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6 15:25:33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1)

《要点》对本年的招生工作和财务工作似乎没有提及。在整个工作要点中,有对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要点,也有对毕业学生就业的工作要点,除在第七大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到“进一步扩大长短期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外,全文没有提到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工作做好了,即是对一份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一种极好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要点》对招生工作的只字不提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无论原因是什么,在年度工作要点没有提及招生工作,似乎使人难以理解。究其原因,可能是广西师范大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原有影响特别好,学校领导班子对广西师范大学招生工作相当自信。无论是这种原因还是其他理由,似乎都是《要点》的一点缺憾。高校财务工作是高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账务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校很多具体工作的催化剂和油。一所高校是否善于理财,是否能够做好其财务工作是直接关系到这所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教学基础设备、教职工的福利待遇。《要点》中提出了诸多民生工程的工作要点,如加快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和基建维修工作中提出:“督促润松公司按时按质完成雁山校区教职工住宅建设;推进东院二期教师主房建设的前期工作和争取在上半年开工;推进王城东、南区危房住户搬迁工作和朝阳乡半塘尾43亩土地(东院三期)建房的前期工作业推进育才校区北院排水(排污管道)改造和校园侯车棚修建等基建维修项目。”等多项具体任务,但没有把财务工作单列提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二、微观视角分析

在明确《要点》总体优势特征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该工作的八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微观解读,以进一步加深对工作要点的理解和解读。加强党的建设是《要点》的第一方面内容,含8个工作,在篇幅上占了整个工作要点的四分之一。加强学校的建设工作要点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紧扣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巩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注重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夯实高校党组织的党的基层队伍建设。同时,推进党的民主工作机制建设工作。第二,加强和突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推进干部选优选能制度。第三,群众路线和统战工作在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战略高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高度一致。第四,工作要点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最后一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这与中央的八项规定是高度一致性的。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体现了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要点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是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一种坚决拥护。《工作要点》的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抓好顶层设计,含四个工作要点。一是完善学校发展定位规划。二是全力推进省部共建工作。三是做好办学结构和布局调整。四是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块工作要点的优点体现如下:第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校定位把师大的教育事业放在中国高等教育职业转型的文化语境下,把国家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广西教育发展决策部署和广西师范大学自身的发展融为一体,加强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工作;第二,这份工作要点的顶层设计注重学校内涵发展而不仅仅关注学校的数量发展,以冷静的理性思考审视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第三,工作要点提出要“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现工资收入的公平、公正,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要点》的第三方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重点。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是高校教学中心地位的具体体现。《要点》中这方面含8项内容: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做好学生帮困助学和就业工作。注重提高各个层次学生培养质量是这一方面工作要点的首要特征。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和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两个工作要点直接强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是从教学具体层次提出保障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工作要点,而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则是对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师资要求。但在这方面最后一个工作要点中把帮困助学及就业工作放在学校教学工作要点中,至少在感觉上给人一种分类不够明确的感觉。不能说助学工作及就业工作与学校教学工作及学生培养质量没有关系,也不是教学工作就不管困难学生及学生的就业工作,但在传统做法,这两项工作往往是划分在学生工作中,不是归属在教学工作中。教学工作6个要点总体上而言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各个方面紧密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这份工作教学工作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以教学改革,尤其是实践教学为契机,教学常规工作、教学研究工作和优秀教学品牌的打造三位一体,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齐抓共进,师范教育、教师在职进修和非师范教育三方面各有特色,平衡协调发展。教学工作在高校工作中的重要性在这一块的工作要点中没有得到很突出的体现,教学工作要点中没有富有特色的工作措施,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工作亮点,都是传统的老一套,没有保障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专业和学科融合工作机制,教学工作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关联不大,但人文关怀体现的较好。《工作要点》的第四方面: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包括3个工作要点: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与管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没有关注高水平学科团队和高品质教学团队的打造与培养,更没有提出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工作机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当然很重要,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更加重要,只有形成富有特色的高效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机制才是解决广西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专业人才的不断层的人才饥荒。工作要点表明广西师范大学重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利用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进修提升。但工作要点中学校本身在运用专项资金支持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整个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措施没有特点,没有亮点,没有创新。

《工作要点》的第五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包括4个工作要点:抓好学位点申报与建设,抓好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和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学科建设工作是对教学专业工作的提升和总结,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是学科建设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工作要点中的学科建设一个亮点是探索自主调整学科设置的机制,加强广西师范大学优势特色学科的建设。另一个工作亮点是加强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当下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高校职业教育转型的文化语境下加强专业性强的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工作要点一个很重要的的方面。同时,工作要点中学科建设似乎相对忽视优势学科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特色学科与普通学科之间的平衡。从长远规划来看,一所高校的学科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扎实的基础学科为支撑,优先发展特色鲜明的拳头学科,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结合自身的条件发展新兴学科,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合理的学科结构,否则,始终会影响学校学科的总体发展。有些急功近利的学科发展措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伤害迟早会在学校长远发展的过程突显出来。工作要点对兼顾各学科之间的平衡与发展提及相对较少,眼光应该可以放得更长远些。工作要点的第六到第八方面的工作在宏观评价中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2)

学校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根本环节。法制教育是提升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手段。法制教育成效不高必须要从法制教育的过程和现状去查找成因。纵观高等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不难发现其存在以下问题:

1)没有专门课程依托。法律人才培养大都以高层次学历作为基本的生源要求。除少数综合性大学外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大都没有开设专门的法律专业。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以法律公共课为载体和平台。2005年教育部发文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一门课,全国大学生统一使用统编教材《基础》。该教材融合了适应期教育、品德教育、情感教育和法制教育等诸多内容。法制教育只占其中部分篇幅。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没有专门的、完整的法制教育课程作为载体和依托,其法制教育无异于沙上建塔。

2)法学专业教师相对匮乏。实现高等学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教师素质。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不仅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还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金收入和社会地位普遍低于执业律师。法学专业教师大都热衷于参加司法考试进而兼职律师职业,较少一心专职于法学教育。《基础》课授课教师大都由《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转化而来,缺乏系统的法律理论和知识储备。他们在讲授法制内容时普遍感到较为吃力。在授课过程中往往“驾轻就熟”,偏重道德教育而忽视法制教育,侧重法治理念教育而轻视法律知识讲授。教师队伍的不专业严重制约了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入进行。法律教师专业但不专注、思政教师专注但不专业是造成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师相对匮乏的主要原因。

3)重视措施不到位。高等学校在办学理念上大都较为重视学生的安全。有的学校甚至把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置于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之上。学生安全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法制安全等诸多方面。法制安全是学生安全的关键内容。没有法制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就无从谈起。法制安全不能引起学院领导层的重视,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失去了屏障。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如何维权和法律素养薄弱经常以身试法是大学生法制不安全的两大基本表现。学校保卫部门主要精力都消耗在处理在校学生的打架斗殴和宿舍内盗问题,这是重视措施不到位、法制教育不达标的必然结果。

1.2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

要解决大学生的法制教育难题就必须深入剖析其目前存在的问题。

1)理论教学形式化倾向明显。思政教师在讲授《基础》课时往往把过多学时和精力花在前面的适应期教育和道德教育,后面法律部分则走马观花、一带而过。前重后轻是大部分思政教师讲授《基础》课时所犯通病。重学轻术是现编《基础》课的编写亮点,也是法制教育的一大尴尬。重学轻术的教材风格使得思政教师过分强调培育法律素养而忽视法律知识传授,最终导致法律理论没讲透、法律知识没讲到。思政教师惯于重点讲解熟知领域,碎片化教学应运而生。前重后轻是偏废化教学的常见表现,重学轻术是失范化教学的重要体现,驾轻就熟是碎片化教学的必然形式。偏废化、失范化和碎片化是理论教学形式化的三大突出表现,也是导致学生法制教育低质化的重要原因。

2)实践教育随意性很大。由于法律本身的高端性和《基础》课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法制教育的实践计划往往被束之高阁。很少有学校能组织学生去参加开庭观摩、街头普法、法律援助等法律实践教育活动。有些思政教师出于提升教学趣味性的需要偶尔也会组织学生搞“法制小品”、“法制名言警句”等课内实践小活动,但往往缺乏点评和提升环节。偶有思政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开庭观摩,也是遇事则拖、一拖再拖,拖得学生失去了兴趣,拖得错过相应教学进度。观摩学习最终变成参观游玩。

3)教育成效低质化严重。高等学校法制教育的最终实效表现为学生法律技能的增强和法律素养的提升。法律技能是职业技能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律学习成效的显性化评价标准。科学地守法和高效地维权是其两大体现方面。学生是否能科学地守法和高效地维权是高等学校法制教育的外观化实效评价标准。法律素养是职业素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习法律成效的隐形化评价标准。从高等学校课程体系设置上看,大学生不能系统化地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法律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无从谈起。从《基础》课法律部分理论教学形式化和实践教育随意化现象的严重性来看,大学生的法律技能较为薄弱。低素养、弱技能的教育成效现状使得法制教育目标完全落空。严重的教育成效低质化应当引起高等学校对学生法制教育理念层面的思考。

2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科学理念思考

“理念即理性化的思想观念”。理念引导观念。高等学校要在反思法制教育理念、革新法制教育观念上下苦功夫。要树立法制教育“至关重要、大有可为、改革有道”的科学理念。

2.1法制教育是提升大学生法律修养的重要途径

法律修养是学生职业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学生法律修养不仅是关乎安身立命的个人问题更是关乎治国理政的国家问题。法律修养包括法律理论素养和法律实践技能。中等专业教育大都没有开设专门的法律基础课,也缺乏相应的法律实践教育资源。因此大学生在入学前的法律素养较为欠缺。学生头脑中存有的只是朴素的、简单的法律情感和碎片的、零星的法律常识。大学生在入学后开始逐步接触社会,其提升法律修养的自身需求和主观意愿骤然增强。90后大学生大都个性张扬、崇尚自由,不愿意被各种羁绊所束缚。他们主张权利却漠视义务,誓死捍卫权利却又不得法。法律意识朴素而模糊和维权技能粗暴而简单是大学生群体的典型特征。这种群体性特征与岗位能力需求以及文明社会的发展都格格不入。大学生学习法律的社会需求显得客观而紧迫。大学生法律修养提升后不仅有益于学生个人职业发展更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和秩序稳定。从高等学校校园维稳和教育创新的角度而言,法制教育对于高等学校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反而是重中之重、迫在眉睫。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个人自学是法制教育的三种途径。司法行政部门每年都会开展大量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往往都以社区为单位而划区域进行,很少主动前往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法制宣传。大学生要忙于日常的专业课学习和职业资格考试,没有时间去自行阅读法律书籍。法律书籍较为枯燥和深奥,大学生普遍不愿意去自行学习法律。社会教育和个人自学的缺失使得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凸显出来。高等学校法律教育资源丰富。只要态度上重视、措施上得力,高等学校完全可以实现《基础》课课堂理论教学和保卫处、学生处等相关部门的课下实践教育的无缝连接,可以通过理论教学全面系统地普及法律基础知识,高效快速地革新、提升法治观念,更可以通过实践教育快速高效地提升学生守法维权的法律技能。大学生法律修养的提升迫在眉睫且学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凸显,高等学校高度重视学生法制教育也就顺理成章且大有可为。

2.2高等学校在学生法制教育方面应当有更作大为

变革是发展的路径。高等学校对革新法制教育模式要充满信心,要坚信学生法制教育大有可为。

1)强化法制教育保障措施大有可为。学院领导层要高度重视学生法制教育并最大可能提供决策保障。行政部门要积极健全制度保障、提供经费保障和人员保障,要为实践教育活动提供场地、经费和人员配备等各方面的全力支持。绝不能出现因为考虑管理因素不让法制宣传进校门、考虑安全因素不让法律实践出校门、考虑经济因素不让法制教育下课堂的教育怪象。对于学生法律类校内实践活动要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团委和学生处要指定专人进行指导和监督。

2)法律理论教学实效性提升大有可为。“教学模式的转换是完成高等学校法制教育使命的必然选择”。思政教师要在提升《基础》课教学实效性上下工夫,要通过丰富新颖的教学模式来提升法律知识的可听性和易学性,课堂举例要贴近学生、贴近校园、贴近生活,以期增加法律知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不断提升理论教学的课堂效果、教学效果和教育效果。教学部门要在完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上有所作为,要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和开设法律类公共选修课,以期弥补《基础》课学时不足的问题。例如鼓励教师申报和开设《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法律事务》等实用、新颖的公共选修课。

3)法律实践教育模式创新大有可为。保卫处要积极组织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既可以主动邀请高教园区派出所公安人员来校进行法制宣讲,又可以上门联系相关单位引入宣传资源,开展交通事故图片展、消费法规漫画展等活动。团委、学生处要经常组织大学生法律实践出校门活动。可以定期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走进法院聆听和感悟法官审案,也可以定期安排学生进入司法所、民调委等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三下乡实践活动。教学部门要大胆创新法制教育校内活动形式,积极组织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类学生活动。例如举办全院范围全员参与的“法制小品”、“校园说法”等学生比赛活动。

2.3法制教育应当走出狭隘观念的围囿

教育观念的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最终效果。高等学校进行学生法制教育要走出以下几种狭隘观念的围囿。

1)重道德说教轻法制教育。重德轻法的思想表现在《基础》课教学上就是教育过程的前重后轻和对法律权利部分讲授不足。“应该做什么”是思政教师的口头禅。他们错误地认为法制教育就是教会学生遵规范、守规矩。其实这是重德轻法的狭隘思想在作祟。法制教育不仅在于阐明“应该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更在于主张“可以做什么”。对法制教育目的的变异性理解是重德轻法的观念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的典型表现。具体表现为学管部门把法制教育当作学校维稳手段而一味地强调培养学生守法意识而无视学生维权技能的锻炼。

2)重意识培养轻知识传授。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的紧密关联性是法制教育的显著特征。不讲法律知识只育法律意识易罔,只讲法律知识不育法律意识则怠。知识讲授是方法传授的基本载体。大学生理论接受能力和知识学习能力较强。一旦教育者对法律知识讲授不够全面、讲解不够到位就会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实效,间接左右其学习能力的提升。重意识培养轻知识传授的错误思想会把大学生法制教育带进事倍功半的尴尬境地。高等学校应当努力克服这种错误思想。

3)重目标实现轻路径探寻。教育目标不是海市蜃楼,需要具体路径来通达和实现。高等学校法制教育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功利性思想强调了法制教育的目的性而忽视了目的实现的过程性和可能性。法律知识讲授的碎片化和零星化是课堂教学功利化的突出表现。法律实践活动的随意性和形式化是实践教育功利化的典型特征。理论讲授和实践教育的脱节化是法制教育低质化的重要成因。偏离这些小路径就难以实现具体的小目标。离开大方向也就难以到达理想彼岸。高等学校法制教育必须摒弃唯目的论的错误观念,做到既远眺目标又关注脚下。

3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寻

探寻便宜路径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前提。高等学校要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准确定位法制教育的总体目标并在该目标指引下积极探寻具体的通达路径。

3.1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

提升学生法律修养是高等学校法制教育的根本目标。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在准确定位根本目标的前提下科学定位其具体目标。

1)符合学校实际。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具备活力和实效就必须符合于学校实际,具备学院特色。高等学校法制教育不求大而全,但求少而精。知识讲授以实用和够用为理念,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在具体教学上坚持理论传授够用为限、技能锤炼实用为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上,高等学校法制教育更侧重实践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服务学生成长的需要。学生是教育的对象。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服务于大学生的成长需要。学习、就业和生活是大学生面临的人生三大主题。人身伤害和财产失窃会严重影响学生安心学习。求职诈骗和违法用工会严重干扰学生舒心工作。经济往来和情感纠纷会严重影响学生幸福生活。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在培养学生法纪意识、育养学生法律思维和锻炼学生法律技能方面有所作为,为大学生快乐学习、舒心工作和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遵循客观规律。高等学校法制教育只能遵循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法制教育的规律包括教育规律、学习规律两个方面。法制教育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向互动过程。法制教育既要符合教师教学的客观规律,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教学互动、教学相长。又要符合大学生学习的客观规律,要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相辅相长,坚持在学中做和在做中学。

4)实用于学生职业发展。“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以劳动为生存手段”。职业为劳动提供了可能。法制教育服务于大学生就是要服务于其当下的求职就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目前大学生大都就业于中小企业,职业晋升机率较大。职业法律能力在晋升能力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晋职升迁影响重大。高等学校法制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更要锤炼学生的就业创业的法律技能,要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就业创业法律问题的能力即法律职业能力。

3.2大学生法制教育的路径探寻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确立法治信仰”。法制教育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凭空完成,必须找到科学、便宜的途径。具体路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1)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理论教学观念。“法制教育的价值在于倡导法治精神”。法制教育目标必须素质化。高等学校要将法律意识的优化、理论水平的提升和法律技能的增强综合起来作为法制教育的素质目标和评价标准。法制教育内容必须体系化,其目的在于便于专题化教学以节省学时和促进科学化教学以提升实效。法制教育结果评价必须科学化。法制教育评价要从终结性评价和试卷化评价转向到重视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和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性评价上来。

2)实事求是,创建学院特色法制教育。高等学校要从育人、砺能的高度去开展法制教育,坚决摒弃把法制教育当做维持校园稳定、确保校园安全之手段的错误思想。高等学校要坚持法制教育生活化,要把法制教育溶于学生生活。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育都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实用性是法制教育的显著特征。法制教育要能为学生的生活幸福和职业发展提供帮助,要坚持以服务于学生的职业和生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3)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明确方向,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办学方向。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坚强支柱,大学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建设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校的有力助推器。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加强对大学文化的认识,明白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要积极探讨发现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研究解决策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大学文化的界定

“大学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结构层次上看,大学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层次。”[1]因此,大学文化是由其主体“大学人”在学习、整理、传承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以校园环境为空间背景,围绕教学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独特的校园物质建筑、制度建设、精神文明等一切财富,因此,大学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大学师生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大学师生的传承与创新中,大学文化也在不断生成、变化,并被它的师生所尊崇、学习、继承和完善。 总之,“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它内化于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大学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作为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大学发展方向,是大学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发展的内在支撑。”[2]

提升大学文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

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高校文化理念,提升大学文化将有助于高校师生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办学理念、提高学术品位,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1.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大学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源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与现代优秀文化的结晶,是集多元良性文化价值观念于一体的先进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明确指向灯。因此,大学文化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不断保持自身先进性,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作为高校发展的基石与助推器,是国际化中各色各样不同教育方式与理念的界标,提升大学文化将更加坚定高校师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并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方向。

2.提升国际化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大学文化的一种重要内显方式,是指在学校长期的历史积淀、理性思考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是学校发展之根本。教育国际化最根本的就是教育理念的国际化,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个体发展,同时要加强专业设置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以及校园环境等国际化。大学文化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就是要加强课程设置、制度建设,立足于国际视野,增强特色意识、精品意识,建设国际化精品课程、增设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互派教师访学、授课,营造有特色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校园氛围,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交流模式,最终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交际的现代应用型国际人才为主要目标。

3.提高国际化学术品位

学术是大学的内在价值要求,学术品位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之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大学师生需要有高品位的学术思想,才能有参与国际学术论坛与研究活动的资本。提升大学文化就是要营造学术自由氛围,积极鼓励各种学术社团的组建,提倡师生在论坛活动中各抒己见,自由发挥对国际国内各种事件、思潮的观点,催发各种想法与理念生发,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各种学术思想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提升大学文化就是要创建学术活动平台,提供学术活动空间,要引进也要送出,使国际国内著名学者走进大学带来最先进的学术理念,也要派出不同年龄、不同研究领域的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院校访学、研讨;学校要举办不同形式的、不同领域的学术报告,以学术推动教学,以教学促进学术,使高等教育学术品位得到提高。

大学文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趋同化。中国高等院校自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招生规模扩张、校区规模扩大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时间,高等教育全民化得到了普遍提高,校园建设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扩张与扩大的表层变化远远大于其文化本质的变化。大学文化的不同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更体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院校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就是简单的趋同——扩招、扩建,并且在制度建设、课程增设方面简单模仿,真正的大学精神文化未得到较高层次的提升。因此,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很多高校在凸显办学特色,体现文化优势等方面的不足就显现了出来。

2.庸俗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求文化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但是,大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思想等一些因素制约了其创造活力。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自由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文化适得其反,遭到社会文化“绑架”,出现了社会上流行的官僚作风、造假剽窃等不良习气。因此,当今的大学文化不能鲜明体现其独特的思维、辨识和创新能力,并因其文化底蕴不足,在引领社会风尚、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等方面表现出较多弱势,长此以往,大学文化将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庸俗化,即丧失本源文化,向他源文化靠拢。

3.简单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建设简单化一方面体现在其以教学服务为主,脱离社会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体现在未将“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有机融合。大学的功能主要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而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服务社会,所以高校文化建设目标需与社会适用紧密相结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实用型人才,创造更多适用于社会的文化成果。其次,目前,各高校基本处于教育国际化的摸索阶段,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国际化发展模式,要么简单照搬,要么全盘否定,这都不利于高校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全球化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教育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强调教育的本土化,排斥外来教育的影响,也会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5]所以,高校须在有机整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前提下,加强社会实用型文化产品的推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如何提升大学文化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标准问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先生的三个标准: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通用性是指本国的文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中是否被承认、接收和理解;交流性是指为活跃不同国籍、民族、文化间人们的交流、交涉是否确立了接触的规则;开放性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制度和意识上是否站在本国立场上将别国文化接收到自己的机构内。”[3]通过被诸多学者认可的喜多村和之先生的这三个国际化标准不难发现,高等教育是否国际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被国际认可的程度、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接受异文化、是否可以在不同文化中交流。因此,在新时期,各高校须加强大学文化的开放度与包容度,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崇高使命出发,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1.大学文化的传承功能与批判思维相结合

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一代又一代大学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是文化传承的必备基础。大学文化的传承过程同时也是扬弃过程,既针对传统文化也针对外来文化。

在当今,国际化对于大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大学之间可以进行广泛、自由的学术交流,以此推动大学优势和特色的进一步彰显,促进办学观念和教育体制的不断创新,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创新机制的完善,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中不免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也无法排除“丧失自我”的危险。面对美国等国家“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不免会有自叹弗如的感慨。王智平先生曾说,“全球化浪潮在本质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和推动的,他们是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他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实行‘文化侵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使其文化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4]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育人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一定要引导教育大学生提高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着力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研究与学习,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

2.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与科教兴国战略相联系

大学是各种新思想、新创作、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创新的主体,这种创新主要包括原创新和再创新。在学术界“剽窃”成风的当今,大学应该重振旗鼓,引领风尚,尤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为加大高等院校国际竞争力,大学必须加大“原创”力度,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应用到社会的发展中来。这里的“再创新”是指借鉴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形成适合自己发展、有特色的文化模式。国际化的大学必须要有开放的思维,但是开放并非失去自我,而是吸取各国优秀大学文化,进行文化资源的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

3.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与服务功能相辅相成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健康积极的主流文化下,不乏有功利的、享乐的、消极的腐朽思想存在。大学作为求真育人的最坚定的阵地,应该严保自己的操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生,通过文化讲座、培训、展览等多种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大学文化应加强其国际化办学理念,提高其国际化学术品位,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用中国文化服务于世界。

总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提升大学文化意义非凡。虽然各高校在国际化摸索前行中,不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弊端显现,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大学文化作为先进文化代表一定会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孙雷.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透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39.

[2]钟秉林,赵应生.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9):14-17.

[3]刘红.高等教育国际化[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138.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4)

(2)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缺少实践环节目前我国高校课程设置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失衡现象,学校多注重理论课程学习,且专业教材较为落后,课程设置不合理,适应不了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太注重应试理论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不高,轻视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导致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培养比例过小,反而理论型学历型人才比例偏多,没有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高校没有以市场为导向,没有及时调整专业与课程,造成就业毕业生的优势和特色不明显,竞争力不强,致使大学毕业生对企业岗位专业知识缺乏了解的现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缺乏实质、有效的沟通交流,供求之间没有建立相互了解的渠道,这日益成为困扰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高校实践环节的缺乏也造成了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和适应工作的问题。目前,我系在学生大二期间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真正进入企业开始进行工学交替,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的问题。

2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多维度思考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随着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随着就业形势和压力的日益增大,我们也必须冷静面对这一系列的转变,认真思考对策加以适应和解决。

(1)就学生个人而言,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转变就业观念,360度全方位认识自我专业知识的夯实有利用大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弥足珍贵的大学时光,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考取自己专业的就业资格证书,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知识或者其他资格证书,也为自身的就业增开一些渠道。在就业观念方面,不能拘泥于“白领”工作或者“铁饭碗”工作,有机会的话去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我,在繁华的大都市也许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二线城市也许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观念只是一个转变,人生可能会是一片灿烂。在入学之初还应该对自我进行全方面的职业规划测评,从自己的性格测试、能力测试、兴趣测试等众多方面去全新的认识自己,360度全方面的认识自己有利于真正评估自己的实力和兴趣,更好地找到职业的切入点,避免毕业时择业的盲目性。

(2)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改变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对于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问题,高等教育也应该加以深思并试图去改革。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面,应该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改革现行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和自学式教育,少讲多做,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环节上面可以加入实践环节,甚至可以在临近毕业的学期用一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走向他们的工作岗位进行毕业实习。目前,我系的教学模式已经在加以改变,原本只是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让学生出去进行毕业实习,现在,我系在大二期间就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工学交替。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检验自己的理论知识,发现不足,然后再重新回到课堂来继续学习和思考。这一教学模式的转变,势必会让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实现用人单位、高校和学生的三方共赢。

(3)发挥政府职能,调控高校招生规模,创造条件以创业带动就业在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式”教育转变为“大众式”教育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9年开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实行了扩招政策,每年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张,这直接导致了毕业大军的激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指导高校的招生数量,对于一些面临饱和的专业应该指导高校减少招生规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才浪费。以我系会计专业为例,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会计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择业选择,所以我系会计专业的招生人数逐年在增加,然后毕业后的就业形势却不容客观,相较于企业管理和物流专业来说,会计专业的学生并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因此政府要做好宏观调控,对于就业不好的,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应该缩小招生规模或者停招,控制调配好招生人数和比例,做好市场调研,把高校的招生和就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自我创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政府也在积极倡导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的政策,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毕业生对创业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尤其是对于创业的扶持政策不清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毕业生创业的人数。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对创业的鼓励政策进行宣传和动员,高校也要在相应的课程中贯穿创业政策的讲解,让更多的学生有创业意识和愿望,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5)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6)

笔者在《理性捍卫大学:高等教育理论的责任》一文讨论高等教育理论与大学理性的关系中指出:大学经千百年的日臻完善和发展进化,从早期被动适应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经主动满足社会需要的阶段过渡,进入到了当今积极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需要的时期,已经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成熟的理性组织①。然而,大学的理性不仅源于高等教育本身是高度理性的社会活动这一内在规定性,而且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及大学活动及其规律的系统认识和把握。后者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获得的认识成果即高等教育理论,其价值在于建构大学的理性并指导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然而,由于实施高等教育活动既是大学存在的手段更是大学存在的目的,高等教育活动与大学的这样一种彼此依存不能割裂的关系,则决定了高等教育事业亦不能离开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其实,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以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索创新及其传播、应用以促进人类文明、服务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事业,从其创生起就是人类社会高度理智的结果,而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作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作为反映并标志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理智产物,高等教育理应居于所处时代之思想前端,自觉担负着社会价值文化引领建构的使命。由此决定了在任何时代相对于其他社会活动,高等教育都是一项最成熟的事业,即高等教育是一项自觉接受理论指导并不断自我完善的事业。 正是高等教育活动的理性特征使以实施高等教育活动为目的的大学,必须自觉于探索及自律于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办学治校,而这样一种对理论的高度自觉使大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这无疑也是经典意义的大学自诞生以来,虽然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许许多多的组织生生灭灭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演进,但依旧能以同样的组织名称坚守同样的组织属性、担负同样的组织职能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基于上述立场,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作如下概括:一项事业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她是否重视并自觉接受理论的指导,而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高度成熟的制度化的一项社会事业,自觉于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是其必然;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正是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使得探索和把握高等教育的规律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及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以准确掌握高等教育活动及大学办学治校活动中的全部规律。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从“”重创后的满目疮痍,发展至今高等教育数量规模和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均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果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观点,把这30年划分为“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标志的大改革、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标志的大发展、以注重本科教学质量为标志的大提高”三大阶段,不难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高等教育理论对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均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其实也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一种反映。 正因为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如此重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就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加以建设,并且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予以了世界罕见的重视以及人财物资源的投入。 亦是对高等教育发展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指导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担负起了组织、推动和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就在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高等教育决策咨询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有目共睹的贡献。 而自2001年起每年一届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的组织推动下,旨在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实际,发动全国乃至海外学者以及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共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以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变革,致力于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而举办的学术盛会。作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亲历者,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至少在以下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主题紧密结合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对引领和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如2001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分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国际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预测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004年在广东珠海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论坛,研讨了高校如何办出特色、发展人才个性、优化教育结构、走人才强国之路等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围绕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2006年在天津举办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论坛,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及2007年在辽宁沈阳举办的“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8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2011年将在重庆举办的“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等,无不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仅敏感地、准确地把握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高瞻远瞩地抓住了近1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超前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周远清会长倡导和推动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提出并引起政府高层和高教界高度重视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带来了我国对高等教育价值认识和观念的一个飞跃。笔者坚信“高等教育强国”观念一旦全民化并转化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意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将指日可待。因为,中国是最需要观念突破的国家。#p#分页标题#e# 2.“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组织及高等教育理论自身的责任意识,在倡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理论自觉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及大学组织自觉于遵循大学办学治校的规律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众所周知,大学作为担负实施高等教育使命和责任的组织,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追求和传播真理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是最需要坚持理性的组织,高等教育理论作为理性的产物其意义亦在引导大学自我完善以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成熟及引导大学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改革发展发挥了组织发动和思想引领的作用。 譬如,2002年在陕西杨凌举办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论坛,就“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途径和措施”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从而在“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之教育理念上寻求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突破以改变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问题,推动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实践;2003年在北京举办的“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论坛,对“教育创新的意义、教育创新与加强教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政策创新、高等学校的办学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讨论,使大学及其成员进一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创新必须依赖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指导;尤其是2010年在江苏南京举办的“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教育理念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关系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 笔者以为,就大学而言其内部办学治校的诸多积弊,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理念的偏失和大学理性的背离。如果指导大学办学治校的思想不正确,欲期待其自觉按大学应有规律所作所为则不成可能。 回归大学理性的大学之治,首赖于大学理念的端正。将这个结论放大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考察依然成立。教育思想是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如果高等教育需要改革、需要拯救,高等教育界存在的落后理念之痼疾必须先于革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若没有与之相吻合的教育理念创新,高等教育的现状就难以改变,更不要奢谈高等教育强国了。 3.“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作为我国云集海内外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教管理官员讨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峰会,不仅已成为每年数百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热烈讨论高等教育热点、重点问题的高水平交流平台,而且为我国发现和培养高等教育理论后备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为了巩固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保证高等教育理论界后继有人,自2003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每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增设了博士生论坛,为高等教育青年理论工作者打开了一个学术交流、研讨学问的窗口,紧随其后又在2004年的论坛上评选表彰了首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及导师。 这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高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进一步激励了青年学者有志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使高等教育理论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理论发展经验时指出,“理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是指导我们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完全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组织团结全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引领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发展以推动和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等方面,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而这就是我对“高等教育国际论坛”10年的最强烈的感悟。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8)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9)

Abstract:Throughthemethodofstructuralquantitativeresearch,thisarticleevaluatesandanalyzestheliteraturesofhighereducationpublishedfrom1995~2005inChinafromtendimensionsincludingtitle,author,abstract,keywords,topic,choiceoftopic,terminology,methodology,conclusion,referenceandannotation.ThereisindicationthatthetheoreticallevelandacademicnormofChinesehighereducationresearchhasbeenimprovedalotduringthepast10years.

Keywords:highereducation;theorycontents;quantitativeresearch;researchdimension;descriptive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0.976、1、0.994、0.994、1、0.939、0.98、0.931、0.955、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2004年又上升到12%;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299.

[2]田建国.高等教育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9.16.

[3]邓晓春,王华春.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27.39.

[4]谢安邦.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15.316.

[5]徐小洲.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05.410.

[6]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9.

[7]陈廷柱.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8.

[8](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编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5.

[9](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

王承绪,等编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5.10.

[10]刘承波.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J].教育与现代化,2000,(4):8.13.

[11]朱旭.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J].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3):44.46.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7-0023-02

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研究可追溯到清末时期。那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等对传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从到新中国成立,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都是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幸运的是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1978年,潘懋元先生《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两篇文章揭开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在潘先生的号召下,各种研究高等教育的著作、刊物等不断涌现。1984年,潘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正式确立,从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以学科建制开展的,我们的疑惑是:普通教育理论的研究难道不足以指导高等教育的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一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它立足于普通教育而又超越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即对高等教育现象和理论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其理论研究旨在揭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普通教育学有明确的教育对象、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的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普通教育的基础研究在教育的本质、共产主义教育目的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然而,“高等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它的研究工作是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以普通学校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它涉及许多普通教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这种区别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潘先生指出:“许多教育科学工作者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观念: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

二 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潘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从“三个方面”、“三个维度”、“两大特征”揭示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而论证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三个方面”

潘懋元先生认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智、德、体三方面存在不同。(1)在智育方面,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它的“专”与“高”。普通教育传授的是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而高等教育传授的则是更为高深的专门知识,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各种专业人才。(2)在德育方面,普通教育一般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班会等来开展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高等教育一般是通过公共政治课、社会实践活动等进行的,它注重指导学生从接受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变,对学生的自主性和反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在体育方面,普通教育通过体育课的开设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一般无法兼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而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要加深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需要选修不同的体育课。

2.“三个维度”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除了在德、智、体三方面存在不同,潘先生还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区分。(1)从人才培养类型的维度讲,高等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各个部门需要的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的专业问题,而普通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2)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的维度看,根据高等教育培养专才的目标,其教材内容也要随之调整。此外,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专业课与必修课的关系、公共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普通教育中是不需要考虑的。(3)从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的维度分析,普通中小学的课程门类相对大学而言少许多,分科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而在高等教育中,课程门类成百上千,教学方法也千差万别。另外,在高等教育的授课中,教师一般只传授相关知识的重点、难点,而在普通教育中,教师讲得较多。

3.“两大特征”

为了更进一步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潘先生还从大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能够担负起艰难的、深刻的脑力劳动。另外,高等教育中学生的中枢神经活动和大脑皮质的发育已经成熟,学生的感觉和知觉要比中小学的学生精密和深刻,逻辑记忆能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大学生的定向注意力可以持续很久,因此课堂时间可以持续3~4个小时。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科学要比普通教育科学复杂许多,普通教育学理论显然不完全适合指导以专业教育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从而论证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三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策略

不可否认,我国至今为止在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还不完善。鉴于此,我们需在今后对教育实践不断积累、反思、总结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另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脱离实践。针对后者,潘懋元先生在1997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就犀利地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如果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走入死胡同。倡导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围绕高等教育的改革来进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要直视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教育改革与实践服务。例如,如何捍卫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如何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校长职业化”是否等于“去学术化”;如何完善大学教师的聘任制度和升迁制度(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谁来监管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如何处理专业课与公共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还有一些当前更急需解决的问题,如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大学生就业等。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从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潘先生认为,“对于教育实践中的这些问题,科研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教改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症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意见、建议”。他自身对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大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等。与此同时,潘先生强调,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对于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 立足于学科范式,进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国外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以学科的姿态开展的。然而国外甚至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除了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称之为学科。对此,潘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国内一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把国外的研究视为“真理”,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现象。于是,有人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提出了“依附理论”。

对这种归结的认识,我们首先应对“依附理论”有大致的了解。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和指导拉美和“”地区经济成长的一种发展理论。也就是说,“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强权国家的依附,之后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经济领域的“依附理论”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认为,依附含有被动的意义,是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现象。起初我们的许多研究是通过翻译外国的著作、照搬移植过来的,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总体特征,用“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有失偏颇。可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摆脱依附、民族性和本土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对于“依附理论”,我们除了批判,还应加以反思。尽管我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科,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够、创新不足。潘先生就指出:“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只能仰仗于西方理论的‘辐射’,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坚决摆脱“依附理论”,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坚持立足学科发展范式,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但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扩大其在国际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中的话语空间,与各国展开平等的对话。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2]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

[3]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4

[4]黄赞发、陈梓权.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22、26、6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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