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哲学论文篇（1）

一、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形态

中共中央党校杨信礼教授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对发展问题作宏观审视和整体观照，是对发展的前提根据、本质规定、价值取向、内在动力以及规律趋势等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反思性和规范性的。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发展是和现代化紧密联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只有以哲学统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具体学科的发展成果，即发展哲学，才能提供这种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

杨信礼教授在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特点、内涵与走向》中指出，以当展实践和各种发展理论作为自己反刍的原料，从整体上求解发展的难题，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发展哲学的兴起，其现实根据是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实践需要发展哲学的导引；其学理根据是为从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研究发展问题的实证学科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勃兴。90年代以来，我同的发展理论研究开始向总体性、综合性、反思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从单一、分化向统一、综合以及由具体问题向元问题、基本问题转化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经验层面逐步进入理论层面，从具体问题逐步进入一般性、规范性的元问题，由此建构起了发展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相关的概念与范畴系统。随着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演进和发展理论的深化，发展哲学又将从元问题研究再次转向实证问题研究，以发展哲学所建构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为方法论和价值观依托，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审视、评判，为发展问题的理论解决指明方向。正如苏州科技大学任平教授在《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的，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建构必须面向本土经验，既要对接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又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的积极对话中实现本土化转换，更要在解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反思中国经验中，提升中国本土发展文化，创立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

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形态而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建设发展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梁研究员撰文把发展及发展观分为三个层次。他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世界观、宇宙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即唯物史观；第三个层次和意义上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对于量变阶段上的社会形态而言，不是采取对立、敌视、打碎、革命的态度，而是采取合作、完善、建设的态度。(《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共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认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概念，既包括质变也包括量变，既包括革命也包括建设，但长期以来关注的侧重点在革命、在质变，对量变规律的探讨是其薄弱环节。以“可持续”为着眼点的科学发展观所探讨的，是社会在量变时期，即和平建设时期、执政时期的发展问题。

二、生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诉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性区别也就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别，其根本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超越理论哲学理路，走向真正的实践哲学，意味着超越体系哲学而走向一种建立在诸主体对话关系基础上的开放的、有限的体系，意味着一种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的批判。(王南《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什么》，《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植根于现实生活，走现实的解放与自由之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中国的国情，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生活之中建设、创造出现实生活的自由，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道价值。(杨楹《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景下，生活哲学的研究开始萌芽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内哲学界，生活哲学是一个新概念。《求是》杂志社的李文阁博士在《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一文中从哲学意义上诠释了生活哲学这一概念。在这之前，李文阁博士已经提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命题。他认为，近代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而现代哲学则是一种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之后，李文阁博士在这一领域陆续撰文，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成性思维。在马克思哲学这里，人是现实的人，是人的最大多数；这里的生活是现实生活，而不是口头或想象出来的生活：这里的生成不是相对主义的流变，而是物质与精神、继承与创造、连续与非连续的统一。

从当代中国国家生活主题的变迁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解析中国当代生活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立场。华侨大学杨楹教授认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生活第一性”原则，杜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超历史与超民族化的错 误思维。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始终是生活的终极主体，将建构的新的联合体，绝不仅仅是利益的联合体，更是一个德性共同体。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个体美德成为新的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条件。

李文阁博士认为，早前的生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性地阐释生活哲学观念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上，而近三年来，生活哲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了，研究者开始深入挖掘现代西方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资源”。他的《复兴生活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就是目前国内系统阐述生活哲学理论的一部力作。

三、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公共哲学”观念的兴起基于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治道”理想与公正秩序的追求。现代“公共哲学”的主题就是反思并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社群共同体生活的“公共理性”基础与公共价值规范。(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里，公共性问题得到了多维度的呈现和展开，并一跃成为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社会存在，这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公共性生活和奠基于其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价值信念的出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使马克思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并成为我们今天思考马克思哲学创新问题的一个崭新视域。(贾英健《公共性的出场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当代视域》，《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如果承认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对此种变革意义的理解，必须立足于“文化公共性”的视角，将其提升到指导有关类与个体自我生存态度选择、生存，生活方式转变、以及规约并澄明未来人类进步趋势及文明变革方向的高度，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精当的解释和评价。(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学术界》2005年第5期)

从理论逻辑演进来说，我国哲学界对公共性话题的讨论是在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与价值哲学的讨论不断发展成熟后才出现的。主体性哲学的讨论，“主体间性”(“互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概念的引进，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支援，使哲学界重新诠释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同时，认识的主体性来自于实践的主体性，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才能使主体性问题得到科学的说明，因为人们是在其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自己的理性、主体性和公共性的。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指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或共同主体性，是主体与活动性质演变的大趋势。公共性的建设和完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是理所当然的。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2）

为了消解此种哲学教育的观念和模式，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如以讲经典原著取代原理的教学，通过文本解读来训练学习主体的哲学思维;或者致力于“问题”分析，从中透析哲学的方法论。这些做法对克服那种只重知识传授而忽略素质培养，恢复哲学“智慧之学”的本性，无疑都很有价值。然而，其中也流露出一种把知识与智慧、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或视两者为不相容的思考倾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教育是“智慧培养”而不是世界观的理论教育。其中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它承续与弘扬了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生活哲学”和“爱智慧”传统，旨在帮助人们审视生活，因而哲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爱智慧”，而不是为了获得哲学的知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对苏格拉底来说，“他心中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而是激发人们爱真理和德性”;“他根本没有提出一种理论，而是实践一种方法，在生活中体现它，而且以身作则教诲别人遵循它”。［2］就此而言，与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生活化旨趣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不能由此推出，哲学的智慧培养与知识习得、理论教育是不相容的，更不能以此否定哲学成为一种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的合法性;至于后来在哲学及其教育中出现的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体系哲学”和知识教育，则是由教条主义引出的另外一个症结。

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教育演变为知识教育，问题不全在其知识体系(如传统哲学教科书)上，关键在于人们对哲学知识本身的理解。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把哲学知识看作一般的科学知识，此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知识观影响的结果。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哲学视为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最具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知识，强调哲学原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可证性，反映的正是此种知识观。这样，哲学教育的使命与实证性的自然科学一样，是传授知识、开发智力，而人生智慧培育的整体目标无形中被肢解了。同时，科学主义知识观中的“知识”是指事实知识，排斥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属性:价值知识。由此而言，哲学教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与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境遇无涉，与社会理想、信念无关。不仅如此，科学主义知识观还使得在理解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时，往往把两者简单看成知识的形态(理论)与知识的应用(实践)两个层次上的外在关系，并把哲学教育的重点放在让学习主体熟习哲学原理上，以为把原理弄明白并牢记了，就如同掌握了科学的定理、公式一样，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拿来“套用”。之所以会有“公式化”、“语录化”和“口号化”这样一些哲学教育庸俗化的极端形式，大多与上述原因相关。

高清海先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显性和隐性“两种理论形态”的观点，即言说书写的有形的“显性理论”和体现在言说书写之中无形的“隐性理论”。前者是有时空限制的“普遍的原理”，后者为“超时空限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包括它所运用的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原则和思想精神意境，即我们过去常说的属于它的思想精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这个见解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哲学知识的特性。循此思考，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知识，不仅有事实与价值、客体与主体、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特点，而且世界观与方法论有内在统一性。方法论实质上是指世界观中隐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是哲学文本或话语层面中隐含的思考原则、逻辑程式与法则，它并非知识之外的东西，而是依附和渗透在理论知识之中具有普遍性的解释系统。由此可见，哲学知识是内在地关联着理论构建与应用的思想模式、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的，这些因素与知识有关又超出了单纯的知识界域，属于智慧的范畴。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包涵着把哲学知识中隐性的思维方式内化为主体的思想素质、外化为主体的实践意识的意蕴。而这些可以说是哲学教育使知识转化为智慧最基本的前提与涵蕴。

思辨或形上之思，是哲学区别于日常的和科学的思维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把西方传统哲学那种远离现实生活追求绝对抽象本体的思辨，转换为对实践生成之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审视，诉求在解释世界中改变世界与在改变世界中解释世界。这一转变对哲学教育来说，意味着既要以“形而上”的哲学的思辨、批判和反思为依皈，又要以“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为依托，使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哲学教育要始终保持“理论性”的本色。当今信息化的浪潮，导致教育对多媒体技术的“崇拜”，常常迫使哲学这一高度抽象的“理论教育”褪去“纯思”的本色，屈从于形象化的感官呈现。“通俗易懂”的诉求甚至使哲学课堂话语变成了“哲理”的日常叙事，或者“原理+例子”的教学。笔者并非排斥哲学教育中的多媒体话语形式，更不是否定哲学教育走向大众的通俗化探索和尝试。而是要指出，作为“形上之思”的哲学要求其教育持守“理论性”的本色，不能丟掉哲学的逻辑性、反思性和超越性的本性。此为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要求，也是素质教育对人的思想或理论素质培养之使然。#p#分页标题#e#

哲学教育又要有“现实性”的底色。哲学的文本或话语应面向人生和关注生活，从中解读时代的实践，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解决个人的困惑，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哲学教育“联系实际”，不能只停留在社会调查式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上，它首先是一个教育原则，应贯彻于整个文本阐释或叙事讲理之中。这里的“实际”，就是实践中生成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两大方面。前者体现了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意蕴;后者显现出哲学教育的人文关怀。哲学教育只有关心人的需要和成长，帮助人们审视自身的处境并做有意义的选择，确立超越现实的理想和信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与培养人的个性，才有现实意义，才能实现“转识成智”。哲学教育中文本与生活、理论与实际的关联与融通，是以“问题”为中介的。聚焦于“问题”做哲学分析，不仅是哲学原理之知识理解的基础，而且是以此进入“哲学思考状态”而展开哲学思维方式训练的关键。哲学的文本或话语中的“问题”，根据其不同的性质，可分为“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两个维度，都关涉到思辨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论。“哲学中的问题”是哲学研究界域的问题，属于形而上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是科学研究或现实生活中所蕴含的哲学问题，它并非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形而下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于实践中、隐藏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来自于“问题中的哲学”。“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4］。

哲学教育阐释文本所内含的哲学中的问题，是要帮助学习主体把握好由这些问题构成的哲学原理的真正内涵。此一维度上所说的思辨与现实相结合，侧重于思辨的“现实规定性”，它并非要去考虑如何使哲学关注和介入现实，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而是指在教育中把哲学原理有关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置于历史与时代的语境中、哲学史和学科史的背景中去阐发其意义，使学习主体真正领悟哲学原理的原本精神。哲学是形上之思，哲学中的问题虽然归根到底来自现实生活世界，但哲学既成理论，便有其独特的提问方式、思考角度、结构体系和话语风格。在教育中要把哲学原理讲清楚，不但不能离开说理本身特定的“哲学视角”和特有的“哲学话语”，而且要结合理论产生的特定语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法则表明:哲学原理总是关联着哲学发展史并以此为背景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5］黑格尔这些话在哲学教育中可解读为:不懂得哲学史，就难以学好哲学。恩格斯在论及哲学理论思维培养时也说过:“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6］因而，阐释哲学原理所包含的哲学中的问题，应处理好原理与语境、论与史的关系，按“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7］、“逻辑的事实”与“事实的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着力于理论解释的“语境－语义”分析，阐明哲学概念、哲学原理的内涵和意义。如果说“哲学中的问题”属于理论问题的话，那么“问题中的哲学”则属于思想中的现实问题。

哲学教育在此维度上，思辨和现实相结合重在以思辨的方式去分析诸种现实问题。这一方法论原则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哲学教育所面对的现实是“思想中的现实”，不能把一切科学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简单等同于哲学问题，碰到什么都拿哲学去说事。否则，哲学就不自觉地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了，就会实际地蜕变为日常的自然思维。其二，哲学教育所关联的现实问题，关键不在“问题”，而在于问题之中所蕴涵的“哲学”。哲学说理叙事重在“生活逻辑”与哲学“话语逻辑”的内在融通，要从哲学的视角———“问题”的必然和偶然、实然和应然、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诸方面切入，探析“问题”的理据、意义与前景，探索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现实生活中由诸种矛盾、困境和冲突所构成的“问题”，转换为哲学的“视点、视角、视界”而做形上之思。其三，哲学教育联系现实问题，不能只是为了增强“现实感”而加入生活叙事，而要介入社会生活和个人境遇，对现实问题展开深刻反思和多元批判，并从中检视学习主体的理解前结构，培养其辩证思维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转识成智”，意味着促成学习主体对知识的领悟、体认与运用，使之“化”为“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即把“认知”转化成“修为”。德谟克利特对“智慧”一词的解释耐人寻味:“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8］即是说，智慧作为主体一种内在的思想素养使人善于思考，并通过完美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有效的实践能力体现出来;换言之，智慧能够直接生成并体现为人的思维、德性和能力。对哲学教育而言，“转识成智”就是冯契先生从广义认识论角度所言之“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一种规范性教育，“转识成智”通常是由教育主体(师生双方)对教育文本的共同解读并经由特定的教育话语叙事而实现的。在这里，认知与修为相涵化的方法论，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内容。哲学理论阐释要着力于透析其中的方法论。哲学教育说理叙事，不仅要讲清理论知识的涵义，揭示其价值意蕴，而且要阐明理论观点的思考逻辑，透析理论生成与应用的方法论，使人“学会思考”。此为哲学理论教育区别于一般知识教育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要求。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学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9］，使“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1）

09（B）―0054―01

经常有学生反映生活与哲学课枯燥。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生活与哲学课教学生活味和哲学味不浓，而说教味有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教学进行探讨研究。

一、应让学生了解哲学家及其经典思想

哲学家以其璀璨的思想“照亮”了整个世界，让人们对其充满无限的遐想。教师可以让学生去了解哲学家都想些什么问题，又都是怎么想问题的。如被称为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他通过跟别人对话来接近真理，但最后发现自己之所以比别人更有智慧，就是拥有没有智慧的这份自知。认为哲学不能只专注于自然，还应该思索人自身，“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生活与哲学课的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介绍哲学家及其经典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学生理解哲学的时代性和智慧性，懂得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二、应关注学生的心灵

生活与哲学课的任务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智。然而，我们却真实地感受到，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不得不注重知识的传授与灌输，使原本体悟智慧、关注心灵的生活与哲学教学变了味。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生活与哲学课教学应渗透人文精神，重视学生的情感培养，净化学生的心灵，完善学生的人格，让学生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作为完整的人走向社会。人文精神贯穿于生活与哲学的教材中，具有隐蔽性，表现为不思则无，思之则有，深思则远，远思则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的分析，挖掘教材中蕴涵人文精神的知识点，充分挖掘情感教育因素，同时结合学生的思想情感，创设让学生同自己心灵对话的课堂氛围，“用学生心灵深处的能源，照亮学生的精神世界”。教师要让生活与哲学课教学在完成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觉悟的“三位一体”基本任务的同时，充满着对人文精神的积极追求，引领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4）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5）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6）

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在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认为，当前的文化哲学研究隐含着一个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便是对文化的界定问题。就目前来说，对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缺乏经得起严格学术推敲，因而没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因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文化哲学面对众多文化定义的时候，需要对文化定义产生的来源、学科背景、方法以及目的等方面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程认为，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即具有生命的人类共同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或者说文化状况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状况。而人类的生命过程是文化生命活力与文化制度建构的“共在”过程，正是由于人类文化的这种双元模式，使得文化这个“存在”不是凝固的模式，而是一个充满活动能力、情感赋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动态过程。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认为，人类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在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不断滋长和形成的，因此，对文化的界定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观念意识。《哲学研究》的鉴传今认为，从当前国内的文化观念来看，学界对文化的界定过于抽象，缺乏一种目的性、针对性的关照。因此，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应当从人类历史文本和现实文化演进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乃至文化哲学不再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

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认为，就目前的文化哲学研究现状来看，还未在学理层面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也未能形成关于文化哲学理解上的统一坐标。在他看来，文化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之下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自身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元哲学规定。从体系上看，文化哲学的理论结构是与存在的理论区间紧密相关的，它包含三个层面：(1)哲学的文化价值学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2)文化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关于文化总体性的深层价值研究；(3)文化哲学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批判，它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以文化整合和最终统一为理想。武汉大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人类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哲学不再以某种物化的实体形态作为其致思的终点，不再以空间作为它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时间、以生命作为它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哲学直接以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程认为，文化哲学不仅仅是用文化解释哲学，或者是给文化学的研究加上一个哲学帽子。实际上文化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清华大学邹广文认为，文化哲学不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从文化与哲学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嫁接，就已经体现出文化哲学的独特学科定位。文化哲学是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形态，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7）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着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佳佳网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佳佳网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8）

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中，现代西方哲学不仅是哲学专业重要的主干课程，而且是一门选修范围十分广泛的人文素质通识课程。它对于激发学生爱智的思想热情，激活学生理论思维的兴趣与活力，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体悟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教育价值。如何改革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教学，使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得到真正实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结合我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展开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更加频繁和活跃。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自己，更需要了解别人，甚至只有通过“另一只眼睛看中国”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超越特定的情景而实现对他人的普遍理解。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我们实现文化沟通与视界融合的窗口和媒介。就世界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其思想完全独立，视界也彼此不同。但是，对真理的追寻，对自由的渴求，对意义的追问，对正义的求索，这些问题是所有哲学都关心的普遍问题。虽然不同的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得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当代大学生要想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精神脉动，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窗口。当代大学生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可以深切地了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拓宽文化背景，开阔文化眼光，获得一种现代人所需要的丰富的文化视界。

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解放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培育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思维。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超越经验思维的理性思考。不同的哲学样式，其思维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具有自己的生存体验与历史传统，即形成了与自身生活情境相契合的思想方式和思维习惯。西方哲学体现着西方人的思维传统和思想方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等，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结构所缺少和不熟悉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异质性的问题，也带来了异国思维方式的“想法”。曾经一度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等等，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热点，就在于这些思想家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同的思想脉络。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促使我们发现新问题，激活我们的思想活力，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没有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认识和挖掘。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创造意识与创新性思维的培育，需要通过思维方式的改变来进行。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了解西方人理性思维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丰富自身的思维结构，开阔思维的视野，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于打破传统的僵化的思维模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并感受到一些现代性问题，并试图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当代大学生具有比较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生活的意义、社会的正义、道德的尺度等现实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直觉，也愿意通过思考来解答亲身感受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现代问题的思想表征，现代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都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新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物化与异化的问题，人的价值选择的根据和标准问题等。尼采哲学中关于“上帝之死”的寓言，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和文化危机的反省，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宰制世界的批判，都在不同的向度上敞开了西方人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对于现代西方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批判与诊断，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参照系。他们可以从中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诊断与治疗方案，提高自己认识时代性问题的哲学素养，提升自己独立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思想能力。现代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并不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了解、鉴别与评判，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在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中把握生活方向，理性地选择独立自主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二

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会遇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涉及唯意志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各种思想流派人物众多且思想内容丰富，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旨趣又是因人而异的，学习目的彼此不同，同时哲学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可能是哲学教学乃至所有理论课程教学遇到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索，我们认为，在教学改革中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使学生从哲学观的变革入手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体逻辑，并把这种哲学观变革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变革联系起来，敞开现代西方哲学对人之存在的意义关怀，使学生获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感、时代感和意义感的真切理解和思想共鸣。

现代西方哲学人物、流派繁多，理论主题与思想风格差别很大，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化繁为简，抓住内在逻辑，既要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又要保持教学内容的弹性和张力。具体来说，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需要抓住“一个问题，百个转向”。一个问题指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哲学观问题。这一问题是哲学的思想内核和根本问题，具有“一个或所有问题”的性质。只有引导学生面向这一问题，才能促使学生感悟现代西方哲学批判性的思想魅力，深化对哲学本性的现解，从而提升自身的哲学意识。以这一问题为前提，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内容具体展开为“五个转向”，即“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后现代性的转向”。“一个问题”，构成

了现代西方哲学内在贯通的思想脉络。“五个转向”，体现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以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展开“五个转向”的整体内容，又以“五个转向”表达对“一个问题”的丰富理解。这样，既可以使学生捕捉现代西方哲学在各种转向中所实现的在哲学观层面所发生的深层变化，使学生在面向哲学自身的深刻追问中，透过看似互不相干的哲学流派的“杂多”表象，追踪现代西方哲学自我否定性的思想历程，感受现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的多样性，从而形成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和个性化要求，有重点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对某一方面具体内容的学习。

2、注重立足哲学的自身特点，从哲学反思的思想方式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关怀入手，对理论内容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以便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的思想兴趣，敞开各种哲学理念所蕴含的时代性意义，使学生能够在问题意识中发现哲学前提批判的独特思想魅力。

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所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困难。哲学教学的抽象性问题，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普遍性难题。理论教学的抽象性，既有教学内容的原因，也有教学方法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更容易导致课程教学的抽象性问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具有逻辑思辨的抽象性特点，其构成方式也通常是概念体系化的。中国人习惯的是经验性的以及直觉体悟的思想方式。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很容易用中国式的方法来想象和思考西方哲学的问题，这样一来，西方哲学观念体系中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被荒诞化，并陷入到一种抽象性的困惑之中。其实，哲学虽然看起来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其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人的社会生活现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时代性的，是有特定情景的。要想克服理论教学的抽象性，就需要对理论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就是要穿透理论，面向人的问题本身，把理论追溯到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情景中去，实现对问题的情景化的理解。学生问题意识的培育，既需要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去倾听、感觉和思考，以获得问题意识的时代感，还要注重哲学的批判性，以获得关于问题的理论意识。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它是现代西方社会时代精神及其问题的思想表征。对于其理论的掌握，需要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所了解，对其多样性、层次性的现代性问题展开思考。在思考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具体的、丰富的认识，学生由此进入到思想活动的状态之中。

3、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面向过程”而不是“面向结果”的教育方式。传统的知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面向作为结果的知识，采取“给出观点和知识、罗列并解释知识要点、举例并说明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想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在单向的知识传授中获得，必须经由学生的真切体验和思想转化来达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必须强化学生自身的思想体验与实践，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思想家的思想对话与碰撞中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真切的论辩中提升学生的思想创造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利用视频录像、网上互动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现哲学理论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结合，强化学生的思想的情境感，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的思想兴趣和参与意识。同时，还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参与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课题研究。以“课题小组”为单位搜集和组织相关材料，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合作地研究问题，把自己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小组之间思想论辩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教师参与组织和引导这种对话性的思想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真切的讨论实践中感受思想的变化，享受理论思考的乐趣，从中提高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能力。

三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10）

学风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学术道德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在更深层面上则涉及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及价值尺度的问题。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也应该引起警觉。

一、学风问题的主要表现

学风问题是当下中国学界面临的一大困境，源于学者们对于某些特殊的生活与意识的情境做出了错误的或不良的判断、反映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良学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学风问题。

1.扭曲和贬低传统，理论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敌对态度。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否定是一些学者养成多年的学术习惯。这一批判曾经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新时期哲学创新的新路径做出了贡献。但须以反思和检讨的是：其一，对旧体系的长期批判、甚而近乎虚无主义地否定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确立；其二，某些“批判”的真正动机却在于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现实历史。近百年来，在由西方和亲西方学者所构筑并操纵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虚假情境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种种历史之“恶”似乎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政治记忆之“真”。破除这一纵政治历史记忆，探究、还原和反思历史之本真，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应自觉担当的历史道义。然而，个别学者却热衷于传播一些敌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西方思潮，很值得反思。

2.脱离生活实践，回避现实问题的伪学术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伪学术主义在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潮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学院化”“纯哲学”的思辨主义路径，将之束缚于哲学专家们醉醺醺的思辨词句中，有意无意地脱离实际生活、回避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伪现实主义也谈现实问题、生活和实践。在这飞速变革的时代，似乎没人敢拒绝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的现实性旨趣。但“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P62)。这些人热情地关注当代社会中的人的问题、生态问题、全球化问题，但实际只是关注这些问题的理论词句，建构理论“空中楼阁”，把严肃的哲学变成“奇妙性的科学娱乐”[1](P94)。

3.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解经主义态度。解经主义表面上是一种规规矩矩的政治态度和理论态度：对党的纲领性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引经据典地做出诠释和发挥，老老实实地执行“国家哲学”的政治职责。然而，解经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能力，不是为使党的政治决策获得哲学上的捍卫和保障，它只是敷衍于政治任务、完成工作考核等一己之私的目的。

4.对待西方思想的拿来主义和伪批判态度。拿来主义总是隐匿于对西方思想的伪批判的表象中。所谓伪批判即口头上采取“去糟取精”的批判姿态，实质上却偷运西方现代哲学的晦涩概念、词句和价值内核，全方位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消解其党性原则和国家意识形态角色职责，让其愈来愈“西化”、愈来愈唯心。

5.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骑墙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辩证扬弃”或许是一种“普遍正确”的文化姿态，但它仅是形式主义的，当涉及深层而具体的问题时，它的表现只能是骑墙模糊、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令人警觉的是，近年来，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家化”的观点，搅合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哲学对话的思潮中，产生了某些新回响，如提倡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三家“结盟”[2](P62)“引儒入马”等等，其未来动向很值得关注。

6.断章取义的文本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对待经典作家文本不考虑文本语境、不考虑具体历史情境、不考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以先入之见的方法论态度，断章取义、随意引用、主观比附、玩弄词句，正如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3](P40)7.闭目塞听、向壁虚造的学科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理论冷落生活，走向贫困化的必然结果。今天，似乎人人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的道理，但“问题意识”的产生莫过于两条路径：一是源自对当前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的直接体验和反思；二是源自对具体科学领域研究成果和方法所暴露的实际问题的反思。然而，相当多的学者既无视当前生活实践重大变迁的事实，又对其他学科的发展成就无知和无视，把自己封闭于本学科领域中，妄自尊大、无的放矢地进行“批判”和“建构”，把原本充满生机的、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象牙塔中的话语游戏。

二、坚守政治责任意识，反对政治冷淡主义和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讲政治”，必须面向并参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现实化的体现与要求，也是其国家意识形态角色的政治职责体现，更是哲学研究者公民责任的积极体现。所谓“讲政治”，就主体来说，哲学学者必须养成高度的政治关怀与责任意识，坚持正确政治立场，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利益的现实要求，积极参与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研究自身来说，一切研究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必须有益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进步和“中国梦”的实现，有益于维护国家政治生活的繁荣稳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政治利益。通过积极的理论行为，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以及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提供先进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的支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优良传统。历史表明，只有积极面向和参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立足于人民大众的根本政治利益之上，把握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规律，解答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重大问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动力之源，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彰显之根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之外，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真知，视之为没有学术的纯粹政治宣传工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身份、地位受到质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学者亦主动疏离现实政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束之于语言逻辑本身的推演与考证之中，着迷于新概念、新词汇的比附性借用，有意地模糊、搁置其政治性，以期使本学科及学者的身份、地位获得公众舆论的普遍认同。但在“学术性”异常张扬的背后，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的异化，其真正的政治旨趣被遮蔽或边缘化。吊诡的是，当人们因为忌惮于哲学再沦为昔日的政治婢女，而要保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以凸显“学术”之际，其他异质性的政治观却得以大力伸张。细致检讨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某些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形式化语汇借用还是实质性价值诉求，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如影随形地渗透和影响。可见，所谓“政治淡出”的学术主张，事实上只是强化了学术研究对政治的隐性诉求、隐性参与和隐性影响力。我们反对借口学术独立而搞政治冷淡主义的不良学风。这并非意味着要把哲学研究政治化，把严肃的学术变成令人作呕的“政治秀”。理论历史的经验表明，凡仅仅附庸于当下政治、空喊政治口号的理论研究，其实质只是一种逃避政治责任、敷衍于政治任务的作风，其政治危害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我们更要反对只讲政治不讲学术的理论。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合理地表达其政治性？首先，哲学家必须以“真”理论来参与政治。所谓“真”理论是指观念自身逻辑经得起严格的理论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理论。这是针对那些口号式、标签式的理论，晦涩难懂、玩弄词藻的伪思辨理论等诸如此类的“假”理论而言的。为党和政府的政治行为提供哲学论证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政治责任与义务。但我们不是“口号派”，亦非“标签党”，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准确、恰当地理解、表达和宣传党的纲领文件及领导人的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实践，而且在于逻辑，即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精神实质来对待和检验之。在遵循严格学术规范、规律和学术良知的前提下，对党和政府当下政治行为的价值正当性和合真理性予以把握、论证、引导和检验，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利益诉求、政治生活方式进行理论确认、引导和提升。没有思辨的哲学肯定不是真正哲学。但“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4](P120)，它的思辨根基乃是对实际生活的反思和升华，“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5](P56)。所以，真正具有思辨力的哲学一定是极具现实性内涵的哲学。靠玩弄新词藻、新观点的所谓纯哲学，至多只是形式上很“思辨”，内容上却很贫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走入现实生活，把当下生活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变成思辨逻辑演绎的枢纽，探寻当前生活变迁的历史性特征和规律，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确立良善价值路向和合理秩序基础，这才是哲学全部思辨性发生和展开的根本所在。其次，“哲学”须以自身特殊方式把握和参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在于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把握整个生活世界演进的真理性规律，更要把握社会大众利益诉求的实践规律。一方面，哲学须运用其理性的彻底抽象力，掌握并超越一切经验科学的实证性知识，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趋势或规律，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奠定可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哲学须始终贯彻其反思力和批判力，超越对当下政治的直观体认，摒弃暂时的虚假政治表象，从人民大众普遍利益的价值观高度，对当下政治实践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进行批判性审查和反思。哲学根本特质在于从最普遍、最一般的超越性视野来观照现实世界。因而，就当下政治生活来说，哲学无论是为其提供论证、辩护还是批判、反思，都是从最根本、最一般的真理和价值原则出发而实现其社会政治功能。不能要求哲学事无巨细地为现实政治提供一切说明或解释，也不能要求哲学只提供论证和辩护，否则，只能使哲学庸俗化，变成政治标签。而在全球化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政治实践提供政治终极关怀，也须为中国政治在融入全球政治文化情境时所面临的问题、前景、机遇和陷阱提供全局性反思、警醒、前瞻和批判，而非追风逐流，迷失哲学的本性和方向。

三、坚守哲学理论边界，反对恣意曲解和“西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自由的和开放的。这是哲学自身现实性品格以及当代思想文化与全球化历史实践的情境所决定的。这里所言的开放性关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理论的界域问题；二是理论的自足性问题。我们常说，马列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真理不断发展的本性，而且也隐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界性的强调，即马克思主义是由特殊论域、特殊对象、特定立场和价值指向所构成的科学理论。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于各门学科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就其自身界域而言，只能是人的现实生活。其基本问题域在于：揭示和批判现存秩序情境中的种种奴役性、压迫性力量，阐明历史主体如何可能在现实实践中颠覆或改变现存“物质———精神———制度”的结构性、整体性压迫，而呈现出人的解放的哲学前景。对一切思想对象抱着革命、批判的态度也因而构成了其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这些特定价值和方法论原则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性边界。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首先必须规范我们的理论行为，不要以为其可以万能地解答一切问题，不要视其为无所不包的真理大全而必须要对任何对象、任何领域及任何问题都做出解答。对于某些只有从特定价值立场和理论逻辑出发才能构成为理论对象的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特定问题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必然地要介入其中；对于某些实践或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必非得去构建某种“领域”哲学。否则，就有可能面临着“一种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困难”。[6](P316)适当的“失语”状态或许更能表达出理论的科学性品格。而对于思想文本的解读，一方面要尊重文本解读中必然的主观学术体验和意义再生成；另一方面，文本书写本身的客观历史性决定了文本负载的思想生成具有一定的、不可主观任意篡改的客观限度或边界，因此，对经典作家文本的诠释必须秉持客观态度，保持一定的边界意识，不能不着边际地任意诠释。再者，“开放性”必须以尊重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足性为前提。所谓自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身固有的问题域、价值域和逻辑域中具有自洽性、独立性、完整性和科学性。为从哲学上探明无产者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及前景，马克思抛弃了一切旧哲学的观念论范型，构筑了以实践为基始范畴，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论域，以现实生活世界的彻底改造为主旨，以人的解放意义的现实生成为逻辑脉络的彻底而完整的“生活哲学”。其以自身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架构开辟了哲学参与现实生活建构的有效精神机制和路径，促成了近世哲学焦点向人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的转移，形成了完全异质于主流哲学的话语体系，“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7](P41)维护哲学理论的自足性，就是要尊重和维护这一哲学本身的概念构成、表达规则、价值规定性和基本方法论逻辑，而不能滥用其他异质性哲学的概念范畴、价值立场等来改造或补充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8](P15)但在当下本土理论研究情境中，哲学自足性意识及边界意识模糊，文本解读的主观随意性泛滥，从而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中充斥了种种异质性西方话语因素，致其本身理论特质被消解，价值使命被遮蔽。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固步自封。面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人文资源和思维智慧，展开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对话，吸收和借鉴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这是实现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也必须增强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自信心，努力挖掘本土已有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如今，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已成为国际学术热烈关注的对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拒绝担当为自身历史进程进行哲学反思和总结的重大学术使命和政治任务。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学风建设之根本

毫无疑问，晚近30多年来，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价值情境的颠覆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传统之间所形成的深刻矛盾，从根源上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相互间的日益疏离，这不仅成为滋生种种不良学风的渊薮，且其本身也是最大的学风问题。这一根源性矛盾包含了两个基本问题向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可能存在止步不前、无动于衷问题，因而难以担当“时代精神的精华”之大任。这是理论脱离了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已远远跨越了马克思哲学价值逻辑本有的边界，甚而与其价值旨趣格格不入，从而迫使哲学不得不离开实践。这实质上是实践脱离了理论问题。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某些语词调整和命题调适在所难免，但整体反映却是迟滞、冷淡而被动的。面对着新生成的生活世界图景，一切固有的理论逻辑和研究方法都难以充分而有效地思考，思想的现实规范力逐渐流失。理论的窘迫性加剧了学者们在面对和参与现实时的焦虑和迷茫，使得他们做出错误或不良的反映和应对，从而又反过来促成并强化了哲学表达的异质性、虚假性和表象性。无论就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想规范力、引导力，还是就其本身的创新能力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尚不能充分满足本土社会的现实需要。再者，在大众日常生活的价值情境颠覆性地倒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的那个对象世界时，囿于意识形态身份视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地消解，从而它的任何话语表达不论怎样变通都难以企及真实的生活世界。众所周知，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践所要表达的日常生活特质总是以消灭经济异化，消除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和不自由，实现劳动群众的经济、政治等作为基本规定性。这一鲜明的道德和政治边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当下生活的哲学价值观态度和一种批判性方法论态度。但晚近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却浸透于日益张扬的拜物教和种种修辞性话语政治之中，从其形式表达到内在价值旨趣似已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价值逻辑边界，超越了可能展现其思想辩护力的生活限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哲学家有意而为，而是过度张扬的大众日常生活本身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跟踪，从而造成理论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艰辛和本质性矛盾。来自异域他者的哲学只有实际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有效地获得本土性创造转化和成长，才能成为真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哲学参与历史建构却极其复杂、且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两种不同的逻辑(理论、实践)各自都必须在对方那里获得自身合法性根据，因而，“中国化”不仅要从现实中获取支撑，更应得到哲学自身逻辑尺度上的检验和保障。但事实上，国家政治行为本身一直是构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唯一尺度，而理论逻辑本有的标尺却始终是被忽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本身是否经得住理论逻辑的考究？能不能真正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价值逻辑规范性？理论与实际生活间不断发生着的矛盾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不竭的推动力，也同样可能滋养着一些不良的学风。在当今复杂而诡谲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下，我们的生活实践亟待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批判、反思、规范和引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也于根本上培育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学风。

作者:卢坤 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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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