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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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篇（2）

当前国内拥有众多的油生产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有5000家之多，而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0家。众多的生产企业导致了品牌众多，盲目竞争，资源浪费，市场混乱，利润偏低。虽然企业众多，但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是国内两大油巨头，生产了90%以上的基础油原料和70%以上的成品油。民营油生产企业自身不能生产基础油原料和油添加剂，原料完全依靠外购，也主要从这两大企业采购。对于大型国有油企业来讲，民营油企业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散油用户。大型国有企业的为了控制市场，两大企业采用了控制基础油资源的办法来遏制不断涌现的民营油生产企业，但收效不大，因这两大企业，特别是中国石油，基础油资源相对过剩，不能全部转化为成品油。另外，虽然这两大国有企业产量很大，但所生产的油产品主要为常规产品，而很多品种较为特殊的产品则难以提供。两大公司虽然都拥有研发中心，每年都能开发出不少新产品，但实际投入到生产及应用的却并不多，原因就是难以形成批量生产。本文通过对国有、民营油生产企业的特点及经营方式的综述，提出了国有与民营油生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领域，能够实现产品的分工生产与营销，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原料、技术及产品检测，将民营企业转变成产品深加工企业或终端生产企业，成为新产品生产试验基地，由此推动科技进步，实现互赢互利。

一、国有与民营油生产企业的特点

1.生产方面

以中国石油为例，大型国有油生产企业从原料的制备到产品的调和全部具备，拥有全套的生产过程，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而且拥有研发中心，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民营企业，绝大部分都是调和型企业，原料依靠外购，技术力量薄弱。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民营油企业则无法与大型国有油企业竞争。但是，大型国有油生产企业虽然实力强大，但多年来生产经营以用量较大的常规油产品为主，如车用油和常规工业用油。这些产品种类不是很多，但用量较大，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调和。有些产品，如变压器油，调和设备必须专用，其他常用油品，也都基本固定了调和设备，避免了不同种类间的污染。调和设备的专用，调和工艺的固定，生产规模的庞大，产品质量的稳定，是大型国有油企业生产的特点。民营油企业虽然在这些方面比不上国有企业，但生产及经营方式灵活多变，能够生产国有企业所缺少的产品。

2.营销方面

国有油企业的产品由于量大面广，终端用户众多，而且分散，因此销售环节较多，大多数产品通过中间经销商销售到用户手里，经销商又有一级、二级和特约之分，只有少数大型用油企业，如汽车制造、变压器生产等，是其直供用户。

相比之下，民营油企业产量有限，用户并不普遍，销售环节较少，直供用户较多，有的民营企业就是依靠几个直供用户赖以生存。

二、油市场经营现状

大型国有企业因品牌知名度高，实力强大，而且拥有资源优势，在竞争中一直处于稳步发展状态。

民营油企业因基础油原料受控，油价的波动对其冲击影响特别明显。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走高端之路，以生产高新产品为主；走低端之路，生产低档产品，甚至是淘汰了的产品，满足一些低档油用户的要求，以低价位参与竞争；以生产非常规油品为主，避免了与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以生产常规油品为主，采用低价位或灵活手段参与竞争。

究竟走高端还是走低端，生产常规油品还是非常规油品，是民营企业的选择。有的企业认为，走高端销量有限，技术难度大，而走低端销量大，见效快，能够靠走量多挣钱，所以多半民营企业采取了走低端产品的路。但是，低端产品大多是处于淘汰的产品，前景暗淡，而且越来越多的用户都感受到了使用高级油所带来的好处，使高档油这几年的销售比例持续增长。油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油的品种可达500种之多，而车用油和常规工业用油，加起来不到100种，由此可见，避开常规油品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生产非常规产品来弥补市场的需求是民营企业的明智之举。

2006年油品曾多次调价，而且两大企业控制基础油的销售，使很多民营油企业倒闭。但是，一些以高端产品或非常规油品种生产为主的企业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走向壮大。

三、国企与民企的合作方式探讨

1.民营企业可以作为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试验基地

新产品的开发是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也是企业技术力量的标志。新产品的开发要经历调研、实验室研究、中型放大试验和工业试生产阶段。中石油与中石化这些年来开发出不少新产品，申报了多项专利，而且经过有关部门鉴定后评为成果。但是，目前投入生产应用的只是众多的成果或专利中的一小部分，造成了技术积压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用户不够普遍，用量有限，市场难找；

(2)国企生产规模大，新产品不够一定的量难以投入生产；

(3)由于常规油品种类不多，生产装置数量有限，而且有些新产品的工艺要求，现有的装置难以适应；

(4)由于销售系统内产品种类都已固定，新产品不能及时纳入，不能像常规产品那样正常销售运作。

鉴于上述国企、民企的特点，以及新产品开发生产的诸多问题，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民营油生产企业，转让生产技术，提供原料及技术指导，作为新产品的试验生产基地，而且可以在该基地完成新产品的中型放大试验和工业试生产阶段，同时还可以依靠民营企业灵活的销售手段及其销售渠道来推广销售新产品。

2.民营企业可以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分支生产机构

即使是常规油产品，大型国有企业也难以保证随时提供所有的品种，只能保证用量大的一些产品，仍有部分产品不能保证随时有货，需要时也要提交计划安排生产，甚至需要生产厂专门调制，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国有油企业，也可以将部分产品委托民营企业生产，以保证及时供货。

3.民营企业作可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异地油品生产及分装基地

成品油通常以包装油形式发送，运费较高，还容易破损，为此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石油，在北京等地建有分装厂，从而缩短了包装油的运输距离，减少了破损。但提高生产能力或建立更多的分装厂，将会受到资金和占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选择一些实力较好的民营企业，作为异地生产或分装基地，将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同时也避免了因新建厂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4.民营企业可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经销商

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都发展了大批的经销商，但这些经销商大都为销售型的，不具备生产能力。民营油企业则有较多的直供用户，或有着更细致的销售渠道。如果依托这些民营企业生产产品，可利用其销售系统增强自己的销售能力，或者是等于拥有了更多的直供用户。

5.民营企业可作为仓储配送基地

为确保及时供货，在用户所在区域设置仓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户要求实行零库存，随时用油随时购买，等于将库存转移到了供油方，迫使供油方必须加大仓储配送能力。但增加仓储必然要花费大量资金，而民营生产企业多数都具有较大的库容量，如果能将其作为生产分支机构，就可以充分利用其仓储能力，更好地为用户配送油品。

6.作为问题油品的处理基地

成品油必须经检测合格才能出厂，但油品在储运过程中，有可能混入杂质和水分，或者是某些指标出厂时合格，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存放或运输，有可能变差，用户不能接收。发生这类情况，只能退货换货，给供油方造成很大的麻烦。问题油品还要拉回厂里处理，又要发生运费。如果能将问题油品送入就近的民营调和厂处理，将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如果有自己在当地设置的生产厂，就可将问题油品重新处理合格后销售。

7.应用户的要求对油品质量进行适当地调整

大型油生产厂生产的油品，都是按照有关质量标准生产的，配方与调和工艺都是固定的。而有些用户，因自身设备的特殊条件，有时会对油品质量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如要求更低的倾点、更优的抗乳化性或抗泡沫性，以及对液压油和汽轮机油高清洁度的要求等，对于这种情况，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大批量生产装置就难以满足要求。但民营生产厂，就可以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油品进行调整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四、结束语

总之，油种类繁多，生产和销售领域广阔，为众多的油生产企业提供了商机。民营油生产企业，应该依靠技术，依靠自身的优势，与中国石油或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密切配合，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明智选择。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虽然控制着资源和技术，但应该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生产终端，实现双赢互利。

参考文献:

[1]梁治齐:《剂生产及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2]宋云昌:《新形势下中国油企业的发展战略探讨》[J].石油商技，2007，25（1），10～12

[3]杨俊杰:《和谐社会建设与油行业》[J].石油商技，2007，25（1），14～17

[4]邱建国:《浅谈油企业的品牌经营》[J].中国石油企业，2007年4月，38～40

[5]张华:走向成熟的中国油市场[J].国际石油经济，2004，12（8），16～21

篇（3）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村经济组织（如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以及乡镇企业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与之相对的农村金融供给却呈现出弱化趋势，使得农村资金需求者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符。

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我国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贫困农户作为贷款主体会大幅度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只能通过特殊的方式，如民间小额贷款、政策性金融等方式来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维持型农户的资金需求通过以自有资金为主，小额贷款为辅，另有少量商业贷款的方式来满足；市场型农户的资金实力相对较强，因此通过自有资金再加上商业性贷款即可满足需求。

农村中小型企业以及发展初期的龙头企业主要立足于当地资源并由乡村投资发展起来，其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和商业贷款方式满足，但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较大，因此面临风险较大；成熟的龙头企业有了较为完善的经营机制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其资金和信用都较好，因此通过商业性信贷就能满足其需求。

但是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很难与农村信贷层次密切结合起来，难以满足各层次的贷款需求。农村金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原因除了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其在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同时农户或农村经济组织对自身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信心不大。

二、银保合作是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途径之一

篇（4）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5、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待提高。一般而言，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中，对外承包工程等业务体力劳动的成分较大，因此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而设计咨询业务脑力劳动成分较大，需要的知识水平较高、科技含量相对较高。1998年我国科技含量较低的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所占比重最大，均占到76%以上，说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处于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今后外经企业发展的方向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不仅肯定了外经企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外经企业发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上述出现的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努力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1、稳定老市场，努力开拓新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早在9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就提出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种种原因，市场多元化战略落实尚不够到位，收效也不大。市场问题是对外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对外经济合作首先必须巩固住已占有的亚洲、非洲市场，没有巩固就谈不上发展；其次，国家要大力支持新市场的开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和深度拓展美欧日等市场。

同时，国家可以给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优惠的财税政策、建立市场开发风险基金或帮助培训市场开发人员等措施，加速实现市场多元化。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重点是要抓好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也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一方面，财务管理活动涉及到企业的供、产、销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准确完整的基础资料。其次，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最终都要反映到财务成果上来。特别是财务成果体现的数字和情况更具有权威性，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是硬碰硬的。由于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抓好内部财务管理，就能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

加快实现“两个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从成立起，一直享受优惠的政策，从“九五”开始，为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国家将进一步清理优惠政策，特别是清理减免税优惠，这将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企业自身的困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具迫切性。解决企业困难问题，主要靠企业眼睛向内，坚决反对乱铺摊子，在资金投入时要做好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分析，要特别注意强化企业的投资管理，有效控制企业的投资总量，严格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审批制度，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拓展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企业资金来源无非有两种，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对于自有资金，只有企业加强管理和运营，利润增加了，才能增加自有资金的数量；借入资金对于企业更具重要意义，首先要充分利用开素发展的资本市场，其次应建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充分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

资金的筹集是基础，而资金的管理是根本。加强资金管理，一要牢固树立资金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的观念，企业领导要重视财务管理工作，要支持财会人员的工作；二要建立起适合外经企业经营特点的资金运行管理机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集团公司应积极筹划设立财务公司，不具备成立财务公司条件的众多外经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设立企业内部结算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通过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合理调度，加强对企业的重点业务、重点项目的投入，使最少的投入资金获取最大的收益；三要加强对投资的监督、制约。外经企业要建立起投资制约机制，坚持重大项目立项由集体审议，并加强项目立项后各环节的有效管理，使投资项目安全有效。

篇（5）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1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对中国1982-2005年的对外经济合作（FEC）和经济增长（GDP）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对GDP和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FEC）数列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说明：(1)D(*)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0表示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他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他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Ⅰ(2)。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从长期看这些序列具有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CRDW检验，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u^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u^t为平稳序列，

即u^t∽Ⅰ(0)。上述结果表明：GDP和FE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经上述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FEC的变化是GDP变动的原因；（2）GDP的变化是FEC变动的原因。

2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又会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为了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从以下方面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1)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分布在亚洲，同时近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非洲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国外新市场，在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合作。

(2)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资金短缺，规模小，市场范围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扰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要扩大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提高层次，减少过度分散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求中小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型承包企业兼并中小企业，鼓励中小承包企业相互合并、联合与资产置换。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应该正视现实，拓宽融资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3)在劳务合作方面，应该在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层次，扩大国际市场分额，提高人员素质。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因此，企业除了要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外，也应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制定出具体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措施。

(4)要逐步重视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我国统计年鉴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只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三项，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视。

(5)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对外经济合作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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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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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贸合同概述

外贸合同是买卖双方通过磋商就某项或某些商品在国际间的买卖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外贸文件中最常见的形式。国际货物买卖正是以这种合同为中心进行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都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倘若发生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范围内的不符合同规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就构成违约，违约方就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失。如违约方不赔偿或不按对方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对方就有权视不同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取得法律保护。

一般而言，构成一项有效的外贸合同的必备条件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行为的资格和能力；其二是国际贸易合同是买卖双方的法律行为，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以，必须双方当事人表示意思一致，这种合同才能成立；其三是国际贸易合同是商务合同，是有偿的交换；其四是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其五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审批手续。

二、外贸订立中存在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争取合同文本的起草

当买卖双方就交易的条款经过频繁的磋商与函电、电邮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进入合同签约阶段，于是有了合同由谁起草的问题。一般来说，合同文本由谁起草，谁就容易掌握主动。因为口头洽商的内容要形成文字有一个过程，有时仅仅是一字之差，意思则有很大区别。合同起草的一方在合同拟写过程中，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认真考虑写入合同中的每一条款，斟酌选用对自己有利的措辞，安排条款的顺序或解释有关条款。而对方即使认真审议了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对词意的理解也会不同，很难避免不出漏洞。所以应重视合同文本的起草，尽量争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与对方共同起草合同文本。起草合同的文本，需要做许多工作，这可以同谈判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2．注重外贸合同的中英文翻译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合同一般都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写成，而且两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实际业务中，经常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翻译。一般认为，涉外合同的翻译需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忠于原文。即译文要忠实再现原文的涵义，不能有任何的违反和疏漏，尤其对合同的前文（Premble），及本文（body）中的具体条款（specificconditions）和有效期限（duration）的翻译要特别慎重。具体来讲，对于价格条款、数量、单价等重要数据万万不可以译错，否则很可能会因小的疏错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二，符合国际贸易惯例。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国家的习惯解释，往往不甚了解，常会引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争议和诉讼。为此，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在国际上已被广泛采用的规则，形成了一般的国际贸易惯例，最典型的就是贸易术语。而英语合同的格式、条款、用词和符号等也都应该按照该行业的国际贸易惯例翻译，力争做到对合同的翻译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其三尽量使用规范的法律用语。由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起草合同的业务人士习惯使用法律术语，以显示其准确、规范、威严的特色。因此，翻译过程中，尽量使用确切的法律名词、术语和用词，使译文准确而不含糊，严谨而无漏洞。

3．各种贸易术语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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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充分体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农业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的议价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民加入组织，改变以往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的频率，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将农产品市场从以往的完全竞争市场向区域的卖方垄断竞争市场转变，增加农民分享市场经济收益的份额。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杨永华，2007），而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推动力，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良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给予其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经济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外部发展环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合作经济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分别对合作经济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实践。圣西门提出在合作中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的思想；傅立叶构建了“法郎吉”和谐社会，充分肯定合作对生产力促进的作用，认为协作制度能使产量增加三倍。在欧文“新和谐公社”的理想社会中，他强调重视专业合作组织。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上的合作，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为改造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手段（王庆，2008）。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这些农业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必须“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对于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创新，融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等新内容，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俄罗斯“社会农学”创始人恰亚诺夫主张家庭农场制，通过分析农民家庭结构对农民农场组织的影响，提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数量和质量上影响农场的组织状况（恰亚诺夫，1996）。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通过交易主体（农户）以合作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内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有无依托主体的角度，分为依托型和无依托型（苑鹏，2001；郭红东，2002）；二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范围的角度，分为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主体型和综合型的合作经济（刘劲松，2004）。现阶段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模式选择主要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农民协会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东梅、陈德，2006）。

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的途径，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分为市场自发式模式与政府主导式模式。认为市场自发式实际上就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政府推动型与社会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即自下而上的农民自发组织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刑晓燕）。

制度创新理论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模式大致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者政府，如国企改革。而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创新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创新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其主体是个体或者特定的组织，如。从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来看，只有当制度创新需求者新的要求与上层决策者的收益预期趋于一致时，制度创新的新均衡才会形成。

我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东部地区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中部地区主要是能人牵头型、西部地区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吴素芳（2008）对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中，提出政府推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专业大户+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支部+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组织发展模式等。

双高外向驱动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目前我国更多的是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行为模式，常见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该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数契约为附和契约、买方垄断、企业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等。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可以分为能人牵头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带动型等。按运行机制，可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类型（黄祖辉、徐旭初，200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内外机制的共同推动，尤其是社会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杨团等，2007）。

双高外向驱动型模式综合考虑市场、政府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驱动作用，重点突出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通过市场驱动、政府推动和开放经济拉动联合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有效发展，是在二维度整合模型基础上拓展的三维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构建了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二维度整合模型，将其发展模式分为：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双高驱动型。认为双低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而市场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他们主张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双高驱动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制度比较完善以及政府职能高效的基础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从双低驱动模式向市场驱动型或者是政府推动型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双高驱动型模式，但是双高驱动型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很少。该模式结合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求政府在各种税收、金融、土地流转、制度、法规上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足够的扶持力度和发展环境，加强对合作经营管理的监督。同时要求市场机制比较完善，通过价格杠杆诱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上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发展模式并遵循内部治理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员总福利达到最优。

双高外向联合驱动型模式（见图1）是在双高驱动模式的基础上，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实行走出去的策略，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国内市场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国内市场，增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还要实行引进来的策略，即通过不断开放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国外知名企业加入组织，形成一个跨国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组织。

结论和建议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相匹配。资源禀赋不仅会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的组织的规范程度、结构的联结度，还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边界等方面。如果经济资源充裕、人力资源优良、市场规模较大，则倾向采用规范度高、结构紧密、统一实施管理与协调的实体性组织模式来运作经营；如果地区的经济资源约束较强、人力素质偏低、市场发育迟缓，则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模式应采取灵活、规范度低、结构松散的、规模较小的组织类型；后者通过持续的发展和积累，在其经济能力和组织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存在向前者转化的组织行为动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资源禀赋、资产专用性等因素，更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场的作用力，同时也有必要投身于国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应该加强对合作组织的立法建设、扶持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统一的发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选择理性的发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区域，应该选择政府驱动型模式，并逐步过度到“双高驱动模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双高外向驱动模式”。而在外部环境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该选择市场驱动型模式，达到“双高外向驱动模式”，充分利用外资优势，引入外资企业加盟，拓展国外市场。积极鼓励相邻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打破区域的界限，促进规模经营的实现，拓宽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2.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二维度整合模型.理论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

篇（9）

职业教育正处于信息化时代，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受信息化技术的影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人才需求也随着行业的发展而变化。而大多数高职院校在行业发展信息的获取方面往往滞后，通过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高校可以获取信息并及时调整专业发展方向和专业核心课程，让学生获得有用的、行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例如在与常州大地装潢合作的大地订单班中，通过合作企业及时了解企业最新研发的室内设计新技术，根据新技术和企业需求设置专业核心课程，充实核心课程的内涵，让专业核心课程始终满足于市场的需求，让企业参与到专业核心课程的改革和专业内涵建设中去。

（三）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技能

高职教学的课程内容和设施相对陈旧、滞后，教学内容也往往停留在验证性的层面，因此，与企业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合作是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最常用的模式。让企业参与该课程的教学计划制订与教学管理，让企业全方位融入学校、融入专业，通过企业的带动来促进专业发展和专业建设。校方积极配合调整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更加实用化。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下，设计企业可以根据其在社会一线的成功实践经验和对市场动态的把握，向校方提出当今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社会所需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要求、岗位能力要求、职业素质要求等。我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与上海水晶石公司通过在重点核心课程领域的合作，探索环境艺术专业校企合作如何深入、紧密的问题。我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通过课程置换，以建筑可视化的课程置换的教学改革为试点探索在教学领域的校企合作模式。课程建设由上海水晶石和学校共同开发，校企共同研究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标准，课程教学中全程引入“企业技术培训”和“企业化工作模式”，按公司的工作流程制订项目展开与实施计划，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实现多任务、多技能的综合训练与职业体验。

（三）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师资建设，培养“专兼结合”教师队伍

通过与龙头企业的校企合作，由企业安排经验丰富的技师进入课堂，可以解决专业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难题，完善师资队伍结构。同时，专业教师通过在教学与技术合作中，也可以提高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专业教学水平。在我院与上海水晶石的合作过程中，学校安排一名专业教师全程负责教学安排，同时负责辅导学生和与企业技师沟通，并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由企业技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培养学生。企业分阶段选派不同的技师进课堂授课，由企业技师将多年积累的专业技能带入课堂。期间，企业项目负责人定期来校参与辅导并讲评，课程采取学院教师和企业技师共同考核。在我院与常州大地装潢的订单班的实践环节中，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学院派一名专任教师深入企业负责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管理，又与企业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企业的实践项目，教师既可在实际项目中得到专业能力的实践根据在企业项目的贡献得到企业一定的经济回报，在合作中提高了专任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为学校的师资力量培养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四）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导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提高就业竞争力

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任务通常具有项目周期短、工作任务强度的特点，不光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职业技能更需要具有吃苦耐劳的意志和高效的管理能力。因此，设计公司对于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具有很高的要求。我院与常州本土的龙头企业霍克展示合作开办了“霍克订单班”，在共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合作中，学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方案中融入企业的员工手册。企业为学生提供效率手册，负责定期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校企双方的合作重点在学生的职业素质与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毕业生经考核达到企业人才录用标准，由合作企业优先录用。

篇（10）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