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

（一）计量模型与策略

关于医疗保险中的向选择问题的计量模型为：；其中，Ii,t为表达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di,t为表达疾病史的虚拟变量，xi,t为表达其他个人特征的变量，bi,t为表达健康习惯的虚拟变量，si,t为表达是否生病的虚拟变量。对于上述两个方程，结果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我们分别在线性概率、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其中，线性概率采用最小二乘法，Probit和Logit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二）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是针对中国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与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status）和健康状态最完整、跨度最长的面板数据。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到2008年末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由于业务办理时滞等问题，在数据中2009年尚有少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合，因此我们使用的数据为2004、2006和2009三次调查。我们只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并且删除了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只考察男性成年人。CHNS调查记录了受访者的保险状态，据此，我们生成二元变量“是否参加新农合”，即计量模型中的I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的疾病史，我们定义了一组疾病变量（主要是慢性病）：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患有糖尿病和是否患有心肌梗塞。根据疾病史，我们也生成了“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即第一部分模型中的d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就医和发病情况。我们生成“过去四周中患病”这一变量，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si,t变量，将过去四周中患有如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记为“过去四周中患病等于1”。CHNS记录了个人的吸烟、饮酒情况。我们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是否有吸烟习惯，二是是否饮酒，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一部分。CHNS记录了受访者是否常规性参加跑步、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如果受访者汇报参与任何一项运动，则我们将其“是否体育运动”这一变量记为1，这是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另一部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即计量模型中的xi,t变量。

（三）计量模型结果

因为本文采用吸烟、喝酒和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等指标来揭示个人的风险态度，因为吸烟、饮酒和体育运动多发生于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在考察模型时只保留男性样本。我们发现，就男性样本而言，“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参合”有弱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代表健康行为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方向与“是否饮酒”保持一致。我们接下来考察健康习惯对是否生病的影响，见表2。与考虑健康习惯对是否参合的影响一样，我们发现，在男性样本中，“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生病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四）分析与推测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如果将健康习惯中“是否饮酒”作为度量风险态度的好的衡量指标，则在男性样本中，我们认为新农合参保过程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因为饮酒同时可以导致男性更可能生病和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因此更可能生病与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同时出现，这表明了逆向选择的存在。但是，由于只有少数变量验证了新农合发展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新农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推动的作用，因此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则弱逆向选择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以男性样本中的“是否饮酒”变量为例，饮酒表明风险偏好，这一方面导致更高的生病概率，从而使得个人更有可能参加新农合，但在另一方面，风险偏好直接导致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以饮酒来衡量的风险偏好，对购买保险行为的效应小于风险本身的效应，这与Culter等人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吸烟和参加体育活动并没有对保险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的相互抵消。与本节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的是，刘宏、王俊（2012）虽然从自评健康等表示健康的指标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选择，但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吸烟与预防保健等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无显著影响，类似地，我们推测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相互抵消。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2）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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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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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3）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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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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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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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4）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很多学者们通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教育与健康，但在具体分析时只分析了其中一个方面，且方法不尽相同。

学者们研究证明：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渠道，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增加教育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 Schultz（1961）采用投资增量法，分析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提高带来的收益约占美国同期国民收入总增长额的33%。Denison（1962）采用增长因素法，通过教育程度在劳动投入中的比例，分析教育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1929-1948年间为37%。20世纪80年代，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探讨进入新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纳入模型。如：庄志军（2006）通过对比日、英、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指出经济增长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王萍（2008）用回归分析法，研究1990-2005年甘肃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及促进作用大。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人力资本另一个重要方面――健康却只有少量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作用。Rivera与Currais（2004）用西班牙17个地区（1973-1993年）每名工人GDP增长率的对数对卫生费用占GDP比例的对数回归得出，卫生投人每增加1%，会使人均GDP增长0.16%。刘国恩与傅正泓（2004）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认为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王一兵与张东辉（2007）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1997-2004年的数据，用GLS、FE、HT几种模型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HT模型是比传统的FE模型更为有效的模型，且健康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和变量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分析大都是单独从教育或健康一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没有将教育与健康结合在一起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良好的教育对健康有正的影响并推动经济增长；良好的健康才能保证教育的效果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只分析人力资本其中一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具片面性，会减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小和可靠性。因此，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将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两方面同时考虑，从投入角度来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结果，得出结论。

二、投入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时，主要是从消费者与厂商的最优化均衡来进行推理论证，其中厂商的生产函数是极为重要的。一般说来，生产函数中与人力资本直接相关且实际应用最多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两边取对数后可以化为线性关系模型。

从前面研究文献中知，教育和健康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且已有学者分析教育或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在模型设定时，本文将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都纳入模型，用弹性表示，设定模型为：

lnY=αlnK+βlnL1+γlnL2+u

为了与单独分析时的结果作比较，本文先模拟出只使用教育人力资本或健康人力资本时的方程做回归分析；然后同时加入这两种人力资本，模拟出结果，从结果的不同给出解释。考虑到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与影响，本文还考虑用时间趋势来缓和二者的共线性问题及滞后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直接采用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数据，不足则从1991-2007年年鉴补全。由于不同人对各指标有不同理解，会采用不同的指标和数据处理方法。现在就本文几个重要数据分别解释其来源和处理方法。

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度量：本文选择GDP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指标；物质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指标可以从统计年鉴上找到，从建国后到近期的所有时间序列数据，便于分析。

人力资本的度量：人力资本指标可以从投入方面去采集。投入即成本，是培养人力资本所需要投入的费用。从投入看，国家教育投入经费是教育投入中的主体部分，可以用国家教育投入经费作为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指标。健康人力资本投入的直接成本是指卫生、医疗、保健服务等支出，可以对应地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卫生教育总费用来表示。

四、模型结果分析

为估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采用第二部分设定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及健康资本的弹性变化都是线性的，可以直接用线性模型分析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是从投入角度出发，模型为：

lnGDP＝αlnK+βlnEDU+γlnHTH +u

此方程是本文采用的投入模型，其中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L，在此模型中分别用教育资本投入EDU、健康资本投入HTH表示。单独考虑EDU或HTH及同时考虑EDU与HTH的结果对应于结果表1的（1）、（2）、（3）列。数据分析得EDU与HTH之间相关性达0.9以上，为了去掉这种共线性影响，加入时间趋势。t表示时间趋势，u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为扰动项。增加时间趋势后对应于结果表1中的（4）列。

下面将对模型进行估计与分析：

从表1中可知：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教育资本EDU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498，统计很显著；而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363，统计比较显著，此时R2为0.9952。从数据分析上来看，物质资本比教育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274，而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07,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0。从分析结果来看，健康资本比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同时用物质资本K、教育资本EDU和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07，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40,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1，比单独用教育资本或健康资本变量时要稍高。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069，不仅统计不显著，而且系数符号改变为负，这与理论现实相背。

为了找到使教育资本变量从0.363变为-0.069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结合理论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健康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财富，一种本质上和知识、金钱具有同样价值的财富，没有一定程度的健康，人们不会有机会获得教育，成为高素质劳动力。教育和健康间有极大的相关性。考虑到教育投资的滞后性及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在变量中加入一个时间趋势变量更有助于分析经济问题。

加入时间趋势变量t，从表1中列4可知：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45，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739,t的系数为-0.059，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133，统计比较显著，扰动项u更小。R2为0.99966，拟合度更高。

可见，经验分析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一致，用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来共同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解释性更可靠。教育资本与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且从数据上来看，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健康资本弹性更大，更值得国家社会关注。

五、结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用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以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从投入方面揭示了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都是引起GDP增长的重要原因，能促进经济增长。只考虑一种人力资本时，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07，而教育仅为0.363。

同时考虑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只使用其中一个方面时的影响，与实际情况更相符。但要注意两种人力资本相关性大，存在相互影响。

投入模型结果表明，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133，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739，二者都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推动作用更大；而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0.345，不如健康投入大。这说明教育的部分影响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影响GDP，也说明了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鉴于以上分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是引起我国GDP变化的重要原因，应加强投入。物质资本固然重要，但其贡献比不上健康人力资本，且近年来国家物质水平已有很大改善，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教育水平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增大，但却未受重视。

加强素质教育与卫生设施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素质教育缺乏。国家应改变教育体制，注重知识与素质教育并重，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因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更大，国家在资金投入时要更重视健康投入。但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卫生设施不完善，医疗费用高昂，健康水平受影响。因此，要适当加大政府卫生设施投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人们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Schultz,Theodore.Invest in Human Capita1[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2、Denison,Edward F.How to Raise the High-Employment Growth Rate by One Percentage Point[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2.

3、庄志军.美日英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式比较[J].商场现代化,2006(6Z).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18-04

1 20世纪以来人类体育发展面临的课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健康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价值利益的最高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和实现健康的可持续性。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维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它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理论与方法（自然科学）、同时还包括人类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前者主要是通过获取自然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来为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医疗、卫生、体育、保健、教育、娱乐、养生等方式来适应环境,实现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可持续性。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然而,伴随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发展的理念完全忽视了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相反，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征服、统治的对象，肆意的掠夺和破坏，打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以后，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人类依赖大量的榨取自然资源、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大量的排放污染废弃物支撑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污染和破坏，全球气温上升、生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甚至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表明仅把人类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己。

另一方面，体育作为维护和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它的理论与方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理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伴随18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现代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众多新型体育项目以及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现代体育功能的背后，值得我们注意是：（1）依存于产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体育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以认识和挖掘人类自身能力为前提，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体育的理论、方法、手段）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理念，探索维护和创造人类经济、健康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体育理论和方法则不多见，因而，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化并威胁着生物界的可持续性时，体育显得无力。（2）近代以来的新兴体育活动（包括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进行的所有开发、资源利用等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一样都表现出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它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3）在全球性环境恶化、“地球数十万种生物减少和灭绝”［1］的今天，体育的功能和效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体育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怎样回答，这是体育面临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 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公害始于发达国家。例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河湾多诺拉事件，1953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2］。“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水俣事件，1931-1972年富山事件（骨痛病）和1968年九州的米糠油事件等，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残疾”［3］。因此，自50年代起，研究和治理由于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造成大气、水、土壤、森林、食物污染而导致损害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我国的环境健康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1980年以前并不严重，尽管“”时期的一些粗放型工业开发与生产给人居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相比公共卫生给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的多。环境与健康还没有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因此，这个时期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

1980年以后，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粗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也日益加重，西方发达国家40-50年代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现。从而促使环境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1989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晶（1984）浅谈环境与健康的辩证关系［4］；罗典荣（1989）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5］；耿精忠（1993）环境健康回顾与展望［6］；郑振佺(1994)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7］；王华东（1991）环境质量评价［8］；姚志麒（1993）环境卫生学［9］；王簃兰(1995)环境与健康［10］；张慧珍（1996）发电车作业环境及工作人员某些健康效应调查［11］；米玉华（1997）水环境与健康［12］；朱惠刚（1999）环境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3］；林绍颜(2001)环境与健康的评估问题和空间分析［14］；向全永(2004) 环境中氟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15］；陈威（2006）我国环境健康安全体系的现状及今后的对策［16］；孟伟（2007）国内外环境与健康的管理与研究［17］；薛文森(2008)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18］；王晓辉（2009）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法律制度研究［19］；黄静（2010）别让环境污染再预支健康［20］。从这些研究的总体内容来看，我国环境健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表现出了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研究中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及其理论方法、拓宽了环境健康研究的思路，也促进了环境健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以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影响与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功效的文献鲜见。

从现代体育的活动特点研究现代体育给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外部环境的视角研究它对体育功能影响，是从90年代开始的。即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 ［21］的呼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探索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从其他领域开始向体育渗透，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奥运会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如“德国Regerl Sburg大学Heinz Lutter教授（1990年）提出体育运动让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指出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体育面临的大问题”［22］。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南非等国的学者也对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展开了研究。1994年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项体育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定，指出“体育与环境密不可分” ［23］。 2003年国际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运动协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全球体育和环境论坛:2003”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制定了《体育与环境21世纪议程》［24］。另外，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都分别对“环保”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对“绿色”体育加速在全球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关于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9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推广，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研究；（2）体育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3）“绿色体育”、“生态体育”、“绿色奥运”基本特征和功能的研究；（4）推进生态体育和绿色体育的实证研究及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国内外不仅在高度重视环境与体育的研究，而且还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有关环境与体育健康的概念解释，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如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和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导致人类健康的伤害和社会福祉费用增大与体育功能受限的研究，有关评价和分析这种损失和代价及其代偿机制的研究，采取怎样的社会经营、评价、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发展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完善体育科学的发展， 促进民生和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的文献尚不多见。

3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3.1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明确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环境体育健康学就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制度和体制、政策及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人们对待生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推进健康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理念与行为方式）与人类体育健康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以推进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为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具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

（1）通过重新反思现代以来体育在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强化和确定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观在体育学科构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21世纪中国“绿色·人文·科技奥运”和“全民健身”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2）从体育的外部环境来系统地研究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特别是研究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体育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的构建问题，这在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尚不多见。这一研究将会丰富与完善体育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3)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探索和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理论体系,可为21世纪体育科学朝着有利于推进人类体育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总体思路是：维护和推进人类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未来的一切活动（包括体育活动）的宗旨都必须以维护生命永存（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共存）为首要使命，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促进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简称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体育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仅要满足当代人与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体育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护和满足未来人增强健康、发展体育的需求。遵循这样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我们把提倡和推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共存，追求多样利益主体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人类体育健康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最佳良策，作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4 探索和研究环境体育健康学基本步骤与研究内容

4.1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研究步骤

1. 研究环境体育健康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2. 开发和研制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体系与环境体育健康的效应分析体系(体育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3. 开展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手段与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理论与实证（我国环境体育健康的经营模式的研究）研究；4. 探索和研究我国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运作模式。

4.2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主要内容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科涉及的领域与内容甚多，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入手，阐述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以及环境体育健康的概念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必要性。明确环境健康与环境体育健康的共异点，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学研究对象与性质，阐明环境体育健康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宗旨、任务及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首先从环境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社会、文化、体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变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环境变化给人类的体育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大气、水土、森林、草原的环境变化对健康的研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年化趋势对健康的影响；休闲新时代兴起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生物世纪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影响。其次，再从现代体育环境的变迁研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现代体育资源的开发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现代体育的市场机制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大规模体育商品生产与消费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总之，通过人类健康环境的两个方面(体育外部环境与体育内部环境)来把握人类健康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第三，应用环境经济解析社会资本积累制度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尤其是要通过环境经济的外部性理论阐述外部不经济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影响；运用效应理论阐明体育健康的效应产生过程及其边界效应的特征，从而更加客观认识和把握产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出现根源。客观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顺应现代化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体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体育的发展给人类的健康及健康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与消极），由此，通过帕累托效应理论,揭示和阐述生态体育、绿色体育、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体育生态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政策的完善以及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第四，当代的人生存与发展与产业革命以前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质量下降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给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即采用传统的方法认识与评价体育锻炼的效果是不是客观，环境质量的好与坏究竟给体育功能及其发展身心带来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越发关注的问题。围绕这样的问题，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讨论和阐述环境质量概念、环境质量变化的特点、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的定义与意义、作用、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内容、方法与程序；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与健康；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意义、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项目类型、程序与方法、特点与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方向。从而明确环境质量与体育健康的关系及其规律。

第五，不同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的体育健康效应，这种效应的背后都包含有一定的费用或代价。如何认识和评价（定性与定量分析与评价）不同环境质量下带来不同体育健康效果的费用或代价是进一步把握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关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康复代价，最大限度的减少体育健康的费用，提高环境与体育资源效应的关键。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地阐述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它应当包括：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特点、原则、方法；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开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公共体育资源闲置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等。尤其是环境污染与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的代价评价及其代偿机制的构建则是解决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避免或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体育健康负效应的关键是要解决环境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地开发、经营与管理环境，促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则是21世纪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的阐述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概念、意义、原则、类型及其不同经营管理手段的特点、作用、方法与实施条件。它包括：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政策手段；经济管理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教育手段。以此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第七，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实质是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环境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又简称为环境体育健康的共进化。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基本理论。即阐述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概念、目标、理论基础（公平〈代际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社会人文意识与价值主张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体育资源与设施对体育健康的影响；“绿色”体育盛事对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阐述实现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

第八，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问题。无论任何一个地域的污染或破坏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的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化的环境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对无疆界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揭示国际化的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与规律。阐述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体育健康的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内容、原则、措施、途径。当今环境体育健康面临的国际化课题主要包括：（1）环境体育健康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矛盾、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育健康评价与管理机制以及代偿机制的问题（3）环境体育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世代公平的指标体系框架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探索和研究21世纪人类体育的发展道路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言而喻，继续沿用20世纪的体育理论、方法、手段，（即更多侧重人类自我能力的表达和机能潜力挖掘的体育理论与方法，而很少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被污染与破坏的外部环境给予人类体育功能的制约影响）来解决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课题是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从人类的外部环境探索和研究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人类体育健康带来的影响，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方法，尤其是构建基于环境·健康·体育的三维立体化和谐发展的“共进化”经营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这对完善和充实人类对于体育科学的认识，寻求21世纪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走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也是本文提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科的目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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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6）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基础,在本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比较,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了近十年,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强行对接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和经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时期,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具备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外健康体育产业友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为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发展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一直是以国家的健康体育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为主导发展的。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健康体育产业形式,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健康体育产业规模,但是,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来认识并加以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由于长期健康体育事业的影响和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下良好的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制度,限制了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健康体育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最佳发展时期,难以创造和职业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相关产业)同样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人类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健康体育作为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的政府行为变得越来越淡化了,并且最终将被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完全取代,进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健康体育产业这时虽然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产业地位,锁定了特殊的健康体育消费群体,但是,这个健康体育群体可能会逐步脱离大众健康体育消费,形成特殊的健康体育高消费阶层。满足这个阶层健康体育消费经营的健康体育产业,很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的代表产业或主体产业。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事业化发展方向,将使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处于健康体育产业无法抗衡的特殊地位。

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落后于体育其他产业的缓慢的发展和已经体现出的均速发展趋势,既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状况,也不能盲目地理解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只有将其置于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结合国家健康体育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同社会需要进

二、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健康体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过去,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功夫)和武术精神,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健康体育传统。虽然我国的武术在很长时期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只局限于民间,主要作为人的生存技能自然流传,但是,我国武术中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实际就是现在所说的提供武术指导服务,它客观上孕育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只是因为人所共知的近代屈辱历史,使我国的体育产业萌芽时期延续了太长的时间。

1995年,我国启动了带有国家健康体育事业意义的、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形式推广的全民健身计划;1998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我国过去的体育政府职能全面向社会转移。这时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向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发展过渡,进入了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健康体育事业补充(保证在校学生)、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特殊健康体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发展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时期,特别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与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强行对接,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一度出现了领先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考

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目前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健康体育产业规模、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开发,还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健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等等,都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能否把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关键是能否认真吸取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一支健康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队伍,努力做到理论研究超前发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思想指导健康体育产业实践,保证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7）

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但文化生活却相对贫乏，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尤其是人民体质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广大人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十分强烈，“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已经成为共识。进一步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通过强化政府对公共体育的服务，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逐步改变各地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发展提供夯实基础，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当体育健身活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体育健身活动，可得到生活中健康的满足；同时通过体育活动，可扩大个人生活的空间。通过体育拥有完美的人性和生活，这对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生活质量提高最好的体现。目前，关心健康、热衷健身、积极投身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时尚追求。因此，研究和探讨休闲体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项重要和有意义的任务。

同时，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消费的需求有了实际的支付能力时，体育健身的发展才有了可能。而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健身作为精神文明的范畴与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相关。因此，尽快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改善生活质量，更可以繁荣先进文化，提升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基本文明素养，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实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推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体育健身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民健身的氛围在全国的蔓延，城市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经济发展依然低迷，一些地区的体育设施和体育活动的开展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

（一）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

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县城除了休闲广场、民族广场和秦良玉广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外，各乡镇几乎没有专门的文化娱乐设施，最多只能在学校和政府部门里面建设有篮球场等简单的体育设施，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村的体育文化需要。而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主要原因，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性体育服务远落后于城市。

（二）体育文化活动开展难度较大

现阶段，我国政府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体育文化事业的组织与传播，各地方政府多因忙于发展实体经济，加之财政拮据，对于投资体育文化事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了难以开展体育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对体育文化认识不够，他们与其参加体育活动不如休闲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认可此方式更可缓解精神压力。此外，专业体育文化队伍素质较差。

结论

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也更加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以人为本，健康第一”、“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应有之为；人们喜欢在休闲时间，到体育俱乐部或到社区健身场所甚至在大自然中间，参加各种健身锻炼和各种文化娱乐体育的活动。在城市社区广场，健身爱好者丰富多彩的锻炼活动，俨如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将休闲与体育健身结合已成为重要选择。美国有学者指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这就预示着发达国家必将优先进入“休闲时代”，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也将紧随其后。据预测，体育与休闲、健身娱乐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迅速，但体育健身对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体育对经济的积极反作用也是有目共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可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刺激了消费，也扩大了内需，充分实现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

体育健身活动由于它的广泛性、多样性、趣味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投身其中，已经或正在悄然占据着人民群众日常的闲暇时间，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民俗民间体育项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运动设施、经费和活动的组织都要求不高，能够激起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不仅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体魄、陶冶情操，还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3][7]朱　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J]经济学动态，2002，

[4]张　馨．公共财政论纳[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9）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

心理健康素质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在因素。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素质包括适应、人际素质、个性素质、动力系统、自我、认知风格、归因风格、应对风格8个方面。

本文将在对新疆少数民族师范生心理健康素质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加以反思，以期充实少数民族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并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伊犁师范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共502名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44人，女生358人；大一学生189人，大二学生106人，大三学生100人，大四学生107人；文科生342人，理科生124人，体育艺术生36人。

2.2研究工具

采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研究”组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该调查表由8个分量表组成，共243个条目，包括适应量表、人际素质量表、个性素质量表、动力系统量表、自我量表、认知风格量表、归因风格量表、应对风格量表。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534～0.886之间，且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3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被试回答完问卷后统一回收，将数据录入计算机，运用SPSS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性别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女生动力系统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男生的认知风格和归因风格得分明显高于女生。

表1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3.2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年级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除人际素质外，不同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发现：适应性得分，一年级学生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得分；一年级学生个性素质得分显著高于二年级；认知风格得分，一年级学生得分低于二、三年级学生得分；二年级学生应对风格得分显著低于三年级；动力系统、自我、归因风格均表现为一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得分；应对风格方面一年级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得分。

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注：*P

3.3文科与理科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分析

对文科与理科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发现（见表3）：动力系统、自我和归因风格三个维度文科生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得分；应对风格得分理科生显著高于文科生。

表3　文、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差异检验（M～SD）

注：**P

3.4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分析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10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人际素质、认知风格和应对风格得分显著高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学生，其在动力系统和归因风格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学生。

表4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检验（M～SD）

注：*P

4.讨论

本研究发现：女生的动力系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认知风格和归因风格得分显著高于女生；除人际素质外，不同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均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中适应、个性素质、归因风格、自我、动力系统有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认知风格和应对风格随年级升高而上升的趋势。研究还显示：少数民族文科生的动力系统要比理科生更强；文科生的归因风格更积极；应对事件的灵活性以及认知的灵活性、独立性、整体性、独立性、冒险性等方面文科生要比理科生较差。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中应选择注重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策略。个体心理健康素质发展的水平、特征和规律是选择心理健康素质培育策略的基本依据，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的培育目标、内容、形式、方法的设计都应该适合其自身特点，开展适宜群体差异的教学。

对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比较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其人际素质，认知的灵活性、独立性、整体性、冒险性和应对问题的积极性等方面较好，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其动力系统更强，归因倾向更积极。在高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应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贫困学生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新疆各高校的助学金数额较大，在贫困生数据库的管理中可考虑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分类管理，奖助学金的评审中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名额，以减轻其经济压力，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

素质。

5.结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存在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动力系统、自我、归因风格和应对风格存在差异；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较好。

参考文献：

［1］沈德立，马惠霞.论心理健康素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2（4）：567-571.

［2］沈德立，马惠霞.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及其实证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2）：258-261.

［3］沈德立，马惠霞，白学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的编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107-111.

［4］鲁倩，马惠霞，白学军.《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的区分效度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7，5（4）：288-293.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高职高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干预

Key words：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mental health；mental intervention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1-0201-03

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高校收费制度的不断改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又称贫困生）现象己十分普遍。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贫困大学生的比例为20%，特困生的比例在5%-l0%之间，且二者还有上升的趋势[1]。李春山等人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所占比例逐年提高[2]。当前贫困大学生在高职院校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总体人数较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为了切实提高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本研究拟针对高职高专层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探讨心理干预的有效对策，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大学生的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2 研究方法

2.1 测验法

选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量表）、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表（UP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等。

2.2 调查法

选用全省通用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及其经济情况。

2.3 个案分析法

在被试中寻找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研究，搜集个体性的材料。

2.4 访谈法

访谈对象主要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管领导、在校大学生、辅导员、心理社团成员、心理学任课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辅导教师等，针对该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发展趋势、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特点、目前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心理需求等问题开展访谈。

2.5 文献研究法

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料，特别是高职高专层次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课题的内涵。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现状分析

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后，总结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有以下心理、行为特点。

首先，学业焦虑较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学习成绩十分看重，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多数贫困生理论科目学习成绩尚好，但实践性科目（如计算机，外语听力、口语等）不如其他学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条件限制其无力购买所需的学习用品；另一方面，有的学生来自贫困地区，当地教育水平较低，落后的教育、学习方法对其学业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人际交往消极退缩。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贫困生却很少参加群体活动。一方面是因为集体、社会活动有时难免需要额外的开销，对这类活动只能消极退缩；另一方面，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缺乏。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感情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从而出现人际交往的消极退缩现象。

第三，心理矛盾的冲突性强。大多数贫困生对艰苦的生活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他们好强、好胜，希望在生活上自立自主，经济上自食其力，为父母减轻负担。生活中各类竞争的日趋激烈，贫困生需要承受完成学业和就业上的多重压力，加之现今建立在严格学分制基础上的高教管理体制（虽然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应政策，但实施起来很困难），使贫困生既不能通过多修学分、提前毕业来减轻经济负担，又不能通过先工作赚钱，再继续读书，延缓毕业来自己解决教育费用的问题，这就使他们对贫困更加被动和无奈。在他们身上集中了这些矛盾的剧烈冲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的情绪反应，如焦虑抑郁、多疑敏感、烦躁不安，甚至心身疲惫等。一些同学反映自身欠学费、欠债问题比较严重，成天处于忧心忡忡的状态中。

第四，情绪抑郁，孤独感强。部分贫困生因为家庭突遭变故，对生活道路的艰辛和坎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情绪低落，意志消沉，遇事感到困难重重，无能为力，进而否定自我价值，对学习、生活乃至娱乐缺乏兴趣，体验不到其中的快乐，喜欢独处，沉默寡言，逃避现实，消极懈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孤独和抑郁的消极心理状态。

3.2 心理测验结果分析

课题组对2009级所有2225名学生进行SCL-90、UPI测验，随后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筛选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45人，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随机抽取445人，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3.2.1 SCL-90测验结果分析

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分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10个因子分均高于非贫困生，且呈显著性差异（见表1）。从该数据中可以得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性别差异。

对44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SCL-90测验的性别差异比较分析。其中，男生为244人，占54.83%，女生为201人，占45.17%。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后，进行t检验（见表2）。

通过表2结果可看出，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和偏执等4个因子上，男生高于女生（P

3.2.2 UPI分析结果

利用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PI）进行测查，对学生的诊断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有明显的心理问题，需要尽快进行心理咨询；第二类为可能有心理问题，应引起关注；第三类为心理健康。此次调查发现44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有明显心理问题，须尽快进行心理咨询”的学生为101名，占22.8%。这一比例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没有显著差异（p>0.05）。

男、女贫困生3类心理诊断结果比较见表3。经卡方检验，男女贫困生间3类心理诊断无显著差异（p>0.05）。

3.2.3 个体咨询案例分析

在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成员共接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8人次。在个体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寻求心理援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问题为就业，学习（含升学）、恋爱、情感，人际交往（含家庭关系），经济压力，其他。详细分布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单纯因经济压力大而前来咨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不是很多，但是家庭经济困难所带来的影响会体现在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忽视。

3.3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干预的试验分析及心理干预体系的初步探讨

3.3.1 心理干预方案设计

根据访谈、心理测验等结果，课题组制定了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干预方案。课题组从44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随机抽取120人，使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的60名同学进行心理干预，对对照组的60名同学进行常规教学和管理。

本项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实验设计。心理测验采用SCL-90、SAS、SDS三个测验。主要的干预措施为团体心理训练，并辅以个体咨询、讲座、心理活动、放松训练等。

3.3.1.1 团体心理训练

团体心理训练时间为每周两次，每次约2小时，共4周，分为3个阶段。

第一，初始阶段。

在第1次活动中，向成员介绍团体名称为“自信心训练营”，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让成员了解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发展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以便在大学生涯中，比以前生活、学习、工作得更轻松、更愉快、更自信。

第二，主题活动阶段。

这是本活动的主要阶段。每次活动确立1个主题，针对当前贫困生的心理困扰进行训练，共设立了6个主题。①共建精神家园；②认识自我；③突破自我；④悦纳自我；⑤发展自我；⑥温馨祝福。每次活动都以一定心理学理论做指导，配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大家去体验，去升华。

第三，结束阶段。

在最后1次活动中，我们要求全体成员畅谈自己整个活动的感受，写下自己最深的体验和最大的收获，最后填写了有关问卷，以便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估。

3.3.1.2 个体心理咨询

本课题组的四位心理学老师在我校“心灵港湾聊天室”值班，优先接待本课题组筛选的被试，提供个体咨询服务。在课题研究期间，共接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8人次。通过个体咨询，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深入了解自我，调适自己的情绪，正确的看待家庭经济困难这一现状，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的其他心理困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3.1.3 情绪调节训练

有研究发现，在所有的负面体验中，经济困难与焦虑、抑郁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在访谈、心理测验中也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不知所措、焦虑、抑郁、人际敏感、恐惧等负性情绪。如果不及时消除这些负性情绪的影响，则难以健康成长、顺利发展。处理负性情绪的方法很多，如运动法、音乐法、宣泄法等，学生易于掌握，效果较好。在心理干预中，我们针对学生的各自心理特点，采用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放松训练，如呼吸法、冥想法、渐进式肌肉放松法、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SPCS）等。

3.3.1.4 其他心理干预措施

本课题组还专门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举办了“大学，我该如何爱你”；“朋友，请伸出友好的手”；“微笑面对生活”；“健康心态、阳光心灵”等专题讲座，并举办了“心语心愿”心灵故事讲述活动、“团结就是力量”趣味心理运动会、“心灵之路”心理征文活动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同伴的支持、鼓励下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胆量，提高了自信，还在活动感悟生活的美好与真谛，取得了较好的心理调适效果。

3.3.2 心理干预数据分析

在实施该方案之后，对干预前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数据表明，除了SCL-90附加项目之外，实验组、对照组在SCL-90总分、因子分SDS、SAS标准分都有非常显著差异，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实验产生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实验组的SCL-90因子分各项指标均在阳性指标2以下，心理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反观对照组，除附加项目之外，SCL-90各项因子分都仍呈阳性（≥2），健康水平还比较差。

4 结论

①富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团体心理训练可从认知、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②团体心理训练辅以个体咨询更有效的，而且效果更持久。

在贫困生深刻的认知，行为的不断纠正基础上，团体咨询辅以个体咨询的训练成果可以巩固下来，成为个体心理素质的一部分。在面上的宣传、教育、团体训练之后，在点上进行查漏补缺，最终达到良好的心理干预效果。

③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消除心理障碍，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④情绪调节训练有助于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