influence and mutually stagger. 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 are extracted from active ingredients inPanax notoginseng.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 of apoptosis withPanax notoginseng is increasing. 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 affect apoptosis and maintain body balanc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e signaling pathways of apoptosis，thereby prevent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tissue，which creates a new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nax notoginseng.
【Key words】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apoptosis，signal pathway conduction
中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人参三七Panax notoginseng（Burk.）F H.Chen的干燥根，含有三七皂苷、黄酮、挥发油、氨基酸、糖类等有效成分[1]。三七历来以其卓著的医药价值而颇受医家重视。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三七对增强人体免疫力、补血养血、延缓衰老和抗疲劳、抗肿瘤有很好的效果。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对田七进行了广泛的药理研究和临床实验，已证实，三七有心肌保护作用；预防血栓和抗血栓作用；镇痛作用保护肝脏；抗炎症作用、增强免疫作用；抗肿瘤作用；抗辐射作用；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等[2]。三七总皂苷是由三七提取的有效成分，能调控多种细胞的凋亡[3-5]。三七可对细胞凋亡过程的不同环节进行调节，进而抑制细胞凋亡，维持机体内平衡，阻止组织病理过程的恶化。细胞凋亡的信号途径比较复杂，在凋亡诱导因子的刺激下经历不同的信号途径。本文就中药三七对细胞凋亡的三条信号通路――线粒体途径、内质网途径和死亡受体途径影响做一综述，以便为人们进一步了解细胞凋亡发生的机制，阐明三七在细胞凋亡方面的作用，从而为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奠定基础。
细胞凋亡是细胞程序性死亡（Program cell death，PCD）有的一种细胞死亡方式，是细胞在一系列内源性基因调控下发生的自然或生理性死亡过程，细胞凋亡与细胞坏死不同，细胞凋亡不是一件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过程，它涉及一系列基因的激活、表达以及调控等的作用，它并不是病理条件下，自体损伤的一种现象，而是为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而主动争取的一种死亡过程。细胞凋亡对多细胞生命体的生长发育维持机体稳态肿擂免役监视维持正常免役功能等有重要作用。不同细胞在不同环境、不同刺激的情况下，引起的凋亡途径不同，目前认为，凋亡发生的途径分为3种：线粒体途径、内质网途径、死亡受体途径。三七通过细胞凋亡的3个途径调控细胞凋亡，产生广泛的药理作用。
1三七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调控
在哺乳动物中，由于凋亡的激活需要线粒体中细胞色素C（CytC）的释放，因此CytC 由线粒体膜间隙释放到细胞质中的多少可以作为判断凋亡发生强弱的指标之一。最近研究认为，线粒体途径发生在凋亡的早期阶段，线粒体跨膜电位（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凌乱是细胞凋亡时早期发生的细胞内事件之一，线粒体内膜跨膜电位（Δψm）与线粒体通透性在细胞凋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6-7]。线粒体膜电位的丧失是细胞凋亡发生的必然途径。深入凋亡机制的研究表明，调控线粒体内容物的释放被认为与线粒体膜上一种称为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PT pore）的巨大信道有关，打开此一信道会造成线粒体内膜两侧 H+梯度消失、进而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造成线粒体涨大，外膜涨破之后cytochrome c释放到细胞液中，与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Apaf-1）连接，并与 procaspase 9聚集，导致 procaspase 9 的分解和caspase 9的活化。活化的 caspase 9可激活 caspase 3而导致细胞凋亡[8-9]。国内学者研究[5]发现，三七皂苷R1 通过抑制线粒体通路来减弱Aβ1-42 诱导SHSY5Y 细胞和过氧化氢诱导大鼠星形胶质细胞凋亡的作用。刘新文[4]应用三七总皂苷抑制顺铂诱导的大鼠肾细胞凋亡的实验中发现，肾小管上皮细胞线粒体损害明显改善，肾组织细胞凋亡率和Bax、caspase-9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Bcl-2的表达则明显增强，认为三七总皂苷可能通过增加抑凋亡蛋白Bcl-2表达，减少促凋亡蛋白Bax和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9的表达来调节细胞凋亡，从而发挥保护顺铂肾损害的作用。赵静宇指出[10]三七总皂苷对Aβ25-35诱导的PC12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三七总皂苷能够明显抑制Aβ25-35诱导的PC12细胞活力下降和LDH漏出，减少ROS和MDA的产生，增加SOD、CAT和GSH-Px活力，稳定线粒体膜电位，抑制caspase-3的活化。而且，三七总皂苷还能够上调PC12细胞细胞核Nrf2、总Nrf2和细胞质中HO-1的蛋白表达。吴晓莉等[3]在三七皂苷R1通过线粒体相关通路促进白血病细胞株HL-60凋亡的研究中指出，三七皂苷R1 可显著诱导HL-60 细胞凋亡，后细胞中Bcl-2 蛋白表达显著减少；线粒体膜电位降低，胞质中Cyt-C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降，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线粒体通路促进细胞的凋亡。
2三七通过内质网途径调控凋亡
线粒体途径是经典的介导细胞凋亡信号传导通路，近来研究发现过度内质网应激可启动细胞凋亡，是一条新的细胞凋亡信号传导通路，内质网应激是近年来细胞凋亡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过去几年里，对内质网应激的机制和生理病理意义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内质网应激是细胞内一种适应性机制，持续或过强的内质网应激则诱导细胞凋亡，造成组织损伤。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ER），是真核细胞Ca+储存、脂类合成、蛋白折叠和修饰的重要细胞器。ER对缺血、缺氧、等应激刺激极为敏感，内质网应激可由多种原因引起，如缺氧、饥饿、钙离子平衡失调、自由基侵袭及药物。这些刺激引起从内质网到胞浆和胞核的信号传导，最终导致对存活的适应或凋亡。许多疾病的发病机制都与内质网应激引起的凋亡有关，内质网应激可特异性激活Caspase-12，Caspase-12 裂解Caspase-3 等下游效应蛋白酶，最终导致细胞凋亡[11～12]。黄小平[13]从内质网应激角度探讨三七主要有效成分配伍对小鼠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发现黄芪甲苷与三七的主要有效成分配伍能增强对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其机制与通过不同环节减轻内质网应激有关，主要作用于JNK 通路和作用于Caspase-12 通路。余晶等[14]探索三七总皂苷在内质网（ER）应激条件下的细胞保护作用，证实了三七总皂苷的抗凋亡作用的机制与稳定内质网内环境，抵消TG-诱导的内质网应激Bip/GRP78产生，降低pro caspase-12向caspase-12转化有关。前人的研究已经证实，ERS与疾病关系非常密切[15]，不同的应激源均可以不同程度诱导应激，持续的应激则可通过凋亡途径诱导细胞凋亡，进而引起不同的功能障碍[16]。所以，为预防这些疾病，开发新的抑制ERS凋亡途径的靶向药物将成为焦点。
3三七通过死亡受体途径调控细胞凋亡
近年来，死亡受体途径引起的凋亡越来越得到重视。死亡受体是细胞上的一种跨膜蛋白，细胞表面的死亡受体接受胞外的凋亡刺激，并对凋亡信号进行传递，进而激活细胞内的凋亡机制，导致细胞凋亡，这是对死亡受体途径的最好概括。死亡受体均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NFR）超家族，其共同点是：胞外区有富含半胱氨酸的区域，胞内区含有由同源氨基酸残基构成并具有蛋白水解功能的“死亡结构域”（deathdomain，DD）[17]。DD 是死亡受体途径的始动效应区，可传递死亡信号。死亡受体途径（也称为外源性途径），经由死亡受体（如TNF，Fas 等）与FADD 的结合而激活Caspase-8 和caspase-10，进一步激活凋亡执行者caspase-3，6，7，从而促进凋亡的发生[18]。虽然死亡受体众多，但其凋亡信号的传导通路却主要有3条：Fas/FasL 途径、TNFR 途径、TRAIL 途径。吴再起[19]在研究三七总皂苷在体外对人胃癌MKN-28 细胞具有抑制增殖和诱导凋亡的作用时，发现三七总皂苷诱发胃癌细胞凋亡与其上调死亡受体5 的表达活性有关。李剑瑜等[20]在三七总皂苷Rg 1、Rb1 对脂多糖引起的大鼠肝细胞凋亡及相关基因表达的保护作用的研究中，发现Rgl、Rbl 对bel-2 的表达时间和数量均无明显影响，而明显抑制促凋亡基因bax、Fas、FasL 的表达，Rg l、Rbl 对促凋亡基因的抑制作用无显著性差异。提示Rg1、Rbl 抗凋亡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Fa s/FasL 的表达实现的。徐正m在观察三七总皂苷对肺缺血再灌注损伤时细胞凋亡及Fas/FasL 的影响发现[21]，三七总皂苷能有效抑制肺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肺组织细胞的凋亡，其机制是三七总皂苷可能通过抑制Fas/FasL 系统的激活，阻遏肺组织细胞凋亡。
细胞信号通路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网络，目前认为凋亡通路主要有死亡受体途径、线粒体途径和内质网途径三条，三条途径中除了线粒体途径中的AIF途径，其它途径都可经过Caspase的激活实现凋亡[22]。另外，根据激活路径不同，凋亡途径又可分为外源性途径和内源性途径，外源性途径即死亡受体途径，内源性途径包括线粒体途径和内质网途径。在外源性途径中，当死亡受体和配体结合后可以通过Caspase-8的活化进一步激活下游的Caspase-3或其他的Caspase来诱导细胞凋亡，也可以通过活化的Caspase-8激活Bcl-2家族中的Bid进而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凋亡。而在内源性途径中，Caspase-8的下游包含了Bcl-2家族的调节分子，如果抑制凋亡的分子作用增强，即使存在Caspase-8的活化，也不能继续激活下游的分子，Caspase-3当然不会有变化。在凋亡的三条通路中，细胞可能走其中一条通路，也可能两条，甚至三条，而这些通路的启动时间各不相同，各个通路间相互交叉又相互联系，例如在线粒体信号途径和死亡受体信号途径中，死亡受体途径中的Caspase-8可以作用于Bid，切割Bid后产生15KDa的C末端片段tBid，tBid 可以从胞质中转移到线粒体上，促进细胞色素C的释放[23-24]。
4结语
近年来有关中药三七调控细胞凋亡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涉及缺氧、缺血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系统、心脑血管、胃肠功能损伤的保护、肿瘤治疗（放、化疗）后骨髓、免疫功能损伤的防治等方面[25-27]。中药三七可对细胞凋亡过程的不同环节进行调节，进而抑制细胞凋亡，维持机体内平衡，阻止组织病理过程的恶化。三七能调控多种细胞凋亡，并且对正常组织细胞的毒性较低。其调控细胞凋亡的机制是多环节、多途径的而且是多环节多途径相互作用，但其最根本的机制是什么，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三七皂苷对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具有较好的预防缓解作用，还可以具有抗辐射、抗癌、抗炎、改善微循h等作用，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近年来，受化学合成类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青睐于植物提取的天然药物，致使三七的应用市场越来越广阔。三七作为产于我国的特有药材，药用价值非常高，我国研究人员及世界研究人员对三七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对照实验，通过国际的高尖端水平对三七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通过研究三七与机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充分地证实了三七治疗疾病的良好功效，三七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卫生部.中国药典一部[S].北京：化工出版社，2010.
[2]刘晓青.三七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09，2（04）：88-89.
[3]吴晓莉，刘娜，马夫天，等.三七皂苷R1通过线粒体相关通路促进白血病细胞株HL-60凋亡[J].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2016，23（01）：24-29.
[4]刘新文，黄振光，杨玉芳，等.三七总皂苷通过线粒体途径抑制顺铂诱导的大鼠肾细胞凋亡[J].中国药理学通报，2015，31（02）：216-221.
[5]马涛，辛文锋，张文生，等.三七皂苷R_1对Aβ_（1-42）诱导的SH-SY5Y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J].中国中药杂志，2015，02：303-307.
[6]CorreaF，SotoV，ZazuetaC.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relevance for apoptotic triggering in the post-ischemic heart[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chemistry&Cell Biology，2007，39（4）：787-798.
[7]欧阳艳艳，姜涛，高萌，等.ψm和Caspase 3在As2O3诱导腺样囊性癌ACC-2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作用[J].国际眼科杂志，2014，14（2）：232-235.
[8]陈辉，刘金祥，李洪海.大黄素对人胰腺癌细胞株SW1990浅粒体膜电位作用的影响[J].中华中医杂志，2013，28（8），2610-2613.
[9]黄清松，李t枝，陈爱葵，等.姬松茸多糖对大鼠胸腺细胞凋亡和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10）：232-235.
[10]赵静宇，汪梦霞，赵自明，等.基于Nrf2信号通路的三七总皂苷对Aβ_（25-35）诱导PC12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药理学通报，2016，32（03）：343-349.
[11]Schroder M.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responses[J].Cell Mol Life Sci，2008，65（6）：862-94.
[12]Han Y，Yi W，Qin J Zhao Y，et al.Carbon monoxide offers neuroprotection from hippocampal cell damage induced by recurrent febrile seizures through the PERK-activated ER stress pathway[J].Neurosci Lett，2015，12（585）：126-131.
[13]黄小平，欧阳国，丁煌，等.黄芪甲苷与三七有效成分配伍对小鼠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细胞凋亡和内质网应激的影响[J].中草药，2015，46（15）：2257-2264.
[14]余晶，邱华，龙富立，等.三七总皂苷对毒胡萝卜素引起的肝细胞内质网应激的作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12（07）：1572-1574.
[15]杨琼，吴永全.内质网应激与心血管疾病[J].心脏疾病，2015，27（1）：99-101.
[16]Han Y，Yi W，Qin J Zhao Y，et al.Carbon monoxide offers neuroprotection from hippocampal cell damage induced by recurrent febrile seizures through the PERK-activated ER stress pathway[J].Neurosci Lett，2015，12（585）：126-131.
[17]Wajant H.Death receptors[J].Essays Biochem，2003，39：53-71.
[18]Lavrik I，Golks A，Krammer PH.Death receptor signaling[J].J Cell Sci，2005，118（2）：265-267.
[19]吴再起，彭耀金，李有秋.三七总皂苷对人胃癌细胞株MKN-28增殖和凋亡的影响[J].肿瘤药学，2012，2（05）：351-355+394.
[20]李剑瑜，刘毅，高波，等.三七皂甙Rg1对脂多糖诱导的大鼠肝细胞损伤的防护作用[J].环球中医药，2012，5（01）：19-22.
[21]徐正m，倪世容，王万铁，等.三七总皂苷对肺缺血再灌注损伤时细胞凋亡及Fas/FasL 的影响[J].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05，21（9）：1731-1734.
[22]谢昆，李兴权.细胞凋亡的信号通路[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6（04）：514-518.
[23]IrmLer M，Thome M，Hahne M，et al.Mattmann C.Inhibition of death receptor signals by cellular FLIP[J].Nature，1997，388（6638）：190-194.
[24]Kantari C，Walczak H.Dual philosophy in death receptor signalling[J].Open Cell Signal J，2011，3：27-34.
[25]吴颖，孙冰，肖静，等.三七皂苷R1对LPS诱导的小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J].中国药理学通报，2013，29（2）：179-184.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7）
[摘要] 目的 研究临床护理路径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运用效果。方法 将临床护理路径有效的运用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结果 医院感染控制明显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已成为一种加强医院感染控制的捷径，同时也提升了医护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
[
关键词 ] 医院感染；临床护理路径；提高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2（b）－0169-02
[作者简介] 陈声权，（1973.5-），男，江西上饶人，本科，主管医师，主要研究方向：职业卫生。
目前在临床上，控制医院感染已被贯穿于整个护理工作过程，医院感染的控制效果直接反映医院管理水平、医疗护理水平，因此对护理工作实施严格的管理，实现对感染的积极预防，对于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将具有重要意义[1]。为了寻求增强医院感染控制的方法，该文对临床护理路径作用于医院感染控制的效果进行分析和探索。现报道如下。
1 基本情况介绍
1.1 临床护理路径现况和发展
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CNP）是一个可以预先决定起点和终点的流程，其功能是运用图表的形式提供有时间的、有序的、有效的照顾，以控制质量和经费[2]。它的实施给医院可持续发展带来机遇和发展，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对优质护理服务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从服务年活动到2010年的创建“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等更加凸显CNP优势，是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新型护理模式[3]。
遵循医学，制定临床护理路径，合理并且规范的施行医院管理控制工作。应用临床路径管理在医院感染工作中具有减少医患纠纷、提高医疗工作者工作热情、监督医疗工作者的严谨态度、减少患者再次感染的机率、提高护理行为规范等特点，发挥其预防和控制感染的作用。
1.2 医院感染的含义和发展现况
医院感染（HAI）是指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受到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受到的感染也属于医院感染[4]。
医院内最容易发生感染的就是在医疗和护理过程中，多数患者遭受苦痛。就全国范围内而言，我国和发达国家比较，在控制医院感染的机制方面还不够完善，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和患者对预防医院感染的认识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1.3 医院感染控制的价值
（1）如果感染得不到控制，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增加了医患纠纷且病房周转受到阻碍，医院经费增加。同时，医护人员也容易受到感染成为流动感染源，加重了医院感染的恶性循环。（2）在住院期间，患者受到感染，会使得其住院时间延长，也会增加其感染率和死亡率，同时患者也会感到经济压力。（3）预防患者感染是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医院应该积极担任此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监测医院感染，控制感染源，及时阻断传播途径。
1.4 感染的基本知识
感染的流行过程为：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其中，感染传播途径可分为空气（飞沫、飞沫核、尘埃）、水或食物、接触、媒介节肢动物传播、医源性传播等；易感人群为：指对某种传染缺乏免疫力，易受该病感染的人群和对传染病病原体缺乏特异性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
2 临床护理路径对医院感染的实施
2.1 充分认识临床护理路径对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性
现在医院普遍都面临着感染方面的问题，这已经成为评价医院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准。护理工作与医院感染控制密不可分，预防医院感染工作始终贯穿于护士执行无菌技术、消毒灭菌，隔离技术及各项护理措施中[5]。医院护理途径的质量对医院感染的控制和预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恰当的护理操作与不恰当的护理操作对医院感染的影响程度大大不同。要想控制感染，首先就应该对感染源进行处理，随后对传播途径进行阻断同时也要保护易感人群。临床护理途径的有效实施，有助于加强感染控制，提高医护人员的控制感染意识，有阻断感染传播途径，将临床护理路径的工作无形加有形地渗入到医院感染控制的工作中去。
2.2 将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全面落实到临床护理路径工作的各个环节
医院感染预防是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护理工作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它来贯穿。医院运用表格的形式来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对于其设计要求高，必须细致到每一个小点上，不允许有半点疏漏。只有完善的临床护理路径设计，护理人员认真的执行态度，才可能做到感染的有效控制。
第一，要想加强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力度，就必须增强感染知识的强力培训，这不仅仅是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医院感染控制方面知识的普及。提高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知识水平是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前提和保障，如：按时换气通风，病室环境卫生的保持，陪护制度的严格执行，定期室内消毒和湿式清扫地面等。另外，做好一次性医疗废物管理工作对于医院感染预防控制作用也十分重要[6]。第二，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的各种操作都应该是在无菌环境下，严格消毒和隔离；医护人员应严格执行洗手制度，减少侵袭操作，加强对易感人群（婴幼儿，老年人，合并糖尿病等疾患）的保护，严谨和妥善处理带有感染疾病患者的分泌物（血液，粪便等），严格检测医院感染，减少医院感染患者。第三，由于医院里的病菌大多数耐药，所以当医院内患者病情已稳定时，应立即给予出院，以免受到耐药菌的侵染，降低医院感染率。第四，妥善使用抗生素，医务人员要明确用药知识，根据病情给药，按时按规定给药，并积极进行监测。第五，同时，为了保障医院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医院应根据国家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基层医院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医院感染预防监控方法措施等制度，同时将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与医务人员的个人绩效直接挂钩，以确保各项制度措施的进一步贯彻落实[7]。
2.3 医院感染控制的效果，成为护理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
由于医护人员与患者接触密切，所以其在控制感染方面位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顺利将临床护理途径实施于医院感染工作中，医务人员肩负着重大责任、面临着巨大挑战。将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做为护理质量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责任心，自觉遵守各项规则，做好处于控制感染这条路径的枢纽。同时，应加强对医护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考核，强化其实践能力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2.4 通过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全面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水平
将临床护理路径实施于医院感染工作中时，医护人员担负重要责任，应该加强对控制感染工作的监测，加强对使用器械的消毒，制定严格的护理制度。临床护理路径的模式，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8]。
2.5 加强对医院感染控制知识的宣传
将医院感染控制知识运用图画，宣传报，广播等形式进行宣教，拓宽控制感染途径，保护患者，避免二次感染。同时增强控制感染工作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3 讨论
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护理管理模式，近20多年在国内外广泛应用，至今在内科疾病、慢性病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应用的研究不断增加，而且在我国具有特色的传统医学中也应得到应用[9]。临床护理途径在医院感染控制的应用中虽不完善，但其效率高、成本低、品质高的优势，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但在临床护理途径实施的同时，也出现了多种问题：与医患沟通不够谨慎，患者的医院感染控制知识缺乏，医护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等等。因此，应该持续监控临床护理途径的工作，遇到疏漏之处应及时修改和补充，保证护理工作的完善性。
另外，在宏观上，为了让临床护理路径在医院感染控制工作上得到更好的实施，这不仅仅需要医疗工作者的积极配合，更需要患者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与当达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在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具有较大成效。在医院方面：减少了支出费用，医疗人员根据制度的要求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不断的提高，控制感染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医疗人员在工作中更加热情严谨。在患者方面：对医院感染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能与医疗人员积极配合，理解和包容院方，减少了医院纠纷。社会方面：通过临床护理途径的开展和实施，让人们看到了医院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患者的重视度，获得好评。并且，也表现了医院对责任的认知度，为其他单位树立了榜样，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以上各方面都展示了临床护理途径在医院感染控制方面优势大于劣势，是一项值得继续推广的控制感染的方案。
[
参考文献]
[1] 汤玉英，杨瑞蓉.加强临床护理质量管理对医院感染控制的作用分析[J].求医问药，2013，11（2）：258.
[2] 牛万霞.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与展望[J].天津护理 ，2012，20（4）：268.
[3] 莫蓓蓉，邹艳辉，李甜，等.临床护理路径在创建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研究[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2，25（5）：574.
[4] 张楠，高玉华，王剑.医院感染控制信息化管理[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8）：4476.
[5] Tabit CE，Chung WB，Hamburg NM，et al.Endo the lialdysfunctionindiabetesmellitus：molecularmechanismsandclinicalimplications.Rev Endocr Metab Disord，2010，11（1）：61-74.
[6] 林贵先，王荔.基层医院胃镜室医院感染控制及预防对策[J].重庆医学，2012，41（8）：821-825.
[7] 王秀贞，赵敏新.基层医院院内感染预防控制措施[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3，29（6）：818.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8）
摘要：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建设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就必须在加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与税收法制化以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的同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保护地役权制度、碳汇交易制度、生态产品认证制度，从而全面协调地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 ：自然生态资源；制度建设；法制化；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X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500（2015）07－0053－04
收稿日期：2015－06－15
作者简介：陈彩棉（1966－），女，福建泉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与自然资源保护。
自然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与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障。正是出于对自然生态资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自然资源生态文明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生态建设，制度先行；因而，对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刻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实践问题。
1 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现状
就总量而言，我国是个资源大国，然而，若从人均的视角看，我国自然生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水资源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25%；我国人均拥有草地不足5亩，仅为世界人均草地的大约一半；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为世界平均值的一半；我国现有耕地面积约20亿亩，位居世界第2，但人均则排在世界第67位，而且还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危害较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7.46%［1］。尤为严重的是，这些自然生态资源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还分布极端不均衡，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面对这种状况，为了形成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在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所面临任务的艰巨程度而言，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体系内部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这些缺陷与不足可以归结于法制化建设的不足与市场化途径的缺乏两个方面。
1.1 法制化建设不足
1.1.1 未能真正完全融入生态文明理念
不可否认，在国家层面上的相关法律基本上能够秉持并彰显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零净损失的理念。然而，基于各地方具体和实际的地方性立法并未能完全融入这些生态理念。在具体立法中，往往从本地方的利益出发，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践行，也未能在重要资源上深入贯彻零净损失理念。就此而论，大多地方性立法在生态理念上停留在字面和口头。
1.1.2 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目前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大多规定了各个市场主体和个人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强制性义务，但未能规定与之相应的生态权利，致使在履行生态义务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时，大多市场主体和个人倾向于漠视生态责任，以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而且，在规定行政强制性义务时，大多罚则规定过于笼统，不足以对违犯法律者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1.1.3 体系化程度不高
虽然目前我国在矿产、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但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尤其是缺乏对生态补偿制而言至关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导致了在生态恢复实践中因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此外，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中，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环境激励法律制度，以至于资源型企业在具体资源开发中缺乏践行生态理念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归于无效。
1.2 市场化途径缺乏
1.2.1 生态补偿市场化手段相对滞后
以作为当前最为重要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为例，目前大多地方现有法规和条例严重滞后于生态补偿方式的发展。当前，国外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手段已普遍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向，并发展出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湿地银行、一对一交易等市场途径。然而，我国目前这些市场途径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法律法规中对这些新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的法律支持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支持。
1.2.2 自然生态资源用途限定市场化手段乏力
目前，我国自然生态资源用途限定主要是通过物权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水法等单行自然资源法来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这些法律规范借助于国家强制性规定明确了自然资源权利人的生态义务，从而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实践证明，这种公法手段在众多环节和方面并非是充分有效的。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在这一方面相较于公法手段更为高效的是付诸市场化途径，主要包括地役权合同、碳汇交易、排放权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私人补偿、湿地银行等。目前，这些市场化途径尽管为相关法律所确认，但并没有过多地强加强制性义务，因而属于私法手段的范畴。然而，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中，缺乏相应的市场化途径据以实现的规范和规定。
鉴于目前我国在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不健全现象，要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就必须在法制化和市场化两个层面上协调并进与均衡发展。
2推进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法制化进程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管理，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无疑首先适用于公法领域。因而，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首先应体现于公法途径和公法体系建设方面。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日渐恶化以及自然资源的日趋匮乏，我国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大力推进自然生态资源法律体系建设。在国家层面上，主要包括《森林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自然资源法律。在地方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有《黑龙江省草原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陕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在森林、草原、矿产等自然资源保护的相关条例、办法等也可圈可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种类齐全、法条完备的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然而，要切实保障这些法律法规效力的发挥，还必须进一步推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化，大力加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生态税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等一系列公法手段的法制化。
2.1 推进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法制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不力的关键原因在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不完善。鉴于现有各类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机制过度重视政府作用的现象，要完善自然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就必须改变过度倚重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做法，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扩展保护资金的筹集途径，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激励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性［2］。
值得强调的是，生态资源补偿机制不完善不仅体现于机制本身，而且还在于缺乏据以施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了弥补现有的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国家应尽快颁布并实施统一的适用于全国层面和范围的“生态补偿法”，制定科学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技术标准和补偿标准，对自然生态资源补偿中的补偿主体、补偿程序、补偿方法、补偿手段等一系列问题予以明确详尽地界定，从而为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提供科学而明确的法律依据，由此增强自然生态资源补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2.2 增强自然资源生态税收法制化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和守护者，无疑是森林、草原、湿地以及矿产等公共自然资源及其所产生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然而，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因而单纯依靠政府购买远远不能完全补偿产生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生态成本和经济投入。为此，国家必须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生态税收法律法规，将我国境内所有的受益于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单位和个人都纳入生态税征收的对象范围，并根据各种资源的具体特性来确定生态税收的征收主体、征收额度、征收方式等。通过这种生态税的有效征收，来补偿生产自然资源生态效益所耗费的成本，以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
2.3 加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
生态公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同代人之间的生态公平又是生态公平的重要方面。从国外的先进经验看，同时代不同地区生态责任与生态义务的对等性主要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借由横向转移支付，使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受益地区向供给地区提供生态补偿。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实行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生态利益调节，但大多仍停留在单纯的“输血式”补偿的阶段上，主要是将补偿金额直接发放给生态供给地区的个体住户。这种补偿方式不仅不利于闲散资金的集中，而且也不利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鉴于这一现状，国家就应站在社会公平守护者的高度上，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从法律的高度上规定财政转移额度，强力推行提供技术支持等“造血式”补偿途径，借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
3创新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市场化途径
如前所述，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制度的缺陷不仅在于法制化建设方面，而且还在于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市场化手段和途径。因而，切实保障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就必须在完善我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公法途径的同时，创新并完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市场化途径和手段。这就是要求构建旨在保障自然生态资源公益价值最大化的公益性私权。在这里，自然生态资源领域的公益性私权不仅仅表达个人生态利益和诉求，而且还承载着社会整体的公共生态利益，是生态公益性公权在生态效益发挥、生态利益分配、生态正义维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增效剂”和“调节器”，是有效解决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公权性与开发利用私权性之间冲突的法律保障机制［1］。
3.1 建立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
自然资源生态补偿银行制度是美国在1993年首先启用的一项湿地保护制度，是指在预期开发行为可能造成某个湿地的损失之前，先购置土（湿）地建造或恢复新的湿地，来满足水源保护区或生态区域内的补偿需求。一旦这些湿地建立以后，补偿银行可以提供补偿存款（mitigation credit）用来做异地补偿（off-site compensation），这些存款可以由建立银行的人使用。在美国，通过生态补偿银行的实施，目前已基本达到了湿地零净损失的目标［3］。作为一种事前补偿，这种补偿方式比事后补偿有着更大的前瞻性、高效性和可操作性。
鉴于这种补偿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很多地区纷纷效仿，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湿地保护条例》，其后又将保护对象扩及草地、森林、矿产等其他自然生态资源。其中最为紧迫的当属一些地区的矿产开发对草地造成破坏的生态补偿。在这些地区实施生态补偿银行制度，就是要在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禁止破坏湿地义务等制度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提高矿产开发启动门槛，强制性要求在采矿企业尚未对草原产生破坏前，将先行购买补偿草地作为赔偿确立为获得采矿许可的必要条件，并引入市场机制和途径来弥补公共管理滞后性、公权灵活性不够以及政府资金不足等缺陷。
3．2 健全碳汇交易制度
碳汇交易制度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新兴的以排放许可为交易对象的环保制度，属于受私法调整的市场途径。通过碳汇交易，可以极大地拓宽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的融资途径。目前，国际上碳汇交易制度主要应用于森林资源保护上。在我国，要完善碳汇交易制度，首先必须拓展这一制度适用范围，将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都纳入制度设计保护的对象。事实上，与森林相比，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有着更低的固碳成本。据测算，1 hm2草原的固碳能力就达1.65 t之巨。鉴于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资源固碳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应在碳汇储量高的地区大力建设碳汇基地和综合性自然资源碳汇交易市场。
同时，要建立健全与碳汇交易制度相匹配的一些基础性制度。首先是低碳信用卡制度，根据持卡者的碳排放情况，消除自己的碳足迹，也可通过个人购碳平台购买经过认证的减排量，以支持减排项目的实施；其次是初始碳信用免费分配制度，对碳信用进行免费初始分配；再次是碳信用市场准入制度，将企业是否具有一定的碳信用作为判定其能否进入该行业的一个指标重要指标［4］。
3.3 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
所谓地役权，就是指为使用自己不动产的便利或提高其效益而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不动产的权利。要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就必须切实做到确立国家、地方政府、非政府公益组织、企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化主体；建立国家、地方政府财政、国债、生态补偿税等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确保生态补偿基金的充足与调配；主体在通过向供役地人支付报酬获得自然资源上的保护地役权的过程中，必须遵照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保护地役权人严格行使对供役地人的经营管理自然资源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的权利，供役地人切实履行对自然资源进行严格保护的义务。这样，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利用，在发挥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经济功能［1］。
3.4 实施生态产品认证制度
所谓生态产品认证制度，就是指在符合绿色环保、资源节约、低碳节能等方面认证标准的自然生态产品上贴上证明性图形标志，使广大消费者能够根据这些标识而确认这些产品的生态性，进而能够为购买这些产品而付出比一般的同类产品更高的价格。借由这种机制，自然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便通过付出高价格来向自然资源权利人进行生态付费，既体现了生态公平，又实现了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在具体的生态产品认证制度建设过程中，应着力推进生态原产地产品认证，重点认证符合各项生态标准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包括原产地标记产品、原产地名称保护产品、生物物种起源产品、具有历史传承的名、优、特产品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产品等。大力鼓励一切具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和特色精品企业——积极申请保护评定。
参考文献
1唐孝辉．建设美丽中国的法律制度回应——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构建［J］．理论与现代化，2013，（4）：12－16．
2杨华．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何处着力［J］．环境保护，2010，（6）：32－34．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9）
权利时常被人简单地界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这一界定推断，权利之外还存在法律不保护、不足以保护、或者尚未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利益。那么，这些非法律的、法律之外的利益，是否也是权利呢？这些利益是否因为没有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而都是违法的、被禁止的呢？对此，不可一概而论。
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可以把利益分为三种。一是违法获得的利益，例如，通过盗窃、抢劫取得的财物。对于这种利益，法律不但不保护，还要予以剥夺。二是法律明文保护的利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律权利。三是介于违法所得利益与法律权利之间的利益形态，它不为法律所禁止，但也未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这第三种利益，法律不禁止，说明它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说明它的实现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由当事人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权利”，是这第三种利益较为典型的表现。违法所得利益显然不是法律保护的权利，那么，这第三种利益能否被称为权利呢？
从形式上看，第三种利益因为没有得到法律明确而充分的保护而多少有别于法律权利；但从正当性、现实可能性以及发展趋势上看，它们又有可能成为法律权利。法律之所以不保护或者不明确保护，可能只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典型和普遍、尚未达到用法律来保护的重要程度，或者目前还难以通过法律完全实现。例如，即使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到太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现实条件下也实现不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它在未来得以普遍实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第三种利益虽然目前还不是法律权利，但有成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它们大多是法律权利的“后备军”，是应当意义上的、或者即将到来的法律权利。
如果我们不把权利狭隘地界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而是界定为“正当的利益”，那么，第三种利益也是权利，只有违法所得不能被称作权利。实际上，从词源上看，权利的拉丁文“jus”，既有正当之意，又有法律之意。这多少蕴涵着，既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也存在正当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中既存在法律权利，也存在不违法、但也没有完全纳入法律范围的各种各样的正当利益。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国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表明，我国既重视通过法律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也重视通过和社会的发展促进各种正当利益的实现。
二、通过依法治国保障权利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法治的基本任务。现代法治与古代法家法治的重要区别在于，古代法家法治旨在通过严刑峻法让百姓守法来维护君权，现代法治则旨在通过法律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正如洛克所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在现代社会，法律是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力量，法治是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利必不可少的途径。
首先，要通过法律有效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确认人权和公民权利，把尽可能多的权利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二是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把尽可能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前一方式直接确认权利，看上去比较积极；后一方式间接保护权利，看上去比较消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方式在权利保护方面不如前一方式有力。实际上，就国家权力自身的特性、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在具体场合实际不对等的强弱地位而言，对国家权力的法律制约显得更为重要。在现代社会，依法治国的关键不再像古代法家法治那样只是用以规制臣民，而主要在于规制国家权力，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必须努力使国家权力在法律的有效约束下，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运行。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这两条规定是有着明显的必然联系的。可以说，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构建权力受到监督、权责对应的法治国家或法治政府，是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
保护动物的有效途径篇（10）
权利时常被人简单地界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这一界定推断，权利之外还存在法律不保护、不足以保护、或者尚未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利益。那么，这些非法律的、法律之外的利益，是否也是权利呢？这些利益是否因为没有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而都是违法的、被禁止的呢？对此，不可一概而论。
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可以把利益分为三种。一是违法获得的利益，例如，通过盗窃、抢劫取得的财物。对于这种利益，法律不但不保护，还要予以剥夺。二是法律明文保护的利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律权利。三是介于违法所得利益与法律权利之间的利益形态，它不为法律所禁止，但也未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这第三种利益，法律不禁止，说明它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说明它的实现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由当事人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权利”，是这第三种利益较为典型的表现。违法所得利益显然不是法律保护的权利，那么，这第三种利益能否被称为权利呢？
从形式上看，第三种利益因为没有得到法律明确而充分的保护而多少有别于法律权利；但从正当性、现实可能性以及发展趋势上看，它们又有可能成为法律权利。法律之所以不保护或者不明确保护，可能只是因为它们目前还不够典型和普遍、尚未达到用法律来保护的重要程度，或者目前还难以通过法律完全实现。例如，即使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到太空旅游的权利，这种权利在现实条件下也实现不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它在未来得以普遍实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第三种利益虽然目前还不是法律权利，但有成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它们大多是法律权利的“后备军”，是应当意义上的、或者即将到来的法律权利。
如果我们不把权利狭隘地界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而是界定为“正当的利益”，那么，第三种利益也是权利，只有违法所得不能被称作权利。实际上，从词源上看，权利的拉丁文“jus”，既有正当之意，又有法律之意。这多少蕴涵着，既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也存在正当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中既存在法律权利，也存在不违法、但也没有完全纳入法律范围的各种各样的正当利益。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国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表明，我国既重视通过法律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也重视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各种正当利益的实现。
二、通过依法治国保障权利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现代法治的基本任务。现代法治与古代法家法治的重要区别在于，古代法家法治旨在通过严刑峻法让百姓守法来维护君权，现代法治则旨在通过法律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正如洛克所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在现代社会，法律是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力量，法治是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利必不可少的途径。
首先，要通过法律有效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确认人权和公民权利，把尽可能多的权利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二是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把尽可能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前一方式直接确认权利，看上去比较积极；后一方式间接保护权利，看上去比较消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方式在权利保护方面不如前一方式有力。实际上，就国家权力自身的特性、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在具体场合实际不对等的强弱地位而言，对国家权力的法律制约显得更为重要。在现代社会，依法治国的关键不再像古代法家法治那样只是用以规制臣民，而主要在于规制国家权力，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必须努力使国家权力在法律的有效约束下，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运行。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这两条规定是有着明显的必然联系的。可以说，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构建权力受到监督、权责对应的法治国家或法治政府，是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
其次，要畅通法律救济渠道。有人说，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得到利用；还有人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些说法都强调了把法律和权利落到实处的重要性。的确，法律如果不能被有效利用，就只是一纸具文；权利如果缺乏救济途径，也只是一口空诺。在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如果只有耗费钱财、拖延时间、让人身心疲惫的笨拙法律运行机制，则只会导致正义缓缓而来乃至不来、权利迟迟得不到救济。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人们保持从容、忍耐、平和的心态，肯定是困难的。相反，法律救济途径如果便利、畅通、有效，则会开启理性的、冷静的、克制的公民美德。诚然，现代社会需要培育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治观念，努力让人做理性的公民，但更重要的是，权利的法律救济渠道必须畅通。与其让一讼经过长年累月的拖延，变得像一列中途停靠在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荒野的火车，从而导致人们骚动、焦急、烦躁、忧心，不如疏通权利的法律救济途径，增进法律的运行实效，努力避免法律抛锚的情形。努力使权利的法律救济渠道畅通无阻，确保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得到便利、及时、有效的救济，才是真正让人民做克制的、冷静的理性公民的有效途径。
三、通过社会发展促进权利
法律是权利保护机制中最主要的一种，但不是惟一的一种。在法律之外，实际存在着其他权利保护机制和社会调整机制。一些社会规范、社会团体也能形成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障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作用。在法社会学上，有人把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法”，一种是“社会法”，也就是社会规范，两者都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安全和秩序。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是起主导作用的权利保护机制和社会调整机制，但它并不完全排斥社会自身的管理协调机制。实际上，在当今国际社会，很多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是依靠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的。也就是说，权利实现并不只有法律这一种途径，它还有社会途径。
权利实现的社会途径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社会自身的管理协调机制，一是社会发展。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社会自身的管理协调机制是法律的有益补充。它能够让一些权利纠纷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之前得到解决，从而减轻法律调整机制的负担；也能够在缺乏足够有效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情况下，适当替补法律机制，使权利或正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对权利实现来说，法律和社会自身的管理协调机制都是必需的。不过，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自身的管理协调机制，都只是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解决人们的权利纠纷，而不能从根本上扩充权利内容。与之比较起来，社会发展是更为根本的权利实现途径。
在法律权利中，有些权利必须依靠法律来保障和实现，例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这些权利并不明显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即使在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保障的。这些权利的实现主要依靠法律和政治努力。而另外一些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则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例如，受教育的权利、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即使法律予以明文保护，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它们的实现在一定历史阶段都只能是有限的。因此，在从《世界人权宣言》派生出来的两个人权公约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注重权利的法律保护；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虽然也重视对权利的立法保护，但它更强调通过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合作来促进权利的实现。
关于权利，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话：“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这句话表明权利在特定历史阶段总是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也蕴涵着权利有一个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实现权利在根本上依靠社会发展。其实，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主要在于人们的需求同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存在紧张关系。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缓解乃至消除这种紧张关系，既是消解权利，也是实现权利。所以，中国古人在法律和道德之外，也讲“仓廪实而知礼节”，“富之”、“教之”。就此来说，与其让人们沿着法律的边界因为权利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苦苦挣扎，不如努力加快社会发展，通过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来实现公民的法律权利和人民的正当利益。
四、权利实现需要社会正义
尽管权利实现的根本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社会的发展并不必定带来权利的当然实现。社会结构及其分配体制对权利实现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一个财富足够养活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中，如果财富集中掌握在极少的一部分人手中，就仍然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劳苦奔波，甚至连吃饭、穿衣、住宅等基本生存权利都可能得不到保障。在此情况下，权利实现就不再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分配问题。这说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是权利的社会实现途径上的严重障碍，这一障碍不被克服，社会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带来权利普遍而充分的实现。因此，权利实现最终还有一个与社会分配体制紧密相关的正义问题。
正义不仅包括“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种形式平等意义上的正义，还包括“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的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涉及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分配权利、利益和义务的方式，这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被视为正义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在权利的形式平等之外更加强调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他提到，“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无论法律制度如何有效率，只要它们不正义，都必须修改或废除。显然，在权利实现问题上，罗尔斯把社会分配摆在比法律平等保护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位置。
中国古人也向来重视社会分配问题。他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强调富民，更强调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意味着古人满足于物质匮乏、人民贫穷，而是表现出古人对财富聚敛、贫富悬殊的担心，出于这种担心，古人同样把社会分配抬高到比社会发展更高的地位。因此，古人不仅讲生财，更讲生财有道。一如《大学》所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其中，如果“生财”是社会发展，那么，“大道”就是正义的社会分配原则，只有在通过社会发展消除绝对贫穷的同时，在社会分配体制上努力克服贫富极度分化，权利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