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对本年的招生工作和财务工作似乎没有提及。在整个工作要点中，有对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要点，也有对毕业学生就业的工作要点，除在第七大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到“进一步扩大长短期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外，全文没有提到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工作做好了，即是对一份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一种极好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要点》对招生工作的只字不提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无论原因是什么，在年度工作要点没有提及招生工作，似乎使人难以理解。究其原因，可能是广西师范大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原有影响特别好，学校领导班子对广西师范大学招生工作相当自信。无论是这种原因还是其他理由，似乎都是《要点》的一点缺憾。高校财务工作是高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账务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校很多具体工作的催化剂和油。一所高校是否善于理财，是否能够做好其财务工作是直接关系到这所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教学基础设备、教职工的福利待遇。《要点》中提出了诸多民生工程的工作要点，如加快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和基建维修工作中提出：“督促润松公司按时按质完成雁山校区教职工住宅建设；推进东院二期教师主房建设的前期工作和争取在上半年开工；推进王城东、南区危房住户搬迁工作和朝阳乡半塘尾43亩土地（东院三期）建房的前期工作业推进育才校区北院排水（排污管道）改造和校园侯车棚修建等基建维修项目。”等多项具体任务，但没有把财务工作单列提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二、微观视角分析
在明确《要点》总体优势特征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该工作的八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微观解读，以进一步加深对工作要点的理解和解读。加强党的建设是《要点》的第一方面内容，含8个工作，在篇幅上占了整个工作要点的四分之一。加强学校的建设工作要点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紧扣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巩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注重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夯实高校党组织的党的基层队伍建设。同时，推进党的民主工作机制建设工作。第二，加强和突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推进干部选优选能制度。第三，群众路线和统战工作在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战略高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高度一致。第四，工作要点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最后一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这与中央的八项规定是高度一致性的。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体现了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要点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是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一种坚决拥护。《工作要点》的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抓好顶层设计，含四个工作要点。一是完善学校发展定位规划。二是全力推进省部共建工作。三是做好办学结构和布局调整。四是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块工作要点的优点体现如下：第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校定位把师大的教育事业放在中国高等教育职业转型的文化语境下，把国家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广西教育发展决策部署和广西师范大学自身的发展融为一体，加强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工作；第二，这份工作要点的顶层设计注重学校内涵发展而不仅仅关注学校的数量发展，以冷静的理性思考审视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第三，工作要点提出要“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现工资收入的公平、公正，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要点》的第三方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重点。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是高校教学中心地位的具体体现。《要点》中这方面含8项内容：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做好学生帮困助学和就业工作。注重提高各个层次学生培养质量是这一方面工作要点的首要特征。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和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两个工作要点直接强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是从教学具体层次提出保障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工作要点，而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则是对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师资要求。但在这方面最后一个工作要点中把帮困助学及就业工作放在学校教学工作要点中，至少在感觉上给人一种分类不够明确的感觉。不能说助学工作及就业工作与学校教学工作及学生培养质量没有关系，也不是教学工作就不管困难学生及学生的就业工作，但在传统做法，这两项工作往往是划分在学生工作中，不是归属在教学工作中。教学工作6个要点总体上而言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各个方面紧密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这份工作教学工作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以教学改革，尤其是实践教学为契机，教学常规工作、教学研究工作和优秀教学品牌的打造三位一体，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齐抓共进，师范教育、教师在职进修和非师范教育三方面各有特色，平衡协调发展。教学工作在高校工作中的重要性在这一块的工作要点中没有得到很突出的体现，教学工作要点中没有富有特色的工作措施，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工作亮点，都是传统的老一套，没有保障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专业和学科融合工作机制，教学工作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关联不大，但人文关怀体现的较好。《工作要点》的第四方面：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包括3个工作要点：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与管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没有关注高水平学科团队和高品质教学团队的打造与培养，更没有提出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工作机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当然很重要，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更加重要，只有形成富有特色的高效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机制才是解决广西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专业人才的不断层的人才饥荒。工作要点表明广西师范大学重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利用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进修提升。但工作要点中学校本身在运用专项资金支持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整个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措施没有特点，没有亮点，没有创新。
《工作要点》的第五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包括4个工作要点：抓好学位点申报与建设，抓好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和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学科建设工作是对教学专业工作的提升和总结，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是学科建设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工作要点中的学科建设一个亮点是探索自主调整学科设置的机制，加强广西师范大学优势特色学科的建设。另一个工作亮点是加强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当下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高校职业教育转型的文化语境下加强专业性强的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工作要点一个很重要的的方面。同时，工作要点中学科建设似乎相对忽视优势学科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特色学科与普通学科之间的平衡。从长远规划来看，一所高校的学科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扎实的基础学科为支撑，优先发展特色鲜明的拳头学科，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结合自身的条件发展新兴学科，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合理的学科结构，否则，始终会影响学校学科的总体发展。有些急功近利的学科发展措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伤害迟早会在学校长远发展的过程突显出来。工作要点对兼顾各学科之间的平衡与发展提及相对较少，眼光应该可以放得更长远些。工作要点的第六到第八方面的工作在宏观评价中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明确方向，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办学方向。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坚强支柱，大学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建设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校的有力助推器。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加强对大学文化的认识，明白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要积极探讨发现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研究解决策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大学文化的界定
“大学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结构层次上看，大学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层次。”[1]因此，大学文化是由其主体“大学人”在学习、整理、传承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以校园环境为空间背景，围绕教学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独特的校园物质建筑、制度建设、精神文明等一切财富，因此，大学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大学师生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大学师生的传承与创新中，大学文化也在不断生成、变化，并被它的师生所尊崇、学习、继承和完善。 总之，“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它内化于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大学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作为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大学发展方向，是大学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发展的内在支撑。”[2]
提升大学文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
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高校文化理念，提升大学文化将有助于高校师生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办学理念、提高学术品位，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1.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大学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源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与现代优秀文化的结晶，是集多元良性文化价值观念于一体的先进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明确指向灯。因此，大学文化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不断保持自身先进性，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作为高校发展的基石与助推器，是国际化中各色各样不同教育方式与理念的界标，提升大学文化将更加坚定高校师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并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方向。
2.提升国际化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大学文化的一种重要内显方式，是指在学校长期的历史积淀、理性思考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是学校发展之根本。教育国际化最根本的就是教育理念的国际化，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个体发展，同时要加强专业设置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以及校园环境等国际化。大学文化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就是要加强课程设置、制度建设，立足于国际视野，增强特色意识、精品意识，建设国际化精品课程、增设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互派教师访学、授课，营造有特色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校园氛围，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交流模式，最终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交际的现代应用型国际人才为主要目标。
3.提高国际化学术品位
学术是大学的内在价值要求，学术品位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之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大学师生需要有高品位的学术思想，才能有参与国际学术论坛与研究活动的资本。提升大学文化就是要营造学术自由氛围，积极鼓励各种学术社团的组建，提倡师生在论坛活动中各抒己见，自由发挥对国际国内各种事件、思潮的观点，催发各种想法与理念生发，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各种学术思想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提升大学文化就是要创建学术活动平台，提供学术活动空间，要引进也要送出，使国际国内著名学者走进大学带来最先进的学术理念，也要派出不同年龄、不同研究领域的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院校访学、研讨；学校要举办不同形式的、不同领域的学术报告，以学术推动教学，以教学促进学术，使高等教育学术品位得到提高。
大学文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趋同化。中国高等院校自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招生规模扩张、校区规模扩大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时间，高等教育全民化得到了普遍提高，校园建设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扩张与扩大的表层变化远远大于其文化本质的变化。大学文化的不同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更体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院校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就是简单的趋同——扩招、扩建，并且在制度建设、课程增设方面简单模仿，真正的大学精神文化未得到较高层次的提升。因此，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很多高校在凸显办学特色，体现文化优势等方面的不足就显现了出来。
2.庸俗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求文化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但是，大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思想等一些因素制约了其创造活力。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自由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文化适得其反，遭到社会文化“绑架”，出现了社会上流行的官僚作风、造假剽窃等不良习气。因此，当今的大学文化不能鲜明体现其独特的思维、辨识和创新能力，并因其文化底蕴不足，在引领社会风尚、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等方面表现出较多弱势，长此以往，大学文化将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庸俗化，即丧失本源文化，向他源文化靠拢。
3.简单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建设简单化一方面体现在其以教学服务为主，脱离社会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体现在未将“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有机融合。大学的功能主要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而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服务社会，所以高校文化建设目标需与社会适用紧密相结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实用型人才，创造更多适用于社会的文化成果。其次，目前，各高校基本处于教育国际化的摸索阶段，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国际化发展模式，要么简单照搬，要么全盘否定，这都不利于高校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全球化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教育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强调教育的本土化，排斥外来教育的影响，也会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5]所以，高校须在有机整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前提下，加强社会实用型文化产品的推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如何提升大学文化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标准问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先生的三个标准：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通用性是指本国的文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中是否被承认、接收和理解；交流性是指为活跃不同国籍、民族、文化间人们的交流、交涉是否确立了接触的规则；开放性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制度和意识上是否站在本国立场上将别国文化接收到自己的机构内。”[3]通过被诸多学者认可的喜多村和之先生的这三个国际化标准不难发现，高等教育是否国际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被国际认可的程度、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接受异文化、是否可以在不同文化中交流。因此，在新时期，各高校须加强大学文化的开放度与包容度，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崇高使命出发，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
1.大学文化的传承功能与批判思维相结合
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一代又一代大学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是文化传承的必备基础。大学文化的传承过程同时也是扬弃过程，既针对传统文化也针对外来文化。
在当今，国际化对于大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大学之间可以进行广泛、自由的学术交流，以此推动大学优势和特色的进一步彰显，促进办学观念和教育体制的不断创新，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创新机制的完善，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中不免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也无法排除“丧失自我”的危险。面对美国等国家“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不免会有自叹弗如的感慨。王智平先生曾说，“全球化浪潮在本质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和推动的，他们是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他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实行‘文化侵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使其文化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4]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育人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一定要引导教育大学生提高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着力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研究与学习，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
2.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与科教兴国战略相联系
大学是各种新思想、新创作、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创新的主体，这种创新主要包括原创新和再创新。在学术界“剽窃”成风的当今，大学应该重振旗鼓，引领风尚，尤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为加大高等院校国际竞争力，大学必须加大“原创”力度，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应用到社会的发展中来。这里的“再创新”是指借鉴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形成适合自己发展、有特色的文化模式。国际化的大学必须要有开放的思维，但是开放并非失去自我，而是吸取各国优秀大学文化，进行文化资源的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
3.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与服务功能相辅相成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健康积极的主流文化下，不乏有功利的、享乐的、消极的腐朽思想存在。大学作为求真育人的最坚定的阵地，应该严保自己的操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生，通过文化讲座、培训、展览等多种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大学文化应加强其国际化办学理念，提高其国际化学术品位，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用中国文化服务于世界。
总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提升大学文化意义非凡。虽然各高校在国际化摸索前行中，不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弊端显现，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大学文化作为先进文化代表一定会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孙雷.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透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39.
[2]钟秉林，赵应生.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9）：14-17.
[3]刘红.高等教育国际化[M].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138.
（2）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缺少实践环节目前我国高校课程设置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失衡现象，学校多注重理论课程学习，且专业教材较为落后，课程设置不合理，适应不了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太注重应试理论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不高，轻视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导致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培养比例过小，反而理论型学历型人才比例偏多，没有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高校没有以市场为导向，没有及时调整专业与课程，造成就业毕业生的优势和特色不明显，竞争力不强，致使大学毕业生对企业岗位专业知识缺乏了解的现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缺乏实质、有效的沟通交流，供求之间没有建立相互了解的渠道，这日益成为困扰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高校实践环节的缺乏也造成了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和适应工作的问题。目前，我系在学生大二期间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真正进入企业开始进行工学交替，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的问题。
2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多维度思考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随着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随着就业形势和压力的日益增大，我们也必须冷静面对这一系列的转变，认真思考对策加以适应和解决。
（1）就学生个人而言，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转变就业观念，360度全方位认识自我专业知识的夯实有利用大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弥足珍贵的大学时光，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考取自己专业的就业资格证书，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知识或者其他资格证书，也为自身的就业增开一些渠道。在就业观念方面，不能拘泥于“白领”工作或者“铁饭碗”工作，有机会的话去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我，在繁华的大都市也许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二线城市也许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观念只是一个转变，人生可能会是一片灿烂。在入学之初还应该对自我进行全方面的职业规划测评，从自己的性格测试、能力测试、兴趣测试等众多方面去全新的认识自己，360度全方面的认识自己有利于真正评估自己的实力和兴趣，更好地找到职业的切入点，避免毕业时择业的盲目性。
（2）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改变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对于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问题，高等教育也应该加以深思并试图去改革。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面，应该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改革现行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和自学式教育，少讲多做，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环节上面可以加入实践环节，甚至可以在临近毕业的学期用一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走向他们的工作岗位进行毕业实习。目前，我系的教学模式已经在加以改变，原本只是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让学生出去进行毕业实习，现在，我系在大二期间就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工学交替。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检验自己的理论知识，发现不足，然后再重新回到课堂来继续学习和思考。这一教学模式的转变，势必会让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实现用人单位、高校和学生的三方共赢。
（3）发挥政府职能，调控高校招生规模，创造条件以创业带动就业在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式”教育转变为“大众式”教育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9年开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实行了扩招政策，每年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张，这直接导致了毕业大军的激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指导高校的招生数量，对于一些面临饱和的专业应该指导高校减少招生规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才浪费。以我系会计专业为例，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会计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择业选择，所以我系会计专业的招生人数逐年在增加，然后毕业后的就业形势却不容客观，相较于企业管理和物流专业来说，会计专业的学生并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因此政府要做好宏观调控，对于就业不好的，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应该缩小招生规模或者停招，控制调配好招生人数和比例，做好市场调研，把高校的招生和就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自我创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政府也在积极倡导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的政策，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毕业生对创业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尤其是对于创业的扶持政策不清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毕业生创业的人数。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对创业的鼓励政策进行宣传和动员，高校也要在相应的课程中贯穿创业政策的讲解，让更多的学生有创业意识和愿望，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笔者在《理性捍卫大学：高等教育理论的责任》一文讨论高等教育理论与大学理性的关系中指出：大学经千百年的日臻完善和发展进化，从早期被动适应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经主动满足社会需要的阶段过渡，进入到了当今积极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需要的时期，已经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成熟的理性组织①。然而，大学的理性不仅源于高等教育本身是高度理性的社会活动这一内在规定性，而且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及大学活动及其规律的系统认识和把握。后者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获得的认识成果即高等教育理论，其价值在于建构大学的理性并指导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然而，由于实施高等教育活动既是大学存在的手段更是大学存在的目的，高等教育活动与大学的这样一种彼此依存不能割裂的关系，则决定了高等教育事业亦不能离开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其实，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以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索创新及其传播、应用以促进人类文明、服务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事业，从其创生起就是人类社会高度理智的结果，而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作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作为反映并标志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理智产物，高等教育理应居于所处时代之思想前端，自觉担负着社会价值文化引领建构的使命。由此决定了在任何时代相对于其他社会活动，高等教育都是一项最成熟的事业，即高等教育是一项自觉接受理论指导并不断自我完善的事业。 正是高等教育活动的理性特征使以实施高等教育活动为目的的大学，必须自觉于探索及自律于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办学治校，而这样一种对理论的高度自觉使大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这无疑也是经典意义的大学自诞生以来，虽然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许许多多的组织生生灭灭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演进，但依旧能以同样的组织名称坚守同样的组织属性、担负同样的组织职能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基于上述立场，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作如下概括：一项事业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她是否重视并自觉接受理论的指导，而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高度成熟的制度化的一项社会事业，自觉于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是其必然；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正是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使得探索和把握高等教育的规律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及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以准确掌握高等教育活动及大学办学治校活动中的全部规律。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从“”重创后的满目疮痍，发展至今高等教育数量规模和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均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果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观点，把这30年划分为“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标志的大改革、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标志的大发展、以注重本科教学质量为标志的大提高”三大阶段，不难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高等教育理论对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均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其实也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一种反映。 正因为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如此重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就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加以建设，并且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予以了世界罕见的重视以及人财物资源的投入。 亦是对高等教育发展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指导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担负起了组织、推动和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就在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高等教育决策咨询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有目共睹的贡献。 而自2001年起每年一届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的组织推动下，旨在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实际，发动全国乃至海外学者以及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共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以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变革，致力于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而举办的学术盛会。作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亲历者，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至少在以下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主题紧密结合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对引领和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如2001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分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国际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预测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004年在广东珠海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论坛，研讨了高校如何办出特色、发展人才个性、优化教育结构、走人才强国之路等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围绕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2006年在天津举办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论坛，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及2007年在辽宁沈阳举办的“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8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2011年将在重庆举办的“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等，无不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仅敏感地、准确地把握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高瞻远瞩地抓住了近1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超前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周远清会长倡导和推动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提出并引起政府高层和高教界高度重视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带来了我国对高等教育价值认识和观念的一个飞跃。笔者坚信“高等教育强国”观念一旦全民化并转化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意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将指日可待。因为，中国是最需要观念突破的国家。#p#分页标题#e# 2．“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组织及高等教育理论自身的责任意识，在倡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理论自觉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及大学组织自觉于遵循大学办学治校的规律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众所周知，大学作为担负实施高等教育使命和责任的组织，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追求和传播真理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是最需要坚持理性的组织，高等教育理论作为理性的产物其意义亦在引导大学自我完善以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成熟及引导大学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改革发展发挥了组织发动和思想引领的作用。 譬如，2002年在陕西杨凌举办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论坛，就“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途径和措施”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从而在“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之教育理念上寻求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突破以改变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问题，推动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实践；2003年在北京举办的“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论坛，对“教育创新的意义、教育创新与加强教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政策创新、高等学校的办学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讨论，使大学及其成员进一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创新必须依赖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指导；尤其是2010年在江苏南京举办的“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教育理念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关系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 笔者以为，就大学而言其内部办学治校的诸多积弊，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理念的偏失和大学理性的背离。如果指导大学办学治校的思想不正确，欲期待其自觉按大学应有规律所作所为则不成可能。 回归大学理性的大学之治，首赖于大学理念的端正。将这个结论放大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考察依然成立。教育思想是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如果高等教育需要改革、需要拯救，高等教育界存在的落后理念之痼疾必须先于革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若没有与之相吻合的教育理念创新，高等教育的现状就难以改变，更不要奢谈高等教育强国了。 3．“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作为我国云集海内外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教管理官员讨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峰会，不仅已成为每年数百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热烈讨论高等教育热点、重点问题的高水平交流平台，而且为我国发现和培养高等教育理论后备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为了巩固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保证高等教育理论界后继有人，自2003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每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增设了博士生论坛，为高等教育青年理论工作者打开了一个学术交流、研讨学问的窗口，紧随其后又在2004年的论坛上评选表彰了首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及导师。 这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高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进一步激励了青年学者有志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使高等教育理论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理论发展经验时指出，“理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是指导我们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完全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组织团结全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引领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发展以推动和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等方面，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而这就是我对“高等教育国际论坛”10年的最强烈的感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Abstract:Throughthemethodofstructuralquantitativeresearch,thisarticleevaluatesandanalyzestheliteraturesofhighereducationpublishedfrom1995～2005inChinafromtendimensionsincludingtitle,author,abstract,keywords,topic,choiceoftopic,terminology,methodology,conclusion,referenceandannotation.ThereisindicationthatthetheoreticallevelandacademicnormofChinesehighereducationresearchhasbeenimprovedalotduringthepast10years.
Keywords:highereducation;theorycontents;quantitativeresearch;researchdimension;descriptive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0.976、1、0.994、0.994、1、0.939、0.98、0.931、0.955、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2004年又上升到12%；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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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旭.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J].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3):44．46.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美育对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素质教育切入点的美育对特殊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提高残疾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审美和实践能力，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的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本篇论文将就高等特殊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进行现象考察、理性分析和策略研究，研究特殊审美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以促进特殊审美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一、教育研究
机构和地域调查自1987年我国成立第一所专门招收残疾大学生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已经基本成型，步入正轨。到目前为止，有近20所高校开设残疾人本科和大专专业，主要针对“三类基本残疾”，即视障、听障、肢障学生(近年来，还包括越来越多的轻微智障者)，每年招生名额达到千人。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形式目前大多是依附在普通高校下设的特殊教育学院，或是合作开设特殊中等职业学院和成人高等教育。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特殊教育学院目前只有一所，即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于2015年升为本科院校，现改名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集残疾人高等教育、特教师资培养、特教专业人才培养于一身。
作为影响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至关因素之一，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无疑是直接影响高等特殊院校专业教育和审美教育的重要因素。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1986年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以来，我国已有40余所高校设置了特殊教育培养的相关专业。而且，从办学层次来看，特殊教育拥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个学历层次的教育。但整体而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还不尽如人意，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提高空间。截至目前，特殊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数量有30余个，研究地域呈现出分布广，相对集中的特点。不过，从数据来看，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北京、江苏、浙江、辽宁等地是特殊教育研究较集中的地区。而且，除了国家项目外，这些省份和城市都为特殊教育研究设立了基金，这也反映出这些地区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
调查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专业设置是按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专业目录执行的，主要根据残疾人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适应性，以不同障碍类别的特点来设置不同专业。比如，肢体障碍的学生以医学、计算机、会计类的专业为主(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整，专业限制已经放宽)，视障学生的专业主要有针灸推拿、英语、音乐表演、社会工作、特殊教育学等。相对而言，招收听障学生的学院在专业设置的数量和范围上是最广的，包括了艺术设计和计算机应用两大类，可细分出美术学、服装工艺、摄影、动漫、园林、编辑等30多个专业方向通过表格可以看到，在为残疾大学生设立的所有专业学科中，艺术类专业拥有中流砥柱的地位。由于视障和听障学生主要依靠听觉和视觉来接受外界信息，因此听知觉和视知觉的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以音乐为主的听觉艺术审美教育和图像为主的视觉艺术审美教育正好契合这种特征。
高等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也是参照和依据普通高等教育，一般围绕专业知识技能教育、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三大领域展开，其中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处于核心位置。尤其是对于艺术专业的视障和听障学生来说，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实施美育的主要手段，同时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与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与艺术教育息息相关的审美教育理所应当应该成为这类高等特殊教育的重心之一。美育不能停滞在以往死记硬背、晦涩难懂的传统美学教学上，应该与知识技能课程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还要考虑到学生日后所从事的工作，让美育更加深入生活，更加具有实用性，这也是当前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活动中所要面临的艰巨挑战。
三、理论研究现状调查情况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对近30年公开发表的相关高等特殊教育研究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不仅能总结出理论研究的情况和特点，还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了解该领域学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显示，我国特殊教育研究所涉及前十位的学科包括了高等教育，其载文数量所占比重约为3.3％，排在第四位。检索从1989年到2016年间的所有来源期刊的论文时，剔出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论文后，以“高等特殊教育”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可以精确检索到352条，其中，期刊论文296篇，硕士论文16篇，博士论文两篇，会议论文四篇。
从来源数据库来看，占比重最大的是期刊论文，约为总量的84.1％。公开发表高等特殊教育主题论文的相关期刊有146种，«中国特殊教育»作为特殊教育领域的唯一核心期刊，收录了35篇相关论文，占总量的11.8％。对的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高校专业的研究人员占总量的88％，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他作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残联、特殊教育中心等残疾人服务机构。在文献类型中，理论研究的数量最多，实践类型的研究比重略次，调查研究排列第三。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有关高等特殊审美教育的研究都相当单薄。笔者在搜索结果中精确检索“审美教育”，结果只找到两篇论文，而且皆为十年前发表的研究。
也就是说，随着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大，特殊教育快速发展，不仅基础教育体系日渐成熟，而且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分布广泛，渐成体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变化趋势来看，期刊和硕士论文等高端成果逐年递增，而且还设立了不少部级和省部级的课题项目，甚至某些研究近年来成为是中国教育的热点。但是，目前，针对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教学实践活动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空白和不足之处。笔者也希望通过这些现状的调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尚困难、单薄的研究领域，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美育对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素质教育切入点的美育对特殊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提高残疾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审美和实践能力，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的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本篇论文将就高等特殊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进行现象考察、理性分析和策略研究，研究特殊审美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以促进特殊审美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一、教育研究机构和地域调查
自1987年我国成立第一所专门招收残疾大学生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已经基本成型，步入正轨。到目前为止，有近20所高校开设残疾人本科和大专专业，主要针对“三类基本残疾”，即视障、听障、肢障学生(近年来，还包括越来越多的轻微智障者)，每年招生名额达到千人。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形式目前大多是依附在普通高校下设的特殊教育学院，或是合作开设特殊中等职业学院和成人高等教育。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特殊教育学院目前只有一所，即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于2015年升为本科院校，现改名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集残疾人高等教育、特教师资培养、特教专业人才培养于一身。作为影响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至关因素之一，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无疑是直接影响高等特殊院校专业教育和审美教育的重要因素。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1986年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以来，我国已有40余所高校设置了特殊教育培养的相关专业。而且，从办学层次来看，特殊教育拥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个学历层次的教育。但整体而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还不尽如人意，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提高空间。截至目前，特殊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数量有30余个，研究地域呈现出分布广，相对集中的特点。不过，从数据来看，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北京、江苏、浙江、辽宁等地是特殊教育研究较集中的地区。而且，除了国家项目外，这些省份和城市都为特殊教育研究设立了基金，这也反映出这些地区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调查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专业设置是按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专业目录执行的，主要根据残疾人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适应性，以不同障碍类别的特点来设置不同专业。比如，肢体障碍的学生以医学、计算机、会计类的专业为主(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整，专业限制已经放宽)，视障学生的专业主要有针灸推拿、英语、音乐表演、社会工作、特殊教育学等。相对而言，招收听障学生的学院在专业设置的数量和范围上是最广的，包括了艺术设计和计算机应用两大类，可细分出美术学、服装工艺、摄影、动漫、园林、编辑等30多个专业方向。通过表格可以看到，在为残疾大学生设立的所有专业学科中，艺术类专业拥有中流砥柱的地位。由于视障和听障学生主要依靠听觉和视觉来接受外界信息，因此听知觉和视知觉的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以音乐为主的听觉艺术审美教育和图像为主的视觉艺术审美教育正好契合这种特征。高等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也是参照和依据普通高等教育，一般围绕专业知识技能教育、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三大领域展开，其中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处于核心位置。尤其是对于艺术专业的视障和听障学生来说，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实施美育的主要手段，同时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与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与艺术教育息息相关的审美教育理所应当应该成为这类高等特殊教育的重心之一。美育不能停滞在以往死记硬背、晦涩难懂的传统美学教学上，应该与知识技能课程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还要考虑到学生日后所从事的工作，让美育更加深入生活，更加具有实用性，这也是当前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活动中所要面临的艰巨挑战。
三、理论研究现状调查情况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对近30年公开发表的相关高等特殊教育研究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不仅能总结出理论研究的情况和特点，还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了解该领域学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显示，我国特殊教育研究所涉及前十位的学科包括了高等教育，其载文数量所占比重约为3．3%，排在第四位。检索从1989年到2016年间的所有来源期刊的论文时，剔出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论文后，以“高等特殊教育”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可以精确检索到352条，其中，期刊论文296篇，硕士论文16篇，博士论文两篇，会议论文四篇。从来源数据库来看，占比重最大的是期刊论文，约为总量的84．1%。公开发表高等特殊教育主题论文的相关期刊有146种，《中国特殊教育》作为特殊教育领域的唯一核心期刊，收录了35篇相关论文，占总量的11．8%。对的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高校专业的研究人员占总量的88%，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他作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残联、特殊教育中心等残疾人服务机构。在文献类型中，理论研究的数量最多，实践类型的研究比重略次，调查研究排列第三。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有关高等特殊审美教育的研究都相当单薄。笔者在搜索结果中精确检索“审美教育”，结果只找到两篇论文，而且皆为十年前发表的研究。也就是说，随着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大，特殊教育快速发展，不仅基础教育体系日渐成熟，而且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分布广泛，渐成体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变化趋势来看，期刊和硕士论文等高端成果逐年递增，而且还设立了不少部级和省部级的课题项目，甚至某些研究近年来成为是中国教育的热点。但是，目前，针对高等特殊教育中审美教育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教学实践活动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空白和不足之处。笔者也希望通过这些现状的调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尚困难、单薄的研究领域，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话语、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实践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不论这种过度解读出于何种原因，是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的盲从，我们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这对于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对马丁·特罗的理论，过度突出其中大众高等教育说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取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趋势
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概念。70年代，特罗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连续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特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成长率，即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第二为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第三为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称精英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高等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受出身、天赋等条件的制约。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5％-50％时，称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此时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等教育机会逐渐成为那些具备某种正式资格者的权利。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 50％时，就进入普遍高等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特罗认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将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此后，特罗发表了《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大众高等教育与普遍进入问题。
对于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的中国，关注特罗理论中大众高等教育说有其合理性。但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甚至将特罗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父”，却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实际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时的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此后，特罗教授对其“三阶段论”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已经基本停滞，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支撑高等教育普遍进入的是终身学习的兴起和大量成年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于是在《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中，他明显地以网络社会和终身学习为背景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以看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并没有局限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与普遍高等教育阶段的关系，以使自己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教育现实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
由于这种过度解读，特罗的学说就从实证性研究被解读为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通过一套经验的东西追求一个理论的验证，而且不是通过价值预设的。而规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东西去构造概念，已经有了价值选择。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说，着眼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客观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程作出猜测和预期。这主要是一项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一学说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在将客观描述解读为规范性预期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目标。
二、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其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话语统摄地位。人们透过特罗的理论，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整合为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历史演化、发展前景和终极目标的总体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发展模式，即精英—大众—普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隐含着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实际上它也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并由此构筑起“教育领域典型的大叙事”（孙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目前并没有某个理论处于这样的话语主导地位。
20世纪构成高等教育发展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是两种高等教育论，即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秉持知识论的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钻研知识、追求“不受价值影响”的真理作为目的，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谓大众化只会把不合格的、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带进大学；强调政治论的人则注重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社会民主与平等、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张高等教育应当走出“象牙塔”，从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开启大门。它推动了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演进。虽然二战以后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占据优势，但“法国、地中海各国和拉美等国高等教育坚持第一种方向”，延续着以知识论为基础的精英教育传统。即使像美国这样大力推广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许多名校和学者的选择。
对于二战以后出现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学学者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其有关考察与思索、分析与阐释主要形成两种理论阐释：一种是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一种是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说及资质过度(Over Qualification)说认为，在任何国家，工作职位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实际资质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法律规定或曰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高于职位任职资质要求而形成现实配置，属于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它与教育不足或资质不足一样，都是配置错位。有高等教育扩张，就有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就越严重。教育过度往往导致多种负面效应，如教育回报降低、资质利用不足或就业不足、挤占低技术工作岗位、知识浪费等等。所以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扩张，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以马丁·特罗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遍”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学说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属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种描述性原则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扩张，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扩张态势。“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则把特罗教授的贡献看成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因为量的划分标准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知识论的精英教育观，还是基于某种规定性原则提出的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说，一直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对立面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些对立观点的争论不断校正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构成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局限于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这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撼，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这种过度解读由于略掉了理论的对立面，客观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种声音的大众化语境：似乎谈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即使是指陈时弊，也只能在大众化大背景下给出自己的话语。这样的大众化语境也将我们自己紧紧地绑缚在大众化单一坐标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已经跨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样的表述泛滥于学术和主流媒体，却不知这是典型的过度解读的结果，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对理论对立面的选择性漠视，或许是理论界的疏忽，或许是我们已经择定了高等教育扩张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论上过度解读与选择性漠视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得到“教训”。如某些精英型大学出于现实的利益权衡也加入到扩招的行列，导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大众型大学定位不明，与精英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把大众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学校出于利益动机不顾现实条件，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下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会急儒的人才存在严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即使就业，起薪标准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将大众化与产业化等同起来，认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当遵循办产业的思路，从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入歧途，甚至无节制地扩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高校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跑步进入“大众化”已经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矛盾，延迟了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评价、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紧迫改革。因此，即使对大众化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三、对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过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背景
教育大众化是伴随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潮流。近代史上，欧洲教育曾长期存在双轨制，一轨是为了将下层劳动者子女培训成职业技术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系统，自下而上是小学—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一轨是由古代贵族学校演化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学校系统，自上而下为大学—中学（中学预科班）—小学，其培养目标是学术性的，其实是精英教育。两个体系各自封闭，互不相通，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大众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一词17世纪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大众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发展阶段中与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实现教育公平、反对教育歧视的斗争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历经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双轨制逐渐向单一学制靠拢，精英教育增加科学知识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原来作为上层特权的、面向大学教育的普通中学开始对普通大众开放（亦即大众化），大众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在欧美各国的推行以及义务教育年限从初等教育延长到中学，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常态。
“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众化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尽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传统的人予以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特罗的理论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概括和提炼，其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与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内在的联系。从概念的演进来说，在特罗教授提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之前，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存在于教育领域之中。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产生的最初形式。当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更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无数次改革的结果，以及教育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是几百年的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学观念转变，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特罗的理论带有西方教育传统的浓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条，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就不能确认其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们在引介、借鉴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却略去了其历史基础、制度文化和理论背景，试图将这一理论“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国高等教育上。T.S库恩认为范式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是一种‘看的方式’”，“一种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过度解读已经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实际上框定了一定时期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同时也成为关注与从事高教事业的人们的某种科学信念和价值标准。其实，在西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大众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现实，也是充满问题和争议的现实。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高度重视和激烈争议。“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属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们看来，从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集资方式上“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例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绵亘千年的“科举情结”，也有崇仁义、尚礼智、倡道德、重责任的教育道统；既有重视“风节”、“体道”、自省、和谐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它们都从深层国民心理上影响着大众化的进程；我们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必须完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现代化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学校分类、学校改革，政府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学门槛较低，但高等教育毕业率低，而在中国入学率和毕业率几乎相同，进入高等教育后学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们的入学率指标与欧美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认，特罗的大众化命题与原则之中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整体而言，其所欲解决的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需要补充的是，对理论的过度解读不同于对理论的发展。后者关注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突破与时代和现实变化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由此带来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过度解读则是任意引申、演绎文本本身，为已经设定的目标或价值找到理论的文本教条，只能带来对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觉和现实理性基础上对特罗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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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tin Trow,Elite and Mass Higher Education:American Models and European Realities.Contribution to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Processes and Structures,June 12—16,1978,Dalaro,Sweden.
[5]房剑森。高等教育发展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张少雄。西方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与我们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
[作者简介]房咏梅（1970- ），女，山东汶上人，通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吉林 通化 134002）周丹（1988- ），女，吉林通化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056-02
“硬性灌输”指采用有形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特定的内容传授给教育对象。主要包括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教育形式，其在高校中表现为各高校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传授的教学形式。“软性灌输”指采用无形的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灌输的内容融入一定的载体之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软性灌输”贯彻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原则、民主原则、层次原则、激励原则等重要原则，是上述诸原则综合运用的一种理论成果。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落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等问题，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的作用。
一、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助于“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它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最直接的方式。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活动载体之一，能较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化”，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只能在将受教育者个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道德生活的直接经验与社会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智慧相结合的形式中才能取得，所以需要有一种媒介将两者联系起来，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两者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生动、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使受教育者能够直接感知它，并将对教育内容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又在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产生直接经验，能够更好地将教育内容内化，极大地感染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因此，为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我们提倡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让受教育者知道了“硬性灌输”教育方法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让受教育者在知其然的同时又知其所以然，使受教育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首先，高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其次，教育者要及时将受教育者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将这些经验与书本中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行比较，让受教育者在比较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参加社区服务可以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社会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高校应坚持理论学习，同时与各种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开展“科技、文化、教育”下基层、进社区活动，让学生到基层接受锻炼、增长才干、坚定信仰，让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入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作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之一，有利于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主人翁应有的权利。同时，它也间接地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改变原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抽象的问题。
二、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校风、教风、学风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内在教育导向和潜移默化的功能，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载体。因此，在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方面，我们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从而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载体相结合的具体措施之一，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建筑景观、校园绿化和美化、场馆布置、文体设施、教育教学设施等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让受教育者随时随地接受现阶段国家正在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校还可以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对校园建筑、公共设施、主要道路、办公场所等进行全方位的设计，赋予物质环境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充分发挥它们导向、凝聚、激励、协调等教育作用。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它主要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治学态度、道德观、价值观、校风等。社会转型期，当代大学生往往处于反抗与屈从、自负与自卑、自信与气馁等困惑和矛盾之中。通过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入受教育者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让受教育者在学习和工作中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并让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更加细化地渗透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校园精神文化载体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起到巨大的作用。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制度文化载体相结合。在高校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制度载体相结合，可以防止“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再次落入思想政治教育重制度轻育人的误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可以使校园制度更加合理化、人性化，使校园制度发挥其本来应该具有的育人功能，这也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发挥育人作用奠定了基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师生道德行为规范、校园管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奖惩制度和社团活动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促进学生养成文明举止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长期存在。
三、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学生社区载体相结合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与学生社区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社区载体对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积极作用，让学生在学生公寓和学生社团的各种活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的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公寓。首先，在学生公寓内设置党团的工作点，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发挥党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在各公寓中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使其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重要载体；再次，通过创建文明宿舍、宿舍文化建设竞赛、公寓板报、宣传橱窗，开展遵守公寓规定、诚实守信等活动，让大学生时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素质。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学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场所，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进学生公寓，更有利于促进“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社团。丰富的社团活动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它不仅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还可以反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极佳渠道。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不断强化学生社团干部的学习和培训，配备专任指导教师对社团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和管理相结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载体相结合
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上，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体载体相结合，正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时效性强的特点。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电波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其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采用广播电视这样形象化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弥补了过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僵化、时效性不强、内容传送滞后等方面的不足，为广大的学生更快捷、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因此，高校应积极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高校中得以实施。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媒介。充分发挥平面媒体的作用，使“硬性灌输”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软性灌输”教育方法的帮助下，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得到传播和弘扬。因此，我们提倡在高校中要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做到从无形中推动“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媒体。提倡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缺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媒体相结合这个重要的措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领域，实质上就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助推器，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网络领域中，高校通过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得到拓展，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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