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型期教学理念探索
2.1高等教育转型理念分析
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表示：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如此一来，高等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理念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实际培养方案上来看，其实各本科院校开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也只不过是本科的职业教育。自从高校扩招之后，学校的经费和师资有限，实验实习等设备落后以及短缺，教师只从事理论教学，实践能力缺乏，很难实现真正的双师型，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达不到学术研究的能力，又没有实践操作技能，所以社会不认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普通高校转高职的整体战略是对的，现在要把部分高等院校转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劳动者，是一线工人，而不是研究高科技白领。培养技能型人才，大部分高等院校正在探索，要实现真正的转型，应用型高校就必须在教学理念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真正脱离学术型的教学模式。
2.2转型期教学模式研究
对于培养目标为技术型人才的高校，教学重点是对知识的深度、广度的理论研究，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教学重点则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目前转型期高校还是只注重理论教学，只是深度和广度有所变化，但对学生专业实践教学却变化不大。实践教学对学生知识的来源、能力的拓展与兴趣培养起着决定性作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应实行少理论、多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教学理念，使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向实际需求转变。现从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分析。
1）基础课程。转型期高校培养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掌握浅显易懂的基础理论知识，根据所学专业，按照行业技术需求，以够用为主，技术应用能力强，为企业一线服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本科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用2年时间，占大学学习时间一半，对于转型期培养技能型人才高校，基础课程学习时间较长，专业实践时间较短，甚至学生实践只是走马观花，导致偏离了培养目标。在基础课程学时分配上要把社会产业结构和企业人才需求作为确定基础课时依据。按照专业行业对知识需求重组基础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首先，要对课程进行删减整合。培养职业技术型人才，不要求学生掌握大量复杂数理与外语知识和严谨的学科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而是要掌握实际工作中必需的知识。其次，所学知识能满足职业一线实际应用能力的需要，培养技能型人才要强调教学内容为三实，即实用、实际、实践。
2）专业课程。专业课教学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课堂深入一线与实际生产并行。机械专业在讲授专业课程可以将课堂转移到车间，让学生知道学的知识用在哪，边教学边实践。例如讲授机械制图课程，在实习车间利用工厂加工零件图纸来进行讲解，图纸与实物对比，使学生兴趣更浓厚；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中，通过开动各种机床现场加工来讲解机床的组成、工作原理、零件的加工过程、编排工艺等；数控编程课程中，学生每学完G代码后，直接就可以在数控机床上进行操作演示，这样学生不觉得乏味，真正地理解所学知识。只有深入到实践中学生才能知道所学知识用在何处，怎么用，让学生主动问为什么，更好地激发学生求知欲，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行业内涵。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这一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即GDP增速放缓。而GDP是与就业呈现正相关关系的。故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也存在着较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不断调整人才培养及管理模式，使培养的人才尽可能多地掌握职业技能，减少失业。因此培养人才机构需要调整培养人才的策略和原则，注重就业，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策略，订单式培养，消除经济增长速度过缓造成的就业压力。
1.2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要求
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保守估计调整期至少为5年。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会带来一些崭新的职业。这就要求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根据这些新增职业对本校的专业设置进行合理调整。专业作为广大高等职业院校和社会经济的重要纽带与接口，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能否持续贯彻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总方针，关系到高职院校是否能够成功提高其就业率，关系到高职院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广大高职院校改革必须根据新常态下国家产业调整规划以及科技创新的动态来设置，根据高等职业学院的具体实际，从国家创新发展产业上寻求出路，并及时进行优化与更新。
1.3新常态下内外红利消失对创新驱动的需求
我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是由于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但随着老龄化加剧，经济潜在增速放慢，使得我国劳动力缺乏比较优势；且全球经济贸易平衡不断加速，外部需求及资本退潮加速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表现为我国对创新人才和知识极为渴望。而高等职业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应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而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服务。
2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构建
新常态经济形势的存在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创新势在必行，且改革还必须遵循新常态中经济调整的产业趋势，与新常态这一经济背景相契合。本文旨在构建以促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企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并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这需要我们转变发展理念，紧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以学生就业为理念，从学生未来发展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全方位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
2.1政府及教育监管机构层面
首先，明确高等教育学校应适应新常态发展的方向。出谋划策是教育行业领军人物的基本职能。适应新常态的发展方向必须紧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还需结合学校的已有特色和长处，紧密跟踪各级政府、企业等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综合深化改革，提升创新力，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其次，释放高等院校办学活力。政府和教育监管机构应以社会和市场来评价教学，而非大学所具备的“985”、”211”身份。在新常态下，竞争更加激烈，每所大学应该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获得出彩的机会，从而激活大学活力。最后，完善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教育部门对高等教育学校的考核也应当以紧跟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为导向。此外，考核学生成绩的评价机制过于陈旧，分数和绩点不再是高等教育的要求和目标，而是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运用和书本知识的具体化考核，综合性地评价每一个学生人才。
2.2学校层面
首先，处理好高等职业自身规律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关系。顺势而为，遵循高等人才培养的规律，调整思路，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推陈出新。其次，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办学之间的关系，围绕教育功能，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承载社会和历史使命，立足品牌和多元化的教学模式。第三，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都要以岗位和职业为导向。注重“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和理论结合。第四，培养理论与实践双优的师资队伍。即一方面要求师资队伍中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同时也应需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这既有益于巩固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也对学生实践方面有较大的帮助。第五，加强“校学企”合作模式的建设。校企合作，促进学校进步的同时也加快企业的经济发展，共同促进，实现双赢。
3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实现亟须解决的问题及策略
新常态经济像是给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以新的考验，必须以新常态的思维来应对未来高等职业院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着力改革创新。新常态下要实现上述教育管理体系还需从根本上解决以下问题。
3.1转变传统的“只管教，不就业”的教育理念
高职教育管理应当以就业为基本导向，在当前经济形势影响下，积极促成就业长效机制的建立，从而提升高校就业效率和质量，使高等院校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只关注课本知识灌输，忽略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形势，不能有效地适应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对人才的需求和渴望。这就要求高等职业学校必须加强对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机遇分析，以适应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坚持“学生出去能就业”的基本职业教育理念，有效推进学科专业建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从根本上转变管理观念，将市场需求与就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的目标与方向。
3.2有效把握高职教育管理新模式的总方向，实现统筹协调
与时俱进，立足于国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高新常态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水平，促进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健康、快速发展。
3.3扩展课程体系建设的视野
目前，世界各国的高等职业学校都十分重视学生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虽然我国大多数高等职业学校也设置了部分实践课程，但是大多只限于形式主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进行贯彻和实施，影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新常态下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要求把课程体系建设放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首位。一方面要求学校课程设置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另一方面需加强实践性课程的比例，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践性教学中来。
根据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呈现出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在80年代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是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促进了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相一致，适应当时经济建设的要求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加快，我国中央集权制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日益呈现了明显的弊端。中央集权制的高等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明确的把高等院校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来看待，过分地强调了教育为政治服务，使教育过分依附于政治。另外，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自未得到落实。这些问题让中央集权制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并且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
（二）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校办学自得到了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采取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体制。这种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但是由于受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只是初步形成，真正的建立与稳固的新型的体制还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的合力，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共同致力于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完善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
二、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方式统一僵化
在长期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的特征是行政管理方式统一僵化。主要表现为：第一，现行教育体制实行统一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其结果导致现行教育体制僵化与低效等一系列官僚行政管理的负面影响。第二，办学主体单一，办学规则僵硬，其结果造成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教育结构和布局很不合理，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三，高校招生、就业管理不灵活。招生专业、名额等由政府统一规定，高校无权设定。对于市场所需人才的专业取向不能及时得到更新。
（二）高校自落实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高校办学自虽然有所扩大，但仍然满足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需求，高校的办学自落实也不够好。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招生自方面，制定招生计划、决定生源分布仍由教育行政部门掌管，确定收费标准也是地方政府物价部门的权力，高校无权确定标准。第二，在教学管理权方面，高校调整教学计划、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余地很小，不能适应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的需要。第三，高校的国际交流学术自也基本没有落实，需要由主管部门审批，限制了高校对外开放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三）公平与效率政策缺乏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中的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共政策的价值观一般可以分为“效率至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等价值取向。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可忽视政策价值问题，否则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形成盲目运行、问题层出的局面，并导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很难收到应有的成效。由于政策价值观的缺失，致使公平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好，呈现出许多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教育现实。
（四）体制运行市场化程度低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垄断市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垄断了对高校的举办、投资和管理，高校的主要造血功能是依靠财政拨款才能得以实现收支平衡。它完全独立于市场之外，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教育投资的整体效率无法得到提高。第二，围绕“分权”“放权”与“授权”展开的这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未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第三，世界性开放的教育大市场并没有充分建立。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也要不同程度的开放教育市场。一个世界性的开放的教育大市场正在悄然发展。
（五）两级政府管理权限范围不具体
在现行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中，始终强调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省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实行“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但由于省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在领导和管理体制问题上，地方政府和省级以上教育管理部门的权责划分仍不明确，这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支持高校的程度及高校的办学自落实。
三、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运行模式的对策
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应该是使政府、高校、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体制运行模式。
（一）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主体多元化运行模式
1．开展融资渠道多元化。
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高校中来。为此，应发挥高校办学资源的同时，开展和社会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改变高等教育投资过分依赖职能的状况，使高校真正成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增加高等教育产业经费的融资主体。第一，发挥高校人才培养功能的优越性，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争取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第二，通过自身的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第三，通过校办企业增加经费来源。通过高校人才集中的优势兴办知识型企业来为社会服务，这也为高校本身筹集更多的办学经费。第四，设立专门的办学经费征募机构。这一机构应作为高校内设机构之一，配备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专职从事办学经费征募工作。
2．促进办学形式多元化。
第一，从学校层面上来说，就是要企业、企业集团和科研单位参与高等学校的办学与管理，目的在于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的联系，吸引其参与学校的管理，促进产学合作办学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和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促进企业、科研单位的发展和提高。第二，大胆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财力和物力资助以及在政策上适度放宽，为民办高等学校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政府还可以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和团体举办学校，涉入中国教育市场。第三，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远程教育。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具备先进的网络技术以及发达的教育，他们通过国际互联网举办远程教育，很可能吸引大量的中国学子。
3．扶持教育中介机构参与管理。
积极发展处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社会中介组织。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政府要把部分职能转给市场或中介组织，重视社会参与意识的培养，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管理作用，不仅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也是扩大民的要求，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小统治，大服务”的治理目标。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里，我们更要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作为介于政府、社会和高校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介性机构，中介组织不仅具有协调政府、高校和社会间关系的功能，而且在吸引社会人士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监控等方面，扮演着极好的角色。
4．实现教育行政交流国际化。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有互换留学人员、互换专家和学者、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教育合作项目、中外高等学校的校际交流等。随着全球化进程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教育对外交流涉及绝大多数国家，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迅猛增长，而且交流领域和层次也向纵深发展。教育对外交往要不仅限于从技术、信息和人员层面，要向教育观念和制度层面发展；不仅要融入通行的国际教育规则体系，而且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理念的倡导者。教育开放会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基础，进行自主创新。
（二）提高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中的调控能力
1．加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在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究竟应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怎么样起作用，即政府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中职能的转变。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在政府和高等学校之间，明确权责，政府要转变职能。政府要改变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重管理、轻服务的状况，尽量避免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将注意力集中于宏观调控。具体办法有：第一，政府应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第二，政府应加强教育宏观决策科学的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第三，政府要不断加强教育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
2．扩大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范围。
当前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中，需要注重的是要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省级政府的管理权限范围，实行“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具体方法：一方面，要解决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权限来源于经济基础，要扩大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权限，我们应当落实地方政府的对高校的投资，明确地方政府办学使学校的生存问题不再有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扩大省级政府对高等管理权限范围，省级城市要发展高等教育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的特色，学校的学科特色也就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发展优势和特色两者结合好了，双方的发展均受益。
3．实现两级政府统筹配合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为实现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宏大目标，根据我国现有国情，建议加大改革力度，对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做出重大调整，实现高等教育以省级统筹管理为主，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各省可按照各自具体情况自行调整本辖区内的教育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第一，政府应当组建国家、省级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审议机构。第二，应当建立健全国家教师教育资源库。第三，在地方统筹下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政府应完善校长选拔机制。
（三）促进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1．扩大高校办学自。
高校成为依法自主办学的主体，扩大高校办学自，可以增强学校的活力。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用授权或分权的方法，将社会服务和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实现其自我服务与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里，政府应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提高学校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第一，高等学校办学自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统一的模式。第二，高校领导在争取学校办学自时，应当以积极的态度与上级政府部门进行建设性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作为一校之长，必须具备教育家的理想和情怀，要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实现理想的决心。第三，加强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第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高校的办学自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对高校的管理，而是要使国家各级政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高校进行宏观调控，这样更有利于政府做出更为先进的教育政策，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和协调作用。
2．建立自主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协调机制。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协调机制是政府针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内外部、纵横向之间存在着的各种不协调的关系问题进行调节，通过权责清晰，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有效地实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目标和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一套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运行机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协调机制是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运行体系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是贯穿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各个环节、全过程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活动。应该建立这样一种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内外部关系，明确中央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与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的关系及管理权限范围，并做好与其他各业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四）科学运用高校共建合并等手段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掌握高校共建合并等手段的适用范围。
在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这四种管理体制改革模式中，共建和调整着重于调整高校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上：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教育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合并着重改革学校本身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在采用共建和调整改革模式时，首先要明确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个目标指导下，要分析新的运行机制，并分清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承担的责任。其次，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确定适时、适度的改革措施。要明确共建、合并高校的目标及实现方式。高等学校的合并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扩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二是改变过去形成的学科单一的局面，实现学校优势互补，由单学科向综合大学转变；三是减轻管理部门的协调负担。
2．高校共建合并工作具体实施。
高校共建是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的具体举措之一，就是教育部、地方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建设重点大学。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具有业务指导作用。这是在投资渠道不变的情况下，实行中央教育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双重领导、共同建设和管理的制度。我国实施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大学，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合理，集中力量建立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合并大学是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改革举措，也是建立新型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的又一具体措施。迄今为止，这一改革举措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最突出的形式，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学合并。在建设高水平大学过程中，要防范“大而全”的文化传统因素作祟，要结合高校的自身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大学，否则，以大学合并来打造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将很难达成。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2、转型期教学理念探索
2.1高等教育转型理念分析
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表示：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如此一来，高等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理念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实际培养方案上来看，其实各本科院校开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也只不过是本科的职业教育。自从高校扩招之后，学校的经费和师资有限，实验实习等设备落后以及短缺，教师只从事理论教学，实践能力缺乏，很难实现真正的双师型，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达不到学术研究的能力，又没有实践操作技能，所以社会不认可。求学网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普通高校转高职的整体战略是对的，现在要把部分高等院校转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劳动者，是一线工人，而不是研究高科技白领。培养技能型人才，大部分高等院校正在探索，要实现真正的转型，应用型高校就必须在教学理念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真正脱离学术型的教学模式。
2.2转型期教学模式研究
对于培养目标为技术型人才的高校，教学重点是对知识的深度、广度的理论研究，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教学重点则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目前转型期高校还是只注重理论教学，只是深度和广度有所变化，但对学生专业实践教学却变化不大。实践教学对学生知识的来源、能力的拓展与兴趣培养起着决定性作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应实行少理论、多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教学理念，使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向实际需求转变。现从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分析。
1）基础课程。转型期高校培养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掌握浅显易懂的基础理论知识，根据所学专业，按照行业技术需求，以够用为主，技术应用能力强，为企业一线服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本科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用2年时间，占大学学习时间一半，对于转型期培养技能型人才高校，基础课程学习时间较长，专业实践时间较短，甚至学生实践只是走马观花，导致偏离了培养目标。在基础课程学时分配上要把社会产业结构和企业人才需求作为确定基础课时依据。按照专业行业对知识需求重组基础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首先，要对课程进行删减整合。培养职业技术型人才，不要求学生掌握大量复杂数理与外语知识和严谨的学科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而是要掌握实际工作中必需的知识。其次，所学知识能满足职业一线实际应用能力的需要，培养技能型人才要强调教学内容为三实，即实用、实际、实践。
2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
虽然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培养目标均是根据护理职业岗位的要求来确定的，但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很大差别。中职教育以培养中等实用技能型人才为主，高职教育强调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人才培养规格比较。
3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构建
中等职业护理教育偏重于对学生实用技术的传授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出现了轻基础、重专业，轻理论、重实践，轻理解、重操作的现象。文化基础、专业基本理论和综合素质薄弱是中职护理教育的短板。因此，将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培养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基础课的深化、专业理论课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以达到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整个培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基本实施模式为“1＋2”。通过1年的在校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习达到初步运用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而后进行为期2年专科护理能力的顶岗实习，为今后从事专科护理工作奠定基础。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理论教学课程体系见表2．
Abstract:ManagementaccountingwasfollowedTaylor’sscientificmanagementproductiontoproduceatthebeginningofthecentury,andalongwitheconomicaldevelopment,butobtainedthepromotedutilizationandthedevelopmentintheoverseasenterprise.Theresearchdemonstratedthat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farhasnotbeenabletomeetthebusinessmanagementneed.Didthisarticlepresentsituationofanalysisthehighereducationembarkfrom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owelaboratestransforme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andmadesometentativeplans.
keywor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ighereducation;Thereformpondered
前言
管理会计在中国的运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兴起而展开的，其历史并不长。大部分企业对全面预算、风险分析、差量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法、企业员工业绩评价等都知之甚少，企业会计人员仍缺乏管理会计的基本观念，更谈不上应用这些方法去参与经管理会计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数企业的重视。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以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使得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管理各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然而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的管理会计落后于时代要求，为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需要，管理会计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中国管理会计教育落后之分析
（一）教育理念落后
美国的约翰逊和卡普兰两位教授，他们在1987年合写了一本轰动西方会计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了——管理会计的兴衰》，对西方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两位美国教授在该书中认为：近年来的西方管理会计实践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目前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产物，甚至管理会计现在必须要从属于财务报告，从而对管理人员所进行的规划与控制的决策已不再具有相关性（孟焰1999）。这种与决策不相关性的现象在我国仍十分突出，调查显示，我国管理会计教育主要侧重于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方法等的理论传授上，忽视对管理会计实务的分析，普遍缺少对本国管理会计经典实务的分析，与我国管理会计实际联系较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报告，是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广应用的重要原因（孟焰1999）。
（二）教学方式亟待改革
我国传统会计教育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帮助学生掌握现有的会计规则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上，故其狭窄的内容和僵化被动的形式远远落后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这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调查显示，“讲课＋讨论”是中国管理会计教学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师生缺少互动，学生不仅不能主动发现和发掘问题，即使有问题，教师也未必知晓并做出回应。调查显示，在管理会计教学中，大约四分之三的课堂时间系“教师讲、学生听”，7.2%的课堂时间用于公开讨论课后作业中的习题与问题，有6.7%的课堂时间用于讨论课后作业中的案例，约4%的课堂时间用于考试（周齐武等2005）。
（三）教学内容陈旧
为了促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卡普兰教授（1998）对西方高级管理会计内容进行了调整，在其《高级管理会计》（第三版）一书中，强调了作业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的理论与实务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标成本法、改善成本法作为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方法；对传统的以净利润或投资报酬率为主的经营业绩衡量指标与方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提出以经营业绩平衡表来考核企业经营业绩的四项综合指标：财务经营业绩指标、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业绩指标、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业绩指标、员工学习、产品创新与成长的业绩指标；同时为了便于理解与操作，将该书在第一版、第二版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量本利分析、线性规划模型、回归分析模型等全部删除，从而将数学方法的应用降至最低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增长数学方法的卡普兰教授在开展管理会计研究中的重大变化（孟焰1999）。实践表明卡普兰教授的改革是对的，在他与他同事的倡导下，西方管理会计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原有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进行了改造，而且还产生了管理会计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作业成本管理会计、适时制生产系统、制造资源计划、质量成本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增值管理会计、社会责任管理会计、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等以及人理论、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科学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我们曾经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我国管理会计教材中，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本量利分析法、预测分析、短期市郊决策、长期投资决策、全面预算、成本控制、标准成本和责任会计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约77.82%）（张海涛张琳李安琪2003）。实际上根据历史资料编制预算或计划、标准成本控制、存货的经济批量模型、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化决策等内容和方法都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了（黄晓波赵红娥1999）。
二、管理会计高等教育之变革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契约化、产品标准化、生产规模大型化和组织结构垂直化。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目光聚集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动作上，注重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并以产品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较少关注风险管理，以制订标准成本和预算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利用经济批量原理进行采购决策
（黄晓波赵红娥1999）。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核心要素是知识，产品的非标准化，生产规模的小型化等为基本特点。因此，企业管理会计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市场变化研究，具体包括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更新、培养目标更新和教学内容与方法更新：
（一）基本理论更新
管理会计视野的拓展和管理会计人员角色的转变，对管理会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管理会计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业绩评价，旨在提高企业内部效率，其立足点在企业内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创新，管理会计有必要拓展其视野，关注和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威胁，为管理决策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相应地，管理会计人员的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现行管理会计理论一般地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市场的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取得信息是没有成本，不存在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障碍，市场价格由低要求决定等。上述假设与客观实际已经是越来越不相等了。例如管理会计中的许多市场预测方法就建立在上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技术不变假设和边际收益递减假设等更是支持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基本假设，而基于此假设的管理会计在提供决策依据时，就难免出现决策的失误。（二）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
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首先体现在正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管理会计教育的重心转向学生能力的培养，其课程开发采用“整合取向”，重在考虑多元化知识和现有课程的融合、彼此间的接触、作用和相互渗透以及对现有课程的补充、拓展、加深等。我国不少高校的本科会计专业，专业课时几乎占总课时的1／4，在专科层次上，这个比重更高。根据调查显示，目前，会计专业学生缺乏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文写作、财务管理、电子计算机、外语、生产管理等知识，会计核算知识并不缺乏。因此，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在囊括会计专业基础知识之外，还应涵盖相关专业知识，如税收、金融、管理学、法律、工程技术等。
孟教授（1999）根据自身的体验认为，总的来看，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管理会计在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就管理会计教学本身而言，绝大多数管理会计老师（89.7%）采用中文教科书为教材，有4位（约占10%）采用英文教科书，有3.6%的教学资料选自英文学术期刊，2.08%选自英文实务期刊。由此可推定，如果那些被选用的中文教科书能有效地掌握西方管理会计实务或制度，否则它们对于西方管理会计创新的全面介绍仍然有限。当然，本文的观点并非主张中文的管理会计教科书必须涵盖所有西方管理会计技术或制度。
（三）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在于1990年9月的《状况报告第1号——会计教育的目标》中提出，会计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学生具备作为一名会计人员所必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能终生学习，并主动适应职业要求的变化，具体内容为：①技能。包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智力判断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②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会计专业知识。③专业认同。指会计专业毕业生应该认同会计专业，乐于掌握作为会计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学识、技能和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熟悉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能进行价值判断，随时准备探讨与会计人员专业诚实性、客观性、适应性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可见，管理会计教育必须正视管理会计人员的这种角色转变，改进教学以使学生适应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专业的学生要想胜任工作，除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外，还必须学习和发展商业管理、战略分析、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三、关于我国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
于1996年结束的美国管理会计协会(IMA)的调查表明美国的企业高层经理对管理会计师期望的变化（J布洛切爱德华,H陈康,W林托马斯2002）：经理们希望管理会计师不仅要关注短期财务成果的管理报告,而且能够整理并解释有助于企业成功的信息,包括为企业高层决策者制定和实施成功的竞争优势战略提供关键因素的信息。为了推动管理会计教育的改革,IMA提出了一项四步行动计划,以促使教育界对会计课程进行修订,使主修管理会计的学生毕业后能满足企业对他们提出的技能和素质上的要求。具体措施包括：（1）举办企业界与教育界的交流会,商榷共同的需要；（2）由IMA发起的会计教育改革小组定期会晤,以敦促会计改革项目的开发以及实施；（3）由IMA负责的“管理会计的实证分析”；（4）促进IMA研究成果的交流(任忠奇,夏鑫2003)。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由于我国没有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不是很多，这就为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这表现在，学术界特别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很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中国管理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办法，也不能等中国建立起管理会计师协会和开设管理会计师资格考试再动手，有据于此，本文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几点改革设想：
（一）、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改进进入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学术界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方法。早期的实证会计主要是对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研究,后来又转向研究会计选择的动机及考虑的因素,到70年代末实证会计研究兴盛起来,80年代即已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目前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方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既存在人们的认识问题,也受客观事物规律性暴露得不够充分的影响。积极响应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配合下，发起了“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开展“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尝试。
（二）、管理会计内容的调整与拓展
新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要求我们转移成本管理重心
、拓展成本控制视角。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产品的价值将更多地取决于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有技术上的、也有市场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及对市场的掌握在企业增值中占较大的部分,生产制造则占增值中相对较少的部分。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企业为确保长期竞争优势,不得不在信息、知识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产品的生产制造成本相对其开发和市场调研支出显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成本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渐从生产制造成本转移到产品研制开发成本方面,由成本控制转移到成本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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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晓波,赵红娥.经济形态变革与管理会计创新[J].会计研究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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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的管理体制,清承明制。《清史稿·学校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①国子监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管理监事大臣于雍正三年(1725)始设,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这与明朝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子监仍由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是清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1905年学部成立,国子监并入学部,这时它的作用已大大衰微,基本上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了。
书院是清代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以前,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但清代的书院则直接由各级官府管理。雍正十一年的谕旨明确规定了各级书院的管理体制:“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②根据规定,省会书院由督抚主管,学臣协助之,各府、州、县书院则由地方官管理,经费由官府供给。通过控制书院的师长、经费等,清政府大大促进了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这是清代书院管理的特色。
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此后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高等专科性质的学校,其中著名的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共30多所。这些新式学堂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学堂的管理,清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一般由主办人负责或由总督管理,学校内则设监督、总教习负责领导工作,总教都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例如,京师同文馆名义上由总理衙门的大臣负责,实际上由两位提调和两位副提调管理学生和教职员,总教理一切学术活动。因此,京师同文馆校内的管理已开始分化,与国子监、书院不同。
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领导人在各地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张元济、陈昭常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与书院不同,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维新派创办的学堂一般由创办人负责,和洋务派办的学堂相似。
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最大的学堂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③据此上谕,京师大学堂由皇帝直接派大臣管理。其具体的管理人员,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详细的规定。该章程第六章“设官例”规定如下:
第一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
第二节:设总教习一员,不拘资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
第三节:设分教习汉人二十四员,由总教习奏调,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其西人为分教习者不以官论。
第四节:设总办一人,以小九卿及各部院司员充。
第五节:设提调八人,以各部院司员充。—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务。……”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光绪帝又颁布上谕,要求各省广设学堂。随着学堂的普遍设置,国子监陈旧的管理已不适应需要,其作用逐渐衰微。京师大学堂创立后,其总纲规定:“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规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⑤可见,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大学,同时又有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即京师大学堂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
1905年学部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进入了新阶段。实际上,1905年以前,学部已初露端倪。1903年,张之洞奏请特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原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司大学堂事务,其地位下降一格,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管理京师大学堂,又兼管外省各学堂事务,在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时,其任务繁重,恐难完成使命。再者,京师大学堂也只是一所大学,其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外省各级各类学校,因此,有必要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上《学务纲要》,规定总理学务大臣不再管理大学堂,其下设属官,分为六处: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从学务大臣的管理权限看,他虽不再管理京师大学堂,但仍设专门处负责管理专门学科事务,可见仍管理一部分高等教育。由于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近代正式大学,故另派总监督管理。从此,京师大学堂不再是教育管理机构,而仅仅是一所大学了。
学务大臣设置不久,1905年10月8日,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并请将礼部、国子监并入学部。宝熙的奏折说:窃谓此后普及之教育,日推日广,则学堂之统系,愈重愈繁,欲令全国学制,画一整齐,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济。且当变更伊始,造端宏大,各处学务之待考核统治者,条绪极纷,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拟请饬下政务处,公议速行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纲举目张,实于全国学务大有裨益。⑥12月6日,清政府谕令设立学部,下设五司一厅十二科,如下所示。
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中央教育行政专门管理机关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高等教育由专门司专门教务科管理,该科掌管核办大学堂、高等学部及凡属文学、政法、学术、技艺、音乐各种专门学堂一切事务,并稽核私立专门学堂教科设备是否合度及应否允准与官立学堂有一律权利或颁公款补助等事。从此,学部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成为我国第一个主管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二
综观清代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其发展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加强。在明代,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政府不干预书院的日常管理。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书院的全部工作。书院订有学规,师生共同遵守,利用学规来管理书院的日常工作。清朝初年统治者不重视书院,而且还抑制书院的发展。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才下令在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书院的师长由督抚学官聘请,学生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师生的生活费用一律由清政府拨给学田以学田租金及所赐帑金供给。这样,通过控制经费、师生,清政府实际上把书院办成了省立大学。可见,清代的书院和明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自由讲学的场所,而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其管理受清政府的约束。
自1862年起,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由于创办人如奕讠斤、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清政府重要的大臣,清政府对新式学堂的管理又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学堂就由创办人或总督负责,清政府没有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层次上看,洋务学堂的管理是很松的。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不同,它既是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新式大学,又是中央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促使书院官学化,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对新式学堂的管理,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从分散的形态逐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型式。
第二,呈现出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国子监和京师大学堂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办学实体,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的教育机关,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这标志着办学机构与管理机构的分离。同时,国子监、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仅要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对中小学堂也负有领导责任。教育行政管理呈现出未分化的原始样态。从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到1905年学部成立,京师大学堂不再是行政管理机关,学部内又分设了专门司与普通司,这样,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终于分离。教育功能与管理功能的分离,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门化。
第三,逐步走向系统化。学部成立以前,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实行个人负责制。国子监的管理监事大臣、祭酒、司业、京师大学堂的学务大臣、总教习,都负有管理高等教育事务的职责,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下设有专门处,这可以说是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型,然而京师大学堂不属于学务大臣管辖。1905年学部成立,其中的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标志着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诞生。机构的逐步健全表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性的加强,也意味着行政管理功能逐步得到强化。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对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如书院,并没有实行直接的领导。学部专门司设置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门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向系统化迈出了一大步。在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未分化以前,清朝的官学系统虽然分为高等教育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不同的阶段,但行政管理没有形成具有不同阶段而又相互衔接的体系。学部成立后,其下分设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等,这不仅标志着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也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式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系统化。
三
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势,造成这些趋势的动因是复杂的,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清朝前期,清政府除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明朝没有大的区别。1862年后,新式学堂陆续出现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时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发生变化。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谕令将书院改办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等学。”⑦此后,各省会书院陆续改为高等学堂。新式学堂的推广要求设置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采用适合新式学堂的管理方法,这必然会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事件是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封建教育的核心。在清代,书院的官学化使科举制更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后,科举制成为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严重障碍。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认为科举不停止,学堂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同年八月,光绪帝下令停止科举:“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⑧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经过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书院,废除科举,近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为适应这一变革,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必然要抛弃国子监时代的模式,逐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
其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是高教系统变革的一部分,在清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受当时政治改革的制约。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官僚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主张取“西艺”以补“中学”的不足。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维新派发动了“”。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其它有关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也陆续实行。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后,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廷也逐渐把其管理权限收归中央政府。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一致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这与欧洲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早期发展具有质的不同。西欧中世纪,大学都是民间办学团体,拥有自治权,行政管理不受当地政府及教会的干预,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我国清代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受清廷的控制,其行政管理也受清政府左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政府必然会重视并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的趋向。
最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国子监,或是新式的京师大学堂,或是学部,其管理人员均由清廷委派大臣充任,具有明确的官职品级。尽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几经变化,这一特点却始终未变。西学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创办,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然而对行政管理的影响较弱。学部成立标志着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诞生,但行政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到来则迟缓得多。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02页。
②转引自刘秀生著:《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③⑦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6、55—56页。
④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581页。
⑤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
二、成人高等教育档案管理规范化
规范化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随着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迫切要求加强档案管理基础建设，完善管理运行机制，遵循档案规律，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
（一）提高档案管理的规范化。一要把好“入口”，在档案的整理工作中充分考虑连续性和完整性，将文书工作规范化与档案工作规范化同步推进，及时将档案资料入档，分门别类、各归其位。入档时要对相关材料进行认真清点，严格做到账物相符。二要把好“出口”，调阅档案要履行相关手续，经过领导批准，要注意保密。归还的档案要及时归位，保证完整无缺。有关工作人员工作调动时，要对有关档案及时移交。三要完善规章制度，在各个环节做到有章可循。有的单位正是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大量有价值的教育教学文件资料无法保存或丢失严重。要定期检查制度执行情况和档案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做到及时查缺补漏，保证档案管理周密规范，万无一失。
（二）实现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实施全程规范化档案管理，必须强化标准化理念，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积极探索档案工作标准化建设。成人高等教育档案的分类要严格按照教育部的《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档案工作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很多成人高等教育办学单位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瓶颈。要探索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在硬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实现阅览、办公、库房分设，档案库、文件柜等要合乎要求，防潮、防尘、防光、防火要达标。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如果办学层次较多，还要指导各院系和办学点采用统一标准、统一流程，做好各类档案的管理工作。运用科学方法对档案管理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不断优化档案过程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行动，严把质量关。在不少单位，档案管理水平一直不高，主要原因就是对档案管理标准化建设重视不够，没有建立起符合成人高等教育特点的档案管理质量保障体系。致使档案管理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三、成人高等教育档案管理科学化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和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信息化的巨大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成人高等教育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管理手段现代化不够、管理队伍素质不适应需要等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档案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和创新意识，积极推进档案管理工作科学化。
本文拟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与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与社会实际承受力的适应性，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理论分析
成本分担是指教育成本由各个方面共同来承担，一般认为承担方主要包括：学生的家长、学生本人、政府、工商企业等。本文中的成本分担主要指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以缴纳学杂费的形式对教育成本进行部分补偿。教育公平主要是指在高考分数达到国家规定录取线的前提下，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学生享有同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应由于经济原因而受影响。我国成本分担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学杂费，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实行免费的高等教育。现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让受教育者分担部分教育成本已成为可能。由免费到收费的转变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但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收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主张收费越低越公平，最好是免费，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够上大学。
然而西方学者经过对免费的高等教育反思和验证后，认为免费高等教育不利于教育公平，理由有二：首先，免费高等教育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富有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经费则需由主要来源于税收的国家财政供给，而富有家庭的子女由于各种有利因素往往比其他阶层的子女有相对较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免费高等教育实质上是让富有家庭的子女占有了其他阶层子女应该享用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接受高等教育会使个人获得较高的收益，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在用国家的钱为个人投资，因而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公平的。
那么，收费能够使教育变得更加公平吗?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收费对公平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收费可以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增加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收费对贫困学生必然产生不利影响，学费水平的上涨除了有可能使贫困学生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之外，即使上了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就业前景好而收费相对较高的专业，不得不选收费相对较低，就业前景较差的专业。此外，学费上涨还会对初等教育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历层次的选择产生影响，那些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可能会由于高额的学费对大学教育望而却步。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收费水平与受教育者的承受力相适应时才有利于公平，否则，收费将会产生消极作用。那么，我国当前所收费标准是否影响了教育公平呢？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表1数据，对高等学校学费水平作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高等学校的生均学杂费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选择生均学杂费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生均学杂费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对数函数作为回归函数的形式，即lny=a1+b1lnx1+u1(1)和lny=a2+b2lnx2+u2(2)，其中，a、b为参数，u为随机扰动项。y、x1、x2、分别表示生均学杂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考虑学费确定的滞后性，以同一年度的数据代入假设模型。根据上面构造的模型和已经收集的数据，并运用经济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0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得到如下结果：学费水平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4.6492+2.9361lnx1（1.1），通过校正，获得有效估计量，D-W统计量为2.2757，其他各项统计检验均在0.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表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R2=0.9818，b1的系数为2.9361（t统计值为5.5040），说明y（学费水平）对x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度相关，其估计弹性是2.9361，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学生人均学杂费就增长2.9361%。a1为-14.6492（t统计值为-3.6438），这似乎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它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时，学生人均学杂费将是负值，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1990-2001年间我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这有助于解释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值预测的不明智性（估计方程2.1中的a2为负值与此类似）。
经检验，对y值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学费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1.2919+2.2115lnx2（2.1），b2=2.2115（t统计值为11.8760），其回归分析和预测类似于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分析、预测，不再赘述。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b1和b2这两个数字已经非常大了，它们说明相对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学费的增长太快了，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成本中学生须分担的那一部分的增长速度将近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多。
在一定程度上学费的快速增长已经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增长过快的学费，有子女上大学的城市贫困家庭及农村低收入家庭就感觉难以承担高昂的学费。于是就有可能出现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去本应接受高等教育（或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确实影响了教育公平。
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目前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在促进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些年增长过快的学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即教育是产业但不应产业化，学校不应企业化。教育作为产业，虽然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管理水平，但教育同时又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巨大的外部公益性，政府理应有巨大的公共投入。所以学校作为非盈利机构，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其主要目标，不应盲目提倡教育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