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历史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规范性解释,即根据某种理论对历史作出学理上逻辑一贯的诠释,理论则出于自足性要求而规范、裁剪历史材料;第二种是描述性解释,乃是根据具体情境对历史作出细致入微的考释,理论并非不重要,但重建合理的历史图景成为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历史学界主要依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可谓是第一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同时期的美国汉学界虽然排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无论是费正清“冲击―反应”说,还是柯文“中国中心观”,仍然依据一定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出于各自的理论需要而修整史实的枝枝叶叶,基本上也可以归之于第一种路径。这种解释进路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铺陈,汲汲于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连为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逻辑上因果相承的自洽性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学界都开始反思、批判规范性解释的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解释力之损害,转而根据详实的史料重构中观的区域史和事件史,开始出现描述性解释的转向。这又可约略归纳为两种路向。其一是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廓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凸显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二是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侧重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各各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按照上述谱系,陈志武之新著《金融的逻辑》似乎可归于规范性解释。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进入到新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断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解释获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工具的指引,于是规范性解释与描述性解释两者都有被超越之趋势:理论不再是凌驾于历史材料之上专事剪裁的君主,而是作为一种视角,透过混沌未分的历史本相,发掘内在隐含的因果关系,以便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重构历史图景。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什么是金融视角呢?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现象,只有将金融视为 “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即,将金融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而纷纭的相互关系中,金融理论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其独到的历史解释。陈志武正是从金融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建构了一幅新历史图景。

金融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化。陈志武的资本化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化内涵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将金钱货币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则更侧重于将未来收入的提前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化设计。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主张西方的兴起根源于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陈志武则认为西方的兴起主要还在于意、荷、英、法和德国将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其论据是,虽然西班牙因从美洲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而兴盛一时,但旋即开始衰落,足见掠夺来而并未资本化的金银并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较长时期的强盛。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 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斯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做法,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不发达已经决定了国债利率无法降低,那么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呢?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可见,政治制度并不利于金融市场交易。不妨再看社会制度的情形。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对一个社会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接受空间的影响举足轻重。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家庭强调“养子防老”的功能,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家庭向外扩展到家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或家族成为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2）

    ①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中国银

    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辛亥

    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办的

    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金城

    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银号基

    础上改组的吗?》,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看民

    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年6

    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①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着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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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着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着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着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着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

    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工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着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着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着《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着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①

    (三)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统it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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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南财

    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

    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3）

基本上所有对《金融的逻辑》一书的议论评价，都没有绕开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销量方面《货币战争》或将胜出。但如果从它们各自对金融系统内部规律的分析上看。《金融的逻辑》自然要比《货币战争》郑重和严肃得多。很多读者认为。应该把《货币战争》当成一部小说来读。想起年初郎咸平的那句话：如果你实在穷极无聊了。想看《还珠格格》的话，你可以顺便看―下《货币战争》。

金融发展史的背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却不是宋鸿兵笔下波诡云谲的“阴谋论”。金融发展史就是国际银行家们操纵政治、制造战争、频频制造金融危机的历史?用如此眼光打量历史也未免太过含糊、轻佻了。金融发展史背后的逻辑，体现在经济发展促使金融制度做出调整；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促使金融发展路径的改变；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的不同金融逻辑。

比如中国传统消费理念是“量入为出”、儒家文化提倡“养儿防老”。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理念就相去甚远。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儒家文化的“养儿防老”主张靠血缘关系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这事实上纵容了一种“搭便车”、等“免费午餐”的惰性，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美国等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对于长久浸淫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平地惊雷。孰对孰错尚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至少为大家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陈志武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金融逻辑的差异，还以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论述，解析当下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困惑：又联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出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呢?不发展金融当然不会有金融危机，但为杜绝金融危机就要固步自封吗?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发展，要深化，就要放开手脚，而不是“量入为出”，这样只会因噎废食。

这本书带给决策者和投资者的思考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然是要考虑怎样把好金融逻辑的“脉相”。建立怎样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机制：而对于在金融世界竞相逐鹿的投资者，也许只有先闭门修炼内功，参透“金融的逻辑”。方能拥有更高的视野，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里少受伤害。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4）

全球化作为一个术语最早是由T.Laiwei(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S.Osleit(奥斯雷特)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就是全球化。就目前对全球化的定义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鉴于本文关注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的问题，因此更加倾向于对全球化的狭义理解。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临着不同的问题，其发展是渐进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当下，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断地给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出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审慎地应对和解决。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并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我们认识和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2全球化的实质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由此得出，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当代，全球化的性质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和方法论指导，同时在建设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抗拒的，随着产业转移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各国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各国相互依赖而发展。开放则兴，闭国则衰。中国近代社会闭关自守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地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世界性国际市场接轨，真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对铜仁得金融信息化建设而言，要以夯实金融基础设施为着力点，努力提高其信息化水平。

一是要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市场交易体系，对交易主体、交易平台、交易工具进行丰富和完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便利活跃的交易场所，包括有形和无形场所，以及各类交易手段。

二要完善支付结算体系，在支付服务机构、支付工具、运行设施、支付网络等方而进行配套和完善，为基层投资者提供快捷、准确、安全的结算渠道，特别是要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支付结算方而的合作，创新支付结算工具，注重支付结算系统建设。

三要完善支付保障体系，立足县域实际对信用保障、科技保障、后台运作保障、信息保障、规则规范保障等进行充实完善，以更好维护金融安全运行和提高资金流动效率。

4以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促进金融环境建设，为四化同步发展完善金融生态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5）

当投资者的财富随资本市场的繁荣或崩溃而跌宕起伏，当金融工程师为设计出精妙的衍生产品而沾沾自喜，当人们在养老金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庇护下安享天伦之乐，智慧与狡诈，贪婪与保守，勤勉与投机――以及糅合上述人类情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1

[作者简介]崔佳宁（198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融资租赁。

一、引言

融资租赁业是中国入世10年之中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入世前的极度低迷之后，从2007年3月1日起，在中国境内受银监会监管的银行，可以控股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由此而拉开了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高速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全貌？如何客观、恰当地评价我国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现状？如何引导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谐、有序地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由我国融资租赁业的资深专家史燕平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13）》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问世后，得到了业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作为从事融资租赁研究的一员，笔者也认为，该书虽然名为“发展报告”，但其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并不亚于教材或专著。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希望该报告可以得到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二、报告特色

（一）历史与国际的纵横视角

这一理念明确的体现在本报告引言及前两章所呈示出的“历史——现状——展望”的行文逻辑之中，而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引言与前两章的顺序安排上，而且即便在其他章节内部，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理念同样清晰可见。例如在分析增值税对融资租赁业影响的第七章中，其分析的起点一直追述到了增值税的起源，而且也简述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次重要税制改革与政策变化，最终才基于对以上历史变迁的思考做出了对当下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判断。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感的章节安排与内容书写，使得本报告虽然名称中包含“2013年”的字样，而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对2012年行业内各种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论，更多地方体现的是融资租赁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了保证报告对上述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报告撰写过程中还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均是在融资租赁业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学者、企业家、行政官员，他们多年的经验不但能保证对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精准把握，而且受访者不同的身份也保证了视角多元。

而该报告国际视角的特色，并不是指报告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世界租赁行业的发展概况。而是指本文的理论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全球租赁业发展以及国际租赁研究成果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撰写团队近年来多次承担《世界融资租赁年报（中国篇）》的编写工作，而且本报告报告撰写过程中，也邀请到美国犹他大学的融资租赁研究专家Jame Schallheim探讨了有关融资租赁的形式、本质、特点等一系列进行租赁研究所必须弄清楚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国际的活动中，该报告撰写团队在对世界各国的租赁业发展也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对融资租赁的定义、租赁物的划分有了更为精准的了解。

在综合了上述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之后所形成的，便是对当下我国融资租赁业核心概念最为精确的认知，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报告最后《市场角度下融资租赁的界定与交易形式分类》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融资租赁”四个字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清，也由此导致过国内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与监管难题，以及对外经济交流中的鸡同鸭讲。因此，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全面认识后并且结合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各种经验，本报告中对融资租赁业中种种术语的精确释义的确为租赁业务、租赁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

融资租赁是学科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金融业务，经常涉及到会计、税收、法律、营销等经管类的专业知识，个别时候甚至涉及到医疗、机械、能源、IT等技术性非常强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因此，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认为融资租赁犹如一个盒子，盒子的各个面看似独立却实有关联。所以，在融资租赁的理论研究、操作实务、交易设计、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若是没有盒子的立体感，经常会犯站在税收的立场讲监管的问题，或者站在法律的立场讲会计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该报告体现出很强的学科交叉型。虽然从各章的标题中会看到诸如“法律”“税收”甚至“光伏”这样的关键词，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融资租赁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例如在第四章谈到融资租赁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时，用到了租金总额与租赁物总价的大小判断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实则来源于金融学中关于金融学中融资决策的相关内容；在光伏电站融资租赁模式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金融风险控制与光伏专业技术的结合。

可以说在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这一方面，该报告的确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融资租赁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的、展开的盒子，适合身处融资租赁不同侧面的从业人员了解融资租赁的其他各个侧面，让我们看清了融资租赁各个侧面的形式、本质、联系，这些章节同时也说明了融资租赁行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三）监管与政策的宏观视角

融资租赁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特殊环境与国情。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色，这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手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必须关注的宏观大背景。

本报告对这种宏观层面的特点把握也及其到位，并且做到了利弊兼顾不偏不倚的论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该报告对租赁监管与租赁相关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监管上，该报告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当下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国民待遇差别。报告认为，由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形成了当下监管中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对行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实行非审慎监管才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后，在关于我国区域性融资租赁促进政策与部分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 更是以全国各地区的宏观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制定融资租赁相关政策与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时宝贵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值得有条件利用融资租赁完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的地区参考借鉴。

（四）市场细分的微观视角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二大部分。该报告从前面的历史国际视角、学科交叉视角、宏观环境视角对融资租赁进行的阐述之后，在第二部分才进入了融资租赁业最核心的部分——融资租赁市场本身。

其实在该报告问世之前，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在她之前的租赁研究中将融资租赁市场划分为出租人市场、承租人市场和租赁资产市场。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划分方法。因为融资租赁本身是一种金融服务。这种服务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商品的供给方就是出租人，需求方是承租人，商品是以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规范的、理论层面的划分与分析方法。但是在当时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时候（2004年），我国的租赁业刚刚起步，数据很难搜集，导致难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只是用了外国的数据对国外的融资租赁市场进行了分析。但这次则不同。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来的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就是出租人方面，报告的第十章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做了论述，可以说融资渠道是关乎租赁公司存亡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在银行信贷仍是各大公司主要渠道的大环境下，点心债、资产支持证券等融资渠道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而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就是承租人方面，第十一章以上市公司作为承租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以短期内获得大量现金流为目的的出售回租成为了融资租赁各种交易形式中最受青睐的一种。但这种现象并不值得乐观，它背后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的垄断与不当配置。

在对供求的分析之后，报告第二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资产，对资产的论述涉及到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而在对各种资产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前面各种分析视角的结合，任何一种设备都会从历史的、国际的、宏微观的、供求的视角去分析，甚至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在读完关于各种资产的论述后才会感觉到，融资租赁的核心在资产，对于资产在市场中的风险、价值、供求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才应该是融资租赁的核心内容。

三、报告的核心理念——关于融资租赁融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的思辨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35-02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毕凤鹏.东北地区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3]杨余练.清代东北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4]张柏英.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5]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6][清]长顺修，李桂林.吉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12日

一、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内涵。戈德史密斯是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20世纪60年代首开现代金融理论的先河，于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金融发展却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研究是了解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有效方式。

戈德史密斯认为由于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因此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研究一国的金融机构，并从数量关系上加以定量描述，它们是：（1）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2）金融Y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3）以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的金融资产与负债；（4）总额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部门中的分布；（5）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地位。

（二）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为了对金融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戈德史密斯列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

1、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这个指标在量上将金融和经济联系起来了，衡量和反映了该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是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

2、衡量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的指标。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通过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即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的构成状况。

3、衡量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偏好的指标。主要运用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类金融工具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子部门之间的分布，来反映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的偏好。

4、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指标。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衡量一国金融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指标。金融中介率，即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各种金融资产存量在金融工具种类和经济部门种类的分布。通过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7、对金融结构的流量分析。为了反映金融存量的变化，可以用某一时间的金融流量指标来衡量，主要是运用金融资产的新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总流量在各种金融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额在金融工具总流量和每种金融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种金融工具在每个部门和子部门金融交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8、测定各个经济部门和子部门之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情况的指标。为了研究各个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情况，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通过该表可以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三）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的评价

1、对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金融结构理论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在我金融改革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不同经济背景的限制。自从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以来，该指标就被我国学者频繁借鉴和分析。但是戈德史密斯的FIR指标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分析系统，其中涉及了诸多次级指标，如各部门新发行、资本产出比、国民财富、估价调整项、乘数、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率、货币化比率等，且以上各指标均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及含义。这使得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者在应用其指标体系研究时，很难排除不同经济背景的影响，造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例如，2003年的中国金融相关比率FIR通过统计计算得1.9，在名次上位居第一，而同时期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是0.68，日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为0.5，按照金融相对比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真实情况却不像指标所体现的这样。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曾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是，当时中国相关的数据为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当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3%，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3、衡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作为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指标，为了有助于金融分析，必须具备基本的可测性、合理性、关联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要将上述八种特征全部进行分析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挑选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指标，分析其影响和决定因素。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可以观察研究的指标包括：金融工具新发行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自作用对比，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等，其中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指标的衡量效果。

二、国内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及评价

（一）金融功能结构指标体系。孙伍琴（2003）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一书中，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括宏观、微观和综观三个层次的指标，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层次上的金融结构主要指涉及一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结构，包括融资模式结构（金融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微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指各经济主体的内部金融结构，包括具体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金融业务结构等。而综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联结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结构的纽带，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结构，包括金融功能的丰富程度、质量高低和各种金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形成互动。具体来看，数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综合指数（而质量指标则包括融资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融资效率从储蓄率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两个方面来衡量，配置效率即为投资效果系数，资本回报率则从投资回报额和投资回报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该指标体系首次从定量角度突出了金融效率在金融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数量和质量两类指标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中介与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结构效率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实际分析价值。但对综合评价金融结构合理、优劣与否尚不明确。

（二）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标（FSI）。刘仁伍（2002）在《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一文中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金融结构作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一是从金融产权角度看，有国有、混合和私营三种；二是从经营效率角度看，有规模金融结构和效率金融结构两种；三是从业务交叉程度角度分，有混业和分业两种金融结构；四是从业务驱动方式分，有关系金融结构和价格金融结构。提出面对特征各异的金融结构，需要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规范办法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健全性。他指出，金融Y构的健全性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金融均衡的现实存在，由一个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指数来代表金融结构的健全性，即金融结构健全指数（FSI）。

刘仁伍给出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来评价金融结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的综合健全程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实证评估需要用到的上述四种变量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经验分布关系，涉及庞大而繁琐的计算，其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各种变量之间数学分布的获得性、各种变量间的分布关系、经验指标的确定是实证评估中的主要问题及难点；此外，权重的确定也具有主观随意性。

（三）多层次、立体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李健和贾玉革（2005）在《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而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一国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金融往来等部分。她以金融功能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高低程度作为判定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定性评价标准，对金融结构进行多层面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部门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立体化、多视角的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李健和贾玉革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指标体系考察的因素众多，真正计算起来较繁琐，对金融结构的综合界定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定量判定标准。

（四）高度化、合理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蔡则祥（2006）在《金融结构优化论》一书中试图从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优化问题。其所设计的金融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在五项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等四个层次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二级指标有金融结构综合指标――经济金融化比率（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金融机构结构优化指标（例如非银行金融机构比率、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对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信贷占信贷总额之比）、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指标、金融工具/资产（大致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险类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且各自的技术权重分别为1.0、1.3、1.3和1.5）结构优化指标和金融效率（微观金融运作效率和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结构优化指标。三、四级指标视分析要求可多可少。

蔡则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将金融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结合起来考察，有一定的新颖性，各分级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金融体系的要素构成状态。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不仅反映出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出金融结构的层次和金融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但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权重取值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总结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及衡量指标体系为金融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考察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手段抑或是方法，也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随着金融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我们将更加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不断与国内经济背景相结合，得出更为准确的论断，研究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9）

脆弱时代:全球视野下的生态与生存

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

从改革史角度看宏观调控

走进历史的分析哲学

清华简《良臣》的性质与时代辨析

现代中国美学的自我理解及其理论困境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专业与信仰

学者兼战士的楷模——纪念龚书铎先生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财富观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两大转变”论再认识

百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

西方左翼学者视野中的国际金融危机

资产负债表视角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困境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与对策

提升大学校园文化育人软实力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

高校党的领导的基本任务和途径

外资零售业扩张与我国经济安全

低碳背景下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共生策略

高校创业教育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公平

论高校创先争优的实践经验

再论冯契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的思想路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文化重建

中国共产党兴国执政的基本经验

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武装科学化研究

论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充分发挥学术平台的理论辐射作用

国际分工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

美元霸权和信用评级垄断支撑美国霸权

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的起点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思想领导能力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加强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几点要求

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0）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