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论文篇（1）

[摘要]治理理论已成为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自身改革的力度。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平台，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枢纽，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基础，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营造新型治理格局，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成为对世界范围治道变革的有力呼应。[关键词]治理理论；政府职能转变；治理实践政府的形式与行为历来就是政治学和行政学学者关注的中心，但长时期内，无人怀疑过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否确当。因此，当有人在“政府”(GOVERNMENT)或“统治”(GOVERNING)与“治理”(GOVERNANCE)之间作出截然的区分时，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范式(PARADIGM)的革命。治理理论的提出有着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统治地位已有几百年了，在这几百年中，围绕政府的大与小、强与弱、宽与窄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政府中心论”的研究视角限制了人们的讨论范围和思考能力。治理理念的提出，使人们得以从一种更为灵活的互动论视角，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的多维度、多层面上观察、思考问题。人们认识到，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都无法根本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一“西西弗斯”与“被推上山、又滚下山的石头”之间的悖谬。而治理理念所包含的“权力的多主体、多中心”、“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质素，被认为有可能帮助突破这样一种二难选择，从而展示一种崭新的公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格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而且，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和相似的境况，使得各国政府在管理社会的形式和手段上也越来越趋于相互借鉴和认同。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在坚持强调中国特色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最近二十年来，对治国安邦的认识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在施政过程中，还将一系列新的理念付诸实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无疑，这是与全球化管治方式的转变深相契合的。一、经济体制转型--中国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广阔平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开始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至20世纪末，中国政府宣告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它的确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各个方面冲击了旧的国家管理体制，在中国政府面前提出了新的课题。1.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实行的是全面的控制和管辖，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形成了单向的国家与社会的制动格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转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得到了强化。国家实行的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结构的分化，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民间社会开始形成，过去那种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基本上的全能型政府的职能和结构是已难以适应转型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需求。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的取向，就是重新界定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进行角色定位，确定公共行政、民间社会、市场之间的分工，可以由民间社会、市场承担的职能不再由政府承担，社会和市场无以承担、不应承担的职能，则由政府承担。”(郭宝平，1999)实践说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从早期的政府主导型，逐步演变为社会推动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使得中国政府开始更多地考虑调整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成为中国政府改变旧的施政理念，采取新的治理形式与手段的重要动力。在市场经济基本上出现的作为民间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独特品格和重要作用正在显现出来，首先是它的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次，是它的独立性，即它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第三是它的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有民间组织独立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俞可平，2000)2.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得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之间的联系密切了，观察事物的视野开阔了，见识远大了，开始萌生强烈的自主意识。市场经济天生就是平等派，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旧的命令型行政体制显然与这些的新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变化不相适应，政府管治方式和手段的改变意味着对这种变化的回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耻于言利，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淹没在一种“泛道德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谈和假像中。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的利益分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上出现了众多利益差别和利益竞争的行动主体，全民所有制、个体、私营、集体、三资等各类经济实体成为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行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平等获取社会资源和机会成为它们的共同呼声。共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实践，在上述各类行动者中萌生了相似的市民趣味和市场文化。国家在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中面对的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绝对划一的利益无差别的受令者，而是要求利益各个不同的行动主体。意识形态律令和道德说教的作用正在降低，利益驱动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政府治理中的制度色彩和技术色彩越来越浓。作为对上述变化的反映，《宪法》肯定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和法规的制定也反映了社会的利益要求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国家正试图用新的方式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变化纳入治理框架之中。3.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程度和联系方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开放的和扩张的，它积极容纳一切能促使自身发展的价值、技术、观念、规则，这种要求造成了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的必然性。世界上所发生的信息革命、技术革命、观念变革，包括正在兴起的治道变革都必然要反映到各国政府的政策与行为中来，中国政府也不例外。迅速适应世界形势发展要求，容纳新的变因，引导国家和国民参与到世界经济与技术竞争过程中来，是中国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对外开放的扩大中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的治理环境将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就外部环境而言，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行为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必须遵守我们与其他国家所签定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国际经济、法律环境成为制约政府治理能力与行动的重要因素，任何有悖于国际法则和国际经济规律的政府行为都可能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都可能招致已加入的国际组织的联合抵制，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为了适应外部治理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非常关注行政管理国际化的趋势，并已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譬如实行了汇率并轨，实行外贸出口结汇和售汇制及新的外汇帐户管理办法，改进重要商品进出口配额管理，调整关税税率，改革外汇体制，等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国际化也从内部给政府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挑战。世界市场是一个变化迅速、充满机遇也充满危机的领域，政府不仅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为本国的企业、个人、各类投资者等利益主体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和服务。政府对世界市场的反应不可能如活跃在其中的经济主体那样灵敏，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应该改变。服务、引导、规范、保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追求的理想的治理方式。上述可见，市场经济所展示的现实和前景为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和广阔的平台。二、政府职能转变--中国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中心枢纽治道变革既来自社会的推动，又来自政府对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上的自我改善。中国政府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力量，又是接受现代化过程冲击和考验的客体。以职能转变为中心枢纽，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治道变革是中国政府长期努力的方向。1.审慎考量政府管治范围和内容，合理配置政府和社会权力。权力和利益是一切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核心。明确划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政府和市场的权力、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是治理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为两端，任何在这两端之间权力的畸强畸弱，都会破坏它们之间的良性平衡。所谓政府职能转变，首先改变的就是政府的“职权”，然后才可能转变政府的“功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政府职权的变化，就是在承认政府权力有一定限度的前提下，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公民，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其次，是在承认社会、企业、市场、个人享有合法权力的前提下，调整政府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的主体能动作用，形成新型的权力关系，共同营造新型的治理格局。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选准了下放权力这个突破口，希望通过下放权力，赋予较低层级行政部门以更大的自，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行政权力下放的结果，使得地方政府掌握了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财政收支权限、人事管理权限。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现在中央政府一般不再去主动干预地方和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事宜，其权力主要限于掌握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地方政府则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策；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特别是推动直接为公众服务的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郭济，2000)。与体制内的放权让利相联系，国家不再对社会权利的生长感到不安，而是积极将这种权利发展导入可以控制并与国家合作的轨道，建立与社会各种类型权利主体的伙伴关系。“主要在经济领域，把某些职责转移到民间，由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承担某些职责，动员其参与政府项目的计划、执行、参与和评估。”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其一条主线就是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的权力下放(施绍祥，1999)。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则明确把政府职能定为三项：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科学的定位。2.实现政府管治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转变，经济和社会管理以宏观方式为主。从逻辑上说，承认了国家权力之外其他权力主体的存在，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划定的范围内和限定的内容中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是合作性的平行关系，而不是包含性的垂直关系，也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滥用是不被容忍的。况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说明了，政府权力的无限延伸，国家干预的无休无止，可能对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挫伤。因此，由命令性的管治方式向说服性的管治方式的转变，由主动--被动性的管理方式向互动性的管理方式的转变，由行政性的管理方式向契约性的管理方式的转变，由控制性的管治方式向协商性的管治方式的转变，由微观干预性的管理方式向宏观调控性的管理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而以精简、统一、效能为标准的政府机构改革，其中心目标就是达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改革的结果是，过去那种“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被抛弃，政府不再扮演凌驾于社会之上包揽一切、管制一切、指挥一切的角色。社会资源的配置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经济运作的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场、企业和生产经营者。“政府职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政府是运用行政手段为主，现在转向以经济及法律手段为主；过去政府是直接管理企业和生产者的生产经营，现在转向引导经济发展主要培育市场和建立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市场进行间接引导和控制；过去，是政企不分，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现在是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者，等等。政府主要职能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刘怡昌，2000)。3.强调合作与服务，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创造精神。政治学家和行政管理学者素来重视对政府能力的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关心的是政府的管制能力和汲取能力，而很少注意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对政府服务的强调。对政府管制能力、汲取能力与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持有一种辩证的认识。“为人民服务”、“做社会公仆”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公务员实行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质上，政府的管制能力、汲取能力与服务能力是互相促进的，政府提供的优质服务所带来的效益必然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其结果是政府管制能力的增强与汲取可能性的增大。政府提供服务的内容不但包括秩序、安全、福利，而且包括制度、价值、规则。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合作意识实际上源于治理的多中心论，这一论点不再将政府视为唯一的治理主体，而强调有效治理依靠的是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社区多个层面的行动主体，特别是依靠这些行动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中国政府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价值在于将社会看作是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重视系统内各要素的能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民间组织都开始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业。例如，企业大力赞助举办各种类型的运动会，向公共设施建设和受灾的地区捐款捐物；民间组织积极兴办各种社会福利和救济事业，所兴办的“希望工程”、“阳光工程”、“扶贫工程”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个体公民则在污染治理、社会治安、向政府建言献策、社区自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曾担心的体制在农村的改变、单位制度在城市中的瓦解所带来的社会管治上的混乱局面正在被一种新型的有效治理格局所取代，一个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个体公民的治理网络正在出现。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基础民主和公正是治理理论的核心价值，民主不但在理论上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而且意味着人民在实际中拥有当家做主和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平等和公正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一致享有非排他性的权利和非歧视性的待遇。而这一切，只有当人民真正获得了平等参与公共生活，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管理过程之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法治是民主的基石和制度性保障，法治的缺失和残损意味着社会无法获得有效治理的秩序和环境。强调和实施民主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实现治道变革的基础。1.依法治国，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深厚，而民主法治传统严重匮乏的国家。在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在十五大报告中，党的总书记将民主法治建设列出专章进行阐述，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见，中国政府所理解的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民利，其次就是将国家的整个治理过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突出强调了依法治官、依法治吏、依法治政，因为政府组织和国家公务员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在他们中产生的、，行贿受贿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止，依法治国就会变成一句空谈。进而，依法行政已经被提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其含义是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行使职权都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行使行政权的程序要作出明确的规定，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提供准确的依据。法律、法规作了规定，行政机关就要严格遵守、执行、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权限要合法、办事程序也要合法”(王忠禹，1999)。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中国政府奉行的准绳，也是与治理理论对法治的强调相呼应的。2.决策和管理民主化，实现有效治理的积极尝试。公民有权依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的管理是人民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尺。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公开、透明、回应等理念最终也必须通过决策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也即通过公民的公共参与才能实现。中国政府坚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原则，鼓励下级管理人员和普通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近年来，政府开始寻求更为制度化的途径，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先后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任前公示制度、举报制度、听证制度、人大旁听制度、公开审判制度、检务公开制度、警务公开制度、政府上网工程、咨询和建议制度等等。政府通过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政府采购制度、开通市长热线等体现现代管理精神的措施和办法，正在主动寻求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互动，造就积极公民，实现“善治”目标。有些措施的实行已经收到明显效果，例如咨询和建议制度调动了大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专业社团开始成为政府的智囊，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几年前，青年学者胡鞍钢根据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所提出的报告，成为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已被传为佳话。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它应当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渠道，并且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也应在程序上保证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权利，使公民在政府制定和实施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扩大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有益的实践。”(施绍祥，2000)3.民主选举，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手段。选举制度是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实行选举制度意味着人民有权选择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人，也意味着人民保留着在不满意的情况下更改政策和撤换领导人的最终权利和最后手段。因此，它理所当然也是当代治理理论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继续改善国家层面的选举制度的同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基层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列举措，譬如：确定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规定村民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基层农村和乡镇引入“海选”机制，对候选人不作事先的“内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各级权力机关的选举中引入差额选举办法，将原来候选人与应选人的等额，改为候选人必须多于应选人；在极个别地方，还尝试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俞可平，2000)。城市基层单位也推行了类似的选举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在中国的推行有着重要意义，它为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奠定了制度基础，人民通过手中所掌握的选举权，使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落到实处，对行政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与民主选举制度相配套，基层群众的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还得到了一些具体措施的保障。例如：80年代中期，基层行政管理机关就创造了“两公开一监督”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则在1998年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通知》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措施的实行正在为基层民主搭建必要的平台。4.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民主的翅膀在飞。在中国政府看来，基层民主与基层自治密不可分，基层自治可以为公民提供最初的民主训练。在城乡社区这样的小共同体中实行自治，可以让公民获得基本的政治技能和心理感受，从而为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知识积累，因此，基层自治对于中国民主进程来说有着实质性的意义。而且，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权从基层某种程度上的调整和后撤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整合起来的公民权来填补，对于国家来说，是最经济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外，中国目前试行的公民自治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城市的社区自治主要是指居民的各种自治制度，如居民委员会制度、社会综合治理制度、社区互助合作制度等。行业自治主要是指在某些专门领域中实行的职业自治制度，如企业自治、职工自治、同业自治等等(俞可平，2000)。众多城乡自治网络的出现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鲜因素，它们所蕴涵的制度创新和民主实验的性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方面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借用几位中国政治学者的比喻，它们好象“民主的翅膀在飞”。[参考文献][1]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和误区[J].中国行政管理，1999(1)[2]施绍祥.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C].交流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1[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武树帜.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行政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0(7)[5]唐代望.中国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特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9(1)[6]郭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和趋势[C].交流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1[7]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中国重塑政府形象的行政体制改革[C].交流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1[8]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政治理论论文篇（2）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政治理论论文篇（3）

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政治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行政权力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政治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NewYork:JohnWiley&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概念（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参见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p.32.事实上，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参见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Holstiet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2,pp.17-49.）。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TheCaseofSouthwestAs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1988),pp.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AReply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No.3(Spring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H.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MichaelE.Brownetal.(eds.),op.cit.,p.251,fn.9and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O.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sofNeorealis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pp.251—252,p.256and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status-quobias），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p.262.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另外参见RandallL.Schweller,"Neorealism''''sStatus-QuoBias:WhatSecurityDilemma?"inBenjamin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and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p.90-121.）。

3.“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67and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0-141.）。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的比较，参见StephenM.Walt,"InternationalRelations:OneWorld,ManyTheories,"ForeignPolicy(Spring1998),pp.29-46.），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ofNeorealism,"p.174;andRobertB.McCalla,"NATO''''sPersistence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1996),pp.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73.）。他们认为，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MichaelN.Barnett,"IdentityandAlliancesintheMiddleEast,"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Hopf,"ThePromiseof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86—187;and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注：Peter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PerspectivesonNationalSecurity,"in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托马斯·锐生卡朋（ThomasRisse-Kappen）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Kappen,"CollectiveIdentityinaDemocraticCommunity:TheCaseofNATO,"inPeterJ.Katzenstein(ed.),op.cit.,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and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J.Mearsheimer,"TheFalsePromise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47;and"A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M.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C.Desch,"CultureClash:AssessingtheImportanceofIdeasin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165.）。

结语

政治理论论文篇（6）

管理中存在层次问题。一个企业集团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管理，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发展经济。由于上下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直接连锁关系，因而，对基层的行政人员可以任命。除了这种相联系的层次外，还存在非联系层次，即各级行政主管下的两种经济。由于经济的独立性，带来行政的独立性，不能用委任替代。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这也不对。经济是由管理等要素组成的，政治制度就体现在经济制度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呢？这关键是在纯私有制背景下形成的理论认识。在纯粹的私有制中，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而我理解的政治，与经济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仅仅是构成经济的一个要素。这也是此文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个国家的系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象征稳定的法律系统，稳定就是相对静止的反映，它的基本数是三，我因而得出了法律系统的三权理论（立法、执法、监察包括公安）；二是象征着发展的行政系统，发展的本质就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单一系统运动，单一系统运动是是“四维空间”的组合运动，因而将行政系统分为四权（产业、金融、文化、军事）。为什么不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呢？这就如同一个企业，企业的制度实际上有法律的功能，企业的行政那一块就是管理着经济的发展，它不存在独立的经济系统。国家也是一样。

法律系统为一分为三体系，包括：

立法领域（包括行政协调和d组织）

监察领域(环保监察、人事监察、公安、保安)

执法领域(法院和劳改，从中央到地方的直线管理)

行政系统包括四个领域：产业、金融、文化、国防等

a.产业领域：企业的生产、运输、电信、物价等

b.国防领域：国防科技、国防企业和军队等

c.金融领域：货币、税收、股市、银行、贸易、保险等

d.文化领域：教育、文化(基础技术)、宣传、慈善(福利)、医疗、外交、人事、工商、仲裁、国土、水利、慈善(福利)等

行政系统的四权问题。在我过去所写的文章中，对行政系统中的调节认识有错误，还得重新认识。行政四领域都存在谋求发展的问题，各领域的领导人总会以自身领域的发展为重，完全靠各自的理智是不可能实现协调的，必须介入一个协调组织。而每一个领域各自之间都存在相互的联系，a分别与bcd、b分别与acd、c分别与abd、d分别与abc构成错综的联系网络，因而必须以每一个领域为主体介入一个调节系统，从而形成了四权调节，加入一个系统调节，就构成了五权调节。五权调节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从客观的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来，而该系统的中心又是根据运动（四维空间）上的调节理论得来的。这样一来，其实形成了大系统的十一权分布理论，即法律系统三权，行政系统四权，调节系统五权。那么，调节系统五权从何而来？这就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目的。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协调经济关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的关系。道德建设要依赖于先进组织的建设，同样可以起到协调作用，它是对人思想的协调。因此，从协调的角度认识，立法与先进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负责立法工作的领导人应该兼任先进组织的领导人。可见，调节系统五权实际上是从立法领域派生而来，如果将立法领域视为一权的话，就只有七个权力部门，如果从权力地位来认识，实际上构成了十一权领导。

为什么要将公安列入监察领域，这是由公安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安是确保社会治安的机构，维护治安，离不开对公民的监察。如果将公安归属执法领域，等于将监察与执法包揽于一身，形成了权力的膨胀。公安也不能归属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本质是组织社会发展，而不是稳定。如果将行政包揽于一身，也将权力扩大了，以往的政治斗争与行政管理公安就有密切关系。

中央四个行政领导人的竞选，应由立法领域主持、监察领域监督，由中央、州市、县级主要领导人和三级选派代表参予投票。各州市、县、乡行政领导亦参照此法竞选。而立法、执法和监察的七个领导人应从内部产生，内部投票。对参加竞选的人选，应由立法领域组织（并不一定是集会）全体代表确定后选名单。国有企业各企业主的竞选，应由中央三个相应的行政领导人(或委派)会同该部正副领导人以及派驻人员、属该企业的国家人大代表共同表决。

这种体制是公私兼顾的体制。所谓“公”，是由不同经济层面的“公”组成，它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他们均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的“公”会对基层的“公”产生自然影响，但不能用什么计划之类去左右基层的“公”。上对下的左右，均得体现在法律中。所谓“私”，是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关系来认识的。

由于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存在相对性与绝对性，要人们理智地把握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一些人连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对立关系都难以把握一样。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只是程度不同、领域不同而已。因此，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显得重要。光靠一方的监督不行，要形成六位监督机制。包括监察监督、议员监督、名人监督、彼此监督、上下监督、权力对等监督、舆论监督。只有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才能凑效。这些监督除自身的监督机构外，受监察领域组织，但不属其管理。

监督机制的完善，除了建立组织机构外，关键是得有法律的保障，即保障监督职权，不然，就会纸上谈兵。

监察监督。监察系统监察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应该是监察法官的执法工作和议长副议长的工作，其次，是监察同级行政领域领导人的行贿受贿，其三，监察警察工作并形成全国多样化监察网络系统。

议员监督。是一种全面开花的监督，将其信息传给监察网络系统、立法系统以及传媒。

名人监督。主要是社会性工作监督，如服务工作是否到位，哪方面值得关注，警察是否有行贿受贿的现象，工作责任心如何，一般将信息传达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不理，再传给传媒，重大监察信息传给立法系统。

上下监督。它是多种形式的监督，有巡视监督、监督、长驻监督。下对上的监督也包括多种形式，如监督，发表言论监督等。

彼此监督。一是建立在本单位（本领域）权力对等基础上的，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系统中行政四权和法律三权的相互监督.

舆论监督。一是要建立长期的监督宣传媒体，专门负责监督信息。二是记者的舆论监督，一般是带社会性工作的监督，与名人监督的内容相似。

为什么要建立六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呢？这还是离不开哲学中的数理要素。认识一个立体事物，单方面是三，即三面，相互联系是六，也就是六面。只有通过六面的认识，才能形成事物最大的透明度。

关于企业的不同层次集体体制。企业与行业强调个性化，得以分析哲学为指导,管理强调单一化，切忌复杂，因而应按运动的基本结构数“二”来分清责权，它突出一个“分”字。其划分为：

企业(行业)业务主持：技术、生产、人事、安全

金融主持：财务、流通、物资供应、收益分配

对企业、行业的监察属政府职能，即由同级政府派出相应的监察机构，既有常驻人员，又有不定期的巡检人员，一切待遇均由同级政府负责。

企业规划及内部协调应由同级行政与企业(行业)业务主持、金融业主持共同完成。对一般性的协调工作有监察机构的常驻人员参予即可。

为了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相牵制的机制，加速发展进程，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已采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内私营企业集合式联营经济模式，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发展规律的，它能有效地控制贪污铺张现象。按此模式，国家除了从中获取税收外，还应从企业中实行利润分红，以进一步充实财政实力。至于企业的发展资金问题，除了按比例留成外，还应从银行贷款中获得，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现在有一股思潮，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做强是必然的选择，但我是反对盲目做大的。没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做大只能成为纸老虎。这是因为企业大了不利于经济的灵活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按照分析逻辑的思维方法，必须强调企业的专业化，企业的专业越细，越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就越强。一台汽车有多少个部件，就由多少个企业来做，那是最好的。因此，强得强在专业技术上。当然，中国企业在专业技术上目前无法与人家竞争，只能发挥价格优势，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策。企业要立足，最终靠技术。目前，过于重视高尖技术，这一思路是不太正确的，关键是你没有人家的技术基础。然而，中国的产品、仪器制造技术是是落后的，尤其是仪器，实际上它关系到各个行业的制造和设备，能赶上外国，发挥价格优势就大有市场。企业做大,也只能实行三层次的管理,即车间、工厂、集团，且这种工厂应该是环节上的工厂，而不是互不相干的。

在防止了腐败的前提下，搞好国有制、集体制企业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不宜多，多了，就很难管理好，也不能体现的个性经济特点。目前国有企业太多，不利管理。笔者认为，有500来家强势企业就足够了。关键是如何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眼下的问题是，一些优秀人才被国外所吸引，不能为国效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外待遇优厚；二是觉得国内论资排辈严重，缺乏施展才华的空间；三是出国自由。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而要防止人才流失，首先是要掌握在校大学生中成绩优异者的情况，然后适当控制这些人才的出国，并同他们签订合同(包括名牌大学重点专业的学生在内)，强调的就是不能为外企服务。这似乎很不公平，其实不尽然。公平是相对的，立足国家利益认识，它是公平的，如果立足个人利益认识，它是不公平的，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排斥关系。这就如同国家的资源一样，私人不能随便开发，外国人也不能随意侵占。

保障国有制这一级的实力(技术实力、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体经济局势，在于杜绝剥削，保障中央的财政开支。中国大部分省的版图比欧洲一个大国还大，人数也比这些大国多，建立省有制的企业诚然是有极大的竞争力，但由于地区差异大，一些强省的实力有可能超过弱省几十倍，一个省的实力太强，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故笔者认为，应该取消省级建制，或将经济过强大的省分出几个直辖市来，实行五级管理：中央—州市—县—乡—村。笔者曾认为，作为贫困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较差，公有制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没有必要办集体制企业。后来反复一想，觉得这一观点有问题。通过办各级行政监管下的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最底层的税收问题，上缴问题，也能使行政人员做一些实事，避免将权力用在腐败上。

对国家而言，军队与企业有类似之处：同样具有相对的专一性，前者专一经济，后者专一国防，同样存在发展问题。因而可比照企业设立军政线与后勤线的一分为二机制。由政府派机构常驻军队，进行监察协调。军、师、团、营、排主要领导均应实行竞选制。首先得分清军政与后勤两个领域，由同领域的上级主持，政府驻军代表监督，然后由上一级隶属下级同领域领导、竞选者所在下级的两级同领域领导、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业务代表、属该部队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如师级军政领导人的竞选，即由所在军的军政领导主持，由驻军代表监督，再由该军各师级军政领导、该师团营级军政领导、技术代表、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该师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军队的腐败和山头主义。也许有人怀疑这种体制不利于军队的调度与指挥，其实，下级服从上级就体现在军队有权限的调度与指挥上，在上级的权限之内，就必须听从指挣挥，权限之外，就得拒绝指挥。这是作为军人的起码认识。

关于纵向管理问题。这是一个与该体制密切相关的内容。这里的纵向，是指五个行政层面关系上的上对下的纵向，不属于企业内部的纵向，也不属于所辖部办委局的纵向。纵向管理分为专业纵向与综合纵向。综合纵向实际就是重大的法律由中央到基层的一贯制。上级法律机构有对基层法律机构进行巡查、监督的权力，除执法系统外,切不可施行任免权。专业纵向即各个领域的纵向，也包括产业行政、国防行政、文化行政、金融行政，对基层相应的领域，他们具有巡查、监督、培训、指导、专业考核的权力，但切不可施行任免权(除上调外)。这当中，其实体现的是三位一体制，即上级——专业领域——下级。不同行政层次之间为什么不能实行任免呢？系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系统，实行任免，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性。实行任免，就极易形成权力操纵、权力腐败，构成某些不法分子从中央到地方权力部门的群带关系，产生更为严重的纽带腐败现象。那么，执法系统为什么可以任免呢?因为重大的法律都是国家统管的，要保障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监察则不同，一旦受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的控制，该管的反而不敢管，就难以遏制群带腐败。

至于地区与地区在交往中牵涉到区域利益的，宜由上级行业党组织组织下级行业开展协商，如同国际间的交往一样，订立行业公约。诸如公路公约、水运公约、环保公约、公安公约、电信公约、贸易公约、人才公约等。

由于实行的是分层管理，因此，凡牵涉到全国的政策，应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政令应该是根据该级行政情况制定的近期总构想，那么，实行政令全国一盘棋，实则有以权代法之嫌。当然，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某些特殊政令(如战争、救灾、资源回归、人事调动)，自然有一个无条件执行问题。

先进组织=x；党组织=dz；党=d

我反对建立在学术信仰上的、政治利益上的党派,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先进组织的建设。人具有大共性和自私性。人类不是简单的物质，是有理性培养基、有智慧的高级动物，但人们在实践中又往往难以把握道德尺度，构成矛盾状态，只有形成一种氛围，才能产生一种感召作用。人们在实际活动中，总是以一定的群体形式出现，因此，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使自身的行动受理性的支配，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x（先进组织）来培养引导鞭策人们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并使之形成一种氛围。

我国的组织形式是按年龄层次分为少先队、青年团、dz呈年龄阶梯式的x。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x对培养人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三个代表”则高度概括了人类本性的三个健康因素和对先锋组织的要求：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的重要内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中就包含着培养人们的良好的道德观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培养人们健康情感的主要方面。理想教育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教育，这种进步性就表现在对人生正确价值观的追求上，而正确价值观就表现在根据自己的特性和智力层面选择其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奋斗目标；道德教育的主要方面是对立认识的协调教育，如谦虚与骄傲的协调，自私与大公的协调，友好与敌对的协调等；情感教育是培养人们对集体的爱护、合作精神、严于律己、坚持正义、对朋友诚实守信的教育。要使这种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加入相应的先进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加入相应的x，本身就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心理，同时也是对人们的理想、道德和情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使之成为一种风气，社会有了效仿的楷模，而对组织成员则可进行终身培养教育。因此，成立相应的先进组织，引导人们的思想向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实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价值。

x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具有国家的统一性，即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次所实行的道德标准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决定了管理上必然存在由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下级必须按中央的部署办事，而中央组织也必然得开展检查督促，了解问题，掌握情况。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因而能发现以往各领域存在诸如制度、条例、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必然得担负起修改制度、条例、法律的草案工作。这样一来，中央的x工作与人大的立法工作就实现了同一，或者说，由各级x的工作替代目前的人大工作是合理的。可见，x的管理机构具有提议修改法律、并负责草案的立法职能。这样也就实现了d代会与人代会的同一。

按少年青年成年阶段建立的组织，目的是培养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团结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氛围，因而有必要扩大先进组织的力量，得在人数上做文章。私下认为，少先队员宜占少年总人数的2/3，青年团员宜占青年总人数的1/2，dz宜占成年人数的1/3。也许有人认为，dz人数太多，不利于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不然。先进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先进，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异，对先进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区别。不受贿是对行政官员的要求，对一个普通工人农民来说，提这一要求就会荒唐；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能够兼顾家庭、车间、工厂三者的利益，就是具有极高道德素养的人，而对一名企业主而言，仅有这一道德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顾及社会效益。只有加入了组织，才会更注重自己在身边人中的形象，才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先进分子一旦就在身边，就会觉得加入组织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才会对加入组织产生更强烈的愿望，促使自己不断进步。至于纯洁性问题，它是通过组织形式实现的最终目的，具体体现在前文的三个培养中，而培养的过程是生命的全过程。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必然得协调行政各领域的工作，要进行协调，必然要参与到行政工作中来，这种协调并不是管理，二者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这就保证了dz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议会主要领导人与dz的主要领导人就实现了二者的同一，即领导权的合二为一。作为dz的副书记（含副议长）与行政领导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因为存在四个领域的协调，也存在四个领域的不同情况。这样一来，就真正实现了dz管政治。那么，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是法律、行政的总和。

政治理论论文篇（7）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政治理论论文篇（8）

国内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体制，大部分企业依旧处于改革与摸索阶段，这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为了尽快实现营运模式升级，企业要根据市场行情作出相关调整，将先进思想理念融入到改革调整中，思政政治理论是企业改革最为有效的指导理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可激发所有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并且利用先进理论指导一切企业活动，全面保障了企业政治改革目标的有序进行。

2.竞争作用

市场竞争加大，行业受益递减，这是企业面临的不利环境，而国外企业冲击国内市场，更是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先强化内控管理体系，以先进理论为指导，才能建立更加稳定的竞争模式，避免遭受市场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思想政治理论是企业的“精神力量”，可进一步强化企业内在竞争实力。

3.文化作用

党政建设是企业管理内容之一，党政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借助思想政治理论也可起到显著的文化价值作用。例如，构建和谐环境是企业经营目标，为广大员工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企业文化潜在的价值理论。深入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树立符合时代化需求的党政文化环境，从多个方面形成企业文化氛围。

二、新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

思想政治理论作为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其在实现过程中要紧扣理论主题，并且联系企业现阶段的经营实况，全面指导不同时期的经营管理活动。结合笔者工作经验，思想政治理论贯彻于企业管理决策，要通过采取多方面措施才能实现。主要包括：

1.树立正确理念

企业思想政治理论中，要求企业员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社会生活要敢于表达个人想法，对人生理想更应该坚持。无论是从人生价值观或者社会发展观，企业都对现有员工提出了先进思想，都要求员工进一步挖掘自己的潜能，在社会变革历程中积极前进。对于人生观扭曲的员工，要及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价值观形成的有效方式。

2.注重人才培养

中国社会企业人才组织尚未成熟，员工更需要管理人员去指导与培养。员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容易迷失自己，对个人未来发展缺少先进理念为支撑，并且影响到了社会青年价值观念形成。以价值观思想为引导，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政治观念，才能体现出企业管理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预见性，才能实现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开展教育活动

现阶段员工人才培养不再是单一的理论指导，而是要懂得在实践活动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践是党政理念价值体现的基本路径，一切社会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活动，才能将先进理论价值体现出来。对于不同社会主义阶段，员工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各级组织要以政治工作为中心，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计划。尤其在党政结构要务改革中，需强化员工的指导力度，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创建发展平台

企业必须履行国家党政体制建设目标，从岗位员工个体发展情况出发，带动新一批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这样才能共建社和谐企业环境。对于管理人员才来说，要懂得新旧员工层次的有效组合，既要体现出老员工的丰富经验，又要挖掘新员工的内在潜能，构建出符合经营需求的管理模式。例如，企业提出党组织机构模式改革，从选拔制度上优化青年人才的发展机制，为先进员工知识分子提供发展平台。

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我国社会进入初次解放时期，社会群体思想意识得到了大解放，大众群体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观念，对其个人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思想政治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宣传理论的最佳方式。

1.协调员工关系

这一时代，中国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企业改革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群体成为新中国发展的标志。对于员工来说，其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所坚持的思想理念更加丰富，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也变得更加紧密。以价值观念为例，员工在追求人生理念阶段，把振兴企业、发展企业、宣扬企业等内容联系起来，拉近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2.理论指导实践

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是管理层工作的中心目标，才能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随着思想政治理论对企业管理的新展望，以青年员工为中心推动国家改革是必然趋势。作为企业员工，其价值观念不再局限于理论构思，而是在改革开发中得到务实，具体到相关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念。

3.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各类事业在国际化趋势推动下形成了发展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得到推广，无论是经济产业、人才教育，或者是科技研究、公共事业等，都可以看到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影响力。现阶段，无数职业员工在不同行业领域追求着各自的理想，深入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管理活动，实现个人职业价值。

政治理论论文篇（9）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努力探索研究性学习方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合，利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平台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近年来我们尝试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到《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将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1.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上都具有综合性、开放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综合开放的体系，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时常进行更新。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课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选择，范围也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应用，而要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跨学科的知识渗透，因而也同样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这二者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同质性，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融的教学环境。

2.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都具有问题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常常要创设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质疑。学生也常常提出一些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例如：发动“”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境界？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教材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多以问题式课题出现，学生选择的课题比较多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重合或紧密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既能为学生探究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又能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围，增强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学生学变为学生自己要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研究性学习在培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1]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就要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2]。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既培养他们探究问题的能力，又提升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价值的理性认识，让他们在课题探究中，思考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二、研究性学习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组织与实施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很多，比如可以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要载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可以就学生提出的带有普遍性或典型性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时代性强与思想政治课教材相对滞后的矛盾，引导学生审视教材、质疑教材乃至补充、改写教材等等。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引进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通过小课件在课堂展示他们的研究性学习成果。

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说到底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领域内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我们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专题研究实施的流程是：选择课题——制定方案——研究过程——制作课件——成果展示与评价。

1.选择课题。选题是开展好这一活动的重要前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景，引导学生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自主发现和确定问题，即选题。教师在指导学生课题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的原则是课题的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开放性的，课题要具有探究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学生可依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组成课题组，人数取决于课题工作量的大小，一般有3-6人。

2.制定方案。课题确立后，教师应指导学生规划研究活动的具体步骤和程序、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安排、组员具体分工、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结题时间以及研究成果的展示等。

3.研究过程。研究进入实施阶段后，主要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教师只在知识层面、方法层面和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知识层面的指导，侧重于对学生进行科研基础知识的指导、专业知识的介绍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渗透，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研究活动。方法层面的指导包括科学态度、科研方法的指导，如引导学生如何搜集各种资料（包括文字、音像资料等）、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如何对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研究等。思维方法的指导主要表现在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完善研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想像能力、发散能力和创新能力。

4.制作课件。教师指导各课题组将研究成果制成多媒体课件，关键是指导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现出来。

5.成果展示与评价。各研究小组将自己的成果在课堂上展示。展示的内容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案的设计、资料的取得、成果的内容、课题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以及研究体会等。评价工作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自己推举评委组成评委会。评分标准由评委会集体讨论拟订，一般由选题得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可视性强、课件技术含量高、正确回答问题等项目组成。评价对象以对小组整体评价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对个人的评价。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时展的需要

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3]。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科学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尽管知识的记忆和积累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迁移创新的能力则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显然更适合时代的要求。接受式学习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而研究性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为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2.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

说：进行教育创新，就是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模式”[4]。强调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确定合适的内容，选择恰当的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活动”[5]。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更适合于“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因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经验为本位的探究式学习方式，学生既是学习实践者，又是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活动安排的制定者、学习结果的创造者。这就改变了接受性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重知识轻能力、重结论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的现象。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必须首先解决学生“信”与“不信”、“当时信”与“过后不信”的问题。曾告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6]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演绎、推理等多种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就使得他们不仅知之甚深，而且会真正信之、行之。

3.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指出：“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7]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各种能力的培养，在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进行研究性学习，学生必须从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由于问题是开放的，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综观学生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查阅时，力图寻找新资料；调查中，力争发现新问题；分析时，力图捕捉新认识；综合时，力争得出新观点；论证时，力图导出新结论；制作时，力争构建新模型；展示时，力图展示新成果。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实践，诸如查阅文献、摘抄资料、问卷调查、社会访问、整理材料、求证结论、制作课件等，无不要求学生事事躬亲，这远比单纯地接受性学习更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分工又要合作，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攻关，这就要求他们要彼此交流、相互尊重、表达自己、说服他人、分享资源、共享成果，在合作中养成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教学相长的需要

说：在“新知识层出不穷”的年代，“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8]把研究性学习引入课堂教学，必然要求课堂是开放的。开放的课堂应该是以学生的学为主而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开放的课堂对教师的课堂控制与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变革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9]。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生的课题研究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无论教师有多么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背景，都不可能对每一个课题了如指掌，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专业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从知识的权威者到学生课题的参与者，从知识的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合作者，双方平等交流，相互启发，彼此评价。学生思维活跃、很少框框，在一定科学方法指导下所进行的自主探索，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教师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有利于“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10]。

综上所述，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可行的，易行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排斥接受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学生费时多，得到的知识“散”，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而接受性学习在积累间接经验、传递系统学科知识方面，其效率之高是研究性学习无法比拟的。把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用接受式学习方式围绕教材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又要使用研究式学习方法延伸和升华教材中的重要知识和理论，将重要知识和理论予以拓展、充实和补充。只有把这两种学习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政治理论论文篇（10）

自由主义关切的是个人自由的丧失，保守主义忧虑的是传统价值和西方文明的失落，马克思主义担心的是阶级解放事业遭受挫折。它们关心的重点都与极权主义理论不同，因为后者的专注点在于现代专制的机制和手段以及它对自由公众社会的致命摧毁。极权主义理论要了解和认识的是哪些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使得现代专制能获得如此空前的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又会对人类生存造成怎样的浩劫和苦难。它要用"彻底控制"和"自由公众空间"这一对新概念的对比把极权主义问题明明白白地提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问题、激进问题、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问题中作隔雾看花式评点。为此，它需要"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术语，并坚持这一概念的不可替代性。

在西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有本质理论和日常运作分析两种。本质理论着重总结、分析极权统治的基本特徵，如无所不能解释的单一意识形态，以此为名义的独裁政党和寡头统治，严密控制言论、传媒和结社等等1。本质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将极权主义推到了现代专制和独裁研究的前台。本质理论要表明的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专制，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变异形式。本质理论着眼于极权主义最典型、最可怕的可能情况。随着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消失和苏联内部政策的松动，这种分析也就显得越来越脱离极权主义统治现实存在的形式和运作。

与本质理论相比，关于极权主义日常运作的分析侧重在具体的社会构成，因此避免了极权原型找不到与之吻合的实际社会存在的困境。日常运作分析对极权主义的看法远比本质分析来得乐观。日常运作分析注重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些关系和作用对决策的影响，极权和多元倾向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影响具体政策的制订。日常运作分析往往只停留在经验描述层次，而不以政治批判为目的。

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鼎盛期是50年代。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出现，极权主义理论也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极权主义这一说法也就渐渐地有了附加词。卡索夫（AllenKassof）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的说法2。林兹（Juan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3。华尔泽（MichaelWalzer）在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那些由败死的革命所滋生的极权并不如阿伦特（HannahArendt）或奥维尔（GeorgeOrwell）所想像的那么坚不可摧。相反，它的腐败、机会主义和出尔反尔注定它不能不是"失败的极权主义"4。

斯大林主义及其变化形式是战后西方极权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东欧知识份子同样关切极权主义问题，但是由于战后东欧政治、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在那里出现的极权主义理论比西方晚，它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后极权"理论。后极权理论是在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夏之后才出现的，那时候的东欧知识份子已经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纠正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完全失去了幻想。东欧人并没有刻意区分"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尽管这种区别确实存在。这种区别基本上是经验的，而不是本质的。正如古德法勃（JeffreyC.Goldfarb）所说："恐怖极权和无恐怖（后）极权是同一文化品种的两个亚种。"5

虽然斯大林本人于1953年去世，但东欧在1989年前的历史却始终笼罩在斯大林主义的幽灵之下。东欧一直在一阵阵非斯大林化和再斯大林化的间歇波动中踯躅徘徊。后斯大林时期的最初松动的基本前提是维持前苏联的共产世界盟主地位。在此前提下，苏联容忍了东欧国家某种程度的"民族共产主义"（即具有"某国特色的共产主义"）。1955年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苏联党和国家为1948年从共产联盟开除南斯拉夫一事向铁托道歉。1948年因"右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入狱的喀穆尔卡于1956年10月执掌波兰大权。1956年11月至12月发生了匈牙利革命，东欧一连串非斯大林化的"改革旋风"于1968年2月的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

在这一段时期中，东欧知识份子仍无摆脱正统思想的框子，他们试图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很少有逾越这一界线的。非正统的思想探索的基调是改革、更新和改良，而不是失望、摈弃和拒绝。卢卡契（Gy?rgyLukács）1956年6月15日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演讲《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提出，斯大林主义要为党内外知识份子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和兴趣负责。他赞扬苏共二十大"已经用列宁主义方式代替了斯大林主义"，为开展关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化讨论开辟了道路。他并说，二十大以前苏联官方容忍自由讨论的许诺只是为了"引诱出［反对者］，好在他们头上砸砖头"6。卢卡契在1956年后短暂的革命政权中出任文化部长，后与纳吉一起被关押在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Djilas）30年身社会主义革命，后成为仅次于铁托的南斯拉夫政治人物。但他的社会正义感却不断给他带来麻烦。1954年他开始批评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奢侈生活作风，得罪了党内高层，被铁托开除出党。他在1955年至1956年写作的《新阶级》一书中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形成具有压迫性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认为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压迫的理想。这个时期的德吉拉斯虽然已经提到了极权主义，但还只是把它当作偏离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经济财产不公正的延伸。他指出："新阶级把国家资产当作它自己的财产，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句空话。新阶级害怕动摇极权权威会动摇其〔财产〕占有。所以新阶级以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7德吉拉斯因《新阶级》而数度入狱。在摈弃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他对极权主义的批评便集中在单一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强迫控制之上，也就是他所说的"列宁主义极权主义"问题。

姆林纳（Zden?kMlyná?）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活跃份子。他在苏联留学时曾是戈尔巴乔夫五年的室友。他在1967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派为1970年召开的党代会政策建议起草人时，就已萌发多元体制的思想，但那是作为改革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提出来的。1968年杜布切克执政，开始允许公开批评时政并推行改革。批评逐渐集中到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在1968年8月27日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斯大林式统治的枪炮声中结束。1968年5月姆林纳发表〈为社会的民主政治组织而奋斗〉一文指出，绝对无权的"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疏离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多元体制思想仍停留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中。他小心翼翼地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多元政治制度就是指许多不同政党的存在。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尤其不合适。"他建议在党领导下的"国家阵线"内部允许批评和发表意见，甚至形成另一个党派，以防止"权力垄断"。但他强调"这些都必须以国家阵线的存在为基本条件"8。苏军入侵后，姆林纳脱离了共产党，1977年移民出国，80年代成为流亡异见份子领袖。

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

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

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W.Adorno）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

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时要求国家克制其自然的权力倾向。为自由而要求限制国家和要求国家保障自由，同样是对启蒙思想自由观的积极表述。对东欧知识份子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对自由的现实政治表述，而更是对自由的自由表述。

这种对自由（包括对它的对立面：专制）的自由表述便形成了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徵，具体表现为它的非政治性和人文性。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有直接提出体制民主化问题的，如波兰的密契涅克（AdamMichnik）关于后极权政治民主的"新进化"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班达（VáclavBenda）等人的"平行政治"论9。但更多的后极权主义思考关心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文问题，如知识份子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存在和价值，人性和伦理等等。在表述方面，这些人文问题也往往散见在文艺、杂论、书信等非正规论述形式中，以不易捕捉、倏然一现的智慧闪烁见称，其中包括波兰诗人巴兰察克（StanislawBaranczak）反对意识形态审查、提倡创作自由的主张，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Haraszti）对非斯大林化后"宽松"假象和"丝绒牢笼"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孔拉德（Gy?rgyKonrád）的"非政治"说，波兰的科拉考斯基（LeszekKolakowski）对独立知识份子作为肩负社会道义价值的"教士"的论述等等10。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Havel）和昆德拉（MilanKundera）?院蠹ㄕ挝幕闹苯悠浪怠?/P>

和早期的极权理论家阿伦特一样，东欧知识份子极其强调极权和后极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远远不只局限为现代控制手段，如军事技术、群众传媒、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审查监控等等，它首先表现在权力与具有真理权威的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极权主义统治必须从某种单一政党所掌握的意识形态获取合理性。哈维尔指出，现代极权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权力控制深谋远虑，而非一时一地地匆忙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哈维尔写道11：

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不能存在。

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12：

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企图用另一种政治方略或政府变更来对抗它是不现实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路线或章程，而在于生存状态本身出了毛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哈维尔以"谎言"来概括后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他指出，极权统治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中实际已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而后极权社会的沉疴正在于人们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而无法抵抗它。他以小见大地用一个菜果贩子在店铺橱窗里张贴"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标语，来说明在这种谎言中的生活方式。菜果贩子贴标语并不是因为他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相信有这么回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显得怪异。和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中无所适从的人，除了苟活于世之外，凡事全无责任心，这便是丧失了道德意识的人。后极权制度需要在道德沦丧中存在，它不断在加深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极权的社会显现。

后极权社会的道德危机还在于，每一个受害者都参与建构了迫害他自己的环境力量。在后极权社会中，净土和地狱的界线失去了把守，压迫和暴力已不能再用传统的善恶区别去理解。昆德拉的《告别聚会》（TheFarewellParty）中便有对极权世界净土和地狱的思考。乌尔佳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积极份子，死于党内清洗。乌尔佳向加库勃打听她父亲是否曾像那些迫害者一样，参与制造了治他自己于死地的恐怖。在再三追问下，加库勃说，这本是可能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谁真的会因良心不安而不能去整死别人的"。乌尔佳不满意加库勃的回答。她觉得，人人都可能不具有人性，但这并不能说明为甚么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会丧失人性。加库勃答道16：

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家人、家庭和工作构成的小小净土圈内。他们生活在一个介于善恶之间的安全地带。看到杀人者，他们也真的会感到栗然。但是，他们只要一出这片小小的净土，就会变成凶手，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史时时将人类推向谁也难以抗拒的压力和诱惑。但谈论这些又有何益？跟你说你父亲也许会做甚么，又有何用，反正又无法证明。

和大多数人一样，尽管乌尔佳能接受加库勃"人人都可能丧失人性"的普遍说法，但却难以接受这就是她身边的事实。生活在冤案遍布、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一次次被政治运动扭曲了人性，人们对人性普遍的软弱和丑恶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沉重的失望，但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他自己或他身边的亲人是一些例外。遭整肃清洗的当权者，他的家人不愿相信他参与制造了加害于他自己的恐怖。连最酷烈的整肃人，他的子女恐怕也会像乌尔佳那样不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迷失人性的人。这就是我们为甚么往往会发现一些恶名昭著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公众名声与其亲属好友的回忆显得如此大相径庭。

在昆德拉看来，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极权社会的朝不保夕、是非颠倒，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出了大奸大恶之徒，而是因为暴力和真理的结合方式使得人们比在普通情况下更容易迷失人性。哪怕整人害人极凶的人，也并不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怪物。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净土圈里，他们甚至可以是相当有修养、有品味、通情达理的谦和君子。问题是，一出这个小小的净土圈子，他们便一个个身不由己地变得面目狰狞。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制度下连邪恶都是平庸的。昆德拉把极权主义的邪恶称为"极权主义媚俗"。在《不可承受的轻》（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中，昆德拉在讲述萨必娜的故事时评说道："在极权媚俗的领地里，一切回答都已预先设定，疑问则被预先排除。因此，对极权媚俗的真正对抗者就是那个发问的人。疑问像是一柄利刃，剖开舞台布景的彩幕，让我们瞧见后面隐藏的东西。"对待极权媚俗要紧的是发问，而不只是控诉和谴责。不发问的控诉和谴责，本身就是"媚俗"17。

东欧人文性和非政治性的后极权理论是对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补充，它涉及了一些极权制度下重要的普遍人文或人生哲理问题，如文化、社会、国家的记忆和遗忘，谎言对道德主体和人际关系的侵蚀，人的软弱、内疚和罪孽感，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与加害，背叛和出卖，孤独和恐惧，暴虐统治下的思想平庸，语言枯竭和"媚俗"等等。这些问题的长远价值并没有随着1989年以后东欧后极权政权的解体而消失。相反，人们在研究现今俄国和东欧国家存在的政治冷淡、道德虚无论、玩世不恭、心理失序等问题时，仍然常常从人文的角度把它们当作后极权文化的后遗症来讨论。

1989年以后，由于东欧局势的突变，刚开始与西方极权理论相互砥砺的东欧后极权理论似乎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声，但这昨日的声音却正在道出我们今天的处境。就像政治自由主义问题一直到90年代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一样，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被久久延迟了的问题。1989年前东欧知识份子带给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只是一个后极权的概念，而更是一种自由意识，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知识勇气和睿智。

注释

1HannahArendt,OriginsofTotalitarianism(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1951,1966);CarlJ.FriedrichandZbigniewBrzezinski,TotalitarianDictatorshipandAuto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1965).

2AllenKassof,"TheAdministeredSociety:TotalitarianismwithoutTerror",WorldPolitics16,no.4(July1964):559.

3JuanLinz,"TotalitarianandAuthoritarianRegimes",in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vol.3,ed.FredI.GreensteinandNelsonW.Polsby(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5).

4MichaelWalzer,"On''''FailedTotalitarianism''''",in1984Revisited:TotalitarianisminOurCentury,ed.IrvingHowe(NewYork:Harper&Row,1983),107,118.

5JeffreyC.Goldfarb,BeyondGlasnost:ThePost-TotalitarianMin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37.

6Gy?rgyLukács,"ContemporaryProblemsofMarxistPhilosophy",inFromStalinismtoPluralism:ADocumentaryHistoryofEasternEurope,ed.GaleStoke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92.

7MilovanDjilas,excerptsfrom"TheNewClass",inFromStalinismtoPluralism,ed.GaleStokes(NewYork:Praeger,1967),105.

8Zden?kMlyná?,"TowardsaDemocraticPoliticalOrganizationofSociety",inFromStalinismtoPluralism,ed.GaleStokes,124-25.

9AdamMichnik,"TheNewEvolutionism",inLettersfromFreedom:Post-ColdWarRealitiesandPerspectives,ed.IrenaGrudzinskaGros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VáclavBendaetal.,"ParallelPolis,oranIndependentSociety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AnInquiry",SocialResearch55,no.1/2(1988):211-46.

10StanislawBaranczak,BreathingunderWaterandOtherEastEuropean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MiklosHaraszti,TheVelvetPrison(NewYork:NewRepublicBooks,1987);Gy?rgyKonrád,Antipolitics(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84);Gy?rgyKonrádandIvánSzelény,TheIntellectualsontheRoadtoClassPower(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9);LeszekKolakowski,"TheEscapistConspiracy",inTowardaMarxistHumanism:EssaysontheLeftToday(NewYork:GrovePres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