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大规模企业都需要一个以人为本、利用计算机软件、硬件、网络通讯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支持组织高层决策、中层管理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人机系统，即管理信息系统。它对是一个企业的影响犹如革命对社会一样，也可以说MIS就是一个企业的战略资源，一个没有运用信息科学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管理信息系统，面对一个有管理信息系统战略优势的企业，简直是不堪一击的。而当一个企业制定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到外部的机会和威胁，还要考虑信息科学与技术产生的系统所带来的战略潜力，更加不可越级的是：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和原有的资源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因子，但让你不可不得不信的是：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信息系统，会给你一个无可比拟的战略目标。21世纪是一个信息科学与技术为主要力的推动时代，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从企业这一方面来表现其影响力的大小，就对企业的运营管理来分析：首先，是对生产管理产生的影响，其主要的目标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主要体现在减少人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利用信息技术，这个目标是很容易达到的，好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对财务部门实行BPR，结果把原有的500人减到125人，劳动生产率差不多提高了4倍。其次，是用于管理提高效益。随着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机的应用，使得管理层对于方案及计划的实施有了明显的提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益。提高效率和提高效益合在一起，就是我国提出的“减人增效”，是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一个企业来说这些正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走势。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企业，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
目前，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强劲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也依赖于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当今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是信息，越来越多的人们担心因信息不灵而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担心因信息系统失灵而造成巨大损失。传统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上，而技术进步在经济的增长作用上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相反，它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并且原有意义上的劳动力概念也应为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理论中利用索洛模型来假设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会引起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此模型认为：在超长经济中，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释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经济增长用GDP的变化有表现，在信息产业中，尤其是通讯信息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份额比重比较大，可能它对GDP的拉动，实际上有二个效能，一个效能是信息产业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的增长点，所以我国经济中的发展必须有它。第二，通信产业在经济部门和其他少有几个部门有很强的相关产业链带动作用，比如房地产、汽车、通讯。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是电子商务，阿里巴巴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电子购物和邮政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邮政局的50%的业务都是由各个网店来支撑的，所以信息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的市场还是相当大。不仅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需求还是很大，而且传统企业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改造的需求也很大。比如，信息产业在商业应用中运用就很不够，现在制造业在信息技术市场规模中占的份额不到10%，要提高竞争力也将会引入信息技术方面有重大进展。中国西部大开发、电子商务的开拓、产品渠道的销售等都表明了信息技术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上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将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刘峰，会计准则研究大连：乐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4、高言，关于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情况的调查财会通讯，1998；3
5、王开田，现代会计角色论——从企业的性质看会计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会计研究，1998；2
6、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调查研究会计研究，1999；4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将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刘峰，会计准则研究大连：乐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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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开田，现代会计角色论——从企业的性质看会计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会计研究，1998；2
6、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调查研究会计研究，1999；4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企业与银行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为获得信贷资金，可能隐瞒自身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银行出现风险与损失。财务信息作为信贷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向银行传递着企业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但财务信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银行利用非财务信息进行弥补，以实现信贷决策的最优化。本文尝试就银行在审查审批信贷业务时，如何更充分的利用企业非财务信息，做出有益的探讨。
企业的财务信息是对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最直接的反映，财务报表提供的定量信息有利于对借款企业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但企业的经营管理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仅仅依靠财务信息分析企业的信用风险存在不足和局限性。首先，审查审批时使用的财务报表多为年报，报表中的数据存在滞后，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更是如此，而且有些财务比率例如各项资产的周转率，销售利润率等须放在较长的时期内才有意义；其次，财务报表的编制一般遵循历史成本原则，部分资产如固定资产存货等以实际成本入账，在通货膨胀成为常态的今天，无法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动；各家企业对部分科目可能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例如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计价的方法、对外投资的核算等等，这些选择和估计的存在降低了不同企业之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
企业财务信息的局限性，使得非财务信息成为审查审批决策的必要补充，非财务信息能够通过财务数据得到印证，而财务信息的归纳整理往往也能总结出企业一些非财务的情况，银行应该通过两者相互佐证，共同揭示企业的风险。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企业非财务信息涵盖面非常广泛，要进行全面地考察分析是比较困难的。本文着重分析的企业非财务数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考行业特有的非财务指标
对企业进行准确的行业定位，有助于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积极借鉴企业所在行业所特有的非财务指标进行判断，该类指标往往比通用财务指标更能针对性地反映该行业中企业运行的真实情况。比如：对矿山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可以采用资源消耗系数，医院可以关注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率，超市和购物中心的经营效益可以参考坪效指标，仓储服务企业则可以计算单位面积仓库的收入，酒店则需要考虑平均客房出租率，建筑施工企业在计算债务/净资产的比率时需要考虑企业以施工为主还是以项目投资为主。推荐阅读>>>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推荐
二、结合企业运营模式进行分析
贸易类客户相比加工制造行业，资金运行过程呈“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状态，财务上具有资产周转快、固定资产少、销售利润低、负债率较高的特点，银行审查审批时需关注贸易商品的行业面，特别是商品价格下跌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关注贸易渠道的可靠性，特别要关注上下游交易对手实力，是否具有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关注贸易背景的真实性，确保银行融资的资金流与货物流、现金流相匹配。
一些企业财务报表上表现不佳的数据需要银行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企业在产业链上所处的地位和商业运作模式。大型超市的营运资金可能算出来是负值，也就是流动比率出现小于1的情况，表面上看企业流动性欠佳。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后可能发现大型超市所处的合作地位较为强势，对其上游供应商的付款期长，而下游销售几乎全部为现金，收付账期的时间差导致其应收账款明显小于应付账款，则报表上的财务数据即体现为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在进行流动资金测算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型企业凭借其优势地位，流动资产周转迅速，自身资金较为充裕，简单运用公式测算出来的结果往往不准确，甚至出现负数，因此测算流动资金需求时还需要考虑结算模式、季节性因素和三项费用等，适当调整测算参数，才能得出吻合企业实际经营模式的测算结果。
三、重视实地调查与面谈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随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内容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许多高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近年来，我国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信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了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切实有效地掌握课程的内容、并能学以致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与研究。
教学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质全面提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因此教学工作包括“教”与“学”两方面，教师如何教，学生怎么学才能达到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效果，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信息经济学学科本身，实际存在着体系松散、内容抽象的特点导致了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一个难题，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学科的总体框架，从微观角度掌握具体的应用，就需要我们结合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的新思路。
1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难题
1.1 信息经济学研究内容丰富，教学体系松散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现将国内主要研究代表人物的观点整理后概况如下：国内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著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内容有：非合作博弈理论、委托理论、逆向选择和信号传递。这些都是从博弈角度展开的研究。经济学家乌家培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从讨论不确定性、风险和信息三个最基本概念开始，逐步开展对委托与激励、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等四类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讨论，最后，在些基础上对信息市场与信息经济理论进行讨论，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回归。陈禹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五个方面：研究市场信息经济效用、研究信息系统经济、研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理论和测试方法、研究信息社会的经济理论、研究国际信息经济理论，特别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统计决策理论、技术不确定性理论及信息社会假设和信息竞争优势假设构成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了四大方面：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因素研究、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理论方法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基本囊括了信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强调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结构与规模，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条件。
纵观以上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学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针对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又要求具备相当的数学功底，如果侧重某一理论进行讲授会使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如果面面俱到，那么每个部分就只能介绍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连贯性。因此想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全面掌握信息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1.2 信息经济学教学方法的落后
适用于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很多教师都会结合学生与课程的特点采用案例分析法，课堂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对比学习法等，而信息经济学课程在相对较少的学习时间里，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将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掌握基本理论的最佳途径。信息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互动性较少， 学生往往是被动的接受知识，通常是老师讲的多，学生学的少，从而导致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有挫败感。案例教学法尽管是经济学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但就信息经济学而言，即使使用有时也难以找到切题的案例；同时，就有的教学内容本身来讲，例如博弈论等抽象的数学模型，本身就难以转化为生动的实例；再例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就更难以用实践加以说明。同时学生也会迷茫于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教学可想而知会偏离预计的目标和效果。
2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新思路
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你只需要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结合信息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面对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教”与“学”两方面尽快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达到教学目标，普及信息经济学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摆脱这门学科在高校学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因此从应用性角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地掌握基本概念与知识，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掌握学习方法的根本手段。以下从应用性角度介绍几种教学方法。
1）合作学习（CL）。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的合作学习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为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师生间的互动，也要提高学生间的互动性。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以小组的形式由学生合作完成，在此期间，遇到问题可与老师与同组成员进行时时交流。
2）问题导向学习（PBL）。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目前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透过简单的生活实例，藉由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目前许多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教改都朝著这个方向来进行。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PBL 教学法，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为了引导者、指导者，引导学生们参与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学生们的态度也变得积极主动，学习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具体问题可以自主探究与分析，能够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而且在解决问题之后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真实可靠地评价。PBL 教学方法集合了团队合作、小组讨论等方式，根据所学理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分析实际经济现象，为学生们提供了自我学习、自我实现的平台。
3）案例分析法（CAM）。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后被哈佛商学院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实践，逐渐发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法”，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后来被许多公司借鉴过来成为用于培养公司企业得力员工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对员工进行培训，能明显地增加员工对公司各项业务的了解，培养员工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这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教师选择相关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学生通过实际案例扩展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罗伯特·弗兰克教授通过康奈尔大学开办的“严谨写作”项目获得启发，在他教授的“博物经济学”课程中要求学生把自己想到的经济现象写下来，并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形成短为考核依据之一，这些短文也成为他日后课程中的案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打破了经济学学习的枯燥，使学生能兴趣盎然地学下去，成为经济学的“粉丝”。
4）引路者（Pathfinder）。“引路者”是美国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在讲授“参考工具书”课程时设计的一种辅的综合练习。“引路者”就是为读者获得某一专题研究资料指明途径。具体地说, 这一练习是在课程开始后不久即由学生各自选定一个专题, 在随后的一个学期中, 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围绕其选题, 步步深入地检索各类工具书, 并在课程结束时整理成书面的专题检索报告, 这种报告可作为引导对此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深入查检文献的指南。 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可以借鉴“引路者”的思想，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初就有一个目标，并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拟定一个选题，通过丰富相关理论与知识的内容，灵活运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其中的经济学奥秘，最后形成一相关报告。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教师时时互动，并将阶段性任务在课堂或是以小结的形式定期总结汇报。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教师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3 结语
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与“学”的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从“教”入手，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身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学习，成为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又具备深厚经济学功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保证信息经济学知识教授过程中的完整性， 勇于改革与创新，完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大的学习空间，积极组织教师进修深造，与兄弟院校加强合作与往来，加大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培训力度。让教师掌握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与步骤进而引导学生学习。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教”要有特点，有水平，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有效应用，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能主动的探求其中知识的乐趣；学生的“学”要积极，有成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理论与知识，灵活高效地运用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并能通过报告与短文的形式成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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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经济学与图书馆学的渊源关系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1919年索尔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资本的性质》（1919）中关于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论述。经过近四十年，许多的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雅各布·马夏克（Jacobs Marschak）于1959年的《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知识。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学术进展大致分为五大领域，针对其中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内也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和讨论。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向相关学科发展和渗透，图书馆学也不例外，二者互相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发展。
信息经济社会中，图书馆不仅是图书文献的收藏地，更是知识、信息加工和传播的场所，并通过进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图书馆已成为知识高度密集的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经济学与图书馆学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扩大了其研究的对象，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信息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为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变革。图书馆学需要研究数字化、网络化等因素给图书馆本质、属性、基本矛盾、发展规律、职能等诸方面带来的新变化，并继续探索图书馆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全局。信息经济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此外，图书馆作为信息经济产业中的一个部类，其发展规律和实践的理论——图书馆学与信息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纷纷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信息经济学也出现在信息管理学系的课堂上。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续，是对经济学基本问题在新的社会与技术环境中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来说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二、有关信息经济学理论简介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的理论进行探讨：
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概念，源自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 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对称信息论。所谓非对称信息，就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主体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非对称信息论认为：（1）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一方处于信息优势，相对方则处于信息劣势；（2）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了对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有哪些表现、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有什么影响、图书馆如何降低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其负面影响，等等。随着这一研究不断深入，对改进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消除图书馆读者与管理人员、采购部门与书商、图书馆管理层与职工、图书馆与系资料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是新时期搞好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信号理论
1973年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r）提出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问。信号理论主要将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使用能够为公众观察到的“信号”，向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传递私有信息。
3.搜寻理论
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发表《信息经济学》，此文清晰的说明信息不完全是较信息完全更为一般的现象，这篇论文是搜寻理论的奠基性作品。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过程。搜寻收益却不是简单地收益递减，而是在开始的一段搜寻时间内收益递增，然后才开始收益递减。对于图书馆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搜寻、判断，正因为搜寻的成本是递增的，所以进行有偿服务是必要的。
三、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和指导
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者面对图书馆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展了新的科学研究。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使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深化，研究的对象扩大，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基于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视角和丰富的数据分析结果，必须对图书馆的角色、服务模式及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定位。
1.有偿服务研究的深化
从图书馆学中探讨的有偿服务问题看，是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有偿服务，一类是“创收”性质的服务，如出租图书馆馆舍门面，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等等，不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单位的行为，都是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的。这类有偿服务背离了图书馆的宗旨，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它是离开了图书馆本身的业务建设而外加到图书馆身上的，不是面对信息时代，也不符合发展图书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这一伟大宗旨。另一类是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有偿服务，它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各类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种模式，即无偿服务的“馆藏模式”、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和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但以后者为主的“服务模式”（如学校图书馆是在做好为本校师生免费服务的前提下，向社会、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它们的共同点是以馆藏为基础，以服务为中心。信息经济学的影响和渗透为图书馆有偿服务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如信息的供求理论、用户的偏好、信息价格的弹性理论、信息的环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序有效地发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将是图书馆信息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制定“因馆制宜”的发展战略规划。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服务完全具有商品属性。而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级服务形式，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过服务收取报酬。有偿信息服务=有偿信息+有偿服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而信息的有偿服务则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它将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则是结合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对有偿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如有人认为三类信息应区别对待：对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信息（商贸、投资、金融、企业经济、娱乐等），可体现“经济效益”原则，开展有偿服务；对公益性信息（气象、自然资源、人口等）关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应体现“社会效益”原则，开展无偿服务；第三类是保密性信息，绝对不能从事商业开发。
因此，信息经济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和渗透随着信息时代的已经到来，知识性的资产本身将贬值，知识的处理和服务将增值，信息的有偿服务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作为公益事业性质的图书馆，所有业务的开展仅靠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开展各种类型的有偿服务不但是信息经济学和图书馆学发展所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2.图书馆工作基本原则的增补
图书馆学中提出的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如：读者第一，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为利用而藏书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在新形势下就需要增补新的内容。
首先，图书馆的基本矛盾已从“借阅需求与文献提供”发展到“读者用户的信息、文献需求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文献提供”的矛盾。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中既然有为有偿服务付酬的用户，那么读者第一就应扩大为读者和用户，以服务工作为中心中就应包括有偿服务。
其次，在有偿服务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应提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还应根据各类不同图书馆及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制定“因馆制宜”的原则。
第三，根据国际图联提出的主题“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应提出图书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工作除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外，应突出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符合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规律的。
3.信息经济学的渗透加快了图书馆数字化、现代化的步伐
信息经济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宽松的信息网络环境，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多样的多媒体信息服务手段。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信息产业的一个部类。基于这样的理念，图书馆应该加强联盟合作、加快数字化进程、更新服务手段、改革管理机制、保障读者权利等方面的综合建设。图书馆要适应信息经济的大环境，积极主动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开拓良好的空间。着力加强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确保图书馆在知识收集、整理、加工和传播过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图书馆学认为：文献资源开发是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产品，信息资源开发则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图书馆已经从单一的图书保管者迈出了服务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从局域服务走到开放服务，工作中心由书本转移到人，在信息传递和咨询及整个图书馆业务环节上都贯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4.图书馆学概念的更新和引进
在信息经济中信息是一种商品，这一概念已进入图书馆学的理论之中。因此，参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和理解图书馆的某些文献信息资源的生产、购买、传播等过程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促进图书馆学中某些概念的更新和引进信息经济学的某些概念。如“文献”已超越了原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献资料的范围，包括传统的印刷型出版物和非印刷型的现代出版物（如用磁带、光盘、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保存的电子出版物），而且文献还可以上网络。又如为了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像信息商品、信息商品价格、信息营销、信息市场……等信息经济学的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进图书馆学中。引进新概念是为了借鉴，以便结合图书馆工作的实际加以研究。
以上所述只是几个方面，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丰富，对研究领域广泛的图书馆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应该指出的是，碰撞的火花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开阔了视野，调整了思路，但并未消除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图书馆现象的特殊矛盾性。图书馆学突出了文献类型信息的研究和管理是其它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即使那些对图书馆形成挑战的社会信息管理和咨询机构，其主要信息来源也是离不开图书馆的。图书馆学研究既不能丢弃核心内容，也不能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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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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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 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 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与此同时，将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在走向21世纪之际也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种发展与突破主要是沿着以下3条主线进行的：
(1)第一条主线是有关信息资源、信息经济等的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前有了突破，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情报或者说情报资源，作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信息资源这样一个层次更高、视野更为广阔的范围加以审视和研究。围绕信息资源的系列经济学考查自然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早期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特征被认为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类需求性、稀缺性、使用方向的可选择性等这3种所有经济资源都共同具有的一般经济学特征，和共享性、生产中的不可分性、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不同一性、驾驭性等这5种只有其自身才具有而其它经济资源所无法替代的特殊经济学特征[51]。而现在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被认为是稀缺性、预算约束性、边际性、外部性和非竞争性等，除此之外，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无形资源还具有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有形资源的中介、提高有形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减少其消耗、一定程度上替代有形的物质资源、拓展人类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范围、创造新的物质资源等重要经济功能[52]。两者加以比较，当前对于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无疑较以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除经济学特征之外，信息资源的经济学配置问题也是近年来该角度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领域。毫无疑问，信息资源的配置是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53]，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侧重于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与方法的操作层面进行分析，如信息资源配置的质量问题[54]、信息资源的区际配置[55]、信息网络（信息资源）的区位整合[5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帕累托最优”理论被引入信息资源的配置研究中，当信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我们则认为此时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具体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与信息产业三方面在经济效率上具有着有效性[57]。然而，运用帕累托最优分析资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资源必须是实物形态的资源，它们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时空“共享”。而信息资源不具备物质资源那样的时空惟一性特点，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说配置效率时，必然存在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论研究的缜密性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58]。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必须将知识产权要素纳入进来作为一个经济参数予以考虑。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实质意义也就在于信息资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内容取得了时空分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随着研究的向前发展，所有用户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59]，这是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与突破口。2001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研究”获得批准立项，有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联合收益”及其成本测定研究已经同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测评指标及模形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对策研究一道被视作是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三大难题[60]。另外，由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资源配置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这样有关信息市场失灵与相应的政府干预，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市场与政府干预手段有效地相结合等研究成为了当前信息资源的经济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闪亮点。[61][62]。
除上述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之外，情报学界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有关信息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垄断、不完全信息以及产权等理论先后被引入信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研究之中，如运用外部性理论研究和考查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63]、运用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角度审视信息服务活动[64]等。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探索在国内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翻译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反映[65]。
(2)第二条主线就是沿着从情报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这条逻辑思路演进。自从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了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内情报学界早前对“情报经济”，而后是对“信息经济”的热烈探讨与关注也随之转移到了“知识经济”身上。一时间对知识经济本身的 理论探讨，和有关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者的关系与比较研究成为了情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就从情报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从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学”与“知识学”，以及经济学、资源学这四个角度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66]。而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是层出不穷，如文献[67][68][69][70][71]。至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的关系，信息经济不家乌家培将已发表的众多论文中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四种类型关系：实同名异、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实异名异，指出这四种关系中前两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而后两种难以成立，不尽正确[72]。毫无疑问，乌家培先生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经济”[73]，信息经济向前发展便会是知识经济。对于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这种演进发展及其内在实质联系与相互差异，国内著名情报学家马费成教授特意以“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为题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讨[74]。我们知道，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由于随后被纳入信息经济的范畴而在当前变得销声匿迹，而信息经济又是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情报经济与知识经济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的。对此，乌家培先生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前几年，国内把情报经济学改称为信息经济学，其实情报经济学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学”[75]。
(3)第三条主线是向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方向演进。电子商务被视作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信息经济核心”[76]，这种将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经济的新发展，而纳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的做法，较之将电子商务仅仅视作是一种“新型商务手段”[77]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领域，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所做的“信息经济学”讲座中就专门以“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为题对网络经济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78]。还有研究者对两者的内在实质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得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21世纪信息经济增长的主体效应的结论[79]。除此之外，基于拥塞理论的网络定价研究[80]、网络站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界对网络经济进行研究所到得的阶段性成果。至此，我们如果将上述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向前演进发展的后二条主线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会不难发现有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的研究[82]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在了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尤其是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对此南开大学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关的实证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为了分析和研究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阅了包括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内的28个情报学硕士点的招生目录，通过将各硕士点单位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教学课程合并归类>！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王知津教授的实证研究中，有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论类研究方向，这反映在整个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上就是其强烈地面向经济趋势[83]。总的来讲，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势头是好的。随着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启示，以及加入WTO为国内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必将会在这块领域于不远的将来获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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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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