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4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燕赵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源远流长，博大精微，富有生机与活力。她汲取河北这片沃土的养料成长，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同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不断发展，全世界各种文化类型交流、碰撞与融合的环境下，燕赵文化必须靠扩大影响面，发扬光大，来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文化竞争力是河北综合竞争力的一部分，因此，推进燕赵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燕赵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河北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向海外传播燕赵文化，重中之重在于向旅居河北的外国人士传播燕赵文化。因为他们亲身体验了活生生的文化环境，其直观感受较其他群体相对准确、深刻。燕赵文化经由他们向其他群体二次传播，可靠度高，经济性好。旅居河北的外国人士主要涵括外交人员、经贸人员、游客和留学生四类人群，其中，留学生对燕赵文化向海外传播意义尤其重大：（1）他们群体规模较大，居住集中，且国别丰富，影响面大；（2）他们居留时间较长，接触河北文化环境较为充分；（3）他们属于民间身份，基本为主动来华，对中国文化态度较为持平，较为友好和感兴趣；最后，他们抱着学习的目的而来，接受文化较为主动、敏锐，加上一般相对年轻、教育层次相对较高，学习能力较强。

有鉴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对燕赵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巨大价值，本研究谨就河北高校留学生燕赵文化课程的现状和进一步强化的可能作出考论。

一、河北高校现有留学生课程中燕赵文化传播状况抽样调研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样本为在河北医科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随机抽取的5个年级300名留学生，问卷回收270份，回收率90%，涉及到欧美亚非18个国家地区。

2、问卷。问卷共设置20个问题，包涵：4个项目调查样本到达河北后的文化感受，4个项目调查样本对燕赵文化的评判和兴趣，12个项目调查现有文化课程教学反响。此外，问卷附设一项访问，即样本对燕赵文化课程的期望。

3、统计与分析。问卷回收后，运用Microsoft Excel统计处理调查数据。

（二）结果与讨论

86%的样本反映来华后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冲击，73%样本反映这种冲击相当强烈。但大部分样本能够良好地适应文化冲击，只有4%样本报告心理健康受到影响，需要心理干预。98%样本对燕赵文化抱有好感，认为有必要学习燕赵文化，并且希望了解燕赵传统文化和现状。调研结果反映，绝大多数留学生欢迎开设燕赵文化课程。在留学生中传播燕赵文化，符合他们地期望，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留学生是一个高度年轻化的群体，且教育程度较高，因此适应能力强，接受能力好。留学生之所以来华，本来就带着文化目的，所以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文化差异，并且热情地接受燕赵文化。对燕赵文化传播来说，这是理想的受众群体。

但是，现有的中国（燕赵）文化课程，不足以满足多数留学生的学习需要。虽然96%样本认为现有学校课程有助于提高汉语水平、了解燕赵文化，但85%的样本同时报告课时不足，73%的样本对教师教学不很满意。整理访问结果可以得出，受访留学生的意见集中在：中国（燕赵）文化课程课时不足；课程概览、总论性质太强，而缺乏具体内容，不够深入；文化课与语言课脱节；缺少层次合理、内容充实的专门教材。

现有中国（燕赵）文化课程未能成为精品课程，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1、师资队伍不足。燕赵文化课程的讲授，需要专业性很强的专门人才；留学生课程的特殊对象性质，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我省高校仍需培养更多兼具以上两方面能力的教师；2、缺乏专门教材。“中国文化”课程，现在已经出版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教材，但是具体到燕赵文化，还没有一种深度介于专门论著和通俗读物之间，篇幅适当的教材面世；3、燕赵文化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还不明确。现在我省高校的留学生教学，一般采用“汉语+英语（母语）+专业”的课程体系。燕赵文化教学，或附丽于语言课程，或渗透于专业课程。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就难以保证充足的学时，也不利于在教学资源、经费投入上给予支持。以上几个制约，已经成为我省高校进一步搞好留学生培养工作的瓶颈。开设优质的燕赵文化课程，是建设高标准高校，进一步吸引留学生的要求。这个要求，理应得到满足。

二、对河北高校开设燕赵文化课程的建设性构思

（一）燕赵文化课程在学科-课程体系中的多层次定位

1、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通识课、选修课。为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留学生公共课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通识课。这些通识课程中，河北高校应该因地制宜，发挥本土文化优势，充分利用本地文化资源。燕赵大地文明昌盛，生长出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资源表现为民俗、曲艺等多种形式。特别是曲艺资源，除了形式特别发达成熟，影响力巨大的评剧和滦州皮影两个剧种外，尚有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任丘大鼓、晋州龙鼓、赞皇旗鼓、安国架鼓、昌黎地秧歌等多个曲种、剧种。它们使用的河北方言最接近普通话，便于留学生接受。我省高校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充分，早在2005年9月，就有河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因此，非遗进入留学生课程，学理构建比较完备，素材比较充足，师资力量也较强。

2、语言课程中要注意燕赵文化语境。国家汉办制定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规定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为：“具备扎实的汉语言能力与言语交际能力；掌握系统的汉语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中国人文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在语言课程中渗透燕赵文化内容，与《大纲》要求掌握、熟悉中国人文知识、社会文化的目标是相符的。学习语言，不可能脱离语境，既然这样，语言课堂也就可以成为燕赵文化的课堂。燕赵文化语境无处不在，且有一些特别表征，如名胜古迹，民俗场景，戏曲、曲艺演出、博物馆，教材文本，等。综合利用这诸多资源，不仅可以传播燕赵文化，更能激发起留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

3、在中医、人文社科专业的专业课程中渗透燕赵文化。燕赵文化课程可以分三种形式向留学生讲授：（1）开设专门讲座；（2）作为“中国文化”课程的部分章节讲授；（3）在语言课程、专业课程中渗透。能够渗透于专业课程，是因为燕赵文化与这些专业具有颇深的内在相关性。比如中医类专业，医学史(中国医学部分)讲授中必然要涉及河北地区医学发展的特点、成就、重大医事活动，河北人民和医学家的贡献等等。学习中医必须涉及其哲学基础，为此更要深入学习燕赵文化。

目前，中外高校合作，最大的门类是语言人才培养。燕赵文化与此类专业结合更加紧密。课程设计上可以着重讲授白洋淀派等富有河北乡土风味的现代文学经典。

（二）体育课应该成为传播燕赵文化的阵地

得益于影视、文学的大力宣传，留学生普遍对中国传统武术怀有极大兴趣。来自河南高校的一份调查可资参考：“109份问卷中,82%的留学生要求体育课应以中国特有的运动项目――武术为主要内容”。河北高校的情况应当相近。自古“燕赵慷慨”，尚武精神是燕赵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做燕赵文化的特质。此类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武术在河北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源于或盛行于河北的就有52种，城乡习武人员非常广泛。中国武术四大名拳中形意拳、八卦掌为河北人所创，太极拳五大流派中有三大流派也是河北人所创。”在体育课中开展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体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做法。从全国情况看，“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武术课，特别是太极拳、传统武术套路课也逐渐成为他们（指留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但是，“除部分武术学历生外，武术国际推广多数以非学历课程的各种武术进修班、短训班等学习形式进行,教学的内容根据外国留学生的要求进行安排”。非学历课程有时间和形式灵活、以兴趣相结合，能满足学生多种需求的优点，也有内容随意、系统性差的不足。由于教学内容基本根据留学生兴趣安排，科学性、合理性及与地方、高校资源的适配性都较差。因此，将之纳入学历学位课程体系还是颇有必要的。

值得指出，现有武术课程比较侧重于技能技巧教学。要让体育课成为传播燕赵文化的阵地，还应当注意开掘武术技法背后的人文内涵。太极拳、八极拳等拳种，都深深烙着中国哲学的印记，梅花拳则和民间信仰关系甚深。因此，体育课程在传播燕赵文化方面，也同样要强调深度。

参考文献：

海外传播论文篇（2）

一、对海外剧字幕组进行了介绍

海外剧，指的是由国外电视台或影视公司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按来源国不同，可分为美剧、日剧、韩剧、泰剧（泰国电视剧的简称）等。而海外剧字幕组（以下简称字幕组）则是借助现代网络与数字技术，专门给海外剧内容配上对白字幕和注释，并将其传播出去的一种互联网组织。需要指出的是，字幕组并非中国特有，包括美国、德国等国都有字幕组存在。（马铭聪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北京 2012年）

字幕组紧跟海外电视剧播放的脚步，当剧集在国外播放完毕后，立即等待国外片源的回传，并由字幕组中专门人员依次进行翻译、校对、时间轴调整、压缩和。此外，海外剧字幕组通常会通过自己的“网络社区”，与其注册会员（包括下载和观赏剧集者以及字幕组内部成员）就剧集内容、论坛事务等问题进行交流。

许多人把字幕组和海外剧传播、网络传播混为一谈，事实上字幕组都是有其独立的发展情况与研究价值的，因为字幕组在作为传播者角色之前首先是作为信息受众角色出现的。字幕组在传播过程中可以是“观看者、消费者、志愿者、者、中介者”等不同角色，因此在分析字幕组的时候，应该首先分析字幕组是以什么角色出现的。

二、网络时代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在网络传播出现之前，专业媒介组织对信息的流向和流量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传统“单向议程设置”现象普遍存在。

1.传统议程设置的主体主要是传统媒体

因为其掌握独有的媒介资源，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信息的与传播集中在少数专业媒介组织受众。专业媒介组织完全有能力对议题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和排序，受众则相对被动，缺乏同时接触多个媒介的有效渠道，其自主性的发挥不过是从常接触的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中去选择。

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引进海外剧，如：《成长的烦恼》、《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等等。这些海外剧一经引入便引起了轰动，国内观众大量关注并讨论海外剧集。正是因为海外剧引入的稀少性与新鲜性，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群体性讨论与集中观看。或者说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媒体无论播出什么样的娱乐节目都可以吸引到所有的观众，因为观众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千年后，电视剧类型与剧集越来越多，八十年代末出现的由某一部电视剧引起的社会性收视狂潮现象再也没有出现。不能说议程设置在其中没有起作用，只能说议程设置的作用被分化消弱。再发展到网络时代中，字幕组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海外剧观看不方便的问题。在喜欢观看海外剧的人群中，传统媒体电视剧方面的议程设置被分化，议程设置的主体呈现多元化。

2.传统议程设置的关系主要是传受支配型

传统媒介环境下，专业组织媒介在传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受众一直处于支配被动地位。网络时代媒介环境下，当受众被“解放”后，议程设置理论更加难以回答到底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这样的问题。

字幕组在刚刚出现的时候，翻译的海外剧全部是字幕组成员个人喜爱的剧集，具有自娱自乐的色彩，并且因为成员的自娱自乐，扩展至网络中所有受众的观看。网络中字幕的大量传播，作为一种议程影响了以往没有看过海外剧的年轻人，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年青一代的注意。海外剧由此开始在国内年轻人之间流行。这是字幕组作为传播者对受众的一种议程设置，字幕组翻译字幕所对应的海外剧可以在国内流行。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更多观众加入到海外剧的观看当中。这时受众对于更多类型的字幕诉求开始在网络中传播，这些信息自然会被字幕组所接收，于是字幕组开始翻译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海外剧，从《老友记》这有情景喜剧慢慢发展为《越狱》、《24小时》这些专业的剧集。海外剧在国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议程互动的循环，字幕组翻译字幕，引进了海外剧，设置了议程；观众接触到了海外剧，被海外剧吸引，并且观众数量不断增加，进而提出了新的诉求，设置了新的议程；字幕组接收到了受众的诉求，被议程所影响，开始翻译更多类型的海外剧。这个循环中，议程设置是交互的，互动的，甚至有自下而上的。这种议程设置的交互还不仅仅在非官方或非专业领域。英国BBC电视台制作的英剧《神探夏洛克》在2010年上映第一季，该剧迅速被国内字幕组翻译引进中国，2011年该剧第二季播出。随后的几年里，《神探夏洛克》凭借其极其优秀的制作品质，赢得了国内的好评与大范围关注。2013年底英国首相访华期间，卡梅伦在回答中国网友提问时，网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神探夏洛克》第三季的播出时间究竟是几号。这种由网络受众设置的议程，已经足以影响到官方的视角。而在随后的2014年初，优酷视频独家版权播出的《神探夏洛克》中字幕为BBC官方制作。因为网络受众的议程影响不断提升，一部英剧的制作单位制作了官方的中文字幕，这还是首次出现。

可见在网络传播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关系不仅仅是支配型的，还具有互动合作型甚至对立冲突型关系。当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和网民的议程设置在路径走向和利益取向上趋于一致时，两者出现互动合作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由此出现媒介间的议程互动。当传统媒介基于社会舆论导向、自身地位等利益的考虑，一些议题被排斥在传统媒介议程设置范围之外，因此，当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和网民的议程设置在路径走向和利益取向上不一致甚至分道扬镳时，两者会出现对立冲突的关系，网民将采取多种抵抗的策略来否决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

结语

网络时代下，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单一单向传播理论已经不足以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现象。我们需要重新考察传统传播理论中的变与不变的状况，有些传播理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不同程度地出现结构性缺失，需要得到适度的调适，需要分析不同的情况下理论的适用程度。一方面，旧的传播理论需要适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和传播形态的变化，另一方面，新的传播实践也需要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如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传播学者莫里斯和奥根所说：“如果大众传播研究仍旧完全不理会潜势的互联网的研究，他们的传播理论将会变成无用的东西。”（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分析当前我国的海外剧字幕组》，马铭聪，2012年。

[2] 《字幕组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分析》，余冰B，2012年。

[3] 《字幕组与日本动画跨国传播：受众主动性的悖论》，杨。

[4]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1999。

海外传播论文篇（3）

中国的国际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互利共赢,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使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外族群之一。在过去30年里,海外华人身体力行,让中国与世界汇聚在一起,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海外华文媒体是连接海外华人与祖国和所在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服务于海外华人,在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和信息需求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服务海外华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海外华文网络媒体是全球中文网络媒体的发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就开始了利用互联网与远方同学进行交流的尝试。1989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们创办了第一个英语华人网络电子刊物,1991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1992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在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发展壮大,与传统的海外华文报业和广播电视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由于传统海外华文报业受到地域限制,只能在华人集中的大都市发展,而传统的广播电视受到转播条件的限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华人仍旧看不到华文报纸,也没有华文的广播电视。唯有网络媒体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特点,而且信息及时迅速又便于随时反馈意见,加上海外华人新移民多为上网族,目前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最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了遍及全球五大洲庞大的华文网络媒体群。

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战后期新加坡出现了一批研究学者,出版了一些学术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些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学者和专著,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还有数量可观的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的专题研究论文,都对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社分别主办了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特别是中国新闻社,自2001年始,每两年一届,已经主办了4届论坛,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业聚集一堂,加强联谊与合作,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两大趋势下海外华文传媒如何应对和变化,海外华人媒体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传播等诸多论题。中国新闻社编辑出版了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为深入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奠定了基础。

稍感不足的是,过去出版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中,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和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居多,对于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华文媒体研究不足;侧重于历史研究,对于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研究不足;侧重于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对于网络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研究不足。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由美籍华人李大玖撰写的专著《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曾经在美国华文媒体新闻第一线工作多年,从记者到副总编,熟悉和了解海外华文媒体的各个工作环节和运作方式,作者以跨文化视角和传播学理论研究探讨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的社会因素与文化背景,以新思路开拓了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研究范畴的拓展

1.媒体研究范畴的拓展:新书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跨文化传播特点的大众媒介的特殊传播体系进行研究。以前的学者多数将海外华文媒体视为中国新闻史的海外分支,其研究对象多数限于狭义的海外华文媒体――由海外华人创办的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以外地区发行的报业。新书以海外华人网站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海外华人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广播,将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义拓展为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出版发行的以汉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介,将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网络媒体和海外有影响力的各种英文媒体的中文版(如华尔街日报、BBC、金融时报等)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进行研究,突出了海外华文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将同一媒介市场环境中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报纸、网站、广播电视都纳入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范畴,有利于以大众传播学理论分析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利于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市场运作机制,有利于全面地分析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产生、生存及发展的规律。新书将海外华文网络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近数十年,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新移民舆论最大的集散地与整合地。

2.受众研究范围的拓展:关于“海外华人”有诸多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辞海》对“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严格的界定:“海外华人”是“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公民,亦称外籍华人”;“华侨”“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这是狭义意义上的“海外华人”和“华侨”,以是否获得外国国籍和外国永久居留身份为区隔。海外的词典字典百科全书多从血缘和民族性来界定,牛津字典“华人(Chinese)”定义为“A native or national of China”或者 “Person of Chinese descent”,“A native or national”可以有多种翻译,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以民族和血缘、祖籍加以区分和界定。美国人口普查以“Chinese”统称所有具有中华民族血缘的人;美国政府将人口按种族分为六大类: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或具有黑人血统的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这是因为当海外华人置身于一个与其他民族杂处的社会环境中时,“Chinese”就不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被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族群,其自身的独特身份、是否持有中国护照,是留学生还是已经在当地居留多年等等反而被忽略不计了。新书采用美国国家人口局的分类,以“海外华人”泛指所有居住在两岸四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将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居留的华人都纳入研究范畴,不仅能够适应海外华人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受众研究。最近30年,欧美等国海外华人新移民人口成倍增长,已经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主流。只要他/她具有中华民族血缘,能够阅读中文,都有可能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都应该被纳入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研究范畴,无论他/她持有什么样的身份或者签证,无论他/她以什么样的目的长期或短期旅居海外。

资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国学者王士谷、程曼丽等人在海外华文媒体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全球五大洲,而且历史跨度近两百年,因此资料搜集整理非常困难,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更加困难。互联网是一种新兴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的资料保存系统,很多网络媒体的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为研究网络媒体发展史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新书的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最近20年崛起于海外的华文网络媒体,在IT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并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利用一些著名的网络评估公司的资料多方面加以补充相互印证,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专著。特别是新书搜集并保留了大量的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创始时期的资料,弥足珍贵。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新思维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如果忽略其跨文化传播特征,忽略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内地媒体的差距,很容易陷入泥潭甚至误导读者。新书将研究对象还原于跨文化语境中,有利于更准确把握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最近数十年,新闻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领域都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深入进行新闻史研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积极尝试。

海外传播论文篇（4）

②周冲、郝起，《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现状》，《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③周冲、郝起，《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现状》，《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④人人影视：一个非营利性字幕组。2006年6月1号 从YYeTs字幕组分离出来，正式建立独立论坛，并且广招爱好者加入，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人人影视。

⑤弹幕视频：指的是大量评论从视频上飘过。在弹幕视频中，网友们能让自己的评论出现在视频之中，其他人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同步发表评论，即所谓的“即时吐槽”。视频中评论以飞行形式横穿屏幕，当某部视频有很多评论时就会产生如同无数导弹飞过的效果，这种现象便被称作“弹幕”。

⑥哔哩哔哩网：英文为bilibili或简称为B站，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网站，主要业务是视频分享。网址：http：//bilibili.tv/。

⑦周冲、郝起，《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现状》，《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周冲、郝起.日本电视剧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传播现状.日本问题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期刊社.2010， 24（4）.

[2]维基百科.“日剧”词条.http：///wiki/%E6%97%A5%E5%89%A7.

海外传播论文篇（5）

拼抢新闻制高点

在中国新闻报道的竞争中，重大突发事件是中外传媒拼抢的制高点。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玉树突发7.1级大地震，新华社以英文“特急电”向海外发出第一条关于震中和震级的精确消息。此后的报道也被外电跟随转发，生动诠释了中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公开透明、救灾得力的良好形象。

玉树地震报道中，新华社对外部记者用英文在震中结古镇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请求做了电话连线报道。这在以往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极为罕见。其原因在于，新华社对外英文最先发出了“玉树”电头的特写报道，表明“第一现场”与“第一时间”同样重要。这个细节也表明，新华社开始利用自己在中国本土的突发事件报道优势，进行有意识的国际品牌塑造。

“史上最长”中国国际传播盛事

开园长达6个月、报道纵贯全年的上海世博会，堪称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史上迄今最长的国际传播事件。新华社对外报道将上海世博会视为“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的巨型舞台，在全景报道的同时，尤其注意从全球视野，抓住海外关注的中国政经社会文化等问题构建一流报道，说明中国的进步、开放与文明，充分展现中国真诚和平融入世界的理念和实践。

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新华社对外采写播发了一系列报道，指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过快、城市问题等科学发展挑战，都能在上海世博会中找到解决之道或有启发性的思路，倡导绿色、环保、低碳是上海世博会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共同语言。敏感时间＝传播“黄金窗口”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新疆发展与稳定上升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与此相应，加强涉疆问题的国际传播具有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和挑战性。

2010年6月下旬，在乌鲁木齐“7・5”事件一周年前夕，新华社派遣由总社资深英文记者和新疆等分社记者共同组成的特派小分队赴疆采访。此行时值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和“7・5”周年之前的涉疆敏感期，同时，也是海外高度关注的传播“黄金窗口”。新华社对外部根据中央精神和国际传播规律，研究在敏感时间，针对海外关注的敏感话题，如对口援疆、双语教育、反恐维稳、民生改善和文化保护等精心设计报道选题。

小分队深入新疆乡村和城市基层调研采访，采写了近20篇深度报道，罕有地被法新社、路透社、《南华早报》、《中国日报》等境内外主流媒体大幅采用。“7・5”周年当天，新华社对外播发了《乌鲁木齐在伤痕淡去中重拾信心》等记者亲历见闻式稿件，向海外传递了新疆局势平稳、人民渴望稳定与发展的讯息，说明了新疆局势的真相，平衡了外媒负面报道。

在中西、古今交叉点上

推介中国文化

2010年9月在山东曲阜举行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为向世界推介孔子这张中国文化名片提供了新的平台，新华社对外部对此次论坛的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且，其所采用的报道思路和报道模式，对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类题材具有一般性的启发意义。

新华社对外报道瞄准“世界文明将走向融合还是走向冲突”的国际争议话题，淡化尼山论坛的学术色彩，强化其思想碰撞“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智慧，进而探究对世界现实挑战和未来走向的启示，在中西、古今的交叉点上设置一系列议题。《中国聚焦：基督教士在中国的一次精神之旅在尼山启程》，透过孔子诞生地尼山给基督教士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基督教与儒家文明对话的历史渊源，向海外读者揭示了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新华视点)孔子和耶稣：2000年后的对话》，通过对美国知名牧师、韩国儒学和基督教研究专家、英国、奥地利和中国等国学者的采访，分析了孔子和耶稣思想在当今时代对话的机遇。

借体育舞台，向世界传播中国

南非世界杯如火如荼之际，新华社对外播发了深度报道《瓦瓦祖拉：世界杯的商业传奇，中国制造的辛酸故事》。报道抓住南非世界杯上最引人注目的欢笑道具“瓦瓦祖拉”，讲述了瓦瓦祖拉商业化之父――浙江宁海一家庭作坊“闯入”世界杯、扬名世界杯、又饮恨世界杯的故事，从而指出一个惊人事实：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企业无法掌握国际定价权，其中的暴利只能被外国人赚走。这一报道回击了“中国独秀论”，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必要性。

广州亚运会开幕之前，新华社对外部与广东分社策划的“大亚运”报道已经启幕。一系列与广州亚运会有关联的中国热点话题，如《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在中国引发争议》、《广州牺牲GDP兑现“绿色亚运”承诺》、《拆迁与扰民：举办亚运考验中国城市管理能力》等，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海外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中国故事的好奇心。

上述体育赛事所表现出的中国新闻对外报道潜力，提示我们须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思考中国国际传播：每一个引发世界关注的事件，只要找到它与中国的关联，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有效传播中国的好机会。

2010中国国际传播五点启示

第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在引发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中国新闻对外报道需要重新定位和重新定义。新华社对外部对自己的新定位是：构建对外传播创意策划、组织指挥和快速反应体系，整合中国新闻对外报道资源，将策划、采访、编辑、发稿、研究一体化，强化对互联网站等新传播方式的应用，紧紧围绕以英文为主要语种的内容建设，完善全流程策划和多媒体产业链，打造中国新闻权威的全天候、全媒体平台。

第二，完善海外受众导向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国国际传播必须更加重视海外受众的需求，真正形成海外受众导向的报道策划、采写和编辑机制，这并非一味迎合，而是要通过满足其对中国新闻的需求，“有的放矢”，“无缝对接”，达到我们期待的传播效果。

海外传播论文篇（6）

一、创新海外社交媒体直播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新华社云南分社与总社对外部多次组建专门直播团队，积极探索创新，挖掘云南省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在脸谱和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总共进行了《魅力中国：全球最“火”的节日――云南彝族火把节》《中国东西向最长高铁开通，一起感受“中国高铁”和“中国速度”》《在中国浪漫之都与少数民族一起跨年》《探访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会――泸沽湖边的“女儿国”》《透过西南小村庄看中国脱贫攻坚战》等36场手机端英文视频直播。这些海外社交媒体直播时长不一、特色各异，互动性极强，海外总浏览量超过2200万，赢得欧美和周边国家网友广泛好评。

这一系列直播立足云南，既展示了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形象，又呈现了充满民族风情的传统中国风采，更取得多个突破、创下多项纪录：中国媒体首次VR直播、首次在行进中的高铁上直播、首次一站式跨省直播等等。在讲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中，这一系列直播凸显了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个别直播场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国际传播效果极为显著。

1.首次推特VR直播领跑中国媒体

对很多人来说，2017年1月6日或许只是元旦后一个普通工作日，但对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来说，一项新纪录诞生了。

当日，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一起合作在新华社推特法人账号顺利完成首场VR（虚拟现实）视频直播《透过禄劝县小村庄看中国脱贫攻坚战》。直播利用“360度VR相机+手机”的方式，沉浸式展现当地的新旧面貌对比，使25万名海外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我国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效，获得广泛关注和点赞。这是新华社首个VR无延时视频直播，也使新华社成为首个实现推特VR视频直播的中国媒体。

在VR视频直播中，观众转动手机或VR头盔即可领略360度全景，画面选择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前所未有。与普通视频直播相比，VR视频直播画面更加开阔，效果更加震撼，浸入感更强，出镜记者与观众的互动更有即视感和现场感。这场关于中国脱贫攻坚的VR直播刚一开始即引起轰动。有40万粉丝的推特官方“潜望镜”电视台在直播开始不久即转发并置顶。观看直播的包括外国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和普通海外网友，他们的点赞、评论如潮水般涌入。“第一次看VR直播，太赞了！”“如此大规模扶贫，只有中国能做到！”有的则纷纷追问：新华社是怎么做到的？不少人还在直播中不断留言打听直播所使用的设备型号等。

2.高铁直播成脸谱平台年度亮点

沪昆高铁昆明至贵阳段元旦前开通，云南进入高铁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正式成形。新华社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多名记者克服高铁内信号极不稳定、车厢空间狭小拥挤等多重困难，以体验式报道尝试在脸谱、推特和优兔三个平台同步直播，首次实现在行进中的高铁上直播和首次一站式跨省直播，正面展现了中国高铁的速度力量、生态意义和高科技应用。“中国速度”“云南印象”再次刷新海外观众观感。

这一系列高铁直播及滚动报道共21条，总时长约数小时，海外总浏览量超过570万次。其中，记者站在列车前的60秒直播在脸谱平台就获得100多万浏览量，被评为脸谱平台2016年“年度亮点”。另一场20分钟直播的浏览量高达150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沙菲・杰米评论说：“真心值得一看！”美国作家奥黛丽・费舍尔留言说：“超级棒！我们美国也需要更好的公共设施。”印度网友桑杰则说：“真希望成为一名云南人。”

3.首次无延时跨年直播收获惊喜

继高铁直播后，直播组日夜兼程，加班加点，在丽江及其周边完成了《在中国浪漫之都与少数民族一起跨年》《（无人机航拍）新年第一缕阳光点亮世界文化遗产地》《带你体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婚礼魅力》《探访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泸沽湖边的“女儿国”》《“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数百农民雪山下演绎印象丽江》等多场直播。系列直播海外总浏览量突破500万人次。直播组以创新引领突破，先后实现新华社首次无人机与手机无缝联播、少数民族多样性最突出的直播等多项突破。其中，丽江古城跨年系列直播包揽了新华社元旦当日所有中国新闻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浏览量前五名；相关直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点赞和海外网民好评，给直播组送上了新年第一份惊喜。

直播期间主持人根据评论与海外观众实时互动，充满互动性、贴近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中国风采”“云南名片”让海外网友着迷。海外网友纷纷评论：“好想去中国丽江，举办一个纳西婚礼！”在摩梭人直播中，美国堪萨斯网友格兰达・罗宾逊说：“女儿国居然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今年一定要去。”

4.文化领域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展现中国软实力

去年7月底彝族火把节前后，新华社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紧密合作，先后在楚雄、昆明等地完成《带你体验全球最“火”的节日――云南彝族火把节》《石上刺绣、雕刻翡翠、乌铜走银……来来来，一起领略云南独特的文化魅力》《陶瓷、中式“芭比娃娃”制作、普洱茶道――感受中国文化的传统与创意》《黑松露、过桥米线、鲜花宴、汽锅鸡……云南特色美食攻略》等八场脸谱“魅力中国”手机端直播。

这一系列文化领域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生动展示了云南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立体呈现了我国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和多元民族文化魅力，海外总浏览量近900万人次。海外受众评论几乎都是积极正面的。如“中国可能拥有最多元的文化，真想去现场看一看”，“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中国芭比娃娃，太好看了！”等等。

二、地方源头创新的路径探索

凭借数以亿计的海量用户，脸谱、推特和优兔无疑是海外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并成为欧美民众获取新闻资讯、交换消息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新华社在海外宣介中国的新的主要阵地。新华社目前在脸谱、推特和优兔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法人账号总粉丝人数超过2300万，并持续增长，进入世界主流媒体第一方阵，成为海外网友了解中国的主渠道。

新闻“社交化”意味着我们除了要及时实现传统报道的升级转型外，还要积极对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趋势，全力打造国际传播的新渠道和新矩阵。对我国国际传播事业来说，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新华社手机端海外社交媒体直播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直接面向海外观众，全程用英文进行无延时手机视频直播，实时与网友互动，在我国当前所有对外宣传形式中独具优势。

2016年以来，新华社云南分社作为总社确定的新媒体源头端试点分社，因时而变，趁势而起，不断探索创新报道形式，在人员组建、设备配置、题材选择、语言表述等方面打破旧有观念，为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开辟了新渠道、树立了新标杆、探索了新路径。

1.在组织策划上出想法

海外社交媒体报道领域的初步成效，极大鼓舞了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编辑。这一系列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给在地方从事对外宣传的政府部门和媒体机构带来不少启示。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完全可以作为地方开展国际传播的创新点和突破口，从而带动传统报道转型升级。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引领国际传播创新大致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二是自下而上的“底层探索”。而这两个路径都离不开新华社相关编辑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新华社云南分社之所以能创下直播场次居所有分社首位等多个纪录，是因为分社分党组高度重视新媒体产品源头端策划生产试点工作，积极与总社有关编辑部沟通对接，在组织策划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或率先示范，亲自用英文出镜；或居中联络协调，联系地方并与总社沟通；或提出创意，组建专门团队及时落实；或充分授权，鼓励记者大胆进行探索创新。没有这种“顶层设计”和“底层探索”，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新华社云南分社的海外社交媒体直播是不可能如此出新出彩的。反过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又大大提升了楚雄、昆明、丽江等城市在海外的知名度，实现多方共赢。

2.在内容选择上做文章

新华社在云南进行的一系列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特别注意紧扣云南的三大定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确保了直播选题的站位和视野。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播团队又认真梳理云南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独有“名片”，抓住云南跨越式发展任务重、脱贫压力大、少数民族最多、文化最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等特色精心谋划直播选题，以最接地气的内容去具体阐释这三大定位，效果却出奇地好。

在选择云南的直播内容和地点时，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团队强调要“软硬兼施”，既有中国东西向最长高铁开通、脱贫攻坚等“硬”新闻，也有火把节、少数民族婚礼等“软”场景，力争立足云南，多角度向外国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立体中国形象。海外社交媒体直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刚开始一分钟之内的内容选择非常重要。一旦画面选择不当，直播就会显得沉闷，缺乏吸引力，从而让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往往须选取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最抓眼球的内容和出镜地点作为吸引人气的预告片和“开胃菜”。

3.在形式创新上花心思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热点话题一个接一个，外国网友容易“喜新厌旧”。除了突发事件以外，如果只是将传统报道内容简移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效果往往不太理想。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也同样如此。这要求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必须摆脱沉闷的“老套路”，费尽心思去想一些“新花样”吸引观众，提高传播价值，才能取得刷屏之效。

刚开始时，新华社在云南进行的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仅限于脸谱平台，后来逐步实现脸谱和推特平台同步直播，确保可花最少时间去覆盖尽可能多的观众。未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还可考虑融合手机、无人机、GoPro、VR相机等不同设备，在出镜方式、展示手法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以创新引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4.在话语对接上动脑筋

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全程都用英语进行，须实时与观众互动，而不是自说自话。事实上，与传统电视直播通过演播室不同，海外社交媒体直播通过手机进行且没有任何延时。出镜记者在直播过程中往往身兼“记者、翻译、导游、专家、伙伴、摄像”等多重角色，还要应付各种可能的意外状况，挑战相当大。

由于观众来自全球各个角落，背景不同，对中国的了解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会提出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这要求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必须在话语对接上动脑筋，在前期准备相关脚本时就要尽可能保持适当弹性和进行知识储备。一些涉及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知识和核心数据要尽量能脱口而出。

出镜记者的话语表述是否贴近观众，关系到海外社交媒w直播能否持续吸引观众。如我们在直播中经常会借用外国观众熟悉的概念、城市进行对比。此外，直播题材可以严肃但记者不能板起脸孔，话题可以厚重但表达不能笨拙，出镜记者可以适度卖萌而不过度轻浮，直播可以轻松交流而不逾越底线。

5.在团队保障上下功夫

海外传播论文篇（7）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中华帝国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海外传播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郑和下西洋；传播学；物质文化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中华帝国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转贴于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着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海外传播论文篇（9）

公共外交也称Public Diplomacy，即公众外交，是从西方传入的名词。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向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只要交往中的一方是非政府角色，就称为公共外交，以区别于官方外交或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的主力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近年来，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不同场合大力提倡和推广“公共外交”的理念。

整合传播借用了企业经营中的整合营销概念，将其精髓如系统化管理、协调与统一、规模化传播等要素应用到舆论制作和传播领域。整合营销概念起源于商业消费大国美国，是指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它符合市场经济的集纳式营销，是对单一营销的突破。其特点是，首先，在整合营销传播中，消费者处于核心地位；其次，对消费者深刻全面了解基础上建立资料库；第三，以本质上一致的信息为支撑点进行传播，企业不管利用什么媒体，其产品或服务的信息一定得清楚一致，即“SpeakWith One Voice”；第四，以各种传播媒介的整合运用作手段进行传播。凡是能够将品牌、产品类别和任何与市场相关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的过程与经验，均被视为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由此，将这个概念活用为整合传播，即围绕某一个传播主题，利用、整合各类传播渠道，借助某一类传播主体，进行连贯性地传播，以达到将主题效果最大化的目标。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的创意，来自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仲伟，他认为，作为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举办地选择在上海，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应当留下一些思想和精神文化遗产，而请国际知名人士来阐述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必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外宣创举。而创意的策划和实施是在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由上海市府新闻办牵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解放日报、文汇报、世博局共同组成核心的组委会展开，新闻办领导在各方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方案，其间几度受挫。但由于运用了“整合传播”的手段，屡屡破解瓶颈，最后，计划如期实施，并取得成功。世界百位名人的稿件在世博会举办前一百天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连续刊登，上海日报则刊发了一百篇英文稿件，世博会开幕式前集结成中英文双语书，并作为世博会礼品赠送给了前来参加的各国元首，获得好评。

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大国地位，为地方对外传播搭建了公共外交的大舞台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得益于对外传播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其次在于在传播的执行中，充分借鉴了企业管理的整合营销观念，对以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宣传起到了弥补和丰富作用，可以说，整合传播是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说有三个因素。

1.上海元素的受欢迎程度凸显了西方近年来对我传播的转变和热情

此次约稿中的世界百位名人大多与上海有缘，比如，诺奖获得者丁肇中虽未在上海生活过，但解放前后至今，数次停留上海。如果说，旧上海曾以“东方巴黎”给各位名人带来历史的记忆，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上海则是中国经济、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无论是学界、企业界、国际组织、文化艺术都无法绕过上海这个元素，而背后支撑上海的自然是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从种种“中国”到美国提出“利益攸关者”再到世界舆论的“G8”到“G2”的半捧杀半重视的论调，任何想在世界格局中占一席之地的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的态度。此次世博会，诸多参展国都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费来建造国家自建馆”，外电甚至形容各国“争相示好中国”。透过这些表面的热闹和友好，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在新一轮世界秩序的调整和洗牌中，各国不愿意失去一个利益同盟者，所以，在世博会这场外交上不愿意“失语”，在巨大的中国传播市场前不甘心“缺位”。因此，虽然上海元素有着历史的传承，牵动着百位世界名人的记忆，但背后还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繁荣的代表的象征意义在发挥着磁力。由此带来的是西方对我传播的热情高涨，具体表现在不少国家放下了“以西为主”的姿态。如，英国外交部在发来前首相布莱尔的视频寄语后，询问上海媒体何时刊登布莱尔的文章，并且相约在4月28日，文汇报刊登其中文寄语后，英国官方网站才上传视频。随着外国媒体对中国关注度的加大，中国的一些传播规律和特点也渐渐为对方所接受，交流的主体逐渐在同一平台上对话。

2.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产生的“马太效应”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再次规模化地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经验表明，凡是举办过这样大型国际活动的国家无不具有奥运效应、世博效应的体验。加上2010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不少人希望经济复苏的起点首先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市场规模的国度产生，因此，这样的期待又助燃了世博会的潜在影响力。

3.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具有普世意义

世博会的主题在其159年的历史上正进入第三阶段，1851年至1900年前，世博会强调“进步”主题，当时正值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最新发明不断；从1900年到1974年，世博会主题开始聚焦“人类的沟通”；而之后的主题则侧重“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上海世博会申办时，就是以“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主题先声夺人，城市化几乎是近现代文明无一例外走过的道路，城市化带来便利与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应对诸多两难，必须云集世界的智慧。因此，“有话可说，有责任来说”是百位名人撰稿的共同动力，而上海世博会主题的普世性是名人们愿意投稿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上海象征性意义更为凸显，而世博会主题的贴近时代，使得一场公共外交的舞台浑然已成，因此由上海发出的邀请自然会比平日更容易获得反馈和呼应。 作为公共外交的任务是在澄清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客观地看到，不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带“偏见”，放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忽视整体进步，在奥运会前就因为一位美国人的正常伤亡而大做文章；世博会前夕，外媒也曾抓住世博园区的动迁问题大作文章。因此，如何利用这个有效的公共外交舞台，设置正面的有创造性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世博会尚未举办之前，利用名人效应将对外传播做得“润物细无声”。

“整合传播”使传统的“自上而下”外宣模式得到“自下而上”执行力的呼应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时机的恰当选择决定了成功的可能性，而定位在“世界百位名人”这样特殊的传播群体，利用名人效应，聚焦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上海世博会精神遗产的保留，是对外传播上一次重磅出击。但因定位于高端人群，所以实施过程并不轻松。其最终的成功还在于引入了“整合传播”的要素，使得“政府主导、媒体唱主角、社会力量充分发力”之间的关系达到最佳组合，发挥了最佳效应。

“整合传播”的概念用于这个活动，可以表述为：统一认知，整合各类沟通渠道，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阐释为同一声音，向“世界百位名人”发出约稿邀请，再利用规模化传播，将上海世博会主题及上海和中国形象的传播推向最大化，以达到让世人全面了解中国和上海的公共外交目的。与整合营销相对应的是，前者是为了适应市场化竞争的产物，而“整合传播”是应对信息全球化的产物，前者的核心本体是“消费者”，而后者的本体是“世界百位名人”，两者采用的传播手段则是极为相似的，都用到了“信息库”、“个”、“扩大接触点”、“信息一致”、“规模化效应”等手段。

这样的“整合传播”中有五个关键要素：

1.统一认知。对于高端群体范围的确立。对传播主题类型的阐释，在活动策划中得到高度统一认识。世界百位名人被确定为30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内名人，分别是lO大院士、10大文化艺术名人、10大综合影响力人士，而国际的70位名人则定位在前政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友城市长、国际知名企业总裁、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诺奖获得者、世界文化艺术思想界名人等7个领域。对于主题的阐释也做了具体的界定。由于团队对定位认识高度统一，加上每个单位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项目负责人，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活动的质量。

2.同一声音。即“Speak With One Voice"，这是品牌推销中的关键点，我们撰写了同一版本的中英文邀请函，同步刊登在印刷媒体和世博官方网站上。在最初的约稿中，有国外机构因不曾在世博官方网站上看到英文“世博约稿信”而质疑活动的权威性，组委会即知即改，并在以后的实施中充分利用国际传播的惯例――网络力量。诸多环节彼此呼应，使得活动节节推进。

3.主体研究。活动中的主体是“世界百位名人”。首先是信息库的排摸，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世界名人中体现其不可替代性?即便在列出所选范畴后依然有选择难度，组委会依据名人与中国的关系、在业内的社会知名度等因素遴选了人选。接着是对名人情况的分析，有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基辛格、如罗高寿；有些并无把握，但加盟会为活动增添份量，如《传》的作者罗伯特・库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佐利克等。在分析具体情况后，组委会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式。

4.接触管理。接触管理是整合营销中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多制造“接触点”，因为任何一个接触点都可能转化为对品牌的传播，争取到潜在的客户，二是指如何接触、何时接触。化到整合传播中就变成了多人、多渠道、多次沟通，此次活动的实施正是这样突破了约稿瓶颈。在海外约稿中基本的模式是发出个性邀请函。首次发函后，逾半名人无回音，于是再发，有些因休假未收悉，有些则“贵人多忘事”，有些处在观望中，如新加坡资深政要李光耀在意与其同组的名人是否同意撰稿。基于政要或名人同样的心理，组委会首先请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攻破与其私交颇佳的德国前政要施罗德，施罗德的加盟立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知名企业中，同样如此。从传播学上而言，这是一个联动效应。有些名人是通过个人的私交，如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上海智库的领军人物，他与国际友人有广泛的私交，研究院也动用了院内所有的外交关系。文汇报、解放日报、世博局、上海日报、市友协等多个关联单位都从中贡献了智慧和人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次、多渠道、多人沟通中，由于名人的特殊性，这些信息也最广泛地传播到其周边人和周边机构，比如，希腊使馆在报上看到希腊城市市长的稿件后，立刻询问是否还可以供稿。因此，接触管理的原则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接触模式，同时把接触过程中的其他要素也看作潜在的传播对象，因此，多处制造的“接触点”并非徒劳，而是事半功倍地通向目的地。

5.规模传播。“整合传播”的高效在于它能利用所有的渠道，对信息前后关联呼应，具有连贯性。活动贯穿了世博会举办前后的15个月，并且每阶段有侧重点。第一波是约稿前后，广泛地沟通联络；第二波是世博会举办前一百天中英文报纸、网站、电台、电视等整体互动，世界名人谈世博的信息犹如吹过沉甸甸麦田的春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传播；第三波是世博会开幕式上，名为《大海的激荡人类的追求――大海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会》双语书作为赠送给出席上海世博会的各国国家元首和外交使节的礼物；第四波是向各位约稿者赠送新书，由于撰稿者都是名人，必然掀起100场小型传播，笔者所约的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艾伦，她的传播路径至少是杜邦(中国)公司总部一上海所在地，美国总部特拉维夫城以及该公司设置的公共事务条线；新儒学代表、国际知名学者杜维明博士对其他99位世界名人的文章很感兴趣，作为北大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他的传播必然是相当高端的学术圈子；第五波是此书在上海出售后形成的效应。

综上所述，整合传播由于具有战术上的连续性和战略上的导向性，往往是能将目标的推广推向最大化，由于整体的实施是来源于市场，回馈于市场，因此，往往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也是此次活动成功的关键，它充分调动了各类社会力量，倚重了各类社会力量的活动能量，使得在通常所用的外宣工作上的“自上而下”的主导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动力和执行力，让传播回归到受众的本源中，让对外传播直面境外受众的本体中。

从“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的成功中，笔者得出三点启发：

1.中国的对外传播到了一个互动的新时代，即不仅中国希望世界各国了解自己，世界各国也很希望中国人更了解他们，因此，必须大胆地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及时传递中国的真实形象、中国的和谐文化，争取良好的世界舆论。地方的对外传播勿要妄自菲薄，要有走出去的魄力。

海外传播论文篇（10）

据不完全统计，论坛年会报道（含互联网转载）超过100万条。其中，新华社共播发稿件（含图片）近700篇（幅）、电视通稿30条计97分钟，中新社共播发各类稿件780余篇（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多个频道现场直播了论坛年会的开幕式。海南派出本省媒体包括驻琼媒体近200名记者参会报道，保障电视直播、转播。《海南日报》从3月31日开始开设“聚焦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专版，4月2日出了32个版的“海南成长”特刊。年会期间，《海南日报》共刊发年会报道近400篇（篇）、评论14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从3月中旬起以倒计时、宣传短片等形式进行预热宣传。年会期间，在会场设立博鳌演播室，采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报道年会并推出《博鳌视听》、《直通博鳌特别报道》等热点追踪和高端访谈专题。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开辟广播电视专栏（特别报道）8个，专题网页1个，刊播各类新闻890多条，专题18期。其中，《高端访谈》3期，宣传片6个。

“海南元素” 更多展示

近年来，省委外宣办及相关部门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在全力做好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的同时积极借助论坛年会平台，精心策划一些海南省的活动，让论坛年会充满更多的“海南元素”，使对外宣传更具海南特色。

我们在论坛年会的各个活动场所播放海南形象宣传片《魅力·海南》，还在东环高速列车上和接送会议代表的大巴车上播放。向会议代表和记者发放了多媒体名片光盘《中国海南》（2012版）、《海南省概况》（中、英文2012版）及其他宣传手册。除此之外，针对今年年会，我们精心策划了“海南省政府新闻会”和“境外媒体海南活动”，发出海南声音，展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良好形象。

海南省政府新闻会是我省2012年参与论坛年会的一场重头戏，早在2月份召开的启动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会议上，蒋定之省长、姜斯宪副省长就要求省委外宣办一定要精心组织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同志亲自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就开好新闻会做了严密部署。省委外宣办根据省领导的指示和要求，从新闻稿、答记者问、会场布置、背景板设计等各个环节都作了认真细致的策划安排。在年会中，省委外宣办通过电话、电子邮箱、论坛秘书处官网系统、新闻中心通告、媒体驻地酒店通告等各种途径尽可能邀请多家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记者参加新闻会。4月1日下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闻会隆重举行，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相关情况进行深度解读，引起在场的凤凰卫视、路透社、新华社、彭博新闻社、人民网、腾讯网、第一财经等80余家国内外媒体150余名记者的高度关注。新闻会一结束，“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即将动工”、“国际旅游岛建设两年干成十件大事”等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显著位置。此外，海南省委外宣办邀请60余家中外媒体100余名记者参加琼海万泉乐城项目新闻会，加大了万泉乐城项目的推介力度。

年会期间，我们通过论坛秘书处及新闻中心邀请日本广播协会（NHK），印度时报、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美国中华商报等20家媒体28名记者先后考察海口市海甸岛旧城改造工程、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海南生态软件园区、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和观澜湖高尔夫度假区，深入了解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相关情况。境外国外媒体记者在考察过程中，盛赞海南美景，建言海南建设要加大开放力度，打出“国际牌”，做大海洋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日本NHK、日本经济新闻、日本产经新闻、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台湾中天电视、香港凤凰网等媒体在考察活动中采写、刊发了20余篇（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