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2.绩效考核不科学严谨。S企业采用的是一套综合的绩效考核体系，包含了基本工资与业绩挂钩、参考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以及出勤率等，但是不难发现各个部门和各岗位由于在岗位性质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绩效考核的指标并没有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各个指标间的权重变化不突出，即是整体的指标设置其合理性还有待商榷。我们会发现，在各主管对其员工进行绩效考评的过程中，由于主管领导对考核指标理解和判断标准不同，导致了在考评时有的趋向于严格，有的趋向于过松，使得绩效考核成绩容易出现明显系统误差。

3.缺乏薪酬管理技巧。薪酬管理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性的需求。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考虑高层次的需求”。毋庸置疑，物质奖励是满足最低层次需求的保障条件，现代企业管理也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有效激励的全部措施。从现在来看，增加薪酬和福利是该企业运用最多的员工激励措施，然而反观其结果，员工的离职率并没有随之显著性下降。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在薪酬管理方面缺乏技巧，没有过多的关注员工在非物质形态激励的需求，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还不足够。

二、企业薪酬改革实施建议

篇（2）

一、世界银行调整贷款的特点

调整贷款是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设立的一种政策性非项目贷款，其目的是帮助借款国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其具体做法是：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贷款，用于支持该国宏观或部门经济结构调整。调整贷款可分为结构调整贷款和部门调整贷款。结构调整贷款是世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的，最初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并促进其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机构改革，重点是支持国民经济宏观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贷款有双重目的：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资金，帮助其缓冲来自外部的冲击；以贷款为杠杆，促进借款国实行政策和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一些国家不愿或没有能力推行涉及面较大的结构调整计划，世行引入了部门调整贷款，着重支持一个或几个特定部门的政策调整与机构改革。部门调整贷款的实施扩大了调整贷款的范围，其只涉及单个部门，操作比较简单，政治上更易于接受，部门政策和机构改革通常可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和提高部门效率提供潜在的指导。部门调整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具体部门的全面政策和体制改革。如果借款国执行贷款项目的能力不强，总的经济管理水平或国民经济的规模尚不允许进行结构调整时，可选用部门调整贷款。随着形势的发展，平衡国际收支已不再是调整贷款的首要目标，当前其重点是促进借款国推行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机构改革。

世行的贷款条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强调通过财政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第二阶段改革增加了一项新的结构改革，特别是实行开放的贸易体制和农业自由化。第三阶段改革强调私有化(尤其是银行和电力部门的私有化)和政府改革。2000年以来，在世行贷款中，调整贷款的数额与项目数量有一定的波动，但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见表1)。

与项目贷款相比，调整贷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策性强。调整贷款不是用于建设特定项目，提高产出水平，而是直接以政策调整和机构改革为目标。使用调整贷款必须满足特定的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要求，使用结构调整贷款的国家必须制定世行认可的结构调整计划，就贸易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投资计划、资金动员、机构改革等方面的调整作出承诺。具体的政策要求包括实行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含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放开价格、取消财政补贴、压缩公共部门投资、改革税制和机构改革等。第二，支付速度快。项目贷款评估一般需1～2年，而调整贷款的准备过程较短，只需6个月甚至3个月。第三，使用灵活。项目贷款需专款专用，各项贷款必须符合评估报告中规定的用途。而调整贷款的目的是为借款国提供一种缓冲，使之能缓解因实施调整计划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冲击。借款国在贷款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结构调整贷款可由借款国自行安排使用，部门调整贷款也可在-定范围内安排使用。

二、世行调整贷款的政策性附加条件

获得世行结构调整贷款的条件比较苛刻：第一，借款国必须是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陷入或面临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财政赤字剧增且一时难以扭转。第二，借款国必须与世行进行对话，承诺并制定结构调整计划，修改国家投资政策，并要说明长期目标和短期措施，以及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等。最初，与调整贷款的目的相应对，世行对借款国提出的政策要求是：必须实施紧缩性的短期稳定政策，通过有秩序地减少支出，对国内需求水平进行调整；必须实施结构调整，理顺商品的相对价格，改革各种规章制度，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有弹性，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使经济恢复到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上来。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世行逐步确立了以“华盛顿共识”为调整贷款的条件。其核心是借款国必须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

调整贷款自实施以来，在世行内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关于调整贷款的效益；关于调整与贫困阶层。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是否必要以及执行效果。政策性附加条件是调整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和执行的关键。从世行统计看，使用调整贷款的国家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各国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几乎全部执行，有的则基本没有执行。借款国在申请贷款时为能得到贷款，往往承诺接受各种政策条件，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由于各种实际困难而大打折扣。有些专家指出，在调整贷款作为快速支付手段和作为政策杠杆这两种职能之间，能真正实行的往往只是前者，后者则十分有限。

世行的贷款条件更多的是受到来自许多借款国的指责。有的认为，这种附加条件是以贷款为诱饵，将世行的主张强加于人，带有明显干涉他国内政的色彩，政治上难以接受。更多的观点是对附加条件本身的科学性产生质疑。有人指出，不发达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但各个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却各不相同。而世行开出的药方往往从概念出发，脱离借款国的实际情况。如，在附加条件中，世行强调调整和收缩公共部门投资，鼓励私人投资。而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国家收缩公共部门投资的结果往往不是私人投资的增加，而是减少。因为在这些国家，弱小的私人部门的发展需要公共部门的带动和依托，削减公共部门投资往往牺牲了必要的支持性活动，如基础设施等。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被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所控制，而世行是全球化的工具；世行贷款的条件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梅茨尔委员会(theMeltzerCommis-sion)的观点是，世行贷款挤出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私人借贷，也纵容了受援国政府的腐败和浪费。世行经济学家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世行的结构调整贷款常常未能起到培育经济增长或减少贫困的作用，贷款条件已经损害了国有产权改革，并且许多世行投资项目几乎未能产生经济回报。但也有的观点认为，世行设定贷款条件是为了确保贷款偿还，从本质上说，是为保持世行的运转。对于IBRD来说，既要维持庞大的运行费用，又要对IDA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贷款的正常偿还和合理的收益(尽管世行贷款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设立附加条件是必要的。

三、世行调整贷款实施的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调整贷款至今依然是探索中的贷款方式，它的产生与发展既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改革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世行业务重点向政策导向倾斜的倾向。可以预见，世行调整贷款将继续在世行贷款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管在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争论，但世行是不会放弃政策附加条件的做法，仍会将其置于重要地位。梅茨尔委员会认为，试图说服世行放弃这种有害的贷款附加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这种条件深深根植于这些机构之中。不过，世行也认为有必要减少贷款的附加条件。最近，世行发现其现行政策不够灵活，因而减少了一些附属贷款条件，特别是在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的要求。世行承诺将定期评价其政策条件的实施情况，但并没有计划去重新公开讨论那些政策本身。通过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世行已认识到，只有当改革的措施真正成为借款国政府自己的主张时，这些措施才能得到更好的执行。因此，世行在制定条件时，将更多地强调借款国政府的参与，并尽可能使政策条件简化，集中于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因此，可以预期，世行将会继续实施调整贷款，并以项目贷款来补充调整贷款的作用。但在提供贷款时，将会强调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改革；重视公共部门的投资政策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在设计调整计划时兼顾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问题。

篇（3）

1引言

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大量电动机都以规定的速度和功率去拖动各种机械。而在军事上，很多应用往往要求旋转天线在各种条件下都要保持匀速转动,这就要求在不同的情况下，电动机能相应调整工作速度，以保持恒定的速度。要实现这一功能，最常用的方法是对电动机的转速进行调节。改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或交流电动机的定子电压，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改变转速；也可用双向晶闸管交流开关或直接选用模拟控制的通用电动机驱动器来取代笨重的电动机、发电机组以及饱和电抗器。本文介绍一个直接由110／240V电源供电的通用电动机驱动电路和一个MCU以及一个双向晶闸管开关来实现控速的设计方法。其中单片机选用Microchip公司的PIC12F675。与用户接口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接触传感器；一个是按钮；一个是电位器。笔者在该仿真实验中采用的是电位器。辅助电源从电源电压中变压整流获得。

2设计方案和结构

2．1电路结构

电动机的调速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使用时，可通过设置电位器的电阻大小，并经A／D输入单片机来预设速度；单片机通过同步电路与220V交流电源同步，并通过输出脉冲控制晶闸管的通断，从而控制电动机的速度，同时将电动机的速度通过速度检测装置（霍尔开关）反馈给单片机以形成闭环。

2．2单片机电路的功能原理

该设计中单片机电路的功能原理图如图2所示。它由5V直流副电源和220V交流主电源、单片机、双向晶闸管开关和电机整流电路和霍尔开关组成。其中，单片机的脚1（Vdd）接＋5V脚8（Vss）接地，其它引脚的功能与设计如下：

（1）GP3用于上电复位。在通电的瞬间，C3通过R2充电GP3以经延迟后低电平触发。延迟的大小和CPU的频率有关，对于PIC12F675单片机，延迟只要大于72ms就可以了。GP3外的电阻可以选1kΩ电容应大于0．1μF。二极管D2的作用是在电源快速反复通断时，保证C3电容能及时放电。

图2

（2）GP4主要用于速度信息的输入。该脚外的电位器R1用于为GP4输入一个电平（GP4在这里的功能是10位A／D转换器）。该输入电平通过A／D转换后，用于给单片机输入一个预设速度。将该速度和实际速度进行比较，并计算出速度的偏差，然后查表或通过算法便可以得到延迟Td。电位器R1的阻值应较大（在100kΩ左右），以减少5V副电源的负载压力。

（3）通过GP2可输入同步信号。由于220V的交流电源频率不是很稳，因此，为了保证延迟Td的精确，应通过R5输入交流信号进行同步。GP2在这里的功能也是A／D转换器，它可将通过R5输入的交流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R5的阻值要大约在1MΩ左右。因为R5直接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而单片机的输入电流不能太大。

（4）通过GP0可输入霍尔器件产生的电动机转速信号。

霍尔开关是用于磁场检测的半导体传感器，霍尔开关的实际接线图如图3所示，PIC12F675的1脚接5V直流电源，2脚接地，3脚输出频率脉冲给单片机的GP0脚。

在正常工作时，霍尔开关被放置在电动机内按周期强度和方向发生变化的磁场中。其输出电压的大小随着垂直通过霍尔开关半导体薄片的磁场的强度变化，霍尔开关有电流式和开关式两种。电流式霍尔开关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可完全包含磁通量的变化情况；而开关式霍尔开关则由于集成了比较器，因而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本设计采用数字式无疑是最方便的。如果采用电流式，由于选用的是功能全面的自带比较器的PIC12F675单片机，它的GP1脚上输入的一个门限电平（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通过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和GP0脚的转速模拟信号进行比较，也可以实现信号检测。

由于实际的霍尔开关要接在电动机的线圈附近，手工改造电动机相对比较困难。因此，该设计为了方便演示，可以使用一个由555定时器设计的多谐振荡器产生的频率脉冲信号来替代霍尔开关的输出信号。

（5）GP5脚输出的低电平脉冲用于触发双向晶闸管开关，其脚输出低电平脉冲的时间是由延迟Td决定的，要保证和主电源同步才能使相位平稳的前后移动。GP5脚的低脉冲可以使双向晶闸管开关保持导通，直到220V电源反向。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双向晶闸管开关对触发电路的要求如下：

（1）双向晶闸管开关从截止到完全导通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在10μs下），所以触发脉冲的宽度要在10μs以上，最好为20～50μs。如果是感性负载，由于电流上升比较慢，实际上还需要更宽的脉冲宽度。

（2）触发电路要有足够大的电压和电流。电压应在4～10V，电流要大于10mA，所以可使用5V的副电源。在双向晶闸管开关和GP5之间应接一个0．2kΩ的电阻。

（3）不触发时的电压应小于0．15～0．2V。触发脉冲的前沿要尽量陡，应在10μs以下。

3软件的实现

图4是该设计中转速和检测信号的波形时序图，图5是本设计方案的软件程序流程图。该程序的主要步骤是复位、初始化、设置GP2上升沿中断、设置A／D通道GP4、读取电位器设定的速度值n（n经过A／D）和读取Td预先设定值等。当交流电源变为负半周期时，设置GP2下降沿触发和延迟Td即可输出宽度为Tg的脉冲，同时设置GP0接收中断源请求等。一般当霍尔开关输入为上升沿时中断，计数器计数，而当霍尔开关再输入一个上升沿中断时，计数器停止，并记下数值a，最后在通过比例积分调节算法计算出延迟Td后清除n和a。当交流电源变为正半周期时，在设置GP2上升沿触发、设置A／D通道GP4、等待中断、补偿延迟T0、延迟Td以及触发脉冲Tg后，便可通过GP4读取设置速度n。设计时正负周期的程序循环进行。通过计数器的数值a计算转速s的算式如下：

s＝f／a

其中，f是十六位计数器1的频率，为1MHz。

篇（4）

第一阶段：知识准备

1．在进行高一化学教学之前，先对初三化学进行复习。使学生对原子、分子、原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的实质；化合价与电子得失的关系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2．在进行氯气化学性质教学时，根据原子结构，分析反应中得失电子、化合价的升降等，使学生既掌握了氯气的性质，又能判断化合价变化、电子转移数目。

第二阶段：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学

1．基础教学：起点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学生理解和明确以下两点：（1）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氧化剂、还原剂在反应中的作用；（2）在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或偏移的总数目应相等。

2．练习教学：（1）训练氧化还原反应的两种表示方法：双线桥法和单线桥法；（2）根据化合价的变化确定电子得失及数目。

3．过渡教学：（1）进行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电子得失总数目的练习教学；（2）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的数目必须相等，而每摩还原剂或氧化剂所提供或接受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电子的数目相等，就必须使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关系便是化合价升降数目的公倍数。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实质上就明确了配平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学：以练习为主，使学生熟练掌握用双线桥表示法分析配平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第三阶段：巩固、强化练习教学

1．强化训练：（1）在后面各章节的教学中，凡是遇到氧化还原反应，都引导学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练习量。

2．跟踪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篇（5）

【关键字】出口退税政策;背景;人民币汇率;农产品

此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不仅关系到出口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利益的调整,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将对我国外贸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契机,既有被动的因素——包括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又包含了主动的因素——体现了党的十六大精神,即借此机会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在此次政策调整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对部分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5%调高到13%,似乎与此次政策调整方向矛盾,但正是这“万绿丛中一点红”也许预示着未来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中央政策的走向。

一、新政策出台的背景

出口退(免)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报关时免征国内或区内间接税和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或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免)税是为了平衡税负,使本国出口货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货物具有相对平等竞争的税收条件,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扩大出口创汇。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是一种国际惯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就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出口退税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我国曾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几次调整。如为了减轻财政负担,1995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同样,此次出台的政策应该说也是为应对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调整。

国际背景:主要是人民币汇率面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巨大的升值压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形成的巨大价格优势,伴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原则,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而美国,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高昂,很多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直接从其他国家进口诸如纺织品之类的本国不具竞争力的商品。为发挥比较优势,美国正由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美国的制造业虽然在过去的10年中丧失了200万个就业机会,但制造业的全部就业人数不过1600万,相应地,服务业就业机会由107万增加到3000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不过是加速了美国的产业转型,应该说是各得其所。但利益受损的美国制造业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再加上总统大选临近等政治因素,美国向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但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对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却关系重大,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将形成巨大的打击。在这两难格局下,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应该说是在这两种力量作用下的折衷方案,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时立场上的原则性和手段上的灵活性。

国内背景: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退税问题十分严重,而且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名义上的退税率与实际退税率存在相当差距。例如,1997～2002年,出口退税指标年增长率为17.8%,而应退税额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37.4%,二者相差近20个百分点。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税额为2477亿元,一年新增欠税额即达750亿元。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势必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外贸发展,给财政金融运行带来隐患,并对政府信誉造成极大损害。另外,由于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是中央财政全部负担,使地方政府在打击出口骗税上缺乏激励机制,个别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与犯罪分子共同骗取出口退税的恶性案件。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是对称的。可以说目前出口退税机制存在的问题已比较突出,进行调整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

此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四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五是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

调整方案不仅将出口退税率适当下调,而且对出口退税的一揽子政策都进行了改革。这不仅对企业的出口会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都会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出口退税率下调后,我国整体出口规模肯定会有所减少,但从中国目前存在巨大的出口顺差情况看,出口退税率适当下调将有利于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首先,我们考察新政策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从以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按照2003年出口增长率25%和平均出口弹性系数8来估算,出口退税率下调3%,将使我国2004年出口增长率下降为1%。其次,我们考察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应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按现行出口结构,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将降低3%左右,这将直接提高部分出口企业的成本和定价,削弱出口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企业的出口。根据商务部有关部门估算,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1%;若下调3%,将使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3%～4%,对出口将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以前出口退税率较高,但企业最后能拿到多少退税,还必须取决于国家给予地方出口退税指标等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企业的出口退税数额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比如有的企业2000年的应退税款还未到手。而新政策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的原则,将加快财政的出口退税进度,有利于加快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

此次出口退税政策的一个重要改革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这项新政策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负担,使出口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机制逐步走向一致,而且对地方政府在严格监控出口退税、打击出口骗税等方面都会产生激励作用。由于出口退税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新政策的实施将会对这些地方的财政产生较大影响。另外,按照新规定,将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将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为8%和5%。上述产品多产自于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些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了西部企业的竞争优势。

此外,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为了解决出口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不少银行为出口企业开办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口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但由于出口退税款并没有实际到位,很多企业无钱归还贷款,银行出现了新的呆坏账,出口退税欠款竟间接成了银行的负担。很多地方为了扶持出口企业,还对企业退税托管贷款采取贴息政策。出口退税率下降后,地方财政、银行金融系统的负担都会得到明显降低。

三、对未来出口退税政策的展望

在此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方案中,我们注意到在一片“跌”声中的惟一“逆市飘红”的“股票”——部分农产品,其出口退税率从5%调高到13%,而其他的农产品包括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也保持原来的退税率不变。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下一阶段我国战略方针的指向,即城乡统筹发展。长期以来在“城乡分治”方针强化下的二元经济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收入过低,使内需始终没有有效地带动起来。同时,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起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的下降,最后影响到经济增长。新政策将部分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将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农产品相对利润率的提高,又可引导资本向农业的投入。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应该有更多的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调高。

应该说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主要还是基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由于我国出口占GDP收入相当大的份额,总需求的很大比重放在了海外市场,这样等于把经济发展调控的主动权交给了国际市场。当今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外通过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一步一步蚕食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在国际分工合作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利用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始终是重要的,但从长期看,像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篇（6）

工程项目名称

合同初始收入①

开工时间

总工程量

完工时间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变动情况

项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金额合计

变更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索赔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奖励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累计变动增加金额②

开工以来甲方验工计价情况

次数

时间

金额

已结转工程结算成本情况

时间

金额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累计已验工计价金额③

累计已结转金额④

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计算

2003年末工程施工科目余额⑤

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⑥

建造合同预计总成本⑦=④＋⑤＋⑥

完工百分比⑧=（④＋⑤）÷⑦

新账各科目调整增加期初余额数

科目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性质

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④

调增借方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①＋②－⑦）×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贷方

工程结算

③

调增贷方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①＋②－⑦）×⑧－（③－④）

负数调增借方，正数贷方

待处理财产损溢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不调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贷方，负数不调

注意事项：1.“合同初始收入”指合同中确定的合同总金额，扣除其他计入合同金额但由业主掌握使用部分后的金额；2.若自行估价收入已计入以前各期“工程结算收入”账户，应直接调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等相关科目期初余额。

表格设计原理

1．首先，将老账中“工程施工”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做如下账项调整：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老账余额）

贷：工程施工（老账余额）

2．预计合同总收入大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贷：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

3．预计合同总收入小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⑴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预计总成本—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

贷：工程施工—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⑵确定未完施工预计合同损失，计提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篇（7）

一、“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全新背景

21世纪初特别是进入“十一五”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WTO的加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转折性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也将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进行。表现在：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由受资源和供给约束为主转向了受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般性产品供过于求，需求潜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加工度、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上。

第二，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正从破除旧体制为主进入全面推进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

第三，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WTO的加入，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发展。这使我国在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越来越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压力更大、更直接。

这一切，客观上要求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必须实行新的战略性转向。

二、“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

基于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着的国内外环境，依据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要求，“十一五”我国客观上需要在结构调整上实行战略性转向，走向一条不同于常规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转向主要包括：

1．从先前的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过去的调整是在短缺经济的大背景和国民经济比例出现失调乃至严重失调的状态下进行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也表现为供求失衡，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不足，调整的重点放在解决市场短缺上。因此，这种调整多带有应急性质，属于适应性调整，即主要是截长补短，解决供给“缺口”，把各种“短线产品”补上去，其被动性和消极性特征十分明显。新的结构调整是在市场供大于求和商品较为丰富的状况下进行的，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导引和推动下，在与国内外经济的互动中进行的主动性调整，是直接影响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它与过去历次进行的调整是根本不同的。

2．从先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转向纵向的提高性调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因而，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供给数量，这种寻求数量增加的调整直接表现为生产低水平的重复，事实上是一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这次调整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仅不能再进行盲目重复建设，而且还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它直接表现为经济素质的纵向提高性调整。

3．从先前局部的封闭性调整转向全面的开放性调整。新的调整不应当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产业的局部调整，而应当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同时，这种调整是在大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调整不但要立足于自己，还要对准国内外市场和未来的发展要求，通过调整更多地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和现代化的“要件”。

4．从先前单纯的刹车式调整转向在发展中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有时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由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数量扩张，造成经济过热或比例失调时进行的，而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主要是由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因此，其实质是把投资减下来，把速度降下来，是“刹车式”停下来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整合原有产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促成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源动力。因此，这种调整是一种“有进有退”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调整、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更好、更快发展而进行的调整，也可以说，这种调整为的是很好地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做到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5．先前以计划为主导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和主要运用市场手段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政府行为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以计划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调整要更多的依靠市场机制，而且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通过调整，使社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资源从供给过剩的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的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过程。

三、“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要求，“十一五”实行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在具体路径的掌握上，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

1．明确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确立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本质要求的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目标，即在过去一般性地“纠偏”、理顺结构关系、促进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十一五”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新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结构调整目标，就难以把握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和具体路径。

2．明确界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根据结构调整新的目标，“十一五”需要把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定位在产业升级、产业创新和夯实产业基础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是对传统产业而言的；产业创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来说的；夯实产业基础，指的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得到加强、水平得以提高，产业间和产业链条得到衔接，能有效地避免产业脱节和产业空心化问题。这三个方面抓好了，其他方面诸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都会随之得到有效的进行。这里关键是要找到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结构调整“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3．实行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的有机结合。在从社会资本增量方面安排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更多地通过社会资本存量和产业整合的角度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即通过企业兼并、收购、联合乃至破产等形式，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培育一批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促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整体格局的变化。

4．坚持市场导向，瞄准市场调结构。在根据既定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进行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市场导向即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上，更多地关注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和潜力。否则，如果结构调整不能对准市场，不与市场相衔接，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5．坚持用“开放”的思维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有效超越区域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注重通过引进和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和大集团参与调整，特别是在利用外资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引资的侧重点从单纯帮助我国“增长”转移到帮助我国“调整”和“提高”上来。“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大开放的机制下进行产业重组和强力调整，取决于我国的产业和企业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融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从世界范围看，凡是有产业竞争力的国家，凡是能够实现持续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对外大开放的国家。

因此，争取更多的国内外企业通过资本并购、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等方式参与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需要支持企业“走出去”，到国内外有商机的地方去创业发展，实行跨国、跨省、跨区域经营，这其中不排除有些大型企业集团会根据企业发展要求，把经营总部或业务总部迁徙到经济活跃的处于区域中心地位的中心城市。

6．注重在相关产业领域和环节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决定市场竞争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砝码，也是产业结构跃升的重要体现。在结构调整中，要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结构，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产业规模的膨胀和扩大上，以防止形成“组装经济”或“空壳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7．坚持用信息化来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它带来并显示未来产业发展的质态变化，应借助信息化来武装、带动和提高工业化，用工业化来促进和推动信息化，利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层次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让信息化渗透到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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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我国旅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作为旅游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行社也从发展初期的寡占行业发展成为现在的垄断竞争行业，行业规模已经基本形成。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所注意的那样，与我国旅行社市场结构变迁过程相伴而生的是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渐入困境，现行旅行社经营体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此同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最终达成和我国政府对加入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态度，决定了我国旅行社业终将夸直接面对由外国旅行社的进入而对我国旅行社的发展所形成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旅行社行业特征和现行经营体系的系统分析，提出我国旅行社经营体系调整的目标模式，以使我国的旅行社行业未雨绸缪，更为有效地迎接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 一、我国旅行社业经营体系剖析 我国旅行社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在行业法规、行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自身的特征:从我国旅行社业的类别结构*来看，三类社占压倒优势；从我国旅行社业的规模结构来看，小规模旅行社占绝对多数；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旅行社在全国的分布基本合理；行业利润逐年下降，我国旅行社业正逐步成为一个低利润行业。我国旅行社业现行经营体系是行业政策法规、传统经济体制和现行市场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一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就我国旅行社业发展的实践和趋势而言，其最大弊端是造成下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和不断恶化： （1）大型旅行社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其规模优势得不到发挥。 大型旅行社在经营中具有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采购、旅游市场拓展、旅游接待以及资金、信息、人才和抵御风险等多方面的优势，因此易于实现规模效益，而在我国旅行社行业中，大旅行社的规模效益并不明显，优势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旅游业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市场持续扩大，旅游收入尤其是国际旅游收入增长很快。而在此情况下，一些大型旅行社的业务发展缓慢，在竞争中面对众多新的商业机会，自身却处于保市场或无奈于市场份额下滑的困境之中。②大旅行社未能在旅游市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即未能平抑市场的过度竞争，未能起到引导和稳定市场的作用，致使市场的混乱无序成为困扰我国旅行社业发展和造成旅行社资源浪费的顽症，大社自身也未能避免这种市场混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③在旅行社的内部管理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一些大社内部普遍实行部门承包或变相部门承包,强化部门权益，使得部分大型旅行社实际上成为一些业务上相对独立的小旅行社的集合体，在这种格局下，大旅行社当然发挥不了应有的优势，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2）中小旅行社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发展可谓举步艰难。 就目前我国中小旅行社的总体情况而言，其特点集中表现为有限的接待数量和低下的利润水平。在接待数量方面，近年来我国许多小旅行社处于发展无望而又能勉强支撑的境地。自1995年1月国家旅游局在旅行社行业实施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以来，很多小型旅行社不堪重负，纷纷退出行业。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众多小型旅行社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业主对行业和自身未来发展的理性预期。在利润率方面，我国以经营国内旅游业务为主的众多中小旅行社多为二类社和三类社。根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1994年这两种类型旅行社的平均利润率不足8％，1995年约为5．4％,而为数众多的三类旅行社1995年的平均利润率更是下降到4.24％。这些资料反映的还只是税前利润，如果再扣除所得税，则这些旅行社所剩净利润更是微乎其微了。有限的接待量和低利润率现象的并存充分说明了当前中小旅行社经营的艰难局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从旅行社自身因素来看，绝大多数中小旅行社人、财、物力有限，而其经营活动却涉及从产品设计开发到旅游接待的各个环节。这种经营的多环节必然造成每一经营深度的不足。浅层次的产品开发直接影响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促销的乏力使得很多国内游客对旅行社的服务缺乏了解，对利用旅行社能获得的价格实惠及其它便利半信半疑，最终使得国内旅游者对旅行社的利用率偏低，市场范围狭小；接待的不周更是造成或强化了社会公众对旅行社的不良印象，减少了回头客和其它顾客来源。旅行社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求生存，必然举步艰难。 （3）旅行社业恶性价格竞争盛行，市场秩序混乱。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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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

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其后，国外的许多学者展开了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英国学者帕特里克・登力维（Dunleavy，2006）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荷兰）的公共管理系统的实证研究，认为因为产生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新公共管理已宣告结束，而信息系统是形成公共行革的重要因素。登力维认为，与重新整合中包括的狭隘的众人参与式治理的变革相对照，整体主义的改革旨在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简化和变革政府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整个关系。波利特（Pollit，2003）指出，整体性治理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具体包括：消除政策间的矛盾和紧张以增加政策的效力；减少重复，整合稀缺资源；增进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协作；为顾客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波利特认为整体性治理包括决策与执行的两方面的整体性体现，还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协调与合作，其改革对象可以是整个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一个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小组。学者Adreti Di Maio（2004）具体指出了“整体性治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四个作用和多项技术，四个作用域即四个“what”：同一政府层级中的“整合”服务发生的预期是什么？跨层级“整合”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关责任是什么？跨流程等级“整合”政策与执行的含义是什么？连接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纽带是什么？三项支持技术即交互的协作和一体化的技术。挪威的Tom Christensen和Perlagreid（2006）等从结构、文化和迷思的角度阐释了什么是整体政府。从结构的角度看，整体政府是有意识的组织设计或结构重构。从文化和制度角度看，组织的演进过程是对内对外压力的双向适应过程，形成独特的、制度化的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从迷思、象征和时尚的角度看，整体政府只是一个虚饰和时髦的专业术语。

此外，国外学者还将整体性治理的思想及理论运用到社会可持续发展（Loomis，2000）、高等教育（Enders，2004；Holloman etal.，1996）及公司治理（Kikbride and Letza，2004；Young and Thyil，2008）等多个不同领域的治理研究中。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较大陆更早开展了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展开。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彭锦鹏（2004）认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可望成为21世纪有关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继传统官僚制、新公共管理之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论典型范式，并构建了实现整体性治理的三项制度化策略：运用资讯科技而形成的线上治理模式是科技基础、整合型政府组织是组织基础、主动型文官体系是人员基础。

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韩保中（2009）从理论面详细探讨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组织协调论题、新涂尔干学说的意义与启发等，深入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价值所在。他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组织的整合关系，援用新涂尔干理论及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而碎片化政府、棘手问题与协调三个概念是理解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基础。韩保中还指出新涂尔干理论阐释了协调论题的组织社会学基础，其主张面对多元与复杂的组织关系，依据化异与求同两原则，有容忍性制、分、互赖与妥协四种基本协调之法及解决之道，这体现协调工作必须采取多样的方式。

而廖俊松（2006）则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个待检证的未来命题，李长宴（2004）、江大树（2011）、史美强（2010）等则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应用于台湾的区域政府设计、长期照顾体系、都会永续发展、公务机关横向联系及服务流程整合方面的实践研究。

三、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大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002年，最初主要集中于对这一新理论的诠释与解析，停留在引介和译介层面，近两年开始逐步转向实践运用，目前的相关文献达到30篇左右。

1、理论诠释与解析

思路一：引介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论溯源、内涵、特征、目标、基本内容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我国大陆的陈铮（2002）是国内最早介绍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学者，他介绍了英国的行政改革由“竞争政府”转向“合作政府”的发展轨迹以及朝“整体政府”迈进的改革方向。而张立荣和曾维和（2008、2009）则就“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缘起、特征、内涵、目标、基本内容和实践模式发表了数篇研究文献，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目标、联合的公共服务方法和协调的公共服务政策。其在价值取向、组织结构、技术手段等方面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改革公共服务体系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如大部制；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曾维和（2010）还梳理了当代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化系谱，指出公共服务从以竞争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向以合作为特征的整体政府改革迈进。竺乾威教授（2008）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反思，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但这一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还有赖于一种恰当的组织载体，尤其有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周志忍教授（2009）指出整体政府理念并不是否定分工和专业化，它所针对并试图取代的是“碎片化政府”。整体性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个新理念，是当今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其理念和机制对我国政府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谭海波、蔡立辉（2010）分析了“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的形成、流弊，认为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建立“整体型政府”。胡象明、唐波勇（2010）总结了整体性治理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兴起背景、网络状的治理结构，认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的培养和落实。李渊、李文军（2010）指出整体性治理是在对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实践中机构碎裂化和公共服务分割化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从“复杂性―棘手问题―碎裂化―协调―整合”入手，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协调与整合，实与涂尔干理论之整合观有相似之处。通过建构一套容忍的制度、分立或权变的作法、建立交易及相互依赖的方式、妥协或混合，达到政府整合与服务的无缝隙供给目的。曾凡军（2010）研究了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从过程面向和组织关系面向论述了协调是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褚松燕（2006）认为：整体性政府的目的和基础在于由顾客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而解制和建制构成行政服务机构建设拉动整体性政府构建过程中的两大措施。蔡英辉（2008）认为府际争议影响了政府间协作与合力的发挥，造成了非逆转性内耗，指出立足于法治精神的整体政府是化解冲突的良策，整合共同目标以促进府际协同，是整合资源和弥合府际争议的正道。曾令发（2010）认为整体性治理是指在管理理念上强调中央地方结合以及公私合作，以整体性组织模式，重点在于解决人们民生问题，采取网络式组织模式，在具体管理中注重授权与结果，从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价值、科技以及资源的高度整合。孙志建（2009）探讨了整体性政府理念兴起的背景与诉求、整体性政府的制度化路径和将整体性政府理念纳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策略。翁士洪（2010）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概念、特征、实际运用情况、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及其前景。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与合作，其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崔会敏（2011）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蔡英辉、曹文宏、刘晶（2011）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总体性治理的渊源和根基，分析了多元政府间关系的现状及总体性治理的导向性作用。赵石强（2011）则讨论了数字时代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其启示。

思路二：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分散性治理、无缝隙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刘波、王力立、姚引良（2011）从理论溯源、侧重对象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探讨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的区别，认为前者侧重政府“内修”，后者更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外联”。赵石强（2011）比较了无缝隙政府理论和整体政府理论的异同，认为两者强调对政府功能的整合，都以顾客或公民为导向，都依赖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但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支撑文化和整合角度。朱玉知（2011）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认为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两者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王甲（2011）则就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三种范式下整合功能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2、实践应用

近几年，学者们逐步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石，开展实践领域的研究。胡佳（2009）认为，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刘超（2009）则认为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下，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2010年，曾凡军、欧阳昌永及韦彬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先后研究了我国的公共服务型财政，中国政府预算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的建构路径，考察了整体性治理应用于服务型政府治理逻辑上的合理性，探索了服务型政府实现整体性治理的路径。

高建华（2010）认为，作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的重要形式，整体性治理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需要在整体性政府构建、整体性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协调机制、信任机制和承诺机制以及监控机制等方面加强努力。随后，他又深入讨论了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构建、协调机制构建和合作监督机制构建的问题。

黄滔（2010）从深入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背景、内涵，与新公共服务、无缝隙政府、网络化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的异同入手，剖析长沙市循环经济治理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的契合性，提出了长沙市循环经济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具体策略途径。

宋亚娟（2010）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认为在整体性的养老保险改革的框架中，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协作关系”。

刘筱红（2010）运用“整体政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湖北G市村委会选举为个案，分析了在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存在的效率取向、政府空心化、管理碎片化以及政府缺乏管理合作伙伴能力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支持网络的建议。

方（2011）认为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原因。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以“服务三角”为宏观旨趣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操作策略是：按照农民需求强弱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协同的服务政策，建立“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服务网络，营造“跨界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文化。

崔晶（2011）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国际经验，尝试构建了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的整体性协作模式。王洁（2011）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进行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区域行政协调机制创新研究。赵宇、傅琼从研究整体性治理与府际治理机制出发，探讨通过建立“西三角”整体性治理机制来推进“西三角”经济区的府际合作的思路与对策。已有研究在分析治理现状时均用到了“碎片化”，且纷纷提出了破解碎片化问题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四、结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于英国学者对新公共管理所造成的 “碎片化”政府的反思，它强调多元主体间通过网络状连接进行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但密切联系中国国情，将整体性治理理论纳入科技管理实践的分析研究尚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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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是信息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经营与合资企业的浪潮席卷全世界。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不仅是资金、技术、人员的交流，还包括管理、文化的流动。企业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按照南希・爱德勒的观点，文化差异在组织内的解决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以一种文化支配、压制另一种文化为特征的“凌驾”方式；二是以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求同存异为特征的“折衷”方式；三是以重视彼此差异并在相互尊重、补充、适应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协调作用形成一种全新的、稳定的组织文化为特征的“融合”方式。通过整合方式形成跨文化企业自己的文化，是有效缩小文化差异的最佳选择。

一、整合同化理论

(一)跨文化企业整合同化的概念。整合同化理论(LAT)是指跨文化管理企业主动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实现对多文化环境与多元化员工的同化，建立具有独特性、主动性、发展性、层次性特征的管理组织与结构、管理过程、人力资源系统、企业文化氛围，促进跨文化企业取得经济与社会效益。

(二)文化整合的原则。在企业文化整合问题上一直强调要遵循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和促进经营的原则。取长补短原则是基于来源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原有资产必然带有不同的文化特质，企业管理者应对这些不同的文化特质给予比较鉴别，去粗取精，保留一些优良的文化传统，注意避免不良的文化倾向，并且可以采取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只有企业文化能够现实性地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才能为企业内外部认同并谋求长久生存、发展。

(三)整合同化理论的特点。整合同化理论是共同管理文化模式的进一步推广与提高，它具有下述五个特点：

1、整合同化理论进一步阐明了理论三层次。从宏观方面来看，国际企业跨文化经营，东道国与母国之间文化可能有显著差异，需要进行适应化调整，达成整合与同化――这是第一层。从国际企业内部进行微观分析，企业组织内部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的不同文化氛围，对跨文化管理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完成组织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同合作，达成灵活和谐的组织网络构建―这是整合同化的第二层次。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员工进入国际企业，如何使多元化员工达成共同愿景，增进组织智商――这是整合同化的第三层次。

2、整合同化理论是一个系统理论。对于跨国企业主文化、企业同部门子文化均采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研究。

3、整合同化理论是在共同管理文化模式的基础上发展总结出的理论，并与一些相关理论有相通之处。例如，莫朗以“最佳协和作用”来评价跨文化管理模式的有效性；阿德勒也在其“文化协调配合论”中，提出了跨文化管理中文化协调的方向、处理方法和有益建议等。

4、整合同化理论指出，成功的跨文化管理必须是跨文化企业作为一个行动者主动进行的。

5、整合同化理论是指跨文化企业的管理应该具有动态性与发展性。跨文化企业面向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多元化的员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而客观上要求跨文化企业的管理具有发展性、动态性。作为学习型的跨文化企业必须根据现存的管理认知结构主动同化和组织新信息、新变化，如果新信息、新趋势不能被加以整合，那么便需要调节管理思想与结构、过程等。

(四)整合同化的过程。跨文化企业的文化整合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探索期、碰撞期、整合期以及创新期。图1中的两根曲线所表示的是四个阶段中文化冲突的大小。这两种曲线的形态都是可能发生的，即文化冲突的高潮可能发生在碰撞期，也可能发生在整合期。(图1)

1、探索期需要全面考察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文化背景状况、文化差异问题、可能产生文化冲突的一些相关方面，并需要根据考察结果初步制定出整合同化的方案。

2、碰撞期是跨文化企业进行文化整合的实施阶段。也就是文化整合开始执行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管理制度的出台。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是对于“障碍焦点”的监控。所谓“障碍焦点”是指文化整合过程中可能起到重大障碍作用的关键因素，它可以是某一个人、一个利益团体、某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制度等。随着文化整合的进行，障碍焦点将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碰撞期由于不同文化的直接接触，发生冲突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只是不同的跨文化企业的冲突类型不同、程度有所差异而己。因此，在碰撞期中把握好文化整合的速度和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强度的关系也是监控障碍焦点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3、整合期是指不同的文化逐步达到融合、协调、同化的过程，这是一个较长的阶段。这个阶段中主要就是形成、维护与调整文化整合中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制度与系统。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整合一同化’’在这一阶段体现得最为明显。跨文化管理中需要采取深度访谈等方式寻找适合于不同文化的“共同愿景”、“中立点”。

4、创新期是指在文化趋向同化的基础上，跨文化企业整合、创造出新的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开始点相对于前面三个时期来说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很可能文化碰撞的过程就是开拓和创新的过程。而且应该说随着跨文化企业的成长与成熟，创新期的主题和过程会不断地进行下去。寻找出不同文化中的优点，摒弃不同文化中分别具有的缺点或不适应之处，促进一个创新的。充满生机的跨文化企业有机体文化的整合形成。在文化碰撞的基础之上创新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跨文化管理文化。

二、跨文化企业实施文化整合的对策

(一)加强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协调。跨文化整合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不同方面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协调和文化冲突构成了跨文化整合的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二者并不是各自分开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力场，并不断地保持着动态平衡，即文化整合的趋势。(图2)

所谓跨文化协调，是指管理人员根据组织成员和顾客个人的文化倾向，而不限定其文化差异，来形成组织的战略、策略、结构和管理的过程。这种方法要求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构成多元文化组织(如国际企业)的民族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在管理工作中既不要忽略差异，也不要使差异减少到最小，而是把它们看作设计和发展组织的资源。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协调，克服文化差异障碍，管理者必须要调整现实力量的平衡，换句话说，现时的均衡必须要“解冻”，通过增加文化协调的

程度，弱化文化冲突的强度，改变力量的方向等途径到跨文化整合的状态。文化协调的动力是跨文化企业经营处于繁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之中，面对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正是这些压力和挑战转化为推动文化管理进行文化协调的强大动力。它们有：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降低交易费用；创建核心价值观；提高管理效率等。

跨文化协调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当通过协调解决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时，又会引起另外新的问题和矛盾。尽管跨文化协调的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但是总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克服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差异障碍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跨文化理解。跨文化理解是跨国公司存在的前提，没有跨文化理解也就没有跨文化合作；第二阶段是跨文化参与。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让员工参与母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生活在公司文化的氛围之中，通过周围的人物、事迹、规范、典礼仪式活动，向员工表明企业对他所期望的行为模式，利用群体的内聚力来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向，并从外界对第一阶段的成果进行行为强化；第三阶段是跨文化激励，即转化后的行为强化阶段。一种文化更有可能在它受到重视的地方发展和接受变革；反之，在不受重视的地方则变革很小且对变革有一定的忍耐力。企业要在对转化后的行为评价基础上，采取种种激励手段，强化积极行为，转化消极行为，使员工与新的文化和行为规范相适应，并使之得以稳定和保持下去，这样就会逐步达到跨文化融合。(图3)

(二)运用整合同化理论对跨文化企业进行战略转变。跨文化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要注意实行一系列的战略转变，以适应不同的文化。具体而言，企业可以从结构、过程、人力资源三个方面着手，实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

1、结构改变。结构变化就是重新进行设计组织，对组织中的部门进行必要的调整。组织文化的一般规律是，当一个人从一个团体调到另一团体时，就会设法使自己尽快适应新团体的文化；而当某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调动时，这些人员就会带着他们原有的团体文化前往新的地方。由此，不论是对于新团体还是原团体而言，都会带来新的情景、新的挑战。运用整合同化理论对组织结构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将产生新的组织文化。

2、过程改变。改变过程涉及新的程序、不同的交流环节、不同的控制系统以及引入新型技术的方式等。

3、人力资源改变。国际企业要形成一定的组织文化，使组织内的个人、团体、职工能够具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能在一起共同工作。因此，要形成统一的人力资源政策，以保证进行有效的招聘、选择与提升。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并提出了多种国际型经济人才文化适应性的表征因子。凡文化适应性强的人一般都具有下列特征，这些也足跨文化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具有的素质：①心理学上的移情作刚：②自觉忡：③能随机应变；④能容忍模棱两可的话；⑤尊重平等；⑥非口头的交际技能；⑦自尊性。

赵曙明等著述的《国际企业经营管理总论》中还提到跨文化企业管理人员除了应该具备专业知识、计划、组织和协调等从事国内管理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外，还应该：①有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较强的文化适应性，身体素质好；②具有语言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③具有业务专长、管理才干、工作经验及冒险精神和独立精神；④具备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⑤了解东道国的社会、历史、经济、立法和政治经济体制；⑥管理人员及其家庭移居国外的正确动机。

综上可知，对国际企业中个人的规范、价值、信仰和哲学应该进行整合同化，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

(三)解决好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差异

1、树立解决问题的动力意识。跨文化企业合作双方首先要明确解决文化差异的必要度和决心，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长远的投资使用战略。不论合资双方来自哪个国家、地区，在其决定建立合资企业时，必然有其自己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有当双方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虑而制定出长期投资发展战略时，才会将合资企业视作其提高缩小彼此文化差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实现真正的两权分离。

2、培养解决问题的良好态度。合资企业内究竟能否成功地解决文化差异问题，还取决于高层管理人员对于搞好双方关系、克服文化差异的态度和努力程度。在具体工作中，双方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在协调好与母公司及己方下属间关系的同时，实现与对方良好的跨文化协调和配合。

3、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按照卡默伦和佛瑞曼管理方式分类的理论，企业中的管理方式可概括为三种：一是以“情”字作为企业合力来源，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组织承诺感”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式管理方式。该方式中，领导者扮演的是“大家庭中慈爱的家长”的角色；二是以通过明细严谨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及严格实施，将员工行为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纳入“法治’轨道为特征的制度式管理方式。该方式中，领导者扮演的是组织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三是以契约式的“经济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式管理方式(有些类似中国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办法)。该方式中，领导者扮演的是生产者、发包者和绩效验收者的角色。从中国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外方伙伴，倾向于采用西方较为通行的制度式管理方式，而中方(包括一部分东方的外方伙伴)则采用家族式管理的倾向较为明显(采用市场式的较少)。笔者认为，采取以制度式为主与家族式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既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又能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更有利于合资企业的发展。

(四)建立合理的企业文化整合保障机制。1、建立高效灵活、权责分明、运转有序的企业组织结构；2、优化企业家的素质；3、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4、正确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5、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三、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整合建议

合资的中外伙伴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管理经验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外方伙伴有各自的文化差异，因而不同的合资企业具有不同的管理风格。但是合资企业的文化冲突，最终将走向文化融合，也就是说，外来文化与中国国内企业原有文化相遇交汇，尽管一开始有一个以文化冲突为主的时期，但必定要从这个阶段过渡到以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即文化融合的阶段。

(一)加强有效的文化沟通。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是实现跨文化理解的必要前提。成功的实践经验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有效方式：

1、合资企业内可以确定一种通用语言(如英语或中文)，以利于跨文化的直接沟通，减少误解。

2、通过制定一些行为规范，强调交流中双方互敞心扉、坦诚表白、不互抱戒心，也不回避与对方的不同观点，并尽可能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或符号表达真实的涵义，以降低信息含蓄度。

3、多使用任务单、备忘录、检测表、黑板报、公司演示文稿和广播等方式，简洁、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

4、设立“员工信箱”。员工可以将任何意见或建议投入信箱(信箱只

有总经理才可开启)，以实现下情上达，员工畅所欲言。

5、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研讨会，就某些问题进行交流并达成共识。参加的人员除了各级经理主管外，还应有各类员工代表。

6、提倡不同文化者之间的理解，有利于公司文化的建立与完善。

(二)创建共同的价值观。合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合作”共存的形态。由于价值取向不同，会影响和导致在管理观念、管理行为和管理绩效等方面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是缩小文化差异，建立公司共同文化的基础。创建中外合资企业价值观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企业兴衰存亡，关键在人。做好每个人的工作，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中外合资企业要推崇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群体意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企业文化主干。

2、人际亲密原则。企业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尊重人，信任人，尊重职工的人格和要求，承认职工的贡献和利益。中外合资企业要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为指导，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培养员工的现代心理，形成和谐协作，心心相印，礼貌谦让的企业精神。

3、进取追求原则。在当代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生存和发展，不仅依赖于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而且更依赖于全体员工的责任心、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中外合资企业要不断更新员工思想观念，培养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精神。

4、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企业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外合资企业必须根据本企业的产品、人才、技术、管理、信息、市场、资源、地理条件和职业道德等各种优势和特点，创建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