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引言

“法护人权”是我国近年法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现实进步，例如２０１２年刑诉法渗入了保护人权的基本内容。但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与法学界存在理论误区：完成对追诉人的保护等同于实现了刑事法律的价值，将被追诉人的人权作为了法治的集中意志，流传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判决思维。这种“不成文约定”其实是与“三大人权公约”相违背的，模糊了司法公正的意义。并且，不论是刑法的实施对象还是案件本身，我们都应遵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两法”）的任务和使用意图，去保障和尊重被害人、被追诉人等各个诉讼身份的公民的人权。具体的保障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加强对罪犯和犯罪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约束犯罪集团，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二是防止犯罪人过度使用自身人权来规避司法处理结果；三是以限制刑罚权的方式，避免罪犯进一步侵害其他公民的人权。刑事司法的执行是具有远大意义的，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

２我国人权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政法问题多发，持续成为民众热议的焦点，全国乃至全球也因此对人权保护尤为重视，于是，２０１２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加入了刑事诉讼法中的法条。从进行刑事、司法理论研究的各方学者，到进行法律实务工作的司法人员、辩护律师，都将保障人权作为了探讨热点。自“人权入法”以来，法学和司法“两界”对人权保护的定义各执一词。以国内多年的执行保障人权的行业规律来看，保护被害人的基本人权一直是我们定义为保障人权的主流意愿，因为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基本权利和诉求均处于弱势局面，但根据近年来部分冤假错案的批判中我们了解，这种观念并非真正保障了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仅仅在固有思维中完成了所谓“保护”的执行理念。现今，我国刑事“两界”对人权保护的定义存在理论误区：片面理解和执行了人权保护的执法初衷，以“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理念和主张作为保护人权的工作标准，但显然这已经从另一个角度错失了对人权的保护。显然，我们如若过度注重对一方的人权保障，将极大可能造成对另一方基本人权的侵害，违背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执法目标，影响了司法的秩序和公正形象，也损害了社会的和谐风气。因此，在刑事司法中保护的相关人员是哪些人？保护这些相关人员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通过什么途径来改变目前的情况？

３全体公民的人权上升为刑事司法保护的对象分析

我们要从逻辑和理论上确定保护全体公民人权的必要性，这是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价值依据。因为从多方的犯罪调查结果来看，均是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作为司法执行的首要任务，所以可反证上述问题。

３．１从犯罪本身来看

全体公民的人权一直被刑事司法所保护着，其实用刑法本身来界定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并不是很正确。各方观点都无法得到统一。陈忠林教授提出了“人权侵害说”，人权侵害说针对是对犯罪行为特有的处罚措施以及相关法律规定，陈教授说，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害，并且是威胁全体公民人权的一种行为。“人权侵害说”战胜了在传统意义上犯罪的本身缺点，用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进一步使在法治条件下的国家拥有更加准确的方式方法，来严惩犯罪分子的一些不法行为。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无法完全做到具体的甄别和界定，但我们需要寻找和综合案件事实的客观规律，制定对应的评价犯罪行为的准则，来约束和划分犯罪行为、侵害行为等恶劣行径，从而合理执法，保障各方公民的人权。同时也对建立法律的人，以及司法者用科学的方法把握犯罪范围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某些角度上看，通过主动调控立法和司法的范围，来明确对犯罪行为的界定，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３．２刑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来看

从刑法角度进行调整是为了具体化的执行，从而避免无辜公民受到不合理判罚。法律是为了约束和规范公民行为，从广义上讲是为了和谐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常说法律是用来调整社会矛盾和行为标准的。因此，法律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又能单独执行，就是因为他们与别的法律之间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即有不同的调整对象。所以，如果想要科学的区分刑法的调整对象，那么就要从刑罚开始，研究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刑罚权使用的途径之中，刑罚是如何实施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犯罪分子。换言之，在刑法中的刑罚，其实不是用来制裁犯罪分子的，更像是在现在条件下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一种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国家与公民之间其实不是对立的，根据刑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她所保护的是在国家体制下全体公民的人权，是一种社会关系，更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只有完整的实施下去，才能使社会法律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调整，就比如说民法的本身就是为了调整各个主体之间的一些关系，同时也有一些法律是监督国家与个人的。

３．３从“两法”的理念和规划来看

保障公民人权是我国刑事司法参与的主要目的。“两法”中均有相应描述：“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过往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但即便如此，两法的目的和规划成为正确的共识。根据以前的观点上来看，我国的“两法”的基本目的就是“打击犯罪”。笔者认为有两个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是打击犯罪；第二个是保护人权。但是仔细的来看，无论这两种理解的哪一种，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打击犯罪”目的的实现，就必须要用到刑法，如果用到刑法的话，就意味着必须要剥夺本身的基本人权，是通过限制一方的基本人权，来保障其他公民的人权。但《世界人权宣言》等条约显然否定了这种处置行为，因为这终究损害了一方的基本人权，违背了保障所有公民人权的执法理念，因此，现今的司法处理是无法接轨国家对人权保护的规划的，但国家必须要尊重并且对人权给予保护，既不能对人权轻易限制，更加不能轻易地剥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法”的目的所要达成的目标可以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推出。不言自明，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两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任务。

４刑事司法保护全体公民人权的法律对策

在理论范围内，我国刑事司法所保护的是全体公民的人权，归纳起来的话，有三种主要方式。第一，国家通过严惩犯罪行为，从而达到消除犯罪行为对全体公民人权所造成的威胁，从而全面的保护全体公民人权，刑事法律中的规范，首要的就是授权方面的规范。司法机关利用刑事法律来规范授予的权利来打击犯罪，从而预防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限制违法行径”和“保障公民权利”是并不矛盾的，前者是为了通过管理和规范来实现后者，而后者是执行前者的基本意图。第二，通过限制刑罚的权力，从而预防刑罚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之人权的过度侵害，这样可以保证有罪的人不会受到法律之外的追诉，也能够保护双方公民的人权。“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机制，是为了保障社会和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通过限制法权，能够避免过度的实施刑罚，依法判罚的目的是为了在长久意义中维持社会稳定，我们需要尊重犯罪人的人权，也要平和保护其他公民的权利，我们需要规范这种规范，而不是滥用滥罚。刑罚权使用不恰当拥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被追诉人的人权很轻易就会被侵犯到。因此，国家就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将犯罪分子，关在“笼子”里面，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界限，从而减轻对其他公民的潜在威胁，但这并非我们的根本意愿。我国通过限制刑罚权，是为了保障犯罪者的基本人权，规范其社会行为与尊重其基本人权是并不对立的，我们不能因为其行为而添加主观判断，从而违背科学规律和基本条文过度执法和剥夺人权，否则也是对执法理念和人权的不尊重。第三，减弱刑罚权的印象，从而规避刑罚权的压迫，保障无罪公民的基本人权。这种方式与上一种相同，但是实现目标和意义是不一样的，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避免其余守法公民收到无谓的牵连。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曾这样提到，刑法是规范公民行为的法文制度，司法机关不得过度判罚来保障司法秩序，这本身违背了刑法的意图；要正确裁定犯罪人，切勿实施刑法规范以外的刑罚。何秉松教授是我国这一理念的权威人物，在他看来，刑罚是为了保卫人权，规范行为。这一点对于公民和罪犯而言都是成立的。要防止守法公民的人权遭到侵害，也要避免对罪犯滥用刑罚，侵犯其人权。

参考文献

［１］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Ｍ］．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２：９．

［２］王昌奎．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Ｊ］．现代法学，２０１６，（４）：１２１．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代人权［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７５－３７６．

［４］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Ｎ］．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３．

［５］丁宇静，朱玉龙．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研究［Ｊ］．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８，３９（２８）．

作者:张纲毅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