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技术保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指导团队的基础上组建了5支市级健康管理服务指导团队，负责全市项目工作的指导、督查与考核。每个乡镇试点单位组建了由医疗、公卫等人员组成的健康管理服务团队，定期开展健康管理督导、村级考核、签约服务。
2提升服务能力
2．1实施规范化工程投入150万元，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二楼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力争打造成全省一流的健康管理中心;自筹资金180余万元，在5家试点单位组建示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的健康小屋;4家试点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所辖的试点村卫生室进行了改、扩建，做到绿化、美化，真正体现人性化。
2．2实施标准化工程投入资金50多万元，制定了统一的《汉川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手册》、宣传专栏、签约协议书和宣传折页，做到形象标识统一、制度标牌统一、宣传专栏统一、档案管理统一、工作模式统一“五个统一”。
2．3实施信息化工程依托汉川市卫生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医、保、防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将身份证号作为唯一识别号码，启用新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系统;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均安装运行统一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行电子病历、电子处方，新农合管理系统已实现市、乡、村全覆盖;试点单位健康体检系统、健康管理评估系统和健康小屋所有数据及时与综合管理平台对接。
3强化工作模式的探索
3．1建立健康管理流程按照健康管理的核心内容，结合该市实际，坚持个性化设计和跟踪服务两个原则，建立了汉川市健康管理六项工作流程，即:“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健康体检、填写评估问卷、解读评估报告、制定签约服务、实施干预指导、开展阶段评价”。制定了《汉川市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健康管理中心;在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建立健康管理部，市人民医院组建高血压、糖尿病干预门诊，市中医医院组建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科，市妇幼保健院组建孕产妇、儿童健康管理门诊;在仙女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隍镇卫生院、沉湖镇卫生院和杨水湖防治院等4家基础条件比较好的乡镇卫生院建立健康管理室;每个乡镇试点单位确定4家村卫生室开展健康管理试点工作。
3．2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市妇幼保健院与市民政局联合办公，对已登记的新婚夫妇进行摸底造册，进行跟踪管理，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到户口所在地乡镇卫生院，由乡镇卫生院对其进行定期随访;乡镇卫生院负责对辖区内中、小学生建立健康档案［7］，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对其进行评估和干预;高中至65岁期间的所有人群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由服务对象自主选择不同的医疗卫生单位提供不同内容的个性化服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从业人员的预防性健康管理［8］;乡镇卫生院负责为本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中医体质辨识、评估和干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指导和督导，市级综合医疗机构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和转诊服务。
3．3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健康管理结合流程制定并下发了《汉川市促进基本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积极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有机结合的创新之路，促进各项工作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制定了《汉川市综合医院临床医生参与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管理办法》，将全市30家项目实施单位分成3个片，分别由市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3家市直综合医院负责，向每个卫生院选派不少于3名临床医生的团队，建立对口包片、定向联系、双向转诊制度。结合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制定和下发了《汉川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案》和《汉川市65岁老年人健康管理实施办法》，在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础上，设计了特定需求和个性化的服务包，供服务对象自主选择签约医生和服务包。
4强化政策支持的突破
4．1实现新农合资金突破积极探索新农合资金总额预付和费用前置的方法，新农合先期出资100万元，主要支持4家乡镇试点单位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和65岁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和65岁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签约式服务。本着“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高血压患者签约600元健康管理服务标准包，个人自付400元，新农合报销200元，享受在基本药物目录内一年免费针对性用药;糖尿病患者签约900元健康管理服务标准包，个人自付600元，新农合报销300元享受在基本药物目录内一年免费针对性用药;65岁以上老年人签约500元的健康管理服务包，个人支付100元，新农合报销240元，可享受相应价值的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理（Healthmanagement）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健康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健康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目前我国拥有的健康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加快培养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是当前发展健康管理服务行业的重中之重。
1国内外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1．1国外发展情况
健康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最先在美国保险行业提出的概念（ManageCare），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患病风险、降低健康医疗费用支出的可能性。1969年美国政府将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迄今为止，健康管理学已经形成涉及医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在欧洲很多国家，健康管理早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美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多数在设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下，健康管理专业也多以卫生政策与管理或健康管理与政策的名称出现。学位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4种，学时也分别从2年到5年不等。但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都是专业的医疗管理人员，都必须遵从严格的从业标准方能执证上岗。与美国不同，英国的健康管理的生源则相对较广，拥有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等教育背景的人也同样可以学习健康管理专业。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健康管理发展较快。其本身很重视居民的健康教育，在每一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中都有健康管理人员的身影。其服务内容也比较广泛，诸如目前正在实施“健康日本21”的健康行动计划，服务内容大到诸如规划、指导和协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设备区域管理，小到为个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制定健康计划、提供专业的疾病管理服务等。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健康管理就业岗位也很多，有医疗保健管理、医疗保健操作监督、医疗行政（如医疗保健经理等）不同岗位。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的健康管理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论点。防患于未然，防止疾病的发生是古人对健康管理最朴素的理解。但健康管理一词在国内出现才10余年的时间。健康管理行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于2001年。迄今为止，国内已设立了6家部级的健康管理协会或学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同年《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创刊。《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也在同年颁布，“健康管理师”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新兴职业。2009年中国健康管理专家达成《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16年，“健康中国2030”以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发展健康产业提出了更确切的要求，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及健康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所谓的健康管理服务尚未形成全面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中常见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多是涉及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健康体检、健康养生等，多是偏重健康管理的某个环节。在服务和产品设计覆盖了健康管理整个环节的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2我国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2．1专业挂靠院系
国内高等院校对于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属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高校健康管理是作为一个方向挂靠在公共管理或是公共卫生专业下。杭州师范大学设立有我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2011年由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更名而来。除此之外，我国高校中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多以健康管理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挂靠在公共卫生专业、医药／卫生管理专业、临床医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家政服务专业等专业下面［5］。如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方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家政服务专业（健康管理方向）等。目前，也有休闲体育专业在探讨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安徽宿州卫生学校也在尝试开设“健康管理”专业课程。
2．2学历教育层次
与美国高校的健康管理专业多为硕士学位不同的是，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则以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居多，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较少，毕业后一般授予管理学学位。健康管理的职业教育一般学制3年，重点是培养其岗位胜任能力。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15年开设健康管理大专班。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则都是将健康管理作为专业方向。截止到2016年初，国内有5所院校（浙江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成都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成立健康管理专业。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全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并拥有健康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资格。浙江农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开设健康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与2007至2013年招生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2009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招收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学生。海南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医科院校也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资源优势，在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2015年开始招生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本科生。
2．3专业课程设置
各校对健康管理的内容及其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所以专业课程设置上差异较大。目前，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校的课程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差异较小，基本都是围绕如管理文秘、人际关系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各院校的特色和教学优势不同，差异较大。专业基础课程多以公共管理类和基础医学类课程构成，前者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组织行为学；后者则包括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疗保险、卫生经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则主要围绕健康管理类展开，如健康管理概论、健康教育、健康法规、健康信息管理等。另外每个学校还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体现自身院校特点的职业性，如社会工作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社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实务）；家政服务类（护理、信息、保健）；食品监管类（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监督检验）；旅游管理类（如旅游健康、休闲养生保健、旅游信息学）；或者是休闲养生类（中医养生、运动健康管理、针灸和推拿学等）。
2．4毕业去向
健康管理产业涉及医药、保健养生、疾病预防、健康保险等多个方面，所以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类岗位。第一类是健康产品生产及监管机构，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药品监督部门等，从事药物检测／检验、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及保健品生产经营、医药及企业营销、新药研究和开发、药物制剂生产与管理等工作。第二类是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第三类是健康服务业，如在健康会所、养老院、休闲／饮食中心、护理中心等机构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导指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员工健康档案馆和健康状况监测等。最后还有健康保险企业或管理机构，从事健康损害保险理赔，健康救助、社会健康保证服务等。
3我国健康管理学科建设思考
3．1鼓励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设立健康管理专业
从目前的培养院校看，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尚未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健康管理人才必须通过建专业、立学科的规范教育培养体系以保障合格的人才的培养。应在坚持学历、职业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培养基础上，加大学历教育力度。医学院校拥有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保险等相关教育资，在设立健康管理专业上更具优势和责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随着健康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保健、护理康复、疾病预防、健康保险、卫生管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应成为健康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其在健康保险、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服务和产品生产、康复保健、养老护理领域的岗位胜任力，以提供医、养、护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3．2规范化课程置，完善学科体系
相对国外，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立院校层次偏低，缺乏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本专科的教育模式也尚不成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促使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参差不齐。目前学者对健康管理学的共识是该学科应该集医学、管理学与信息科学为一体，所以在核心课程中这几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相应的课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置，首先是人文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第二类是医学类，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食品卫生和营养、行为心理学等课程。第三类是管理类课程，对以后从事相关健康产业的管理方面工作有积极意义，具体课程可以包括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法规、卫生监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医药营销等。第四类健康管理类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测量与评价方法、健康风险检测技术、健康评估技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途径等内容。开设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师资情况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调整，在保留基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学术特色。
3．3强化教材建设，促进专业人才细分由于我国健康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工作实践和应用，专业的教育师资与教材体系也比较缺乏。虽然不同院校的培养在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的同时突出专业特色，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健康管理教育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教材体系。健康管理相关专业众多、知识面全而散，一本教材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所以根据专业特色细分教材，培养专项人才是大势所趋，如专业营养健康师，儿童健康师、医疗行政助理等。相应地教材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管理师就业岗位编写更具专业性的教材。在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教材中，郭清主编的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王培玉主编的《健康管理学》，可供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使用。对于没有相关医学背景知识学生参考使用的黄建始和陈君石主编的“健康管理师”。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特点，选择使用武留信主编的“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以及王陇德主编的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程用书。
3．4开拓示范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如今的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倡导健康管理的学院理论教学和基地实践教学的结合统一，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健康管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保险行业的风险控制，还包括疾病的预防、健康保健、疾病防控等内容。可与居民社区、大型企业、职业场所、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不同类型机构开展合作、设立教学基地，完善健康管理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期形成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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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用商谈法的意义
商谈理论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是指主体问的对话、交流与讨论。采用商谈法进行居民健康教育，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运用生命健康知识就居民的生命健康问题及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与讨论。
1.1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社区卫生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有感受、有感情、有意志、有思维的人，他不仅需要卫生服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技术的帮助，更需要卫生服务人员的情感共鸣和人文关怀。采用商谈式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进行感情的交流，居民在对话中受到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这种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关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
1.2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主体间关系 居民在商谈过程中，不是接受生命健康教育的对象和客体，而是探讨如何保持生命健康的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建构这种主体间关系能够充分表现出居民的参与性、主动性与自主性，从而使保持生命健康变为居民自愿自觉的行动。
1.3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平等关系 主体间在商谈活动中，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长幼贵贱或上下尊卑之分。正是这种平等的主体间关系，使居民易于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正确观点，使健康教育起到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4 商谈法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的自主性商谈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为方式、达到理解为意向的活动。在商谈活动中，主体间是以平等地位自由地进行对话，在充分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它能确保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卫生管理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表现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及其管理的自主性。
2 商谈的规则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主体间关系是以言语为媒介的商谈关系。在商谈中，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平等地、自由地、没有任何强制性地参与对话，自由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批评。在商谈中，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要遵循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遵循以下三项规则。
2.1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对话与讨论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体差异。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不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区别对待，而应根据生命等价原则一视同仁。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社区所有参与者都遵循这一原则，使健康教育具有广泛性。
2.2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关于个人健康保持问题，不同居民有不同的经验，而关于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卫生服务人员要让每个居民充分表述自己的质疑和主张，用科学知识引导居民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异中求同，达成共识。在商谈活动中，卫生服务人员还应引导居民以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为商谈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舍弃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诉求，因为个体的健康是建立在公共卫生的基础之上的。
2.3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居‘民对质疑权利和主张权利的行使这一原则强调每一个参与者在对话中具有均等的权利，能自由平等地投入对话与辩论，并排除各种强制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鼓励社区居民自由发表意见，仔细倾听，不可随意打断与制止，切忌采取行政命令式或权威式的压制方法，否则会使居民产生逆反心理，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就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时，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对话与交流的规范性与秩序性，因为这种秩序和规范为个体行为理性确定了一个存在的合理边际，如果没有规范与秩序的保障，个体理性的张扬就可能使个体健康利益诉求陷入无限制性的境地，并导致公共卫生管理的失灵。黑格尔曾以思辨语言叙述了公共卫生管理的理性前提：个体只有获得普遍性品格才能有真实的、有个性的个体。总之，群体的公共利益和群体交往的秩序与规范是构成公共卫生管理的前提条件。
3 商谈的技巧
商谈法的运用是为了达到居民的理解、信任、并加以实施。那么，如何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并实施呢?要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掌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技巧。
3.1 可领会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社区居民能够理解。卫生服务人员应使用社区公众容易理解、熟悉的语言，尽量少用医学术语，避免长篇大论，以免社区成员产生烦燥心理，讲课应深入浅出，应具有可操作性。要注意寓教于乐、寓教于做，大胆创新，引起居民的兴趣，才能达到知、信、行的效果。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3][7]朱 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J]经济学动态，2002，
[4]张 馨．公共财政论纳[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22-02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健康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对人类发展理念的推行，国内城乡医疗保障机制的逐步并轨，健康公平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强富美高”总命题、总纲领引领下，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常州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而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是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加快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和疾病防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长期努力，我们不仅显著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而且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效率和均等化水平”，给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常州“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二）研究意义
一方面，研究健康中国背景下常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新内涵以及实现路径是对福利经济和社会学结合现有国情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特别是理论体系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立足健康中国的大背景研究常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有利于加快城乡统筹，保障城乡居民获得最基本、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对现有的卫生管理政策提供一定的研究依据和决策参考意见，并推动实现区域间和谐均衡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推动科技创新与城镇医保并轨的改革，二是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三是促进人民健康公平目标的实现和人民健康权利平等的体现。
二、研究现状分析
现状分析主要通过文献检索，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这几种研究方法展开。一方面，利用相关书籍、学术文献、专著和网络资源等资料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收集并分析卫生统计年鉴、卫生服务调查中相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数据资料、政府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另一方面，在常州地区进行结构性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应对策略和措施等。此外，建立数据库，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选取国内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地区进行案例研究，分析科技创新结合城乡间公共信息资源的配置情况，对前期研究得到的激励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验证，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本课题理论界研究的现状
国内理论界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和非均等的成因，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实现路径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践研究展开分析。国外理论界研究现状，主要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主体研究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新趋势两个方面分析。综合国内外理论界分析，并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和评估，以明确已有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处于何种水平，并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方向、依据与借鉴。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地区间研究多，群体间研究少；制度性研究多，实证性分析少；政府供给角度研究多，公众需求角度研究少等。因此，本研究注重政府行为的实证研究，强化公众需求视角的分析。
“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和台湾的概念，但对于其内涵与外延，国内在将这个概念引进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甚至成为一个比较含糊和暧昧的概念;从现阶段来看，学界对于医事法的使用非常混乱［6］。在日本，医疗相关的法律被概括的称为“医疗事务法”，以最具代表性的植木哲教授所著《医疗法律学》、《医疗纠纷预防法—医疗事务法律》等书为例。这些著作集中在以医疗纠纷处理和调整为核心的法律上，阐述了医疗法律学研究综合性医疗事务法。由此可见，日本学者论述的医疗事务法主要指调整由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法律关系，其内涵和外延就是调整医疗行为相关法律关系的医疗法(medicallaw)。台湾学者中对医事法著述颇丰的黄丁全先生在其《医事法》一书认为卫生法学已不能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必将为医事法学所取代并成为医事法学的一部分。但通读其《医事法》全书，全篇涉及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医疗责任的体例和内容，完全以医疗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和理论为核心，并未涉及卫生法与医事法的内涵与外延的详细论述，也属于设定概念而非解析概念的就事论事模式。由此可见，从日本和台湾所舶来之医事法，无非是以调整医疗行为所涉及事务的法律关系为核心和内容。我国医事法学者因此而主张的医事法概念，不过是医疗行为事务法或医疗事务法的简称而已，以此内涵和外延想要统括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似有欠妥之处。
医事法与卫生法之概念比较
医事法与卫生法概念比较的核心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区别事实上国内现有的法学理论并没有从内涵和外延上对医事法与卫生法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要么就认为二者是同意词，要么就武断地认为医事法取代卫生法是世界潮流、必然趋势，甚至实在无法区分时还使用了一些含混不清、大包大揽的医疗卫生法、医药卫生法、医事卫生法等称谓。在理论界定缺乏的情况下要区分医事法与卫生法，只好从“医事”与“卫生”的词义范畴的界定出发。但医事法和卫生法是两个语义相近的词汇，无论侧重如何或采用什么名称，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生命和健康”问题，其核心都涉及到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存在着关联和交叉是理所当然，在使用什么名称上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习惯。如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台湾对医疗事务法律的称呼，我国大陆原本并没有使用该概念而习惯性称为卫生法。当然，我国对卫生法的传统理解更多是指卫生事务的行政管理，也曾狭隘地将卫生法理解为卫生行政法。但“医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宽泛，如果仍坚持与“医疗事务相关的法律”，似乎就很难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法律领域。事实上，医事法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中有一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医学法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医学法是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医学法学是研究医学法制建设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7］。由此可知，医学法作为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内涵就是调整所有医学事务的法律总和。并且，世界医学法学协会(WorldAssociatianforMedicallaw)迄今已召开了十八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已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学术会议。鉴于医疗法与医学法具有相同的词源内涵Medicallaw，故此从医疗事务上升为医学事务，把医学法作为医事法概念的前身，即医事法无非是医学事务法的总称，这样能否拓展出比医疗事务法能涵括更宽范围的法学范畴呢?面对当前医药卫生领域众多混乱的概念和理论使用、众多具有相同体例和内容的医事法和卫生法教材，通过医学法学的概念启示将医事与卫生之争还原为医学事务与卫生事务的比较，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往往可分为传统医学(中医学、印度医学等)和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谓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分只不过是针对人体的诊治行为学科的不同，即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不同而已。就是所谓的社会医学也主要研究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以制定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和增进人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医学事务的范畴局限于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各个领域范畴，旨在保护和增进人体的健康状况而非营造一种保障人类健康的生存大环境，其行为模式基本上属于微观层面的具体医疗(技术)行为范畴。由此可见，关乎人体健康的医学事务领域与医疗事务的领域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医学事务还包括医学教育、科研等超出医疗事务的范畴)，以保护人体健康权益实现为内容的医学事务法律与其他国家有关医疗事务法的界定并无出入，都可统称为医事法。卫生一词最早见诸《庄子•庚桑楚》中“卫生之经”的记述，后晋代李颐在《庄子集解》中把“卫生”理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庚桑楚篇》中指出:“卫生者，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初版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医学大辞典》把“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表明“卫生”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千年未有明显变化。如今《辞海》对“卫生”的解释是: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的措施。将传统和现代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卫生”的完整内涵应是“为保卫生命而创设的保护身体健康之措施”。如此看来，卫生既包括了微观的医学措施，着眼于医疗技术活动以增进和保护人体健康;也包括了宏观的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措施，从生命安全的高度广泛采用各种措施去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因此，卫生的内涵显然大于医学，医学事务包涵于卫生事务之中。但如果仅以词义的比较就得出卫生法是比医事法更大的范畴，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针对医事法学者们的立论依据作深入研究才能令人信服。其实，无论确立那一个词汇作为本领域的基本概念，其决定性的标准在于:(1)其是否最完整地覆盖了医药卫生全域的法律范畴并最全面、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2)其是否能与国际接轨并符合法律实务的发展趋势?
8月26日，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省委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省政协副主席、省卫计委主任卫小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卫计委党组书记王进喜主持会议，其他委领导班子成员、委机关各处室和委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省卫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医改办主任冯立忠传达了、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卫小春传达了省委书记骆惠宁在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就全省卫生计生系统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全国大会、省委会议精神作出安排部署。
卫小春指出，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是党中央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1996年全国卫生工作大会后时隔20年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卫生与健康工作会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总结了建党建国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深刻阐述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关于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是指导健康中国建设、指导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全省卫生计生系统要深刻领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刻领会指导卫生计生工作的正确理论，深刻领会卫生计生系统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建设健康山西的坚强决心。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全系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把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统一到省委的各项要求上。
卫小春强调，全省卫生计生系统一要抓好大会精神的学习宣传。深入宣传建设健康中国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宣传全省卫生计生系统贯彻大会精神的新行动、新举措、新典型，营造健康山西建设的良好氛围。二要抓好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突出矛盾，主动积极作为，切实摸清基础底数，找准关键症结，提出解决办法，做好“健康山西2030”规划、健康山西建设五年实施方案和2017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抓紧制定我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三要抓好重点任务的推进落实。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推进中医药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据山西省卫计网
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健康教育的作用
我们知道，健康是一切生物价值的源泉。健康教育是一项以科学技术为依托，全社会进行动员的系统性工程。以个人、群体等的行为发生改变或者所处环境的改变为基础，其内容既包括了人身发展的准备、保护、晚年的整个阶段的教育，还包括了家庭以及学校、行业、社区等等的群体性教育。
作为全球第二次卫生革命的核心策略，健康教育承担起连接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的桥梁作用，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快速提高公民健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的工作，能够有效地解决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缺陷，同时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动力源泉，有效地促使群众积极参与卫生整顿活动。
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健康教育的实施
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的活动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其中的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究，都严格的按照全国爱卫会制定的标准进行实施。但是国家爱卫会只公布了统一的标准，并没有任何指定的实施细则，各地区完全根据自身的特点与理解标准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的机构，组建专业的技术团队以及领导体系，提供充足的设备、资源以及活动经费等。其次就是开展各式各类的健康教育活动，例如开展健康教育的专题讲座、文艺表演、知识竞赛、印发相关宣传材料等等活动来提高学生、居民、职工等等全社会人员的健康知识，以致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就是组建大众传媒的宣传活动，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来普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健康教育知识，同时还要注重进行舆论的指导中作用以及社会的监督。当然，让全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健康知识知晓率与行为率都得到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将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始终贯穿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的全过程，是巩固提高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的有效捷径。通过对各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成果了解，健康教育是创建卫生城市的基础工作，是提高居民居住环境以及整体健康状况的有效策略。
三、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1、缺乏科学性
早在几十年之前，我国就开展了健康教育的部分工作。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与问题，没有把健康教育当做一门科学来看待，缺乏科学性的指导与探究。很大一部分群众都认为健康教育就是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知识的宣传，再加上向群众散发一些文章与材料以及粘贴宣传画、制作宣传栏等方法让人们了解其意义。在实际的落实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根本就不了解受教育群众的文化水平，第二就是不了解需要进行宣传健康教育的目标人群所能接受信息的渠道，这也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健康教育工作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各城市在创建国家卫生活动中不能照搬全抄别人的方法模式，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调研考察，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范性实施细则。同时在创建特色活动中，往往也是开展例如文艺演出、专家讲座等等，但是在开展这些活动时也大都是你听我讲的形式主义，缺乏深入的调查，不知道人们的具体需求。所谓的健康教育，其内容就是找到目标人群的真正需求，然后在具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做出的表达方式也必须让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因此，要做好健康教育工作，就必须要搞好以目标人群的需求为基础的评估工作。
2、形式主义严重
在进行国家卫生城市检查考核过程中，出现很多过分强调表面工程、应付现场考核等的形式主义，忽视平时的管理工作。具体的表现有：为了应对响应号召而临时建立的相应机构，缺乏专业性的健康教育机构以及文件整理补发部门。其次就是象征性的只是归档健康教育的资料。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中，一些城市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补做归档资料上，在平时的工作中根本没有再次开展健康教育工作，但是归档的资料却很丰富。最后一点就是，应付检查考核，平时工作落实不到位，缺乏进行全面普及健康教育的工作力度，对于上级部门的检查考核纯属应付。
四、对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建议
1、促进健康教育机构的建设 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健康教育，我国正处在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之中，各方面的设施不够完善，管理工作还没有达到科学、规范的机制。这就要求要优化各地健康教育的机构建设，侧重对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的标准掌控，将健康教育机构的建设工作作为其重中之重来看待，真正的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来促进健康教育机构的建设、完善。
2、建章立制，依法创建 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建立机制，才能够确保健康教育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各级管理部门在实施健康教育的工作中要不断的摸索创新，探索出具有法制规范化的标准管理办法，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健康教育的有效进行。
五、结语
总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开展健康教育的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就必须要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作用，将健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创造出健康的社会与健康的环境，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最终成为健康城市。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277-02
0 引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它是体现人权、生存权、公平权的标志。2009年7月，财政部等部委下达了《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见》，对基本医疗保障将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准，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有利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施。
1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内涵的界定
1.1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Basic health services）的概念最早是由Winstow提出的，最初以初级卫生保健的形式成为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实施策略[1]，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马安宁等[2]给基本卫生服务的定义是“从现实性出发，指现阶段能够实现的、最大效用的、充分体现公平的、基本免费的、在基层卫生机构可以获得的服务”。杨永梅[3]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指政府利用权力或公共资源，为满足居民基本健康的平等化，在分担居民健康风险的条件下，提供居民需求导向型的卫生服务。周寿祺[4]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含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个方面。综上所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提供，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民众最基础的健康权而开展的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服务。
1.2 均等化的内涵 从字面理解，“均等化”包含着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相等。对于均等化的涵义，学术界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管永昊提出，均等化核心在于为每个人提供大体上平等的竞争机会[5]。安体富等[6]认为均等化应该包括机会的均等和结果均等两层含义，同时指出，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体相等，不可能绝对相等。常修泽[7]对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内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均等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与原则应该相等；结果应该大体相等；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应该享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力。钟镇强[8]总结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须有以下六个特征：相对性、是地域性、是层次性、城乡一致性、同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一致性、不同基本公共服务间的水平相等。同样。在医疗卫生领域，均等化应该在结合区域经济文化差异、地方财政能力的基础上强调机会的平等，结果的大致均等。
1.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内涵 我国新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奠定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我国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范围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9]。符壮才[10]同样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就是指全体公民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并强调应该将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还有一些学者从健康、卫生服务需要、卫生筹资、卫生服务可及性以及政府卫生投入的角度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阐述。于风华等[11]认为，健康是最大的福利，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政府在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中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考虑健康公平性，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公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冯显威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从服务的内容看，根据公民的卫生服务需要来确定[12]，即指有相同卫生保健需要的社会成员，能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有更多卫生保健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应能获得更多的服务提供。梁万年[13]指出，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应使经济收入低的人受益，即必须重视政府对卫生投入的公平。
十一五期间，我市紧紧围绕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 结合创建省级卫生城市、部级卫生城市、初级卫生保健、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围绕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相约健康社区行和控制烟草危害等活动, 以社区为基础,针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
适应我市社会发展需要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系已初步形成，以“政府负责、部门合作、社会动员、群众参与、法律保障”为特点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制和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正在建立之中；市疾控中心设立健康教育专业机构,配备健康教育专业技术人员及适应工作需要的设备，农村及城市社区、医院、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直接面向目标人群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服务设施和网络正在逐步建立；切实开展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结合卫生日，在积极开展传染病、地方病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重点做好血吸虫病、艾滋病、结核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同时，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有机融入慢病防治各个领域；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预案与实施计划，成功应对，科学处置了 “非典”、“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手足口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对公众开展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的宣传教育与行为干预，增强了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广泛开展农村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积极推进“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结合初级卫生保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工作，依据我市“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工作规划，建立在政府领导下多部门合作的农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机制，目前已建立“行动”示范区2个，6个“行动”示范区正在筹建之中；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稳步推进，2006年始，启动了“健康泰兴社区行”活动，围绕“学习科学、拥有健康、享受生活”的主题，成立以医学专家为骨干的讲师团，定期安排健康知识讲座，向社区居民传授自我保健技能，累计授课场次30余次，
2 我市健康教育工作存在问题
（1）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不平衡 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市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加上人口数量较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的经济状况、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技术人员水平及人群文化水平其他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增加了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工作的难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商品流通及人员往来频率的增加，为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构成了时间与空间并存的潜在隐患。
（2） 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不断涌现 一些疾病如结核病已成为一些地区群众致病、返贫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的结核病人数在全球排名第二，我市结核病的发病有逐年上升趋势。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慢性传染病防治，已被国家列为十一五期间重大疾病防治专项，“非典”这一新发传染病在全国26省市相继发生传播与流行，加之目前肆虐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再次向我们敲响了预防传染病的警钟。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仍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3）慢性非传染疾病已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近年来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我市慢性病现患率已高过25%，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占总病例人口的70%，每年约有 3000人死于恶性肿瘤，吸烟、酗酒、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和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4）重治轻防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等诸因素的影响，我市对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机构由于缺少投入，其基础设施建设、仪器设备、应急反应能力、健康教育手段等，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群众对预防保健及健康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工作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时代经济发展的速度，使得健康教育在形式和方法、手段与策略等方面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深入人心。
（5）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和随之而来的噪音以及空气、水源、食品、化学污染等环境和生态效应问题，并且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多地以焦虑、紧张、抑郁甚至自杀等精神障碍的形式表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亚健康状态人群的增加，药物依赖和药物滥用，自然灾害或交通事故及各种损伤造成的意外伤害，这些都对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3 健康教育工作的对策
（1）更新理念，适应社会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康教育需求 。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人们从企盼单纯长寿将转为追求“生命质量、健康长寿”，从强调物质增长转为更注意保健养生，家庭用于健康的投资趋于增长。城市居民医疗卫生需求及消费也会有所增加。并出现多样化，所以应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需求，不断转换观念，提供服务全方位的健康教育。
（2）加快人事制度改革。 以多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如正式编制、合同制、兼职等，培养和引进适合健康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如因特网技术人才、产业管理人才、市场拓展人才、项目策划人才以及熟悉国际经济、法律和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逐步改善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结构老化、人事编制紧缺的局面。
（3）加强队伍建设 健康教育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涉及领域广泛，内容涵盖面广，培育和提高业务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拓展教育的时间，使之终身化，拓展教育的空间，使之社会化直到国际化。要花大力气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人奋发学习的社会氛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4）增加经费投入 健康教育要抓住机遇，运用公平效率等理论，为决策者们增加健康教育的投入提供科学依据。政府在进行卫生资源分配过程中也应当采取政策倾斜的措施，把健康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目标而增大资源投入。
（5）大力倡导健康行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席詹姆斯.格兰特博士说:“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都站在标记清晰的通往人类保健之路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走依赖技术的道路，那么将是一条崎岖陡峭的路，它将越来越多的消耗我们的资源，而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能够通过这条由于费用昂贵而日趋狭窄的谷道的人也越来越少。相反，如果我们选择的路是在群众中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使他们掌握自身健康的命运，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宽广，最终使人类大家庭的绝大多数成员向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总目标迈进” 。2008年1月，卫生部第3号公告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提出了66条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健康知识和维护健康的技能，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可见健康教育应着眼于公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健康智能的发挥，政府应对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积极营造促进健康的支持性环境，全方位创建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控制消除有害健康的危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