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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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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篇（3）

2转变教师传统教育观念

2.1重新定位教师角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师角色的扮演，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此在新课该的理念要求下，需要我们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传统的教育观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学生不能也不敢有“创新”；学生只是观赏者。新课程强调“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追求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观。历史教师必须要把课堂当做是师生交往和互动的平台，积极的倡导和推动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2.2加强建设，拓宽知识

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水准将对历史课程改革的成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内容更多也更深。如《历史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专题，“新课标”要求通过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认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还要通过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个专题从涉及的历史知识到运用的思维方法和指导理论，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些更多更深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自身学科知识的拓宽。

3改革教学的呈现方式

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如：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4]，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如“新文化运动”对旧教材中评价新文化运动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式、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力和能力。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教师要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及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成果平台，使学生通过展示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和体会自身成长发展带来的悄然转变[5]。

篇（4）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概括，这非常好，比以往的说法更科学。原来说法的毛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有了新的全局性的理论创造，就要添加在已有的理论表述之后。那样就麻烦了，一说一大串。用理论体系来概括，确是高招，以后再有新的创造，加进去就是了。既然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理论称为体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指导理论，也应该称为体系。事实上，这方面早就有概括，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少阶级、政党、群体及个人都提出了各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念、思想和看法，但对这些观点、思想和看法的命名则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主义、思想、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那么主义、思想、理论和理论体系究竟有什么不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哪些？

体系是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理论体系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概念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以下几点：（1）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2）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3）构成子系统的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4）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5）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6）涵盖面广泛。明确了理论体系的概念和标准，就可以把主义、思想和理论与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理论体系包括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对它们的统一概括和整合，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理论体系的子系统和构成要素。依据上述标准，中国共产党总结概括的两大理论成果分别构成了两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两大理论体系都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其次，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前提和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种继承、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而且还体现在构成子系统的具体观点上，如邓小平理论有“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有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论、动力论、前途论、性质论、步骤论、纲领论、道路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论、性质论、基本矛盾论、经济制度论、政治制度论等构成。它们是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它们当中不包括在新民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其虽具有铺垫和启示意义，却尚未系统化了的理论与观点。因此，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某些具体思想和观点，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关键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它们并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它们是系统化的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系统和完整。对此，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因此，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第四，两大理论体系都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开展活动，从而在87年的历程中，开辟了两条道路，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关键词是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关键词是发展。第一个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已经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逐步实现。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就是围绕这两大理论主题来展开和论述的。

第五，两大理论体系都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两大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它不仅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贯穿于两大理论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具体理论观点中。

第六，两大理论体系涵盖面广泛。理论体系区别于一般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涵盖面广泛。一般理论仅就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和探索，涉及面比较狭小，而理论体系则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综上可以得出：两大理论成果都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分别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它们，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应对各方面挑战和干扰的需要。分别对之冠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了突出和明确二者的历史方位与理论主题。

二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两大理论成果，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规律，对我们今后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大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中国实际？二者如何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是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的列宁主义。中国实际既包括历史实际、也包括现实实际，还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实际，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状况、区位条件、环境等多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实现两者的结合，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扬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更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其次，必须不断总结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自身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间经过不断的理论概括、总结和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萌芽；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果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概括为12条具体理论观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进一步整合为9条具体理论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统一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更加科学、完备和深刻，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再次，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个体进行理论创造和决策具有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局限性。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既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要受到自身状况的约束。（2）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作用范围较大、影响深远，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对理论创造的科学性、实用性要求较高。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造和决策过程中，就比较重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这个“集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又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还包括中国各派，更包括全体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吸收了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成果，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其创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从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2]。“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包括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它同时还吸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

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必须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教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最终出现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很大程度上与党内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党的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有关。“智囊团”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咨询和参考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等机构，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三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扎实的历史论证；二是理论体系能否与实际紧密结合，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据此，可以说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首先，二者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论证严密，历史论证扎实。其次，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结合、反映了中国实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

第二，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首先，两大理论体系承担着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重任。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两大理论体系能够包容一切，具有开放性。其次，两大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不是封闭的，所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包容性或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既勇于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精华，又积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向前人的思想开放，也面向未来；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又向外国开放；既依靠广大党员同志，又向人民群众开放。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既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群体意识、中庸思想，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此，刘少奇指出，“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总之，正是由于开放性，两大理论体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这是因为：首先，二者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够创新。其次，二者是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理论形态。实践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再次，作为理论构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正是由于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形成了新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创新性，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实现了马恩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创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性使两大理论体系既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各自独立构成一个整体。

注释：

篇（5）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核心，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贺志姣.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与传统伦理文[J].中国文化研究，2002（2）.

[2] 李文杰.谈谈法律监督[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2）.

篇（6）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篇（7）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篇（8）

 

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1    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本书收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的富有代表性、体现原创性、突出指导性、彰显鲜活性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总结好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概括起来说，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和强烈使命担当。本书所收的文稿覆盖面很广，既有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历史节点、重大纪念和庆祝活动、重要场合的讲话，也有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特别是在革命老区、革命历史纪念设施参观考察时的讲话等，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的高度重视，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历史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党建思想和政治学说，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体现了我们党对学习运用党的历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全面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学习总结党的历史要抓住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本书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重要要求，围绕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等一系列学习党史必须把握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我们抓住学习党史的方向和重点提供了根本遵循。 突出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等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断，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学习总结党的历史至关重要，关乎政治立场，直接决定了学习的成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要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等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学习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2    高度重视党的历史，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了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讲话。讲话登高望远、清晰透彻、意蕴深刻，通篇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对于我们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党的历史研究和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重要党史人物、正确看待我们党的走过的道路。

   又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同时，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用实践的观点，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们党的不懈奋斗史、自身建设史和理论发展史。

   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科学总结我们党的历程进程和经验，正确对待党经历的失误和挫折，通过研究历史来更好地把握历史。

   可以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讲话，思想丰富深刻，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必须坚持长期读而且必须读好的经典著作。我们要以此次集中学习讨论为契机，进一步端正学风、潜心领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真正用讲话精神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3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29日至2020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原稿40篇，对很多党员干部大众学习党历史，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全面开辟了伟大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讲话，清晰透彻，含义深刻，全篇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辉煌，我们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了党的历史研究和党的历史经验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和重大差异的时期，但本质上是我们党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精确评价，不可以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可以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上一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些重要的论述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历史观点，正确评价重要党史人物，正确看待我们党走过的道路。例如，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将失去灵魂和方向。同时，面对新时代的特征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远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永远无止境。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实践观点，全面认识和把握我们党的不懈奋斗史、自身建设史和理论发展史。这些重要的论述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以连接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科学总结我们党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正确对待党的经验失误和挫折，通过研究历史更好地把握历史。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高度重视党的历史，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苦奋斗和曲折探索为叙述脉络，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造的伟大精神，深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的辉煌历史，为我们更好地面向和开拓未来，为新时期的新旅程写下了精彩的注意。

篇（9）

20世纪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辉煌：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确立、运用、普及，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二是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的提出，构成了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我们党第三次历史飞跃。第二次、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前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大益折大转折中，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同我当年共同经历、共同体验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没有觉察、领悟或者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飞跃”一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还未完全意识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这是因为：一是历史发展迅速，以至使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审视，认识这一飞跃；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及时总结升华并进行大力阐述这一飞跃；三是我们像古人所说的有久居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充分认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和重要思想确立的意义及其内容，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把建设有中国芋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一要看是否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积聚长久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二要看是否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三要看是否以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在全党进行全面的广泛的思想教育，使之统一全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七大确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我们党和人民经历了曲折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个难解的理论和实践之结。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历史阶段的定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无限活力，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是一个积聚长久的问题。虽然，党的二大制定的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但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此扭曲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走上了曲折道路，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曾经经历过建设“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以及通过所谓“”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建设党的曲折和失误。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提出了党的干部“四化”的要求，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监督。但当时，他所面临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而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并作了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加上党的干部整体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同时又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使命、主要任务、主要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重要思想，成为指引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使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尤其是“十五大”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及改革、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都是有创新性的，但党的建设是管总的，党的建设搞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高瞻远瞩，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形成了新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涵盖方方面面，可以看出，重要思想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看是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看是否用新的理论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极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党的，用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普及，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灵魂奠定了基础。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全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和农村“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党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

事实雄辩地表明，我们党正在进行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飞跃是突飞猛进，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历史前进的状态。列宁指出：“渐进性是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③从渐进性到飞跃，既需要长时间的蓄势准备，又需要具备历史条件，既有序幕又有高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为序幕的；而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同前两次飞跃一样，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序幕的拉开，也经历了长时间蓄势准备。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动。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正气，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反复强调党的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中央部署在圭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大大提高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的建设攀上了一个高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反复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在新世纪立上了新的座标。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扩大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同国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淘汰落后的旧产业和行业，一部分职工要转岗，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矛盾及冲突更加尖锐，维护旧体制的思想和作风还会为之推波助澜。我们要继续不懈地改革发展，又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直面并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驾驭复杂局面、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竟然在一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中成为问题。影响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及信任，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经济环境面前迷失方向，加上国际不断地发动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攻势，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自由化，少数党员、干部也对党的纲领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丧失信仰，对党失去信心，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产生怀疑，甚至违法违纪，贪污腐化，堕落蜕变，一些党员干部修炼就是证明。还有。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阶段，经过长时间党性锻炼的老同志要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党的干部中一部分人存在着思想僵化，信仰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漂浮，特别是腐败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党与群众的联系需要大大加强，这些都是党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回答的。是渐进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飞跃来实现，需要理论创新。

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改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沉重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使社会主义明灯永远光芒四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把党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新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历史重任，探索、总结一套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重任要求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中，不能顺序渐进，而要实现飞跃。

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直至获得真理；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每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总是在其形成和飞跃过程中及其之后，不断地经受实践检验，而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是真理。

篇（10）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044-06

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误读

何谓“文学思潮”，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学现象才可被称作“思潮”，它与其他哲学、社会思潮的联系和区别何在？

毋庸置疑，人们对“思潮”的理解和定义不同，其理论观照和价值评判的依据就各有侧重。研究者们对文学本质、功能、价值、特征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解不同，也将导致他们对同一文学现象的阐释差异，甚至出现相互抵牾的史学观点。就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来讲，这种差异就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葛，使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派别的定位和评判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过程。同时，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外来语汇自身的驳杂蕴含以及概念的多义延展和兼容特性，使“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从一开始就缺少一种“质”的确定性，人们对其概念、内涵、功能、特性及文学史角色等等问题的认知与评价始终未能获得较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自由主义”概念的认知偏差和多元阐释塑成了众多文学著述中“自由主义文学”及其派别的多重面孔，学者们对同一文学史实的差异阐释和不同观念认知令人深思，使之成为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可以说是社会思潮的反响与回荡。“思潮本身可以划分为两种：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思潮总是和特定的文学表达方式相对应，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则属于社会思潮，两者的界限比较清楚。现代中国的情况则颇为混杂，因为某种文学追求总是以某种社会追求为前提和观照，人们就以社会思潮来看待文学思潮，以致文学的形式都有了政治的意义；而社会思潮又往往借助文学的手段得以表达，社会思潮因此文学化了——以谈社会思潮的方式谈文学，以谈文学的方式谈社会思潮，构成了思潮研究中最显著的错位。”[1](194)我们可以说，文学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但同时，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较为纯粹的文学性思潮相比，发端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性思潮的自由主义文学则带有更明显的社会性因子，浓厚的社会学背景给其概念造成了根源性的历史偏差和外延界限的模糊混杂，这是“社会思潮文学化”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种系统、成熟的现代思想意识，“自由主义”在本源上属于政治学说。它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现存社会体制的工具而存在的，代表着自由、个性、平等、民主等基本内涵，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是其一贯的阶级立场。但由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由主义”概念上的“驳杂”色彩。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不可能是统一的，它具有诸多相异相融的类型向度和复杂内涵，必然地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分歧，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主义”。因而，在西方话语里，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派别、一种理论主张；也被看作是实践这一思想的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始终以一种较纯粹的社会思潮形态活跃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人们想当然的理论预设：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潮流如此强势的侵袭之下，西方文学终究未能形成国内学者所认同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与此相对照的是，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似乎有意要溢出社会学的边界，并不无功利地对其概念进行多向度的建构和阐释。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在鸦片

争后被学人引入国内。通过“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理念，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政体、提倡君主立宪的政治夙愿，在国内知识界得到了很好的传达。但是，出于国情和变革的实际需要，在译介和阐释“自由”理念时，他们却违背了西方“自由”的本意，秉承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个体自由纳入民族、国家自由的前提之下。经过这种转化，“自由”、“自由主义”的概念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国人理解的“自由”在本质上已迥然异于西方崇尚个体的绝对理念，二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和历史误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种种分歧和误解。

中国学者（大陆）对自由主义的系统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界“方法论热”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研究的深入，“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随之盛行，成为文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日渐合法化，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受到重视，在199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并呈现出诸多研究成果。[2]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察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发端及其历程，会发现其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及其概念的可质疑性；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学关系上的含糊不清等等。这些根本性问题纠缠不清，很容易使“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一个不断被学者追溯、追认的概念，导致观念上的巨大分歧和过度阐释的误差。

那么，自由主义文学是怎样发生的，作为思潮其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以及当下研究中为何会出现对其概念的“泛化”理解和多重阐释？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将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命名及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学自由论”产生的根源和流变过程等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理论探究和方法论思考。

二、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及

其命名的合法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密切相关，文学、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纠缠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晚清以来，文学上的每次变革运动总是与社会变革、政治上的改良运动以及思想文化结构的转型相伴进行。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的历史使命感，自觉地把文学作为启发民蒙的工具，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更新，以促进社会进步、改良政治政体。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学革命，再到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的一系列运动总是与文化变革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承担着思想和政治启蒙的双重任务。文学对于启蒙者而言，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传达政治意识的载体，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要求往往被忽略了。这种工具论的、负载强烈政治诉求的文学观念成为触发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想萌起的特殊语境和深层文化诱因。

然而，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坛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正如西方没有自由主义文学一样，如若没有政府、宗教等外界力量的太多干预，文学就不存在自由与否的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文学的自由，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始终未出现过“自由主义文学”。与此相似，在晚清至五四这段历史时期，清政府的统治势力日趋衰微，地方军阀和农民运动导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政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相对比较宽松，并无太多的干预行为。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一直有工具论的倾向，但在观念和创作上并未受到太多外力的牵制。作家们的创作即使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但这是自发的，是知识分子意识深层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所致，并非外力压制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文学观也是“自由”的。直到20年代末期，“普罗革命文学”的出现，它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横扫文坛，全面否定“五四”传统，批判否定一切非“革命”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想以“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口号统一文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巩固统治，也开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击压制进步的文艺活动，倡导“民族主义文学”和“中心意识论”，企图以三民主义统治整个文学界。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文学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文学“自由”问题才开始凸显，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被提出、讨论。此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京派”等文人与“左翼”阵营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论争。使自

由主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思想界兴起的“方法论热”对中国式“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话语建构和理论阐释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985年前后，大陆学者连续召开厦门、扬州、广州等数次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的讨论会，掀起了“方法论”变革的热潮。在这场“方法论”整体转向的潮流中，为了使文艺批评及早摆脱僵化政治话语的牵绊，学者们几乎一边倒地热衷于“援西入中”（即援用西方文艺批评中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研究方法）来审视和观照传统的文学研究。这种对文学的多学科、多重视点的理论观照导致了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学研究愈来愈趋向于宏观文化批评，也即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另一种是由刻意地回避政治，研究的“去政治化”策略所导致的“纯文学”倾向。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的“误读”、“拔高”和“泛化”等问题，均与这两种极化的研究倾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由于过分热衷于宏观的理论观照和系统的体系建构，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者们普遍有一种为自由主义文学争取合法性的“扶正”心理，他们往往都太急于提出并证明一种新的文学构成，以验证自由主义文学历史的客观存在。基于对社会学领域内“自由主义”的理解，众多研究者头脑中已经预设出一套自由主义文学的理想模式。所以他们在论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时，总要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形态进行下意识地比较。而导致单从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角度来定义自由主义，并推及它将会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扩大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谱系，形成“自由主义文学”的泛化倾向，必然会出现论断大于史实的研究弊端。文学“自由”问题原本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政治化的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然而，在很多研究者的叙述里，自由主义却俨然成了早已有之的文学遗脉。如刘川鄂将“现代评论”、“语丝”、“新月”、“自由人”、“第三种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除官方和左翼之外的几乎所有派别都纳入自由主义文学的行列。也有学者将自由主义文学的源头追溯到老庄、屈原、陶渊明、魏晋阮籍和明末公安派。更有甚者，有人把自由主义文学的触角延伸至当下，将张中行、贾平凹、马原、洪峰、格非、刘索拉、王朔等学者型作家、先锋作家、通俗作家等等凡属自由写作者统统拉拢进来。这样，从古到今，自由主义文学成了一条貌似鲜明的文学传统。这种“泛化”的研究倾向使“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追溯认定的动态概念，而掩盖了独特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史现象本身。学者们热衷于在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与自由主义文学相对应的因子。从陈独秀、李大钊到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再到魏晋陶渊明，甚至追溯到屈子老庄。把如此多的不同时代、风格各异，思想倾向也大不相同的作家和流派归到同一个概念序列中，自由主义的帽子未免太大，其依据的标准也着实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出于对“文革”极左政治话语的反拨，“去政治化”的研究氛围使国内学者普遍偏爱和强调“纯文艺”的特性，而忽视了文艺发生的独特语境和其理应负载的社会功能。自由主义在本源上属政治学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产生同样与国内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思想的兴盛不无关系。在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文学自由主义与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一样，代表了一种政治姿态，同时它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蕴含。但在很多学者的研究话语里，往往抓住“自由”二字不放，把文学“自由”理念与政治、文化上意义上的自由思想混为一谈。他们忽视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独特文化语境，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极端政治化的历史背景。各种强制势力的干涉，使文坛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力争夺的战场，文学失去了自我独立品格而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奴役，其自主生发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争取创作自由，强调文艺自身独立特性的呼吁才成为必要。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使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露端倪；30年代的“文艺自由大论辩”明确提出的“文艺（文学）自由”口号，则标志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正式形成。随后，“京派”沈从文、朱光潜与左翼的一系列笔战，最终使自由主义文学论争汇成一股文学潮流在思想上获得充分发展。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理论和

创作上进一步深化，其文学派别也在文坛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关于自由主义文学和“纯文学”的关系，我们也简单予以解释。“纯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文坛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目的是“对抗文学为政治服务”。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文学界再次提出“纯文学”的口号来对抗所谓“商业文学”。后来，这一概念也被用来指称文学史上的非“载道”类文学及其理论。王国维比较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因而很自然地被划入“纯文学”一派。自由主义文学也具有“纯文学”的特性，它同样主张文学自身的审美和超功利性。但自由主义文学不同于“纯文学”之处在于，它在主张文学超功利性的同时并不反对文学负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它承认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和对社会政治的工具作用。自由主义文学主要反对的是文学上的专制主义，是政治的过度干预导致的文学损伤，而并非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也是朱光潜阐释文学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所以，虽然王国维超功利的文学观与自由主义文学主张多有相近之处，但不能因此断定他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其纯文学的观念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

胡适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很多学者也将其看作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不可否认，胡适身份上社会活动家、文化者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其在文学上的影响。胡适曾留学欧美，对西方自由思想耳濡目染，加上其本身对政治的一贯兴趣，致使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抱有莫大的好感，他对自由主义的汲取是要为国人建构一个“好人政府”。随之，他回国后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文学上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这一理想。因而他在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尤为明显，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倡导者，胡适在主张文学创作自由的同时，更加重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人心的工具作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文学“美感”与“济用”的统一，他的文学主张最终目的都指向现实的政治改良和文化建设，这种文学态度显然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观念相背离。正如有人指出：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虽然胡适的文学主张不同于自由主义作家，但他们共同秉持的自由主义使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显示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因而胡适能够成为自由主义文学者们的精神领袖。[3]这种评价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说胡适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绝非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文学者。

总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内思想界纷纷追寻主体性话语建构的理论潮流中，文学研究偏偏放逐了本体，使自我话语淹没于社会化的理论之中，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深究的“方法论”现象。然而，正如政治自由不能等同于文学的“自由”，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也并非一定是文学自由主义者。作为文学问题，我们要判定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或理论家，不能简单地从政治上定性，更不能拈取其著述或作品中的“自由”字眼就下结论。自由主义文学及其派别的评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我们立足于文学本体，从客观史实和语境出发，细致考量人们对于文学根本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才能做出合理化的评价。献〕

［1］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体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理论阐释——兼对“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徐改平.试论胡适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j].开放时代，1999，（4）.

（责任编辑：马胜利）

the misreading and methodology criticism of

“chinese liberalism literature”

zhang ti-kun，song ying-hui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the entanglements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made domestic scholars experience a return process from" political standard" to "literature itself". the cognitive bias and multi-interpretation of "liberal" formed the multiple faces of “chinese liberalism literature” , making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