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标
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一部分，合作研究网络计划致力于帮助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调整研究体系，鼓励这些机构将研究活动聚焦于其优势领域；促进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升双方的研究能力；帮助地区高等教育机构解决与研究相关的难题；提高创新体系中不同部门间、大学间的合作水平；通过合作研究服务地区的优先发展事项。[5]
2.愿景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网络计划制定了长期和近期愿景。长期愿景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间建立可持续的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实现各机构的研究目标，提高各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能力，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促进国家研究和创新的发展。近期愿景是提升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水平，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局限于此）：增加合作研究的出版物数量，改善联合申请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的情况，增加研究活动或研究人员人数，增加具有较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人数，提高研究管理的效率等。[6]
（二）申请资格和申请程序
1.申请资格
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具备一定条件时便有资格申请资金建立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并成为项目的领导机构。具体要求是：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250万美元，或者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1200万美元，且距离州政府100千米或者更远。依据这些条件，16个机构具备申请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资格，分别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巴拉瑞特大学、巴彻勒土著高等教育学院、邦德大学、堪培拉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查尔斯特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墨尔本神学院、新英格兰大学、澳大利亚圣母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南昆士兰大学、阳光海岸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7]。此外，《2003高等教育援助法》中表A和表B列举的其他学校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但领导机构必须限定于上述16所大学。另外，私立研究机构、国际机构和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也可以作为项目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不仅可以利用国内资源，也可以利用国际资源。
2.申请程序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想要参加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获得项目资金，必须通过以下步骤。第一，合作机构提交项目意向书。项目意向书包括：项目描述，内容涉及拟参与的合作伙伴、项目目标和预期结果；简短陈述，阐述拟议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达成目标，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如何满足项目目标和选拔标准；制定参考预算，明确资金的数额、主要支出方向及每个参与机构可获得的资源；指出合作研究网络计划支持该项目的必要性；明确项目所需成本，制定项目实施时间表；说明从每个合作伙伴处获得的支持[8]。每个符合资格的领导机构只能提交一份项目意向书，但是可以作为合作者参与多个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第二，管理者和合作机构讨论项目意向书。合作研究网络项目提案必须与参与机构的目标和任务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内容联系在一起。同时，合作研究网络中的合作关系要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并且能够提供潜在的长期利益。鉴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重要性，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会与领导机构讨论合作研究项目的策略
和期望。此讨论可能会修订拟议项目的范围、结果、资金数量等，但任何一项修订都要获得所有参与者的同意。管理者认同项目意向书后，申请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第三，领导机构提交详细的资金支助申请。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包括：最终讨论后的项目描述；简单陈述拟定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项目如何满足目标和选拔标准；提供详细的项目预算；列出项目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资金、员工、学生、基础设施等；提供详细的时间安排；预测项目和各种重要的绩效指标可能产生的结果或利益；制定事务管理计划和风险管理计划。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在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四周内提交。
第四，管理者对申请项目进行评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需参加竞争评选，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的官员和相关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估的标准主要有：项目如何满足拟定目标，项目如何支持参与机构的任务和战略方向，项目在研究能力建设方面预期的结果和效益，参与机构特别是领导机构的研究能力，参与机构提供的支持措施，合作项目是否能够长期持续，项目对政府高等教育创新系统的战略和结构改革的支持程度，项目对提升各机构研究质量的作用等。通过评估，管理者会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三）资金管理和使用
1.资金管理
每一个申请成功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要和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签署资金协议，获得相应的资金支助。资金协议的内容包括项目合作伙伴、项目总资金、约定的项目绩效指标和结果、约定的时间表和相应支出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领导机构必须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说明费用支出情况、项目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等。如果项目没有满足资金协议中的要求，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有权力中止项目资金的投入。
2.资金使用
合作研究项目的资金可以用于保障该项目顺利进行，比如，为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支付的工资；为项目设立的奖学金；用于职工和学生的学术交流，联动监管或职工的发展计划，共享研究设施，购置研究设备；建立和加强合作经费等。领导机构一般获得项目资金，但也可能会转让一部分资金给合作伙伴。
二、启示
（一）设立专项资金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为提高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水平和培训能力，设立了合作研究专项资金，鼓励这些机构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高各自的科研水平，完善相应的研究系统。这一举措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机构间开展合作研究的积极性。通过充分利用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能够招募到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这样有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界由于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较少，从而导致许多资源、信息以及优秀人才无法实现交流共享。因此，我国需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设立专项研究资金，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二）支持科研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重点关注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师资水平、地理位置及资金不足等问题常常制约着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的发展。鉴于此，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主要帮助这些机构提高其科研能力。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逐渐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科研创新似乎成了重点大学的专利，很多地方高校以及地理位置偏远的高校在科研竞争中缺少优势。然而，这些高校却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快速提高这些高校的科研能力是当务之急。由于这些高校自身力量相对薄弱，政府部门应给予特别支持，鼓励开展合作研究，实现科研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成立管理合作研究项目的专门机构
【关键词】医学教育;模式;管理体制;改革措施
随着近年来国人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对国力发展的影响以及我国教育方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一场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些初步改革措施已在进行中,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更是走在了前沿。传统的医学教育方式是为生物医学模式服务的,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漠视病人作为人的尊严,仅仅把病人视为有病生物体,背离了医学的人文本质。现代医学正处在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医生要更多关注人的社会因素,除了不断更新专业知识,还要涉猎人文社科知识。
1目前中国医学教育的效果与国际差距
有医学教育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医疗侧重于对疾病发病时的控制,而不重视病人长期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侧重于高科技、昂贵的住院治疗,不重视低花费的门诊治疗及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不同医学院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医疗部门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质量和认证标准;多数医学教育着眼于提高医学生记忆事实的能力而不重视受教育者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医生职业精神的含义以及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方面的教育甚少,临床教学中临床技能训练不够,对医学生的技能和操作的培训重视不够,见(实)习学时数和国外医学教育体系比相对不足;临床指导教师的工作重心转向医疗,高校附属医院的教学意识淡薄,在教学医院中,重医疗轻教学的现象较为普遍。
2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矛盾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调整。据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研究会统计,内地已有63所医学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的一部分,除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以外,大多数知名医学院校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科办学的模式,逐渐地融入综合性大学之中。
2.1合并还是兼并: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一直处于单科单一型的状态,医学学科与文理等非医学学科之间相互隔离,导致医学生知识结构狭窄,人文精神十分欠缺,缺乏应有的团结互助、公平竞争
精神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学校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
合并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都是大学的二级单位,对外不具有法人地位,但医学院的教学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设有附属医院,而附属医院则因负有对外医疗的任务因而必须具有法人地位,这就出现了没有法人地位的医学院要领导和负责有法人地位的附属医院,造成实际工作中的不协调,医学院的角色十分尴尬。
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德炳教授表示,北大医学部现在对外是以委托法人的资格进行工作,在教学、科研、人事等方面享有相对的自,采取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这种分散式而非集权式管理更符合医学教育的特点。原同济医科大学的情形与此类似。
“北医模式”对于很多医学院校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模式并不容易被“克隆”。有人所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整合模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医学院校进入综合性大学势必要经过一个“休克期”。医学院应当抛掉原有的“独立情结”,以开放的态度、扎实的工作应对新的变化,将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之幸。
2.2附属医院何去何从:争议颇多的便是附属医院与医学院或大学的归属问题。目前,出现了直属的附属医院、非直属的附属医院以及教学医院三种模式,当然最理想的还是拥有直属的附属医院,这样更便于教学、科研和临床见习、实习的开展。而有些医学院即便拥有附属医院,却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全国各高校的附属医院通常都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担负着医疗、教学、科研任务而非单纯的医疗任务,医学院与附属医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只有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基础学科、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交叉融合,才符合医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2.3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医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具有办学成本高、学制长、师生比高、实践性强等特点,然而并非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领导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医学教育投入高、回报慢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仪器设备的购置上动辄几十万元甚或上百万元,而同样的经费完全可以用于建设其他学科的一个学院或一个系,这种花钱多、效益相对较小的结果很难得到大学领导及兄弟院系的理解。另医学教育应适当控制办学规模,尽可能地统一学制以确保能有稳定的教学安排、提高教学质量,并根据自身条件确定办学层次。条件较好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可致力于高层次办学,差些的可以多开办面向农村和基层的实用教育。医学教育绝不能跟风扩招,应从制度上给予保证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而非大众教育,那种希望通过扩招解决学校福利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3改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对策
国际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制订的关于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所包含的内容是“医科毕业生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并且能够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医疗实际问题;医学生必须懂得医疗决定和行动的各种原则,并且能够因时、因事而宜地做出必要的反映”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严格把握“入口”的质量: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把最好的学生招进医学院,同时增加医学院校学生录取的面试制度,保证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
3.2努力提高在校生的“出口”质量:充分加强医科学生研究生阶段的技能训练,改变了医学研究生阶段还以教科书为主要学习素材的现象。这就需要重新确立教学方式,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并利用信息技术,强调“互动式学习”的教学模式。教育模式从“讲台上的圣人”转变成“身边的指引者”,以问题为中心、互动式、小组讨论的学习形式。如果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看成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那么他们的学习热情会更高。
3.3建立合理的培训制度:建立住院医生培训制度,规范医学教育,不要让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一毕业就参与治疗工作,要在他们行医之前培养其严谨、专业的医疗能力,而不是靠他们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建立医学院校评估体系,让各类不同的医学院校的等级有明确划分,培养不同层次的医疗和医学研究人才。
一、目前我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投入
这种方式是我国目前高校融资的主要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的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肩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级人才的重任，政府作为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对于高等教育就有了“社会责任”，就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经费。不论高教如何采取多渠道融资，政府都应该是高教最主要的投资者，都不能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杂费
自1998年开始在非市场的前提下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收费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一直在大幅度提高。学费提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对高教投入不足外，还由于高教成本被滥支或者被过高估计。由于我国学费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但很多农村居民难以承受较高的高教收费，就是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对负担高教收费也倍感沉重，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这样不但增强了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其闭门研究的沉闷气氛；也加速了企业改进生产设备的步伐，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产学结合模式主要有：高校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企业出资在高校建研发中心；高校出智力，企业出资本共建合资企业等等。
(四)社会捐赠
我国高校在社会捐赠这条路子上面起步较晚，目前就是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国内成立较早的著名高校建立了捐赠机构。相对比国外高校，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管理工作不够专业，规模小，同时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支持。尽管高校在对待社会捐赠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社会捐赠收入已经显现了它在高校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补充作用，因此我们应尽快完善其相关基础工作建设。
二、美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资助与拨款
美国政府对高教的资助与拨款可分为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资助与拨款。其中联邦政府的资助拨款由拨款、贷款与合同款、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三部分组成。联邦政府的拨款大部分给了公立院校，贷款和合同款的流向比较均衡；研究和发展中心的资助更多的是给了拥有高水平科研人员的私立高教机构。州的资助和拨款更多的是用于本州的发展，其贷款和合同款相对公平的分配给本州的公私高教机构。地方政府资助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用于高教的比较少，但是其作用仍不可忽视。
(二)学杂费
美国的学杂费除了包括狭义的学费外，还包括：住宿费、膳食费及申请费、注册费、学生活动费、停车费、成绩单费等各种杂费。学杂费是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财源，在私立高校各项收入中居于首位。1980～1981学年占36.6%，到1992～1993学年已上升至41.2%。相对私立高等院校昂贵的学杂费，公立院校的办学经费由于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所以学杂费收费相对较低。1980～1981学年占12.9%，到1992～1993学年也仅仅是18%。
(三)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是美国高教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对私立院校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募捐的数量越来越大，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常见的募捐形式有：现金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不动产所有权捐赠，有形资产捐赠，延展捐赠，寿险捐赠，信托捐赠，企业对等认捐等等。捐赠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了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有一举两得之功效。
(四)美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美国的大学不但是传道授业的场所，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与企业在科研上的合作获得了更多的经费以供研究之用，这一合作有利于增强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解决了部分大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安置问题。美国的公司企业从利用基础科学以解决新的生产实践和提高生产的知识密集角度出发，对与大学合作科研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对美国政府来说，竭力支持双方的科研合作，企业增加了对大学的科研资助，减轻了政府的一些负担。
三、美国高教融资对我国高教经费来源的启发
(一)建立高教募捐机制
结合我国具体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教多元化投入机制，创立我国高校募捐机制，实现高教多元化。一是应该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募捐发展办公室，其领导者直接对校长负责。这样就可以使得募捐有专人负责，开创了募捐的渠道，就可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二是从事募捐工作的人员职能应专业化。募捐的效果主要和募捐人员的素质相关。一所大学募捐宣传的质量和力度，募捐计划的吸引力等等都要通过募捐工作人员体现出来。所以要使募捐工作人员职能专业化。三是募捐形式要多样化。目前我国高校募捐形式主要是现金捐赠和有形资产捐赠这两种，形式单调，使得资金来源狭窄，捐款渠道不畅。因此有必要开创募捐新形式。
(二)大力发展股份制办学
近年来，高校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数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经费和发展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仅靠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高等教育，鼓励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控股、参股形式投资办教育。通过股份制办学有利于筹集资金，有利于所有权与办学权的分离，有利于完善学校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竞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教产业化，是解决高教供需矛盾、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开发民间教育投资潜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国高教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推动“银校合作”新局面
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上为“银校合作”清除障碍。在“银校合作”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对银行进行监督；各银行在高校市场争夺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竞争的苗头；有些银行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种种情况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银校合作”，积极完善其法律法规。二是转变思想观念，扫清“银校合作”思想障碍。高校长期以来一直靠政府拨款办学，缺乏“谋生”能力，因此面临资金困境时，要从思想上改变“一等、二靠、三要”的态度，积极利用金融渠道为自己“谋生”。真正把高等教育纳入市场轨道，让其真正参与市场运行。三是从体制角度改革“银校合作”。“银校合作”使得银行将原来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应用于高校办教育，高校则由原来与财政部门打交道变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银校双方都要转变观念，对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推动“银校合作”事业的发展。
(四)建立高校基金制度，组建教育基金
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可以逐步改变我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附属地位，使得高等院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在拨款上面向公平、透明和效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成功的例子。高教基金制的建立要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他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协调一致，配套进行；建立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将中央一级财政预算中的高教投资和事业性经费划拨给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由其分配；各省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的建立要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期分批进行，不搞“一刀切”。
参考文献：
［1］祁连校.美国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的形式及其作用［J］.决策借鉴，1995，(01).
［2］刘军，黄梅.美国高等教育募捐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9，(01).
［3］徐玉斌.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浅析［J］.教育与经济，2000，(03).
关键词：
文化研究 艺术教育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犸：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47-02
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和文化素质的养成。提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时，教育者们常常提到的是艺术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艺术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出入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次，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重专业学科发展、轻视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现象，从而导致艺术教育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文化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等现象。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慢慢认识到，文化本身的理论思考和认知对于当前大学生的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但是其学科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学、传媒研究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超学科”和“后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界的热点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而且将大大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各种艺术理论的生发和论述，从而更好地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把握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论述文化研究对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 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1 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该中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该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该理论的灵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汤普森斯（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他们从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关怀出发，探讨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支配权问题，同时，为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因其跨学科性或者说强大的学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就此著书立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如美国出现了一批以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是霍尔的学生）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出版了《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书，该书从文化取向出发，对伯明翰派文化研究进行了概况总结，认为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跨学科性；其次强调广义而不是狭义的文化定义；再次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最后，文化既是实践又是经验。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首先，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相继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中来。其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同性恋研究、种族与族裔问题研究及全球化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扩展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其综合性（或称学科交叉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学科。
2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研究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艺术教育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关系到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说弄不清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定义以及如何阐释？其实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许多中外学者，值得庆幸的是，不同国度、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之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解释。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来看待。“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实性的―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有艺术家主张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者风格：现代主义取代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打破了模仿写实的绘画原则，各种抽象画派应运而生；而后现代主义用过于局部、纯粹和形式化的风格终结了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画风，挪用、拼贴、戏仿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当代性和现代性著名研究学者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是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本质上乃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注视自己的现状和过去的活动。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后现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坚信，现代性总是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在重写现代性，而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的作者―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指出了后现代的嗳昧性和矛盾性，认为它―方面极端现代，―方面又反对现代；―方面主张大众的通俗路线，另―方面又坠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也许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远未到来。鉴于现代性内部的诸种矛盾和冲突，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提出了两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进行论述。美国另一个学者马歇尔.伯曼则认为现代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退却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实践的区别；“否定的现代主义”力图抛弃一切价值，是一种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而“肯定的现代主义”则指普通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线，创造出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
德国社会思想家乔治・西美尔（Simmel 1858-1918）非常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诸种现象，如时尚、现代文化中的冲突、女性角色、贸易博览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缺乏普遍价值和意义，不复具有统一社会的功能，不得不沦落为商品，而以商品为主导的文化无休止地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化理论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个有着有机结构的自由社会、连同人们对这种有机社会的向往一同离人类而去。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关注和追寻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现代社会中被高调宣扬的最高价值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3 文化研究对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二、成高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质量管理的新理念
美国高等教育界认为，学校可以通过仔细控制的管理改革来改进和提高教育质量。他们相信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技术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教育中来。
将教学和全面质量管理有机地结合，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理念――教学全面质量管理。笔者以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全面质量管理同样可以运用到成高毕业设计（论文）中，以期将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问题提升到成高教学发展战略层面上，以过程管理与质量监控为中心，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其教学质量。
三、成高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TQM是通过建立、健全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来实施各项管理活动。成高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质量管理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来实施各项管理活动――确定质量方针、目标和职责并在质量管理体系中通过诸如质量策划、质量监控、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实施的全部管理职能的所有活动。
因此，该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质量体系策划、确定质量管理体系结构、形成质量文件三个阶段。
（一）质量体系策划
1.明确成高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可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三者相互衔接、逐步提高。
（1）近期目标，可定位在建立、健全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的标准化运行程序和质量评价体系，规范管理、严格控制、保证质量，确保其质量能顺利通过教育部授权的相关质量认证。
（2）中期目标，可定位在保证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标准化运行程序和质量认证标准，为实现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方针和目标作可靠保障。
（3）远期目标，可定位在参与创建我国成高标准化运行程序和质量评估体系，主持或参与制定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及其相应的质量技术领域中标准化体系的建设，并能在质量评审、认证工作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确立在成人高教体系中的地位。
2.明确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1）系统性原则：指的是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考察质量保障活动的各要素和要素关系。
（2）目标性原则：指在建立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时，要围绕质量控制过程，合理选择要素，组织协调各种保障力量，来提高教学质量，形成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
（3）规范性原则：指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质量保障活动的进行要有依据，克服随意性，使教学和管理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
（4）持续性原则：指要从持续提高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发展管理观出发，持续地管理和不断地改进，从体系的组织制度上确保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提高。
（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结构要素的确定与分析
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结合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精髓，笔者从教学的过程及多年工作经验来尝试构建成高毕业设计（论文）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始于学生，根据学生的需求，学校进行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策划并做教学输入，进而开展全员性的教学过程，期间不断地进行教学质量的测量与控制，并进行教学质量的分析和提出改进的措施，最后输出教学结果，让学生得到满意，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质量得到提升。其中教学全过程（包括教学输入、教学过程和教学输出）和教学全面质量管理全过程（包括教学质量策划、教学质量控制和教学质量改进）彼此相连，相互作用，共同运动，从而构成了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运动体系，使其教学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保障和持续改进。
1.学生。学生连接着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管理过程的首末两端。学校管理者依据学生的需求确定教学质量管理策略，并通过教学质量管理作用于教学全过程。教学部门依据学生的需求和教学质量管理的要求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通过教学全过程提供教学服务和教学效果。
2.战略与领导。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质量战略主要包括学校需完成的任务、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质量战略对策四个方面，从抽象到具体，从视野宽到视野窄，从操作性低到操作性强，它们之间形成递进关系。领导主要指方针目标的制定者，在整个质量管理过程中，对各层次的教学质量活动起着指挥、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同时担负着教学资源的提供和保障作用。
3.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过程管理。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包括两个典型的动态过程，即教学全过程和教学质量管理过程。教学全过程包括教学输入、教学过程、教学输出。教学质量管理过程包括教学质量策划、教学质量控制和教学质量改进。教学质量管理过程的运行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决策基础上，这种决策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因此，必须加强对成高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全过程的周密设计、监控和调适，以保证各个环节的质量，从而确保毕业设计（论文）的整体质量。
4.持续改进。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是为了不断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工作效率和效益。由于成人教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所以每个人、每个层次、每个部门都有改进的职责。它具有前瞻性，计划性。
5.全员参与。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追求全员参与的意图在于承认并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作用，这里的全员包括教职工，也包括学生。具体地说，全员参与一般是通过授权和决策让教职工和学生为质量管理做贡献。
四、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戴明环（PDCA）运行
戴明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重要一部分，又称其为“PDCA循环”。PDCA循环是一项工作从头至尾有效进行的保证，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工作流程，在质量管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它分别代表Plan，Do，Check，Action四个英文字母的首字母，即代表着计划、执行、检查、行动（总结处理），四个阶段。
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戴明环（PDCA）运行是按照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结构和要素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和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其运行是按照预先制定的管理程序，不断循环，不断修正质量目标和完善质量管理的环节，也就是遵循PDCA循环的方式，从而不断提高成高毕业设计（论文）教育教学质量。
（一）P阶段（教学质量体系策划）
由教务部门制定总体毕业设计（论文）的策划方案，规定详细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制订一系列管理文件，用于规范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制订详细的质量检查评估标准，建立科学的、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综合评价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是进行检查评估的依据，是指导整个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标准和达到的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切实制定、完善教学文件。
2.建立监管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3.动员布置。
4.确定毕业实习地点和指导教师。
5.落实选题和毕业实习工作计划。
（二）D阶段（教学质量管理运行）
是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过程。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撰写二部分。
1.毕业实习。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按毕业实习计划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收集、调研、测试、分析汇总等工作，同时，完成毕业实习工作日志、毕业实习工作总结、学生实习鉴定表和读书笔记等。
2.毕业设计（论文）撰写。对于大部分成人学生，撰写毕业设计（论文）可能是第一次，在学生眼里是不可及的东西。教学重点应侧重于让学生了解学术规范、论文写作程序，为以后开展相关工作打基础。同时，鼓励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中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认识和体会。在撰写阶段，指导教师着重指导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综合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撰写能力。指导教师从论文构思、拟定撰写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定稿、到打印成册等环节严格把关。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是否符合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保证按工作计划进行，是完成任务的前提。符合规范的毕业设计（论文）方能参加评审和答辩。因此该阶段是质量监控的重点。
（三）C阶段（教学质量评审）
包括两项工作：一是由成立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评审每个阶段的阶段性成果；二是将检查结果与原“计划”比较，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是什么原因？需要采取的措施；形成阶段性检查报告；提出整改意见、建议；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保障。
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投入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使得高等教育收费成为保证高校正常运转的必要手段之一。然而，近年来高等教育收费的急速上升，使得一些优秀的青年由于无力负担学费而痛失大学梦，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收费公平问题的思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回顾
1989年我国高校开始实行对所有学生收取学杂费制度并正式建立“双轨制”系统，启动了国家与私人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新体制的改革。
1996年原国家教委等颁发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以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文件向学生收取学费。
1997年全国高校基木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依据
任何政策、制度的制定必然有其理论依据，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制定也不例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依据：
（一）成本分担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顿(D，BruceJohnstone)在1986年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捐赠)共同分担品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担”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李蜻轶 谈平秋 2005）
（二）个人回报率理论。该理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果体现为一种能力的增量，接受者在未来工作中，能获得较未接受者更多的收益，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受益者应承担所付出的成本。（徐佳丽 2005）
(三)高等教育收益率理论。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或主导方式，高等教育支出可以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能带回一定的经济收入，且收益率是很高的。。（陈俊树 2005）
(四)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经济能力绝大多数不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接受的教育数量和质量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张小萍谭章禄 2003）
三、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影响
综观我国学者对于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影响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分两个方面论述，即积极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
（一）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积极影响
1、教育资源的增加，使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趋于公平
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可以在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有限增加的情况下，使高校通过个人教育投资方式快速扩大招生规模，改善办学条件，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从扩大教育资源和增加接受教育机会角度考虑，高等教育收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
2、促进教育资源在三级教育间的分配趋于公平
高等学校征收学费后，国家可将减少高等教育投资的部分转而用于义务教育投资，使国家的教育投资分配更趋于公平。
3、从未来的收入来看，高等教育收费会使社会收入分配趋于公平。
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收入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使高等教育经费总量有所增加，.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贺宝月 2004）
4、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的规模越大，享用到政府投入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学生数量越多，扩大了高等教育的供给功能，使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向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从而维护教育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范莉莉 2006）
（二）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消极影响
从整体来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给我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高等学校收费的平均导致教育的不公平
在我国，高等学校分等级，而收费却是平均的，反映在学费标准上，通常只考虑一个平均值，对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则没有考虑。（杜静2004）
2、从经济效率方面看，高校高收费不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许多优秀的青年因为无力承担高校的高收费而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所以高校的高收费将带来人才资源的非优化配置，这种后果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李世伟 2002）
3、学费增长过快，成为大多数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国高校现有的学费水平，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从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看，都是比较高的。从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看， 2000年学费却占家庭年收入的百分比达到37.8%，(城镇25.3%，农村50.3%)
四、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对策的研究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对策的研究上，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总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行，最根本的措施还是政府投入的加大。加强政府在教育经费分担中的作用，提高政府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使高等教育成为政府优化投资的事业，从根本上遏制高校收费上涨的趋势。（张宏 2005）
（二）改革完善学生资助制度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制度。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除可通过“奖、助、补、减”政策获得一定的资助资金外，还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助学贷款。此制度的推行将使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不至于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徐佳丽 2005）
（三）建立规范、合理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
国家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教育质量的高校与专业实行不同的学费标准。只有切实在高等教育收费上将不同层次的大学拉开距离，通过收费的不同充分体现教育质量的差距，才能实现高等学校的公平与效率兼顾。（杜静 2004）
参考文献
[1]李蜻轶、谈平秋：《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一点思考》，辽宁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2]徐佳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与实现教育公平》，甘肃农业2005年第8期(总第229期).
[3]陈俊树：《对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思考》，三明学院学报2005年第22卷 第1期.
[4]张钧：《当前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若干思考》，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5]张小萍、谭章禄：《我国高等教育学费价格机制实证分析》，观察思考.
[6]贺宝月：《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
[7]范莉莉：《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五十年 》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8]杜静：《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及对策》，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54期)2004年第4期.
[9]李世伟：《高校高收费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宿州教育学院学报.第5卷·2002年第1期.
[10]高宇：《从公平看我国高校收费政策》，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6卷第I期.
Abstract:Throughthemethodofstructuralquantitativeresearch,thisarticleevaluatesandanalyzestheliteraturesofhighereducationpublishedfrom1995～2005inChinafromtendimensionsincludingtitle,author,abstract,keywords,topic,choiceoftopic,terminology,methodology,conclusion,referenceandannotation.ThereisindicationthatthetheoreticallevelandacademicnormofChinesehighereducationresearchhasbeenimprovedalotduringthepast10years.
Keywords:highereducation;theorycontents;quantitativeresearch;researchdimension;descriptive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0.976、1、0.994、0.994、1、0.939、0.98、0.931、0.955、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2004年又上升到12%；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299.
[2]田建国.高等教育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9．16.
[3]邓晓春，王华春.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27．39.
[4]谢安邦.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15．316．
[5]徐小洲.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05．410.
[6]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9.
[7]陈廷柱.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8.
[8](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编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5.
[9](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
王承绪，等编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5．10.
[10]刘承波.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J].教育与现代化,2000，(4):8．13.
[11]朱旭.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J].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3):44．46.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也不断得到提升。然而,作为工具手段的教育研究方法却仍处于落后水平,文献法、经验总结法等理论方法仍占多数,定性定量相结合方法虽日益被重视但仍占少数,相比于西方尤其美国的多种多样、多元跨学科研究有很大差距。本文对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进行文献分析,从期刊文献的角度了解了我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以发现不足,寻求改进。
一、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方法研究的历史回顾
纵观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重视教育实验研究,到强调教育行动研究,最后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倡教育研究“范式”的争论中质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教育研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分类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混合范式等问题。教育研究方法不断从经验走向理论,从单纯定性走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1]。调查研究和实验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多元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研究方法”为精确提名或关键词能搜索到有关教育研究方法论文127篇,其中2000年到2008年的论文103篇。下面对全部论文进行分系比较。
1.时间
在2000年3月到2010年3月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收录的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总趋势是增加的,并且自2004年以来,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兴趣一直较高。2005年到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占二十一世纪以来总量的69%。
表1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年份分析
2.刊物
将论文分为教育类全国核心刊物、大学学报和其他三类期刊,可以分析出研究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所发表的文章在全国核心刊物(根据2008年《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划分中占了1/3以上,层次较高。
表2 教育研究方法刊物分析
3.论文研究内容
对这103篇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分为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内容比较类、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探讨、教育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教育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反思总结、教育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研究方法的价值意义和其他一些内容。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基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范式和方法论的争论的激烈及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的关注,所中一半以上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第二,关注教育研究方法的中外分析、内容比较及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文献综述的研究者多于1/4以上,而这几方面均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取得了一定成果。
表3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内容分析
二、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作出定义。众所周知,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作为工具手段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种形态。如文献法、数模分析的方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研究、历史方法、比较的方法等[2]。然而有关方法的分类似乎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标准,在这里,我姑且将它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多用于一些文献综述的论文中,而实证的方法包括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具体来说,定量研究包括:描述统计、经验和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独立卡方检验、结构方程模式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重点小组讨论、观察法、文献内容分析等。同时定性定量相结合混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被重视[3]。基于上述分类,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会发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还存在着众多问题:
1.具体实践中存在方法单一的问题
从内容分析上来看思辨类的文献综述文章占10.68%,加上现状分析内容比较和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方法论探讨等定性研究文章更是占据了几乎全部研究结果,而定量研究、混合研究少之又少,定量中描述研究、试验研究等研究的文章几乎为零。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总结发现,相比于国外的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我国学者做的大多都是论辩、综述的文章,缺少拥有第一手资料、原始数据的实证性文章,研究方法单一[4]。
2.没有建立完整有特色的研究方式体系
在关于方法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所出现的关键词,如混合方法研究、多学科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都是一些“泊来词”。我国教育研究还处于学习借鉴阶段,在教育实践中,大多仍常用文献法、观察法等传统手段,并且,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的体系的三个层面:方法论、研究方式或者具体策略,在这103篇论文中都有涉及但并不系统深入,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有特色的体系结论。
3.教育研究方法论仍没有唤起教育界普遍重视
相比于国外教育,我国对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显得不够深入,追溯下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高校对教育学研究生的方法论教育不够重视。在对厦门大学高教所、华东师大高教所、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四所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5]中发现,在研究方法课程设置上,仅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开设教育哲学选修课程,北大教育学院开设有教育研究方法论专题,其它两所院校均没有设置相关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同样,我作为高等教育学硕士在学习过程中便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对研究方法与技术类课程重视不够、设置不多,其结果就使得学生对研究方法的知识知之不多,对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技术掌握不够。势必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能力欠缺”。[6]我国这样的研究者培养状况也必定导致教育研究方法的以上种种问题。
三、我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的展望
二十一世纪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必将引起教育的竞争和进步,教育研究方法也必定会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不断反省、批判,以及对传统或新兴教育研究方法理论的审视基础上,不断揭示出适合于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基本特征,不断推进教育研究的发展,最终为教育的研究服务。从相关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1.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日益科学化
二十一世纪以来,教育研究中的经验化描述、单一化手段在逐步改变,研究者们在不断进行定性与思辨研究结构的优化,不断寻求定量与实证研究的加强,以及不断发展对于混合范式的研究[7]。从103篇论文中占到14.56%的关于现状分析内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各类研究者在尝试使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用多媒体技术来收集资料,有几篇使用SPSS等软件来分析相关数据,用结构树的逻辑来阐述问题和从思辨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解决问题。教育研究手段不断深入、具体,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2.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的深入探讨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各个层面进行构建,突破以往大而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细致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方法及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层面,在103篇文章中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各种范式的争议到具体出现例如《叙事研究》这样的论文,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方法必定会不断细化,具有中国特色,方法论不断建立、填充和完善。
3.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首先,教育研究方法与多学科融合,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概念、视角和方法,如2000年发表于教育试验与研究的《从复杂科学视角反思教育研究方法》、2006年发表于江苏高教的《学科语境:教育研究方法的新视角――以“高等教育产业化”论为例》等核心刊物的高水平论文。其次,教育研究趋向多元,如实践取向、人本取向、系统取向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应用教育研究方法来审视各学科教育中的问题,在23篇关于实践问题反思总结的论文中涉及了数学、生物、医学、政治、教育技术等不同学科,以及教师、农民等不同人群的教育和社会、家庭的不同教育问题。再次,在具体方法上,各种方法在不断整合,定性定量混合研究研讨增多,展示出以多元的方法论去指导教育研究方法,促使我国教育研究的尽快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仍处于发展状态,任务还十分艰巨,然而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其研究成果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有效。目前我国这个领域虽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二十一世纪其研究前景必将出现一个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郑日昌,崔丽霞.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06.
[2]丁洁.我国高等教育现行研究方法分析[J].高教探索,2005/04.
[3]曹如军.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与混合方法研究之比较――兼与田虎伟博士商榷[J],2008/04.
[4]潘懋元,刘小强.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8.
一、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993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研讨会”上已被提出。潘懋元教授1995年3月在广东汕头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中重新提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什么是高等教育研究?什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二者有何种关系,如何进行各自的研究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个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高等教育各领域、各范围、各层次的研究在内,小至具体的课程安排,大至国家的高教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参加研究的人员具有群众性甚至全员性。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抽象层次,其成果是离实际较远的理论状态,是构成高等教育学的构件,研究人员具有专业性和极强的学术性,是少数高等教育学研究工作者的专门研究领域。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人员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实践,而且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从这丰富多彩的实践和成果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系统的知识来构筑高等教育学大厦;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多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表现为某种具象的思维、思路、方法、策略等,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象211工程研究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要撇开高等教育的各种形式、形态、具体条件和特定领域,不以提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对策和某种操作方案为目的,而是把问题抽象到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来观察,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普适性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借鉴一切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价值的其他成果,尤其是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借鉴经济的、数学的、工程的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的,这往往是衡量学科成立(熟)的标志;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强行政干预的、为教育行政服务的,与教育行政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时代性、国家性、民族性、高校性等色彩。而高等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强学术干预的、为科学服务的、与学科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发现活动,带有极强的抽象性、普适性、学术性、国际性等,是人类用心血铸造的“科学索道”上的一个“铁环”。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李比特等人进行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之关系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以美国人为被试研究的结果表明:民主的领导方式下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较大,专制的领导方式下二者皆较小。这一结论在师生关系与学习效率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这一研究被视为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被广泛地引用,我国学者撰写《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的著作大都引用了这一研究,似乎已成为公理。1970年米德(Meade)以香港的中国人和美国的华人为对象的研究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香港的中国人在专制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足感均高于民主式的领导,美国的华人在两种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无显著的差异。(万明钢《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1)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感之间有无差异”诸如此类的抽象问题,而高等教育研究则要具体研究在本国、本地、本校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并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服务。反过来,不同研究表现出的“各种差异”,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抽象研究的材料,高等教育学研究才能得出确有“差异”这种普适性的结论。这就是说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教育学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有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丰硕成果,高等教育学研究才有研究基础和源泉。反之,有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逐步完善,才能更进一步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向深入开展,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我们用三角形表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如图:
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
我看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共性的东西。在近代史上由于东方民族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使得我们(东方民族)主动改变长期闭关自守的观念,强化兼容并包的思想,自觉向西方学习,这种意识在今天尤其强烈。西方有识之士近年来也意识到强调个人主义过了头带来了个人不知自尊自控,国家意识淡薄,于是提出向东方伦理道德学习的问题。也因此,出现了国际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上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东西方文明正在大联合的趋势中。随着地球正在成为一个“村落”,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高等教育都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重洗礼。各国高等教育的个性都在于吃透并弘扬各自民族精神,共性都在于追赶现代科学文明之趋势。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探讨本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可能与责任。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高等教育研究》1995.3)一文中指出:建设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学派是有条件的。因为¹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有盛大的高等教育阵容,并且包涵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有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尽管现在研究的水平不高,未能形成理论体系,许多论著仍是经验体系、知识体系、工作体系,但只要有信心,一定能建成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学派。在此,我对潘教授的观点进行补充,我想中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除了研究好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外,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做出贡献。要有推出我们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流派这种意识,更要树立富于挑战的诺贝尔精神——“创新—求实—献身”三位一体的科学精神。
我国在高等教育理论前加上定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就是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目标仅停留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相对具象的空间内,而尚未进入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抽象空间中去,这与我们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国门打开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频繁,我们有能力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同时,进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逐步把我国建成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不是狂妄,而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和历史责任。对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从方法上有个突破。我们既要发扬中国人善于思辩的长处,又要把我们的思辩与西方的实证结合起来。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盲目的把西方的东西奉为科学,把自己的当作经验,迷信西方而厌恶自己。
赵红洲先生有一段谈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们长期与诺贝尔奖无缘,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是科学知识积累不足,我国科学家“隔代智力接力”与国外相差较远,而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第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那种“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去干其它活动”的非全时科学劳动是不能保证科研时间连续性的。第三,缺乏科学家群落,诺贝尔是一种精神,如同麦当劳是一种文化。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我们民族意识中,诺贝尔精神缺乏了,或者说诺贝尔精神尚未汇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洪流之中。建国40余年来,“诺贝尔侏儒”的帽子依然无情地扣在我们的头上。这段话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要有诺贝尔精神,注意高等教育学学者的代际知识传承和积累,形成高等教育学学者群落,保证研究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参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包括领导者、管理者、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与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的高教研究机构很多,国家、省及各高校都有专门的高教研究所(室)。这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其学者的职责又是什么?不甚明确或者说起码不象国家其他行政机关那样明确。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其学者有时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对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1.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
我在《云南高教研究》1995.4上,撰文《高等学校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该文指出:高校高教研究所(室)的根本任务是对教职工进行现代高等教育意识教育,增强现代人观念,树立现代高校的形象,形成有特色的高校文化。更要加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外向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和出高水平的高教研究成果。我在《教育探索》1996.1—2上,撰文《谈地方高校的高教研究工作》。该文指出:我国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教研究人才培养(训)为主的高教研究所(室)。象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高教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具有高教研究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教研究所(室)。象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属于此类。第三类是以应用研究和高教研究行政管理为主的高教研究室(所)。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高教研究室属于这一类。国家高教研究中心与高校高教研究所的第一类相似。
各省高教研究所与高校教研究所(室)的第二类相似。综上述,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为三类,我认为它们分别有如下基本职能和一般职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一般职能是各类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基本职能因不同类别而各有侧重。各具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主办单位和人员结构、素质等具体条件制约,其职能的发挥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2.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自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沿着“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双重轨道上走过了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一般教育原理的“大伞”和体系下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在我国最早出版、影响也较大的由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中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更多地带有一般教育原理的痕迹。正如潘先生所说,由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学科,并无成熟的科学体系可以遵循”,“总的来说,是参考普通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定,但并非照搬”,“它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方面取材,不同于普通教育学。”另外,这是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读者面较广。“考虑到读者对象一般并未学习普通教育学,所以普通教育学所阐述的一般教育与教学的重要理论,在高等教育学中仍有阐述”(潘懋元,1984)。在第二阶段,注重吸纳和运用其它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来探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在第三阶段,研究者一方面继续强调以其它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更加急迫地希望建立起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划定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和其它学科的边界。
在这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是探讨一般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二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般理论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具体理论研究,四是其他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渗透、融通和应用。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很薄弱。汪永铨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有科学语言和完整的概念体系;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还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阐释和建构层面;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还没有得到建立[1]。甚至于,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哪些命题属于高等教育原理等问题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喻岳青,1999)。这是我国学术界开始主动反思高等教育理论自身性质的表现。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体系上也得到不断完善,出版了许多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专著,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繁荣的局面。然而,从最近一些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这一判断并非不合时宜。例如:胡建华先生分析了“六五”到“十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项目,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项目比例只在18%-29%之间(胡建华,2005)。别敦荣先生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权威性期刊21高等教育学研究1997-200》年发表的1《》7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只有3”2篇(别敦荣,2008)。这些数据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提供了考量的框架。如果没有持续的量变积累过程,发生质变的可能性总是不大的。
第二,比较缺乏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性的自觉反思和研究,研究共同体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时对自身所谈论的理论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也还没有自觉反思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可否认,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生成与创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青春期”,至今也就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且,高等教育理论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导致的。相反,理论长期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是否运用了某种理论,得出了某种理论观点,这往往会成为判断它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重要标准。然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主体一般很少主动去追问理论的本质与特征、理论的来源以及构成理论的要素等关键问题,而是偶尔从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求零星的灵感,或是潜意识中认为这是哲学家的事情而将问题抛给了他们。实际上,如果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追问,难免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追溯理论观念的起源和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是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这在其它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远未形成,阻碍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量和质上的繁荣与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却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从教育理论共同体的构成看,“大多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培养出来的”,而且教育理论共同体的后备军大多来自文科,他们在学术课程和研究氛围中遭遇的“更多的是人文传统”。从教育研究的产出看,“尽管有一些数量性的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范式还根本没有形成,“尤其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科学决策对实证研究的倚重”[2]。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掀起了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和批评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反思,从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应注意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受到大量猛烈批判而被彻底放弃。
譬如:美国尽管自2”世纪7”年代以来由于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思潮而经历了方法论大战,但是那种强调观察、调查统计和定量法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的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仍然是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上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竭力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
二、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之思
在现代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勉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人文社会科学曾经一度将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教育学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跻身人文科学之林费尽心思。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多重累积挤压。面对这一现实,需要研究主体以宽阔的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演变历程,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理论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大约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静心反思科学发展历程时不无感伤地发现,当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获得解放时,人文科学却还长期保留着它对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着人文科学[4]。为了寻求人文科学的有限独立,为其探寻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惑”。对自然科学的尊崇和非难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解惑”历程,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观念。
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理论观念是狭隘的科学观念的滥觞,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大为着迷的心态。尽管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降,其间经历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式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两个阶段的流变,但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却是一脉传承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理论被放到自然科学的天平上称量,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典范,形而上学的断言被以科学的名义除名;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研究的程序是从假设开始,通过观察得来的经验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作为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做出价值判断,其任务是在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对可观察现象给予简练的描述。
其二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试图破除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神话,而且也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发起攻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理论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可错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人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科学革命是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后实证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也不再相信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观念及其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组织等因素[》]。
上述两种理论观念对教育研究者探索教育理论的性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教育理论性质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教育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喜欢追问“教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尽管较少有人认真反思何为“科学”,但这种追问的语气大多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依据所确立的“科学标准”审视教育学。这在教育学界曾风靡一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学界造成不少困惑。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观,如果教育学是“科学”,那么它必定遵循“客观主义”和“价值无涉”原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含有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成分,这使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而与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教育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尊称”罢了[7]。显然,教育理论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论,以往从科学和哲学看到的教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在关注教育活动的同时,“在文化大结构下探讨教育理论,才能真正把握这种独特性质”。石中英教授通过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研究主体等教育学活动诸要素具有的若干重要文化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在-唯科学主义.遮蔽下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指出“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8]。这些研究旨在提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曲于一蔽”而忽视教育理论的人文性一面。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作为思想源头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尽管实证主义理论观在遭受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讨伐过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逐渐式微。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科学仍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仍被当作追求有效性的不二法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实际上只是一种合理性对另一种合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探讨已经落后于教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也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套上令人迷惑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不断深化和分化为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让我们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更为综合的层面思考和应用理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不能不从理论最一般的特点出发。
首先,应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理论的一般性质。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性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即研究者的信仰、想象力等),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理论是由先验环境和经验环境双向互动组成的思想的连续统一体,观察、方法论假设、推测、规律、分层、定义、概念、模式、一般理论假设等是这个连续体的主要成分[9]。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从教育理论的独特性质这一视角去考量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一定意义上,离开一般教育原理谈论高等教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等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是研究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对高等教育问题而非其它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高等教育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对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的追溯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问题域。
研究主体采取不同方法研究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所得出的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解答和抽象,是高等教育理论的表现形式。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含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不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基础解答高等教育问题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我们不应排斥那些更多地受到可精确描述的观察的影响而具有经验描述特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否认那些较少受到观察的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劲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没能对实践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的诸多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六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在2007年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10]。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成就及其路径所做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理论能不能引领实践,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对实践中的事实和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咨询,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当前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永葆活力的需要,而且是理解和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自2”世纪9”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从逻辑起点和学科问题及范畴两条路径着手[11],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以教育学体系为参考框架”,而且“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工作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区分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缺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薛天祥,1994)。具体来说,在当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时,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却刚刚踏上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道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反思和超越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到这种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解释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局限所在,从而促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多元格局,以更好地服务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